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领导与执政最牢固的根基
唐厚裕
【摘 要】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有最牢固的基础：人民拥护、群众自觉地跟党走，是实现党的领导最核心的要素；人民拥护和支持，是确保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执政有效性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人民的拥护和参与，是全面深化改革不竭的力量源泉。
【关键词】领导与执政；合法性；根基
“人民”在国际共运史上使用得相当频繁，常与“群众”合称。“人民”是一个政治学集合名词，“群众”是偏向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哲学概念。革命时期，凡是认同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并为实现纲领而跟随党共同奋斗的人们都是人民（建立统一战线）；“群众”是指“革命主力军”、“历史创造者”。建设时代，当党的历史方位转变为依法治国方略作为基本国策后，凡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人们都纳入人民范畴。人民群众的政治内涵和哲学特质，决定了他们的拥护与支持是党的领导和执政最牢固的根基。
一、人民拥护、群众愿意跟党走，是实现党的领导最核心的要素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本身说明党是人民的一员，是由从群众中来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队伍。如今，党担当领导、执政双重职责，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履行“一岗双责”（在领导岗位上实现领导、正确用权）。领导不等于执政，实现领导以被领导者佩服、自愿接受、主动信任并跟随一起奋斗为归宿，执政活动具法律规范性、约束性；领导是执政的政治前提，领导体现在执政之中。党的领导是伴随着中国革命实践逐步扩大实现的。在抗战时期，党虽未掌握全国性政权，但由于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提出了正确的全面抗战路线，军事上依据敌我状况执行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持久、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取得节节胜利并不断收复敌占区，经济上实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给解放区人民以实实在在的利益，让群众看到了抗日民族解放的希望，发动了人民，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纷纷抛开大城市的优越环境，来到贫瘠的革命圣地延安。如果一个党或党联盟长期实现了领导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它终究会被赋予执政权。反之，如果因其执政能力差而矛盾冲突频仍，积重难返而无法解决，或因其腐败横行而失去民心，在群众心目中失去公信力，迟早会被人民抛弃而下台。这就给执政党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永葆领导魅力。为此，毛泽东在建国初期跟亲属聊天时引用古话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官吏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那么，怎样实现领导呢？党的领导是政治上、大政方针上对各方面的统揽，包括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领导就是服务”，党在工作中实现领导必须具备四个要素：一是政策策略的正确，二是党员的模范作用，三是政权组织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四是人民的衷心拥护、自愿服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以及率领党员同志奋斗是前提。共产党员起带头、骨干、桥梁、保护作用，因为各种奋斗目标、中心任务是党提出来的，党员自己应当以身作则，带头为之奋斗；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党员成为模范；人民群众从身边的党员了解党的先进性，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共产党员自觉地保护党的形象、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不可或缺的条件，必须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人民群众相信党、愿意跟党走，是党的领导得以实现的标志。
政党一般都是通过政治纲领号召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任与拥护，并通过一定的组织把本阶级成员联系起来，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以采取共同行动，从而实现目标。中国共产党是具备现代政党特征的全球第一大党，在我国社会的第二次转型中，创新地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行政治领导，凝聚社会共识，实现人民大众的多元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进行以意识形态整合为核心的社会整合和政治动员。1940年代，毛泽东告诫全党：“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①建国初期，针对某些党员干部“打江山坐江山”的享乐主义习性，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有些同志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一切要服从我们。这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群众不一定会服从你。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领导作风恶劣，群众就不会服从；领导犯了错误，群众就不批准。”②可见，思想上立党为公、政治上永葆先进、行动上模范带头、作风上密切联系并为人民谋利益，是争取、组织、动员人民、实现领导的必要条件，因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③
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党的领导与执政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现代政治是伦理政治，政党讲究政治品质，政策注重合法性、正当性。合法性包括法律上和政治学上两种类型。前者是符合法律条款规定；后者是得到大家的认同、人民的同意、群众的拥护。人民拥护、群众满意，是党能够执政并进行长期执政最重要的合法性，是政党协商一致推举、宪法规定的前提条件，也是执政有效性的衡量标准。
人民翻身而信任党。党领导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成为管理国家、改造社会的主人，自然把党当成大救星，高度信任、拥护与委托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行使执政权，自觉听从党指挥，所以党的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党的执政是中国共产党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对公共权力实施占有和运用的行为。由此，共产党执政规律可以简要地归纳成：人民信任、拥护和支持就执政；人民不信任、不拥护、不支持就执政不了。
政党协商一致推举。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产物。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是经过各民主党派一致协商推举上台执政而来的，即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的基础上确立的。毛泽东指出：不论在历史逻辑上还是在政治逻辑上，政党都是国家的前提，即政党建立国家并领导国家。正是基于政党对国家的前提性和客观性，新中国首先在政党之间进行协商，在共同政治基础上，让各自代表一部分人民利益的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政协委员参与协商。改革开放以后，凡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问题、国策的出台，党都事先与各民主党派沟通、探讨、征求意见，取得政治上的一致。
国家根本大法规定。政党协商以后，中国共产党掌握领导与执政权，“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④实际上，政党协商推举是人民拥护的派生物，仅是政党协商还不够，还要群众代表直接参与协商选举。到1954年，我国召开了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施人民协商民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协商主体广泛性与发言机会均等性的要求契合起来，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把党的领导、执政地位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协商合作地位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当然，一个民主党派只是一定数量群众的利益表达，但八个党派加起来一致协商推举就是一个基数很大的群众意见，加上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代表性最广泛，这就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见，客观上使得政党协商推举成为全体人民拥护的象征，各民主党派一致协商同意、拥护中共作为领导党上台执政是人民拥护的间接表现，而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规定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则是直接体现人民拥护，因为人大代表是各阶层人民群众选出来的。
执政成果长足有效。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但历史方位变化并没有带来执政意识、执政方式的及时转变，而是走了一段“革命化执政”的弯路。党掌握全国领导与执政权，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的拥护，因为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执政的有效性。虽然党获得执政地位是历史的必然，但党不会怀着“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坐享其成，因为倚功卖功或腐化变质仍会造成致命伤害，苏联共产党就是前车之鉴。党的执政有效性，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复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等，需要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各项治理目标需要人民拥护与支持才能完成；各级政府的政绩最终要人民群众来评判，标准是群众满意不满意、赞同不赞同。
在执政有效性方面，党的执政成绩是辉煌的。建国初期，国家一穷二白，我们用30年走过了美国上百年走完的路，60年内创造了政治经济地位居于世界前列的奇迹。“农民不再交纳‘皇粮，困难户可吃低保，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没有过的”，城乡居民对此赞誉不绝。但一些地方也客观地存在相当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劳民伤财、低效执政行为，以及某些治理缺失、错位、越位、落后行为。在群众满意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群众身份变化、利益多元化出现，使我国呈现出总体小康、矛盾凸显的两重性，社会上“仇官、仇富、仇强”心态不少，传统意义上的党群关系和群众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新的党群关系处于磨合时期。这些年来，一些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的推进伴随着突发事件的平息，群众最后打横幅“拥护共产党，拥护党中央！”验证了人民的拥护和满意是党执政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所以“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
三、人民的拥护和参与，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力量源泉和最大民意
十八大以来，改革步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迫切需要发挥人民的智慧，得到群众对改革的支持，凝聚全社会共识，形成攻克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的最大民意。如果说改革之初的主要掣肘是思想解放程度低、滞后，用“摸着石头过河”来突破，那么现在改革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利益调整问题，需要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协同推进，人民的拥护是节骨眼。三十五年改革的成功经验显示，低成本、震动小的“参与式改革”——顶层设计的政治智慧加上基层的广泛参与模式，最符合我国国情，因为它尊重、吸纳、整合群众的意见。“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②当前积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获取深化改革力量、增强全民参与改革自觉性的关键举措。
广泛地组织、动员人民群众。毛泽东在一次回答美国记者提问“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时，坚定地说：“人民给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③过去，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经常起作用的主要因素；今天，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革命时代，党勇于、善于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以致“淮海战役是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1950年代，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理顺国民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大关系、处理和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向自然开战”；改革攻坚阶段，我们必须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绝大多数群众，维护其合法权益，才能组织动员他们投身于改革潮流之中。
人民拥护来源于党为人民服务。人民的衷心拥护来源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是践行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公仆的光辉典范，并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主题。思想上，他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员干部队伍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党的宗旨、人生价值、工作方向，把人民作为主体地位、党员干部为人民公仆，极大地促进了党群关系水乳交融。在制度层面，他要求为人民服务“成为一个制度……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④在长期性、稳定性、规律性上下功夫。实践中，他视为人民服务为党的力量源泉，拓展服务对象，唤起群众觉悟、对群众感情深，坚持人民属性、权力来源于人民；发展民主协商、容得下尖锐批评；拜人民群众为师，凡事以“公”字当头；为群众谋利益、禁止干部搞特权。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①
坚持顶层设计、底线思维。我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决定了改革主要是自上而下，但决策设计必须以底层思维为基点，“一竿子插到底”。改革开放前夕，针对粤港边境群众大量逃港现象，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通过反思当时的国家政策，“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换位思考广东居民逃港动机，决心把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思路报告中央，率先“杀出一条血路”，奠定了广东省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地位，实现了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的大胆结合。
走群众路线须防止尾巴主义。坚持改革为人民、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同时防止尾巴主义错误。党是“两个先锋队”，强调先进性，执政后党群关系转变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凡属人民群众的政权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②因此，改革需要协商，又要防止尾巴主义，拿捏好“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分寸。
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是当务之急。一些干部治理能力欠足，已成为影响制度优势充分发挥、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对群众日益期待的信息知情权，有些人思忖如何捂着、盖着，结果事与愿违、南辕北辙；有些人奉行“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对己有利的改革措施加快推开，对撬动自己奶酪的决策阳奉阴违，对无油水可捞、费时费力的政策就拖延，搞选择性、随意性执法，反而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大阻力，必须解决推进改革能力不足的问题。中央八项规定、刹“四风”，意旨把一些干部从酒桌拉回到书桌、从“酒精考验”状态切换到思考问题状态，加强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为兴党、强国凝聚强大的正能量。
（作者系中共永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