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满铁对中国东北实施的农村调查
陈祥
摘要：满铁在近代对中国东北农村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留下了庞大的调查资料。学界目前面对这些调查资料往往表现出“无所适从”，迫切需要从调查方法角度探讨满铁对近代中国东北农村实施调查的具体情况。通过整理《满铁调查月报》中的“满洲农村实态调查”和“满洲农业实态调查”，总结满铁进行农村调查的八大方法，进而以吉林省南荒地村的具体调查为例，从三份调查资料中寻找满铁调查存在出入之处，供相关学术研究人员借鉴。通过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分析出近代满铁农村调查资料中所具有的特点与内涵，揭露日本殖民者对近代中国东北地区调查存在的局限性与侵略目的。
关键词：满铁；中国东北；农村调查；《满铁调查月报》；调查方法
中图分类号：K30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5-0068-13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5008
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作为日本侵华“排头兵”，非常渴望通过对中国东北农村进行深入调查，以配合日本扩大对东北的殖民侵略策略，但当时满铁的活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被奉系军阀限制在狭小的满铁附属地之内，因此满铁早期对中国东北农村的调查，更多是通过满铁运输的农产品数量进行资料、数据的收集，很难触及东北农村实态、村屯内部的生活情况[1]50。日本最早对东北农村进行实态调查，是1925年山下肇对辽阳、沈阳地区的部分农村进行的调查和1930年关东州普兰店民政署对所辖293户农家进行的调查① 。1930年的普兰店调查堪称开启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农村综合调查的序幕，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此后日本对东北乃至后来对全中国农村调查的基本问题的设定，该报告重点对农村的实态、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重点的调查与阐述。此后，随着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又粉墨登场，为了加强对伪满洲国的摸底、更好地统治占人口80%以上的东北农村区域，便于东北殖民地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日军发动侵略战争之需，日本侵略者此后对东北农村实施了长期、详细的调查。
国内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对满铁的调查活动进行了诸多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意见，一是认为满铁的调查资料不仅调查详细且具有研究性质，比如有曹幸穗、王卓杰等②，二是认为满铁几乎所有的对华调查，其政策目的过于明确，先有政策后有调查，使得其政策的制定和形成不是
建立在客观、科学的调查基础之上，因此满铁在大量调查中所作出的对华认识，存在相当的局限性，甚至是错误的解学诗.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及其观点[J].近代史研究，2003（4）.。这两种意见的斗争，并没有推动中国学界对满铁调查资料做进一步的区分与梳理，鉴于“满铁研究方法很少运用新的史学方法，如社会史学等……有待于在满铁研究领域中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相结合”[2]，因而迫切需要对满铁的具体调查情况、调查方法等展开进一步分析。
限于篇幅和研究重点，文章仅就满铁对中国东北农村调查的实施过程、调查的方法、满铁对南荒地村的调查案例展开论述，希望能够为学界同仁在使用满铁调查资料之时，提供思考、增强警觉之用。
一、满铁对中国东北农村实施的调查——以《满铁调查月报》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殖民者为了强化对中国东北农村情况的掌握，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关于东北农村社会、农家经济、农业生产的调查。从目前存世的调查资料看，大致可以分为满铁调查系列和伪满政府机构调查系列，两部分调查的人员、方法上相通，还有一些调查是两者通力协作前提下完成的。这些调查的报告写成之后，被编入到各种调查资料当中，其中相当部分在《满铁调查月报》上出版。笔者将《满铁调查月报》登载的东北农村调查报告做初步分类，分别可归纳为“农村实态调查”（见表1）与“农业实态调查”（見表2）。
（一）农村实态调查
第1：《大泉眼村落调查报告》是满铁早期较为有名的农村调查，作为“准备将来的正式调查而进行的预备调查”，于1933年3月对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调查，该调查在后来的满铁调查员看来“是对构成满洲农村社会基本单位村落（屯）进行的第一次全体调查研究”産業部農務司農司科.大泉眼部落調査報告——農民移動調査[J].産業部月報·第3卷1号，1939. 。满铁对该村落的雇佣情况、佃耕关系、借贷情况、社会生活、教育等进行了系统性调查。
第2、第3：满铁经济调查会和满铁吉林事务所于1934年3～4月，对吉林省永吉县南荒地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并形成了上述两份报告（中间报告）。此外，水谷国一还单独写成了另一份该村落的金融情况调查报告満鉄経済調査会.経済資料第65編·満州に於ける一農村の金融[M].1935（2）.。这两份报告主要对南荒地村的租税负担、农业雇佣、村内农业劳动惯行“惯行”是日式汉字词语，指的是“例行、习俗、习惯”的意思，在近代日本对中国农村调查当中，往往以“农村惯行调查”出现，可译为“对农村当中的风俗习惯、约定俗成的行为进行调查”。近年来，随着国内学界研究近代日本对华调查的深入，“惯行”二字也越来越多为学界所接受，并直接使用。参见李巨澜.20世纪上半期日本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评述[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赵彦民.日本满铁调查文献中的中国民俗资料——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1-6卷）为中心[J].文化遗产，2017（5）；岳谦厚，梁金平.也论《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与华北乡村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下文以这3份报告为资料进行详细论述。
第4：满铁调查人员参加了伪满国务院统计处于1935年2～3月进行为期两周的“乡村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之上又添加了新文献后形成的分析性报告，内容也是限定为调查区域内土地、各权利惯行的调查。
第5、第6、第8、第9：是满铁于1936年末对伪满农村行政組织情况所进行调查的一部分内容，这几份调查报告的着眼点放在了伪满基层行政体系上，重点调查了伪农会、村长作用、保甲制度，以及在伪满农村设立的各种农事组合。
第7：1936年对永吉县大屯村落的朝鲜族移民进行的农村实态调查，被调查村落73户当中，朝鲜族占了34户。调查侧重点放在了搜集朝鲜族群体农民的生活情况，尤其是描述朝鲜族农民稻米种植的协作情况颇有历史价值。
第10：以生活在黑河地区的满族人口超过一半的村落作为调查对象，主要是记录了东北满族农民的生活状况。
第11：1939年8月在双城县进行“农村行政实态调查”之际，由满铁新入社的调查人员进行的实习调查，主要对伪满在农村设立的农事合作社、金融合作社、协和会、粮食交易场是否渗透进东北农村社会的情况，进行了访谈形式的调查。
第12：调查伪满“五年计划”一部分“北边振兴策”的实施情况，重点放在搜集南满地区人口向北满地区输送的情况，以及人口流出后对当地的影响。七道泉子屯是当时南满地区较大的村落，大约有400户，从中选出19户农家，对他们的每日现金收支、劳动力投入状况等进行了详细的账目跟踪调查。但遗憾的是，关于劳动力方面的调查是在4天之内巡回17家，以访谈形式获得的数据较为粗糙。
第13、第16：以绥化县的一个农村作为调查对象。第13主要调查农村惯行中的结婚、族长选举、家族内分工、继承、家族关系等；第16是对绥化县蔡家窝堡屯的农村大家庭分家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第14、第15：1939年6月，对海伦县瑞穗村善牧农场一个由144户朝鲜族、143户汉族构成的特殊村落进行的调查，在实施该调查的前一年，满铁就曾对该村进行过调查。所以，该调查当属于此前调查的后续跟踪调查。主要调查农村蓄力使用、农业耕作改进、蔡氏大家族的社会经济地位等。
第17：伪满国务院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曾于1935年对北满地区重要的粮仓地带农村16县实施过大规模的农村实态调查，并出版了《产调资料1》3册[3]。临时产业调查局认为该调查的功能与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贯彻施行农业诸政策，鉴于终究很难有效掌握农业政策指导下的农村社会的各种现象，因此不得不挑选出单个农户进行调查，弄清我国（代指伪满洲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各种现象之根源，是当务之急。即如实研究农村内部构成、及构成诸要素之各种基本关系，不断弄清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以避免各项政策之基础不出现偏颇。”[3]绪言该调查成为伪满洲国政府对农村实施实态调查的范本和参考对象。1936年2月下旬起该调查局调查部第一科又实施了第二次农村实态调查，派出11个调查班，每班7～8人，在翻译的陪同下对南满地区进行了大约两个半月的调查，留有《产调资料36》国務院実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制作：（産調資料36）康徳三年農村実態調査報告書·戸別調査之部（1936年），（産調資料36―付録）康徳三年農家経営経済調査（1936年），康徳三年農村実態調査一般調査報告書（1936年）。。调查区域为：瑷珲县、洮南县、桦川县、富锦县、敦化县、磐石县、榆树县、延吉县、庄河县、凤城县、辽阳县、辽中县、盖平县、新民县、西丰县、海龙县、黑山县、盘山县、丰宁县、宁城县等。第17的调查是上述两次调查结束五年之后，北满经济调查所为了完善此前调查而进行的，选定了呼兰、绥化、安达、青冈、拜泉、富裕等北满6个县的7个村屯进行调查，分析了东北农村佃耕关系，并确认了在伪满统治之下佃租急剧增高的农村现实问题。
第18：满铁曾在1934年对克山县程家油坊屯进行过访谈式调查，时隔7年后再次确认该村落人口迁徙、土地所有情况、佃租关系、农业经营费用等。
第19、第20：满铁于1940年10月对辽阳县小营盘屯及西干河子屯进行的调查，两地在清朝属官庄，调查重点放在了农村共同体方面，研究官庄背景的农村的社会结合程度，查看这些农村当中形成大地主经营的情况，以此得出南满地区大家族背景下的大地主经营范式，这一点与北满地区存在十分明显的区别。
第21：对从事少量水稻种植、相对干旱的盘山县等5个县6个屯子进行的调查，重要调查水利分配惯行和佃耕惯行等。
第22：满铁在1930年代对东北许多的农村进行过访谈形式的调查，但这些调查大多是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此，满铁内部一直对调查数据的真伪有过较为激烈的争论。为了防止访谈过程中因为农民记错、虚报、瞒报等干扰因素，满铁于1943年选定吉林省怀德县榆树林屯魏家洼子，派出了调查员长期驻村进行观察记录，重点调查农村社会生活、农耕方法、农业劳动情况、农户经济等方面。该调查报告十分细致，甚至记录了农村购买种子途径、每年举行的各种祭祀活动等，对了解近代中国东北农村社会情况颇有历史价值意义。
（二）农业实态调查
第1：选定敦化县大、中、小三类农户，统计他们的土地面积、生产数量、年均消费等，然后从三种类型农户中各选出10户，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各种类型农户的经济水平。
第2：1934年2月20日～3月14日期间，满铁和满洲实业部联合对1934年东北农业生产和出售情况进行的调查，在地方警察的带领下，调查员平均每天调查两户，一户汇报一个小时，再辅以地方警察的备案和一些推断后，统计得到大、中、小三阶层农户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及一垧土地的投入和产出关系。
第3：满铁经济调查会于1943年2月对大连金州较为富裕的大魏家屯81户农民进行的实态调查，主要收集了农民的收支情况。
第4：满铁经济调查会第5部殖民班于1936年1月对伪兴安南省科尔沁左翼后旗腰四不奎进行的调查，主要对蒙古地区农业生产过程中“榜青”的租佃关系进行了详细调查。
第5：该调查的出发点是为了能够更好向东北输出“日本人农业移民”，据此对伪滨江省绥化附近及海伦附近34户农民进行了现地调查，主要从农户经济角度对不同农业经营规模的农民进行了农户收支情况的调查。
第6：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于1936年7月～1937年3月向被伪满政府评为“指导模范农村”的伪龙江省克山县农村派出了长期驻村调查员，该村5户大地主占有了全村44%的土地，被视为典型的北满型大农户经营村落，满铁调查员从土地所有、经营情况、劳动、蓄力等角度调查了北满农村的经济情况。
第7：满铁于1936年对绥化、海伦附近的汉族农民（34户）和海北镇朝鲜族农民（6户）进行的调查，比较了汉族农民的旱地农业种植和朝鲜族水田种植之间的经济收益，颇有意义。
第8：1937年4月～1938年3月，在伪滨江省双城县大白家窝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满铁通过访谈形式进行调查之外，还向村里派驻了长期调查员，并要求全村农民记录劳动日志，每日都有巡逻员督促村民填写账本，最终收户整理而成的调查报告。
第9：该调查方法与第8颇有相似之处，只是实施时间较短，满铁于1939年11月对辽阳县千山村下汪家峪屯进行访谈调查，调查村中13户（全村共75户）农民，主要调查该村在伪满实施“满洲产业五年计划”后棉花种植面积增加的情况。
第10：1939年12月对盖平县陈家屯村31户农民购买肥料及其使用情况的调查。
第11：该调查于1939年7月实施，主要是针对“农产物增产计划”实施之后，东北农民不得不按照伪满政府要求增加了部分农作物的耕种面积，满铁试图调查该计划对东北农村造成了何种影响，该调查报告是其中之一，调查地点选定伪滨江省呼兰县孟家村刘泉井附近。
第12：佐藤武夫在1939年10月～11月期间，到访拜泉县、绥化县的农事合作社和一些村落，调查了北满农业生产中打谷机使用情况和农业经营收入。
第13：满铁通过组建“调查机关联合会农家经济调查分科会”，协调各地调查机构，对东北农村经济进行了为期三年（1937年、1938年、1939年）的记账式调查，该报告为1937年的调查，调查了双城、阿城两县下面的两个屯5户农家，调查规模较小。
第14：调查了蒙古族内部富裕的牧民向贫困牧
民出借家畜的情况和惯行。
第15：分别选定了五常、铁岭和营口三地13户单纯种植水稻的农民家庭进行调查，比较考察传统农业水稻种植区域和新种植水稻地区农家的经营收入情况。
第16：是1939年3月～1940年3月期间对海城县进行的农家经济调查形成的中间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对海城县大甲村进行了长期驻村调查，该村落基本上是由两个大家族组成的同族村落，加之交通便利、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货币经济发达，主要调查了伪满主导下的货币经济、金融体系对该村农业经济的冲击。
基于上述分析，可总结出以下几个问题点：第一、近代满铁调查的目的性很强，将调查重点放在了掌握东北农村生产力和农村社会资源方面。导致这种调查研究内容的高度集中，归根结底是因为满铁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命于日本军方侵略政策的需求。原满铁调查员天野元之助也对满铁调查的目的性做过十分清晰的总结：“我们所做的农村实态调查，都是满铁所期待的东西，例如，不是重点关注村落内部的社会关系，而是调查每个农家生产多少、能够提供多少东西。因此，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调查农户的家庭人数、耕地面积、经营费用、地主·佃农关系等，以及那些商品化的农作物的生产、出售相关的纯粹经济调查。而完全没有关注到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村落社会共同体是如何成立的，其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1]51第二、满铁在1930年以后的调查范围十分广阔，除了有南北满的经营模式的探讨，也有对蒙古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详细调查。不过美中不足之处，这些满铁调查的具体地区大多被限定在较为发达的铁路、公路、大城市或县城附近的农村。第三、满铁农村调查的数据来源极其广泛，做了十分细致的调查。早在1931年冈川荣藏在《满洲的农业》一书中曾指出：“此前对满洲农家经营上的调查，……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大多没有采用详细的记账式调查，基本上要依靠访谈调查和推测调查。”[4] 从《满铁调查月报》所载的农村调查报告情况看，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满铁在调查方法上进行了较多改进，形成了上述十分丰富的调查报告。
二、满铁对中国东北农村实施调查的主要方法
从伪满洲国成立伊始，“农村是‘伪满洲国政府的政策中心，为了达到强化‘伪满洲国政权的统治，需要严格加强对东北农村的反满抗日运动的镇压，农村是伪满政权统治与反抗斗争交锋之处。”[5]中外学界对近代日本在华实施调查的具体过程，采用何种调查方法、采集的数据是否真实，一直存在不少争议。尤其是满铁的调查，是这一时期日本实施各类调查的代表，颇值得深入探讨。满铁对东北农村实施的实态调查过程中，其调查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会随着承担调查任务的负责人变动而发生较大的变化；加之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国际、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满铁的调查重心和方法也会随着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因素的变化而出现一些不同。梳理这一时期的满铁农村实态调查，可以将满铁所采用的调查方法和形式总结出如下几点。
（一）土地惯行调查
土地是满铁在东北农村调查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除了对土地的用途、肥力之外，尤其重视调研近代中国农村内部对土地相关成文法或不成文法的乡规民约等的惯行。从清末起，汉族人口大规模向东北移民。由于东北的土地大多源自清朝时期的皇庄、官庄、旗地、蒙地等，农民在开垦东北土地之时，往往要直面这些土地的属性与分类，相比而言，从法理和农村旧俗对土地所有权关系界定而言，东北地区的土地所有关系要比华北、华南地区复杂很多，这就导致近代东北地区就土地的租佃關系、征税名目、负债率、负债情况、支付方式等，往往会因为土地的名目不同而出现很大的差别，早在1913年—1915年，满铁就整理出版了《满洲旧惯调查报告》（9卷）1907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大连总部内设置调查部，由冈松参太郎负责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不动产、特别是农村土地关系等习俗旧惯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于1913年-1915年之间成书出版了9卷。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満洲旧慣調査報告[M].1913―1915. 。伪满洲国建立之后的农村实态调查，大多也会涉及该内容。其中，《热河省凌源县十五里堡的土地惯行》土肥武雄.熱河省凌源県十五里堡に於ける土地慣行[J].満鉄調査月報·第15卷第9-10号，1935.是这一时期较典型的调查，涉及内容有业主权、永租权与倒兑、租房及榜青、典权、押权、相续、先占及交换等内容。类似这样的调查报告对近代东北土地情况所作的论断与分析，多大程度上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还需要结合中国方面的资料加以佐证方可使用。
（二）资料收集与整理
该方法主要是满铁调查人员根据调查本身所需，通过伪满下属的各省、县、地方组织、地方乡绅等收集相关文献、资料。由于满铁调查人员并不是直接进行调查的人员，只是对二手资料加工和整理，因此各种资料往往会因为提供方的不同，使得调查结果出现较大出入，甚至存在严重的瞒报、少报等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满铁早在1916年就对此类资料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虽然向官府衙门申告的是该屯的情况，但无法掌握所申告的人口和具体的纳税田亩，官府衙门也往往根据各自情况实施土地丈量，也无法确认有多少隐匿成分。”[6]虽然，日本人早就发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但面对辽阔的东北大地，满铁的调查机构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在此后的调查当中，继续依靠、使用由地方政府、机构、或个人提供的信息。例如“合作社调查相关资料”“合作社调查相关资料”主要指伪满在中国东北农村地区设立了庞大的兴农合作社所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農事合作社報》《北満合作》《興農》《奉天農事（興農）合作月刊》《興農合作社統計年報》等出版物。 在很大程度上是涉及东北各县农村，调查范围十分辽阔，只能间接使用东北各县政府及兴农合作社的数据。但从兴农合作社对东北农村的渗透与掌控的实际情况分析，合作社与农民之间的关联是十分脆弱的，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伪满极力推动的农村金融合作社[7]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的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曾就伪满地方机构存在的问题，分析道“有關金融合作社之设立及指导上之人士，徒具形式上的金融常识，但实际对东北农村之认识不但缺乏，且对农业之知识，亦甚浅显，加之，负有直接监督合作社责任之伪经济部银行科，对于农村行政之关系，非常疏远，致地方特色不但不能使其发挥，且对业务之运用，亦无显著进展”[8]。因此，确认此类的满铁调查报告的数据真实性与否，还应该通过和其他资料加以比对分析，使用此类资料应该慎之又慎。
（三）现地踏查
该调查方法主要是依靠满铁派出的调查员对满铁沿线农村、交通主干道附近农村、城市周边农村等的情况进行短时间巡视调查。由于真正实施调查的时间较短，调查的数据也不是十分细致，大多是针对调查地区的广域内存在的物产、交通、风土人情、组织架构、综合情况等进行概括性的研究。这些调查报告在今天看来大多属于概括性的研究，且数据和资料来源大多是由踏查当地行政机构、商会组织等提供，甚至有部分直接将传闻类的事情也都记录进调查报告，单就其严谨性而言，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此类调查大多会使用“踏查、经济资料调查”等为题，往往与资料整理的方法存在许多相近之处，所以这两类的调查形式在报告书的表现形式上，常常一起被使用，以资料介绍形式对地方的经济情况、农业情况做介绍性的说明，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只是调查员是否亲自到过被调查地。究其资料与数据的来源而言，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此类的调查真实性而言，与资料整理存在相同的情况，使用这类资料时应与同期的其他资料加以佐证使用。比较典型的调查有《北经调查刊行书》系列和《海城县农村行政组织及其运营现状》野間清，山本鈍愚.海城県に於ける農村行政組織と其の運営現態（一）（二）[J].満鉄調査月報·第17卷第3—4号，1937.等。
（四）农村入户调查
所谓“农村入户调查”在日语当中往往以“实态调查”出现，这一调查方法是满铁诸多调查中最为深入、最为详尽的调查，而且调查对象也大多经过精心挑选，其经济形态和生产条件一定程度上是所在区域内的诸多村落所共通的情况。原满铁调查员的田中义英在二战后，就满铁调查情况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并撰写了《农村实态调查的理论和实际》一书[8]，他在该书中指出“所谓农村实态调查，是以农村的经济为中心，主要通过访谈的调查方法对地区内的情况进行的调查。”[9]48这一定义是比较直接明了地指出了该调查方法的特点，而且该调查方法也是近代日本社会学研究所擅长的研究方法。满铁调查员希望通过整理、调查东北农村社会发生的诸多类似事件的调研，从这些现象当中挖掘此类问题之间的社会关联性，并寻求有效办法以期达到加强对东北农村社会统制的目的。“如果以掌握农村内部的经济、或社会的诸多现象的构造为中心，这就不是简单地进行宽泛的农村调查，开展农村社会关系中的全部调查，而是必须对一些相对限定的问题展开调查。”[9]47
满铁调查人员进行农村入户调查之时，往往会进驻特定的村落一段时间，除了观察平时农户的生产、生活、农村习惯等，满铁还会提前整理好“调查问卷”，然后交给各个调查员分头进行农户问答。针对这一方法，很多学者认为满铁调查员通过访谈、问卷调查获得了当时中国第一手社会资料，可信性较高。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论断过于武断，应该客观看到该调查方法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问卷是满铁调查员事先设定好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引导村民的回答得出调查员所期待的答案；还有很多村民面对日本殖民侵略者，对此类调查存在强烈的排斥心理。原满铁调查员野间清回忆说：“向佃农问及佃租关系时，往往都只能得到十分暧昧的回复。”[10]所以，满铁在设定此类问卷时，为了尽量排除此类干扰因素，不得不将问卷调查做了量化设计，最终导致原本是以社会问题为主的调查，变成为经济数据的采集了。
此外，东北的农村地区一直是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最为激烈的地区，满铁调查员出于“安全”考虑，在选定所谓的农村调查样本之时，大都将调查村落选定在县城、省会城市、满铁沿线的村子，就连野间清也不得不承认所选村落“都是距离县公署所在地大约坐农用马车半天路程，……治安情况良好的村子”[11]。1984年3月26日，原满铁调查员齐聚一堂，石堂清伦认为：“从事实态调查的满铁调查员们，那时候大都认为无法从被调查对象农民那里获取真正的信息。农民大都明白调查员的提问，所以他们害怕说多了就要多缴税，于是就尽量回避对方的提问。于是得到的答案往往和调查员预估的结果相差甚远，导致调查结果很难得以使用。”[12]7071
就连原满铁调查员对此类调查的数据都持有很大怀疑，我们就更不能将此类调查的数据和资料直接用来研究当时东北农村的普遍性问题，但若仅限于资料本身进行近代中国农村的个案讨论，应还是颇具价值的资料。使用该方法的代表性调查报告有山本义三的《北满一个农村的家庭关系——北安绥化县彦邻村于坦店屯》山本義三.北満一農村に於ける家族関係——北安綏化県彦隣村于坦店屯[J].満鉄調査月報·第20卷第6号，1939. 和《大豆统制对北满农村的影响——克山程家油屯实态调查报告》満鉄新京支社調査室.大豆統制の北満農村に及ぼせる影響——克山程家油房屯実態調査報告[M].1940.等。另外，满铁在实施入户调查时，还会派出多个调查队伍，分别对不同的问题展开调查。我们可以通过比对不同的调查报告，从中析出当时东北农村社会的情况。例如，满铁经济调查会于1934年3月末-4月初在吉林省永吉县南荒地村进行了一周左右的调查，调查员分为三支小队，分别从农业劳动者、农村金融、租税负担角度进行调查并写成三份详细报告，后文将就此展开详细论述。
（五）农户普查
普查是满铁调查中十分重要的工作，是对一定区域内全部独立农户进行的调查，主要是调查农家经济情况。其中最为有名的是由伪满洲国国务院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进行的一系列《农村实态调查》1934年12月伪满洲国国务院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成立，得到满铁经济调查会的支持与配合，在1935年2-4月、1936年2-5月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农村实态调查，之后将调查数据整理成册：康徳元年度農村実態調査 戸別調査之部（三冊、1935年），康徳三年度農村実態調査報告書戸別調査之部（4冊、1936年），康徳元年度農村実態調査報告書（12冊、1937年）等.，虽然该调查是由伪满政府发起，但实际负责调查的人员大多来自满铁，并且调查方法也基本上沿用了满铁的风格。满铁最早采用该方法的调查是1933年满铁实施的吉林省怀德县第三区安家窝棚村大泉眼村落的调查，该调查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和前文的实态调查有一定相似性，通过问卷调查和口头问答方式从农户那里收集信息。对这种普查方式，原满铁调查员田野元之助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怀疑，“该调查方法可能导致农民的多报、少报或瞒报。比如农户拥有的土地或财产、经营面积、家庭人数等方面存在少报的情况，而所负担的租税、课税、杂役等有故意多报之嫌。”[13]
天野元之助的疑問虽不无道理，但由于普查所涉及的内容较多，农户之间的回答有可能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满铁调查员还会对那些“土地面积或收获数量、税金等问题在问答中对不上的数据进行再一次调查。回答佃租和地租形态等问题应该还是获得了比较真实的数据。”[12]71
（六）农户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和前文的农户普查有一定的相似性，也是针对农家的经济情况进行的调查，最大的特点是从一些农家当中抽取部分农户进行详细调查，这就使得该调查方法相比普查要详细一些。日本殖民者希望通过该方法能够在农村当中选出一些农户，通过对这些农户经济情况的调查，在掌握详细经济数据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农户进行农业经营指导，使之成为伪满治下的农户榜样。该调查方法最大的缺点是忽视对近代东北各地农村存在的巨大差异，如何归类相似阶层的农户存在一定的难度。加之，近代东北虽然已经通过铁路建立起相对一体化的市场了，但各地之间的物价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抽样调查农户的经济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地的物价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在使用此类调查的经济数据之时，应该结合各地的物价加以综合考虑。另外，抽样调查的范围往往比普查和实态调查要更加广阔，满铁调查员往往不能够做到深入农户家中，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提前做好采集经济数的记账调查表，然后在一段时间内交给农户填写。于是这一调查方法也和前文的实态调查存在同样的问题（多报、少报或瞒报）。
例如，《农村实态调查及农家经济调查》（1937年） 満鉄農事試験場.農村実態調査並農家経済調査[M].1937.就是满铁农事试验场于1936年4月对盖平县、沈阳县、梨树县、海龙县的四个屯子进行的调查，主要调查内容有土地、劳动力、租佃条件等，这些内容和实态调查相比显得十分的简单，被调查农户大都是由村中有名望人士或地方行政机构推荐，从农户当中以大、中、小三种农家标准各选一户作为被调查对象，调查他们的农业经营状况和农户收支情况。
（七）账本跟踪调查
满铁从东北农村选定部分日本殖民者最希望获取到信息的农户，然后将满铁所希望获得的经济账本交付农民，由农民在一段时间内负责填写家庭经济相关的各项，通常为期一年。该调查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获取长时段的农户动态经济信息，“由于1938年未能完成建设积极的调查网络，需要收集实施该调查方法所必须的经验”；其具体方法是“充分利用农民旧有的账本，再对这些农民手中的账本加以改良，尽可能统一成能够为我所用的账本和每日流水账本”[14]156。较为典型的调查报告有兴农部农政司调查科整理的《（兴农部资料一号）康德六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书（辽阳县、梨树县、通化县、拜泉县）》（1940年）、《康德七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书》（1941年）、《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书》（1942年），以及北满经济调查所实施的《满人农家经济调查报告》系列等。这两类调查都是针对东北地区的中农进行的，《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书》系列采用了当时日本京都大学的农业记账方法，重点调查农户的“收入”“固定资产增加”“流动性财产增加”等；《满人农家经济调查报告》系列则更重视农户的财产和日常经济行为，满铁经济调查会向农户发放统一样式的财产账本和农家经济日志，并在其严格指导下进行记录，更关注农户的家庭人数、雇佣人数、牲畜数量等[14]165。
这一方法实施过程中有两个难点常为学界所诟病，一是满铁如何选定被调查农户，二是长时间的账本记录工作未能得到有效保障。前者几乎是满铁调查过程中存在的通病问题，后者是该调查方法最大弊病之所在。满铁调查人员向农户发放账本，让农民长时间的录入各种信息，在农民看来不仅是负担，而且从心底里拒绝配合日本的调查。因此，最终完成账本录入的农户比率非常低，北满经济调查所实施的第一次调查，选定了51户农家，最后完成账本记录的农户只有不足30%的15户[14]165。可见，该方法不仅耗时长，且无法得到足够的调查样本信息。此外，当时“东北农民大多处于文盲状态，具有一定的记账能力者也大多属于农村的中上层农户，采用该方法就只能限定于中农以上的农户”[15]。该调查方法虽然得到冈川荣藏的极力支持，最终没能成为满铁农村调查的主要手段。
（八）长期入村调查
前述的各种调查方法当中，满铁调查员的入村调查时间往往都比较短，大多在1-2周以内。在这样短时间内进行的调查，往往有不少问题是调查本身无法克服的，比如，采样的农户较少、农户虚报或瞒报一些情况、缺乏后续跟踪调查等。满铁调查员也深知他们所进行的农村调查存在上述客观问题，因此也进行了一些改进，向个别村子派驻了长达1年的专职调查员，专门进行跟踪和收集各项调查数据。此类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当时最具史料价值，且可信性高，可以视为最佳的调查方法。但这种调查方法十分的耗时、费力、费钱，仅仅在开始个别调查之后就被满铁所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入户调查和账目跟踪调查，因此在实际资料使用过程中尤需对此进行详细甄别。
上述八种满铁农村调查方法，仅仅是目前所见到满铁农村调查各报告中比较常见的调查方法。满铁在具体实施调查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地使用一种方法，而是同时使用两种或多种方法，或在不同调查阶段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具体使用满铁农村调查报告之时，可以先分析其所使用的调查方法，尽可能地避免误用一些数据和信息，排除干扰。
三、吉林省永吉县南荒地村的调查
对满铁调查的数据应该进行如何分析，是否存在一些较大的疑问呢？这是几乎所有研究人员在使用满铁农村调查数据之时，不得不直面的问题。满铁在实施此类调查过程中，虽然大部分都是派出一队调查人员实施调查，但也有部分调查会派出两队或多组人员，最终形成可以相互佐证的调查报告。其中，满铁经济调查会和吉林事务所于1934年3月26日-4月1日对吉林省永吉县南荒地村47户农民实施了为期一周左右的调查，满铁派出了十分能干的满铁调查员野间清和水谷国一，分别从农业劳动者、农村金融、租税负担角度进行调查并形成了三份详细报告：野间清《满洲——农村的农民租税负担》[16]和水谷国一《满洲——农村的农业劳动者》[17]、《满洲——农村的金融》[18]。这次调查内容十分详细，堪称是满铁的实态调查中颇具代表意义的调查，值得我们在研究近代中国农村问题之时对其做进一步讨论。
南荒地村位于吉林市北50里，乌拉街东南15里，临近长图铁路线的九站、孤店子等地。往南有公路通往吉林，往北有公路通往白旗街和榆树。村子地处松花江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在当时是一个农村商品经济较为活跃的村子（见图1）。水谷国一认为“这个村子的生活富裕，属于中等水平以上的村子”[17]73。南荒地村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工业、商业，甚至连农副业也可以忽略不计，主要靠种植大豆、高粱、玉米、粟等谷物类农作物为生。满铁调查员认为，该村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东北具有代表性的村落”[18]35。
该调查的详尽程度可以为今天的研究提供诸多参考价值，但从这些调查报告中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满铁调查人员看似对被调查农户进行了统一的编号，而调查报告所反映出来情况却存在较大出入。例如，满铁调查近代中国农村的各类调查报告中农户经营类别的划分问题，几乎所有的满铁农村调查报告都套用了当时日本国内的调查习惯，将农户划分为地主、自耕农、佃农、地主兼佃农、自耕农兼佃农、农业劳动者等几大类。但是，从满铁对南荒地村的调查结果看，可以发现满铁调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点：
（1）南荒地村在1935年调查之时，农民只拥有883垧土地，佃耕土地3459垧，该村人均拥有土地数量不多，而绝大多数的土地被不居住在村中的地主所掌握。但不在村地主被排除出农村调查，这就使得当时中国农村社会最为强大的政治、经济群体没有纳入其调查范围，因此，不得不对该调查的严谨性提出疑问。
（2）野间清和水谷国一对东北农村的农户类别界定存在较大不同，虽然两人都采用了日本国内对农户的划分方法，但是统计数据却出现较大的出入。特别是两人对农户类别的收入统计存在较大出入。这至少说明满铁内部对农户的界定、阶级划分和统计口径存在诸多模棱两可之处。
（3）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最为关注的是“地主”和“佃农”，这二类农户的情况在南荒地调查报告中存在身份界定上的问题，被水谷国一定义为地主成分的南荒地村农户的人均收入都在30元以内，甚至低于全村的人均收入；而被定义为自耕农或佃农的农户人均收入却是全村收入最高家庭，达94元以上[16]23。同一时期的满铁调查报告及中国的农村调查大多认为地主经济在近代东北的优越地位。结合第2点分析，可见近代满铁对中国农村的几乎所有的调查报告中所涉及的农户划分、农户身份问题均是采用日本国内的农户划分类别，这种日式农村调查理论及农户定义能否很好地被套用于中国农村社会，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4）近代东北大农业集约生产显示出的经济效益较高，南荒地村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大都是经营面积超过15垧土地以上的农民（大多属于佃农），一方面是这些家庭人口數量较多，且成年劳动力数量也较多，另一方面这些农户大多雇佣一些长工以补充劳动力不足。
总之，通过比较满铁同一时间对南荒地村实施的调查，可以从不同调查人员的报告书发现其中存在较大的出入。反过来看其他满铁对东北农村实施的调查，大多只派出一个调查队伍、形成一份报告，今天的学者就无法通过比对多份调查报告去伪存真。因此，在使用满铁对东北农村的调查资料时，应当对这些调查报告书的可信度提出一些学术性的疑问，并带着这些疑问，在实际研究中进行反复求证。
结论
近代日本在对外推行扩张侵略政策过程中，除了“武备”之外，还辅之以“文装”所必不可少的“调查研究”，满铁实施的“调查研究”是这一时期最为有名、持续时间最久、覆盖面最广的，这些“调查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图谋满洲经营”[19]。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对中国东北农村调查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重视从经济数据的采集到农村社会惯行的理解。东北各个农村的发展水平并不一致，满铁对各次调查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满铁农村调查主要将对象限定在铁路沿线的农村。（2）满铁对调查的内容、目的、方法都有十分明确的界定。时任满铁调查员石堂清伦对满铁的调查指出：“满洲事变以后，满铁的调查并不是说可以不被干涉，或是在很广的范围内进行自由研究，恰恰是被限定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可以进行自由选择。”[12]64（3）为了更好地巩固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满铁调查东北农村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用了日本在国内实施调查的方法，而这种源自日本社会的调查方法被实际应用于东北农村社会时，虽然进行了许多“因地制宜”的中国化改变，但调查方法与中国社会现实依旧存在诸多格格不入之处。
满铁对东北农村调查的特点又包含以下几方面内涵：（1）满铁对近代中国东北农村的调查，为今天研究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提供了一个拥有详细数据、微观资料的路径，应将这些调查资料限定在史料意义的范畴内进行讨论，不可将其加以任何形式的扩大或拔高。（2）近代满铁实施调查从根本上讲是沿用了日本国内范式调查手法，因此，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过程中，使用到满铁调查资料时，需要认真区分近代中国史料中的“地主”“自耕农”“佃农”等概念和满铁调查资料中所界定的“地主”“自作农”“小作农”等存在着十分大的差别，决不能囫囵吞枣地使用这些概念。（3）应当看到无论日本学界如何标榜满铁调查方法多么之“科学”，甚至将这一侵华急先锋的机构定义为“先进性”[20]，都无法改变满铁调查人员的殖民者身份，其调查工作的性质根本不能用“科学与否”进行评价，加之，相当多的调查数据存在诸多值得推敲之处。所以，在使用满铁调查资料时，应该从满铁调查的殖民主义性质出发，在明确其对中国东北社会的侵略性基础之上，再对资料进行更加详细、深入的辨别，决不能不做任何甄别直接使用。毫无疑问，满铁为了准确掌握东北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而积极推进的东北农村调查，延续了日本实施殖民调查活动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所获得的殖民统治地位……服务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政策”[19]119。
摘要：满铁在近代对中国东北农村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留下了庞大的调查资料。学界目前面对这些调查资料往往表现出“无所适从”，迫切需要从调查方法角度探讨满铁对近代中国东北农村实施调查的具体情况。通过整理《满铁调查月报》中的“满洲农村实态调查”和“满洲农业实态调查”，总结满铁进行农村调查的八大方法，进而以吉林省南荒地村的具体调查为例，从三份调查资料中寻找满铁调查存在出入之处，供相关学术研究人员借鉴。通过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分析出近代满铁农村调查资料中所具有的特点与内涵，揭露日本殖民者对近代中国东北地区调查存在的局限性与侵略目的。
关键词：满铁；中国东北；农村调查；《满铁调查月报》；调查方法
中图分类号：K30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5-0068-13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5008
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作为日本侵华“排头兵”，非常渴望通过对中国东北农村进行深入调查，以配合日本扩大对东北的殖民侵略策略，但当时满铁的活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被奉系军阀限制在狭小的满铁附属地之内，因此满铁早期对中国东北农村的调查，更多是通过满铁运输的农产品数量进行资料、数据的收集，很难触及东北农村实态、村屯内部的生活情况[1]50。日本最早对东北农村进行实态调查，是1925年山下肇对辽阳、沈阳地区的部分农村进行的调查和1930年关东州普兰店民政署对所辖293户农家进行的调查① 。1930年的普兰店调查堪称开启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农村综合调查的序幕，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此后日本对东北乃至后来对全中国农村调查的基本问题的设定，该报告重点对农村的实态、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重点的调查与阐述。此后，随着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又粉墨登场，为了加强对伪满洲国的摸底、更好地统治占人口80%以上的东北农村区域，便于东北殖民地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日军发动侵略战争之需，日本侵略者此后对东北农村实施了长期、详细的调查。
国内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对满铁的调查活动进行了诸多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意见，一是认为满铁的调查资料不仅调查详细且具有研究性质，比如有曹幸穗、王卓杰等②，二是认为满铁几乎所有的对华调查，其政策目的过于明确，先有政策后有调查，使得其政策的制定和形成不是
建立在客观、科学的调查基础之上，因此满铁在大量调查中所作出的对华认识，存在相当的局限性，甚至是错误的解学诗.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及其观点[J].近代史研究，2003（4）.。这两种意见的斗争，并没有推动中国学界对满铁调查资料做进一步的区分与梳理，鉴于“满铁研究方法很少运用新的史学方法，如社会史学等……有待于在满铁研究领域中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相结合”[2]，因而迫切需要对满铁的具体调查情况、调查方法等展开进一步分析。
限于篇幅和研究重点，文章仅就满铁对中国东北农村调查的实施过程、调查的方法、满铁对南荒地村的调查案例展开论述，希望能够为学界同仁在使用满铁调查资料之时，提供思考、增强警觉之用。
一、满铁对中国东北农村实施的调查——以《满铁调查月报》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殖民者为了强化对中国东北农村情况的掌握，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关于东北农村社会、农家经济、农业生产的调查。从目前存世的调查资料看，大致可以分为满铁调查系列和伪满政府机构调查系列，两部分调查的人员、方法上相通，还有一些调查是两者通力协作前提下完成的。这些调查的报告写成之后，被编入到各种调查资料当中，其中相当部分在《满铁调查月报》上出版。笔者将《满铁调查月报》登载的东北农村调查报告做初步分类，分别可归纳为“农村实态调查”（见表1）与“农业实态调查”（見表2）。
（一）农村实态调查
第1：《大泉眼村落调查报告》是满铁早期较为有名的农村调查，作为“准备将来的正式调查而进行的预备调查”，于1933年3月对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调查，该调查在后来的满铁调查员看来“是对构成满洲农村社会基本单位村落（屯）进行的第一次全体调查研究”産業部農務司農司科.大泉眼部落調査報告——農民移動調査[J].産業部月報·第3卷1号，1939. 。满铁对该村落的雇佣情况、佃耕关系、借贷情况、社会生活、教育等进行了系统性调查。
第2、第3：满铁经济调查会和满铁吉林事务所于1934年3～4月，对吉林省永吉县南荒地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并形成了上述两份报告（中间报告）。此外，水谷国一还单独写成了另一份该村落的金融情况调查报告満鉄経済調査会.経済資料第65編·満州に於ける一農村の金融[M].1935（2）.。这两份报告主要对南荒地村的租税负担、农业雇佣、村内农业劳动惯行“惯行”是日式汉字词语，指的是“例行、习俗、习惯”的意思，在近代日本对中国农村调查当中，往往以“农村惯行调查”出现，可译为“对农村当中的风俗习惯、约定俗成的行为进行调查”。近年来，随着国内学界研究近代日本对华调查的深入，“惯行”二字也越来越多为学界所接受，并直接使用。参见李巨澜.20世纪上半期日本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评述[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赵彦民.日本满铁调查文献中的中国民俗资料——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1-6卷）为中心[J].文化遗产，2017（5）；岳谦厚，梁金平.也论《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与华北乡村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下文以这3份报告为资料进行详细论述。
第4：满铁调查人员参加了伪满国务院统计处于1935年2～3月进行为期两周的“乡村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之上又添加了新文献后形成的分析性报告，内容也是限定为调查区域内土地、各权利惯行的调查。
第5、第6、第8、第9：是满铁于1936年末对伪满农村行政組织情况所进行调查的一部分内容，这几份调查报告的着眼点放在了伪满基层行政体系上，重点调查了伪农会、村长作用、保甲制度，以及在伪满农村设立的各种农事组合。
第7：1936年对永吉县大屯村落的朝鲜族移民进行的农村实态调查，被调查村落73户当中，朝鲜族占了34户。调查侧重点放在了搜集朝鲜族群体农民的生活情况，尤其是描述朝鲜族农民稻米种植的协作情况颇有历史价值。
第10：以生活在黑河地区的满族人口超过一半的村落作为调查对象，主要是记录了东北满族农民的生活状况。
第11：1939年8月在双城县进行“农村行政实态调查”之际，由满铁新入社的调查人员进行的实习调查，主要对伪满在农村设立的农事合作社、金融合作社、协和会、粮食交易场是否渗透进东北农村社会的情况，进行了访谈形式的调查。
第12：调查伪满“五年计划”一部分“北边振兴策”的实施情况，重点放在搜集南满地区人口向北满地区输送的情况，以及人口流出后对当地的影响。七道泉子屯是当时南满地区较大的村落，大约有400户，从中选出19户农家，对他们的每日现金收支、劳动力投入状况等进行了详细的账目跟踪调查。但遗憾的是，关于劳动力方面的调查是在4天之内巡回17家，以访谈形式获得的数据较为粗糙。
第13、第16：以绥化县的一个农村作为调查对象。第13主要调查农村惯行中的结婚、族长选举、家族内分工、继承、家族关系等；第16是对绥化县蔡家窝堡屯的农村大家庭分家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第14、第15：1939年6月，对海伦县瑞穗村善牧农场一个由144户朝鲜族、143户汉族构成的特殊村落进行的调查，在实施该调查的前一年，满铁就曾对该村进行过调查。所以，该调查当属于此前调查的后续跟踪调查。主要调查农村蓄力使用、农业耕作改进、蔡氏大家族的社会经济地位等。
第17：伪满国务院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曾于1935年对北满地区重要的粮仓地带农村16县实施过大规模的农村实态调查，并出版了《产调资料1》3册[3]。临时产业调查局认为该调查的功能与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贯彻施行农业诸政策，鉴于终究很难有效掌握农业政策指导下的农村社会的各种现象，因此不得不挑选出单个农户进行调查，弄清我国（代指伪满洲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各种现象之根源，是当务之急。即如实研究农村内部构成、及构成诸要素之各种基本关系，不断弄清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以避免各项政策之基础不出现偏颇。”[3]绪言该调查成为伪满洲国政府对农村实施实态调查的范本和参考对象。1936年2月下旬起该调查局调查部第一科又实施了第二次农村实态调查，派出11个调查班，每班7～8人，在翻译的陪同下对南满地区进行了大约两个半月的调查，留有《产调资料36》国務院実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制作：（産調資料36）康徳三年農村実態調査報告書·戸別調査之部（1936年），（産調資料36―付録）康徳三年農家経営経済調査（1936年），康徳三年農村実態調査一般調査報告書（1936年）。。调查区域为：瑷珲县、洮南县、桦川县、富锦县、敦化县、磐石县、榆树县、延吉县、庄河县、凤城县、辽阳县、辽中县、盖平县、新民县、西丰县、海龙县、黑山县、盘山县、丰宁县、宁城县等。第17的调查是上述两次调查结束五年之后，北满经济调查所为了完善此前调查而进行的，选定了呼兰、绥化、安达、青冈、拜泉、富裕等北满6个县的7个村屯进行调查，分析了东北农村佃耕关系，并确认了在伪满统治之下佃租急剧增高的农村现实问题。
第18：满铁曾在1934年对克山县程家油坊屯进行过访谈式调查，时隔7年后再次确认该村落人口迁徙、土地所有情况、佃租关系、农业经营费用等。
第19、第20：满铁于1940年10月对辽阳县小营盘屯及西干河子屯进行的调查，两地在清朝属官庄，调查重点放在了农村共同体方面，研究官庄背景的农村的社会结合程度，查看这些农村当中形成大地主经营的情况，以此得出南满地区大家族背景下的大地主经营范式，这一点与北满地区存在十分明显的区别。
第21：对从事少量水稻种植、相对干旱的盘山县等5个县6个屯子进行的调查，重要调查水利分配惯行和佃耕惯行等。
第22：满铁在1930年代对东北许多的农村进行过访谈形式的调查，但这些调查大多是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此，满铁内部一直对调查数据的真伪有过较为激烈的争论。为了防止访谈过程中因为农民记错、虚报、瞒报等干扰因素，满铁于1943年选定吉林省怀德县榆树林屯魏家洼子，派出了调查员长期驻村进行观察记录，重点调查农村社会生活、农耕方法、农业劳动情况、农户经济等方面。该调查报告十分细致，甚至记录了农村购买种子途径、每年举行的各种祭祀活动等，对了解近代中国东北农村社会情况颇有历史价值意义。
（二）农业实态调查
第1：选定敦化县大、中、小三类农户，统计他们的土地面积、生产数量、年均消费等，然后从三种类型农户中各选出10户，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各种类型农户的经济水平。
第2：1934年2月20日～3月14日期间，满铁和满洲实业部联合对1934年东北农业生产和出售情况进行的调查，在地方警察的带领下，调查员平均每天调查两户，一户汇报一个小时，再辅以地方警察的备案和一些推断后，统计得到大、中、小三阶层农户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及一垧土地的投入和产出关系。
第3：满铁经济调查会于1943年2月对大连金州较为富裕的大魏家屯81户农民进行的实态调查，主要收集了农民的收支情况。
第4：满铁经济调查会第5部殖民班于1936年1月对伪兴安南省科尔沁左翼后旗腰四不奎进行的调查，主要对蒙古地区农业生产过程中“榜青”的租佃关系进行了详细调查。
第5：该调查的出发点是为了能够更好向东北输出“日本人农业移民”，据此对伪滨江省绥化附近及海伦附近34户农民进行了现地调查，主要从农户经济角度对不同农业经营规模的农民进行了农户收支情况的调查。
第6：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于1936年7月～1937年3月向被伪满政府评为“指导模范农村”的伪龙江省克山县农村派出了长期驻村调查员，该村5户大地主占有了全村44%的土地，被视为典型的北满型大农户经营村落，满铁调查员从土地所有、经营情况、劳动、蓄力等角度调查了北满农村的经济情况。
第7：满铁于1936年对绥化、海伦附近的汉族农民（34户）和海北镇朝鲜族农民（6户）进行的调查，比较了汉族农民的旱地农业种植和朝鲜族水田种植之间的经济收益，颇有意义。
第8：1937年4月～1938年3月，在伪滨江省双城县大白家窝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满铁通过访谈形式进行调查之外，还向村里派驻了长期调查员，并要求全村农民记录劳动日志，每日都有巡逻员督促村民填写账本，最终收户整理而成的调查报告。
第9：该调查方法与第8颇有相似之处，只是实施时间较短，满铁于1939年11月对辽阳县千山村下汪家峪屯进行访谈调查，调查村中13户（全村共75户）农民，主要调查该村在伪满实施“满洲产业五年计划”后棉花种植面积增加的情况。
第10：1939年12月对盖平县陈家屯村31户农民购买肥料及其使用情况的调查。
第11：该调查于1939年7月实施，主要是针对“农产物增产计划”实施之后，东北农民不得不按照伪满政府要求增加了部分农作物的耕种面积，满铁试图调查该计划对东北农村造成了何种影响，该调查报告是其中之一，调查地点选定伪滨江省呼兰县孟家村刘泉井附近。
第12：佐藤武夫在1939年10月～11月期间，到访拜泉县、绥化县的农事合作社和一些村落，调查了北满农业生产中打谷机使用情况和农业经营收入。
第13：满铁通过组建“调查机关联合会农家经济调查分科会”，协调各地调查机构，对东北农村经济进行了为期三年（1937年、1938年、1939年）的记账式调查，该报告为1937年的调查，调查了双城、阿城两县下面的两个屯5户农家，调查规模较小。
第14：调查了蒙古族内部富裕的牧民向贫困牧
民出借家畜的情况和惯行。
第15：分别选定了五常、铁岭和营口三地13户单纯种植水稻的农民家庭进行调查，比较考察传统农业水稻种植区域和新种植水稻地区农家的经营收入情况。
第16：是1939年3月～1940年3月期间对海城县进行的农家经济调查形成的中间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对海城县大甲村进行了长期驻村调查，该村落基本上是由两个大家族组成的同族村落，加之交通便利、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货币经济发达，主要调查了伪满主导下的货币经济、金融体系对该村农业经济的冲击。
基于上述分析，可总结出以下几个问题点：第一、近代满铁调查的目的性很强，将调查重点放在了掌握东北农村生产力和农村社会资源方面。导致这种调查研究内容的高度集中，归根结底是因为满铁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命于日本军方侵略政策的需求。原满铁调查员天野元之助也对满铁调查的目的性做过十分清晰的总结：“我们所做的农村实态调查，都是满铁所期待的东西，例如，不是重点关注村落内部的社会关系，而是调查每个农家生产多少、能够提供多少东西。因此，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调查农户的家庭人数、耕地面积、经营费用、地主·佃农关系等，以及那些商品化的农作物的生产、出售相关的纯粹经济调查。而完全没有关注到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村落社会共同体是如何成立的，其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1]51第二、满铁在1930年以后的调查范围十分广阔，除了有南北满的经营模式的探讨，也有对蒙古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详细调查。不过美中不足之处，这些满铁调查的具体地区大多被限定在较为发达的铁路、公路、大城市或县城附近的农村。第三、满铁农村调查的数据来源极其广泛，做了十分细致的调查。早在1931年冈川荣藏在《满洲的农业》一书中曾指出：“此前对满洲农家经营上的调查，……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大多没有采用详细的记账式调查，基本上要依靠访谈调查和推测调查。”[4] 从《满铁调查月报》所载的农村调查报告情况看，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满铁在调查方法上进行了较多改进，形成了上述十分丰富的调查报告。
二、满铁对中国东北农村实施调查的主要方法
从伪满洲国成立伊始，“农村是‘伪满洲国政府的政策中心，为了达到强化‘伪满洲国政权的统治，需要严格加强对东北农村的反满抗日运动的镇压，农村是伪满政权统治与反抗斗争交锋之处。”[5]中外学界对近代日本在华实施调查的具体过程，采用何种调查方法、采集的数据是否真实，一直存在不少争议。尤其是满铁的调查，是这一时期日本实施各类调查的代表，颇值得深入探讨。满铁对东北农村实施的实态调查过程中，其调查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会随着承担调查任务的负责人变动而发生较大的变化；加之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国际、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满铁的调查重心和方法也会随着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因素的变化而出现一些不同。梳理这一时期的满铁农村实态调查，可以将满铁所采用的调查方法和形式总结出如下几点。
（一）土地惯行调查
土地是满铁在东北农村调查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除了对土地的用途、肥力之外，尤其重视调研近代中国农村内部对土地相关成文法或不成文法的乡规民约等的惯行。从清末起，汉族人口大规模向东北移民。由于东北的土地大多源自清朝时期的皇庄、官庄、旗地、蒙地等，农民在开垦东北土地之时，往往要直面这些土地的属性与分类，相比而言，从法理和农村旧俗对土地所有权关系界定而言，东北地区的土地所有关系要比华北、华南地区复杂很多，这就导致近代东北地区就土地的租佃關系、征税名目、负债率、负债情况、支付方式等，往往会因为土地的名目不同而出现很大的差别，早在1913年—1915年，满铁就整理出版了《满洲旧惯调查报告》（9卷）1907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大连总部内设置调查部，由冈松参太郎负责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不动产、特别是农村土地关系等习俗旧惯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于1913年-1915年之间成书出版了9卷。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満洲旧慣調査報告[M].1913―1915. 。伪满洲国建立之后的农村实态调查，大多也会涉及该内容。其中，《热河省凌源县十五里堡的土地惯行》土肥武雄.熱河省凌源県十五里堡に於ける土地慣行[J].満鉄調査月報·第15卷第9-10号，1935.是这一时期较典型的调查，涉及内容有业主权、永租权与倒兑、租房及榜青、典权、押权、相续、先占及交换等内容。类似这样的调查报告对近代东北土地情况所作的论断与分析，多大程度上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还需要结合中国方面的资料加以佐证方可使用。
（二）资料收集与整理
该方法主要是满铁调查人员根据调查本身所需，通过伪满下属的各省、县、地方组织、地方乡绅等收集相关文献、资料。由于满铁调查人员并不是直接进行调查的人员，只是对二手资料加工和整理，因此各种资料往往会因为提供方的不同，使得调查结果出现较大出入，甚至存在严重的瞒报、少报等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满铁早在1916年就对此类资料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虽然向官府衙门申告的是该屯的情况，但无法掌握所申告的人口和具体的纳税田亩，官府衙门也往往根据各自情况实施土地丈量，也无法确认有多少隐匿成分。”[6]虽然，日本人早就发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但面对辽阔的东北大地，满铁的调查机构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在此后的调查当中，继续依靠、使用由地方政府、机构、或个人提供的信息。例如“合作社调查相关资料”“合作社调查相关资料”主要指伪满在中国东北农村地区设立了庞大的兴农合作社所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農事合作社報》《北満合作》《興農》《奉天農事（興農）合作月刊》《興農合作社統計年報》等出版物。 在很大程度上是涉及东北各县农村，调查范围十分辽阔，只能间接使用东北各县政府及兴农合作社的数据。但从兴农合作社对东北农村的渗透与掌控的实际情况分析，合作社与农民之间的关联是十分脆弱的，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伪满极力推动的农村金融合作社[7]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的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曾就伪满地方机构存在的问题，分析道“有關金融合作社之设立及指导上之人士，徒具形式上的金融常识，但实际对东北农村之认识不但缺乏，且对农业之知识，亦甚浅显，加之，负有直接监督合作社责任之伪经济部银行科，对于农村行政之关系，非常疏远，致地方特色不但不能使其发挥，且对业务之运用，亦无显著进展”[8]。因此，确认此类的满铁调查报告的数据真实性与否，还应该通过和其他资料加以比对分析，使用此类资料应该慎之又慎。
（三）现地踏查
该调查方法主要是依靠满铁派出的调查员对满铁沿线农村、交通主干道附近农村、城市周边农村等的情况进行短时间巡视调查。由于真正实施调查的时间较短，调查的数据也不是十分细致，大多是针对调查地区的广域内存在的物产、交通、风土人情、组织架构、综合情况等进行概括性的研究。这些调查报告在今天看来大多属于概括性的研究，且数据和资料来源大多是由踏查当地行政机构、商会组织等提供，甚至有部分直接将传闻类的事情也都记录进调查报告，单就其严谨性而言，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此类调查大多会使用“踏查、经济资料调查”等为题，往往与资料整理的方法存在许多相近之处，所以这两类的调查形式在报告书的表现形式上，常常一起被使用，以资料介绍形式对地方的经济情况、农业情况做介绍性的说明，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只是调查员是否亲自到过被调查地。究其资料与数据的来源而言，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此类的调查真实性而言，与资料整理存在相同的情况，使用这类资料时应与同期的其他资料加以佐证使用。比较典型的调查有《北经调查刊行书》系列和《海城县农村行政组织及其运营现状》野間清，山本鈍愚.海城県に於ける農村行政組織と其の運営現態（一）（二）[J].満鉄調査月報·第17卷第3—4号，1937.等。
（四）农村入户调查
所谓“农村入户调查”在日语当中往往以“实态调查”出现，这一调查方法是满铁诸多调查中最为深入、最为详尽的调查，而且调查对象也大多经过精心挑选，其经济形态和生产条件一定程度上是所在区域内的诸多村落所共通的情况。原满铁调查员的田中义英在二战后，就满铁调查情况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并撰写了《农村实态调查的理论和实际》一书[8]，他在该书中指出“所谓农村实态调查，是以农村的经济为中心，主要通过访谈的调查方法对地区内的情况进行的调查。”[9]48这一定义是比较直接明了地指出了该调查方法的特点，而且该调查方法也是近代日本社会学研究所擅长的研究方法。满铁调查员希望通过整理、调查东北农村社会发生的诸多类似事件的调研，从这些现象当中挖掘此类问题之间的社会关联性，并寻求有效办法以期达到加强对东北农村社会统制的目的。“如果以掌握农村内部的经济、或社会的诸多现象的构造为中心，这就不是简单地进行宽泛的农村调查，开展农村社会关系中的全部调查，而是必须对一些相对限定的问题展开调查。”[9]47
满铁调查人员进行农村入户调查之时，往往会进驻特定的村落一段时间，除了观察平时农户的生产、生活、农村习惯等，满铁还会提前整理好“调查问卷”，然后交给各个调查员分头进行农户问答。针对这一方法，很多学者认为满铁调查员通过访谈、问卷调查获得了当时中国第一手社会资料，可信性较高。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论断过于武断，应该客观看到该调查方法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问卷是满铁调查员事先设定好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引导村民的回答得出调查员所期待的答案；还有很多村民面对日本殖民侵略者，对此类调查存在强烈的排斥心理。原满铁调查员野间清回忆说：“向佃农问及佃租关系时，往往都只能得到十分暧昧的回复。”[10]所以，满铁在设定此类问卷时，为了尽量排除此类干扰因素，不得不将问卷调查做了量化设计，最终导致原本是以社会问题为主的调查，变成为经济数据的采集了。
此外，东北的农村地区一直是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最为激烈的地区，满铁调查员出于“安全”考虑，在选定所谓的农村调查样本之时，大都将调查村落选定在县城、省会城市、满铁沿线的村子，就连野间清也不得不承认所选村落“都是距离县公署所在地大约坐农用马车半天路程，……治安情况良好的村子”[11]。1984年3月26日，原满铁调查员齐聚一堂，石堂清伦认为：“从事实态调查的满铁调查员们，那时候大都认为无法从被调查对象农民那里获取真正的信息。农民大都明白调查员的提问，所以他们害怕说多了就要多缴税，于是就尽量回避对方的提问。于是得到的答案往往和调查员预估的结果相差甚远，导致调查结果很难得以使用。”[12]7071
就连原满铁调查员对此类调查的数据都持有很大怀疑，我们就更不能将此类调查的数据和资料直接用来研究当时东北农村的普遍性问题，但若仅限于资料本身进行近代中国农村的个案讨论，应还是颇具价值的资料。使用该方法的代表性调查报告有山本义三的《北满一个农村的家庭关系——北安绥化县彦邻村于坦店屯》山本義三.北満一農村に於ける家族関係——北安綏化県彦隣村于坦店屯[J].満鉄調査月報·第20卷第6号，1939. 和《大豆统制对北满农村的影响——克山程家油屯实态调查报告》満鉄新京支社調査室.大豆統制の北満農村に及ぼせる影響——克山程家油房屯実態調査報告[M].1940.等。另外，满铁在实施入户调查时，还会派出多个调查队伍，分别对不同的问题展开调查。我们可以通过比对不同的调查报告，从中析出当时东北农村社会的情况。例如，满铁经济调查会于1934年3月末-4月初在吉林省永吉县南荒地村进行了一周左右的调查，调查员分为三支小队，分别从农业劳动者、农村金融、租税负担角度进行调查并写成三份详细报告，后文将就此展开详细论述。
（五）农户普查
普查是满铁调查中十分重要的工作，是对一定区域内全部独立农户进行的调查，主要是调查农家经济情况。其中最为有名的是由伪满洲国国务院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进行的一系列《农村实态调查》1934年12月伪满洲国国务院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成立，得到满铁经济调查会的支持与配合，在1935年2-4月、1936年2-5月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农村实态调查，之后将调查数据整理成册：康徳元年度農村実態調査 戸別調査之部（三冊、1935年），康徳三年度農村実態調査報告書戸別調査之部（4冊、1936年），康徳元年度農村実態調査報告書（12冊、1937年）等.，虽然该调查是由伪满政府发起，但实际负责调查的人员大多来自满铁，并且调查方法也基本上沿用了满铁的风格。满铁最早采用该方法的调查是1933年满铁实施的吉林省怀德县第三区安家窝棚村大泉眼村落的调查，该调查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和前文的实态调查有一定相似性，通过问卷调查和口头问答方式从农户那里收集信息。对这种普查方式，原满铁调查员田野元之助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怀疑，“该调查方法可能导致农民的多报、少报或瞒报。比如农户拥有的土地或财产、经营面积、家庭人数等方面存在少报的情况，而所负担的租税、课税、杂役等有故意多报之嫌。”[13]
天野元之助的疑問虽不无道理，但由于普查所涉及的内容较多，农户之间的回答有可能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满铁调查员还会对那些“土地面积或收获数量、税金等问题在问答中对不上的数据进行再一次调查。回答佃租和地租形态等问题应该还是获得了比较真实的数据。”[12]71
（六）农户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和前文的农户普查有一定的相似性，也是针对农家的经济情况进行的调查，最大的特点是从一些农家当中抽取部分农户进行详细调查，这就使得该调查方法相比普查要详细一些。日本殖民者希望通过该方法能够在农村当中选出一些农户，通过对这些农户经济情况的调查，在掌握详细经济数据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农户进行农业经营指导，使之成为伪满治下的农户榜样。该调查方法最大的缺点是忽视对近代东北各地农村存在的巨大差异，如何归类相似阶层的农户存在一定的难度。加之，近代东北虽然已经通过铁路建立起相对一体化的市场了，但各地之间的物价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抽样调查农户的经济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地的物价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在使用此类调查的经济数据之时，应该结合各地的物价加以综合考虑。另外，抽样调查的范围往往比普查和实态调查要更加广阔，满铁调查员往往不能够做到深入农户家中，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提前做好采集经济数的记账调查表，然后在一段时间内交给农户填写。于是这一调查方法也和前文的实态调查存在同样的问题（多报、少报或瞒报）。
例如，《农村实态调查及农家经济调查》（1937年） 満鉄農事試験場.農村実態調査並農家経済調査[M].1937.就是满铁农事试验场于1936年4月对盖平县、沈阳县、梨树县、海龙县的四个屯子进行的调查，主要调查内容有土地、劳动力、租佃条件等，这些内容和实态调查相比显得十分的简单，被调查农户大都是由村中有名望人士或地方行政机构推荐，从农户当中以大、中、小三种农家标准各选一户作为被调查对象，调查他们的农业经营状况和农户收支情况。
（七）账本跟踪调查
满铁从东北农村选定部分日本殖民者最希望获取到信息的农户，然后将满铁所希望获得的经济账本交付农民，由农民在一段时间内负责填写家庭经济相关的各项，通常为期一年。该调查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获取长时段的农户动态经济信息，“由于1938年未能完成建设积极的调查网络，需要收集实施该调查方法所必须的经验”；其具体方法是“充分利用农民旧有的账本，再对这些农民手中的账本加以改良，尽可能统一成能够为我所用的账本和每日流水账本”[14]156。较为典型的调查报告有兴农部农政司调查科整理的《（兴农部资料一号）康德六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书（辽阳县、梨树县、通化县、拜泉县）》（1940年）、《康德七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书》（1941年）、《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书》（1942年），以及北满经济调查所实施的《满人农家经济调查报告》系列等。这两类调查都是针对东北地区的中农进行的，《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书》系列采用了当时日本京都大学的农业记账方法，重点调查农户的“收入”“固定资产增加”“流动性财产增加”等；《满人农家经济调查报告》系列则更重视农户的财产和日常经济行为，满铁经济调查会向农户发放统一样式的财产账本和农家经济日志，并在其严格指导下进行记录，更关注农户的家庭人数、雇佣人数、牲畜数量等[14]165。
这一方法实施过程中有两个难点常为学界所诟病，一是满铁如何选定被调查农户，二是长时间的账本记录工作未能得到有效保障。前者几乎是满铁调查过程中存在的通病问题，后者是该调查方法最大弊病之所在。满铁调查人员向农户发放账本，让农民长时间的录入各种信息，在农民看来不仅是负担，而且从心底里拒绝配合日本的调查。因此，最终完成账本录入的农户比率非常低，北满经济调查所实施的第一次调查，选定了51户农家，最后完成账本记录的农户只有不足30%的15户[14]165。可见，该方法不仅耗时长，且无法得到足够的调查样本信息。此外，当时“东北农民大多处于文盲状态，具有一定的记账能力者也大多属于农村的中上层农户，采用该方法就只能限定于中农以上的农户”[15]。该调查方法虽然得到冈川荣藏的极力支持，最终没能成为满铁农村调查的主要手段。
（八）长期入村调查
前述的各种调查方法当中，满铁调查员的入村调查时间往往都比较短，大多在1-2周以内。在这样短时间内进行的调查，往往有不少问题是调查本身无法克服的，比如，采样的农户较少、农户虚报或瞒报一些情况、缺乏后续跟踪调查等。满铁调查员也深知他们所进行的农村调查存在上述客观问题，因此也进行了一些改进，向个别村子派驻了长达1年的专职调查员，专门进行跟踪和收集各项调查数据。此类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当时最具史料价值，且可信性高，可以视为最佳的调查方法。但这种调查方法十分的耗时、费力、费钱，仅仅在开始个别调查之后就被满铁所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入户调查和账目跟踪调查，因此在实际资料使用过程中尤需对此进行详细甄别。
上述八种满铁农村调查方法，仅仅是目前所见到满铁农村调查各报告中比较常见的调查方法。满铁在具体实施调查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地使用一种方法，而是同时使用两种或多种方法，或在不同调查阶段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具体使用满铁农村调查报告之时，可以先分析其所使用的调查方法，尽可能地避免误用一些数据和信息，排除干扰。
三、吉林省永吉县南荒地村的调查
对满铁调查的数据应该进行如何分析，是否存在一些较大的疑问呢？这是几乎所有研究人员在使用满铁农村调查数据之时，不得不直面的问题。满铁在实施此类调查过程中，虽然大部分都是派出一队调查人员实施调查，但也有部分调查会派出两队或多组人员，最终形成可以相互佐证的调查报告。其中，满铁经济调查会和吉林事务所于1934年3月26日-4月1日对吉林省永吉县南荒地村47户农民实施了为期一周左右的调查，满铁派出了十分能干的满铁调查员野间清和水谷国一，分别从农业劳动者、农村金融、租税负担角度进行调查并形成了三份详细报告：野间清《满洲——农村的农民租税负担》[16]和水谷国一《满洲——农村的农业劳动者》[17]、《满洲——农村的金融》[18]。这次调查内容十分详细，堪称是满铁的实态调查中颇具代表意义的调查，值得我们在研究近代中国农村问题之时对其做进一步讨论。
南荒地村位于吉林市北50里，乌拉街东南15里，临近长图铁路线的九站、孤店子等地。往南有公路通往吉林，往北有公路通往白旗街和榆树。村子地处松花江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在当时是一个农村商品经济较为活跃的村子（见图1）。水谷国一认为“这个村子的生活富裕，属于中等水平以上的村子”[17]73。南荒地村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工业、商业，甚至连农副业也可以忽略不计，主要靠种植大豆、高粱、玉米、粟等谷物类农作物为生。满铁调查员认为，该村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东北具有代表性的村落”[18]35。
该调查的详尽程度可以为今天的研究提供诸多参考价值，但从这些调查报告中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满铁调查人员看似对被调查农户进行了统一的编号，而调查报告所反映出来情况却存在较大出入。例如，满铁调查近代中国农村的各类调查报告中农户经营类别的划分问题，几乎所有的满铁农村调查报告都套用了当时日本国内的调查习惯，将农户划分为地主、自耕农、佃农、地主兼佃农、自耕农兼佃农、农业劳动者等几大类。但是，从满铁对南荒地村的调查结果看，可以发现满铁调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点：
（1）南荒地村在1935年调查之时，农民只拥有883垧土地，佃耕土地3459垧，该村人均拥有土地数量不多，而绝大多数的土地被不居住在村中的地主所掌握。但不在村地主被排除出农村调查，这就使得当时中国农村社会最为强大的政治、经济群体没有纳入其调查范围，因此，不得不对该调查的严谨性提出疑问。
（2）野间清和水谷国一对东北农村的农户类别界定存在较大不同，虽然两人都采用了日本国内对农户的划分方法，但是统计数据却出现较大的出入。特别是两人对农户类别的收入统计存在较大出入。这至少说明满铁内部对农户的界定、阶级划分和统计口径存在诸多模棱两可之处。
（3）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最为关注的是“地主”和“佃农”，这二类农户的情况在南荒地调查报告中存在身份界定上的问题，被水谷国一定义为地主成分的南荒地村农户的人均收入都在30元以内，甚至低于全村的人均收入；而被定义为自耕农或佃农的农户人均收入却是全村收入最高家庭，达94元以上[16]23。同一时期的满铁调查报告及中国的农村调查大多认为地主经济在近代东北的优越地位。结合第2点分析，可见近代满铁对中国农村的几乎所有的调查报告中所涉及的农户划分、农户身份问题均是采用日本国内的农户划分类别，这种日式农村调查理论及农户定义能否很好地被套用于中国农村社会，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4）近代东北大农业集约生产显示出的经济效益较高，南荒地村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大都是经营面积超过15垧土地以上的农民（大多属于佃农），一方面是这些家庭人口數量较多，且成年劳动力数量也较多，另一方面这些农户大多雇佣一些长工以补充劳动力不足。
总之，通过比较满铁同一时间对南荒地村实施的调查，可以从不同调查人员的报告书发现其中存在较大的出入。反过来看其他满铁对东北农村实施的调查，大多只派出一个调查队伍、形成一份报告，今天的学者就无法通过比对多份调查报告去伪存真。因此，在使用满铁对东北农村的调查资料时，应当对这些调查报告书的可信度提出一些学术性的疑问，并带着这些疑问，在实际研究中进行反复求证。
结论
近代日本在对外推行扩张侵略政策过程中，除了“武备”之外，还辅之以“文装”所必不可少的“调查研究”，满铁实施的“调查研究”是这一时期最为有名、持续时间最久、覆盖面最广的，这些“调查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图谋满洲经营”[19]。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对中国东北农村调查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重视从经济数据的采集到农村社会惯行的理解。东北各个农村的发展水平并不一致，满铁对各次调查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满铁农村调查主要将对象限定在铁路沿线的农村。（2）满铁对调查的内容、目的、方法都有十分明确的界定。时任满铁调查员石堂清伦对满铁的调查指出：“满洲事变以后，满铁的调查并不是说可以不被干涉，或是在很广的范围内进行自由研究，恰恰是被限定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可以进行自由选择。”[12]64（3）为了更好地巩固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满铁调查东北农村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用了日本在国内实施调查的方法，而这种源自日本社会的调查方法被实际应用于东北农村社会时，虽然进行了许多“因地制宜”的中国化改变，但调查方法与中国社会现实依旧存在诸多格格不入之处。
满铁对东北农村调查的特点又包含以下几方面内涵：（1）满铁对近代中国东北农村的调查，为今天研究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提供了一个拥有详细数据、微观资料的路径，应将这些调查资料限定在史料意义的范畴内进行讨论，不可将其加以任何形式的扩大或拔高。（2）近代满铁实施调查从根本上讲是沿用了日本国内范式调查手法，因此，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过程中，使用到满铁调查资料时，需要认真区分近代中国史料中的“地主”“自耕农”“佃农”等概念和满铁调查资料中所界定的“地主”“自作农”“小作农”等存在着十分大的差别，决不能囫囵吞枣地使用这些概念。（3）应当看到无论日本学界如何标榜满铁调查方法多么之“科学”，甚至将这一侵华急先锋的机构定义为“先进性”[20]，都无法改变满铁调查人员的殖民者身份，其调查工作的性质根本不能用“科学与否”进行评价，加之，相当多的调查数据存在诸多值得推敲之处。所以，在使用满铁调查资料时，应该从满铁调查的殖民主义性质出发，在明确其对中国东北社会的侵略性基础之上，再对资料进行更加详细、深入的辨别，决不能不做任何甄别直接使用。毫无疑问，满铁为了准确掌握东北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而积极推进的东北农村调查，延续了日本实施殖民调查活动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所获得的殖民统治地位……服务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政策”[19]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