“百人工程”学者谈：深化改革与转型发展
编者按
2013年12月27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北京市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梦·深化改革与转型发展——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主题进行理论学习和深入探讨，体现了首都社会科学界和“百人工程”学者高度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8位“百人工程”学者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北京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为培养造就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中青年社科理论拔尖人才而实施的人才培养计划。自1995年启动以来，积极培养首都中青年社科理论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业已成为首都社科理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品牌，在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社科理论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起，联合部分在京高校主办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历届的积淀已经具有较大影响力。
从政治文明角度解读中国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程美东教授）
政治文化主要指政治情感、政治认知、政治价值观等有关政治运行内在层次的问题。任何时空范围内，对于特定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选择是否具有生命力最终决定于其是否符合所在时空内的政治文化的要求。任何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科学性与否最终都取决于其内容是否符合特定的政治文化的要求。中国梦是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提出的重要的政治理念，它对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必然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如何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中国梦？
第一，超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理解上的差异，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保持持续的活力注入了新鲜的政治资源。30多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有关意识形态认识上的差异是不可能简单消除的，最好的办法是超越。中国梦既内在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力，又给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符合中国习惯、心理的、无限宽广的外在形式。中国梦对于中国人凝聚共识、消除各种认识差异无疑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
第二，这是增强中国政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掌握政治话语主导权的有力尝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互联网、手机时代的到来，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社会舆论的丰富性，利益群体的重新组合，社会环境的不断开放等新情况的出现，使得党和政府的话语主导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削弱。面对这种情况，简单地通过行政方式来扩大话语权是不行的，必须要通过话语体系本身的转换才能获得成功。中国梦作为一种政治语汇空前地获得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认可，就充分地说明了其在政治话语主导权方面获得了成功。
第三，凸显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驱动、基本轨迹和走向，为现实和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走向提供了历史文化资鉴。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是在西方的挑战中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激励中国人走出这崎岖不平、九曲回肠道路的是民族复兴的愿望，是基于中国梦的不懈追求。所以，运用中国梦可以把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脉络打通，可以将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过进步作用的各种思潮、流派、人物的共性凸显出来，这对于我们当下和谐社会建设、未来中国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资鉴作用。
第四，反映了当前中国人整体对于民族文化越来越强烈的自我认同的情感和愿望，中国梦从政治设计上适时地回应了这种情感和愿望。近代中国在屡战屡败、积贫积弱的中外对比中，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卑情结。20世纪以来，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化魅力凸显。中国道路得到人们文化的认同，中国精神得到了激发。打出这张关键牌，就可以使中国共产党在未来获得政治组织力，更增强了党的群众基础。任何政治理论、政治实践如果不懂得尊重民众文化上的自我认同的情感和愿望，那么它就一定会失去民心，政治秩序和效率必然会受到根本的动摇。
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杨德山教授）
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涉及 16 个方面的改革、60 个大的问题、306 个小的问题，基本上每一句话都涉及到许多人的命运。加强党对深化改革的全面领导，党在改革当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次我们党对功能定位有了一个重新认识。在社会矛盾当中，党不能成为矛盾的一方，更不能成为矛盾的焦点，而应该驾驭矛盾，统领全局，协调各方。改革当中有冲在前面的，有落在后面的，要找到一个契合点。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人民的成熟程度结合在一起。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怎样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这才是把三者抓起来的总开关。“三型方向”：“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这个问题实际讲的是全党的集中统一，集中统一就有一个机构，你怎么领导？就是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它的任务、目标就是要总体设计、总揽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它强调了各级党委对改革的领导责任，尤其强调了领导班子的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话，发扬钉钉子的精神，抓铁留痕、踏石有印。我认为，他的讲话中有五个重要的方面，理想、信念、信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改革开放；第三个方面是群众路线；第四个方面是反腐败；第五个方面是真抓实干。
在全党的集中统一上：一是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上来，二是中央层面的领导机制调整，三是各级党委的领导责任，四是领导班子的能力建设，五是基层组织的目标要求。在组织保证与人才支撑上：一是改进选人用人机制，二是改革干部选任工作，三是完善干部和公务员制度，四是健全聚才用才机制。关键还要调动人民群众改革的积极性，要在改革中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的力量，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和创新。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调整对外金融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教授）
《决定》对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了全面部署，同时在金融领域改革，也做了一些阐述。我们看到，这次主要是内外改革开放协调推进，而且基于现实，对外开放要先于国内改革。大家知道如果规划改革，一般是用描绘蓝图的方式，这样才能增强改革的吸引力。但改革的落实，主要是基于现实条件，也就是问题导向。
从 2004 年 ～ 2012 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与收益表看，中国是以倒贴的方式输出国际储蓄，反映我们对外开放严重的低效率，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究其原因 ：一是国际的规则体系 ；二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中国将来对外金融政策怎么调整呢？首先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其次要看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我们有 5.17 万亿元的资产，却有 3.44 万亿元的负债。这可以反映中国过去在对外开放模式中是债权国， 截至2012 年底， 1.74 万亿元的净债权是贸易顺差，是多出口、少进口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出口导向战略，重要的支撑因素就是对出口的优惠或者补贴。中国汇率的低估遏制了中国出口的升级。在人民币升值，特别是当前情况下，升值反而促进出口。我们对外负债里面，有 2.16 万亿元是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外资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模式，为了吸引外资，我们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这使得我们利用外资的成本高企，外国人在中国有了更多赚钱的机会。中国过去的对外开放模式以出口和利用资本为主，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开放效益低下的问题。还有一点，3.39 万亿元的外汇储备占到中国海外资产的 2/3 左右，这部分资产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国际储蓄，就是顺差；另一部分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是所有负债里面成本最高的。所有资产里面收益最低的是外汇储备。高成本的负债与低收益的资产进行匹配，这样肯定亏损，严重的低效益。为什么中国外汇资产都由政府来持有呢？反映了外汇管理体制宽进严出的问题。资本进来，可以，但你要说中国企业、个人要想拿外汇，政府对你限制很多，最后都集中到国家手里。基于这样一个现状，我们要建立新的开放型经济体制，要走出去、引进来同时进行。第一，汇率要市场化。第二，资本管制要取消，让企业、个人、机构成为海外资产的持有主体。
中国对外输出的储蓄是以倒贴的方式，谁来承担这部分成本呢？最初可能是政府央行，或者说我们的商业银行，但是通过外汇储备这个货币化的方式转嫁到实体经济，即由储蓄者、借款人承担了。这造成中国作为高储蓄的国家，在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度排世界第一的情况下，中国利率和利差的高企。我一直在呼吁，如果我们不进行对外开放模式的调整，单独推进利率市场化，那中国利率和利差就会越来越高。我们首先被外国资本剪一道羊毛，再被中国银行剪一道羊毛，那中国实体经济将无法获得发展的空间。
文化中国：文化强国的价值坐标（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杨生平）
为什么我们提出文化强国？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当中首次提出文化强国的概念，十八大再次提出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究竟如何理解文化强国？文化强国应该是什么模式？
最关键的问题是弄清文化中国的基本含义。当前中国很重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发展到一定阶段，现在表明的是政治问题，所以公平正义是目前人们非常重视的热点话题。但在这些问题进一步解决的过程中，未来中国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文化问题。西方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洛斯曾经讲过，所有经济学家必须承认，像意识形态这样的东西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或者说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美籍日本人提出历史终结论，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许70%取决于物质驱动，但至少有20%取决于价值驱动、精神驱动，或者说没有精神，这个国家的经济绝对发展不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一位教授针对这个问题提得更明白，文化是软实力。我们讲，文化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文化表现为价值观的时候，它是吸引力、魅力、软实力；当文化变成经济产业，它便成为硬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重要的指向应该是靠文化来驱动。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一个概念，靠文化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能不能用一个感性的符号来表达？也许可以称为文化中国。文化中国的基本含义就是中国人利用文化、创造文化来表现自己的行为和发展自身的一种感性形象。
文化中国应该有三种图式。第一是理论图式，第二是知识图式，第三是意义图式。当经济发展以后，第二个问题便马上出现，即人的精神问题、人的价值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有人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取得了发展，但我们的精神严重失落，信仰严重缺失。我认为，这个观点也不能完全赞同，谈到精神、信念，当然就谈到理想。如果说3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还没有让相当多的人找到中国真正的社会理想是什么，我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共同的社会理想。但是，作为老百姓，我们更加关心个人理想，更加关心人格理想，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理想的确有缺失。而中国传统文化相当多的理论可以弥补这个问题的一些损失。所以，杜维明等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意义中国”。我们跟他最大的差别是，意义中国建立的前提，必须在科学理论指导之下。文化中国应该是三个图式：理论、知识和意义。
当前中国政治建设完全靠政治意识形态建设，当然很重要，但是要想做好社会的全方位稳定，不发挥文化资源绝对不行。一种政治理论要想真正落地，被这个民族的老百姓认可，必须跟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融合。“中国梦”激发的是百年渴望，但它更是千年回响。百年渴望不用解释，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怎么追求富强的。但是“中国梦”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礼记》中的这个思想，能不能独老其老、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如何加强文化中国的建设？第一，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即建立科学的制度保障。第二，一定要注意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第三，要加强文化创新，特别是营造意义的氛围。
法治思维与法治国家建设（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教授）
法治中国是中国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法治中国不仅仅涉及中国人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治理规则的选择，而且还涉及国家发展及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因此，它是结合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种综合性的制度和价值体系。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在党的文件和国家方针政策当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但如果不更换思维，没有一个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法治中国就可能停留在一个空洞的口号上，或者停留在非常表面的具体制度程序层面上。因此，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的一个核心内涵，也是它的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法治思维的提出，特别是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提出，要求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在建立法治中国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建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在于治理公权力的运行，很多学者谈到法治主要是治官的，而不是治民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的关键所在，即把公权力纳入制度的框架。当前一个突破口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我们的法治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执行。从中央的一些提法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法治中国已经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提出来了。同时，还提出了法治中国建设离不开根本价值观的改变和思维方式的更新，也就是法治思维的建立。
法治思维和法治中国，是人类社会通过艰苦探索后找到的一个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和归宿，它和以往的人治、政策之治、运动之治有天壤之别。法治思维要解决的是合法性的问题，它包含目的合法性、权限合法性、内容合法性、手段合法性、程序合法性。法治思维的基本精神是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公权民授，破除特权；尊重人权，保障权利；公平正义，公道处事 ；遵循程序，民主公开；尊重司法，善用司法；理性规范，和谐文明。
理顺教育治理体系，推进教育综合化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蔡永红教授）
《决定》明确提出，要把国家的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我们推进以及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而教育领域深化改革的关键就是从教育的管理转向教育的治理。那么如何建立适应教育系统的治理体系，以使教育真正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民族的崛起及国家文化形象的树立而发挥作用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教育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面对经济的转型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需求，我国的教育在诸多方面表现得难以适应国家发展的需求。
《决定》指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一方面要求政府对待教育的问题，要转变思想，将教育行政和教育管理的模式转变为教育治理，提高各级政府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治理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合理规划和制定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权力下放时，权力的使用需要有合理的治理结构才能保证权力的运行，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效果。所谓治理就是指我们对他人行动的可能范围进行一个构建，建立一个治理结构就是要建立由共同目标所支持的规则体系来对人的行为的可能范围进行建构。这种建构既包括激励，也包括制约。在这样的治理体系里，至少包含了三种制度要求，即：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以及文化—认知要素。我们目前的管理模式有两种，一种是行政管理，一种是企业管理。这两种模式对于教育来说，对于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来说，都不太适合。新制度主义认为，治理系统是通过共识所产生的机制，通过合法的等级性权威或者通过非法的强制性手段，支持某一系列的行动者对另一系列的行动者进行常规的控制，发挥约束和使能的双重作用。教育治理体系是协调教育系统中的学校及与其相关的各组织、各利益主体间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学校外部治理体系和学校内部治理体系。教育治理体系主要涉及政府与学校，以及学校内部成员，包括校长、教师、学生等关系。
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第一，教育的不公平；第二，教育的内容脱离生产和生活实际；第三，教育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第四，人才的招生选拔方式过于单一；第五，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以及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不顺。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进一步明确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强调以德树人，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有社会责任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二是大力促进教育的公平。保证教育经费充足的提供，最大限度地促进教育公平，建立教育标准，加强教育的国家督导，监控教育质量。三是在人才招生选拔制度上作出重大改革，使招生和考试分离，实行考试的多次化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四是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发挥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首先要完善学校的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中介组织开展教育质量的评估和监测。此外，政府要促进私立教育的发展、民办教育的发展。
从创新驱动到驱动创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王永贵教授）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间科技竞争成败的重要标志。我国要从产业链的低端走向产业链的高端，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关键在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真正实现“创新驱动”。为此，首当其冲的关键是理解和管理创新框架。其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5个着力点：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着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着力扩大科技开放合作。随着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我们需要适时从创新驱动向驱动创新转变。其中，创新驱动强调被动地去实现某个创新，是为了这个既定创新而采取行动；驱动创新则强调的是主动地驱动创新，是为了既定的目标而选择创新、然后去实现创新，是更为有效的创新方式。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更新观念，创新不仅仅是研发投入，不应该是封闭式的，而应该是开放式的，不能仅仅依赖企业个体，而应该是协同创新的概念。
从操作的层面上，在创新驱动到驱动创新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做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驱动市场为中心，以企业家精神和协同创新为两个基本点。以驱动市场为中心，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营销战略方面，突出从市场驱动战略向驱动市场战略的转变；二是市场导向方面，强调从反应型市场导向向先动型市场导向转变。
另外一个基本点，就是协同创新。按照最新的服务主导逻辑理论，价值是由企业与顾客共同创造的，也可以是由顾客独立创造的。也就是说，顾客独立创新或顾客参与创新，利益相关者协同创新，基于网络进行跨产业、跨国界的协同创新。概括而言，在未来的创新驱动型社会中，从创新驱动到驱动创新，就是要先动性地让顾客先动起来，创造地去挖掘和引导顾客偏好和市场需求，任何创新都要经得起市场的检验，市场始终是创新的起点和重点。
全局思维与社会保障制度创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朱俊生教授）
对于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曾有非常多的争议。其中有两种观点影响甚远：一是中国模式论，认为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在于中国模式，其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不同于西方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二是改革失败论，认为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是失败的，当前的种种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30多年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是错的。上述两种观点表面对立，但本质相同，即都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都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也就意味着，政府的高度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是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重要原因。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避免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所阻碍，必须坚持全局思维：第一，坚持市场化改革。第二，减少政府控制和干预。第三，是实现法治。
在社会保障领域，我们同样要坚持全局思维，超越观念之争、部门之争和利益之争，即限制权力、权力制衡与权力知止。要还原真实的公权力，即公权力都是理性经济人，拥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原始动机，也都部分地怀有为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力的动机。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快速扩大，其发展动力主要是行政的强力推动与财政补贴撬动需求。但这种数量扩张模式带来至少两个质量问题：第一，对参保人的服务质量有待提升。制约质量提升的体制与机制因素主要是纵向分权和横向分权双重不足。第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有待提升。高费率与高费基已经成为企业成本增加的重要因素。同时，高缴费负担也降低了个人的缴费能力，直接导致了大量断保。
因此，必须进行体制与机制创新。要实现纵向分权，即责任主体逐渐下沉，不断松绑。同时，要实现横向分权，先体制内分权，再向体制外分权，先管办分开，再向市场和社会开放竞争。另外，要降低社会保障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副作用。为了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评估其经济适应性，研究宏观层面的适度水平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社会保险负担。要在政府责任回归的基础上有效降低社保费率，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增加经济自由与活力。
对于社会保障，我们不仅要在既有的规则之下选择，更需要思考规则本身的选择。我们要像巴斯夏那样，认真探究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即需要做这样的选择：是追求当下的好处，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坏处，还是宁愿冒当下小小不幸，追求未来的较大收益。我们认为，自由才是最大的福利。经济自由、有限政府、法治民主是经济繁荣的核心秘诀，因而才是福利的根本保证。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将更多的财富留在企业、留在民间、留给个人，让公众“把自己的钱花在自己身上”，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最基本的保障。同时，鼓励公众“把自己的钱花在别人身上”，通过慈善等方式将人性中有限的慷慨发挥到极致。同时，要审慎发展“把别人的钱花在别人身上”的强制性社会保险，并通过法治杜绝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把别人的钱花在自己身上”的现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宣传部供稿）
[责任编辑：于 洋]
2013年12月27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北京市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梦·深化改革与转型发展——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主题进行理论学习和深入探讨，体现了首都社会科学界和“百人工程”学者高度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8位“百人工程”学者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北京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为培养造就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中青年社科理论拔尖人才而实施的人才培养计划。自1995年启动以来，积极培养首都中青年社科理论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业已成为首都社科理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品牌，在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社科理论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起，联合部分在京高校主办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历届的积淀已经具有较大影响力。
从政治文明角度解读中国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程美东教授）
政治文化主要指政治情感、政治认知、政治价值观等有关政治运行内在层次的问题。任何时空范围内，对于特定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选择是否具有生命力最终决定于其是否符合所在时空内的政治文化的要求。任何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科学性与否最终都取决于其内容是否符合特定的政治文化的要求。中国梦是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提出的重要的政治理念，它对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必然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如何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中国梦？
第一，超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理解上的差异，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保持持续的活力注入了新鲜的政治资源。30多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有关意识形态认识上的差异是不可能简单消除的，最好的办法是超越。中国梦既内在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力，又给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符合中国习惯、心理的、无限宽广的外在形式。中国梦对于中国人凝聚共识、消除各种认识差异无疑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
第二，这是增强中国政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掌握政治话语主导权的有力尝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互联网、手机时代的到来，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社会舆论的丰富性，利益群体的重新组合，社会环境的不断开放等新情况的出现，使得党和政府的话语主导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削弱。面对这种情况，简单地通过行政方式来扩大话语权是不行的，必须要通过话语体系本身的转换才能获得成功。中国梦作为一种政治语汇空前地获得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认可，就充分地说明了其在政治话语主导权方面获得了成功。
第三，凸显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驱动、基本轨迹和走向，为现实和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走向提供了历史文化资鉴。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是在西方的挑战中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激励中国人走出这崎岖不平、九曲回肠道路的是民族复兴的愿望，是基于中国梦的不懈追求。所以，运用中国梦可以把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脉络打通，可以将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过进步作用的各种思潮、流派、人物的共性凸显出来，这对于我们当下和谐社会建设、未来中国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资鉴作用。
第四，反映了当前中国人整体对于民族文化越来越强烈的自我认同的情感和愿望，中国梦从政治设计上适时地回应了这种情感和愿望。近代中国在屡战屡败、积贫积弱的中外对比中，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卑情结。20世纪以来，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化魅力凸显。中国道路得到人们文化的认同，中国精神得到了激发。打出这张关键牌，就可以使中国共产党在未来获得政治组织力，更增强了党的群众基础。任何政治理论、政治实践如果不懂得尊重民众文化上的自我认同的情感和愿望，那么它就一定会失去民心，政治秩序和效率必然会受到根本的动摇。
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杨德山教授）
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涉及 16 个方面的改革、60 个大的问题、306 个小的问题，基本上每一句话都涉及到许多人的命运。加强党对深化改革的全面领导，党在改革当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次我们党对功能定位有了一个重新认识。在社会矛盾当中，党不能成为矛盾的一方，更不能成为矛盾的焦点，而应该驾驭矛盾，统领全局，协调各方。改革当中有冲在前面的，有落在后面的，要找到一个契合点。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人民的成熟程度结合在一起。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怎样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这才是把三者抓起来的总开关。“三型方向”：“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这个问题实际讲的是全党的集中统一，集中统一就有一个机构，你怎么领导？就是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它的任务、目标就是要总体设计、总揽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它强调了各级党委对改革的领导责任，尤其强调了领导班子的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话，发扬钉钉子的精神，抓铁留痕、踏石有印。我认为，他的讲话中有五个重要的方面，理想、信念、信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改革开放；第三个方面是群众路线；第四个方面是反腐败；第五个方面是真抓实干。
在全党的集中统一上：一是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上来，二是中央层面的领导机制调整，三是各级党委的领导责任，四是领导班子的能力建设，五是基层组织的目标要求。在组织保证与人才支撑上：一是改进选人用人机制，二是改革干部选任工作，三是完善干部和公务员制度，四是健全聚才用才机制。关键还要调动人民群众改革的积极性，要在改革中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的力量，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和创新。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调整对外金融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教授）
《决定》对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了全面部署，同时在金融领域改革，也做了一些阐述。我们看到，这次主要是内外改革开放协调推进，而且基于现实，对外开放要先于国内改革。大家知道如果规划改革，一般是用描绘蓝图的方式，这样才能增强改革的吸引力。但改革的落实，主要是基于现实条件，也就是问题导向。
从 2004 年 ～ 2012 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与收益表看，中国是以倒贴的方式输出国际储蓄，反映我们对外开放严重的低效率，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究其原因 ：一是国际的规则体系 ；二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中国将来对外金融政策怎么调整呢？首先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其次要看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我们有 5.17 万亿元的资产，却有 3.44 万亿元的负债。这可以反映中国过去在对外开放模式中是债权国， 截至2012 年底， 1.74 万亿元的净债权是贸易顺差，是多出口、少进口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出口导向战略，重要的支撑因素就是对出口的优惠或者补贴。中国汇率的低估遏制了中国出口的升级。在人民币升值，特别是当前情况下，升值反而促进出口。我们对外负债里面，有 2.16 万亿元是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外资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模式，为了吸引外资，我们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这使得我们利用外资的成本高企，外国人在中国有了更多赚钱的机会。中国过去的对外开放模式以出口和利用资本为主，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开放效益低下的问题。还有一点，3.39 万亿元的外汇储备占到中国海外资产的 2/3 左右，这部分资产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国际储蓄，就是顺差；另一部分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是所有负债里面成本最高的。所有资产里面收益最低的是外汇储备。高成本的负债与低收益的资产进行匹配，这样肯定亏损，严重的低效益。为什么中国外汇资产都由政府来持有呢？反映了外汇管理体制宽进严出的问题。资本进来，可以，但你要说中国企业、个人要想拿外汇，政府对你限制很多，最后都集中到国家手里。基于这样一个现状，我们要建立新的开放型经济体制，要走出去、引进来同时进行。第一，汇率要市场化。第二，资本管制要取消，让企业、个人、机构成为海外资产的持有主体。
中国对外输出的储蓄是以倒贴的方式，谁来承担这部分成本呢？最初可能是政府央行，或者说我们的商业银行，但是通过外汇储备这个货币化的方式转嫁到实体经济，即由储蓄者、借款人承担了。这造成中国作为高储蓄的国家，在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度排世界第一的情况下，中国利率和利差的高企。我一直在呼吁，如果我们不进行对外开放模式的调整，单独推进利率市场化，那中国利率和利差就会越来越高。我们首先被外国资本剪一道羊毛，再被中国银行剪一道羊毛，那中国实体经济将无法获得发展的空间。
文化中国：文化强国的价值坐标（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杨生平）
为什么我们提出文化强国？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当中首次提出文化强国的概念，十八大再次提出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究竟如何理解文化强国？文化强国应该是什么模式？
最关键的问题是弄清文化中国的基本含义。当前中国很重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发展到一定阶段，现在表明的是政治问题，所以公平正义是目前人们非常重视的热点话题。但在这些问题进一步解决的过程中，未来中国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文化问题。西方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洛斯曾经讲过，所有经济学家必须承认，像意识形态这样的东西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或者说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美籍日本人提出历史终结论，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许70%取决于物质驱动，但至少有20%取决于价值驱动、精神驱动，或者说没有精神，这个国家的经济绝对发展不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一位教授针对这个问题提得更明白，文化是软实力。我们讲，文化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文化表现为价值观的时候，它是吸引力、魅力、软实力；当文化变成经济产业，它便成为硬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重要的指向应该是靠文化来驱动。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一个概念，靠文化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能不能用一个感性的符号来表达？也许可以称为文化中国。文化中国的基本含义就是中国人利用文化、创造文化来表现自己的行为和发展自身的一种感性形象。
文化中国应该有三种图式。第一是理论图式，第二是知识图式，第三是意义图式。当经济发展以后，第二个问题便马上出现，即人的精神问题、人的价值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有人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取得了发展，但我们的精神严重失落，信仰严重缺失。我认为，这个观点也不能完全赞同，谈到精神、信念，当然就谈到理想。如果说3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还没有让相当多的人找到中国真正的社会理想是什么，我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共同的社会理想。但是，作为老百姓，我们更加关心个人理想，更加关心人格理想，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理想的确有缺失。而中国传统文化相当多的理论可以弥补这个问题的一些损失。所以，杜维明等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意义中国”。我们跟他最大的差别是，意义中国建立的前提，必须在科学理论指导之下。文化中国应该是三个图式：理论、知识和意义。
当前中国政治建设完全靠政治意识形态建设，当然很重要，但是要想做好社会的全方位稳定，不发挥文化资源绝对不行。一种政治理论要想真正落地，被这个民族的老百姓认可，必须跟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融合。“中国梦”激发的是百年渴望，但它更是千年回响。百年渴望不用解释，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怎么追求富强的。但是“中国梦”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礼记》中的这个思想，能不能独老其老、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如何加强文化中国的建设？第一，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即建立科学的制度保障。第二，一定要注意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第三，要加强文化创新，特别是营造意义的氛围。
法治思维与法治国家建设（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教授）
法治中国是中国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法治中国不仅仅涉及中国人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治理规则的选择，而且还涉及国家发展及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因此，它是结合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种综合性的制度和价值体系。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在党的文件和国家方针政策当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但如果不更换思维，没有一个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法治中国就可能停留在一个空洞的口号上，或者停留在非常表面的具体制度程序层面上。因此，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的一个核心内涵，也是它的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法治思维的提出，特别是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提出，要求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在建立法治中国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建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在于治理公权力的运行，很多学者谈到法治主要是治官的，而不是治民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的关键所在，即把公权力纳入制度的框架。当前一个突破口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我们的法治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执行。从中央的一些提法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法治中国已经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提出来了。同时，还提出了法治中国建设离不开根本价值观的改变和思维方式的更新，也就是法治思维的建立。
法治思维和法治中国，是人类社会通过艰苦探索后找到的一个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和归宿，它和以往的人治、政策之治、运动之治有天壤之别。法治思维要解决的是合法性的问题，它包含目的合法性、权限合法性、内容合法性、手段合法性、程序合法性。法治思维的基本精神是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公权民授，破除特权；尊重人权，保障权利；公平正义，公道处事 ；遵循程序，民主公开；尊重司法，善用司法；理性规范，和谐文明。
理顺教育治理体系，推进教育综合化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蔡永红教授）
《决定》明确提出，要把国家的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我们推进以及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而教育领域深化改革的关键就是从教育的管理转向教育的治理。那么如何建立适应教育系统的治理体系，以使教育真正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民族的崛起及国家文化形象的树立而发挥作用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教育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面对经济的转型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需求，我国的教育在诸多方面表现得难以适应国家发展的需求。
《决定》指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一方面要求政府对待教育的问题，要转变思想，将教育行政和教育管理的模式转变为教育治理，提高各级政府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治理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合理规划和制定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权力下放时，权力的使用需要有合理的治理结构才能保证权力的运行，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效果。所谓治理就是指我们对他人行动的可能范围进行一个构建，建立一个治理结构就是要建立由共同目标所支持的规则体系来对人的行为的可能范围进行建构。这种建构既包括激励，也包括制约。在这样的治理体系里，至少包含了三种制度要求，即：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以及文化—认知要素。我们目前的管理模式有两种，一种是行政管理，一种是企业管理。这两种模式对于教育来说，对于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来说，都不太适合。新制度主义认为，治理系统是通过共识所产生的机制，通过合法的等级性权威或者通过非法的强制性手段，支持某一系列的行动者对另一系列的行动者进行常规的控制，发挥约束和使能的双重作用。教育治理体系是协调教育系统中的学校及与其相关的各组织、各利益主体间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学校外部治理体系和学校内部治理体系。教育治理体系主要涉及政府与学校，以及学校内部成员，包括校长、教师、学生等关系。
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第一，教育的不公平；第二，教育的内容脱离生产和生活实际；第三，教育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第四，人才的招生选拔方式过于单一；第五，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以及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不顺。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进一步明确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强调以德树人，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有社会责任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二是大力促进教育的公平。保证教育经费充足的提供，最大限度地促进教育公平，建立教育标准，加强教育的国家督导，监控教育质量。三是在人才招生选拔制度上作出重大改革，使招生和考试分离，实行考试的多次化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四是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发挥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首先要完善学校的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中介组织开展教育质量的评估和监测。此外，政府要促进私立教育的发展、民办教育的发展。
从创新驱动到驱动创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王永贵教授）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间科技竞争成败的重要标志。我国要从产业链的低端走向产业链的高端，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关键在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真正实现“创新驱动”。为此，首当其冲的关键是理解和管理创新框架。其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5个着力点：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着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着力扩大科技开放合作。随着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我们需要适时从创新驱动向驱动创新转变。其中，创新驱动强调被动地去实现某个创新，是为了这个既定创新而采取行动；驱动创新则强调的是主动地驱动创新，是为了既定的目标而选择创新、然后去实现创新，是更为有效的创新方式。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更新观念，创新不仅仅是研发投入，不应该是封闭式的，而应该是开放式的，不能仅仅依赖企业个体，而应该是协同创新的概念。
从操作的层面上，在创新驱动到驱动创新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做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驱动市场为中心，以企业家精神和协同创新为两个基本点。以驱动市场为中心，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营销战略方面，突出从市场驱动战略向驱动市场战略的转变；二是市场导向方面，强调从反应型市场导向向先动型市场导向转变。
另外一个基本点，就是协同创新。按照最新的服务主导逻辑理论，价值是由企业与顾客共同创造的，也可以是由顾客独立创造的。也就是说，顾客独立创新或顾客参与创新，利益相关者协同创新，基于网络进行跨产业、跨国界的协同创新。概括而言，在未来的创新驱动型社会中，从创新驱动到驱动创新，就是要先动性地让顾客先动起来，创造地去挖掘和引导顾客偏好和市场需求，任何创新都要经得起市场的检验，市场始终是创新的起点和重点。
全局思维与社会保障制度创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朱俊生教授）
对于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曾有非常多的争议。其中有两种观点影响甚远：一是中国模式论，认为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在于中国模式，其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不同于西方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二是改革失败论，认为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是失败的，当前的种种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30多年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是错的。上述两种观点表面对立，但本质相同，即都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都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也就意味着，政府的高度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是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重要原因。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避免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所阻碍，必须坚持全局思维：第一，坚持市场化改革。第二，减少政府控制和干预。第三，是实现法治。
在社会保障领域，我们同样要坚持全局思维，超越观念之争、部门之争和利益之争，即限制权力、权力制衡与权力知止。要还原真实的公权力，即公权力都是理性经济人，拥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原始动机，也都部分地怀有为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力的动机。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快速扩大，其发展动力主要是行政的强力推动与财政补贴撬动需求。但这种数量扩张模式带来至少两个质量问题：第一，对参保人的服务质量有待提升。制约质量提升的体制与机制因素主要是纵向分权和横向分权双重不足。第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有待提升。高费率与高费基已经成为企业成本增加的重要因素。同时，高缴费负担也降低了个人的缴费能力，直接导致了大量断保。
因此，必须进行体制与机制创新。要实现纵向分权，即责任主体逐渐下沉，不断松绑。同时，要实现横向分权，先体制内分权，再向体制外分权，先管办分开，再向市场和社会开放竞争。另外，要降低社会保障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副作用。为了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评估其经济适应性，研究宏观层面的适度水平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社会保险负担。要在政府责任回归的基础上有效降低社保费率，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增加经济自由与活力。
对于社会保障，我们不仅要在既有的规则之下选择，更需要思考规则本身的选择。我们要像巴斯夏那样，认真探究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即需要做这样的选择：是追求当下的好处，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坏处，还是宁愿冒当下小小不幸，追求未来的较大收益。我们认为，自由才是最大的福利。经济自由、有限政府、法治民主是经济繁荣的核心秘诀，因而才是福利的根本保证。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将更多的财富留在企业、留在民间、留给个人，让公众“把自己的钱花在自己身上”，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最基本的保障。同时，鼓励公众“把自己的钱花在别人身上”，通过慈善等方式将人性中有限的慷慨发挥到极致。同时，要审慎发展“把别人的钱花在别人身上”的强制性社会保险，并通过法治杜绝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把别人的钱花在自己身上”的现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宣传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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