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政府一元外交制度的确立过程刍议
摘要：德川幕府末期，面对西力东渐的挑战，幕府已经无力维持其坚守祖法的外交“定制”。公家、幕府与强藩分享了外交主体资格，日本式“天下”体系与条约体系同时存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外交革新一度将重点放在了实现外交一元化的努力上。“天下”体系被完全摒弃，外交主体统一到天皇名下，外务省以天皇“专命有司”的形式行使着外交职能。随着日本参谋本部从政府中独立出来，外务省的外交专权被打破，参谋本部任意解释军务的范畴，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事实上的外交职能。此外，大陆浪人也在体制之外通过民间管道从事外交活动，进一步导致了明治政府外交决策权与职能的分散。
关键词：日本；明治时期；外交革新；多元；一元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4-0050-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7
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一改丰臣秀吉时期发动“壬辰战争”的对外扩张策略，着手巩固对内统治，实行“锁国体制”。然而，在以整治内政为核心工作的前提下，幕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并非无所作为。为了解海外局势，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利用中国唐朝来日船只建立起海外情报收集制度[1]。但总体来说，幕府当局长期实行的是偏于保守的、被动式的对外政策，一旦遭遇外来势力的冲击便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德川幕府末期，在“西力东侵”的背景下，幕府的整个外交体系都受到严重的冲击。幕府当局被迫改变传统与祖制，变锁国为开国开港，在与欧美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部分的接纳进而融入西方条约体系。明治维新之后，明治天皇于庆应四年三月十四日（1868年4月6日）发表“五条御誓文”，提出“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等纲领，指出“我国即将进行前所未有之变革”。这种变革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方位进行改革，尤为关键与核心的，是所谓日本“政体”的改革，日本的政治体制由以幕藩体制为代表的封建制度转而向以天皇为核心的专制集权政体转变。外交方面也无疑必须进行革新，以顺应和服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客观而言，明治初年，日本新政府在外交上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口号，也没有1880年代以外务卿井上馨为代表进行的“鹿鸣馆外交”那样存在易于总结的特点。但如果尝试对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进行归纳性的把握，不难看出，在明治初年，完成外交主体的一元化是日本外交的主要课题[2]。在幕末时期，由幕府、天皇以及藩国分别代表与行使的外交权力开始集中统一在天皇名下。在这一背景之下《宣扬国威宸翰》宣示的“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或可视为明治初期的外交总方针，在这一思想
收稿日期：2018-03-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日韩开港与城市社会变迁研究”（12BSSO16）
作者简介：张晓刚（1962—），男，辽宁本溪人，历史学博士，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史及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历史研究张晓刚：明治政府一元外交制度的确立过程刍议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指导下，日本除了推动废除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外，也积极开发虾夷地（北海道）和入侵琉球，尝试对朝鲜的外交革新，失败之后又转而以武力逼迫其开港[2]。从这些举措来看，明治新政府明显想要改革旧有的幕藩体制下的外交模式，从而融入欧美主导的近代外交秩序，就这一点而言，幕府末期所形成的，与西方国家间的条约体系和东北亚国家间的具有东亚特点的国家关系的双轨制，也开始向条约体系的一元化转变。而这一过程中，日本与依然保持东亚特色国家关系的中国、朝鲜之间的外交摩擦与冲突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客观而言，明治政府因受皇权思想与军国思想掣肘甚多，维新改革留下诸多弊端，这种弊端在外交政策上亦有明显表现。比如，萨长藩阀长期控制军部势力，对明治政府的外交政策指手画脚，乃至大加干预，从而造成日本外交政策左右摇摆的现象。拙文以明治维新背景下的日本外交革新问题为主线，初步探析明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复杂多变的“一元多线”的发展特征和实践路径。
一、明治维新前日本外交的
多元化倾向德川幕府时期，日本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与幕藩体制相适应的外交体系。这一体系遵从华夷思想，模仿中华帝国对外交往的模式，将日本与有限国家及地区之间关系“描绘”成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独立的“天下”。这个“天下”中除了日本，还包括被称为“通信之国”的朝鲜、琉球，以及在事实上与日本缺乏政治联系的中国和荷兰。被称作“大君”的幕府将军作为日本权力的中心，自任为这一体系的顶点。来自朝鲜与琉球的“通信使”“庆贺使”与长崎荷兰商馆的“甲比丹”前往江户觐见将军的旅程充斥着对于这一“天下”体系的象征与隐喻。
虽然同样以“华夷”观念作为外交体系的思想内核，同样承认体系内国与国地位的差异，但与中国“欲沐王化则来者不拒”的华夷秩序体系相比，日本的外交体系则是一种“坚守祖法，力图维持所谓通信则限于朝鲜、琉球；贸易则限于中国、荷兰，其他一概拒绝的定制”[3]28。这一“定制”的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锁国”一词极为恰当的反映了德川幕府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外交行为。1825年，幕府颁布的外国船只《坚决驱逐令》，对靠近沿岸的外国船只一律炮击驱逐的手段，实际上等于将一切外交问题变性为国防问题，令“定制”的封闭性达到了顶点。然而主观上的“坚守祖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本的地理环境以及人类航海技术的局限。当太平洋不再成为日本“锁国”的屏障，这一“定制”被打破就成为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嘉永六年六月三日（1853年7月8日），培理带着美国总统的亲笔信，率领“黑船”舰队驶入浦贺港，要求日本“开国”。 “黑船来航”事件犹如晴天霹雳，在日本人中造成震动和恐慌，亦使幕府进退失据，狼狈不堪[4]。毋庸置疑，这一事件是对日本封闭的外交“定制”的極大冲击，在美国武力压迫及外交攻势下，日本相继开国、开港，并与欧美诸国签订通商条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就此全盘放弃旧有的外交模式成为一个条约体系国家，虽然朝鲜“通信使”已多年未曾踏上日本的土地，但即有体系依旧有效地规范着日本与东亚国家间的交往。庆应三年（1867年）十月，日本政府计划派遣一向负责对朝外交的对马藩宗家出使朝鲜调停朝鲜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就日本的立场而言，法国是“有约之国”，而朝鲜，则是德川庆喜的上书中所谓的“从来旧好唇齿之国”。条约体系与“天下”体系在各自的范畴内发挥作用，构成了日本外交事实上的双轨体制。值得关注的是，此一时期日本在内忧外患之下，维持了两百多年的锁国制度逐渐走向崩溃，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日本的锁国体制的弊端，转而提倡开国贸易，以求发展国内经济，实现国家富强[5]。
作为日本式“天下”体系顶点的幕府将军需要就外交问题提出“上书”，这是“黑船来航”事件对日本外交体制的又一重大影响。专擅外交权的幕府为应对培理声称的再次来日，不得已令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参与有關海防的幕府会议，又向谱代大名征求应对之策。这意味着“作为幕府体制统治原则的幕府独裁制已经部分地自行修改了……幕政本来的对象乃是德川家政的量的扩大，而培理带来的问题则超出了这个范围，可以说是‘国务”[3]58。“国务”超出了德川家家政的范畴，涉及到日本国内各种势力的切身利益，不同的利益诉求最终酝酿成“条约敕许”事件。在持攘夷论的德川齐昭的活动下，朝廷对于日美通商条约的态度暧昧。未曾预料到反对意见的幕府原本希望通过敕许签订条约缓和攘夷论甚嚣尘上的压力，却从朝廷那里得到不予敕许的结果。这一结果使原本只是程序性的“敕许”有了重大的政治意义，幕藩体制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幕府不再负有对于外交事务专管的权力，由此而形成的权力空白立刻被朝廷与强藩填补。虽然幕府在未获得敕许的前提下强行与美英等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又通过1858年10月开始的镇压，有力打击了以敕许问题和攘夷论攻击幕府的一桥派，但幕府对于自身权力的捍卫并未获得最终的胜利。对于攘夷派多次制造的杀伤外国人事件，幕府无力弹压，一筹莫展，而水户浪人和萨摩藩士在樱田门外刺杀井伊直弼大老，则直接动摇了幕府统治的权威。以长州、萨摩为代表的强藩在幕政与外交方面的声音日渐响亮。在萨摩藩士斩杀英国人的“生麦事件”发生之后， “幕府没有能够强制萨藩采取使英国满意的措施，各国逐渐开始认识到，幕府现在已不具备作为‘日本国政府的充分职能。”[3]95接下来的“萨英战争”，萨摩藩竟自派遣代表与英国展开谈判，并达成协议。这充分证明雄藩势力已经作为一个实际上的政治实体介入了外交事务。
二、外交主体由多元向一元的复归
“天下”体系与条约体系并行；公家、幕府、强藩分享外交主体资格，这构成了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外交多元化的局面。这种多元化是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混乱的政治形势的表征之一。各派政治势力也曾试图通过“公武合体”或“奉诏攘夷”达成政治势力的横向联合，但最终效果都极为有限。势必导致权力分散的封建体制无力应对“西力东渐”这一从未有过的挑战，变革便在所难免。“明治维新”便在这一背景下登场，颠覆了封建性质的幕藩二元政治体系，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具有绝对主义倾向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日本的外交体制也就此顺应时代巨变，试图一扫弊端。
以处理“神户事件”为契机，明治政府在明治元年（1868年）一月十五日令外国事务总裁嘉彰宫亲王将“王政复古通知书”送达各国公使，以“日本国天皇名义”称“将军德川庆喜请归政权。制允之。内外政事已经亲裁之……从前条约，虽用大君名称，自今而后，当换以天皇称。而各国交际之职专命有司等。各国公使，谅知斯旨”[6]。明治维新从形式上来看，是强藩尤其是强藩的中下级武士与公家的部分贵族联合，以天皇的名义将统治日本的权力从幕府将军手中“夺还”，成立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政府。这是日本政体的重大转变，而从大君改为天皇，标志着日本外交主体资格的改变，“专命有司”则体现了日本外交专门与集权的趋势。
应当注意到，此次送达“王政复古通知书”的对象是一众“有约之国”，朝鲜并不在此列。如前所述，规范朝鲜与日本关系的并非“从前条约”，负有与朝鲜交际之职的也非“专命有司”。朝鲜被囊括在日本单方面想象出的“天下”之内，与朝鲜的交往，是由事实上具有双属身份，即是幕府所属之藩，又接受朝鲜国王印绶，被朝鲜视为“外臣”的对马藩为中介进行的。幕府将军与朝鲜国王作为事实上对等关系的两个顶点，对马藩主作为支撑二者的基点，使得日本与朝鲜能够在各自所属的“天下”中，对彼此的关系作出符合各自政治逻辑的解释。但是，随着幕府将军这一身份退出历史舞台，日本对于日朝间的关系调整就必然的表现出某种倾向性。明治元年（1868年）三月二十三日，明治政府以太政官令的形式向对马藩下达“王政御一新”通知书。要求对马藩务必令对朝外交“旧弊一洗，屹度奉公”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30122900、対韓政策関係雑纂/明治元年日韓中，尋交ノ為対馬守ヨリ朝鮮国礼曹ニ贈ルノ書（B-1-1-2-00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谓“旧弊”，直指对马藩“本州与朝鲜国之私交……对外国自取藩臣之礼”[7]的“身份”问题。在“旧弊一洗”的要求下，对马藩在向朝鲜送达“王政复古通知书”的“先问书契”中，将“日本国对马州太守拾遗平某”的旧有称谓，改为了“日本国左近卫少将对马守平朝臣义达”的名衔。并在其后的“王政复古通知书”中使用了新印。对此，朝鲜方面以“岛主职号与前有异，句语中皇室奉敕等语，极为悖慢”为由拒绝接受日本的正式文书，日朝外交由此破裂。
对于朝鲜来说，日本明治维新体现出的西洋化倾向是值得警惕的事情，日本天皇的身份更令身处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体系之内，视清帝国为上邦的朝鲜无法接受。朝鲜对于日本政体的变革持一种事实上拒绝承认的态度，希望日朝关系仍旧保持传统的以对马藩为中介的局面。而从日本的立场来看，随着中央集权化国家的建设步伐不断推进，已无可能将对马藩作为一种特例排除在“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的一系列行动之外。对马藩不复存在，使得对马藩主的身份问题不再是日朝矛盾的焦点之一，双方的矛盾集中在对于日本天皇地位的认定之上。而对于这一问题，日朝双方都没有可以退让的立场，日朝外交在旧的体制之下已经没有重建的可能。
于此同时，日本外交“专命有司”的改革仍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明治二年（1869年），日本政府设置外务省，将原由对马藩主持的对朝外交事务权限收归中央。并派遣佐田白茅作为外务省官员出访朝鲜，在佐田白茅建议书的基础之上，日本外务省拟定了对朝外交的基本方针，即“对朝政策三条”：（1）“废止与朝鲜之间的交际，亦不再进行对州的私交，断绝两国间音讯，撤出倭馆人员，从此不相往来”；（2）“急速命木户从三位为正使，严原藩知事为副使，其他外务省官员四五名分任使节职务，前述官员及军队，乘坐肥前、肥后两藩的坚牢军舰两艘报知大政一新之事。并签订开港开市两国往来自由之条约”；（3）“先派遣使节前往支那，签订通信条约，之后，于归途前往朝鲜王京（以条约）迫之”[8]。在几经考量之后，日本外务省决定将第三条作为处理日朝外交的可行性方案。
三、双轨制外交体系的终结
在“对朝政策三条”中，除了不切实际的第一条之外，第二与第三条均提到了与朝鲜、中国签订条约。虽然在东亚地区最早与西方国家接触，最早与西方国家以条约的方式规范国与国关系的国家是中国，但是，最早以近代国家观念为指导，以条约形式调整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却是日本。1871年，日本与清政府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相对而言更具对等意义，在东亚国家关系史上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对于朝鲜，日本虽然希望借由成为清政府的有约之国而获得对朝外交的某种优势，但作为宗主国的清政府却既不打算放弃宗主国的地位，也不希望介入朝鲜外交纠纷为自己带来麻烦。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曾借庆贺同治帝大婚及换约之机，亲赴北京试探清政府对于朝鲜问题的立场。李鸿章在与副岛种臣会晤之时谈及此事，称“贵国既与西洋通商，若有事于朝鲜，人将谓携大欺小，殊非美名。况与中国约章不合”[9]，希望日朝交涉不能以损害中朝宗藩关系为前提。而后，副岛种臣等人又仔细研究了美国方面就朝鲜事宜与清政府之间的照会往来，照会中有“朝鲜虽系属国，一切政教禁令，皆由该国主持，中国向不过问”[10]176等语。对此，柳原前光在与总理衙门官员交涉中以“（美国）请求将其书信托贵衙门转寄朝鲜之时，贵国是否称彼为属国，其内政教令皆与贵国无关”[10]177相询，又得到总理衙门官员的肯定答复，日本希望借由与清政府建交，以朝鲜宗主国的“有约之国”的身份打破日朝交涉的僵局的想法就此落空。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国内舆论就“开国”与“攘夷”曾有过针锋相对的争论，开放与否的对外态度与倒幕与否的政治倾向纠结在了一起，左右着日本政治外交的具体走向。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倒幕不再是公家与强藩的政治目的，“攘夷”也不再是针对幕府的斗争手段。开放是日本走上自强之路的唯一途径，这是明治政府内部不言而喻的共识。封闭的外交“定制”已经被打破，继续以“天下”体系调整日朝关系亦无可能，在完成外交主体一元化的基础之上，外交体系的双轨制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基础。虽然日朝重建外交关系并未取得进展，但日本对朝外交的基调是明确的，有所区别的只在于手段与方法。“对朝政策三条”所制定的方案中，在既不可能与朝鲜断交，又无法以清政府“有约之国”的身份“迫之”的前提之下，以武力威胁，逼迫朝鲜与日本建交就成了惟一的选择。在朝鲜国内政局发生变化，持对日强硬姿态的大院君离开政治中心的背景下，日本外务省派遣森山茂赴朝继续交涉。森山茂赴朝前就向外务卿提出派遣军舰赴朝作为对朝交涉的“后盾”。在对朝交涉毫无进展之时，日本政府派出的春日号、云扬号、第二丁卯等舰便使往朝鲜沿海。1875年9月20日，云扬号驶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海域，与朝鲜守军发生摩擦，云扬号发炮击毁了江华岛对岸永宗岛上的炮台。这一事件即“江华岛事件”，令日本终于觅得了调整日朝关系的绝佳契机。
日本试图以武力威胁的方式迫使朝鲜签订条约，对日本开放，前提必须是朝鲜拥有近代意义的“主权”观念下完全独立的地位，这一点毫无疑问将对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造成影响。从旧体制中走出来的明治政要不可能不理解“朝鲜之与中国，现奉其正朔，虽于其互相交谊之亲密，患难之互相关切情况，未可明知，然而其有羁属关系则可必”[11]126的意义，强行以条约形式调整日朝关系，显然亦不可能忽视中国的意见。带着探知清政府态度和立场的责任，日本外务省于1875年11月10日任命外务少辅森有礼为公使赴北京与清政府交涉。森有礼此行之前，木户孝允曾提出“一旦中国政府如能本其属邦之义，代我责罪，向我帝国道歉，请求至当之措施，则我亦可适度而止”[11]126，但清政府出于回避问题的考虑，在森有礼一再要求清政府解释中朝间宗藩关系之时，清政府将属邦一语解释为，“盖修其贡献，奉我正朔，朝鲜之于中国应尽之分也。收其钱粮，齐其政令，朝鲜之所自为也。此属邦之实也。纾其难，解其纷，期其安全，中国之于朝鲜自任之事也。此待属邦之实也。”[12]而当森有礼提出清政府是否为朝鲜承担责任之时，总理衙门只是以“切望其安全”虚言了事。
清政府的绥靖姿态让日本可以放胆强行处理日朝外交纠纷。黑田清隆作为全权特命大使赴朝鲜与朝鲜政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条规第一款约定“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13]。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所谓“平等之权”只是留于纸面，“自主之邦”却对清政府与朝鲜之间宗藩关系造成了切实的伤害。基于东亚传统“天下”观念而形成的宗藩关系与近代的条约体系规范的国家关系之間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但是，违背当事国意愿，以武力方式强迫他国接受本国立场，这种行径于“自主”“平等”的条约体系原则显然相去甚远。虽然日本就此完成了外交体系双轨制的单向度转变，完成了外交主体资格多元化向一元化的集中，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明治政府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不断恶化，为东亚国家关系种下了隐患。
四、外交决策与外交职能主体的分裂
如前所述，明治维新在形式上，是朝廷与强藩共同针对幕府的权力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既有“鸟羽伏见之战”这样你死我活的军事行动，也包含了江户“无血开城”这样的政治妥协。即便是在明治政府内部，也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不同派别间倾轧与联合的戏码。由于明治政府在建立之初是依仗强藩，尤其是长州藩与萨摩藩的军事力量获得了与幕府对决的胜利，长州与萨摩两藩的势力便长期盘踞在日本政府高层，掌控着日本的军队力量。明治政府于1872年设立陆军省与海军省，长州与萨摩出身者几乎分别垄断了陆军与海军的指挥权。1874年，明治政府又确立了军部首脑的现役武官制度。在佐贺之乱与西南战争中“痛感确立作战部队的指挥系统，提高参谋能力的必要，从而认识到，在军事上必须从平时就确立军令系统。建立提高其地位的相应组织，并使之制度化”[14]的山县有朋与从德国留学归国，推崇德国军制的桂太郎一道，大力推动了参谋本部的建立。1878年，明治政府撤销了陆军省参谋局，设置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条例》中规定，凡属军中机务，战略动态、进军命令、军队派遣等，均属本部长专管范畴，上奏天皇后，经天皇裁决后交由陆军省负责实施[15]。这使得参谋本部凌驾于陆军省之上，更脱离了政府管辖，独立于政府之外。1885年起，日本开始实行内阁制，在《内阁职权》中强调“事关军机要务，由参谋本部长直接上奏，陆军大臣应报告总理大臣”[16]，这在实际上承认了总理大臣没有过问参谋本部工作的权限，进一步确立了统帅权独立的原则。统帅权的独立使得日本军队摆脱了文官政府的控制，直接导致了军部势力的膨胀，使军队力量直接介入国家政治活动，甚至左右了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1894年6月2日，趁朝鲜爆发东学党之乱，日本阁议决定向朝鲜派兵。并于6月5日成立了战时大本营。得知日本动向的清政府为不给日本出兵的口实，加紧与农民军达成协议。农民军于6月10日退出全州，朝鲜政府军与中国军队开入全州。民乱已被镇压，处于外交一线的驻朝鲜公使大岛圭介“与袁世凯的（中日）共同撤兵协议在15日成立，以后只是编制文件而已”[17]283。但此事并未遵从外交努力朝向和平方向发展，对于参谋本部来说，“既然设立了大本营并派出了大量兵力，但没有打仗便撤了回来，则显然会遭到军部和舆论的指责”[17]283。如果将甲午战争的爆发归咎于参谋本部担心“军部和舆论的指责”，这显然是荒谬的。但从这荒谬的理由中亦能看出日本军方对于战争的决然态度。在这样的态度下，大本营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上奏天皇，建议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参与大本营会议，将政府的行政职能与外交职能统一到大本营之中来，日本政府沦为大本营实现政治与外交目的的工具。
在甲午战争以及其后的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从朝鲜与中国东北攫取了实际利益，这令日本军部势力的扩张到了不可遏止的地步。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中国清政府陆军部向日本政府请求提供武器弹药讨伐革命军。时值日本西园寺内阁时期，首相西园寺公望与政府外相、陆相商议，决定答应清政府的要求，由外相训令驻华公使让太平商会向清政府出售武器弹药，但参谋本部竟不顾政府决议，决定向革命军提供武器。认为，“根据今日的形势，还完全不能判明叛徒和官军的情况如何，所以只站在外交理论一边，终究不免对我国不利。”[17]427眼见清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局势发展，日本政府倾向于由袁世凯出面实现南北妥协。但是驻扎于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的日本军人不顾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针，意图策划满蒙独立。任北京警务学堂监督的川岛浪速曾就满蒙独立问题多次致电参谋本部，称“即使在蒙古扶植起我方势力，而满洲仍在议论喧嚣的民主国政府手里时，利权之冲突，将愈加频繁，对华外交较以往将会出现更多麻烦……满洲举兵计划，即使需要排除多少险阻，也须决然行之”[18]。虽然此事被奉天总领事先知悉并报告外相紧急叫停，但日本军部对于满蒙的野心并未就此终止，日本对华政策也因此不断分裂转变，政府与军部互相矛盾的对外方针“在倾轧之中于大陆不断扩大”[17]435。
明治维新是以“王政复古”为政治口号的。在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各藩的中下级武士中，皇权思想极为浓重。作为西南战争导火索的“征韩论”便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大量中下级武士以及国权主义者对于明治政府对朝鲜、对清政府政策不满，渡海来到东亚大陆寻求政治理想的实现。他们往往通晓汉语或朝鲜语，以经商等名义在大陆旅行，深入地了解朝鲜与中国的人文地理，结交朝鲜与中国的著名人士，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东亚历史命运的走向。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这些被称为“日本浪人”的中国通积极协助日军，从事翻译、谍报等工作。随着日本战胜清政府和俄国，很多日本浪人认为日本大陆扩张的时机已经来临，他们突破政府以及军队政策框架，在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实施独立的强硬手段，影响着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
作为黑龙会骨干的著名日本浪人内田良平在参与东学党起义之后，又于1906年赴朝鲜，与对日合作的结社组织一进会接洽。内田良平一方面鼓动一进会在谍报、铁路建设等方面积极与日本在朝统监府合作；另一方面，内田良平又向时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建议，利用一进会在朝鲜京城召集万人集会之机予以镇压。再以此指责朝鲜政府无力控制朝鲜局势，令其将政府全权委任给统监府。内田良平的激进的朝鲜政策与伊藤博文为首的统监府的方针存在着极大的矛盾。伊藤博文希望内田良平不要插手一进会事务，内田良平便辞去统监府嘱托之职，一心操纵一进会的工作，“并想通过山县、寺内等军人派，在军人派的压力下使伊藤下台，随后在新统监下施行坚决合邦”[17]409，次任朝鲜统监曾弥荒助谈到日韩合邦之事时曾说，关于合邦之事，他本人与伊藤博文以及桂太郎首相曾经商议，达成缓行的约定，但“杉山（茂丸）、内田（良平）之辈突然插手进来，指使一进会提出日韩合邦的请愿，扰乱了韩国的政局”[19]。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也不乏大陆浪人的身影。在1897年前后，与孙中山相识的宫崎滔天曾遵从犬养毅的指使，领受款项赴上海、香港、广州等地结交中国革命派。并为1900年兴中会在惠州发动的武装起义奔走，筹集经费，招募义勇。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为解决革命军经费的问题，宫崎滔天与山田纯三郎一起陪同孙中山从香港赴上海。联络三井物产上海支店，向其提出为南方革命派借款的要求。三井物产派森恪就借款一事与孙中山谈判，并邀请宫崎滔天与山田纯三郎从中斡旋。这一借款，最终发展成南京临時政府以合办汉冶萍为条件向日本借款500万日元的大借款。此外，在日韩合邦一事上出力甚巨的内田良平也意识到中国革命或可导致中国南北分裂，这对于“帝国之利益”显然是极为有利的。他在听闻武昌起义的消息之后，又在10月下旬前往朝鲜京城的途中，得到太平商会正将大量武器运往北京的消息，他当即向三井物产的益田孝打电报称，“革命即将成功，三井帮助清政府也无妨，但不要忘记援助革命党” [17]429。同时，内田良平又打电报给在上海的宫崎滔天，让他告诉孙中山与黄兴等就援助军火一事向井上馨等人求援。井上馨在1912年1月接到了黄兴的电报，三井物产遂向南方革命派出售了军火。这批军火虽然质量不高，但对于武器匮乏的革命军来说却是十分宝贵的，宋教仁也于1912年1月25日致电内田良平，就提供武器一事向其表示感谢[20]。
结语
纵观明治时代的日本外交，一方面它终结了德川幕府末期外交主体资格分散所导致的政策摇摆以及政出多门带来的对国家主权的伤害；另一方面，在外交的近代化转型中，明治政府虽然完成了外交体系双轨制向完全的条约体系转型的历史使命，但在此过程中又“依样画葫芦”地效仿西方列强对邻国采取“炮舰外交”政策，其违背平等与自主的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径也为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埋下了一系列隐患。应该承认，明治维新并不是一次彻底的对封建制度及封建观念的革命，明治政府力图建立的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国家体系。在国内政治及外交等多个方面，明治政府受皇权思想、军国主义思想掣肘甚多。萨长藩阀长期控制的军部势力不但对明治政府的外交政策多有抵牾，甚至不时操控文官政府，令日本外交政策左右摇摆。“尽管当时的宪政内阁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开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此之前持续的萨长藩阀交替执政的政权模式宣告终结，但是宪政内阁时期又出现了猎官、内部倾轧、与藩阀势力妥协等一系列负面现象。”此外，大陆浪人以其固有的反体制，批判权威的姿态，在缺乏系统深度的思想指导下，凭借国士风格及所谓的“侠义之心”在东亚大陆进行了广泛持久的政治外交活动，更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外交决策权与外交职能的分裂。时值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日本史学界对此问题进行专题讨论，或将带来新的认识和启示。
[参考文献]
[1]张晓刚，刘钦，万映辰.锁国时期中日韩三国港口城市发展的政治背景微探——以17世纪的广州、长崎和釜山为中心[J].日本问题研究，2013（4）：32-39.
[2]张晓刚，国宇.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4）：215-224.
[3]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卷[M].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日本历史学研究会.明治维新史研究讲座：3[M].东京：平凡社，1969：6-7.
[5]许晓光，林同威.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开国贸易思想[J].日本问题研究，2017（3）：52-58.
[6]外務省調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M].东京：日本国際協会.昭和十二年（1937）：236.
[7]田保橋潔.近代日鮮関係の研究：上卷[M].汉城：朝鮮総督府中枢院.昭和十五年（1940）：140.
[8]外務省調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四卷[M].东京：日本国際協会，昭和十二年（1937）：144-145.
[9]吴汝纶.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M].（清）金陵初刻初印本，44.
[10]外務省調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六卷[M].东京：日本国際協会，昭和十二年（1937）.
[11]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M].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2]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卷[M].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9.
[13]外務省調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九卷[M].东京：日本国際協会.昭和十二年（1937）：115.
[14]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 [M].黄金鹏，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16.
[15]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M].东京：朝云新闻社，1967：11.
[16]陆军省.明治军事史：上[M].东京：原书房，1966：687.
[17]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 [M].董果良，譯.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8]近代史资料编辑室.近代史资料：第二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15.
[19]黑龙会.日韩合邦秘史：下卷[M].黑龙会出版部，1930：618.
[20]宋教仁.宋教仁集：下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374.
[责任编辑孙丽]
关键词：日本；明治时期；外交革新；多元；一元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4-0050-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7
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一改丰臣秀吉时期发动“壬辰战争”的对外扩张策略，着手巩固对内统治，实行“锁国体制”。然而，在以整治内政为核心工作的前提下，幕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并非无所作为。为了解海外局势，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利用中国唐朝来日船只建立起海外情报收集制度[1]。但总体来说，幕府当局长期实行的是偏于保守的、被动式的对外政策，一旦遭遇外来势力的冲击便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德川幕府末期，在“西力东侵”的背景下，幕府的整个外交体系都受到严重的冲击。幕府当局被迫改变传统与祖制，变锁国为开国开港，在与欧美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部分的接纳进而融入西方条约体系。明治维新之后，明治天皇于庆应四年三月十四日（1868年4月6日）发表“五条御誓文”，提出“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等纲领，指出“我国即将进行前所未有之变革”。这种变革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方位进行改革，尤为关键与核心的，是所谓日本“政体”的改革，日本的政治体制由以幕藩体制为代表的封建制度转而向以天皇为核心的专制集权政体转变。外交方面也无疑必须进行革新，以顺应和服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客观而言，明治初年，日本新政府在外交上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口号，也没有1880年代以外务卿井上馨为代表进行的“鹿鸣馆外交”那样存在易于总结的特点。但如果尝试对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进行归纳性的把握，不难看出，在明治初年，完成外交主体的一元化是日本外交的主要课题[2]。在幕末时期，由幕府、天皇以及藩国分别代表与行使的外交权力开始集中统一在天皇名下。在这一背景之下《宣扬国威宸翰》宣示的“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或可视为明治初期的外交总方针，在这一思想
收稿日期：2018-03-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日韩开港与城市社会变迁研究”（12BSSO16）
作者简介：张晓刚（1962—），男，辽宁本溪人，历史学博士，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史及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历史研究张晓刚：明治政府一元外交制度的确立过程刍议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指导下，日本除了推动废除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外，也积极开发虾夷地（北海道）和入侵琉球，尝试对朝鲜的外交革新，失败之后又转而以武力逼迫其开港[2]。从这些举措来看，明治新政府明显想要改革旧有的幕藩体制下的外交模式，从而融入欧美主导的近代外交秩序，就这一点而言，幕府末期所形成的，与西方国家间的条约体系和东北亚国家间的具有东亚特点的国家关系的双轨制，也开始向条约体系的一元化转变。而这一过程中，日本与依然保持东亚特色国家关系的中国、朝鲜之间的外交摩擦与冲突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客观而言，明治政府因受皇权思想与军国思想掣肘甚多，维新改革留下诸多弊端，这种弊端在外交政策上亦有明显表现。比如，萨长藩阀长期控制军部势力，对明治政府的外交政策指手画脚，乃至大加干预，从而造成日本外交政策左右摇摆的现象。拙文以明治维新背景下的日本外交革新问题为主线，初步探析明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复杂多变的“一元多线”的发展特征和实践路径。
一、明治维新前日本外交的
多元化倾向德川幕府时期，日本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与幕藩体制相适应的外交体系。这一体系遵从华夷思想，模仿中华帝国对外交往的模式，将日本与有限国家及地区之间关系“描绘”成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独立的“天下”。这个“天下”中除了日本，还包括被称为“通信之国”的朝鲜、琉球，以及在事实上与日本缺乏政治联系的中国和荷兰。被称作“大君”的幕府将军作为日本权力的中心，自任为这一体系的顶点。来自朝鲜与琉球的“通信使”“庆贺使”与长崎荷兰商馆的“甲比丹”前往江户觐见将军的旅程充斥着对于这一“天下”体系的象征与隐喻。
虽然同样以“华夷”观念作为外交体系的思想内核，同样承认体系内国与国地位的差异，但与中国“欲沐王化则来者不拒”的华夷秩序体系相比，日本的外交体系则是一种“坚守祖法，力图维持所谓通信则限于朝鲜、琉球；贸易则限于中国、荷兰，其他一概拒绝的定制”[3]28。这一“定制”的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锁国”一词极为恰当的反映了德川幕府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外交行为。1825年，幕府颁布的外国船只《坚决驱逐令》，对靠近沿岸的外国船只一律炮击驱逐的手段，实际上等于将一切外交问题变性为国防问题，令“定制”的封闭性达到了顶点。然而主观上的“坚守祖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本的地理环境以及人类航海技术的局限。当太平洋不再成为日本“锁国”的屏障，这一“定制”被打破就成为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嘉永六年六月三日（1853年7月8日），培理带着美国总统的亲笔信，率领“黑船”舰队驶入浦贺港，要求日本“开国”。 “黑船来航”事件犹如晴天霹雳，在日本人中造成震动和恐慌，亦使幕府进退失据，狼狈不堪[4]。毋庸置疑，这一事件是对日本封闭的外交“定制”的極大冲击，在美国武力压迫及外交攻势下，日本相继开国、开港，并与欧美诸国签订通商条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就此全盘放弃旧有的外交模式成为一个条约体系国家，虽然朝鲜“通信使”已多年未曾踏上日本的土地，但即有体系依旧有效地规范着日本与东亚国家间的交往。庆应三年（1867年）十月，日本政府计划派遣一向负责对朝外交的对马藩宗家出使朝鲜调停朝鲜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就日本的立场而言，法国是“有约之国”，而朝鲜，则是德川庆喜的上书中所谓的“从来旧好唇齿之国”。条约体系与“天下”体系在各自的范畴内发挥作用，构成了日本外交事实上的双轨体制。值得关注的是，此一时期日本在内忧外患之下，维持了两百多年的锁国制度逐渐走向崩溃，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日本的锁国体制的弊端，转而提倡开国贸易，以求发展国内经济，实现国家富强[5]。
作为日本式“天下”体系顶点的幕府将军需要就外交问题提出“上书”，这是“黑船来航”事件对日本外交体制的又一重大影响。专擅外交权的幕府为应对培理声称的再次来日，不得已令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参与有關海防的幕府会议，又向谱代大名征求应对之策。这意味着“作为幕府体制统治原则的幕府独裁制已经部分地自行修改了……幕政本来的对象乃是德川家政的量的扩大，而培理带来的问题则超出了这个范围，可以说是‘国务”[3]58。“国务”超出了德川家家政的范畴，涉及到日本国内各种势力的切身利益，不同的利益诉求最终酝酿成“条约敕许”事件。在持攘夷论的德川齐昭的活动下，朝廷对于日美通商条约的态度暧昧。未曾预料到反对意见的幕府原本希望通过敕许签订条约缓和攘夷论甚嚣尘上的压力，却从朝廷那里得到不予敕许的结果。这一结果使原本只是程序性的“敕许”有了重大的政治意义，幕藩体制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幕府不再负有对于外交事务专管的权力，由此而形成的权力空白立刻被朝廷与强藩填补。虽然幕府在未获得敕许的前提下强行与美英等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又通过1858年10月开始的镇压，有力打击了以敕许问题和攘夷论攻击幕府的一桥派，但幕府对于自身权力的捍卫并未获得最终的胜利。对于攘夷派多次制造的杀伤外国人事件，幕府无力弹压，一筹莫展，而水户浪人和萨摩藩士在樱田门外刺杀井伊直弼大老，则直接动摇了幕府统治的权威。以长州、萨摩为代表的强藩在幕政与外交方面的声音日渐响亮。在萨摩藩士斩杀英国人的“生麦事件”发生之后， “幕府没有能够强制萨藩采取使英国满意的措施，各国逐渐开始认识到，幕府现在已不具备作为‘日本国政府的充分职能。”[3]95接下来的“萨英战争”，萨摩藩竟自派遣代表与英国展开谈判，并达成协议。这充分证明雄藩势力已经作为一个实际上的政治实体介入了外交事务。
二、外交主体由多元向一元的复归
“天下”体系与条约体系并行；公家、幕府、强藩分享外交主体资格，这构成了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外交多元化的局面。这种多元化是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混乱的政治形势的表征之一。各派政治势力也曾试图通过“公武合体”或“奉诏攘夷”达成政治势力的横向联合，但最终效果都极为有限。势必导致权力分散的封建体制无力应对“西力东渐”这一从未有过的挑战，变革便在所难免。“明治维新”便在这一背景下登场，颠覆了封建性质的幕藩二元政治体系，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具有绝对主义倾向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日本的外交体制也就此顺应时代巨变，试图一扫弊端。
以处理“神户事件”为契机，明治政府在明治元年（1868年）一月十五日令外国事务总裁嘉彰宫亲王将“王政复古通知书”送达各国公使，以“日本国天皇名义”称“将军德川庆喜请归政权。制允之。内外政事已经亲裁之……从前条约，虽用大君名称，自今而后，当换以天皇称。而各国交际之职专命有司等。各国公使，谅知斯旨”[6]。明治维新从形式上来看，是强藩尤其是强藩的中下级武士与公家的部分贵族联合，以天皇的名义将统治日本的权力从幕府将军手中“夺还”，成立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政府。这是日本政体的重大转变，而从大君改为天皇，标志着日本外交主体资格的改变，“专命有司”则体现了日本外交专门与集权的趋势。
应当注意到，此次送达“王政复古通知书”的对象是一众“有约之国”，朝鲜并不在此列。如前所述，规范朝鲜与日本关系的并非“从前条约”，负有与朝鲜交际之职的也非“专命有司”。朝鲜被囊括在日本单方面想象出的“天下”之内，与朝鲜的交往，是由事实上具有双属身份，即是幕府所属之藩，又接受朝鲜国王印绶，被朝鲜视为“外臣”的对马藩为中介进行的。幕府将军与朝鲜国王作为事实上对等关系的两个顶点，对马藩主作为支撑二者的基点，使得日本与朝鲜能够在各自所属的“天下”中，对彼此的关系作出符合各自政治逻辑的解释。但是，随着幕府将军这一身份退出历史舞台，日本对于日朝间的关系调整就必然的表现出某种倾向性。明治元年（1868年）三月二十三日，明治政府以太政官令的形式向对马藩下达“王政御一新”通知书。要求对马藩务必令对朝外交“旧弊一洗，屹度奉公”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30122900、対韓政策関係雑纂/明治元年日韓中，尋交ノ為対馬守ヨリ朝鮮国礼曹ニ贈ルノ書（B-1-1-2-00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谓“旧弊”，直指对马藩“本州与朝鲜国之私交……对外国自取藩臣之礼”[7]的“身份”问题。在“旧弊一洗”的要求下，对马藩在向朝鲜送达“王政复古通知书”的“先问书契”中，将“日本国对马州太守拾遗平某”的旧有称谓，改为了“日本国左近卫少将对马守平朝臣义达”的名衔。并在其后的“王政复古通知书”中使用了新印。对此，朝鲜方面以“岛主职号与前有异，句语中皇室奉敕等语，极为悖慢”为由拒绝接受日本的正式文书，日朝外交由此破裂。
对于朝鲜来说，日本明治维新体现出的西洋化倾向是值得警惕的事情，日本天皇的身份更令身处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体系之内，视清帝国为上邦的朝鲜无法接受。朝鲜对于日本政体的变革持一种事实上拒绝承认的态度，希望日朝关系仍旧保持传统的以对马藩为中介的局面。而从日本的立场来看，随着中央集权化国家的建设步伐不断推进，已无可能将对马藩作为一种特例排除在“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的一系列行动之外。对马藩不复存在，使得对马藩主的身份问题不再是日朝矛盾的焦点之一，双方的矛盾集中在对于日本天皇地位的认定之上。而对于这一问题，日朝双方都没有可以退让的立场，日朝外交在旧的体制之下已经没有重建的可能。
于此同时，日本外交“专命有司”的改革仍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明治二年（1869年），日本政府设置外务省，将原由对马藩主持的对朝外交事务权限收归中央。并派遣佐田白茅作为外务省官员出访朝鲜，在佐田白茅建议书的基础之上，日本外务省拟定了对朝外交的基本方针，即“对朝政策三条”：（1）“废止与朝鲜之间的交际，亦不再进行对州的私交，断绝两国间音讯，撤出倭馆人员，从此不相往来”；（2）“急速命木户从三位为正使，严原藩知事为副使，其他外务省官员四五名分任使节职务，前述官员及军队，乘坐肥前、肥后两藩的坚牢军舰两艘报知大政一新之事。并签订开港开市两国往来自由之条约”；（3）“先派遣使节前往支那，签订通信条约，之后，于归途前往朝鲜王京（以条约）迫之”[8]。在几经考量之后，日本外务省决定将第三条作为处理日朝外交的可行性方案。
三、双轨制外交体系的终结
在“对朝政策三条”中，除了不切实际的第一条之外，第二与第三条均提到了与朝鲜、中国签订条约。虽然在东亚地区最早与西方国家接触，最早与西方国家以条约的方式规范国与国关系的国家是中国，但是，最早以近代国家观念为指导，以条约形式调整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却是日本。1871年，日本与清政府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相对而言更具对等意义，在东亚国家关系史上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对于朝鲜，日本虽然希望借由成为清政府的有约之国而获得对朝外交的某种优势，但作为宗主国的清政府却既不打算放弃宗主国的地位，也不希望介入朝鲜外交纠纷为自己带来麻烦。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曾借庆贺同治帝大婚及换约之机，亲赴北京试探清政府对于朝鲜问题的立场。李鸿章在与副岛种臣会晤之时谈及此事，称“贵国既与西洋通商，若有事于朝鲜，人将谓携大欺小，殊非美名。况与中国约章不合”[9]，希望日朝交涉不能以损害中朝宗藩关系为前提。而后，副岛种臣等人又仔细研究了美国方面就朝鲜事宜与清政府之间的照会往来，照会中有“朝鲜虽系属国，一切政教禁令，皆由该国主持，中国向不过问”[10]176等语。对此，柳原前光在与总理衙门官员交涉中以“（美国）请求将其书信托贵衙门转寄朝鲜之时，贵国是否称彼为属国，其内政教令皆与贵国无关”[10]177相询，又得到总理衙门官员的肯定答复，日本希望借由与清政府建交，以朝鲜宗主国的“有约之国”的身份打破日朝交涉的僵局的想法就此落空。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国内舆论就“开国”与“攘夷”曾有过针锋相对的争论，开放与否的对外态度与倒幕与否的政治倾向纠结在了一起，左右着日本政治外交的具体走向。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倒幕不再是公家与强藩的政治目的，“攘夷”也不再是针对幕府的斗争手段。开放是日本走上自强之路的唯一途径，这是明治政府内部不言而喻的共识。封闭的外交“定制”已经被打破，继续以“天下”体系调整日朝关系亦无可能，在完成外交主体一元化的基础之上，外交体系的双轨制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基础。虽然日朝重建外交关系并未取得进展，但日本对朝外交的基调是明确的，有所区别的只在于手段与方法。“对朝政策三条”所制定的方案中，在既不可能与朝鲜断交，又无法以清政府“有约之国”的身份“迫之”的前提之下，以武力威胁，逼迫朝鲜与日本建交就成了惟一的选择。在朝鲜国内政局发生变化，持对日强硬姿态的大院君离开政治中心的背景下，日本外务省派遣森山茂赴朝继续交涉。森山茂赴朝前就向外务卿提出派遣军舰赴朝作为对朝交涉的“后盾”。在对朝交涉毫无进展之时，日本政府派出的春日号、云扬号、第二丁卯等舰便使往朝鲜沿海。1875年9月20日，云扬号驶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海域，与朝鲜守军发生摩擦，云扬号发炮击毁了江华岛对岸永宗岛上的炮台。这一事件即“江华岛事件”，令日本终于觅得了调整日朝关系的绝佳契机。
日本试图以武力威胁的方式迫使朝鲜签订条约，对日本开放，前提必须是朝鲜拥有近代意义的“主权”观念下完全独立的地位，这一点毫无疑问将对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造成影响。从旧体制中走出来的明治政要不可能不理解“朝鲜之与中国，现奉其正朔，虽于其互相交谊之亲密，患难之互相关切情况，未可明知，然而其有羁属关系则可必”[11]126的意义，强行以条约形式调整日朝关系，显然亦不可能忽视中国的意见。带着探知清政府态度和立场的责任，日本外务省于1875年11月10日任命外务少辅森有礼为公使赴北京与清政府交涉。森有礼此行之前，木户孝允曾提出“一旦中国政府如能本其属邦之义，代我责罪，向我帝国道歉，请求至当之措施，则我亦可适度而止”[11]126，但清政府出于回避问题的考虑，在森有礼一再要求清政府解释中朝间宗藩关系之时，清政府将属邦一语解释为，“盖修其贡献，奉我正朔，朝鲜之于中国应尽之分也。收其钱粮，齐其政令，朝鲜之所自为也。此属邦之实也。纾其难，解其纷，期其安全，中国之于朝鲜自任之事也。此待属邦之实也。”[12]而当森有礼提出清政府是否为朝鲜承担责任之时，总理衙门只是以“切望其安全”虚言了事。
清政府的绥靖姿态让日本可以放胆强行处理日朝外交纠纷。黑田清隆作为全权特命大使赴朝鲜与朝鲜政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条规第一款约定“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13]。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所谓“平等之权”只是留于纸面，“自主之邦”却对清政府与朝鲜之间宗藩关系造成了切实的伤害。基于东亚传统“天下”观念而形成的宗藩关系与近代的条约体系规范的国家关系之間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但是，违背当事国意愿，以武力方式强迫他国接受本国立场，这种行径于“自主”“平等”的条约体系原则显然相去甚远。虽然日本就此完成了外交体系双轨制的单向度转变，完成了外交主体资格多元化向一元化的集中，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明治政府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不断恶化，为东亚国家关系种下了隐患。
四、外交决策与外交职能主体的分裂
如前所述，明治维新在形式上，是朝廷与强藩共同针对幕府的权力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既有“鸟羽伏见之战”这样你死我活的军事行动，也包含了江户“无血开城”这样的政治妥协。即便是在明治政府内部，也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不同派别间倾轧与联合的戏码。由于明治政府在建立之初是依仗强藩，尤其是长州藩与萨摩藩的军事力量获得了与幕府对决的胜利，长州与萨摩两藩的势力便长期盘踞在日本政府高层，掌控着日本的军队力量。明治政府于1872年设立陆军省与海军省，长州与萨摩出身者几乎分别垄断了陆军与海军的指挥权。1874年，明治政府又确立了军部首脑的现役武官制度。在佐贺之乱与西南战争中“痛感确立作战部队的指挥系统，提高参谋能力的必要，从而认识到，在军事上必须从平时就确立军令系统。建立提高其地位的相应组织，并使之制度化”[14]的山县有朋与从德国留学归国，推崇德国军制的桂太郎一道，大力推动了参谋本部的建立。1878年，明治政府撤销了陆军省参谋局，设置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条例》中规定，凡属军中机务，战略动态、进军命令、军队派遣等，均属本部长专管范畴，上奏天皇后，经天皇裁决后交由陆军省负责实施[15]。这使得参谋本部凌驾于陆军省之上，更脱离了政府管辖，独立于政府之外。1885年起，日本开始实行内阁制，在《内阁职权》中强调“事关军机要务，由参谋本部长直接上奏，陆军大臣应报告总理大臣”[16]，这在实际上承认了总理大臣没有过问参谋本部工作的权限，进一步确立了统帅权独立的原则。统帅权的独立使得日本军队摆脱了文官政府的控制，直接导致了军部势力的膨胀，使军队力量直接介入国家政治活动，甚至左右了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1894年6月2日，趁朝鲜爆发东学党之乱，日本阁议决定向朝鲜派兵。并于6月5日成立了战时大本营。得知日本动向的清政府为不给日本出兵的口实，加紧与农民军达成协议。农民军于6月10日退出全州，朝鲜政府军与中国军队开入全州。民乱已被镇压，处于外交一线的驻朝鲜公使大岛圭介“与袁世凯的（中日）共同撤兵协议在15日成立，以后只是编制文件而已”[17]283。但此事并未遵从外交努力朝向和平方向发展，对于参谋本部来说，“既然设立了大本营并派出了大量兵力，但没有打仗便撤了回来，则显然会遭到军部和舆论的指责”[17]283。如果将甲午战争的爆发归咎于参谋本部担心“军部和舆论的指责”，这显然是荒谬的。但从这荒谬的理由中亦能看出日本军方对于战争的决然态度。在这样的态度下，大本营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上奏天皇，建议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参与大本营会议，将政府的行政职能与外交职能统一到大本营之中来，日本政府沦为大本营实现政治与外交目的的工具。
在甲午战争以及其后的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从朝鲜与中国东北攫取了实际利益，这令日本军部势力的扩张到了不可遏止的地步。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中国清政府陆军部向日本政府请求提供武器弹药讨伐革命军。时值日本西园寺内阁时期，首相西园寺公望与政府外相、陆相商议，决定答应清政府的要求，由外相训令驻华公使让太平商会向清政府出售武器弹药，但参谋本部竟不顾政府决议，决定向革命军提供武器。认为，“根据今日的形势，还完全不能判明叛徒和官军的情况如何，所以只站在外交理论一边，终究不免对我国不利。”[17]427眼见清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局势发展，日本政府倾向于由袁世凯出面实现南北妥协。但是驻扎于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的日本军人不顾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针，意图策划满蒙独立。任北京警务学堂监督的川岛浪速曾就满蒙独立问题多次致电参谋本部，称“即使在蒙古扶植起我方势力，而满洲仍在议论喧嚣的民主国政府手里时，利权之冲突，将愈加频繁，对华外交较以往将会出现更多麻烦……满洲举兵计划，即使需要排除多少险阻，也须决然行之”[18]。虽然此事被奉天总领事先知悉并报告外相紧急叫停，但日本军部对于满蒙的野心并未就此终止，日本对华政策也因此不断分裂转变，政府与军部互相矛盾的对外方针“在倾轧之中于大陆不断扩大”[17]435。
明治维新是以“王政复古”为政治口号的。在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各藩的中下级武士中，皇权思想极为浓重。作为西南战争导火索的“征韩论”便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大量中下级武士以及国权主义者对于明治政府对朝鲜、对清政府政策不满，渡海来到东亚大陆寻求政治理想的实现。他们往往通晓汉语或朝鲜语，以经商等名义在大陆旅行，深入地了解朝鲜与中国的人文地理，结交朝鲜与中国的著名人士，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东亚历史命运的走向。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这些被称为“日本浪人”的中国通积极协助日军，从事翻译、谍报等工作。随着日本战胜清政府和俄国，很多日本浪人认为日本大陆扩张的时机已经来临，他们突破政府以及军队政策框架，在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实施独立的强硬手段，影响着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
作为黑龙会骨干的著名日本浪人内田良平在参与东学党起义之后，又于1906年赴朝鲜，与对日合作的结社组织一进会接洽。内田良平一方面鼓动一进会在谍报、铁路建设等方面积极与日本在朝统监府合作；另一方面，内田良平又向时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建议，利用一进会在朝鲜京城召集万人集会之机予以镇压。再以此指责朝鲜政府无力控制朝鲜局势，令其将政府全权委任给统监府。内田良平的激进的朝鲜政策与伊藤博文为首的统监府的方针存在着极大的矛盾。伊藤博文希望内田良平不要插手一进会事务，内田良平便辞去统监府嘱托之职，一心操纵一进会的工作，“并想通过山县、寺内等军人派，在军人派的压力下使伊藤下台，随后在新统监下施行坚决合邦”[17]409，次任朝鲜统监曾弥荒助谈到日韩合邦之事时曾说，关于合邦之事，他本人与伊藤博文以及桂太郎首相曾经商议，达成缓行的约定，但“杉山（茂丸）、内田（良平）之辈突然插手进来，指使一进会提出日韩合邦的请愿，扰乱了韩国的政局”[19]。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也不乏大陆浪人的身影。在1897年前后，与孙中山相识的宫崎滔天曾遵从犬养毅的指使，领受款项赴上海、香港、广州等地结交中国革命派。并为1900年兴中会在惠州发动的武装起义奔走，筹集经费，招募义勇。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为解决革命军经费的问题，宫崎滔天与山田纯三郎一起陪同孙中山从香港赴上海。联络三井物产上海支店，向其提出为南方革命派借款的要求。三井物产派森恪就借款一事与孙中山谈判，并邀请宫崎滔天与山田纯三郎从中斡旋。这一借款，最终发展成南京临時政府以合办汉冶萍为条件向日本借款500万日元的大借款。此外，在日韩合邦一事上出力甚巨的内田良平也意识到中国革命或可导致中国南北分裂，这对于“帝国之利益”显然是极为有利的。他在听闻武昌起义的消息之后，又在10月下旬前往朝鲜京城的途中，得到太平商会正将大量武器运往北京的消息，他当即向三井物产的益田孝打电报称，“革命即将成功，三井帮助清政府也无妨，但不要忘记援助革命党” [17]429。同时，内田良平又打电报给在上海的宫崎滔天，让他告诉孙中山与黄兴等就援助军火一事向井上馨等人求援。井上馨在1912年1月接到了黄兴的电报，三井物产遂向南方革命派出售了军火。这批军火虽然质量不高，但对于武器匮乏的革命军来说却是十分宝贵的，宋教仁也于1912年1月25日致电内田良平，就提供武器一事向其表示感谢[20]。
结语
纵观明治时代的日本外交，一方面它终结了德川幕府末期外交主体资格分散所导致的政策摇摆以及政出多门带来的对国家主权的伤害；另一方面，在外交的近代化转型中，明治政府虽然完成了外交体系双轨制向完全的条约体系转型的历史使命，但在此过程中又“依样画葫芦”地效仿西方列强对邻国采取“炮舰外交”政策，其违背平等与自主的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径也为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埋下了一系列隐患。应该承认，明治维新并不是一次彻底的对封建制度及封建观念的革命，明治政府力图建立的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国家体系。在国内政治及外交等多个方面，明治政府受皇权思想、军国主义思想掣肘甚多。萨长藩阀长期控制的军部势力不但对明治政府的外交政策多有抵牾，甚至不时操控文官政府，令日本外交政策左右摇摆。“尽管当时的宪政内阁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开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此之前持续的萨长藩阀交替执政的政权模式宣告终结，但是宪政内阁时期又出现了猎官、内部倾轧、与藩阀势力妥协等一系列负面现象。”此外，大陆浪人以其固有的反体制，批判权威的姿态，在缺乏系统深度的思想指导下，凭借国士风格及所谓的“侠义之心”在东亚大陆进行了广泛持久的政治外交活动，更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外交决策权与外交职能的分裂。时值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日本史学界对此问题进行专题讨论，或将带来新的认识和启示。
[参考文献]
[1]张晓刚，刘钦，万映辰.锁国时期中日韩三国港口城市发展的政治背景微探——以17世纪的广州、长崎和釜山为中心[J].日本问题研究，2013（4）：32-39.
[2]张晓刚，国宇.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4）：215-224.
[3]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卷[M].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日本历史学研究会.明治维新史研究讲座：3[M].东京：平凡社，1969：6-7.
[5]许晓光，林同威.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开国贸易思想[J].日本问题研究，2017（3）：52-58.
[6]外務省調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M].东京：日本国際協会.昭和十二年（1937）：236.
[7]田保橋潔.近代日鮮関係の研究：上卷[M].汉城：朝鮮総督府中枢院.昭和十五年（1940）：140.
[8]外務省調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四卷[M].东京：日本国際協会，昭和十二年（1937）：144-145.
[9]吴汝纶.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M].（清）金陵初刻初印本，44.
[10]外務省調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六卷[M].东京：日本国際協会，昭和十二年（1937）.
[11]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M].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2]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卷[M].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9.
[13]外務省調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九卷[M].东京：日本国際協会.昭和十二年（1937）：115.
[14]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 [M].黄金鹏，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16.
[15]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M].东京：朝云新闻社，1967：11.
[16]陆军省.明治军事史：上[M].东京：原书房，1966：687.
[17]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 [M].董果良，譯.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8]近代史资料编辑室.近代史资料：第二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15.
[19]黑龙会.日韩合邦秘史：下卷[M].黑龙会出版部，1930：618.
[20]宋教仁.宋教仁集：下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374.
[责任编辑孙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