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江户时代“粹”的审美意识影响

摘要:九鬼周造在《“粹”的结构》中解释“粹”的审美意识时引用了大量江户时代的文学作品,其中对人情本的引用为最多。而人情本的创作受到了中国通俗小说的巨大影响。论文以此为出发点,简要论述了江户时代中国青楼及才子佳人文学对日本人情本的影响,并由此浅述了中国文化对“粹”的审美意识的影响。
关键词:“粹”;人情本;持渡书;翻案小说
中图分类号:B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4-0067-06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9
文化的形成是多样性的,日本现在的文化包含了很多复杂的历史因素,但生活文化的实际完成基本是在江户的中期和末期,即元禄和文化文政时期。在现代日本社会中依然具有极强生命力的“粹”,就是形成于这一时期的审美意识。
一、关于“粹”的审美意识
江户时期,德川幕府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实行参勤交代制,大名武士齐集江户,也吸引了众多御用商人和新兴町人向江户集聚。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寻求活路,也来到江户成为武士或者有钱町人家的奉公人。如此一来,江户人口激增,成为当时世界上亦不多见的人口百万级以上的大都市。此外,武士多、男性多也是江户人口构成的一大特点,男女性别比例最高可达63∶37[1]。基于这一特点,幕府由打击转变为支持游廓的建设,但将游廓和游女集中于吉原,对游女和游客都进行严格的控制与管理①。
在当时符合高级游女的条件是姿色秀美、重情义、有骨气、才艺双全、能弹三弦唱小调,这与中国宋元明清时期对青楼才女的要求标准如出一辙。宋明清时期青楼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如李師师、苏小小等皆色艺俱佳,又兼通文墨,诗词歌曲能作能唱,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且至情至理,令人可歌可泣。据记录,至宽永19年(1642年),吉原共有游女987人,其中端为881人,而太夫仅有75人。从中可窥见成为太夫之不易②。
收稿日期:2017-12-08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W2014040)
作者简介:徐金凤(1977—),女,山东潍坊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本文化、日本近现代哲学研究。①要求必须要遵守以下规定:(1)不得在倾城屋之外进行交易,不得向倾城町之外租借游女;(2)游客只能在倾城屋逗留一日一夜,不得超出时限挽留顾客;(3)游女的和服仅限于绀屋染,禁止镶嵌金银花纹等奢侈装束;(4)倾城町的建筑不得过于富丽堂皇,且必须缴纳町税;(5)如若发现可疑人物应立即报告官府。
②江户时期游女分为四等,分别是局女郎、端女郎、格子、太夫。其中太夫为最高级,宽永时期吉原的太夫是指容貌秀美、会唱今样歌(平安时期到镰仓时期流行的新样式歌谣,多以七、五调四句构成)、能吟咏诗歌、能优雅完整的跳完一节持扇舞的游女。徐金凤:中国文化对江户时代“粹”的审美意识影响
哲学研究——以九鬼周造《“粹”的结构》中的引据为中心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江户时期社会稳定,商品经济繁荣,造就了大批经济实力雄厚的新兴町人,江户的繁华也衍生了江户子、旗本奴、伊达等崇尚享乐的消费群体,这一群体是人情本等江户时代庶民文学的推手,也是推动游廓发展的生力军[2]。其中不乏极受游女欢迎的“通人”,亦称“粹者”。成为“通人”必须要有充足的金钱,出手阔绰;有游乐的时间;还要有“义气地”,即心胸宽阔,风流洒脱有格调。当时比较有名的“通人”有京都的石子、大阪的五兵卫、江户的有纪伊国屋文左卫门和奈良屋茂左卫门。纪伊国屋文左卫门是江户中期的富商,纪伊国人,富有冒险精神,通过在江户发生火灾时囤积木材而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其晚年凋零。奈良屋茂左卫门是江户中期的豪商,也是木材商人,他通过修建日光东照宫赚了个盆钵满盈。其继承了巨额家产的后代也在吉原很有知名度。
对太夫和“通人”的定位,体现了“粹”的审美意识标准的三大内涵规定。九鬼在《“粹”的结构》中认为,“粹”的内涵结构包含三个本质要素:“媚态”“自尊”“达观”。其中“媚态”以“肉体”性为先导,构成“粹”的实质性内容,是“粹”的质料因。“自尊”是理想主义带来的精神支撑,为“媚态”的二元性提供进一步的紧张与持久力,以保持其可能性始终存在。“达观”是潜藏在自尊根底的自己对他者的变化无能为力时所采取的一种达观的态度。
与内涵本质相对的是“粹”的外延概念。九鬼认为,“粹”的外延概念有上品、义气、张扬和涩味,分别代表了对自性有价值的和对他性非价值的情趣存在。在从内涵和外延对“粹”做了哲学性分析后,九鬼又从自然和艺术表现方面,对“粹”的具体客观表现做了详细的解释[3]。
在阐释“粹”的自然表现时,九鬼以为永春水的人情本为基础,站在异性他者的立场,从听觉表演、视觉表演(包括服饰、姿势、面部表情、发型、颈部、手、足、提左下摆)方面进行了细腻的分析。之后又从花纹、色彩、茶屋、音乐等方面剖析了“粹”在艺术方面的表现。
二、《“粹”的结构》引据分析
在分析“粹”的结构时,九鬼大量引用了江户时代的文学、绘画、歌舞伎、净琉璃剧本中的内容加以说明,现将所引作品总结如下:
表1《“粹”的结构》引据列表作者作品文学近松秋江《义气事》为永春水《春色梅历》《春色辰巳园》《春色梅儿誉美》《春告鸟》《英对暖语》《春色恋白浪》式亭三马《浮世风吕》《浮世床》《船头部屋》《船头深话》井原西鹤《好色五人女》西泽李叟《皇都午睡》作者不详《唐物语》歌舞伎《助六宿缘江户樱》净琉璃《助六阔的家樱》《花街色丝》《钵卷江户紫》《松内》《梅柳中霄月》《重妻闺之小夜衣》《夕雾伊左卫门曲轮文章》长歌《京鹿子娘道成寺》《教草吉原雀》《六个仙容彩喜撰》《一对斗笠》《轩端松》绘画喜多川歌麼《风俗三段娘》《妇人相学实体》歌川国贞无具体出处鸟居清长无具体出处奥村政信无具体出处铃木春信无具体出处
其中引用最多的是为永春水的作品,共计引用28处。在二“粹”的内涵结构部分引用5次;三“粹”的外延结构部分引用8次;四“粹”的自然表现部分引用7次;五“粹”的艺术表现部分引用7次。此外,在对结论部分“通过命运而获得‘达观和‘媚态,它活在‘自尊的自由当中,这就是‘粹”的注解中引用的依然是为永春水《春色辰巳园》二篇第十回上的内容。具体注释内容如下:
“粹”的语源的研究,必须交互着存在学性质,阐明生、息、行、意气(发音均为“iki”)的关系。“生”,不消说,是基础的视域。而“活着”(ikiru)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生理上的“活着”。异性的特殊性便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因此,“粹”的质料因的“媚态”,就是从“活着”这个意义产生。“息”,是为了“活着”的生理条件。“在梅本茶屋和秋芒茶屋喝了酒又吵了架,那就潇洒地换个地方、换个对象继续喝吧!”这种情形的“粹”与“息”的关系,并不仅是音韵上偶然的关系。“息差”(ikizashi,意思为呼吸、气息)这个词汇形态就证明了这点[4]。
上文中“在梅本茶屋和秋芒茶屋喝了酒又吵了架,那就潇洒地换个地方、换个对象继续喝吧!”即是为永春水《春色辰巳园》二篇第十回上中的台词。据此可以得出,为永春水的作品最能体现“粹”的结构表现。
为永春水(1790年-1844年)是江户时代人情本的主要代表作家,本名佐佐木贞高,用过笔名有二代目南山楚满人、二代目振鹭亭主人、狂训亭主人、金龙山人等,曾师从于伊东燕晋、林屋正藏、式亭三马,文化期末年经营林青堂,并于1819年出版了人情本《明鸟后正梦初篇》,后以《春色梅儿誉美》一作奠定了其人情本作家的地位,之后以“人情本元祖”自称。《春色梅儿誉美》继承了读本、洒落本、滑稽本、歌舞伎的文学要素,刻画了吉原游女、深川艺妓、净琉璃姑娘、发型师姑娘等平凡而有代表性的普通人物形象。
《春色梅儿誉美》作为为永春水的代表作,用四篇十二册的篇幅讲述了唐琴屋的养子夏目丹次郎与唐琴屋主人的女儿阿长(丹次郎的未婚妻)、米八(唐琴屋艺妓)、仇吉(艺妓)之间复杂的恋爱故事。唐琴屋主人去世后,奸诈的掌柜设计将重病之中的丹次郎赶出唐琴屋,并使其背负了巨额债务。阿长、米八、仇吉三人无怨无悔,拒绝一切诱惑尽心尽力帮助丹次郎,最终以丹次郎与阿长结为夫妇、纳米八为妾的大团圆结局。奸诈的掌柜最后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一故事情节颇有中国才子佳人及青楼小说的影子。
三、中国青楼及才子佳人文学
对日本人情本的影响唐宋时期,青楼文学盛行。而到了明清时期,中国文坛上涌现出了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才子与佳人彼此欣赏,在经历磨难后,终有团圆结局。这些小说传到日本后,得到了当时作家的翻本。如山东京传的《樱姬全传曙草纸》就是在《金云翘传》故事基础上的翻本。想必酷爱读书并广览群书的为永春水在写作时肯定会受到青楼及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
江户时期虽然幕府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但同中国的贸易往来从未间断过。除了从中国获得大量纺织品、医药、陶瓷、工具、纸张、书画等商品外,还从中国商人手里获得了大量的汉典书籍。据大庭脩著《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研究》的资料,虽然在唐船中书籍算不得是最主要的商品,但仅据正德元年(1711年)的记载,此一年中随船带到日本的汉籍数量就有如下之多:
十号宁波船二部、十五号南京船九十三箱,十九号宁波船四箱,二十五号南京船一箱,五十一号南京船四十箱[5]。
书籍种类繁多,除了幕府作为禁书的有关基督教的书籍以外,涉及史学、儒学、方志、诗学等。中国的通俗小说也随着“唐船”作为“持渡书”大批的带到了日本,并在日本得到翻刻或者翻本。宝历四年(1754年)持渡书清单中仅通俗小说就有30部之多,《金云翘传》与《平山冷燕》也在其中。其他28部分别为:《绣像梦月楼》《麟儿报》《桃花影》《绣榻野史》《两交婚》《蝴蝶梦》《终须梦》《定鼎奇闻》《浓情快史》《引凤萧》《玉楼春》《杏花天》《五凤吟》《画图缘》《情梦》《玉支矶》《巧连珠》《说唐后传》《女开科传》《贪欢报》《锦香亭》《肉蒲团》《西游记》《李卓吾先生评三国志》《凤萧媒》《石点头》《归莲梦》《醉菩提》。由以上书目可以看出,才子佳人小说居多。
另据《小说字汇》统计,江户时代传到日本的明清白话小说达160种之多,而江户也是日本翻案文学的顶峰时代。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山东京传对《水浒传》的翻本《忠臣水浒传》,再如都贺庭钟依据《三言二拍》写成的《古今奇谈英草纸》。此外还有浅井了意根据李昌琪《剪灯夜话》改编的《伽稗子》;西田维则(口木山人)将《西游记》前二十六回改写成《通俗西游记》在京都出版;宽延四年(1751年)《金瓶梅》传到日本后,松村操翻译成为《原本解译金瓶梅》;神田为民将《聊斋志异》译为《艳情异史》;山田秋成的《雨月物语》也多是翻拍《三言二拍》的短篇小说集。
以上提及的翻案小说多数是依据原作的故事情节,把背景、时间、人物等改写成日本的内容。为了使作品更趋向于日本化,作者也会根据日本的风俗习惯以及审美情趣等进行改写。接下来,以山东京传对《金云翘传》的翻本《樱姬全传曙草纸》与曲亭马琴对《平山冷燕》的翻本《松浦佐用姬魂录》来分析一下日本作家在翻本中国小说时的这一特点。
首先,从故事梗概上来讲,才子佳人小说一般遵循相遇——生情——缔结情谊——小人滋事——历尽艰辛大团圆的情节安排。《樱姬全传曙草纸》第七回中讲到樱姬遇难时宗雄英雄救美,二人相遇一见钟情;第十回将樱姬对宗雄念念不忘相思成疾,恰在此时樱姬家的猫将项圈挂在了邻居家的树上,而送来项圈的正是樱姬日思夜想的宗雄,二人以风筝书信传情,私定终身;但從第十五回起,樱姬家道中落,落魄出逃,途中遇到兄长清玄纠缠不已。此处符合了“小人滋事”的故事模式。但与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小人”不同的是,《樱姬全传曙草纸》中的小人清玄并非大恶之徒,而是受了自己的母亲怨灵的控制才做出非常举动的,而清玄的母亲的怨气则来自樱姬母亲对自己的陷害。如此冤冤相报的情节符合日本的怨灵文化特征,也暗示了最后与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不同的故事结局。
但是在二十回,有讲到殒命的樱姬托梦给已经出家的宗雄,在梦中送他一支樱花,宗雄把樱花植于庭院之中,自此与樱花朝夕相伴直至圆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部分的实现了才子佳人的团圆结局。
《松浦佐用姬魂录》则借用了日本古代松浦佐用嫒的故事,把松浦佐用嫒改为秋布,狭手彦改为濑川余女,汲取《平山冷燕》的旨趣写成《松浦佐用姬魂录》。才貌双全的女主人公秋布邂逅勇武潇洒的武士松太郎,二人一见钟情,倾心相许;后遇到小人喜二郎、六太等作乱,节外生枝;后又有松太郎出征,二人生死别离两地相思;最后有情人历经艰辛终成眷属。这一故事情节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是完全符合的,但为了迎合日本人尚武的喜好把才子改为了武士。
其次,从对女主人公佳人的形象描写来看。《金云翘传》中的王翠翘柔媚无比,软语温存,唱得出类拔萃,且弹的一首好琵琶。顾曲者趋之若鹜,红极一时。尤其可贵的是,她对客人从不曲意奉承。富商巨贾厚赠金银,希望博得青睐,但她只要不高兴,便不理不睬。日常得到阔人的赠金,都毫不吝啬的用来周济穷人。由此可知,王翠翘具有“粹”的所有内涵本质——媚态、自尊和达观。《樱姬全传曙草纸》中的樱姬则生的“娟婵两鬓似秋蝉之翼,婉转双蛾犹远山之色。如秋夜待月,微见出山之清光;如夏日思莲,洁胜初穿水之红艳。诚非人间所有。只疑是月宫之嫦娥下凡,贝阙之龙女出凡”[6]。此处媚态尽显,而对于清玄的纠缠无动于衷,则显示出了其对爱情的忠贞与自尊。
《平山冷燕》第二回中描写山黛的美貌为 “生的美如珠玉,秀若芝兰,洁如冰雪,淡若烟云”,“眉如初月,但安鬓角正思描;脸似含花,艳敛蕊中犹未吐。发绾乌云,梳影垂肩复额;肌飞白雪,粉光映颊凝腮”。“肢体轻盈,三尺将垂弱柳;身材娇小,一支半放名花”。不仅容貌秀美,而且才华横溢。《平山冷燕》第十六回中写道山黛仅十岁就因作《白燕诗》被天子赏识,御前作诗“拈起御笔,略不经思,也不起草,竟在龙笺上端端楷楷一直书去。就如宿构于胸中一般”。《松浦佐用姬魂录》中的女主人公秋布也是才貌双全。
以上以山东京传的对《金云翘传》的翻本《樱姬全传曙草纸》与曲亭马琴对《平山冷燕》的翻本《松浦佐用姬魂录》为中心分析了才子佳人小说对日本翻案文学的影响。为永春水的《春色梅儿誉美》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才子佳人的小说特征相契合。
《春色梅儿誉美》所讲述的尽管是丹次郎与长吉、米八、仇吉之间复杂的恋爱关系,但从情节模式来讲,基本是定情——小人(唐琴屋掌柜)拨乱——历尽艰辛——大团圆的故事情节设定,而女主人公尤其是米八则是才貌双全、重情重义的才女。九鬼周造《 “粹”的结构》中所引用的描述基本都与米八有关。
四、中国文化对江户时代“粹”的
审美意识的影响江户时代文学的参与者的身份由贵族及庙堂逐渐走向民间,这也体现了江户时期文学素养的普及,反映了当时文化的庶民化倾向。在通俗文化方面,在上文中主要以才子佳人小说为中心论述了中国文学在流传到日本后丰富了创作者的素材,在这些中国小说素材的基础上,作者对背景、人物、时间等进行日本化改写后成为翻案小说。另外,当时日本的落语、漫谈、讲话等的题材多取自中国文学。宋元明清白话小说在日本的翻译和翻本,对近代日本庶民文化的形成尤其是根植于江户町人文化的“粹”的审美意识的影响产生了重要作用。
中国通俗小说中的青楼文学及才子佳人小說中所创造的才女形象,在姿容与体态、性情与人格等方面,都在江户时代的人情本中得到了体现。
关于姿容与体态,一般会有“妖姿要妙,绝代未有”,“明眸皓齿,举步艳冶”(李娃)、“幽姿逸韵,闪烁惊眸”(李师师)、“浑身雅遍,遍体娇香,两弯眉画远山青,一对眼明秋水润”(杜十娘)、“美如珠玉,香若芝兰,洁如冰雪,淡若烟云”(山黛)、“如花似玉,眉画远山,肌凝白雪,标致异常”(冷绛雪)等“媚态”产生的基本条件。在性情方面,则是温柔如水而不致谄媚、刚烈如火而不致凶悍、品格的高洁与尊严不容侵犯等“自尊”的基本本质体现。刚烈、守节、重情义是中国纯情青楼及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女的必备形象刚烈的形象代表如李师师、王桂英、崔英兰、胡文嫒等。守节的形象代表如杨爱爱、曹文姬、李妹等。重情义的代表则如杨幼玉、苏晓卿、张赛赛等。实际上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基本是三种品行兼具,以上代表人物只是在某一方面更加突出而已。。
为永春水《春色梅儿誉美》中描写米八的姿容是“乱鬓岛田髻,素颜亦妖娆,美不可言,笑颜如花,眉目含愁”,[7]其媚态尽显。对病中的丹次郎温柔体贴,情义深厚,体现了其重情义的一面。此外,在重金的诱惑面前大义凛然毫不动摇,与唐琴屋的掌柜斗智斗勇,表现了其豪迈、侠义的江湖义气,即九鬼周造《“粹”的结构》中所说的“辰巳的侠骨”。
“鄙视金钱,连手都不碰,不知物价,不诉苦,就像公家大名家的千金小姐。”
“不为五丁町之辱、不折吉原之名”
“多次拒绝粗俗的大财主”[8]
米八的“侠骨”可谓与李师师的“烈烈侠士之风”旗鼓相当。在米八的帮助下,丹次郎洗刷了清白,夫人阿长也容纳了米八的存在,丹次郎与阿长结为夫妇、纳米八为妾。这一设定符合中国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的结局。而米八与阿长能够融洽相处,也与青楼及才子佳人小说共侍一夫的情节相通。
为永春水的《春色梅儿誉美》,奠定了其“人情本一流之元祖”的地位,在江户末期广为流布大受欢迎。但因其发生的舞台是江户深川的艺妓世界,在当时的“正统”文化看来是属于“颓废的情痴世界”,但却成为现代写实风俗小说的源泉,从这一点上来讲,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9]。
为永春水笔下的“粹”的世界以及对“粹”的追求,也是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一种传统。从尾崎红叶、近松秋江到现代唯美派作家永井荷风、再到战后作家吉行淳之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现代作家渡边淳一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粹”的审美意识。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尽管诸多学者认为“粹”是产生于日本本土的审美意识,但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粹”这一产生于游里的审美意识的形成与表现,都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九鬼周造在《日本的性格》一文中曾写道:日本文化是摄取中国与印度文化后与自身文化浑然结合为一体的文化。日本文化的精神本质有三点:自然、粹和谛念,分别与神道[10]、儒教、佛教相对应。在此九鬼认为与“粹”相对应的是儒教,这亦成为“粹”的审美意识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有力证明。
结语
江户时期的文化特点是庶民文化的形成。江户时代的二百多年间,社会稳定,城市人口激增,商品经济繁荣,有金钱而无社会地位的新兴町人追求都市“上品”生活的时髦、新奇与潇洒,成为极富活力的町文化即城市庶民文化的创造者。
众所周知,代表日本贵族的上方文化即雅文化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平安朝时期,一是中世时期。平安时代文化的中心是宫廷,中世文化的中心是武士官邸和名山寺院。而江户时期庶民的俗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则是游廓。在当时,高级游女艺妓与“通人”游客的言谈举止、服饰装扮、技艺修养等被认为是流行的风向标,被世人所模仿。正如现今社会的艺人引领潮流一样。艺妓在日常起居、行住坐卧、一举一动中所体现的教养及美感被认为是理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基于艺妓身体及艺术道德修养的这种美感被九鬼周造提炼为“粹”的审美意识。这一审美意识在当时的流行文学——浮世草子、洒落本、滑稽本、人情本以及歌舞伎、净琉璃的剧本中得到了完美体现,故九鬼在《“粹”的结构》中大量引用了上述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加以阐释。宣扬“粹”的审美意识的文学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生活,其主人公的言行举止等会对现实人物起到引领作用,进一步促进了“粹”的审美意识的提升与推广。在这一反作用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元素亦随之融入到“粹”的审美意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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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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