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袁振英与新道德

    【摘 要】青年时代的袁振英，生活在民国初建和新文化运动的大时代中。无论是前者的政治革命，还是后者的文化鼎新，都对中国社会的道德观产生了深远影响。袁振英是这一新潮的参与者，他通过著译，提倡新道德，鼓吹“道德革命”，帮助人们解放思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同时立身谨严，以新道德要求自己，努力践行。青年袁振英的道德观，体现了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大转折时期，一个积极进取的青年向往理想社会、呼唤个性解放、摆脱传统束缚的意愿。他不断接受新思想，参与进步的政治活动，与他的进步道德观也有着密切关联。

    【关键词】袁振英；新道德；新文化运动

    袁振英在其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牧师与魔鬼》的《自序》中说道：“要改造社会，一定先要改造人的思想；如果个人的思想不改造，什么改造都是假的！”① 民国初年的青年，处在从旧世界到新世界转变的大潮中，个人的思想和经历，都受到时代的强烈影响，必然带有时代的深刻印记。袁振英的这一表述，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知识青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个人思想和道德修养的注重。②

    一、爱国和进取的青年

    广东地处沿海，与西方较早接触，梁启超曾说，广东在中国史上，虽然没有产生多少在全国举足轻重的“非常之人物”，但是从世界史的眼光来看，广东是关乎民族竞争和文化交流的最重要地点之一，“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③ 1894年袁振英出生于广东东莞一个世代教书的文人家庭，从小接触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教育。11岁即随父亲到香港。1908年至1911年，在香港英皇书院就读。毕业后在香港皇仁书院继续求学。西式教育推动了袁振英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虽然生活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但袁振英对这个地方并无好感，他厌恶“英国人的夸大狂”，厌恶英国人对其民族优越性和历史胜迹的宣传，痛恨英国人、英属印度巡捕对中国人的蛮横傲慢。尽管学会了流利的英语，可以说是找到了谋生的捷径，日后担任为外国人服务的买办、书记等职务十分容易，但袁振英志不在此，他认为自己学习外语，是要为祖国服务的。他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感慨道：“我以这些[指做洋奴、走狗、买办、大办、传话（翻译）、写纸（书记）等为外国人服务的职业——引者注]都是可耻的，所以我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来，投考国立北京大学。我们学英文只要拿做一种研究科学的工具，不要学来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其他一切外国文也应作如是观！”④

    1915年，袁振英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门。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袁振英投身于新文化的大潮，努力研究新思想、新文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促进社会改良。他积极参加和组织新社团、办刊物、撰写文章，成为一名思想激进、表现活跃的学生。1918年，袁振英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广东国立高等师范聘为哲学教员。不久即到菲律宾组织创办全菲律宾华侨工党，负责编辑工党机关报《平民日报》，并任《民号日报》撰述员。1920年回国后，先是在香港担任《晨报》兼《新民国报》记者，后辞职往上海。在上海，袁振英参与协助陈独秀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这一时期，他担任《共产党》月刊撰述员、《新青年》杂志撰述员、《劳动界》的编辑与撰稿人、《俄文生活报》英文翻译。这是他个人思想发展到最高峰，也是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使成为中共建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中共最早的50多个党员之一。其后，袁振英的活动离开了中共党史的范畴，1920年12月广东省政府委任他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1年8月至1924年8月前往法国留学，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此后担任过各种教学和编译职务。解放后任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和广东文史馆馆员，1979年1月在广州病故。

    二、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道德观

    清末民初，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和政府，宣扬抽象的人性。因其具有趋新的色彩，并且是以激进地反对现有统治秩序为号召，对追求中国出路的青年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特别能够得到青年的信仰。无政府主义除了政治上的诉求外，在道德上也有自己的主张。袁振英较早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道德观对他有深刻的影响。

    民国元年，袁振英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思想领袖刘师复和郑彼岸、莫纪彭等人在广州东堤东园组织了“心社”，在广州、香港等地宣传无政府主义，该社的宗旨是“破除现社会之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吾人良心上之新道德代之。”① 心社有12条戒约：（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做官吏；（九）不做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做海陆军人；（十二）不信奉宗教。② 这个十分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影响力虽然不大，但对正在香港求学的袁振英确起到了激进思想的启蒙作用。17岁的袁振英，邀上几个同学在香港也组成了一个“大同社”，宣传无政府主义。③

    1915年袁振英入读北京大学后，他发现北京并不如想象一般美好，“去吾人理想之社会盖远。”④ 北大学生多是仕宦子弟，其用心都不在学习上，求学的目的都是升官发财，生活腐化，道德堕落。1917年，蔡元培主掌北京大学后，聘请了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做教授，风气为之一振。受新文化的浸淫，袁振英在北大日趋活跃。当时学生中，结社成为一时风气，袁振英与赵畸（太侔）、黄文山（凌霜）等同学组织了“实社”，除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外，还宣传极端自由，以“进徳修学”为宗旨，“以图废除万恶之政府，拯救无告之平民，进世界于大同，使达真正自由平等博爱之社会。”⑤ 他们创办了《自由录》，袁振英是其中重要的撰稿人。

    从中学开始接受无政府主义以来，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加，袁振英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愈加坚定。他这样说：“余之持此主义数年如一日，非自今日始也。不过如是愈久，感触愈多。” ⑥他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认为人类道德之不良，就是因为社会的恶劣。尤其是现今各国政府，完全不能寄以善良的期望。“世界之政府，食民之食，衣民之衣。其目的乃在据人民之产业，夺民之生活，所谓殖民也，战争也。无非驱无辜之民，罹锋镝之苦。”⑦ 因此，袁振英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和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提倡个人解放和个性自由，向同胞们疾呼：“平民平民，速起速起。以欢迎此人道主义之大潮流。”⑧

    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社会的出路，在于以道德改造社会。袁振英认为人们应当以互助的形式，结成团体。袁振英与实社同仁，联合蔡元培、钱玄同等先生，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中国第一个教育工会。在“教育工会缘起”中，阐述了实社成员对未来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憧憬。① 他们认为社会的现状如此不公，劳动者永远处于贫困之中，而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却不用劳动。要改变这种恶劣的社会状况，不能寄幻想与富人，所能依靠的只能是劳动者自己的解放，所以要组织工会，以此团结劳动者的力量。他们效仿法国工会组织，将工会命名为“教育工会”，但强调，命名为教育工会“非以教育界自高，而鄙薄他项之事业，唯以发起斯会者，为致力教育工作之人”，把零散无序的劳动者结合成一股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此固吾人所日夜企□（禱）者。”②

    三、个人主义的先锋

    道德本身就是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中国两千年来，在传统思想桎梏之下，个性受家族主义、集体主义的压制，个人意志被限制在最低的程度。在袁振英看来，要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理想社会，就要提倡“个人主义”。他认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某种潜能，社会本应该创造条件，使得人的能力和才华得以充分的发挥，每个人都应该自主、自由地发展。当社会阻碍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人们就应该起来反抗。在“现在的中国”，人们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还有家庭、婚姻旧制度的罪恶的压迫，人已不能成其为人了，社会已使人沦为了机器、牲畜，个人主义必然要产生。③ 袁振英认为，个人主义一经产生，就一定会成为战胜这些罪恶的利器。他介绍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的观点：“个人主义的佳处，在于发展个性，需要人人有独立的精神，有自由的思想，绝对不能够盲从，打破万恶的环境，不要害怕他有什么权威，也不管什么势利；什么毁、誉、荣、辱、得、失、生、死……统统置于不顾，只向着真理一条路上走！”④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如果穷人不懂得自己的痛苦环境、不平的生活，实在是一种无意义的禽兽。”⑤通过唤起个人的觉醒以反抗社会的强权，以个人的自由发展求得社会的合理。

    但是，袁振英注意到，个人主义虽然已经产生，但在这个万恶的社会，想要进一步完善却举步维艰，其中最大的障碍便是“私产制度”的存在。多数的穷人，为了求得生存，完全失去了人的尊严，过着非人的生活，而少数人成了社会的寄生虫。这无论是对于多数穷人还是少数的富人，都是不道德的。要扫除这种不道德，最根本的方法，是消灭私有财产，发展社会主义。王尔德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管叫做什么，都是有私产改变做公共的财源，拿互助替代竞争，然后可以回复社会完全正当的组织主义，更可以保证各人社会上物质的幸福，”⑥ 这个观点深得袁振英赞同，他提出，提倡个人主义就是对现有社会的反抗，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袁振英指出，个人主义不是鼓吹自私自利，相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应该打倒！凡是自私自利的一切东西也应该打倒！”⑦ 袁振英认为自己主张的个人主义，是“纯正的个人主义”，“纯正的个人主义越发达，那么纯正的社会主义也越发达，因为纯正的个人主义不但不会同社会主义相反，并且与社会主义相承！”⑧

    个人主义在西方历史上曾经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样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也具有进步的意义。“提倡个人主义，不但在消极方面，可以打破传统思想；在积极方面，可以促进文化的进步。西洋近代文化之所以能于三二百年内发展这么快，主要是由于个性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提倡。”⑨ 胡适后来在述及自己五四时期发表的《易卜生主义》一文时，也提到，这篇文章当时之所以能够产生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日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⑩ 趋新知识分子看到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文明差距，以西方个人主义为价值参照，突出个人的价值，带有强烈的现代性。许纪霖指出：“现代性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是个人的出现。……‘五四时期则是一个‘个人的崛起时代。” 在这个时代，个人主义作为传统思想压制自我、压抑个性的对立面出现，代表着启蒙运动中反传统的方面，对于近代中国人特别是五四及以后一段时期青年的个性解放和追求进步，具有正面意义。国民党建立起全国统治后，出于思想统制的目的，极力贬低和压制个人主义，恰从反面说明了个人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上的重要价值。

    四、家庭伦理与女性解放

    袁振英认为，要打倒强权应从改造个人开始，旧社会对人的压迫是通过封建家庭这个基本组织来执行的，因此，对社会的改造必须从改造家庭伦理开始。这与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的主张一脉相承。①

    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秩序是以仁、义、礼、智、忠、孝、节、义等道德范畴构成的礼治秩序，个人完全被淹埋在纲常礼教之中。袁振英认为，作为礼教核心的家庭制度束缚性最大，尤其对于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更是如此。因而袁振英大力提倡反对封建婚姻，倡导妇女解放。俄国女性无政府主义者高曼关于“这样的婚姻是与爱情无关的，女子由于受旧道德熏染之故，对于男子未尝用爱情，……以‘其人能自立乎、‘其有供给妻儿之能力乎，其所质证婚姻在如是而已。故女子之思想久为其融化。对于婚姻，其幻想者乃万恶之金钱，非月下花前携手接吻之事。此思想之卑劣、精神之痛苦皆婚姻制度之遗毒也”的观点，② 袁振英深感同情，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子从小所受教育就以婚姻为人生的要点，这种不以人的感情为基础的封建婚姻是不道德的、是不尊重人性的。因而，袁振英翻译了高曼的文章《结婚与恋爱》，发表于《新青年》，赞成“无婚姻的恋爱”，反对“无恋爱的婚姻”。③

    如高曼所说，在男尊女卑之时代，婚姻只能是使女子“终身堕入男子之牢笼，受男子之压制，”④ 作为男子的附庸而永远没有人的尊严。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婚姻变成了束缚女子自由的枷锁，家庭对于女子犹如牢狱，“出入既不自由，事务较为烦苦”，女子“处家庭之中，终岁劳苦，及至身世凋零，黯然销魂。”⑤ 这些观点都在袁振英那里产生了剧烈共鸣。易卜生《娜拉》一剧痛斥封建婚姻与家庭的卑劣，袁振英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在《新青年》发表《易卜生传》中写道：“一八七九年，《娜拉》一剧出版，是剧一名《傀儡家庭》，又名《模范家庭》，为易氏生平最有名之杰作。此剧写社会之诈伪及名分心，攻击家庭及婚姻制度。写妇人之地位，如宠鸟之困处金笼。指斥近代家庭，实为罪恶之渊薮，表明女子之责任，及其天赋之人权，不在于相夫教子，乃在乎己身之独立自由。”⑥ 袁振英对娜拉冲破家庭的牢笼，要求个性的解放大加赞赏，他直指“今日之家庭，有三大罪恶焉！一、自私自利也；二、奴隶性根也；三、矫揉造作也。此三者，皆反乎人类之真情，所当破除者也。”而“当娜拉之宣布独立，脱离傀儡之家庭。实开女子自由之升级，为后世青年男女谋永久之幸福，为革命之天使，为社会之警钟，且本其天真烂漫之技能，及其新兴之人格，打破纲常名教之羁绊，还我纯洁自由之天真；得正当之交际，男女之爱情，庶几维系与永久，且能真挚而不渝。”⑦ 他鼓励女子以娜拉为模范，勇敢地冲破旧的婚姻制度的禁锢。婚姻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女性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因此，在婚姻中两性不平等的关系没有被彻底改变之前，当女性还有可能沦为性工具和生育机器的时候，女性应该拒绝婚姻。《娜拉》一剧，影响巨大。正是通过袁振英等人对西方提倡妇女解放、反对封建家庭伦理剧的大力介绍，中国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女性拒绝婚姻，争取独立人格的风潮。

    五、新道德的践行者

    童年时代的袁振英，已经对旧时代中的某些生活惯习有本能的排斥。他曾回忆：“我在这个幼年时代，很像表现过两种家庭革命的事情，就是常常反对母亲的吸烟和打东莞牌，……我觉得母亲不做事而吸烟和打牌是很不对的。”① 对于封建家族体制中的一些做法，他也很不以为然，他的伯父过世时，要他承继，披麻戴孝，担幡买水，他都认为是迷信活动。1912年，17岁的他便不顾家人反对，退掉了“盲婚”，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的反对。

    袁振英自青年时期，受无政府主义注重个人修养的影响，尤其注重自身道德践行。1918年，蔡元培已掌管北大半年时间后，鉴于整个学校的道德风气受到官场长期熏染，腐朽不堪，为了扭转不良风气，他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进德会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民国元年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的吴稚晖、李石曾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的个人道德启蒙团体，而在北京大学，新的进德会更是针对当时政治道德和生活道德的普遍堕落而建立。进德会在宣言中说：“北京自袁政府时代，收买议员，运动帝制，攫全国之公款，用之如泥沙，得之者无所顾惜，则狂赌狂嫖，一方面驱于侥幸之心，一方面且用为专营之术。谬种流传，迄今未已。”② 蔡元培此时重建进德会，是希望以此砥砺私行，培养师生的个人道德，挽救颓风。进德会的会员分为三个等级，在日常生活上各有要求。其中甲种会员，要做到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入会者可以自由选择成为哪一种会员，但一旦选择后必须自觉遵守，且要接受纠察员的监督。③ 后来规则有所改变，入会者必须遵守最基本的三条，即不嫖、不赌、不娶妾，后四项可自由选择。自从发起之日起，陆续有很多师生自愿报名，反响很大。到5月28日召开成立大会时，入会的教职员及学生已达468人，其中职员入会者92人，教员入会者76人，学生入会者已达301人，④ 以后入会者尚多，还有少数校外人士入会的。在报名入会的人员中，选择甲种会员的人最多，因为丙种会员约束过严，自愿成为丙种会员的，非常的少。进德会所规定的原则，其实与早年刘师复在“心社”提出的十二条禁令，有很多相似之处。袁振英早就受过“心社”戒律的熏陶，赞同严格的道德要求，直接申请成为进德会丙种会员。他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遵守所有戒条，“曾不食肉五年”。⑤ 根据进德会规章，在301位学生会员中，应选出评议员16人，纠察员31人。 由于选举为直接选举方式，无候选人，每一个入会者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经过初选之后再进行复选。被举学生达到上百人，1918年6月6日的《北大日刊》上可以看到，在第一批学生被举人员名单中袁振英等9人在初选中，⑥ 因为得票很高，均超过23票，而不须进入复选，直接被选举为学生评议员。又因为在纠察方面，得票较多，故当选为纠察员。⑦

    袁振英在《易卜生传》的绪言中，开篇的第一段话就道出了他做人的准则：“大丈夫特立独行，安乎良心学问；固不求见谅于君子，更何妨见嫉于小人。盖从古特立独行之士，类多有出类拔萃之才；知著见微，明若观火，崇信真理，勇往直前，社会之谇骂，强权之压抑，金钱之困迫，境遇之坎坷，皆不足以阻其雄心。”⑧这可说是袁振英的夫子之道，他倡导个人的独立、自主，思想激进，严于律己。青年时代的袁振英，正是生活在民国初建和新文化运动的大时代中。无论是前者的政治革命，还是后者的文化鼎新，都对中国社会的道德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袁振英是这一新潮的参与者，他通过著译，提倡新道德，鼓吹“道德革命”，帮助人们解放思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同时立身谨严，以新道德要求自己，努力践行。青年袁振英的道德观，体现了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大转折时期，一个积极进取的青年向往理想社会、呼唤个性解放、摆脱传统束缚的意愿。其基本主张和实践，在他的时代，具有进步意义。袁振英此时不断接受新思想，参与进步的政治活动，与他的进步道德观也有着密切关联。

    （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新莲：贵阳中医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