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格局与日本大国化谋求
摘要：
国际格局对战后非“正常国家”日本的战略选择具有深刻的影响，同时，日本又积极运用国际格局为其大国化服务。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下，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较快地重新获得主权国家身份，后又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提出政治大国目标。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向多极化转变，日本将之视為实现政治大国的“机运”，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其中努力发挥更大的责任和作用，同时在军事转型上进行摸索性突破，为全面大国化助力。伴随着多极化格局的深化，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日本更多的是感到压力和“威胁”，追求大国化进程明显加速，在军事“大国化”的转型上尤为突出。但是，日本在谋求大国化的道路上存在着障碍，前景并不乐观。
关键词：国际格局；大国；中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5-0007-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5002
大国化是战后日本最突出的战略选择，并为多数内阁所追求。但由于历史原因，作为战败后崛起的国家，日本的这种战略选择及其发展又与国际格局密切相关。日本既被动地受后者的影响，又主动运用后者，这是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上表现出的突出特点。目前国内学界对日本大国化的研究已有不少相关成果①，但从国际格局演变的角度来研究的还不多。鉴于此，研究战后各时期内日本在不同的国际格局下，对大国化的谋求，揭示并分析两者之间的演进关系十分必要。
一、两极格局与日本大国化谋求的萌发
战后初期，战败投降的日本被剥夺主权并受盟军管制，尚无余力放眼思考国家战略及发展目标。在占领体制下，驻日盟军指导日本进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解散军事机构、废除军事法令；逮捕并审判战犯嫌疑；剥夺军国主义分子公职以及解散军国主义团体；禁止军事科学研究和军需生产；颁布《日本国宪法》和通过其他一系列制度性法规等。同时，日本也被剥夺其他独立国家所拥有的外交权，在恢复独立之前不存在外交[1]。这些措施是美国建立在彻底削弱日本的战略考量基础之上的。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颁布的《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强调最终目标是“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2]，将日本改造成一个“现代而毫不重要”的国家即可[3]。
但美国的这种对日政策并没有持续太久。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及冷战的形成，改变了美国的对日政策，也改变了日本的进程与方向，并为日本追求成为政治大国创造了一定的外部环境。冷战伊始，为了在东亚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开始转为扶持日本，立意把日本打造成强有力的反共堡垒。驻日盟军认为“共产主义威胁”已经取代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成为“头号敌人”[4]，日本将对亚洲未来的政治格局产生强烈的影响，提出把当初的方针彻底改变为新方针的时刻已到来[5]。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委员会主席凯南的报告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NSC13/2），为美国把日本留在西方阵营奠定了政策基础。1951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日本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关系。在这样冷战的两极格局下，日本逐步获取重新迈入战后国际社会所需的政治身份。1951年9月8日，在冷战格局影响下签订的《旧金山条约》，结束了美国对日长达7年的军事占领，使日本重获“主权国家”地位，并成为其谋求政治大国的身份起点。该条约的第1条即申明各盟国承认日本人民对于日本及其领海有完全的主权。日本的国内政治也发生和战后初期不同的变化，各内阁进行了一系列反民主化措施，包括解除之前被剥夺公职者的处分等，使大批旧政治家重返政坛等，逐渐为建立在保守体制基础之上的大国目标做政治准备。
充分利用冷战格局下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尽量减少军事开支来缓解经济压力是日本的重要策略。朝鲜战争是国际冷战在亚洲的热战表现，杜勒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访问日本，他催促吉田茂首相成立日本军队[6]，但是吉田反对立即大幅重整军备。由吉田奠定的这种“重经济，轻军事”的路线，后来被称为“吉田主义”。高坂正尧指出“吉田主义”是“非介入政策”，会“使日本降低紧张程度”[7]。“吉田主义”使日本的防卫开支大大减少，直到1995年，日本的防卫开支只占GDP的096%，远低于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国[8]，这又为日本后来的经济复兴创造了条件。此外，美国积极帮助日本进行战后经济重建，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的“特需”对日本经济的刺激等，至1955年，日本主要经济指标均已恢复或超过战前水平。1956年7月17日，日本经济白皮书就宣称已经走出“战后”。此后，又经历了“岩户景气”“伊奘诺景气”，日本经济景气现象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两极格局下日本对大国化的谋求，主要体现在追求成为政治大国上。伴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实现，日本认为其已完成对欧美发达国家“坂上之云”的追赶，加上国内政治变动下保守思潮的涌动，日本开始公开表露要成为政治大国[9]。1970年9月18日，外相爱知揆一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要求重新考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1983年5月，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提出，日本要对西方安全承担责任。中曾根后又在群马县对选民说：“今后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10]，明确提出“政治大国”的目标。由于当时日本国内外舆论对“政治大国”的提法很反感，为了避免不良印象，1983年8月，中曾根在自民党干部轻井泽研修讲话中，把“政治大国”的提法更改为“国际国家”，策略地转移国内外视线，但其实质还是追求成为政治性大国。
日本还努力在地区关系上扮演主导角色，试图突破两极格局的限制。鸠山一郎内阁对苏外交在内的“自主外交”是日本试图冲破两极格局、尝试构建政治大国的一部分。越战期间，美国要求盟国共同对抗在越扩张的社会主义，但1964年组阁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顺应美国号召的同时，却也独立积极探索越南问题，日本尝试在越南减缓冲突，这种姿态也使其在所有越战参涉国中表现得较为突出。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表示不会再派更多美军赴越作战[11]，准备从越战的泥淖中脱身。美国对越的战略调整，给日本扩大在地区的影响提供了空间。1970年，日本外务省报告，强调愿意加强同北越的交流和联系，并期待和北越的首脑进行接触，表现出与美国的区别。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开始同中国进行接触，日本也迅速行动起来。1972年，田中角荣一首相上台，就宣布加快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强调自主地决定外交政策，日本政策的背后就有影响冷战格局及其走向的战略考量。
随着冷战格局的松动和国家间合作的加强，日本特别重视在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1980年，在首相大平正芳的倡导下，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韩国、东盟各国及太平洋岛国在澳大利亚成立了太平洋合作委员会。以此为标志，日本实施并拓展“环太平洋合作构想”[12]。此后，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及竹下登等首相也相继推动日本“环太战略”的落地和深化，这些对地区主导权的经营和对话语权的掌握是日本大国化谋求的主要内容。
二、多极化格局与日本大国化谋求的嬗变
尽管是冷战的赢家，但在冷战结束前夕，日本积极盼望多极格局的到来，并将之视作日本实现成为大国的“机运”。1988年，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提出，“霸权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将形成不同于过去的多元文明、多极化国际格局，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应该在国际秩序和经济体制方面，发挥应有的责任和作用[13]。此时，日本经济已经持续高速发展三十余年，稳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经济的持续飞速发展，为日本“大国化”持续提供助力。而日本也敏感地观察自己是否是个大国。1989年2月24日，东京新宿御园举行了昭和天皇裕仁的葬礼，有163个国家及28个国际机构的领导人或代表出席。日本舆论评述为“大丧之礼成为印证经济大国日本的国际地位的一次仪式”[14]。
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应对冷战对手的日美安全同盟重要性的减弱以及日本所受世界格局限制的状态将被打破。于是，日本一度转而支持去削弱美国的霸权，并将日美同盟伙伴关系带入“漂流”，努力发展的方向变为全球性伙伴关系[15]，并关注日本地位的提升。1990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宣称“必须以美、日、欧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随后，海部俊树访问欧共体与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联邦德国，向世界表明日本是国际秩序的主要责任者[16]。同年5月，海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日本愿意在新的时代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同时，日本还在亚洲政治经济秩序方面积极谋求主导权，开展积极的亚洲外交[17]。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不断突出的单边主义特点也推动着日本谋求自身的大国化。
日本这一时期的大国化还夹杂着对成为军事大国的尝试性努力。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的爆发，给冷战后的日本由经济大国转变政治大国既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日本作为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国，面临着多方特别是美国要求其直接参战的压力。美国为了让日本参战，甚至暗示日本有可能因此会在未来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18]。因担心参战“可能会激怒伊拉克”，而使日本陷入伊拉克与科威特的战争泥淖之中，同时考虑到会造成日本国内激烈的政治冲突，首相海部俊树最终“推迟”了原定至中东地区的行程，并放弃出兵[19]。另一方面，为体现出经济大国的份量及对国际社会的领导作用，日本则致力于用经济手段发挥作用，采取实施限制伊拉克出口、暂停对伊拉克贷款和投资等举措，并在战争中支付计130亿美元。但这些努力并没有为日本赢得国际声誉，甚至使日本面临失去政治大国地位的境地[20]。科威特战后的致谢名单中没有提到日本，美国则批评其是“纸上盟国”“出钱不出力”，要求日本在军事贡献方面更进一步。日本也认识到“军事力量”的短板对谋求“政治大国”的制约作用。《朝日新闻》就此评述说：日本的资产还仅仅是经济力量，而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理念方面，日本还缺乏作为大国的素质。
多极化格局下 “正常”大国的传统作用以及“海湾战争中的输家”的教训，使日本对“大国”有了更深的认识。特别是，日本人认为过去那种成就经济大国对军事发展的相关限制，已经转变为日本追求成为大国中绕不过去的阻碍性因素。日本谋求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军事作用”，可谓开始新的大国化。这也和战后国内一直存在试图恢复过去日本作为大国的相关思潮表里互动。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认为，为了增强日本作为冷战后时代的世界领导者的意识，就必须批判冷战格局下的“一国和平主义”。1992年，中曾根康弘等编写《冷战以后》一书，明确提出，“一国和平主义已经没有市场了，欲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只有将经济和军事密切结合起来”， “一国和平主义是独善其身的不负责任的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是缺乏领导意识的表现，而要使日本具备领导意识的第一步就是要反省和平主义的态度”。[21]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提出，“日本即使怎样出钱，也不受尊敬。这是国际政治的冷酷现实”，呼吁日本成为成人化的“普通国家”，强调“被国际社会视为当然应做的事情，就自己负责地去做”，“特别是安全保障问题”[22]。《日本改造计划》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在政府官僚和中青年阶层引起共鸣。除了政治家外，国民的意识也出现了变化。1993年日本NHK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是否应该比过去做出更多的国际性贡献”的回答中，68%的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关于国际性贡献的具体方式，66%的人认为“除了资金及物资的援助以外，还应向海外派遣有关人员”。15%的人认为“可以持小型自卫武器，参加监督停战活动”；11%的人赞同“日本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另有10%的人认为，“日本亦可加入海湾战争时的多国部队”[23] 。
日本保守的政治家们还主张大国的日本需要改变国内体制，特别是要修改和平宪法，这也得到了经济界的拥促。经济界强调，为更好地保卫日本在海外的资产必须考虑防卫手段，提出采取行使被宪法限制的集体自卫权以及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等相关“军事要求”。1991年，日本经济同友会提出《日本的前进道路》报告书，主张为了实现国际贡献，也应该进行讨论修改宪法。日本还有一部分观点認为，宪法的相关条款限制了日本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成为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活动的阻碍[24]。于是，在时代变化了的背景下，为解决 “参与维和行动受限”等问题，在海部内阁成为废案的《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法案》最终于1992年6月在宫泽喜一内阁获得通过，日本自卫队获得了特定条件下出兵海外的资格。此后，日本自卫队相继出现在莫桑比克、印度洋等[25]，日本逐渐以大国的姿态参与国际军事活动。2003年日本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上首次提出“将参与联合国的维和活动作为自卫队的主要任务”[28]。2004年底，日本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重申将参与国际和平活动作为自卫队的任务之一，日本参与国际和平活动趋于常规化。
对于21世纪及其未来，日本判断，“国际秩序正经历着快速而深刻的变革，尽管旧秩序似乎正在消失，但一个结构合理、能为世界政治提供范式框架和取向的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29]立足于此，“日本改变了积极构筑‘美欧三极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国路线，转而采取以辅助和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来换取自身地区主导大国地位的道路”[30]。另一方面，日本认为，冷战终结之后美国已无理由继续代日本承担和平与自由的代价。”[26]由于担心被美国“孤立”甚至“抛弃”，综合了贸易立国、经济立国的传统惯性和现实的经济利益，日本开始积极谋求军事安全领域的扩充空间，反思过往在军事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27] 。
作为多极化力量之一，日本仍积极作为组织者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同时继续展开以“入常”为核心的联合国外交，进一步发挥自身在地区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加强自身在多极化格局中的地位。而日本大国化谋求下的军事体制调整及军事能力的提升，引起了日本国内与国际社会的普遍不安。考虑到国内较强的和平主义氛围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邻国的警惕，这一时期日本各内阁的大国化步伐中的“军事突破”各有不同，但总体仍是持相对和缓的姿态。
三、新兴国家崛起与日本大国化谋求的深化
有别于两极格局时期的美苏争霸与多极化初期的“传统”各极纵横，步入21世纪后，多极化格局深刻演变，一批新兴国家在经济上开始群体性崛起。与此同时，经济格局的变化事实上也推动着权力格局的调整。特别是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經济体，与美国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基础上互相试探，磨合发展。宣布建成共同体的东盟及各新兴国家也在多极化的背景下深化发展，势头日盛，国际格局的演变更加深刻。
中国的快速崛起与多极共同发展的国际格局新变化，让长期占据世界主要经济地位并有“大国战略”追求的日本不安和焦虑。2013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认为，国际社会的力量均衡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并对国际政治力学构成很大影响”，“力量均衡变化的主角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益提高”[31]。日本《外交蓝皮书》也认为，“迄今为止，支撑国际秩序的国家间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等所谓的新兴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而且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提高”，提出“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造成了世界各地的秩序不稳定，引发了试图否定现有国界、扰乱海洋秩序的动向”[32]。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时期日本大国化的谋求更带有了应对“中国”的战略考量。而2012年底再次上台后的安倍政权又是一个强调“主张型”的政权，与战后历任内阁相比，其对大国化的追求更为积极。安倍政权推出的两大政治口号就为“打破战后体制”和“夺回强大日本”，而在《迈向新国家》一文中，安倍呐喊着要“把日本从战后历史中夺回来”[33]，这都表明日本的大国化谋求将进入新的时期。
为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抢占东亚地区的经济话语权，日本积极在区域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下，主导区域警惕体制并代表区域整体发声，是一国实力的体现，并能更好地为本国利益服务。日本目前对经济大国的新追求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那种对经济大国地位进行奠定的进取行为，已经变为更多是一种被动式的应对。在奥巴马政权时期，美国积极推动TPP（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协定）的构建。但特朗普当选后，一度对TPP态度消极。为此，安倍政权的行动是在日本的主导下使TPP即使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也尽早生效。安倍宣称，促进TPP批准案及相关法案在日本国会通过具有重要意义，是向全世界展示日本主导自由贸易的决心和促成最终结果的能力。日本这些经济举措的实质，就是想在区域经济体系中谋求主导权，继续谋求保住经济大国的位置。
在国际事务层面，受制于国际环境和国家实力，日本大国化的着力点主要集中于重点区域和重点议题。除继续努力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外，安倍政权在地区问题和国际敏感议题上也努力谋求主导角色。由于有遭受核弹打击的特殊历史，日本在国际核不扩散领域积极谋求领导角色。朝核问题是对核不扩散体系的挑战，安倍政权担心不加以严格控制的话，核不扩散体系会遭到破坏，而日本所要做的就是冲在前面。安倍强调，如果对朝核问题置之不理，那么安全保障方面的威胁有可能像传染病一样向全世界蔓延，十分危险，要求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无核化。为突出日本的主导作用，安倍在国际社会各种场合不断强调，朝鲜不断挑战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活动表明，为了对话而对话毫无意义，主张逼迫朝鲜在“弃核还是崩溃”中加以选择。安倍政权在朝核问题上对对话方式的“放弃”也有刻意区别于中国的意图，藏有谋求地区安保议题领导权之意。日本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西原正就指出，特朗普在阻止朝鲜核导开发上对中国的依赖，是美国在亚洲降低地位的危险外交，提出“一旦习主席中止了朝鲜的核开发，事态将会如何呢？那就是中国对朝鲜半岛特别是韩国的影响力增强”，西原正建议选择美日韩主导的解决之路[34]。朝鲜中央通讯社也指出，日本“努力营造似乎其在地区安保问题上比谁都发挥主导作用的印象”，“就是出于在地区问题上抬高自身‘存在感的自私目的”[35]。
当前安倍政权对安保战略的强化则处于“军事大国”前期道路的延长线上，成为日本全面大国化重要且突出的内容。2015年4月，日本时隔18年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全方位扩大自卫队的海外军事作战范围，实现日美安全合作“全球化”。2015年9月，日本又强行通过“10+1”系列新安保法案，大幅扩大自卫队的海外活动范围。根据其中的规定，自卫队可以被授权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名，在世界任何地区执行军事任务，实现自卫队行动“全球化”。使自卫队在国家宪法的框架下获得“合法”地位，是日本能否完成实现军事大国必不可少的步骤。为确保军事大国和海外行动的“合法性”和“正确性”，当前，“安倍修宪方案”的核心内容是把“自卫队存在”明确写入《宪法》第9条。当前的日本仍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并提升自己在同盟中的地位来逐渐实现军事大国地位及发挥军事大国作用。为谋求在地区的安保主导权，日本还提出“印太战略”，核心是“美日印澳”的“四国机制”，主要目标是形成“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及规则设定，通过塑造规范、维持秩序，来保持“印太”的“自由与开放”。 日本“印太战略”中的“价值观外交”，实质上也是日本试图利用民主制度的“优势”来追求区域的安保主导权[36]。
安倍政权的外交主张战略性，2013年安倍在国会的施政演说中提出：“‘战略性外交‘重视普遍价值的外交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主张型外交是日本外交的基本原则”[37]。其实不仅是外交，特别是军事上，日本也同样强调“战略性”，追求“塑造”。一方面，日本在加强防卫力量的同时，还通过“积极和平主义”向外输出“安全贡献”，诸如加强沿岸国家的海上警备能力、与各国合作，完善情报、监视和侦察的通常态势等，以这样的方式来主动塑造和改善地区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在软环境上，日本又注重树立安全规范和安全规则，以此来塑造软的安全环境。安倍政权的大国化是战后日本对大国化追求的深化。
四、日本对大国化谋求的前景
战后以来，美国不断要求日本对自己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定位，希望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区域内的一些国家也有这样的想法。尽管日本国内存在着“小日本”以及“中等国家”等相反的政治思潮，但在自身利益、战略需求及外部压力的驱动下，主导日本战略走向的内阁在事实上是在追求大国化，是战后以来日本的主线，这种趋势仍将持续。并且，日本未来的大国化将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然而，受制于内外因素，日本的大国化谋求存有诸多障碍，前景并不乐观。
首先，美国不愿意让日本真正成为大国，分享美国的权力，威胁美国的利益。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都是立足于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采取的策略是控制和利用日本。特别是，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而让位于日本[38]。当前美国促日积极的政策调整是通过借助日本的力量来维护美国在亚太乃至世界的领导地位，分担美国的“负担”，让“美国优先”，而不是给日本颁发大国的“通行证”。一旦日本真的搞大国化，美国有强硬手段来阻断，谋求自主并对美表现出离心倾向的鸠山由纪夫内阁的倒台就是实证。另一方面，从实际看，日本的大国化主要还是走与美协调、甚至是对美依赖的路线，而这个路线下，日本对美国的过分依赖特别是其核心日美安保同盟，导致日本很难脱离美国，成为独立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政治大国。也就是，日本存在严重的大国志向和小国外交的矛盾[39]，这使日本很难在深刻演变的国际格局内享有大国地位、承担大国的责任和发挥大国的作用。
其次，日本对历史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反省，以及其在军事转型方面的“令人不安”的举措，破坏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邻国的信任，使其“大国”地位因难以获得重要的邻近国家的支持而成为空心的“甜甜圈”。联合国秘书长、时任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的潘基文就曾说过，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国家应当具有的最重要的资质之一，就是看它是否得到邻国的支持和信任。显然，日本在处理地区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还与获取大国“资质”有一定距离。韩国最大报纸《朝鲜日报》在社论中强调，衡量日本能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能以金钱而应以道德为标准，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存在“道德障碍”。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历史泥潭[40]，在地区政治中陷入孤立[41]，遑论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大国了。
再次，持续低迷的经济使日本在谋求大国的道路上日益缺乏底气与实力，尽管这刺激着日本新保守主义和右倾化的高扬并间接推动着大国化。同时，随着中国及区域新兴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中日经济差距的日益加大，日本 “独走式”地谋求地区领导权也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尽管日本提出了重视“规则”和“法治”的“印太战略”等，但地区及世界的发展更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包括积极构建TPP在内，日本在区域合作经济体制的构建上对重要经济体中国的“排斥”与对抗，使其经济发展前景存在更多的不乐观。
最后，日本缺乏成为大国的文化“软实力”。日本的等级文化和“内外有别”的集团主义，使日本缺乏作为国际大国应该具备的眼光和“体质”。1985年，日本《外交蓝皮书》就提出要改变日本社会的惯例和傳统、文化等方面的国内体制，使其同国际社会“同质化”。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认为，如果不从本质上改善日本“内外有别”的心理结构，“是无法实现真正的国际化的”[42]。1990年，日本政治家舛添要一在《宝石》刊物上发表《90年代日本的生存之路》一文，也观察到，在谋求世界霸权的要素中，日本最缺文化，舛添认为，必须用某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令人羡慕的“日本哲学”，而这“将决定日本今后的命运”。
结论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战略目标，也都有为之努力奋斗的权利。日本立足于自身发展状况并根据国际格局演变不断调整、评估或改变战略选择，并努力追求大国地位，这无可厚非。但作为曾经的战争发起国与侵略国，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尚未能被国际社会对之信任和接受。对于历史问题，安倍晋三首相在接受采访时甚至称自己“已经在任期内多次表示过对历史的悔恨之意”，对于国际社会所质疑的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安倍也表示“只是像美国总统参拜阿灵顿国家公墓一样，祭奠那些服务于国乃至献出生命的人民”[43]，并未做到深刻的反省。而日本在追求大国的过程中，对军事的“再回归”和“再崇拜”更是令世界和地区担忧。日本的大国化具体的影响必然将和其大国化的方式与过程密切相关。
日本的大国化谋求对当前处于战略机遇期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首先，中国应避免发生对经济力量产生误读和误用。当今，国际政治仍然是实力政治，世界政治的角色定位是以国家的综合实力为依据的。日本的大国追求曾过于偏重于经济视角，以为谁的经济强，谁就理所应当是领导者，甚至认为自己对“入常”的合理追求是建立在自己对联合国会费的贡献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中国在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还要稳定地追求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是还要加强对软实力的构建。其次，崛起的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必须要把握世界规则的话语权以及维护和推动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日本对国际规则的关注及其举措，启示中国也要积极参与和制定全球性的制度和规则，保持能够介入进国际事务的地位以及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的能力，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和增进全球化进程中开放的国家利益。再次，强大了的中国更要努力处理好与周边的关系，做好周边外交。周边是一个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日本的“大国”目标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就是其缺乏周边国家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应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深化“一带一路”，以此带动区域的合作与发展，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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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颖]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has a profoundly restrictive impact on Japans foreign strategic choice since its becoming a “ nonnormal country” after the World War Ⅱ. On the other hand， Japan took advantag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tried to use it for Japans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bipolar structure of the Cold War， Japan quickly regained the status of a sovereign nation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mproved it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atus. Japan aimed to be a major political power after becoming a major economic power in the world. When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shifted towards multipolarity， Japan regarded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a major political power. Japan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frequently， and took more responsibility. Japan also paid attention to th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pushed forward to be a great power.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multipolarity and the rise of the emerging countries today， Japan feels the pressure and threat. Japan begins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becoming a great power， especially in terms of military power. However， there are some obstacles for Japan in the pursuit of being a great power.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great power； Chinas rise
国际格局对战后非“正常国家”日本的战略选择具有深刻的影响，同时，日本又积极运用国际格局为其大国化服务。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下，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较快地重新获得主权国家身份，后又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提出政治大国目标。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向多极化转变，日本将之视為实现政治大国的“机运”，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其中努力发挥更大的责任和作用，同时在军事转型上进行摸索性突破，为全面大国化助力。伴随着多极化格局的深化，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日本更多的是感到压力和“威胁”，追求大国化进程明显加速，在军事“大国化”的转型上尤为突出。但是，日本在谋求大国化的道路上存在着障碍，前景并不乐观。
关键词：国际格局；大国；中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5-0007-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5002
大国化是战后日本最突出的战略选择，并为多数内阁所追求。但由于历史原因，作为战败后崛起的国家，日本的这种战略选择及其发展又与国际格局密切相关。日本既被动地受后者的影响，又主动运用后者，这是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上表现出的突出特点。目前国内学界对日本大国化的研究已有不少相关成果①，但从国际格局演变的角度来研究的还不多。鉴于此，研究战后各时期内日本在不同的国际格局下，对大国化的谋求，揭示并分析两者之间的演进关系十分必要。
一、两极格局与日本大国化谋求的萌发
战后初期，战败投降的日本被剥夺主权并受盟军管制，尚无余力放眼思考国家战略及发展目标。在占领体制下，驻日盟军指导日本进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解散军事机构、废除军事法令；逮捕并审判战犯嫌疑；剥夺军国主义分子公职以及解散军国主义团体；禁止军事科学研究和军需生产；颁布《日本国宪法》和通过其他一系列制度性法规等。同时，日本也被剥夺其他独立国家所拥有的外交权，在恢复独立之前不存在外交[1]。这些措施是美国建立在彻底削弱日本的战略考量基础之上的。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颁布的《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强调最终目标是“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2]，将日本改造成一个“现代而毫不重要”的国家即可[3]。
但美国的这种对日政策并没有持续太久。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及冷战的形成，改变了美国的对日政策，也改变了日本的进程与方向，并为日本追求成为政治大国创造了一定的外部环境。冷战伊始，为了在东亚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开始转为扶持日本，立意把日本打造成强有力的反共堡垒。驻日盟军认为“共产主义威胁”已经取代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成为“头号敌人”[4]，日本将对亚洲未来的政治格局产生强烈的影响，提出把当初的方针彻底改变为新方针的时刻已到来[5]。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委员会主席凯南的报告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NSC13/2），为美国把日本留在西方阵营奠定了政策基础。1951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日本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关系。在这样冷战的两极格局下，日本逐步获取重新迈入战后国际社会所需的政治身份。1951年9月8日，在冷战格局影响下签订的《旧金山条约》，结束了美国对日长达7年的军事占领，使日本重获“主权国家”地位，并成为其谋求政治大国的身份起点。该条约的第1条即申明各盟国承认日本人民对于日本及其领海有完全的主权。日本的国内政治也发生和战后初期不同的变化，各内阁进行了一系列反民主化措施，包括解除之前被剥夺公职者的处分等，使大批旧政治家重返政坛等，逐渐为建立在保守体制基础之上的大国目标做政治准备。
充分利用冷战格局下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尽量减少军事开支来缓解经济压力是日本的重要策略。朝鲜战争是国际冷战在亚洲的热战表现，杜勒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访问日本，他催促吉田茂首相成立日本军队[6]，但是吉田反对立即大幅重整军备。由吉田奠定的这种“重经济，轻军事”的路线，后来被称为“吉田主义”。高坂正尧指出“吉田主义”是“非介入政策”，会“使日本降低紧张程度”[7]。“吉田主义”使日本的防卫开支大大减少，直到1995年，日本的防卫开支只占GDP的096%，远低于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国[8]，这又为日本后来的经济复兴创造了条件。此外，美国积极帮助日本进行战后经济重建，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的“特需”对日本经济的刺激等，至1955年，日本主要经济指标均已恢复或超过战前水平。1956年7月17日，日本经济白皮书就宣称已经走出“战后”。此后，又经历了“岩户景气”“伊奘诺景气”，日本经济景气现象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两极格局下日本对大国化的谋求，主要体现在追求成为政治大国上。伴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实现，日本认为其已完成对欧美发达国家“坂上之云”的追赶，加上国内政治变动下保守思潮的涌动，日本开始公开表露要成为政治大国[9]。1970年9月18日，外相爱知揆一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要求重新考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1983年5月，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提出，日本要对西方安全承担责任。中曾根后又在群马县对选民说：“今后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10]，明确提出“政治大国”的目标。由于当时日本国内外舆论对“政治大国”的提法很反感，为了避免不良印象，1983年8月，中曾根在自民党干部轻井泽研修讲话中，把“政治大国”的提法更改为“国际国家”，策略地转移国内外视线，但其实质还是追求成为政治性大国。
日本还努力在地区关系上扮演主导角色，试图突破两极格局的限制。鸠山一郎内阁对苏外交在内的“自主外交”是日本试图冲破两极格局、尝试构建政治大国的一部分。越战期间，美国要求盟国共同对抗在越扩张的社会主义，但1964年组阁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顺应美国号召的同时，却也独立积极探索越南问题，日本尝试在越南减缓冲突，这种姿态也使其在所有越战参涉国中表现得较为突出。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表示不会再派更多美军赴越作战[11]，准备从越战的泥淖中脱身。美国对越的战略调整，给日本扩大在地区的影响提供了空间。1970年，日本外务省报告，强调愿意加强同北越的交流和联系，并期待和北越的首脑进行接触，表现出与美国的区别。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开始同中国进行接触，日本也迅速行动起来。1972年，田中角荣一首相上台，就宣布加快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强调自主地决定外交政策，日本政策的背后就有影响冷战格局及其走向的战略考量。
随着冷战格局的松动和国家间合作的加强，日本特别重视在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1980年，在首相大平正芳的倡导下，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韩国、东盟各国及太平洋岛国在澳大利亚成立了太平洋合作委员会。以此为标志，日本实施并拓展“环太平洋合作构想”[12]。此后，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及竹下登等首相也相继推动日本“环太战略”的落地和深化，这些对地区主导权的经营和对话语权的掌握是日本大国化谋求的主要内容。
二、多极化格局与日本大国化谋求的嬗变
尽管是冷战的赢家，但在冷战结束前夕，日本积极盼望多极格局的到来，并将之视作日本实现成为大国的“机运”。1988年，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提出，“霸权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将形成不同于过去的多元文明、多极化国际格局，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应该在国际秩序和经济体制方面，发挥应有的责任和作用[13]。此时，日本经济已经持续高速发展三十余年，稳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经济的持续飞速发展，为日本“大国化”持续提供助力。而日本也敏感地观察自己是否是个大国。1989年2月24日，东京新宿御园举行了昭和天皇裕仁的葬礼，有163个国家及28个国际机构的领导人或代表出席。日本舆论评述为“大丧之礼成为印证经济大国日本的国际地位的一次仪式”[14]。
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应对冷战对手的日美安全同盟重要性的减弱以及日本所受世界格局限制的状态将被打破。于是，日本一度转而支持去削弱美国的霸权，并将日美同盟伙伴关系带入“漂流”，努力发展的方向变为全球性伙伴关系[15]，并关注日本地位的提升。1990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宣称“必须以美、日、欧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随后，海部俊树访问欧共体与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联邦德国，向世界表明日本是国际秩序的主要责任者[16]。同年5月，海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日本愿意在新的时代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同时，日本还在亚洲政治经济秩序方面积极谋求主导权，开展积极的亚洲外交[17]。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不断突出的单边主义特点也推动着日本谋求自身的大国化。
日本这一时期的大国化还夹杂着对成为军事大国的尝试性努力。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的爆发，给冷战后的日本由经济大国转变政治大国既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日本作为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国，面临着多方特别是美国要求其直接参战的压力。美国为了让日本参战，甚至暗示日本有可能因此会在未来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18]。因担心参战“可能会激怒伊拉克”，而使日本陷入伊拉克与科威特的战争泥淖之中，同时考虑到会造成日本国内激烈的政治冲突，首相海部俊树最终“推迟”了原定至中东地区的行程，并放弃出兵[19]。另一方面，为体现出经济大国的份量及对国际社会的领导作用，日本则致力于用经济手段发挥作用，采取实施限制伊拉克出口、暂停对伊拉克贷款和投资等举措，并在战争中支付计130亿美元。但这些努力并没有为日本赢得国际声誉，甚至使日本面临失去政治大国地位的境地[20]。科威特战后的致谢名单中没有提到日本，美国则批评其是“纸上盟国”“出钱不出力”，要求日本在军事贡献方面更进一步。日本也认识到“军事力量”的短板对谋求“政治大国”的制约作用。《朝日新闻》就此评述说：日本的资产还仅仅是经济力量，而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理念方面，日本还缺乏作为大国的素质。
多极化格局下 “正常”大国的传统作用以及“海湾战争中的输家”的教训，使日本对“大国”有了更深的认识。特别是，日本人认为过去那种成就经济大国对军事发展的相关限制，已经转变为日本追求成为大国中绕不过去的阻碍性因素。日本谋求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军事作用”，可谓开始新的大国化。这也和战后国内一直存在试图恢复过去日本作为大国的相关思潮表里互动。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认为，为了增强日本作为冷战后时代的世界领导者的意识，就必须批判冷战格局下的“一国和平主义”。1992年，中曾根康弘等编写《冷战以后》一书，明确提出，“一国和平主义已经没有市场了，欲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只有将经济和军事密切结合起来”， “一国和平主义是独善其身的不负责任的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是缺乏领导意识的表现，而要使日本具备领导意识的第一步就是要反省和平主义的态度”。[21]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提出，“日本即使怎样出钱，也不受尊敬。这是国际政治的冷酷现实”，呼吁日本成为成人化的“普通国家”，强调“被国际社会视为当然应做的事情，就自己负责地去做”，“特别是安全保障问题”[22]。《日本改造计划》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在政府官僚和中青年阶层引起共鸣。除了政治家外，国民的意识也出现了变化。1993年日本NHK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是否应该比过去做出更多的国际性贡献”的回答中，68%的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关于国际性贡献的具体方式，66%的人认为“除了资金及物资的援助以外，还应向海外派遣有关人员”。15%的人认为“可以持小型自卫武器，参加监督停战活动”；11%的人赞同“日本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另有10%的人认为，“日本亦可加入海湾战争时的多国部队”[23] 。
日本保守的政治家们还主张大国的日本需要改变国内体制，特别是要修改和平宪法，这也得到了经济界的拥促。经济界强调，为更好地保卫日本在海外的资产必须考虑防卫手段，提出采取行使被宪法限制的集体自卫权以及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等相关“军事要求”。1991年，日本经济同友会提出《日本的前进道路》报告书，主张为了实现国际贡献，也应该进行讨论修改宪法。日本还有一部分观点認为，宪法的相关条款限制了日本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成为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活动的阻碍[24]。于是，在时代变化了的背景下，为解决 “参与维和行动受限”等问题，在海部内阁成为废案的《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法案》最终于1992年6月在宫泽喜一内阁获得通过，日本自卫队获得了特定条件下出兵海外的资格。此后，日本自卫队相继出现在莫桑比克、印度洋等[25]，日本逐渐以大国的姿态参与国际军事活动。2003年日本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上首次提出“将参与联合国的维和活动作为自卫队的主要任务”[28]。2004年底，日本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重申将参与国际和平活动作为自卫队的任务之一，日本参与国际和平活动趋于常规化。
对于21世纪及其未来，日本判断，“国际秩序正经历着快速而深刻的变革，尽管旧秩序似乎正在消失，但一个结构合理、能为世界政治提供范式框架和取向的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29]立足于此，“日本改变了积极构筑‘美欧三极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国路线，转而采取以辅助和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来换取自身地区主导大国地位的道路”[30]。另一方面，日本认为，冷战终结之后美国已无理由继续代日本承担和平与自由的代价。”[26]由于担心被美国“孤立”甚至“抛弃”，综合了贸易立国、经济立国的传统惯性和现实的经济利益，日本开始积极谋求军事安全领域的扩充空间，反思过往在军事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27] 。
作为多极化力量之一，日本仍积极作为组织者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同时继续展开以“入常”为核心的联合国外交，进一步发挥自身在地区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加强自身在多极化格局中的地位。而日本大国化谋求下的军事体制调整及军事能力的提升，引起了日本国内与国际社会的普遍不安。考虑到国内较强的和平主义氛围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邻国的警惕，这一时期日本各内阁的大国化步伐中的“军事突破”各有不同，但总体仍是持相对和缓的姿态。
三、新兴国家崛起与日本大国化谋求的深化
有别于两极格局时期的美苏争霸与多极化初期的“传统”各极纵横，步入21世纪后，多极化格局深刻演变，一批新兴国家在经济上开始群体性崛起。与此同时，经济格局的变化事实上也推动着权力格局的调整。特别是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經济体，与美国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基础上互相试探，磨合发展。宣布建成共同体的东盟及各新兴国家也在多极化的背景下深化发展，势头日盛，国际格局的演变更加深刻。
中国的快速崛起与多极共同发展的国际格局新变化，让长期占据世界主要经济地位并有“大国战略”追求的日本不安和焦虑。2013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认为，国际社会的力量均衡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并对国际政治力学构成很大影响”，“力量均衡变化的主角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益提高”[31]。日本《外交蓝皮书》也认为，“迄今为止，支撑国际秩序的国家间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等所谓的新兴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而且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提高”，提出“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造成了世界各地的秩序不稳定，引发了试图否定现有国界、扰乱海洋秩序的动向”[32]。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时期日本大国化的谋求更带有了应对“中国”的战略考量。而2012年底再次上台后的安倍政权又是一个强调“主张型”的政权，与战后历任内阁相比，其对大国化的追求更为积极。安倍政权推出的两大政治口号就为“打破战后体制”和“夺回强大日本”，而在《迈向新国家》一文中，安倍呐喊着要“把日本从战后历史中夺回来”[33]，这都表明日本的大国化谋求将进入新的时期。
为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抢占东亚地区的经济话语权，日本积极在区域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下，主导区域警惕体制并代表区域整体发声，是一国实力的体现，并能更好地为本国利益服务。日本目前对经济大国的新追求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那种对经济大国地位进行奠定的进取行为，已经变为更多是一种被动式的应对。在奥巴马政权时期，美国积极推动TPP（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协定）的构建。但特朗普当选后，一度对TPP态度消极。为此，安倍政权的行动是在日本的主导下使TPP即使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也尽早生效。安倍宣称，促进TPP批准案及相关法案在日本国会通过具有重要意义，是向全世界展示日本主导自由贸易的决心和促成最终结果的能力。日本这些经济举措的实质，就是想在区域经济体系中谋求主导权，继续谋求保住经济大国的位置。
在国际事务层面，受制于国际环境和国家实力，日本大国化的着力点主要集中于重点区域和重点议题。除继续努力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外，安倍政权在地区问题和国际敏感议题上也努力谋求主导角色。由于有遭受核弹打击的特殊历史，日本在国际核不扩散领域积极谋求领导角色。朝核问题是对核不扩散体系的挑战，安倍政权担心不加以严格控制的话，核不扩散体系会遭到破坏，而日本所要做的就是冲在前面。安倍强调，如果对朝核问题置之不理，那么安全保障方面的威胁有可能像传染病一样向全世界蔓延，十分危险，要求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无核化。为突出日本的主导作用，安倍在国际社会各种场合不断强调，朝鲜不断挑战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活动表明，为了对话而对话毫无意义，主张逼迫朝鲜在“弃核还是崩溃”中加以选择。安倍政权在朝核问题上对对话方式的“放弃”也有刻意区别于中国的意图，藏有谋求地区安保议题领导权之意。日本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西原正就指出，特朗普在阻止朝鲜核导开发上对中国的依赖，是美国在亚洲降低地位的危险外交，提出“一旦习主席中止了朝鲜的核开发，事态将会如何呢？那就是中国对朝鲜半岛特别是韩国的影响力增强”，西原正建议选择美日韩主导的解决之路[34]。朝鲜中央通讯社也指出，日本“努力营造似乎其在地区安保问题上比谁都发挥主导作用的印象”，“就是出于在地区问题上抬高自身‘存在感的自私目的”[35]。
当前安倍政权对安保战略的强化则处于“军事大国”前期道路的延长线上，成为日本全面大国化重要且突出的内容。2015年4月，日本时隔18年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全方位扩大自卫队的海外军事作战范围，实现日美安全合作“全球化”。2015年9月，日本又强行通过“10+1”系列新安保法案，大幅扩大自卫队的海外活动范围。根据其中的规定，自卫队可以被授权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名，在世界任何地区执行军事任务，实现自卫队行动“全球化”。使自卫队在国家宪法的框架下获得“合法”地位，是日本能否完成实现军事大国必不可少的步骤。为确保军事大国和海外行动的“合法性”和“正确性”，当前，“安倍修宪方案”的核心内容是把“自卫队存在”明确写入《宪法》第9条。当前的日本仍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并提升自己在同盟中的地位来逐渐实现军事大国地位及发挥军事大国作用。为谋求在地区的安保主导权，日本还提出“印太战略”，核心是“美日印澳”的“四国机制”，主要目标是形成“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及规则设定，通过塑造规范、维持秩序，来保持“印太”的“自由与开放”。 日本“印太战略”中的“价值观外交”，实质上也是日本试图利用民主制度的“优势”来追求区域的安保主导权[36]。
安倍政权的外交主张战略性，2013年安倍在国会的施政演说中提出：“‘战略性外交‘重视普遍价值的外交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主张型外交是日本外交的基本原则”[37]。其实不仅是外交，特别是军事上，日本也同样强调“战略性”，追求“塑造”。一方面，日本在加强防卫力量的同时，还通过“积极和平主义”向外输出“安全贡献”，诸如加强沿岸国家的海上警备能力、与各国合作，完善情报、监视和侦察的通常态势等，以这样的方式来主动塑造和改善地区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在软环境上，日本又注重树立安全规范和安全规则，以此来塑造软的安全环境。安倍政权的大国化是战后日本对大国化追求的深化。
四、日本对大国化谋求的前景
战后以来，美国不断要求日本对自己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定位，希望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区域内的一些国家也有这样的想法。尽管日本国内存在着“小日本”以及“中等国家”等相反的政治思潮，但在自身利益、战略需求及外部压力的驱动下，主导日本战略走向的内阁在事实上是在追求大国化，是战后以来日本的主线，这种趋势仍将持续。并且，日本未来的大国化将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然而，受制于内外因素，日本的大国化谋求存有诸多障碍，前景并不乐观。
首先，美国不愿意让日本真正成为大国，分享美国的权力，威胁美国的利益。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都是立足于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采取的策略是控制和利用日本。特别是，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而让位于日本[38]。当前美国促日积极的政策调整是通过借助日本的力量来维护美国在亚太乃至世界的领导地位，分担美国的“负担”，让“美国优先”，而不是给日本颁发大国的“通行证”。一旦日本真的搞大国化，美国有强硬手段来阻断，谋求自主并对美表现出离心倾向的鸠山由纪夫内阁的倒台就是实证。另一方面，从实际看，日本的大国化主要还是走与美协调、甚至是对美依赖的路线，而这个路线下，日本对美国的过分依赖特别是其核心日美安保同盟，导致日本很难脱离美国，成为独立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政治大国。也就是，日本存在严重的大国志向和小国外交的矛盾[39]，这使日本很难在深刻演变的国际格局内享有大国地位、承担大国的责任和发挥大国的作用。
其次，日本对历史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反省，以及其在军事转型方面的“令人不安”的举措，破坏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邻国的信任，使其“大国”地位因难以获得重要的邻近国家的支持而成为空心的“甜甜圈”。联合国秘书长、时任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的潘基文就曾说过，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国家应当具有的最重要的资质之一，就是看它是否得到邻国的支持和信任。显然，日本在处理地区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还与获取大国“资质”有一定距离。韩国最大报纸《朝鲜日报》在社论中强调，衡量日本能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能以金钱而应以道德为标准，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存在“道德障碍”。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历史泥潭[40]，在地区政治中陷入孤立[41]，遑论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大国了。
再次，持续低迷的经济使日本在谋求大国的道路上日益缺乏底气与实力，尽管这刺激着日本新保守主义和右倾化的高扬并间接推动着大国化。同时，随着中国及区域新兴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中日经济差距的日益加大，日本 “独走式”地谋求地区领导权也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尽管日本提出了重视“规则”和“法治”的“印太战略”等，但地区及世界的发展更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包括积极构建TPP在内，日本在区域合作经济体制的构建上对重要经济体中国的“排斥”与对抗，使其经济发展前景存在更多的不乐观。
最后，日本缺乏成为大国的文化“软实力”。日本的等级文化和“内外有别”的集团主义，使日本缺乏作为国际大国应该具备的眼光和“体质”。1985年，日本《外交蓝皮书》就提出要改变日本社会的惯例和傳统、文化等方面的国内体制，使其同国际社会“同质化”。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认为，如果不从本质上改善日本“内外有别”的心理结构，“是无法实现真正的国际化的”[42]。1990年，日本政治家舛添要一在《宝石》刊物上发表《90年代日本的生存之路》一文，也观察到，在谋求世界霸权的要素中，日本最缺文化，舛添认为，必须用某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令人羡慕的“日本哲学”，而这“将决定日本今后的命运”。
结论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战略目标，也都有为之努力奋斗的权利。日本立足于自身发展状况并根据国际格局演变不断调整、评估或改变战略选择，并努力追求大国地位，这无可厚非。但作为曾经的战争发起国与侵略国，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尚未能被国际社会对之信任和接受。对于历史问题，安倍晋三首相在接受采访时甚至称自己“已经在任期内多次表示过对历史的悔恨之意”，对于国际社会所质疑的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安倍也表示“只是像美国总统参拜阿灵顿国家公墓一样，祭奠那些服务于国乃至献出生命的人民”[43]，并未做到深刻的反省。而日本在追求大国的过程中，对军事的“再回归”和“再崇拜”更是令世界和地区担忧。日本的大国化具体的影响必然将和其大国化的方式与过程密切相关。
日本的大国化谋求对当前处于战略机遇期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首先，中国应避免发生对经济力量产生误读和误用。当今，国际政治仍然是实力政治，世界政治的角色定位是以国家的综合实力为依据的。日本的大国追求曾过于偏重于经济视角，以为谁的经济强，谁就理所应当是领导者，甚至认为自己对“入常”的合理追求是建立在自己对联合国会费的贡献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中国在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还要稳定地追求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是还要加强对软实力的构建。其次，崛起的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必须要把握世界规则的话语权以及维护和推动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日本对国际规则的关注及其举措，启示中国也要积极参与和制定全球性的制度和规则，保持能够介入进国际事务的地位以及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的能力，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和增进全球化进程中开放的国家利益。再次，强大了的中国更要努力处理好与周边的关系，做好周边外交。周边是一个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日本的“大国”目标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就是其缺乏周边国家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应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深化“一带一路”，以此带动区域的合作与发展，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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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颖]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has a profoundly restrictive impact on Japans foreign strategic choice since its becoming a “ nonnormal country” after the World War Ⅱ. On the other hand， Japan took advantag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tried to use it for Japans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bipolar structure of the Cold War， Japan quickly regained the status of a sovereign nation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mproved it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atus. Japan aimed to be a major political power after becoming a major economic power in the world. When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shifted towards multipolarity， Japan regarded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a major political power. Japan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frequently， and took more responsibility. Japan also paid attention to th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pushed forward to be a great power.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multipolarity and the rise of the emerging countries today， Japan feels the pressure and threat. Japan begins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becoming a great power， especially in terms of military power. However， there are some obstacles for Japan in the pursuit of being a great power.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great power； Chinas r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