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所见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
李小白 周颂伦
摘要：回顾明治维新研究史，先辈学者成果卓然，但也有言未尽意的遗憾。梳理既有研究，可以发现不同时代不同语境的影响在明治维新研究中有所体现，而“尊王攘夷”的本初含义却被低估。明治维新完成了“一君万民”国家的初建，强烈的国家意识在明治维新变革发生后百余年间一直发挥着作用力。
关键词：明治维新； 革命或改革； 绝对主义； 尊王攘夷； 国家意识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4-0034-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5
大约在35年之前的一次国内日本史学术研讨会上，听到一位从日本学成归国的学者介绍日本学者对中国日本史研究评价时说，中国日本史学者的明治维新研究具有明显的“非生产性”特点。回想一下30余年前的中国，正值全国人民在“四个现代化”蓝图感召下努力奋斗建设国家之际，是一个十足的“生产性”时代，所以一下子很难理解“非生产性”的含义，感觉中应当是在说研究没有贴近明治维新的实质，且不能在长时段中诠释其历史作用力以及结果。当时活跃在日本史研究领域的学者，都是我们的师长，他们怀着真挚的热情，希冀自己的研究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借鉴。他们的研究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当时的语境中，为明治维新安排一个定位：鉴于19世纪末日本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其间应当具有现代化的经验教训；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和世界造成的损害，必须在其现代化经验教训中探寻发动战争的深层原因。时至今日，有关明治维新的研究已经沉寂多年，教师在课堂上讲，学生在座位上听，鲜有研究成果面世。伊文成等5位学者于1987年出版《明治维新史》[1]，网尽了当时几乎全部的相关学术信息，再难突破。在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之际，回过头来再度吟味该历史事件的余韵时，因语境变迁，要说的话喷涌而动，竟有一时语塞之感。19世纪中叶日本发生的这场变革，开启了亚洲国家从旧时代梦境中觉醒的先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尤其是近代的印度和中国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却以灵活变通的手法成功地在减轻殖民地压力的情形下为国家赢得了机会。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要想崛起，就必须富国强兵。故而，今天回过头来审视明治维新的全过程，笔者所见就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意识的登场。在这种意识面前，用“革命”或“改革”之理论武器去诠释之，也许真的能给人以“非生产性”之感。
一、既有研究成果的价值评说
中国的明治维新研究，曾有相当一段时期集中在对其性质的界定上。关于此，从20世纪60年代
收稿日期：2018-04-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亚世界的裂变——关于东亚国际政治对立局面形成之文化探源”（14JJD770005）
作者简介：李小白（1957—），女，黑龙江鹤岗人，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李小白，等：明治维新所见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以来，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代表学者是著名史家周一良教授；第二种，明治维新“革命和改革”或“后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代表学者是著名史家吴廷璆教授；第三种，明治维新“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代表学者是著名史家万峰教授[1]2021。从现存文献判断，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较多，主要有《明治维新史》的作者及他们的学生。三种意见的共同点，是主张资产阶级不仅参与而且主导了这场社会变革。所不同的是，周一良说强调的是“不彻底性”；吴廷璆说强调的是“革命和改革”并行；万峰说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因素。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通史著作中的社会阶段递进的方法是备受重视的。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社会在日本形成，既然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了，那么它的前身必然是封建主义社会无疑。为了将全人类从旧社会秩序中唤醒，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2]83，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图式加以示唆。对资本主义充满批判精神的马克思，并不否定资本主义的相对进步性。马克思主义具备广泛的涵盖性和超强的诠释力，学者们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中考虑明治维新的历史属性，亦属正常。出现的理论困境是，中国学者为明治维新定性时，距离马克思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间已经相隔百余年，此期间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半球雄起；资本主义从幼年向青少年迈进，许多新的因素出现；而日本则刚刚在自己所发动的不义战争中失败，故而“不彻底性”“改革”和“民族主义”因素等被揉进资产阶级革命说中，皆是前辈学者在谨慎的思考后，为观点的完备性所作出的预防。一言以蔽之，三种观点具备较明显的相似性，在中国明治维新研究史上，起到了对此前陈旧观点的超越和对后辈学者的启发效果。自然，万峰先生对“民族”因素的强调，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伊文成、马家骏等学者曾是日本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他们在《明治维新史》这部50余万字的著作中，对明治维新过程进行的细致梳理，比之井上清著《日本现代史：第1卷·明治维新》更为明快有效。尤其是伊文成在第七章中提出了“割据讨幕”军事体制在长州藩形成的观点，为学者们所未提及。此外，并没有以专著或论文形式参与对明治维新讨论的史家邹有恒，在1986年9月的《外国问题研究》中刊出一封致“黄山会议”（日本史年会）的信，其中谈到明治维新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性”和军国主义天皇制的“反动性”，这一观点在1987年3月《世界历史》的“史家论坛”栏目中又被表述为：苏联史学界通说的明治维新资产阶级革命论，不宜全盘接受。邹有恒先生青年时代留学东京大学，与远山茂树等同為师友，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到的明治维新两面性，皆出于长年在日本生活对其基本性格的熟谙。
正值中国史学界对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革命论展开热议之际，“近代化论”在日本学界隆重登场了。1960年“近代日本研究会议”召开，史称“箱根会议”，该会议提交的论文相继在《思想》杂志1960年的1月号、4月号、5月号和6月号上发表。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诸阶段——一个非共产主义宣言》一文引起了各国学界的关注。从此，“明治维新——近代化论”观点在日本乃至世界学术界流行。和田春树在历史学研究会与日本史研究会共同编著的《讲座日本史》上综括近代化论各派意见，发表了《近代化论》一文[3]255282。将明治维新作为近代化论的典型例子，是由于美国学者将日本视作处于对抗“全体主义体制”最前线，是守卫“自由制度”的尖兵。在冷战背景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宿怨，已全然被冷战桥头堡的作用感所淹没。明治维新的日本，并没有经历特别大规模的國内冲突，戊辰战争的性质中基本找不到阶级冲突的因素。凭借明治维新后诞生的新政权的运作，日本获得了作为近代化主要特征的都市化、工业化、社会化、科学技术化、信息化、官僚组织化和国家的高度集中[3]265。现代社会的成立，西方社会认同的价值观为日本国民所普遍接受。经济高度发展，发动过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日本从废墟中复兴，占据世界强国俱乐部一席之地。日本的战争责任在近代化论的赞美声中被严重稀释。一大批进步史学者和社会学者并不认可这种“近代化论”。武田清子所编论文集《近代化论的视角》，重视世界各国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发展阶段，并提倡超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将其称之为“现代的近代化论”并示以拒绝的态度。
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先生的力著《现代化新论》，其研究趣旨全在于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种理论工具。他的现代化论有两个显著特征：在进行一般理论探讨时，除了对西方理论界的现代化流行观点一一加以点评之外，还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现代化思想；在社会变迁的范式中讨论现代化社会变迁，创造性使用了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和创新性巨变、传导性巨变等概念，将慢变、快变和量变、质变有机结合，张弛有度地对从中世纪到近代和现代社会的变迁类型加以适当的诠释。在笔者看来，罗荣渠先生的社会变迁论对于分析明治维新是十分有效的，作为理论研究个案，现代化新论的成功阐论，在于恰当地守卫了纯粹的学问立场，因而为社会变迁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
现在还必须回过头来讨论在日本史学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绝对主义王权说。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野吕荣太郎、山田盛太郎、平野义太郎和远山茂树、井上清以及芝原拓自、田中彰前后三代代间有重叠的讲座派学者。他们的大量著述，不断丰富和完善着明治维新绝对主义王权说的学说思想。绝对主义王权本来是欧洲中世纪封建国家向近代国家过渡的政治形态，代表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初级阶段。欧洲中世纪君主从为税收而颠沛流离般地四处要钱的名义君主，过渡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绝对主义君主，是由于封建主阶级为守卫既得利益而新兴贵族为争取政治地位形成殊死抗争局面，两方都愿意向君主寻求支持而造成的。江户时代的旧藩主大名以及在工商业中成长的有产者阶级，大致可与之相比附。然而，明治宪法规定的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权，同欧美封建主义晚期拥有独占性最高权力的绝对主义君主，毕竟有性质上的区别。绝对主义王权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于一身，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明治天皇虽然也因拥有“神格”而集统治权于宪法规定的“天皇”一身，但重要的是，“国务大臣的副署权”在西欧绝对主义君主身上是看不到的。英国和法国大革命甚至对绝对主义君主进行了肉体消灭，但明治维新催生的是“万世一系”天皇，他因神圣不可侵犯而被束之高阁，处于“不亲政”的地位。绝对主义君主之下往往会有各类等级会议，而天皇之下却是近代国家机器在忠实运转中。羽仁五郎和伊豆公夫曾共同撰文说：“此绝对王政以地主（与其说是封建的毋宁说是高利贷商业资本）与资产阶级（政商）的一部分为阶级基础，在废除旧制度、打破封建生产关系、推翻旧势力统治的同时，强行进行剥削农民的资本原始积累，发挥了将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功能。在这般变革中，绝对王政的地位，往往容易被理解为推动了自上而下的革命，但实质不过是实现了阶级基础的必然要求而已。在阶级对立的斗争过程中，或对旧势力（诸侯、家臣团）发动攻击或妥协，或对真实的被统治阶级贫农、无产者、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镇压、让步，所有一切复杂形态，都反映在绝对王政主导的复杂过程中。”[4]5讲座派代表学者将明治政府主导的改革完全纳入西欧绝对主义王权形成的基本前提的设定中，其与实际情况的差异，充分体现了其理论的主观性。
那么，讲座派学者为何回避使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而要用“绝对主义王权”的概念呢？平野义太郎撰文写道：“明治维新并不直接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有产者集团夺取政权。对于旧封建统治者来说，它只是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地主的统治权初步形成的划期性的社会变革。”[5]3这里所强调的“初步”，应当是说绝对主义王权阶段处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以前。然而，众所周知，英法革命均对“绝对主义”君主进行了肉体消灭，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却诞生了“万世一系”的天皇。“绝对主义”与“万世一系”之间，在日本近代史上找不到可与之匹配的特定时期。这是“绝对主义王权说”所无法解释的。
然而，讲座派学者的明治维新观，在为满足绝对主义王权形成的经济条件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和理论论证。伊文成先生在分析“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史时，指出“二七年纲领”和“三二年纲领”围绕讨论革命目标相纠葛时，“绝对主义”说更适合日本共产党（许多讲座派成员均是日本共产党党员）将革命目标锁定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亦是有充分说服力的[1]10。
沉寂多年的明治维新研究，近年来出现了升温现象，其中有学者通过对清末维新派的明治维新观考察，去透视中国日本研究的得与失，主张“异中求同”往往阻碍“同中求异”，“诚求而善学”才能真正有所学，从而促进中国日本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水平提升[6]。
二、如何认识尊王攘夷
在对明治维新的过程进行梳理时，大部分学者将1860年的“樱田门事件”作为考察的起点。17名水户藩士和1名萨摩藩士以城楼鼓声为号，杀死大老井伊直弼。这些以“草莽”自称的志士发布《斩奸旨趣书》说：“草莽之吾辈，目睹此等奸臣日益搅乱将军政道，为夷狄所制，此祸迫在眉睫，系天下之安危，因此申明大义替天诛之”。[7]23井伊直弼是《安政条约》签订后政局的主持者，发动“安政大狱”诛杀吉田松阴等志士。在“草莽”志士看来，“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成醉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无所望矣。”[8]337吉田松阴说：“三千年独立不羁之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缚，凡血性者岂能忍视之乎？如不奋起拿破仑之勇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8]338。为此，他大力倡导“尊王”论，呼喊“以天下为己任，以死仕奉天子，打破贵贱尊卑，乃神州之道。”[9]31可见，“樱田门事变”前后，尊王攘夷明白無误地含有尊皇、反幕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意味。
尊王攘夷运动是由下级武士中的知识精英提供思想武器，许多武士在这种思想感召下携刀投身加入其内。若对明治维新的过程稍加回顾，武士是参与者，武士中的精英是发起者和领导者。但是，不管是绝对主义王权论者，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论者，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简单事实。按笔者主观思忖，即若重视武士的作用，则不利于其明治维新论的阐发。诚然，武士后来被明治政府的改革政策所扬弃，但武士精神却被包括许多政客在内的日本人所传承。问题在于：武士从阶级属性而论，无疑属于封建主阶级之一阶层，如若放弃对武士精英的思想意识作实事求是的评价，那低估武士作用就是最简单省力的办法了。
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其代表作《日本现代史：第1卷·明治维新》中讨论“尊王攘夷”时说，“武士、地主、商人们的改革势力，在攘夷这个反动口号之下开始有全国性的结合。（中略）这真是进步与反动势力的奇妙结合与对立”[10]119。这里的“反动势力”恐怕指的就是武士，因为“他们怕资本主义列强会夺取他们自己要向人民征收的租税”[10]120。对“反动势力”批评而产生的恶感，也得到了“夷狄”的认可：“完全不能承认人民对外国人抱有恶感与敌意。因为施行侮辱和威胁的是插两把刀的家伙，也只限于这个阶级。大名、高官之中……已经有人看到一切对外贸易与交际中都含有革命的种子”[10]121。既然被西方文明人所唾弃痛骂，那么“由此可见，攘夷论在根本性质上是最反动和封建的”[10]122。
井上清的“尊王攘夷”观，受当时被占领的现实与讲座派的主流观点所限定，直接将武士简单界定为封建主义的代表，这种处理方法，对西乡隆盛之流迷恋武士道“义理”者可能有效，但对大久保利通、本户孝允、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人来说，有些说不通。正是这些人物，在天皇名义下，将日本资本主义确立并推广开来。在这样的逻辑下，幕府同意与西方各国签约，就成了可以理解的无奈之举：“哈里斯利用幕府这种恐惧心理，于1857年7月威吓下田奉行说：如果将军不直接收下大总统的亲笔信，日本就会遭遇中国一样的命运，并且不止美国，连俄、法、英等国都已托我负责”[10]124。在美国的恫吓下，幕府受了这种压力，终于被迫缔结条约[10]124。
讲座派学者的这种尊王攘夷观，是在不平等条约已经签署的背景下展开的，但认真追溯尊王攘夷的思想源流，人们更多的记忆是会泽安的《新论》（1825年）和藤田东湖的《弘道馆记述义》（1847年）。两人共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在这两部被吉田松阴和西乡隆盛赞叹的著述中，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尊皇”和“攘夷”主张，这也是水户藩有17名藩士参加“樱田门事变”的思想背景。
在《新论》中，会泽安开篇便写道：“而今西荒蛮夷，以胫足之贱，奔走四海，蹂躏诸国。眇视跛履，敢欲凌驾上国，何其骄也。”《新论》共有五论：国体、形势、虏情、守御、长计。其中，国体论分上、中、下三篇，讲天神之孙建神国日本，要尚武强国，振兴农业富国。“天祖肇建鸿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以经纶天业，细大之事无一非天者。比德于玉，比明于镜，比威于剑（中略）。天胤之尊，严乎其不可犯。君臣之分定而大义以明矣。”正是这种尊皇名分论，本应定位于反理性“国体”观，因其主旨是“尊皇”，且内含批评幕府之意，冲犯幕府忌讳，故成禁书。会泽安写此书的契机，因其作为通词处理1824年英国船在大津登陆索要薪水事件受到刺激，于1825年著成。其核心思想可表述为：尊崇皇室、富国强兵、锁国攘夷。藤田东湖是《弘道馆记》的实际起草者，著《述义》的目的，是阐发《弘道馆记》的真意。“盖有天地则有天地之道，有人则有人之道。天神，生民之本，天地，万物之始。生民之道原于天地而本于天神，亦自明亦。”天神乃万物之本，与会泽安的“尊皇”思想无有二致。“道”每每在《述义》中呈现，时而为皇朝之道、大和之道，时而为神道、皇道。将“道”作为宇宙根本准则，由此派生“忠孝一致”的思想，警戒自己，示范他人。效忠主君，效忠天皇。怎样才能做到“忠孝”？“其要有三，曰敬神、曰爱民、曰尚武”，其最终归宿是“尊皇攘夷”。《述义》中明白无误展示的尊皇思想，被西乡隆盛称誉为“盗贼先辈”。其反幕志向跃然纸上[11]3052。
“尊王攘夷”是对中国古典经验的借用。“平王东迁”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争雄而边境族群乘机入侵。齐桓公得管仲辅佐，改进治国方针，国力增强后，适时打出“尊王攘夷”旗帜，以诸侯长身份，挟天子以讨天下不恭诸侯，并发动攘夷狄战争。从会泽安和藤田东湖的著述来看，尊崇天皇是其初衷，但直言“尊皇”会将其反幕意图赤裸裸暴露于外，故而引援中国春秋齐桓公的做法，乃尽量回避幕府惩罚的策略。被幕府尊为御用学问的理学家朱熹也说过：“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尊王攘夷”的内实意思，就是像帮助齐桓公获得诸侯长身份的管仲那样，使桓公得以率天下诸侯驱逐夷狄。
“尊王攘夷”就是尊崇天皇，拒绝夷狄。殖民主义的本初目的，是抢夺财富、宝藏、人口和资本输出，但它可能将工业文明和近代制度在无意识中向被压迫民族、国家和地区播散。客观效果带有积极意义，但也不能掩护其动机的罪恶。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后果》中说：“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2]74殖民侵略及其后果被马克思形容为“人头做酒杯”与“甜美的酒浆”[2]75。
从明治维新之后近代日本国家的所作所为来看，会泽安和藤田东湖的尊皇论和攘夷论，几乎就给出了指导思想。故而，讲座派分析“尊王攘夷”的方法，不是出于阐论自己观点的理论需要，就是对历史的连续性作了硬性切割。虽然在明治政府成立后，尊王攘夷思想被改革政策所无视，但其思想的内核可表述为神授的大和国家不可能被蛮夷的“胫足”所欺侮，自始至终在近代日本的国家主张中得到展示。仔细吟味一下德富苏峰、大川周明、石原莞尔等一干明治、大正、昭和的外扩论者的言论，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承继关系。
三、以民族主义为鲜明
性格的国家意识近年来，日本史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是“黑船”带来的“外压”最终导致了明治维新大变革。在1853年培里“来航”之前，印度沦为葡、荷、英、法等国殖民地已长达300年，而中国清朝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也历历在目。“外压”是外国外族施加的，江户日本人的首要反应也应当是民族和国家生存的危机感，主观上对“尊王攘夷”做阶级阶层分析，客观上却总有与事实背离之感。
在这里，首先要分析“尊皇（王）”产生的思想背景。江户幕府建立后，德川家康、德川秀忠和关白二条昭实连署发布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一条称“天子御芸能之事第一乃御学问也”。《公家诸法度》明显含有对天皇和朝廷施加监督和行动限制之意。在京都所司代的监视下，天皇处于内宫一步不出状态中。在政治、经济处于幕府双重掣肘之下，天皇和朝廷偶然也有反感之意。1627年突发的“紫衣事件”是为一例。1613年，幕府为限制朝廷与佛教界的关系，制定《敕许紫衣法度》，1615年制定的《公家诸法度》也重申了这一规定。紫衣者，紫色袈裟是也，自古以来德高望重的高僧可获朝廷赐给，朝廷凭此也可获一笔收入。1627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以朝廷未向幕府咨询就私自向大德寺、妙心寺十数僧人颁赐紫衣为由，宣称赐予无效。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将朝廷所颁紫衣尽数没收。对此，朝廷表示强烈抗议，大德寺、妙心寺高僧们也向幕府提出抗辩书。幕府将反抗的高僧处以流刑，并再三强调幕府法度优先于天皇敕许。当事者后水尾天皇盛怒之下，让位于年仅7岁的明正天皇（史称称德天皇），之后又一位女帝诞生。数年后，幕府颁大敕令，宽宥了参与事件的高僧，紫衣也回赐大德寺、妙心寺的僧人，但紫衣事件充分说明了将军与天皇近乎天然的不谐关系。
18世纪中叶之后，随着“正德之治”落下帷幕，鉴于财政困难危殆政局，幕府在百年间连发享保、宽政和天保改革。为挽救幕政，许多学者纷纷建议幕府从调整天皇朝廷与将军幕府关系入手，可使幕府政权重获正当性，但言辞之激烈，是出乎想象的。本居宣长于1786年书成《玉匣》一篇，称“东照神宫（家康）不循为臣之辙，故如何维持政权乃当下课题，绝对权威既已失坠，为谋求权力永续当作种种尝试”[12]198。所谓种种尝试之下，是建议将军向天皇请求“委任”。同样的话题，中井竹山在《草茅危言》这篇呈递幕府的上言书中说得更加直接：“建议圣天子（天皇）委任关东（幕府）治世，可开启中兴隆治，以积年之功剔除宿弊，是乃千载之机会”[12]197。儒学者、国学者不约而同地建议基于儒教原理，以大义名分整理君臣关系。作为国君，天皇理当受到尊崇。这种“委任”主张，不同于“征夷大将军”敕许惯例，明显考虑到在民心不定形势下，向天皇沾取“神威”，可安度一时窘状。
主张回归孔子原典的古学派和主张回归《古事记》的国学派，对幕府的御用学问朱子理学的排斥日甚一日。思想界的这种动向实质与社会的人心向背互为表里。1774年，勘定奉行神尾春央决定增收年贡以解幕府财政之难。畿内地区农民数千人向大坂奉行所请愿陈情，待到向京都所司代递交请愿书时，聚合农民竟达2万余众。农民和学者一起，反对幕府施行的天皇隔离政策，要求按古来传统秩序，全体推崇天皇的至高地位。以至于曾任幕府老中的松平定信于1826年以“天命说”为根据著《国本论》称：“天未能直治天下之民，故立大君以辅治。大君未能独治，故立诸侯以分治。诸侯所以治民，乃天命之处有大君之命。是故所奉之职乃天之职，所治之民乃天之民。”[12]202天子——将军——大名的排序，充分说明了幕府高官也有朝廷委任幕府治世方能建设安定的朝幕关系的想法。上述简单的梳理，已不难窥见“尊皇”思想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
直接将明治维新视作“武士革命”的美国史学者安德鲁·戈登，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赖肖尔日本中心主任，他在《现代日本史》中，提到了一些不为我们熟识的史实：（1）17世纪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每逢新年，必身着朝服，向京都膜拜，并念念有词道：“天皇为君，当今将军为德川一族之长”；（2）热衷于寻找论证纯正日本文化的本居宣长所建“国学”，影响巨大。他的学生平田笃胤将其思想政治化，并与农村的信徒间建立密切联系。遍布全国的国学信徒们在平田引领下，将自己侍奉效忠的对象转化为“日本”，為超越德川体制，建立举国一致的统一国家准备着思想条件；（3）德川幕府中后期，发生过几次全国规模的朝拜运动，民众大量涌向伊势神宫，祈求福荫。1771年的一次达到200万人，1830年达到500万人。这种规模的团众朝拜，每60年会发生一次，其本身并不具备革命意义，但却表达了希冀变化的热望[13]6268。美国学者也提到了幕府行将垮台前的“这不好吗”运动，这些考察，注意到学术界主张在普通人群中产生的共鸣，是具有说服力的。
所有以上提到的史实，初始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但最终都明白无误地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即打破藩界，厌烦德川氏再统治下去，希望在天皇之下建立统一国家。“一君万民”的国家意识已经初步成型。日本人的这种国家意识，是以民族主义为特色的；而这种民族主义是以神授国家至高无上性为意识形态的。因此，当培里来航后，武士们的反抗必然本能性地体现为“攘夷”举动。安政大狱后，1860年的“樱田门事件”；1861年的美国公使暗杀计划和美国公使馆烧打事件；1862年的生麦事件；1863年的下关外国船炮击事件；1864年的禁门之变和池田屋事件等等，凡这些事件均具备尊皇、攘夷和反幕意义。讲座派学者称之为“鲁莽”的攘夷会招致“外压”进一步加强，导致日本也难逃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遭遇的厄运。
此后的进程，由于武士中的精英分子强势介入，纠正了“鲁莽”攘夷可能导致的危险性。1864年，真木和泉等制定争取天皇的“夺玉”计划（这计划后来在政争的最后阶段成功实现）；同年，高山晋作在长州藩建成军事倒幕体制；1866年，坂本龙马促成“萨长同盟”；1867年，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控制了萨摩藩的大权，坂本龙马在从长崎赴京都的航途中提出“船中八策”，大久保利通等人达成“萨土盟约”，主张将军应奉还大政，该年年底，大久保与岩仓具视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此后，西乡隆盛、坂垣退助、大村益次郎等先后指挥倒幕派军队在戊辰战争中打败了幕府军队。精英武士领导的倒幕战争大获全胜，是以下级武士屡屡发动的“尊王攘夷”行动为基础的。鲁莽的攘夷为精英的倒幕搭建了表演的舞台。
新政府一成立，日本就从半割据状态中解放出来，天皇在新政府成立期间所完成的一系列国事行为，证明他必定会被置于新国家权力的最高地位。天皇仍然无机会对政府政策作出赞成或反对态度，但新政府刻意安排“巡幸”让日本国民开始接触到此前为幕府的隔离政策所禁锢的天皇身姿。一君万民国家形成，新国家在下述一系列范畴打出了体现自己意志的政策：
1日本必须从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摆脱出来。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从法律意义上宣告日本成为基本具有独立外交权的国家，同时也宣布日本将模仿西欧诸国对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推行条约外交。此前论者经常谈到日本因《中日修好条规》获得了与清朝的对等地位，无形中下降了李朝朝鲜的国家等级。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径直模仿西方强国做法，制造“江华岛事件”并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在此之前，明治政府已经将对马、松前、长崎、鹿儿岛四口岸的外交权收归政府管理。
2边境地区内地化和边境划定政策。1875年，据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划定北方疆界，后来在北海道设开拓使和颁行北海道土人保护法；1876年，宣布领有小笠原群岛；1872年设琉球藩，1879年改称冲绳县。边境内地化政策以及随之推行的边境划定，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
3文明开化政策的含义颇多，但同本文连结的意义在于：日本抛弃传统精神文化产品，开始逐步接受近代国家普遍认可的由西方列强提供的近代精神产品。这包括自由贸易理念及政策、西方的宪政原理以及推广英语教育。
4殖產兴业政策。扶植、示范、养成近代产业，推动产业革命，日本农业经济比重逐年下降，向近代工业国家接近。
此外，还有近代教育政策和军事政策等等。需要指出的是，明治政府领导人始终将西方压力控制在“强制性贸易阶段”，并通告条约各方，条约既签则必严加遵守。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法权税权都独立完整的国家。
结语
“一君万民”的近代国家形成，结束了长期半统一半分割和锁国的政治局面，日本必须同以西欧为代表的世界各国展开交涉。边境意识、外交意识、文化意识、经济发展意识等，可综合视为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在崛起和“雄飞”海外意志的驱使下，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完成了富国强兵的目标。及至20世纪之后，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伊藤博文等人创造性地运用宪政原理，将天皇改造成因权高位重而不必亲政的近代君主。天皇的功能，就是源源不断地为国内建设和发动对外战争提供精神驱动力。由此可以判断，明治维新将千余年的日本历史承上启下地连结起来，至今，仍可在日本的种种政策行为中觅得在天神国家思想支配下的民族冲击力。近代日本在国际政治的丛林中真的成为一匹可以争食的猛兽。在这样的视角范围内讨论明治维新，或许大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诠释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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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
摘要：回顾明治维新研究史，先辈学者成果卓然，但也有言未尽意的遗憾。梳理既有研究，可以发现不同时代不同语境的影响在明治维新研究中有所体现，而“尊王攘夷”的本初含义却被低估。明治维新完成了“一君万民”国家的初建，强烈的国家意识在明治维新变革发生后百余年间一直发挥着作用力。
关键词：明治维新； 革命或改革； 绝对主义； 尊王攘夷； 国家意识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4-0034-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5
大约在35年之前的一次国内日本史学术研讨会上，听到一位从日本学成归国的学者介绍日本学者对中国日本史研究评价时说，中国日本史学者的明治维新研究具有明显的“非生产性”特点。回想一下30余年前的中国，正值全国人民在“四个现代化”蓝图感召下努力奋斗建设国家之际，是一个十足的“生产性”时代，所以一下子很难理解“非生产性”的含义，感觉中应当是在说研究没有贴近明治维新的实质，且不能在长时段中诠释其历史作用力以及结果。当时活跃在日本史研究领域的学者，都是我们的师长，他们怀着真挚的热情，希冀自己的研究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借鉴。他们的研究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当时的语境中，为明治维新安排一个定位：鉴于19世纪末日本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其间应当具有现代化的经验教训；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和世界造成的损害，必须在其现代化经验教训中探寻发动战争的深层原因。时至今日，有关明治维新的研究已经沉寂多年，教师在课堂上讲，学生在座位上听，鲜有研究成果面世。伊文成等5位学者于1987年出版《明治维新史》[1]，网尽了当时几乎全部的相关学术信息，再难突破。在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之际，回过头来再度吟味该历史事件的余韵时，因语境变迁，要说的话喷涌而动，竟有一时语塞之感。19世纪中叶日本发生的这场变革，开启了亚洲国家从旧时代梦境中觉醒的先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尤其是近代的印度和中国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却以灵活变通的手法成功地在减轻殖民地压力的情形下为国家赢得了机会。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要想崛起，就必须富国强兵。故而，今天回过头来审视明治维新的全过程，笔者所见就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意识的登场。在这种意识面前，用“革命”或“改革”之理论武器去诠释之，也许真的能给人以“非生产性”之感。
一、既有研究成果的价值评说
中国的明治维新研究，曾有相当一段时期集中在对其性质的界定上。关于此，从20世纪60年代
收稿日期：2018-04-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亚世界的裂变——关于东亚国际政治对立局面形成之文化探源”（14JJD770005）
作者简介：李小白（1957—），女，黑龙江鹤岗人，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李小白，等：明治维新所见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以来，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代表学者是著名史家周一良教授；第二种，明治维新“革命和改革”或“后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代表学者是著名史家吴廷璆教授；第三种，明治维新“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代表学者是著名史家万峰教授[1]2021。从现存文献判断，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较多，主要有《明治维新史》的作者及他们的学生。三种意见的共同点，是主张资产阶级不仅参与而且主导了这场社会变革。所不同的是，周一良说强调的是“不彻底性”；吴廷璆说强调的是“革命和改革”并行；万峰说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因素。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通史著作中的社会阶段递进的方法是备受重视的。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社会在日本形成，既然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了，那么它的前身必然是封建主义社会无疑。为了将全人类从旧社会秩序中唤醒，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2]83，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图式加以示唆。对资本主义充满批判精神的马克思，并不否定资本主义的相对进步性。马克思主义具备广泛的涵盖性和超强的诠释力，学者们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中考虑明治维新的历史属性，亦属正常。出现的理论困境是，中国学者为明治维新定性时，距离马克思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间已经相隔百余年，此期间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半球雄起；资本主义从幼年向青少年迈进，许多新的因素出现；而日本则刚刚在自己所发动的不义战争中失败，故而“不彻底性”“改革”和“民族主义”因素等被揉进资产阶级革命说中，皆是前辈学者在谨慎的思考后，为观点的完备性所作出的预防。一言以蔽之，三种观点具备较明显的相似性，在中国明治维新研究史上，起到了对此前陈旧观点的超越和对后辈学者的启发效果。自然，万峰先生对“民族”因素的强调，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伊文成、马家骏等学者曾是日本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他们在《明治维新史》这部50余万字的著作中，对明治维新过程进行的细致梳理，比之井上清著《日本现代史：第1卷·明治维新》更为明快有效。尤其是伊文成在第七章中提出了“割据讨幕”军事体制在长州藩形成的观点，为学者们所未提及。此外，并没有以专著或论文形式参与对明治维新讨论的史家邹有恒，在1986年9月的《外国问题研究》中刊出一封致“黄山会议”（日本史年会）的信，其中谈到明治维新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性”和军国主义天皇制的“反动性”，这一观点在1987年3月《世界历史》的“史家论坛”栏目中又被表述为：苏联史学界通说的明治维新资产阶级革命论，不宜全盘接受。邹有恒先生青年时代留学东京大学，与远山茂树等同為师友，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到的明治维新两面性，皆出于长年在日本生活对其基本性格的熟谙。
正值中国史学界对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革命论展开热议之际，“近代化论”在日本学界隆重登场了。1960年“近代日本研究会议”召开，史称“箱根会议”，该会议提交的论文相继在《思想》杂志1960年的1月号、4月号、5月号和6月号上发表。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诸阶段——一个非共产主义宣言》一文引起了各国学界的关注。从此，“明治维新——近代化论”观点在日本乃至世界学术界流行。和田春树在历史学研究会与日本史研究会共同编著的《讲座日本史》上综括近代化论各派意见，发表了《近代化论》一文[3]255282。将明治维新作为近代化论的典型例子，是由于美国学者将日本视作处于对抗“全体主义体制”最前线，是守卫“自由制度”的尖兵。在冷战背景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宿怨，已全然被冷战桥头堡的作用感所淹没。明治维新的日本，并没有经历特别大规模的國内冲突，戊辰战争的性质中基本找不到阶级冲突的因素。凭借明治维新后诞生的新政权的运作，日本获得了作为近代化主要特征的都市化、工业化、社会化、科学技术化、信息化、官僚组织化和国家的高度集中[3]265。现代社会的成立，西方社会认同的价值观为日本国民所普遍接受。经济高度发展，发动过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日本从废墟中复兴，占据世界强国俱乐部一席之地。日本的战争责任在近代化论的赞美声中被严重稀释。一大批进步史学者和社会学者并不认可这种“近代化论”。武田清子所编论文集《近代化论的视角》，重视世界各国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发展阶段，并提倡超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将其称之为“现代的近代化论”并示以拒绝的态度。
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先生的力著《现代化新论》，其研究趣旨全在于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种理论工具。他的现代化论有两个显著特征：在进行一般理论探讨时，除了对西方理论界的现代化流行观点一一加以点评之外，还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现代化思想；在社会变迁的范式中讨论现代化社会变迁，创造性使用了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和创新性巨变、传导性巨变等概念，将慢变、快变和量变、质变有机结合，张弛有度地对从中世纪到近代和现代社会的变迁类型加以适当的诠释。在笔者看来，罗荣渠先生的社会变迁论对于分析明治维新是十分有效的，作为理论研究个案，现代化新论的成功阐论，在于恰当地守卫了纯粹的学问立场，因而为社会变迁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
现在还必须回过头来讨论在日本史学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绝对主义王权说。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野吕荣太郎、山田盛太郎、平野义太郎和远山茂树、井上清以及芝原拓自、田中彰前后三代代间有重叠的讲座派学者。他们的大量著述，不断丰富和完善着明治维新绝对主义王权说的学说思想。绝对主义王权本来是欧洲中世纪封建国家向近代国家过渡的政治形态，代表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初级阶段。欧洲中世纪君主从为税收而颠沛流离般地四处要钱的名义君主，过渡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绝对主义君主，是由于封建主阶级为守卫既得利益而新兴贵族为争取政治地位形成殊死抗争局面，两方都愿意向君主寻求支持而造成的。江户时代的旧藩主大名以及在工商业中成长的有产者阶级，大致可与之相比附。然而，明治宪法规定的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权，同欧美封建主义晚期拥有独占性最高权力的绝对主义君主，毕竟有性质上的区别。绝对主义王权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于一身，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明治天皇虽然也因拥有“神格”而集统治权于宪法规定的“天皇”一身，但重要的是，“国务大臣的副署权”在西欧绝对主义君主身上是看不到的。英国和法国大革命甚至对绝对主义君主进行了肉体消灭，但明治维新催生的是“万世一系”天皇，他因神圣不可侵犯而被束之高阁，处于“不亲政”的地位。绝对主义君主之下往往会有各类等级会议，而天皇之下却是近代国家机器在忠实运转中。羽仁五郎和伊豆公夫曾共同撰文说：“此绝对王政以地主（与其说是封建的毋宁说是高利贷商业资本）与资产阶级（政商）的一部分为阶级基础，在废除旧制度、打破封建生产关系、推翻旧势力统治的同时，强行进行剥削农民的资本原始积累，发挥了将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功能。在这般变革中，绝对王政的地位，往往容易被理解为推动了自上而下的革命，但实质不过是实现了阶级基础的必然要求而已。在阶级对立的斗争过程中，或对旧势力（诸侯、家臣团）发动攻击或妥协，或对真实的被统治阶级贫农、无产者、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镇压、让步，所有一切复杂形态，都反映在绝对王政主导的复杂过程中。”[4]5讲座派代表学者将明治政府主导的改革完全纳入西欧绝对主义王权形成的基本前提的设定中，其与实际情况的差异，充分体现了其理论的主观性。
那么，讲座派学者为何回避使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而要用“绝对主义王权”的概念呢？平野义太郎撰文写道：“明治维新并不直接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有产者集团夺取政权。对于旧封建统治者来说，它只是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地主的统治权初步形成的划期性的社会变革。”[5]3这里所强调的“初步”，应当是说绝对主义王权阶段处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以前。然而，众所周知，英法革命均对“绝对主义”君主进行了肉体消灭，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却诞生了“万世一系”的天皇。“绝对主义”与“万世一系”之间，在日本近代史上找不到可与之匹配的特定时期。这是“绝对主义王权说”所无法解释的。
然而，讲座派学者的明治维新观，在为满足绝对主义王权形成的经济条件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和理论论证。伊文成先生在分析“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史时，指出“二七年纲领”和“三二年纲领”围绕讨论革命目标相纠葛时，“绝对主义”说更适合日本共产党（许多讲座派成员均是日本共产党党员）将革命目标锁定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亦是有充分说服力的[1]10。
沉寂多年的明治维新研究，近年来出现了升温现象，其中有学者通过对清末维新派的明治维新观考察，去透视中国日本研究的得与失，主张“异中求同”往往阻碍“同中求异”，“诚求而善学”才能真正有所学，从而促进中国日本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水平提升[6]。
二、如何认识尊王攘夷
在对明治维新的过程进行梳理时，大部分学者将1860年的“樱田门事件”作为考察的起点。17名水户藩士和1名萨摩藩士以城楼鼓声为号，杀死大老井伊直弼。这些以“草莽”自称的志士发布《斩奸旨趣书》说：“草莽之吾辈，目睹此等奸臣日益搅乱将军政道，为夷狄所制，此祸迫在眉睫，系天下之安危，因此申明大义替天诛之”。[7]23井伊直弼是《安政条约》签订后政局的主持者，发动“安政大狱”诛杀吉田松阴等志士。在“草莽”志士看来，“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成醉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无所望矣。”[8]337吉田松阴说：“三千年独立不羁之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缚，凡血性者岂能忍视之乎？如不奋起拿破仑之勇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8]338。为此，他大力倡导“尊王”论，呼喊“以天下为己任，以死仕奉天子，打破贵贱尊卑，乃神州之道。”[9]31可见，“樱田门事变”前后，尊王攘夷明白無误地含有尊皇、反幕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意味。
尊王攘夷运动是由下级武士中的知识精英提供思想武器，许多武士在这种思想感召下携刀投身加入其内。若对明治维新的过程稍加回顾，武士是参与者，武士中的精英是发起者和领导者。但是，不管是绝对主义王权论者，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论者，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简单事实。按笔者主观思忖，即若重视武士的作用，则不利于其明治维新论的阐发。诚然，武士后来被明治政府的改革政策所扬弃，但武士精神却被包括许多政客在内的日本人所传承。问题在于：武士从阶级属性而论，无疑属于封建主阶级之一阶层，如若放弃对武士精英的思想意识作实事求是的评价，那低估武士作用就是最简单省力的办法了。
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其代表作《日本现代史：第1卷·明治维新》中讨论“尊王攘夷”时说，“武士、地主、商人们的改革势力，在攘夷这个反动口号之下开始有全国性的结合。（中略）这真是进步与反动势力的奇妙结合与对立”[10]119。这里的“反动势力”恐怕指的就是武士，因为“他们怕资本主义列强会夺取他们自己要向人民征收的租税”[10]120。对“反动势力”批评而产生的恶感，也得到了“夷狄”的认可：“完全不能承认人民对外国人抱有恶感与敌意。因为施行侮辱和威胁的是插两把刀的家伙，也只限于这个阶级。大名、高官之中……已经有人看到一切对外贸易与交际中都含有革命的种子”[10]121。既然被西方文明人所唾弃痛骂，那么“由此可见，攘夷论在根本性质上是最反动和封建的”[10]122。
井上清的“尊王攘夷”观，受当时被占领的现实与讲座派的主流观点所限定，直接将武士简单界定为封建主义的代表，这种处理方法，对西乡隆盛之流迷恋武士道“义理”者可能有效，但对大久保利通、本户孝允、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人来说，有些说不通。正是这些人物，在天皇名义下，将日本资本主义确立并推广开来。在这样的逻辑下，幕府同意与西方各国签约，就成了可以理解的无奈之举：“哈里斯利用幕府这种恐惧心理，于1857年7月威吓下田奉行说：如果将军不直接收下大总统的亲笔信，日本就会遭遇中国一样的命运，并且不止美国，连俄、法、英等国都已托我负责”[10]124。在美国的恫吓下，幕府受了这种压力，终于被迫缔结条约[10]124。
讲座派学者的这种尊王攘夷观，是在不平等条约已经签署的背景下展开的，但认真追溯尊王攘夷的思想源流，人们更多的记忆是会泽安的《新论》（1825年）和藤田东湖的《弘道馆记述义》（1847年）。两人共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在这两部被吉田松阴和西乡隆盛赞叹的著述中，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尊皇”和“攘夷”主张，这也是水户藩有17名藩士参加“樱田门事变”的思想背景。
在《新论》中，会泽安开篇便写道：“而今西荒蛮夷，以胫足之贱，奔走四海，蹂躏诸国。眇视跛履，敢欲凌驾上国，何其骄也。”《新论》共有五论：国体、形势、虏情、守御、长计。其中，国体论分上、中、下三篇，讲天神之孙建神国日本，要尚武强国，振兴农业富国。“天祖肇建鸿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以经纶天业，细大之事无一非天者。比德于玉，比明于镜，比威于剑（中略）。天胤之尊，严乎其不可犯。君臣之分定而大义以明矣。”正是这种尊皇名分论，本应定位于反理性“国体”观，因其主旨是“尊皇”，且内含批评幕府之意，冲犯幕府忌讳，故成禁书。会泽安写此书的契机，因其作为通词处理1824年英国船在大津登陆索要薪水事件受到刺激，于1825年著成。其核心思想可表述为：尊崇皇室、富国强兵、锁国攘夷。藤田东湖是《弘道馆记》的实际起草者，著《述义》的目的，是阐发《弘道馆记》的真意。“盖有天地则有天地之道，有人则有人之道。天神，生民之本，天地，万物之始。生民之道原于天地而本于天神，亦自明亦。”天神乃万物之本，与会泽安的“尊皇”思想无有二致。“道”每每在《述义》中呈现，时而为皇朝之道、大和之道，时而为神道、皇道。将“道”作为宇宙根本准则，由此派生“忠孝一致”的思想，警戒自己，示范他人。效忠主君，效忠天皇。怎样才能做到“忠孝”？“其要有三，曰敬神、曰爱民、曰尚武”，其最终归宿是“尊皇攘夷”。《述义》中明白无误展示的尊皇思想，被西乡隆盛称誉为“盗贼先辈”。其反幕志向跃然纸上[11]3052。
“尊王攘夷”是对中国古典经验的借用。“平王东迁”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争雄而边境族群乘机入侵。齐桓公得管仲辅佐，改进治国方针，国力增强后，适时打出“尊王攘夷”旗帜，以诸侯长身份，挟天子以讨天下不恭诸侯，并发动攘夷狄战争。从会泽安和藤田东湖的著述来看，尊崇天皇是其初衷，但直言“尊皇”会将其反幕意图赤裸裸暴露于外，故而引援中国春秋齐桓公的做法，乃尽量回避幕府惩罚的策略。被幕府尊为御用学问的理学家朱熹也说过：“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尊王攘夷”的内实意思，就是像帮助齐桓公获得诸侯长身份的管仲那样，使桓公得以率天下诸侯驱逐夷狄。
“尊王攘夷”就是尊崇天皇，拒绝夷狄。殖民主义的本初目的，是抢夺财富、宝藏、人口和资本输出，但它可能将工业文明和近代制度在无意识中向被压迫民族、国家和地区播散。客观效果带有积极意义，但也不能掩护其动机的罪恶。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后果》中说：“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2]74殖民侵略及其后果被马克思形容为“人头做酒杯”与“甜美的酒浆”[2]75。
从明治维新之后近代日本国家的所作所为来看，会泽安和藤田东湖的尊皇论和攘夷论，几乎就给出了指导思想。故而，讲座派分析“尊王攘夷”的方法，不是出于阐论自己观点的理论需要，就是对历史的连续性作了硬性切割。虽然在明治政府成立后，尊王攘夷思想被改革政策所无视，但其思想的内核可表述为神授的大和国家不可能被蛮夷的“胫足”所欺侮，自始至终在近代日本的国家主张中得到展示。仔细吟味一下德富苏峰、大川周明、石原莞尔等一干明治、大正、昭和的外扩论者的言论，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承继关系。
三、以民族主义为鲜明
性格的国家意识近年来，日本史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是“黑船”带来的“外压”最终导致了明治维新大变革。在1853年培里“来航”之前，印度沦为葡、荷、英、法等国殖民地已长达300年，而中国清朝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也历历在目。“外压”是外国外族施加的，江户日本人的首要反应也应当是民族和国家生存的危机感，主观上对“尊王攘夷”做阶级阶层分析，客观上却总有与事实背离之感。
在这里，首先要分析“尊皇（王）”产生的思想背景。江户幕府建立后，德川家康、德川秀忠和关白二条昭实连署发布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一条称“天子御芸能之事第一乃御学问也”。《公家诸法度》明显含有对天皇和朝廷施加监督和行动限制之意。在京都所司代的监视下，天皇处于内宫一步不出状态中。在政治、经济处于幕府双重掣肘之下，天皇和朝廷偶然也有反感之意。1627年突发的“紫衣事件”是为一例。1613年，幕府为限制朝廷与佛教界的关系，制定《敕许紫衣法度》，1615年制定的《公家诸法度》也重申了这一规定。紫衣者，紫色袈裟是也，自古以来德高望重的高僧可获朝廷赐给，朝廷凭此也可获一笔收入。1627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以朝廷未向幕府咨询就私自向大德寺、妙心寺十数僧人颁赐紫衣为由，宣称赐予无效。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将朝廷所颁紫衣尽数没收。对此，朝廷表示强烈抗议，大德寺、妙心寺高僧们也向幕府提出抗辩书。幕府将反抗的高僧处以流刑，并再三强调幕府法度优先于天皇敕许。当事者后水尾天皇盛怒之下，让位于年仅7岁的明正天皇（史称称德天皇），之后又一位女帝诞生。数年后，幕府颁大敕令，宽宥了参与事件的高僧，紫衣也回赐大德寺、妙心寺的僧人，但紫衣事件充分说明了将军与天皇近乎天然的不谐关系。
18世纪中叶之后，随着“正德之治”落下帷幕，鉴于财政困难危殆政局，幕府在百年间连发享保、宽政和天保改革。为挽救幕政，许多学者纷纷建议幕府从调整天皇朝廷与将军幕府关系入手，可使幕府政权重获正当性，但言辞之激烈，是出乎想象的。本居宣长于1786年书成《玉匣》一篇，称“东照神宫（家康）不循为臣之辙，故如何维持政权乃当下课题，绝对权威既已失坠，为谋求权力永续当作种种尝试”[12]198。所谓种种尝试之下，是建议将军向天皇请求“委任”。同样的话题，中井竹山在《草茅危言》这篇呈递幕府的上言书中说得更加直接：“建议圣天子（天皇）委任关东（幕府）治世，可开启中兴隆治，以积年之功剔除宿弊，是乃千载之机会”[12]197。儒学者、国学者不约而同地建议基于儒教原理，以大义名分整理君臣关系。作为国君，天皇理当受到尊崇。这种“委任”主张，不同于“征夷大将军”敕许惯例，明显考虑到在民心不定形势下，向天皇沾取“神威”，可安度一时窘状。
主张回归孔子原典的古学派和主张回归《古事记》的国学派，对幕府的御用学问朱子理学的排斥日甚一日。思想界的这种动向实质与社会的人心向背互为表里。1774年，勘定奉行神尾春央决定增收年贡以解幕府财政之难。畿内地区农民数千人向大坂奉行所请愿陈情，待到向京都所司代递交请愿书时，聚合农民竟达2万余众。农民和学者一起，反对幕府施行的天皇隔离政策，要求按古来传统秩序，全体推崇天皇的至高地位。以至于曾任幕府老中的松平定信于1826年以“天命说”为根据著《国本论》称：“天未能直治天下之民，故立大君以辅治。大君未能独治，故立诸侯以分治。诸侯所以治民，乃天命之处有大君之命。是故所奉之职乃天之职，所治之民乃天之民。”[12]202天子——将军——大名的排序，充分说明了幕府高官也有朝廷委任幕府治世方能建设安定的朝幕关系的想法。上述简单的梳理，已不难窥见“尊皇”思想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
直接将明治维新视作“武士革命”的美国史学者安德鲁·戈登，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赖肖尔日本中心主任，他在《现代日本史》中，提到了一些不为我们熟识的史实：（1）17世纪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每逢新年，必身着朝服，向京都膜拜，并念念有词道：“天皇为君，当今将军为德川一族之长”；（2）热衷于寻找论证纯正日本文化的本居宣长所建“国学”，影响巨大。他的学生平田笃胤将其思想政治化，并与农村的信徒间建立密切联系。遍布全国的国学信徒们在平田引领下，将自己侍奉效忠的对象转化为“日本”，為超越德川体制，建立举国一致的统一国家准备着思想条件；（3）德川幕府中后期，发生过几次全国规模的朝拜运动，民众大量涌向伊势神宫，祈求福荫。1771年的一次达到200万人，1830年达到500万人。这种规模的团众朝拜，每60年会发生一次，其本身并不具备革命意义，但却表达了希冀变化的热望[13]6268。美国学者也提到了幕府行将垮台前的“这不好吗”运动，这些考察，注意到学术界主张在普通人群中产生的共鸣，是具有说服力的。
所有以上提到的史实，初始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但最终都明白无误地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即打破藩界，厌烦德川氏再统治下去，希望在天皇之下建立统一国家。“一君万民”的国家意识已经初步成型。日本人的这种国家意识，是以民族主义为特色的；而这种民族主义是以神授国家至高无上性为意识形态的。因此，当培里来航后，武士们的反抗必然本能性地体现为“攘夷”举动。安政大狱后，1860年的“樱田门事件”；1861年的美国公使暗杀计划和美国公使馆烧打事件；1862年的生麦事件；1863年的下关外国船炮击事件；1864年的禁门之变和池田屋事件等等，凡这些事件均具备尊皇、攘夷和反幕意义。讲座派学者称之为“鲁莽”的攘夷会招致“外压”进一步加强，导致日本也难逃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遭遇的厄运。
此后的进程，由于武士中的精英分子强势介入，纠正了“鲁莽”攘夷可能导致的危险性。1864年，真木和泉等制定争取天皇的“夺玉”计划（这计划后来在政争的最后阶段成功实现）；同年，高山晋作在长州藩建成军事倒幕体制；1866年，坂本龙马促成“萨长同盟”；1867年，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控制了萨摩藩的大权，坂本龙马在从长崎赴京都的航途中提出“船中八策”，大久保利通等人达成“萨土盟约”，主张将军应奉还大政，该年年底，大久保与岩仓具视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此后，西乡隆盛、坂垣退助、大村益次郎等先后指挥倒幕派军队在戊辰战争中打败了幕府军队。精英武士领导的倒幕战争大获全胜，是以下级武士屡屡发动的“尊王攘夷”行动为基础的。鲁莽的攘夷为精英的倒幕搭建了表演的舞台。
新政府一成立，日本就从半割据状态中解放出来，天皇在新政府成立期间所完成的一系列国事行为，证明他必定会被置于新国家权力的最高地位。天皇仍然无机会对政府政策作出赞成或反对态度，但新政府刻意安排“巡幸”让日本国民开始接触到此前为幕府的隔离政策所禁锢的天皇身姿。一君万民国家形成，新国家在下述一系列范畴打出了体现自己意志的政策：
1日本必须从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摆脱出来。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从法律意义上宣告日本成为基本具有独立外交权的国家，同时也宣布日本将模仿西欧诸国对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推行条约外交。此前论者经常谈到日本因《中日修好条规》获得了与清朝的对等地位，无形中下降了李朝朝鲜的国家等级。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径直模仿西方强国做法，制造“江华岛事件”并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在此之前，明治政府已经将对马、松前、长崎、鹿儿岛四口岸的外交权收归政府管理。
2边境地区内地化和边境划定政策。1875年，据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划定北方疆界，后来在北海道设开拓使和颁行北海道土人保护法；1876年，宣布领有小笠原群岛；1872年设琉球藩，1879年改称冲绳县。边境内地化政策以及随之推行的边境划定，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
3文明开化政策的含义颇多，但同本文连结的意义在于：日本抛弃传统精神文化产品，开始逐步接受近代国家普遍认可的由西方列强提供的近代精神产品。这包括自由贸易理念及政策、西方的宪政原理以及推广英语教育。
4殖產兴业政策。扶植、示范、养成近代产业，推动产业革命，日本农业经济比重逐年下降，向近代工业国家接近。
此外，还有近代教育政策和军事政策等等。需要指出的是，明治政府领导人始终将西方压力控制在“强制性贸易阶段”，并通告条约各方，条约既签则必严加遵守。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法权税权都独立完整的国家。
结语
“一君万民”的近代国家形成，结束了长期半统一半分割和锁国的政治局面，日本必须同以西欧为代表的世界各国展开交涉。边境意识、外交意识、文化意识、经济发展意识等，可综合视为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在崛起和“雄飞”海外意志的驱使下，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完成了富国强兵的目标。及至20世纪之后，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伊藤博文等人创造性地运用宪政原理，将天皇改造成因权高位重而不必亲政的近代君主。天皇的功能，就是源源不断地为国内建设和发动对外战争提供精神驱动力。由此可以判断，明治维新将千余年的日本历史承上启下地连结起来，至今，仍可在日本的种种政策行为中觅得在天神国家思想支配下的民族冲击力。近代日本在国际政治的丛林中真的成为一匹可以争食的猛兽。在这样的视角范围内讨论明治维新，或许大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诠释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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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