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考量与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
廉德瑰
摘要：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战略考量，在三种思考模式下发生变化。首先是权力思考决定了日本最初对“一带一路”采取观望态度，作为贸易大国的日本对海权变化密切关注，担心利益受损，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观望态度。其次是利益思考影响了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经过测算，日本认识到“一带一路”可以带来巨大商机，日本企业不能丧失机会。第三是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也基于外交思考，特朗普退出TPP让安倍十分失落，主要国家就“一带一路”的态度变化，对安倍也是一个刺激，而安倍也试图在中俄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总之，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开始转变，在保持谨慎的同时，通过有条件的支持，谋求权力、利益和外交上的好处。
关键词：战略考量；权力思考；利益思考；外交思考
中图分类号：D815文獻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5-0001-06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5001
最近，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表现了积极参与的意向。表面上看，此事与中日关系的改善有某种联系，其实，日本对这一倡议一直处于矛盾状态，既感到威胁又试图从中获得利益，于是有一个阶段的观望期。文章主要从战略考量角度，分析日本针对“一带一路”态度的变化，主要分为3个方面，即具体从权力、利益和外交思考展开分析，探讨日本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从观望到表示积极参与的转变过程和考量。
一、权力思考与观望态度
权力思考决定了日本最初对“一带一路”采取观望态度。由于对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加怀有疑虑，日本一开始就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表现了犹豫不决，还抱有敌视意味。日本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背景是中国要向国外转移产能，同时还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一倡议的战略目的在于连接中国要建立的与欧洲和非洲的巨大经济圈，扩大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是与中国崛起密切相关的战略。他们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确保贸易通道畅通的举措，也是追求权力的举措，因为从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主要有两条通道，一条是陆路，一条是海路，陆路经过中亚到达欧洲，海路经过南海和印度洋通往欧洲，海路也是通往非洲的必由之路，中国必须确保这些通道的畅通。日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同时对陆权与海权的追求，而中国影响力的增大无疑给日本带来了困惑，日本尽管试图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利益，但是由于担心中国崛起对日本的威胁，权力思考多于利益思考，暂时没有明确的结论，于是，采取了观望态度。
首先，日本对陆权态度超然。相对来说，日本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敌意小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因为日本对陆权关心比较少，也就是对来自陆权的威胁相对薄弱。日本认为，虽然中国从海洋强国建设角度考虑，必然要谋求对海上通道的控制权，但是现在海权由美国掌握，中国目前还暂时无法在海上通道与美国对抗。所以，中国在谋求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同时，对于欧亚大陆的陆上运输通道也给予同样的重视，因为陆路并不在海洋强国美国的控制之下，日本认为，这是中国既重视海权又重视陆权的原因，所以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日本认为，尽管中国的西部和中亚一样多是高山和沙漠，但是，仍然吸引着中国去打通这条通往欧洲的陆上通道，这便是中国提出海陆并重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层原因。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决定各国权力平衡的关键要素，中亚也属于心脏地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区域。但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对这一地区的利益关注并不十分紧迫，日本的贸易主要通过海路运输，日欧之间的贸易通道主要是海路。因此，对陆上的贸易运输无利害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问题基本上不是日本的关心之事，日本可以置之度外，当然不排除如果有机会，日本可参与中亚地区的基础建设以谋取利益，基本态度是观望并伺机获利。
其次，日本对海权变化密切关注。从海权角度看，日本认为中国虽然目前无法与美国在海上摊牌，但是正在追求海上霸权，加速成为海洋强国，日本必须衡量自身利益在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之下的得与失。现代贸易主要依靠海上交通，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大量的工业制品运往美国、日本和欧洲。根据2015年的数据，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是43万亿美元，其中18%运往欧洲，14%运往北美，7%运往日本，15%运往澳洲、非洲和中南美。中国巨大的对外贸易量主要依赖海上运输，这是基本事实。从运送成本看，运送1 t货物，每1 000 km的费用，海运大约是600元，铁路是720元，公路是1 500元，航空是9 000元。远洋货轮不但载量巨大，而且只要有港口就可以开始运输，在可预见的将来，海运是无法被取代的最优运送选择。基于上述基本思考，日本认为中国必然要建立海上霸权，对此，作为同样是海洋贸易大国的日本，对于海上通道由中国控制的趋势，尤其是中国对南海和东海制海权的掌握不能等闲视之，日本必须评估中美海权的转移对自身安全的影响。
因此，日本最初对“一带一路”是采取观望态度的。在“一带一路”沿途有70多个国家，日本对此的理解是：中国要对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贸易往来，最终目的是扩大自己在这一巨大经济圈的影响力。与“一带一路”建设密切相关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是中国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金融保障，它必然与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产生对抗关系。所以，尽管亚洲大部分国家和欧洲主要国家都表示积极参加，日本还是追随美国，对之报以敌视态度。日本认为，“一带一路”的目的在于中国要建立地缘政治上的霸权地位，尽管战后的日本并不追求陆权，但不能不关注中国在大陆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尤其是中国海权的增强，让日本产生担忧。迄今为止，日本是在美国掌握海权背景下，通过追随美国的战略获得经济利益的。如果中美角色转换，特别是海权发生变化，发生权力转移，对于日本来说，如何在“一带一路”区域与中国合作，前景尚不明朗，这让日本人感到非常伤脑筋[1]。日本不能诚心诚意在“一带一路”上合作，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日本没有改变其遏制中国崛起的基本立场。不少人认为，日本企业参加“一带一路”，只不过起补充中国企业的角色，甚至有可能受到中国的限制，因此主张对“一带一路”应该慎重判断[2]。这是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持消极观望态度的根本原因。
二、利益思考与态度转变
利益思考影响了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伴随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安倍政权开始重视“一带一路”的利益层面。从2017年年中开始，安倍首相以及日本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等人都开始不断发言对“一带一路”表示支持。2017年5月，日本控制的“亚开行”在横滨开会，“亚开行”行长中尾武彦强调了“亚开行”与“亚投行”的关系，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则强调了“高质量投资的意义”。另外，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与安倍的顾问今井尚哉参加了北京“一带一路”大会，向习近平递交了提议改善两国关系和首脑互访的亲笔信。2017年6月5日，安倍在参加东京国际会议时，首次表示支持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他称“一带一路”是“连接了大洋的东西和之间的多样地区的具有潜力的构想”，说这一构想应该成为万人可以利用的开放构想，并说“日本将给以合作”。 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有着慎重的利益思考。
第一、安倍对“一带一路”的认识转变是他不得不承认其公共产品性质。起初，由于安倍政府的消极态度，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的关心度也不是太高，原因在于中国本来提出这一倡议，主要是向西，向中亚、欧洲和非洲，并不包括东面的日本。特别是近年来中日关系冷淡，日本企业也多对中国市场持慎重态度，担心有风险。但是“一带一路”倡议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在日本看来，它与自由贸易体系、航行自由原则、联合国等，都会成为“对万人开放的基础设施”，这是安倍做出的重要判断。国际公共产品有的是通过霸权国家维持，也有的是通过多国合作共同维持，古代丝绸之路就是当时的重要公共产品。日本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区东南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地区中亚，在石油来源地中东都有重要利益，没有理由将自己置之度外。中国以经济为轴，以松散的形式扩大与各国的关系，这与门坎过高并有偏见的TPP自贸框架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强调对“一带一路”沿岸国的基础建设和经济援助，所以各国都想从巨大的中国经济中获得好处，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参加，已经超过140多个。各国以发展为目标，聚集在中国周围，这让日本不得不重新考虑，最后认为选择有条件合作比消极观望更加有利。
第二、日本经过测算，认识到“一带一路”可以带来巨大商机。首先，日本终于认识到“亚投行”与“亚开行”并不矛盾，日本主导着亚洲开发银行，但是该组织自1966年建立以来，并未全部覆盖亚洲所有国家，因为它有一定的准入门槛，而“亚投行”对日本来说，只要项目能够做到透明和公平，是可以参加的。比如，日本对克拉地峡开凿项目就十分感兴趣，如果这个项目被提到议事日程，日本不会放弃参与的机会。 其次，日本担心错过“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商机。面对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经济和文化倡议，日本学者说：“一带一路”是构建现代版丝绸之路，虽然不能说日本的参与必不可少，但是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参加与合作，会给日本带来实际利益。日本当初担心中国在亚洲扩大影响，所以，对“亚投行”表现冷淡，但是根據“亚开行”的测算，亚洲到2030年需要26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如果日本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就可以获得这个巨大基建市场的利益，在这方面，日本企业当然不能丧失机会，日本政府没有理由不支持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合作，获得利益。
第三、日本政府必须支持企业活动，改善日本经济状况。日本企业事实上在以民促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的积极态度影响了日本政府。安倍内阁终于认识到，如果不转变态度，就会成为日本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的绊脚石。日本已经丧失了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的机会，好在 “一带一路”的参加并无固定程序，中国一直敞开大门，一再表示欢迎日本参加，事实上，日本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早就发生了转变，民间企业已经积极参加“一带一路”。鉴于亚洲不断的增长，美中权势转移正在加速，日中关系长期恶化，最后的结果，就是日本在中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局中被边缘化。日本企业已经走在了日本政府的前面，他们看到了中国国内中产阶级的持续扩大，经济逐渐好转，也看到了中国企业不断并购西方优良企业，在大数据背景下，中国企业的信息收集能力具有压倒优势，在智能手机产业领域，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在日益增强，今后会变得更强。日立制作所集团在中国的总代表小久保宪一说：一直以来，我们与中国企业在第三国合作，比如，在中国企业中标的高铁项目中，招标国要求使用日立公司的零部件，同时日立公司在利比亚的发电机建设项目中，为了节省成本费用，也与中国企业合作，这就是中日合作的双赢结果。[3]
日本邮船公司的会长工藤泰三则说：“亚投行”会对物流网的效率有贡献，日本准备在汽车运输方面给以合作。丸红公司也对“一带一路”表示合作的兴趣。
第四、日本意识到通过“一带一路”可以进口大量天然气，并从其他经济合作中获得利益。日本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一带一路”与日本的利益已经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测算，测算的结果是日本参与利大于弊，日本不会放弃获利的机会。比如，伴随中国节能技术的提高，以后天然气必有盈余，支持“一带一路”对日本并无坏处，从能源调配的纯经济活动角度看，中国的天然气经营企业，势必会把经过“一带一路”获得的能源出口到日本，以从中获利。而对于日本来说，将来从中国进口天然气，甚至石油，经济上当然是划算的。从这点考虑，日本应该支持中国在中亚的资源开发[4]。这只是其中一项的预想，事实上，两国合作的领域还要广泛。其实，日本政府已经按照安倍政策转换的安排，责令经产省开始对日本企业进行“一带一路”合作领域进行说明，其中，节能、环境合作，包括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开发与运营；产业合作，如，在泰国东部的工业园区的共同开发；物流领域，如，中国欧洲铁路的运营制度合作等等，都有广泛的合作前景。
三、外交思考与大国博弈
安倍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也源于日本的外交思考，如果继续对“一带一路”采取消极态度，不但不能改善中日关系，日本在对美、对俄关系中也会继续陷于被动，不如参与到“一带一路”中，从内部进行大国博弈，获得最大利益。
第一、日本外交战略陷入困境，是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调整的关键原因。安倍的对美外交事实上陷入了困境，一直追随美国的日本，现在受到了来自美国更大的开放市场的要求。特朗普上台之后，宣布退出TPP，让安倍十分失落，日本面临的是特朗普要求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压力。之前安倍致力于排除中国的TPP，但是，主张“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后，安倍被美国搁在了一边，特别是特朗普访日之前，先来到夏威夷纪念珍珠港事件中被炸沉的纪念馆，这让日本感到日美关系的不牢靠。安倍虽然试图继续打造11国的TPP，但是没有美国和中国参加的经济圈，不可能有什么吸引力。另外，安倍一直追随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在南海与中国对抗，试图与美国一起遏制中国海权的增强，但是菲律宾和越南的转向，让日本无从对中国发力。再加上对俄政策一直没有成果，实际上日俄关系很难打开局面，这使安倍不得不考虑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安倍本来试图打开对俄关系的大门，解决领土问题，促进日俄经济合作，并提出“共同经济活动”倡议，但是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态度坚如磐石，美国也警惕日本与俄罗斯过于接近，频频提出警告，使得安倍的对俄政策进展并不顺利。特别是朝鲜问题迫在眉睫，对日本来说，必须拉住美国以及所有可能合作的国家，向朝鲜施加压力，迫使朝鲜放弃核开发。如果美朝关系有缓和的希望，则日本必须谋求改善与朝鲜的关系，但是绑架问题是严重障碍，日本必须寻求其他国家从中说合。中国当然在对朝压力方面是关键国家，日本谋求与中国合作，认为在朝鲜导弹开发方面中国的合作不可或缺，安倍希望中国也能与日本一起应对朝核威胁，维护国家安全也有必然关系，日本还需要中国在绑架问题上帮助日本说服朝鲜。
第二、主要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变化对安倍也是一个刺激。日本虽然担心中国从经济和安全方面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巨大经济圈，但是，当欧洲主要国家都对于“一带一路”采取支持态度，而这时特朗普的亚太战略尚不明朗，美国对朝鲜问题和韩国的政策都还不确定，美国可以从哪方面采取行动还不可预测，所以日本需要采取主动，未雨绸缪，以免被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安倍内阁开始重新审视“一帶一路”倡议，意识到中国并不仅仅在于吸引发展中国家，习近平在2017年5月的“一带一路”大会上，也向加拿大也发出了邀请，加拿大是北美自贸协定的成员，但北美自贸区经济力低下，所以积极参加亚投行。特别是当同样对于“亚投行”态度冷淡的美国开始表示参与的意向，并派代表参加北京“一带一路”大会以后，日本便不再宣传“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都是强化中国霸权的了，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日本显然在“一带一路”问题上逐渐被边缘化，甚至陷入外交上的孤立。日本不想由于自身的消极政策，使自己成为局外国家。
第三、日本试图在中俄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日本表示积极参加“一带一路”并非完全是对中国表示好感，深层思考还有继续与中国进行外交博弈的意味。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国家是俄罗斯，日本对陆权虽然态度超然，但有离间中俄关系的企图。日本一直盯着中俄关系的发展，中俄关系紧密不利于日本外交的展开。安倍也试图拉拢俄罗斯，改善日俄关系，营造对日本有利的周边环境。日本认为，中俄关系未必是铁板一块，如果能够利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矛盾，那么，既可以趁机与俄罗斯谈判领土问题，也可以利用俄罗斯来遏制中国，安倍一直想把俄罗斯拉入遏制中国的构想之中，成为其价值观外交的一部分。所以，日本离间中俄关系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安倍内阁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控制中亚国家，一定会引起俄罗斯的警觉，因为中亚国家是前苏联的一部分，独立之后也是俄罗斯影响范围内的地区。“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通往欧洲的关键地区，中国在中亚政治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一定会引起俄罗斯警觉。日本认为，俄罗斯不会坐视中国把中亚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俄罗斯不能容忍乌克兰倒向西方，也不会容许中亚被中国控制。日本认为，如果中国在中亚与俄罗斯发生矛盾，那么中国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那里，这对日本来说是好事。日本与中亚没有利害冲突，如果中亚在战略上拖住中国的外交和军事精力，就会减轻日本在东海和太平洋的压力。另外，一旦中俄发生冲突，中国必然谋求改善与日本关系。所以，中俄关系如果出现缝隙，无疑对日本改善外交环境是有好处的。
第四、日本重视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日本拉拢中亚国家是其参与陆权博弈的重要一环，日本虽然不是陆权国家，对于中亚也没有安全利益，但是陆权对海权也有侧面影响，为了维护自身海权安全，日本也不会忽视参与陆权博弈的作用。参加“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从陆权角度看，可以提高日本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如果日本不参加，则会被孤立。日本参加“一带一路”，特别是参加“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就会从内部影响“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不但能从中获得相应的市场份额，还能从内部调整投资项目中那些不利于日本的部分，维护日本的外交利益。比如，日本如果积极参与中亚事务，还能通过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阻止这些国家成为中国的“属国”。比如，在铁路建设方面，铁道投资涉及轨距的改革，中亚采用的是俄式轨距（1 530 mm），中欧大通道在中亚段必须重新装卸货物，从而增加费用。如果有必要，中亚会被迫修改轨距，日本可以对改轨距进行投资，使之改为中国—欧洲标准轨距（1 435 mm）。然而，改轨距会使俄罗斯有丧失中亚之感，这就引起中俄在安全保障方面的矛盾，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扩大必然会与俄罗斯发生摩擦和紧张。日本可以在“亚投行”内部进行投资，也可以作为民间事业提供日元借款，还可以通过单独与中亚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方式，缓和俄罗斯的不快[5]。
结语
总之，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从战略考量角度看是矛盾的，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抵触的一面，其主要考量包括权力、利益和外交三个方面。对此，中国采取了因势利导的应对政策，旨在促使日本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消极抵抗。2017年6月6日，中国外交部对安倍的表态表示欢迎，认为“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两国共同发展的新舞台，因此，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中日两国出现了相向而行的趋势。2017年12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日研讨会上，中日双方得出共识：两国应该在“一带一路”领域增强合作。在这种背景下，安倍还提出把“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与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对接，本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是牵制中国的，但是后来方向发生了转换，转为强调与中国合作。关于印太战略，安倍表示：这个战略并不是对抗中国的措施，今后应该与“一带一路”共存共荣[6]。
因為安倍意识到从日本长远的安全与经济利益思考，不断崛起的中国是越来越不能忽视的。但是，由于日本从权力思考角度对中国海权增长的担心，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仍然持保留态度，安倍仍然在出访时大谈价值观和遵守海洋法制问题。2018年1月10日，安倍在出访中东欧六国前表示，要在个案上与“一带一路”认真合作，但是，不忘强调法制和基本价值观问题，强调日本与这些国家在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等基本价值观方面的一致。安倍有意强调日本强化以法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显然这是针对中国的。从海权角度思考，日本当然会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岸的基础设施也可以用于军事目的，中国在吉布提、瓜达尔和缅甸等地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引起了日本的警惕，他们认为，如果中日在第三国的合作项目最后有被军事利用的可能，则需要慎重。总之，增长显著加快的亚洲，中美权势转移的加速，中日关系持续恶化，最后会使日本在战略上被边缘化。为了避免孤立，扩大市场，日本不得不改变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在保持谨慎的同时，开始变为有条件的支持，目的在于谋求权力、利益和外交上的好处。
[参考文献]
[1]赤間清広.存在感増す中国主導、賛同140カ国超え商機逸する懸念、日本も協力姿勢[N].每日新闻，2017-12-20.
[2]加谷珪一.安倍首相の「一帯一路に協力」は早計だったかもしれない[N/OL].IRONNA（2017-10-09）[2017-11-12].http：//ironna.jp/article/7150.
[3]岡田充.安倍政権が一転、中国の「一帯一路」支持で動き出す経済界[EB/OL].BUSINESS INSIDER：（2017-12-13）[2017-12-30].https：//www.businessinsider.jp/post-108346.
[4]文谷数重.「一帯一路」協力は日本の安全保障の利益[N/OL].BLOGOS：（2017-05-17）[2017-10-12].http：//blogos.com/article/223619/.
[5]文谷数重.脅威の矛先を海洋から内陸へ[J].軍事研究，2016（12）：96-107.
[6]安倍首相.「一帯一路」と連携へ対中けん制から転換[N/OL].SPUTNIK：日本（2017-12-18）[2018-01-12].https：//jp.sputniknews.com/politics/201712184390846/.
[责任编辑李颖]
Abstract：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ve changed under three modes of thinking. First of all， power thinking determined that Japan initially adopted a waitandsee attitude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apan， as a major trading nation， is closely following the changes in maritime rights and worried about the loss of interest， hence taking a negative wait-and-see attitude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econd， interest thinking has influenced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is estimated that Japan recognizes that the Belt and Road can bring grea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Japanese companies can not afford to lose these opportunities. Third， Japans change of attitude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lso based on diplomatic thinking. Mr. Trumps withdrawal from the TPP is a great disappointment to Mr. Abe. The change in the attitude of major countries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lso a stimulus to Abe. In addition， Abe also tried to intervene between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s. All in all，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the Belt and Road have begun to change. While remaining cautious， Japan seeks power， interests， and diplomatic benefits through conditional support.
key words：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power thinking； interest thinking； diplomatic thinking
摘要：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战略考量，在三种思考模式下发生变化。首先是权力思考决定了日本最初对“一带一路”采取观望态度，作为贸易大国的日本对海权变化密切关注，担心利益受损，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观望态度。其次是利益思考影响了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经过测算，日本认识到“一带一路”可以带来巨大商机，日本企业不能丧失机会。第三是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也基于外交思考，特朗普退出TPP让安倍十分失落，主要国家就“一带一路”的态度变化，对安倍也是一个刺激，而安倍也试图在中俄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总之，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开始转变，在保持谨慎的同时，通过有条件的支持，谋求权力、利益和外交上的好处。
关键词：战略考量；权力思考；利益思考；外交思考
中图分类号：D815文獻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5-0001-06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5001
最近，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表现了积极参与的意向。表面上看，此事与中日关系的改善有某种联系，其实，日本对这一倡议一直处于矛盾状态，既感到威胁又试图从中获得利益，于是有一个阶段的观望期。文章主要从战略考量角度，分析日本针对“一带一路”态度的变化，主要分为3个方面，即具体从权力、利益和外交思考展开分析，探讨日本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从观望到表示积极参与的转变过程和考量。
一、权力思考与观望态度
权力思考决定了日本最初对“一带一路”采取观望态度。由于对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加怀有疑虑，日本一开始就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表现了犹豫不决，还抱有敌视意味。日本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背景是中国要向国外转移产能，同时还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一倡议的战略目的在于连接中国要建立的与欧洲和非洲的巨大经济圈，扩大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是与中国崛起密切相关的战略。他们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确保贸易通道畅通的举措，也是追求权力的举措，因为从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主要有两条通道，一条是陆路，一条是海路，陆路经过中亚到达欧洲，海路经过南海和印度洋通往欧洲，海路也是通往非洲的必由之路，中国必须确保这些通道的畅通。日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同时对陆权与海权的追求，而中国影响力的增大无疑给日本带来了困惑，日本尽管试图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利益，但是由于担心中国崛起对日本的威胁，权力思考多于利益思考，暂时没有明确的结论，于是，采取了观望态度。
首先，日本对陆权态度超然。相对来说，日本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敌意小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因为日本对陆权关心比较少，也就是对来自陆权的威胁相对薄弱。日本认为，虽然中国从海洋强国建设角度考虑，必然要谋求对海上通道的控制权，但是现在海权由美国掌握，中国目前还暂时无法在海上通道与美国对抗。所以，中国在谋求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同时，对于欧亚大陆的陆上运输通道也给予同样的重视，因为陆路并不在海洋强国美国的控制之下，日本认为，这是中国既重视海权又重视陆权的原因，所以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日本认为，尽管中国的西部和中亚一样多是高山和沙漠，但是，仍然吸引着中国去打通这条通往欧洲的陆上通道，这便是中国提出海陆并重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层原因。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决定各国权力平衡的关键要素，中亚也属于心脏地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区域。但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对这一地区的利益关注并不十分紧迫，日本的贸易主要通过海路运输，日欧之间的贸易通道主要是海路。因此，对陆上的贸易运输无利害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问题基本上不是日本的关心之事，日本可以置之度外，当然不排除如果有机会，日本可参与中亚地区的基础建设以谋取利益，基本态度是观望并伺机获利。
其次，日本对海权变化密切关注。从海权角度看，日本认为中国虽然目前无法与美国在海上摊牌，但是正在追求海上霸权，加速成为海洋强国，日本必须衡量自身利益在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之下的得与失。现代贸易主要依靠海上交通，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大量的工业制品运往美国、日本和欧洲。根据2015年的数据，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是43万亿美元，其中18%运往欧洲，14%运往北美，7%运往日本，15%运往澳洲、非洲和中南美。中国巨大的对外贸易量主要依赖海上运输，这是基本事实。从运送成本看，运送1 t货物，每1 000 km的费用，海运大约是600元，铁路是720元，公路是1 500元，航空是9 000元。远洋货轮不但载量巨大，而且只要有港口就可以开始运输，在可预见的将来，海运是无法被取代的最优运送选择。基于上述基本思考，日本认为中国必然要建立海上霸权，对此，作为同样是海洋贸易大国的日本，对于海上通道由中国控制的趋势，尤其是中国对南海和东海制海权的掌握不能等闲视之，日本必须评估中美海权的转移对自身安全的影响。
因此，日本最初对“一带一路”是采取观望态度的。在“一带一路”沿途有70多个国家，日本对此的理解是：中国要对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贸易往来，最终目的是扩大自己在这一巨大经济圈的影响力。与“一带一路”建设密切相关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是中国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金融保障，它必然与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产生对抗关系。所以，尽管亚洲大部分国家和欧洲主要国家都表示积极参加，日本还是追随美国，对之报以敌视态度。日本认为，“一带一路”的目的在于中国要建立地缘政治上的霸权地位，尽管战后的日本并不追求陆权，但不能不关注中国在大陆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尤其是中国海权的增强，让日本产生担忧。迄今为止，日本是在美国掌握海权背景下，通过追随美国的战略获得经济利益的。如果中美角色转换，特别是海权发生变化，发生权力转移，对于日本来说，如何在“一带一路”区域与中国合作，前景尚不明朗，这让日本人感到非常伤脑筋[1]。日本不能诚心诚意在“一带一路”上合作，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日本没有改变其遏制中国崛起的基本立场。不少人认为，日本企业参加“一带一路”，只不过起补充中国企业的角色，甚至有可能受到中国的限制，因此主张对“一带一路”应该慎重判断[2]。这是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持消极观望态度的根本原因。
二、利益思考与态度转变
利益思考影响了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伴随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安倍政权开始重视“一带一路”的利益层面。从2017年年中开始，安倍首相以及日本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等人都开始不断发言对“一带一路”表示支持。2017年5月，日本控制的“亚开行”在横滨开会，“亚开行”行长中尾武彦强调了“亚开行”与“亚投行”的关系，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则强调了“高质量投资的意义”。另外，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与安倍的顾问今井尚哉参加了北京“一带一路”大会，向习近平递交了提议改善两国关系和首脑互访的亲笔信。2017年6月5日，安倍在参加东京国际会议时，首次表示支持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他称“一带一路”是“连接了大洋的东西和之间的多样地区的具有潜力的构想”，说这一构想应该成为万人可以利用的开放构想，并说“日本将给以合作”。 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有着慎重的利益思考。
第一、安倍对“一带一路”的认识转变是他不得不承认其公共产品性质。起初，由于安倍政府的消极态度，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的关心度也不是太高，原因在于中国本来提出这一倡议，主要是向西，向中亚、欧洲和非洲，并不包括东面的日本。特别是近年来中日关系冷淡，日本企业也多对中国市场持慎重态度，担心有风险。但是“一带一路”倡议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在日本看来，它与自由贸易体系、航行自由原则、联合国等，都会成为“对万人开放的基础设施”，这是安倍做出的重要判断。国际公共产品有的是通过霸权国家维持，也有的是通过多国合作共同维持，古代丝绸之路就是当时的重要公共产品。日本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区东南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地区中亚，在石油来源地中东都有重要利益，没有理由将自己置之度外。中国以经济为轴，以松散的形式扩大与各国的关系，这与门坎过高并有偏见的TPP自贸框架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强调对“一带一路”沿岸国的基础建设和经济援助，所以各国都想从巨大的中国经济中获得好处，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参加，已经超过140多个。各国以发展为目标，聚集在中国周围，这让日本不得不重新考虑，最后认为选择有条件合作比消极观望更加有利。
第二、日本经过测算，认识到“一带一路”可以带来巨大商机。首先，日本终于认识到“亚投行”与“亚开行”并不矛盾，日本主导着亚洲开发银行，但是该组织自1966年建立以来，并未全部覆盖亚洲所有国家，因为它有一定的准入门槛，而“亚投行”对日本来说，只要项目能够做到透明和公平，是可以参加的。比如，日本对克拉地峡开凿项目就十分感兴趣，如果这个项目被提到议事日程，日本不会放弃参与的机会。 其次，日本担心错过“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商机。面对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经济和文化倡议，日本学者说：“一带一路”是构建现代版丝绸之路，虽然不能说日本的参与必不可少，但是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参加与合作，会给日本带来实际利益。日本当初担心中国在亚洲扩大影响，所以，对“亚投行”表现冷淡，但是根據“亚开行”的测算，亚洲到2030年需要26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如果日本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就可以获得这个巨大基建市场的利益，在这方面，日本企业当然不能丧失机会，日本政府没有理由不支持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合作，获得利益。
第三、日本政府必须支持企业活动，改善日本经济状况。日本企业事实上在以民促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的积极态度影响了日本政府。安倍内阁终于认识到，如果不转变态度，就会成为日本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的绊脚石。日本已经丧失了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的机会，好在 “一带一路”的参加并无固定程序，中国一直敞开大门，一再表示欢迎日本参加，事实上，日本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早就发生了转变，民间企业已经积极参加“一带一路”。鉴于亚洲不断的增长，美中权势转移正在加速，日中关系长期恶化，最后的结果，就是日本在中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局中被边缘化。日本企业已经走在了日本政府的前面，他们看到了中国国内中产阶级的持续扩大，经济逐渐好转，也看到了中国企业不断并购西方优良企业，在大数据背景下，中国企业的信息收集能力具有压倒优势，在智能手机产业领域，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在日益增强，今后会变得更强。日立制作所集团在中国的总代表小久保宪一说：一直以来，我们与中国企业在第三国合作，比如，在中国企业中标的高铁项目中，招标国要求使用日立公司的零部件，同时日立公司在利比亚的发电机建设项目中，为了节省成本费用，也与中国企业合作，这就是中日合作的双赢结果。[3]
日本邮船公司的会长工藤泰三则说：“亚投行”会对物流网的效率有贡献，日本准备在汽车运输方面给以合作。丸红公司也对“一带一路”表示合作的兴趣。
第四、日本意识到通过“一带一路”可以进口大量天然气，并从其他经济合作中获得利益。日本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一带一路”与日本的利益已经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测算，测算的结果是日本参与利大于弊，日本不会放弃获利的机会。比如，伴随中国节能技术的提高，以后天然气必有盈余，支持“一带一路”对日本并无坏处，从能源调配的纯经济活动角度看，中国的天然气经营企业，势必会把经过“一带一路”获得的能源出口到日本，以从中获利。而对于日本来说，将来从中国进口天然气，甚至石油，经济上当然是划算的。从这点考虑，日本应该支持中国在中亚的资源开发[4]。这只是其中一项的预想，事实上，两国合作的领域还要广泛。其实，日本政府已经按照安倍政策转换的安排，责令经产省开始对日本企业进行“一带一路”合作领域进行说明，其中，节能、环境合作，包括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开发与运营；产业合作，如，在泰国东部的工业园区的共同开发；物流领域，如，中国欧洲铁路的运营制度合作等等，都有广泛的合作前景。
三、外交思考与大国博弈
安倍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也源于日本的外交思考，如果继续对“一带一路”采取消极态度，不但不能改善中日关系，日本在对美、对俄关系中也会继续陷于被动，不如参与到“一带一路”中，从内部进行大国博弈，获得最大利益。
第一、日本外交战略陷入困境，是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调整的关键原因。安倍的对美外交事实上陷入了困境，一直追随美国的日本，现在受到了来自美国更大的开放市场的要求。特朗普上台之后，宣布退出TPP，让安倍十分失落，日本面临的是特朗普要求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压力。之前安倍致力于排除中国的TPP，但是，主张“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后，安倍被美国搁在了一边，特别是特朗普访日之前，先来到夏威夷纪念珍珠港事件中被炸沉的纪念馆，这让日本感到日美关系的不牢靠。安倍虽然试图继续打造11国的TPP，但是没有美国和中国参加的经济圈，不可能有什么吸引力。另外，安倍一直追随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在南海与中国对抗，试图与美国一起遏制中国海权的增强，但是菲律宾和越南的转向，让日本无从对中国发力。再加上对俄政策一直没有成果，实际上日俄关系很难打开局面，这使安倍不得不考虑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安倍本来试图打开对俄关系的大门，解决领土问题，促进日俄经济合作，并提出“共同经济活动”倡议，但是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态度坚如磐石，美国也警惕日本与俄罗斯过于接近，频频提出警告，使得安倍的对俄政策进展并不顺利。特别是朝鲜问题迫在眉睫，对日本来说，必须拉住美国以及所有可能合作的国家，向朝鲜施加压力，迫使朝鲜放弃核开发。如果美朝关系有缓和的希望，则日本必须谋求改善与朝鲜的关系，但是绑架问题是严重障碍，日本必须寻求其他国家从中说合。中国当然在对朝压力方面是关键国家，日本谋求与中国合作，认为在朝鲜导弹开发方面中国的合作不可或缺，安倍希望中国也能与日本一起应对朝核威胁，维护国家安全也有必然关系，日本还需要中国在绑架问题上帮助日本说服朝鲜。
第二、主要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变化对安倍也是一个刺激。日本虽然担心中国从经济和安全方面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巨大经济圈，但是，当欧洲主要国家都对于“一带一路”采取支持态度，而这时特朗普的亚太战略尚不明朗，美国对朝鲜问题和韩国的政策都还不确定，美国可以从哪方面采取行动还不可预测，所以日本需要采取主动，未雨绸缪，以免被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安倍内阁开始重新审视“一帶一路”倡议，意识到中国并不仅仅在于吸引发展中国家，习近平在2017年5月的“一带一路”大会上，也向加拿大也发出了邀请，加拿大是北美自贸协定的成员，但北美自贸区经济力低下，所以积极参加亚投行。特别是当同样对于“亚投行”态度冷淡的美国开始表示参与的意向，并派代表参加北京“一带一路”大会以后，日本便不再宣传“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都是强化中国霸权的了，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日本显然在“一带一路”问题上逐渐被边缘化，甚至陷入外交上的孤立。日本不想由于自身的消极政策，使自己成为局外国家。
第三、日本试图在中俄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日本表示积极参加“一带一路”并非完全是对中国表示好感，深层思考还有继续与中国进行外交博弈的意味。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国家是俄罗斯，日本对陆权虽然态度超然，但有离间中俄关系的企图。日本一直盯着中俄关系的发展，中俄关系紧密不利于日本外交的展开。安倍也试图拉拢俄罗斯，改善日俄关系，营造对日本有利的周边环境。日本认为，中俄关系未必是铁板一块，如果能够利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矛盾，那么，既可以趁机与俄罗斯谈判领土问题，也可以利用俄罗斯来遏制中国，安倍一直想把俄罗斯拉入遏制中国的构想之中，成为其价值观外交的一部分。所以，日本离间中俄关系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安倍内阁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控制中亚国家，一定会引起俄罗斯的警觉，因为中亚国家是前苏联的一部分，独立之后也是俄罗斯影响范围内的地区。“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通往欧洲的关键地区，中国在中亚政治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一定会引起俄罗斯警觉。日本认为，俄罗斯不会坐视中国把中亚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俄罗斯不能容忍乌克兰倒向西方，也不会容许中亚被中国控制。日本认为，如果中国在中亚与俄罗斯发生矛盾，那么中国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那里，这对日本来说是好事。日本与中亚没有利害冲突，如果中亚在战略上拖住中国的外交和军事精力，就会减轻日本在东海和太平洋的压力。另外，一旦中俄发生冲突，中国必然谋求改善与日本关系。所以，中俄关系如果出现缝隙，无疑对日本改善外交环境是有好处的。
第四、日本重视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日本拉拢中亚国家是其参与陆权博弈的重要一环，日本虽然不是陆权国家，对于中亚也没有安全利益，但是陆权对海权也有侧面影响，为了维护自身海权安全，日本也不会忽视参与陆权博弈的作用。参加“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从陆权角度看，可以提高日本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如果日本不参加，则会被孤立。日本参加“一带一路”，特别是参加“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就会从内部影响“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不但能从中获得相应的市场份额，还能从内部调整投资项目中那些不利于日本的部分，维护日本的外交利益。比如，日本如果积极参与中亚事务，还能通过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阻止这些国家成为中国的“属国”。比如，在铁路建设方面，铁道投资涉及轨距的改革，中亚采用的是俄式轨距（1 530 mm），中欧大通道在中亚段必须重新装卸货物，从而增加费用。如果有必要，中亚会被迫修改轨距，日本可以对改轨距进行投资，使之改为中国—欧洲标准轨距（1 435 mm）。然而，改轨距会使俄罗斯有丧失中亚之感，这就引起中俄在安全保障方面的矛盾，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扩大必然会与俄罗斯发生摩擦和紧张。日本可以在“亚投行”内部进行投资，也可以作为民间事业提供日元借款，还可以通过单独与中亚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方式，缓和俄罗斯的不快[5]。
结语
总之，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从战略考量角度看是矛盾的，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抵触的一面，其主要考量包括权力、利益和外交三个方面。对此，中国采取了因势利导的应对政策，旨在促使日本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消极抵抗。2017年6月6日，中国外交部对安倍的表态表示欢迎，认为“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两国共同发展的新舞台，因此，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中日两国出现了相向而行的趋势。2017年12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日研讨会上，中日双方得出共识：两国应该在“一带一路”领域增强合作。在这种背景下，安倍还提出把“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与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对接，本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是牵制中国的，但是后来方向发生了转换，转为强调与中国合作。关于印太战略，安倍表示：这个战略并不是对抗中国的措施，今后应该与“一带一路”共存共荣[6]。
因為安倍意识到从日本长远的安全与经济利益思考，不断崛起的中国是越来越不能忽视的。但是，由于日本从权力思考角度对中国海权增长的担心，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仍然持保留态度，安倍仍然在出访时大谈价值观和遵守海洋法制问题。2018年1月10日，安倍在出访中东欧六国前表示，要在个案上与“一带一路”认真合作，但是，不忘强调法制和基本价值观问题，强调日本与这些国家在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等基本价值观方面的一致。安倍有意强调日本强化以法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显然这是针对中国的。从海权角度思考，日本当然会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岸的基础设施也可以用于军事目的，中国在吉布提、瓜达尔和缅甸等地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引起了日本的警惕，他们认为，如果中日在第三国的合作项目最后有被军事利用的可能，则需要慎重。总之，增长显著加快的亚洲，中美权势转移的加速，中日关系持续恶化，最后会使日本在战略上被边缘化。为了避免孤立，扩大市场，日本不得不改变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在保持谨慎的同时，开始变为有条件的支持，目的在于谋求权力、利益和外交上的好处。
[参考文献]
[1]赤間清広.存在感増す中国主導、賛同140カ国超え商機逸する懸念、日本も協力姿勢[N].每日新闻，2017-12-20.
[2]加谷珪一.安倍首相の「一帯一路に協力」は早計だったかもしれない[N/OL].IRONNA（2017-10-09）[2017-11-12].http：//ironna.jp/article/7150.
[3]岡田充.安倍政権が一転、中国の「一帯一路」支持で動き出す経済界[EB/OL].BUSINESS INSIDER：（2017-12-13）[2017-12-30].https：//www.businessinsider.jp/post-108346.
[4]文谷数重.「一帯一路」協力は日本の安全保障の利益[N/OL].BLOGOS：（2017-05-17）[2017-10-12].http：//blogos.com/article/223619/.
[5]文谷数重.脅威の矛先を海洋から内陸へ[J].軍事研究，2016（12）：96-107.
[6]安倍首相.「一帯一路」と連携へ対中けん制から転換[N/OL].SPUTNIK：日本（2017-12-18）[2018-01-12].https：//jp.sputniknews.com/politics/201712184390846/.
[责任编辑李颖]
Abstract：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ve changed under three modes of thinking. First of all， power thinking determined that Japan initially adopted a waitandsee attitude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apan， as a major trading nation， is closely following the changes in maritime rights and worried about the loss of interest， hence taking a negative wait-and-see attitude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econd， interest thinking has influenced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is estimated that Japan recognizes that the Belt and Road can bring grea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Japanese companies can not afford to lose these opportunities. Third， Japans change of attitude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lso based on diplomatic thinking. Mr. Trumps withdrawal from the TPP is a great disappointment to Mr. Abe. The change in the attitude of major countries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lso a stimulus to Abe. In addition， Abe also tried to intervene between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s. All in all，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the Belt and Road have begun to change. While remaining cautious， Japan seeks power， interests， and diplomatic benefits through conditional support.
key words：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power thinking； interest thinking； diplomatic thin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