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幕末改革到明治维新：连续性与变异性的互动
摘要：1854年-1867年，日本幕府接连推行安政、文久、庆应等三次改革。改革的基本内容为协调幕府与天皇朝廷、诸藩大名之间的关系，建立近代陆海军、引进和制造欧美式的枪炮舰船、开办欧式军事学校、培养欧美式外交和军事人才，力图摆脱落后，走向世界。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武力推翻幕府，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近代化改革，日本决定性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难看出，明治维新近代化基本国策，源自开港后的幕末改革，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的连续性。但是，在改革总纲、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和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等方面，明治维新又不同于幕末改革，体现了历史进程的变异性。其原因，在于倒幕运动与维新运动存在着国际背景、近代化进程和人脉机缘上的历史逻辑。
关键词：幕末改革；明治维新；连续性；变异性
中图分类号：K3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4-0027-0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4
从日本近代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开港后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即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政策、体制及主导层，两者前后相续，构成倒幕维新运动的全过程。从日本近代化的全过程来看，开港后幕末改革的先期探索，为近代化全面展开的明治维新铺路搭桥，体现了近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与变异性。
然而，国内外的明治维新研究往往忽视开港后的幕末改革，或者将其淹没在开港后激烈政争的叙述中。甚至，对一些研究者来说，“开港后幕末改革”的概念是否能够成立，似乎都是问题。由于有关开港后幕末改革的探索不足，无益于具体把握明治维新的缘由。有鉴于此，文章简述开港后幕末改革的内容，评析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的关联，探寻两者产生关联的原因。
一、开港后的幕末改革
1853年6月，美国培理舰队“黑船来航”。翌年3月，《日美亲善条约》签订，日本开放下田、箱馆港，锁国体制已成明日黄花。外来冲击引发并加剧了一系列内部矛盾，幕藩领主竞相展开改革以自救。其中，幕府主导的安政改革（1854年-1857年）、文久改革（1861年-1864年）和庆应改革（1865年-1867年）具有影响全局的意义。概括起来看，开港后幕末改革的主要举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富国强兵，推行近代化军事改革。安政改革期间，幕府下令幕臣及其子弟等研修洋式炮术。在长崎开办海军传习所，聘请荷兰士官传授欧式航海、舰船技术。在筑地铁炮洲开设讲武所，训练使
收稿日期：2018-04-10
作者简介：宋成有（1945-），男，辽宁大连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日本史、韩国史、东北亚史研究。历史研究宋成有：从幕末改革到明治维新：连续性与变异性的互动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用洋枪洋炮的洋式战斗队列。在筑地讲武所内增设军舰教授所，培训幕臣子弟和诸藩举荐的藩士。同时，仿造洋式船舰、枪炮。幕府的石川岛、浦贺造船分别开建洋式木帆船“旭日丸”“凤凰丸”，汤岛铸炮厂造出洋式手枪。幕府还将荷兰赠送的“森宾号”改名“观光丸”，用诸仿造。海军优先、国防首位、开放性与荷兰影响明显构成安政改革的几个特点。
文久改革期间，在荷兰技师的指导下，幕府建成长崎制铁所，配备蒸汽机和工作机；建关口大炮制作所，研制近代火炮，培养技工。责成由勘定奉行、军舰奉行等组成“军制挂”，计划陆军设置步骑炮兵等3个兵种的近卫常备军，兵员13 000余人；海军在江户、大坂组建拥有船舰43艘，兵员4 900余人的警备舰队，在全國组建沿岸6个舰队，拥有各类舰船370艘、总兵员达到60 000余人[1]。适应军制改革，设立了陆军、海军总裁等新官职；发布《兵赋令》，命令幕臣领内的农民服兵役，补充兵员，无形间，突破了“兵农分离”的底线。较之安政改革，文久改革的富国强兵举措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庆应改革期间，幕府依赖法国，加紧近代军制建设。幕府与法国订立600万洋元贷款协议，其中500万洋元用于改良陆军装备，购置军舰和横须贺制铁所的追加款项，聘请法国人威尔尼为总工程师。讲武所改称陆军所，幕府设置步骑炮士官学校，聘请加诺安率领的法国军事教官团前来培训；军舰操练所改称海军所，聘请英国海军士官，培训技术与战斗人员。至1867年12月，已编成近代步兵17队，骑兵1队和炮兵4队，总兵力达到1万数千人[2]。在日法军事关系的深化过程中，幕府日益附庸化。
2殖产兴业，振兴贸易，活跃市场。安政改革期间的殖产兴业乏善可陈，为填补国防开支的巨大亏空，幕府新铸并发行劣币安政二分金，增加财政收入。文久改革期间，幕府自上而下地介入流通，下达《五品江户回送令》，控制杂谷、灯油、蜡、绸缎、生丝等五种商品的买卖，禁止商民直接与横滨外商交易；严令濑户内海诸港不得截留运往大坂的商品，调控国内外市场的流通；设置对策评议新机构“国益主法挂”，控制物价、振兴输出，救济武士，统管市场，增加税收；派出官船“千岁丸”前往上海，开启对清贸易。同时，下令庶民使用新铸的精铁钱，兑换万延金币大判，禁止收藏旧币，通过货币改铸，增加幕府收入。
庆应改革期间，进一步强化商品流通的管控，活跃国内市场：幕府发布《生丝蚕种改印令》，向从事生丝贸易的江户批发商两次征税；允许运货马车使用幕府专用的五街道，提高运输效率；为降低米价，允许各村买卖大米；撤销品川、新宿、下板桥、千住、新井等处关卡；开通自大坂至江户的蒸汽船航路，恢复江户批发商十组批发制度，活跃商品流通；允许诸藩在兵库等开港地区设置贸易会社和仓库，营业自由。与法国合资，成立日法商业海运联合公司；派德川昭武率团参加巴黎博览会，拓展国际贸易；准予美国商人修筑江户至横滨区间的铁路，后因政权易手而搁浅。
3坚持对外开放。自1854年签订《日美亲善条约》以来，幕府以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缔约为鉴，采用对话、避战、缔约、开港的柔性对外方针，不与欧美列强迎面相撞，接连签订《下田条约》《修好通商条约》等多个不平等条约。文久年间，幕府为减缓来自朝廷和尊王攘夷派的两面压力，力图通过皇妹和宫与将军德川家茂的政治联姻，实现幕府与朝廷的公武合体。鉴于孝明天皇力主攘夷，幕府作出姿态，派出赴欧使节团要求推迟兵库、新潟开港和江户、大坂开市；或者奉天皇之命，下令“全国大攘夷”，作足尊皇的表面文章。实际上，长崎、横滨、箱馆依约开港，幕府认可自由贸易原则，听任英法驻军横滨，未与欧美舰船枪炮相向。庆应改革期间，德川庆喜对法国驻日公使罗修的建议言听计从，劝说朝廷缔约开港。1868年元旦，兵库、新潟开港、大坂和江户开市。幕府聘用欧洲的军事、科技、实业顾问或教官，即请进来、“用客卿”的政策，对明治维新不无启迪。
4振兴洋学，培养人才。安政改革期间，创办洋学所，后改称蕃书调所，招募百余名旗本子弟研修兰学。此后，又增设英语、法语、德语和数理化等新科目。阿部正弘破格提拔川路圣谟、井上清直、岩濑忠震等一批外交人才和胜海舟、大久保忠宽、高岛秋帆等国防人才，激活用人机制。文久改革期间，增设洋学机构，派出留学生。在长崎设立西式医院“养生所”，在横滨创办英学所和汉学所修文馆；蕃书调所新设物产学科，改称为洋书调所，招生授业。任命本多正讷、林学斋为新设的学问所奉行，制订包括创办小学校在内的学制改革计划。洋书调所后再改称开成所，办学宗旨强调“调查各国之强弱虚实、水陆军之状况和器械之利钝”，研究“为海内万民有益之技艺”[3]。日本学者任教师，从幕臣子弟中招收学生，十取其一，录取严格。幕府推行“走出去”的人才培养方针，向荷兰派出榎本武扬、津田真道、西周等首批留学生，学习海军、法律、医学等。庆应改革期间，扩大留学对象国，向俄国、英国派遣首批留学生。
5协调与朝廷、诸藩大名的关系。1615年，幕府頒发《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严防天皇干政。二百余年间，天皇凭借幕府将军赠与的数万石年贡米收入过活，借助“现人神”的神格和君臣名分论，向幕藩领主授予官位，发布年号等，充当幕府的统治工具。1853年培理舰队“黑船”来航后，幕府征询应对之策，天皇朝廷顺势介入外交，重返政坛。朝廷太政官发通告，要求武力攘夷，“速令诸国寺院各存时势，本寺之外除古来名器及报时之钟，其他悉可铸换大炮，为皇国拥护之器。”[4]朝廷首次越过幕府，直接向沿海诸藩发号施令。在幕末藩政改革中自强的诸藩大名，竞相对幕府的质询表态，打破幕府对外交的垄断。
文久改革期间，尊王攘夷运动如火如荼，京都朝廷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与此同时，和宫下嫁所象征的公武合体运动期间，幕府将军匍匐于皇权之下，天皇朝廷的政治取向影响全局，朝幕力量对比出现逆转。1860年9月，幕府解除“安政大狱”禁令，受处罚的一桥派大名重返政坛。随着幕府允许诸藩建造用诸贸易的大船或购置外国船，幕府延长参觐交代至一度三年，大名妻子儿女回藩，无须充当人质，对大名的控制力大为削弱。雄藩大名与幕府、朝廷鼎足而立，影响政局的发展。
庆应改革期间，幕府礼敬朝廷，恭顺天皇。1867年10月，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受制于武力倒幕派与公议政体派互动的压力，上表奉还大政。12月9日，公卿、大名和藩士在皇宫小御所举行会议，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明治政府成立。1868年2月，雄藩联军以官军名义发起东征。4月，江户开城投降，德川幕府灭亡，改革终结。
二、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的
关联：连续性与变异性1明治维新近代化基本国策受到幕末改革的启迪或直接沿用，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众所周知，明治建政的最高国策目标为“与万国对峙”，其始作俑者为末代将军德川庆喜。1867年10月，在《大政奉还上奏文》中，首次提出“保护皇国，必可与万国并立”的国家目标[5]78。随即，在明治政府的成立文告《王政复古大号令》出现“挽回国威”[5]79，在1868年《宣扬国威宸翰》中出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5]83，在1869年萨长土肥四藩主的《版籍奉还上奏文》中出现“与海外各国并立”[5]86，在1871年7月的《废藩置县诏书》中出现“与各国对峙”等类似的表述[5]90。1874年，大久保的《殖产兴业建议书》，强调“与诸强国并驾齐驱”[6]19。从幕末到明治初年，“与万国并立”或“与万国对峙”的国策目标之所以被一再重申，导因于民族矛盾的客观存在与基本国策的取向。
幕末改革的富国强兵为核心政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因此，明治政府已无须作过多的政策强调。“富国强兵”一语在政府文件或官僚建议书中亦有出现，如同1870年12月，参议广泽真臣建议废藩置县，“建立真正划一的体制，奠定富国强兵的基础”[7]。但总的看来，出现的概率远远低于“与万国对峙”的国策目标。同样的富国强兵政策，与幕府德川家族利益首位，实施控制市场流通、制造洋式武器、操练新式军队等自救性的富国强兵不同，明治政府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国家为本位，振兴贸易、地税改革，开办银行、设立股份公司株式会社，加快资本的原始积累等，上述举措已非幕府堪与比拟。但异中有同，明治政府的国营军火厂因接管幕府的制炮、枪械、弹药、舰船工厂而初具规模；遵照幕府军事改革的模式，明治政府同样主张陆军学法国，海军学英国，打造一支欧式近代化的军事力量。
明治政府承袭幕府自上而下的殖产兴业模式、威权体制掌控近代化的进程。1870年，新设工部省，主管修筑铁路、灯塔，兴办官营模仿工厂，引进欧美技术设备和技师。1874年，访问欧美归来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提出《殖产兴业建议书》，首次完整地阐释了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方针，即“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为此，要求政府官员“制订办法”，指导人民的创业，充当保护者与诱导者。同时，以英国为榜样，开发港湾、矿产，“使之臻于盛大，以此为最大之急务”[6]16，“巩固国家之根抵”[6]18。自上而下、政府主导殖产兴业的模式，与幕府别无二致。
文明开化政策的关键在于对外开放，引进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开港后，尽管备受天皇朝廷和尊攘派的压力，但幕府坚持对外开放，高度重视师洋长技、振兴洋学，开办小学校的学制改革，派遣赴欧留学生，聘用外国技师、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等，开始走向文明的近代化先期探索。在此基础上，维新政府继续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一扫历来矫情之陋习”；《五条誓文》强调“破旧来之陋习”以及“广求知识于世界”[5]82。1868年12月，参议木户孝允在《建议书》中强调“以文明开化为国家富强之途径”[8]。明治政府的《国是纲目》号召“掌握世界万国学问”，“勿失如欧洲各国文明开化之千载良机”[9]。显然，在政策层次上，明治政府远超幕府，但在坚持对外开放，引进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等根本点上，两者的政策具有连续性。
2明治维新在改革总纲、外交姿态和政府体制等方面，又不同于幕末改革，体现了历史的变异性。首先，在治国理政总纲方面差异明显。安政、文久、庆应改革等三次幕末改革接连进行，但幕府缺乏改革的总体指导方针。明治维新则不然， 1868年3月14日，明治政府发布维新总方针《五条誓文》。概括起来看，誓文前三条的“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等，强调举国一致，建立“一君万民”体制的内政总方针；后两条强调“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等，明确加入《国际法》体系， 学习欧美等对外总方针[5]82。此一总纲，贯穿于明治维新的全过程，
其次，两者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不同。与幕府从未提出修改条约要求成鲜明对比，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即在1868年1月10日，通告各缔约国公使“从前条约用大君名称，自今而后，当换以天皇称”，明治政府承认幕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非其真实目的，承认的着眼点在于与幕府争夺正统。终于，五天后，即1月15日，天皇下达命令，表态说：“迄今在幕府缔结条约内有弊害之处，在公议其利害得失之后，应予修改。”[10]12月，外交官副知事东久世通禧向驻日外国公使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显示与幕府不同的外交姿态。
第三，明治政府统一政令，瓦解幕藩体制，形成统一的近代国家。通过戊辰战争，明治政府军打垮幕府和佐幕诸藩并没收其领地，分设直属中央政府的府或县，迈出取消幕藩体制的第一步。1869年1月，萨长土肥四雄藩带头版籍奉还，藩主成为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官，迈出第二步。1971年7月，明治天皇颁布诏书，废藩置县，实现政令归一。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为自上而下推行近代化政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第四，在社会改革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不可同日而语。至幕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令士农工商等级身份制面目全非。文久改革的《兵赋令》要求幕臣领内的农民服兵役，但再未向前走一步。明治维新的社会改革则不然。通过“四民平等”名义下的改革，废止士农工商等级身份制，奠定了组建近代军队和教育体制的基础。在近代社会重新编组的过程中，关键举措在于取消武士阶級“苗字带刀”“切舍御免”等社会特权，将其改造和转化为近代阶级， 1869年-1871年的版籍奉还、废藩置县，设置华族、士族，从身份归属上否定了家臣武士对藩主的封建主从关系，武士一律转化为“皇国子民”，纳入“一君万民”的新体制。1871年-1873年接连展开的地税改革，否定幕藩领主等级土地所有制，武士阶级丧失了赖以寄生的经济基础。经1873年-1876年的秩禄处理，武士的家禄变成一次性领取的金禄公债，士族转化为小业主、工人或警察，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化。
三、倒幕维新运动的历史逻辑
概言之，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的连续性和变异性，体现了倒幕与维新两大运动的历史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倒幕运动衍生于幕末改革。持续的改革，产生了幕府始料未及的效果：一方面，改革成为幕府颠覆力量逐步积累的过程。其一，反对派把握住改革的机遇。他们先以尊攘派的姿态出现，依托朝廷，在与幕府展开博弈中崛起；再经过挫折和分化，演变为武力倒幕派，通过藩政改革增强力量，自立自强并实现了联合，最终成为推翻幕府统治的决定性力量。其二，农民和市民的群起反抗。改革期间的货币改铸、增加税收和管控市场，导致产业凋敝、米价飞涨、通货膨胀而生活艰难，骚乱或反抗应声而起，特别是幕府统治心脏地带——关东地区的农民暴动和市民骚动，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其三，双重二元政治结构瓦解。在改革过程中，幕府注重调整与朝廷、诸藩的关系，导致天皇朝廷摆脱政治边缘化，步入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与幕府抗衡并进而掌控全局的威权力量；雄藩大名的政治发言权增强，游移于朝廷与幕府之间，成为决定局势走向的新角色。这样，江户开府以来，建立在强本弱末基础上的幕府集权、诸藩分治二元政治结构，与天皇至尊、将军至强的另一双重二元政治结构发生了逆转，天皇制的政权更替机能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德川家族利益首位、囿于独裁传统等幕府自身存在的痼疾，将幕府统治推向反面。三次改革过程中，改革主持者的格局、眼光日益收窄，从安政改革时期的阿部正弘允许诸藩举荐的藩士参加幕府开办的近代军事机构的培训，到德川庆喜、松平庆永主持文久、庆应改革期间，将军队近代化的受益者仅限于幕臣及其子弟，以威慑或剿除反对派为目标，军制改革成为支撑幕府寡头统治的手段，支持者离心离德，反对者日益增多。在外来势力对国家主权造成损害，民族矛盾尖锐化的背景下，维护德川氏家族利益的半径支配了改革举措的取舍，自毁幕府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最终被历史淘汰。可见，脱离了幕末改革，难以说清楚倒幕运动的由来及其归宿。
概括起来看，倒幕运动与维新运动的历史逻辑主要包括：
1国际背景的外在历史逻辑。自16世纪初麦哲伦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连接欧非美亚四大洲的航线开通，多个三角贸易网展现了世界市场的初期形态。18世纪中期以后，源自英国的政治、产业和科技等三大革命浪潮席卷西欧，浸润北美。欧美国家的综合国力、军事力量、科技水平开始全面增强，远超东亚国家 。欧美国家在获取茶叶、生丝与工业纺织品乃至鸦片贸易丰厚利润的过程中，展开对东亚新一轮的冲击。以1840年-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标志，欧美列强通过与中国和日本、琉球、朝鲜等东亚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将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关注东亚局势最新动向的马克思，在1858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11]
英国对华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刺激。1841年-1843年，首席老中水野忠邦推行以巩固国防为中心的天保改革。虽遭失败，但开启了自强应对外衅的改革基本思路。1853年培理舰队的“黑船”来航，成为翌年阿部正弘启动安政改革的直接契机。自1854年缔结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到1858年一口气与美荷俄英法等五个国家签订修好通商的“安政五国条约”，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率制度等不平等条款，损害日本的主权独立。至1866年，《江户改税协定》规定欧美进口商品一律值百抽五，日本进一步沦为欧美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黄金被欧美大量套购，引发国内各种矛盾，面临跌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民族危机。若任由庆应改革期间亲法幕僚擅自作为，日本沦为法国附庸国的前景不啻洞若观火。
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始终伴随着幕末改革的过程，但幕府只管避战缔约而无意修改条约。明治政府施政不久，就将修改不平等条约提上日程。自1868年12月向欧美驻日公使表态修改条约以来，泽宣嘉、副岛种臣、寺岛宗则、井上馨、大隈重信、陆奥宗光等历任外相颇费尽心思，提出多个改约方案。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即1894年7月，修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方废除领事裁判权，关税适度增加。再至1911年另订新约，日本完全收回海关主权，实现了幕末以来“与万国并立”的国家目标。回顾明治维新，此一国家目标并非偶然地一再得到重申，表明外压之下民族意识的超越性，构成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国际背景中外在的历史逻辑。
2近代化进程的内在历史逻辑。西力东渐之下，东亚国家要图存救亡，就必须实现近代化。概括起来看，日本近代化始于开港后的幕末改革（1854年-1867年），大规模展开于明治年间（1868年-1912年），升级于大正年间（1912年-1926年），异化并崩溃于昭和初期（1926年-1945年）。在日本近代化的全过程中，幕末改革为开篇布局的先期探索，明治维新则是全面展开。幕末和明治时期近代化指导方针的演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期探索与全面展开等两个阶段的互动关系。
在幕末以来的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重振民族精神与以欧美为师的矛盾。围绕着此组矛盾，不同时期的日本人采用了不同的理念。在幕末近代化探索时期，表述为儒学伦理的“东洋道德”与欧美技术的“西洋艺术”并行不悖，两者相辅相成，减缓上述矛盾。1854年，受门徒吉田松阴偷渡美国事件的牵连，松代藩改革派人士佐久间象山在接受软禁处分期间，著《省諐录》。其中，谈到“君子有五乐”，即第一乐“一门知理义，骨肉无衅隙”；第二乐“取予不苟，廉洁自养”；第三乐“讲明圣学，心识大道”；第四乐“生乎西人启理窟之后，而知古圣贤所未尝识之理”；第五乐“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顾，因以泽民物，报国恩”。[12]可见，其前三乐源自儒学的传统道德，后两乐则与研修兰学、洋学有关，展示了其思想的多姿多彩。尤其是第五乐的“东道西艺论”，其眼光与格局不可谓不大。
明治維新期间，政府提出激活传统皇权的“王政复古”与推进改革的“御一新”等双重任务，内以天皇“亲自经营四方”“君臣相亲”，外以“与万国对立”“宣布国威于四方”[5]83。与此相适应，明治政府在幕末“东道西艺”的基础上，推行“和魂洋才”的近代化方针。从表面上看，“和魂洋才”与中国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或朝鲜开化派的“东道西器”相类似，但在实际上，明治政府的近代化方针更加聚焦于日本精神与欧美要素的互联互动，对近代化的认知程度，远超幕末改革。众所周知，“和魂”即“大和魂”，最早见于紫式部《源氏物语·少女》篇出现“以才为本方能用于大和魂之世”[13]。与“大和魂”一词相对应的是“汉才”，强调掌握中国学问与坚持日本精神同等重要。江户中后期，国学者宣扬与“大和魂”同义的“大倭心”。开港后，吉田松阴等尊攘志士也讴歌“大和魂”，激励并鼓舞斗志。至明治时期，政府提出的近代化方针“和魂洋才”中的“和魂”，则主要指国家神道的伦理精神，也包含某些经过选择的儒学伦理碎片。
至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明治维新结束。日本近代化走过了苦练内功的前期发展阶段，决定性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鲜明的日本特色。归纳起来看，这些特色主要包括：天皇率先垂范，“一君万民”的威权体制掌握了引进欧美文物制度的全过程：活用传统，国家神道伦理发挥了超常的精神作用；安内竞外，“脱亚入欧”的路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等。以上进展为幕末改革难以望其项背，但若无幕末改革的未雨绸缪，明治维新能否不失时机地展开，日本能否搭乘上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末班车，恐怕都是问题。追根溯源，倒幕运动与维新运动构成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3主导层的历史联系。一般认为，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等是为维新“前三杰”。追根溯源，他们起步于安政年间的藩政改革，崭露头角于文久年间的政治博弈，并在庆应年间制定联合武力倒幕计谋，进兵京都、大阪，策划了勒令幕府将军辞官钠地的小御所会议，又参与东征，进军江户，武力推翻了幕府统治。离开幕末改革和主导倒幕运动，就谈不上建立王政复古的功勋，也无法奠定维新期间“前三杰”的威望与地位。
明治建政之后，“前三杰”逐渐掌握实权，大久保出任内务卿，在制定殖产兴业指导方针、引进欧美大工业和大农业技术、镇压不平士族暴动等方面，广有建树；木户孝允则在定稿《五条誓文》、促成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以及制定宪法等方面作出贡献；西乡隆盛促成江户开城投降，着力组建近代军队、任陆军大将兼近卫军都督，为地税改革、推行学制和征兵制等改革保驾护航。“前三杰”之所以在明治前十年作出上述贡献，是因为在倒幕运动期间形成众望所归政治基础，因而能在明治初期大展宏图，谱写人生的华彩乐章。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维新“后三杰”的成才历程之中。作为长州藩的下级武士，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在文久年间投身尊王攘夷运动，在庆应年间参加马关起义、长州大割据和武力倒幕运动，地位一路升迁。松方正义则追随大久保力通，活跃在财政领域。1877年木户孝允病故、西乡隆盛叛乱败亡，1878年大久保力通遇刺，“前三杰”一时俱逝。“后三杰”接过日本近代化和武力崛起的接力棒，继续维新进程。伊藤博文制定宪法、吞并韩国，山县有朋组建“皇军”、指挥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松方正义整理纸币、创建央行日本银行，为建立大日本帝国殚思极虑。总之，在倒幕运动中崛起，在维新运动中建功立业，成为前后三杰的共同特点，道出了人脉和机缘上倒幕维新之间的历史逻辑。
结论
1由于幕末三次改革幕府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不尽相同，改革的重点同中有异。富国强兵和重振幕府权威，是其不变的主题。与此同时，也显现了差异。安政年间海岸筑垒、造舰铸炮、建设海军等军事改革，是用诸于外，增强国防、抵御外压。文久改革期间，主张公武合体的幕府与尊攘派的对立不断加剧，注重陆军建设的庞大的军事改革计划与威慑反对派产生了联系。庆应改革是幕府情急之下的最后一次自救行动。建立强大的步骑炮嫡系部队，用武力剿灭以长州藩为头牌的倒幕派，成为幕府军事改革的中心课题。由于幕府始终不能超脱维护德川氏家族利益的半径，也无法驾驭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巨大社会能量，结果在改革中走向灭亡。
2开港后，幕府的近代化的先期探索，为明治维新全面推行近代化改革开篇布局。幕府因求富求强的失败而崩溃，却留下实施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近代化政策素材、改革践行的经验和成果，为明治维新更加全面、深入地开展近代化建设，提供了足资参照的思路和起步的基础。其中，庆应改革对明治政府的影响最直接，明治建政初期的总裁制，即为源自幕府，取代了老中的事务局总裁制。至于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对外开放等近代化基本国策，也无不与历次改革相关联。
3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之所以发生联结，关键在人才链条的持续发挥作用。推行维新的中坚力量来自幕末改革中涌现出来的藩士佼佼者，如大久保力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前三杰”以及由利公正、大村益次郎、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一大批革新人才，逐渐掌握实权，成为推动近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经过明治维新期间激烈的政争与残酷的淘汰，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后三杰”在政治斗争和权力分配中占据优势。面对发展资本主义和恢复国家主权等两大历史课题，新一代的维新掌门人与时俱进，及时调整近代化政策，渡过危机时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遂在东亚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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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孙丽]
关键词：幕末改革；明治维新；连续性；变异性
中图分类号：K3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4-0027-0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4
从日本近代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开港后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即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政策、体制及主导层，两者前后相续，构成倒幕维新运动的全过程。从日本近代化的全过程来看，开港后幕末改革的先期探索，为近代化全面展开的明治维新铺路搭桥，体现了近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与变异性。
然而，国内外的明治维新研究往往忽视开港后的幕末改革，或者将其淹没在开港后激烈政争的叙述中。甚至，对一些研究者来说，“开港后幕末改革”的概念是否能够成立，似乎都是问题。由于有关开港后幕末改革的探索不足，无益于具体把握明治维新的缘由。有鉴于此，文章简述开港后幕末改革的内容，评析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的关联，探寻两者产生关联的原因。
一、开港后的幕末改革
1853年6月，美国培理舰队“黑船来航”。翌年3月，《日美亲善条约》签订，日本开放下田、箱馆港，锁国体制已成明日黄花。外来冲击引发并加剧了一系列内部矛盾，幕藩领主竞相展开改革以自救。其中，幕府主导的安政改革（1854年-1857年）、文久改革（1861年-1864年）和庆应改革（1865年-1867年）具有影响全局的意义。概括起来看，开港后幕末改革的主要举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富国强兵，推行近代化军事改革。安政改革期间，幕府下令幕臣及其子弟等研修洋式炮术。在长崎开办海军传习所，聘请荷兰士官传授欧式航海、舰船技术。在筑地铁炮洲开设讲武所，训练使
收稿日期：2018-04-10
作者简介：宋成有（1945-），男，辽宁大连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日本史、韩国史、东北亚史研究。历史研究宋成有：从幕末改革到明治维新：连续性与变异性的互动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用洋枪洋炮的洋式战斗队列。在筑地讲武所内增设军舰教授所，培训幕臣子弟和诸藩举荐的藩士。同时，仿造洋式船舰、枪炮。幕府的石川岛、浦贺造船分别开建洋式木帆船“旭日丸”“凤凰丸”，汤岛铸炮厂造出洋式手枪。幕府还将荷兰赠送的“森宾号”改名“观光丸”，用诸仿造。海军优先、国防首位、开放性与荷兰影响明显构成安政改革的几个特点。
文久改革期间，在荷兰技师的指导下，幕府建成长崎制铁所，配备蒸汽机和工作机；建关口大炮制作所，研制近代火炮，培养技工。责成由勘定奉行、军舰奉行等组成“军制挂”，计划陆军设置步骑炮兵等3个兵种的近卫常备军，兵员13 000余人；海军在江户、大坂组建拥有船舰43艘，兵员4 900余人的警备舰队，在全國组建沿岸6个舰队，拥有各类舰船370艘、总兵员达到60 000余人[1]。适应军制改革，设立了陆军、海军总裁等新官职；发布《兵赋令》，命令幕臣领内的农民服兵役，补充兵员，无形间，突破了“兵农分离”的底线。较之安政改革，文久改革的富国强兵举措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庆应改革期间，幕府依赖法国，加紧近代军制建设。幕府与法国订立600万洋元贷款协议，其中500万洋元用于改良陆军装备，购置军舰和横须贺制铁所的追加款项，聘请法国人威尔尼为总工程师。讲武所改称陆军所，幕府设置步骑炮士官学校，聘请加诺安率领的法国军事教官团前来培训；军舰操练所改称海军所，聘请英国海军士官，培训技术与战斗人员。至1867年12月，已编成近代步兵17队，骑兵1队和炮兵4队，总兵力达到1万数千人[2]。在日法军事关系的深化过程中，幕府日益附庸化。
2殖产兴业，振兴贸易，活跃市场。安政改革期间的殖产兴业乏善可陈，为填补国防开支的巨大亏空，幕府新铸并发行劣币安政二分金，增加财政收入。文久改革期间，幕府自上而下地介入流通，下达《五品江户回送令》，控制杂谷、灯油、蜡、绸缎、生丝等五种商品的买卖，禁止商民直接与横滨外商交易；严令濑户内海诸港不得截留运往大坂的商品，调控国内外市场的流通；设置对策评议新机构“国益主法挂”，控制物价、振兴输出，救济武士，统管市场，增加税收；派出官船“千岁丸”前往上海，开启对清贸易。同时，下令庶民使用新铸的精铁钱，兑换万延金币大判，禁止收藏旧币，通过货币改铸，增加幕府收入。
庆应改革期间，进一步强化商品流通的管控，活跃国内市场：幕府发布《生丝蚕种改印令》，向从事生丝贸易的江户批发商两次征税；允许运货马车使用幕府专用的五街道，提高运输效率；为降低米价，允许各村买卖大米；撤销品川、新宿、下板桥、千住、新井等处关卡；开通自大坂至江户的蒸汽船航路，恢复江户批发商十组批发制度，活跃商品流通；允许诸藩在兵库等开港地区设置贸易会社和仓库，营业自由。与法国合资，成立日法商业海运联合公司；派德川昭武率团参加巴黎博览会，拓展国际贸易；准予美国商人修筑江户至横滨区间的铁路，后因政权易手而搁浅。
3坚持对外开放。自1854年签订《日美亲善条约》以来，幕府以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缔约为鉴，采用对话、避战、缔约、开港的柔性对外方针，不与欧美列强迎面相撞，接连签订《下田条约》《修好通商条约》等多个不平等条约。文久年间，幕府为减缓来自朝廷和尊王攘夷派的两面压力，力图通过皇妹和宫与将军德川家茂的政治联姻，实现幕府与朝廷的公武合体。鉴于孝明天皇力主攘夷，幕府作出姿态，派出赴欧使节团要求推迟兵库、新潟开港和江户、大坂开市；或者奉天皇之命，下令“全国大攘夷”，作足尊皇的表面文章。实际上，长崎、横滨、箱馆依约开港，幕府认可自由贸易原则，听任英法驻军横滨，未与欧美舰船枪炮相向。庆应改革期间，德川庆喜对法国驻日公使罗修的建议言听计从，劝说朝廷缔约开港。1868年元旦，兵库、新潟开港、大坂和江户开市。幕府聘用欧洲的军事、科技、实业顾问或教官，即请进来、“用客卿”的政策，对明治维新不无启迪。
4振兴洋学，培养人才。安政改革期间，创办洋学所，后改称蕃书调所，招募百余名旗本子弟研修兰学。此后，又增设英语、法语、德语和数理化等新科目。阿部正弘破格提拔川路圣谟、井上清直、岩濑忠震等一批外交人才和胜海舟、大久保忠宽、高岛秋帆等国防人才，激活用人机制。文久改革期间，增设洋学机构，派出留学生。在长崎设立西式医院“养生所”，在横滨创办英学所和汉学所修文馆；蕃书调所新设物产学科，改称为洋书调所，招生授业。任命本多正讷、林学斋为新设的学问所奉行，制订包括创办小学校在内的学制改革计划。洋书调所后再改称开成所，办学宗旨强调“调查各国之强弱虚实、水陆军之状况和器械之利钝”，研究“为海内万民有益之技艺”[3]。日本学者任教师，从幕臣子弟中招收学生，十取其一，录取严格。幕府推行“走出去”的人才培养方针，向荷兰派出榎本武扬、津田真道、西周等首批留学生，学习海军、法律、医学等。庆应改革期间，扩大留学对象国，向俄国、英国派遣首批留学生。
5协调与朝廷、诸藩大名的关系。1615年，幕府頒发《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严防天皇干政。二百余年间，天皇凭借幕府将军赠与的数万石年贡米收入过活，借助“现人神”的神格和君臣名分论，向幕藩领主授予官位，发布年号等，充当幕府的统治工具。1853年培理舰队“黑船”来航后，幕府征询应对之策，天皇朝廷顺势介入外交，重返政坛。朝廷太政官发通告，要求武力攘夷，“速令诸国寺院各存时势，本寺之外除古来名器及报时之钟，其他悉可铸换大炮，为皇国拥护之器。”[4]朝廷首次越过幕府，直接向沿海诸藩发号施令。在幕末藩政改革中自强的诸藩大名，竞相对幕府的质询表态，打破幕府对外交的垄断。
文久改革期间，尊王攘夷运动如火如荼，京都朝廷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与此同时，和宫下嫁所象征的公武合体运动期间，幕府将军匍匐于皇权之下，天皇朝廷的政治取向影响全局，朝幕力量对比出现逆转。1860年9月，幕府解除“安政大狱”禁令，受处罚的一桥派大名重返政坛。随着幕府允许诸藩建造用诸贸易的大船或购置外国船，幕府延长参觐交代至一度三年，大名妻子儿女回藩，无须充当人质，对大名的控制力大为削弱。雄藩大名与幕府、朝廷鼎足而立，影响政局的发展。
庆应改革期间，幕府礼敬朝廷，恭顺天皇。1867年10月，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受制于武力倒幕派与公议政体派互动的压力，上表奉还大政。12月9日，公卿、大名和藩士在皇宫小御所举行会议，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明治政府成立。1868年2月，雄藩联军以官军名义发起东征。4月，江户开城投降，德川幕府灭亡，改革终结。
二、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的
关联：连续性与变异性1明治维新近代化基本国策受到幕末改革的启迪或直接沿用，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众所周知，明治建政的最高国策目标为“与万国对峙”，其始作俑者为末代将军德川庆喜。1867年10月，在《大政奉还上奏文》中，首次提出“保护皇国，必可与万国并立”的国家目标[5]78。随即，在明治政府的成立文告《王政复古大号令》出现“挽回国威”[5]79，在1868年《宣扬国威宸翰》中出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5]83，在1869年萨长土肥四藩主的《版籍奉还上奏文》中出现“与海外各国并立”[5]86，在1871年7月的《废藩置县诏书》中出现“与各国对峙”等类似的表述[5]90。1874年，大久保的《殖产兴业建议书》，强调“与诸强国并驾齐驱”[6]19。从幕末到明治初年，“与万国并立”或“与万国对峙”的国策目标之所以被一再重申，导因于民族矛盾的客观存在与基本国策的取向。
幕末改革的富国强兵为核心政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因此，明治政府已无须作过多的政策强调。“富国强兵”一语在政府文件或官僚建议书中亦有出现，如同1870年12月，参议广泽真臣建议废藩置县，“建立真正划一的体制，奠定富国强兵的基础”[7]。但总的看来，出现的概率远远低于“与万国对峙”的国策目标。同样的富国强兵政策，与幕府德川家族利益首位，实施控制市场流通、制造洋式武器、操练新式军队等自救性的富国强兵不同，明治政府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国家为本位，振兴贸易、地税改革，开办银行、设立股份公司株式会社，加快资本的原始积累等，上述举措已非幕府堪与比拟。但异中有同，明治政府的国营军火厂因接管幕府的制炮、枪械、弹药、舰船工厂而初具规模；遵照幕府军事改革的模式，明治政府同样主张陆军学法国，海军学英国，打造一支欧式近代化的军事力量。
明治政府承袭幕府自上而下的殖产兴业模式、威权体制掌控近代化的进程。1870年，新设工部省，主管修筑铁路、灯塔，兴办官营模仿工厂，引进欧美技术设备和技师。1874年，访问欧美归来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提出《殖产兴业建议书》，首次完整地阐释了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方针，即“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为此，要求政府官员“制订办法”，指导人民的创业，充当保护者与诱导者。同时，以英国为榜样，开发港湾、矿产，“使之臻于盛大，以此为最大之急务”[6]16，“巩固国家之根抵”[6]18。自上而下、政府主导殖产兴业的模式，与幕府别无二致。
文明开化政策的关键在于对外开放，引进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开港后，尽管备受天皇朝廷和尊攘派的压力，但幕府坚持对外开放，高度重视师洋长技、振兴洋学，开办小学校的学制改革，派遣赴欧留学生，聘用外国技师、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等，开始走向文明的近代化先期探索。在此基础上，维新政府继续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一扫历来矫情之陋习”；《五条誓文》强调“破旧来之陋习”以及“广求知识于世界”[5]82。1868年12月，参议木户孝允在《建议书》中强调“以文明开化为国家富强之途径”[8]。明治政府的《国是纲目》号召“掌握世界万国学问”，“勿失如欧洲各国文明开化之千载良机”[9]。显然，在政策层次上，明治政府远超幕府，但在坚持对外开放，引进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等根本点上，两者的政策具有连续性。
2明治维新在改革总纲、外交姿态和政府体制等方面，又不同于幕末改革，体现了历史的变异性。首先，在治国理政总纲方面差异明显。安政、文久、庆应改革等三次幕末改革接连进行，但幕府缺乏改革的总体指导方针。明治维新则不然， 1868年3月14日，明治政府发布维新总方针《五条誓文》。概括起来看，誓文前三条的“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等，强调举国一致，建立“一君万民”体制的内政总方针；后两条强调“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等，明确加入《国际法》体系， 学习欧美等对外总方针[5]82。此一总纲，贯穿于明治维新的全过程，
其次，两者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不同。与幕府从未提出修改条约要求成鲜明对比，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即在1868年1月10日，通告各缔约国公使“从前条约用大君名称，自今而后，当换以天皇称”，明治政府承认幕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非其真实目的，承认的着眼点在于与幕府争夺正统。终于，五天后，即1月15日，天皇下达命令，表态说：“迄今在幕府缔结条约内有弊害之处，在公议其利害得失之后，应予修改。”[10]12月，外交官副知事东久世通禧向驻日外国公使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显示与幕府不同的外交姿态。
第三，明治政府统一政令，瓦解幕藩体制，形成统一的近代国家。通过戊辰战争，明治政府军打垮幕府和佐幕诸藩并没收其领地，分设直属中央政府的府或县，迈出取消幕藩体制的第一步。1869年1月，萨长土肥四雄藩带头版籍奉还，藩主成为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官，迈出第二步。1971年7月，明治天皇颁布诏书，废藩置县，实现政令归一。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为自上而下推行近代化政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第四，在社会改革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不可同日而语。至幕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令士农工商等级身份制面目全非。文久改革的《兵赋令》要求幕臣领内的农民服兵役，但再未向前走一步。明治维新的社会改革则不然。通过“四民平等”名义下的改革，废止士农工商等级身份制，奠定了组建近代军队和教育体制的基础。在近代社会重新编组的过程中，关键举措在于取消武士阶級“苗字带刀”“切舍御免”等社会特权，将其改造和转化为近代阶级， 1869年-1871年的版籍奉还、废藩置县，设置华族、士族，从身份归属上否定了家臣武士对藩主的封建主从关系，武士一律转化为“皇国子民”，纳入“一君万民”的新体制。1871年-1873年接连展开的地税改革，否定幕藩领主等级土地所有制，武士阶级丧失了赖以寄生的经济基础。经1873年-1876年的秩禄处理，武士的家禄变成一次性领取的金禄公债，士族转化为小业主、工人或警察，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化。
三、倒幕维新运动的历史逻辑
概言之，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的连续性和变异性，体现了倒幕与维新两大运动的历史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倒幕运动衍生于幕末改革。持续的改革，产生了幕府始料未及的效果：一方面，改革成为幕府颠覆力量逐步积累的过程。其一，反对派把握住改革的机遇。他们先以尊攘派的姿态出现，依托朝廷，在与幕府展开博弈中崛起；再经过挫折和分化，演变为武力倒幕派，通过藩政改革增强力量，自立自强并实现了联合，最终成为推翻幕府统治的决定性力量。其二，农民和市民的群起反抗。改革期间的货币改铸、增加税收和管控市场，导致产业凋敝、米价飞涨、通货膨胀而生活艰难，骚乱或反抗应声而起，特别是幕府统治心脏地带——关东地区的农民暴动和市民骚动，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其三，双重二元政治结构瓦解。在改革过程中，幕府注重调整与朝廷、诸藩的关系，导致天皇朝廷摆脱政治边缘化，步入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与幕府抗衡并进而掌控全局的威权力量；雄藩大名的政治发言权增强，游移于朝廷与幕府之间，成为决定局势走向的新角色。这样，江户开府以来，建立在强本弱末基础上的幕府集权、诸藩分治二元政治结构，与天皇至尊、将军至强的另一双重二元政治结构发生了逆转，天皇制的政权更替机能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德川家族利益首位、囿于独裁传统等幕府自身存在的痼疾，将幕府统治推向反面。三次改革过程中，改革主持者的格局、眼光日益收窄，从安政改革时期的阿部正弘允许诸藩举荐的藩士参加幕府开办的近代军事机构的培训，到德川庆喜、松平庆永主持文久、庆应改革期间，将军队近代化的受益者仅限于幕臣及其子弟，以威慑或剿除反对派为目标，军制改革成为支撑幕府寡头统治的手段，支持者离心离德，反对者日益增多。在外来势力对国家主权造成损害，民族矛盾尖锐化的背景下，维护德川氏家族利益的半径支配了改革举措的取舍，自毁幕府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最终被历史淘汰。可见，脱离了幕末改革，难以说清楚倒幕运动的由来及其归宿。
概括起来看，倒幕运动与维新运动的历史逻辑主要包括：
1国际背景的外在历史逻辑。自16世纪初麦哲伦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连接欧非美亚四大洲的航线开通，多个三角贸易网展现了世界市场的初期形态。18世纪中期以后，源自英国的政治、产业和科技等三大革命浪潮席卷西欧，浸润北美。欧美国家的综合国力、军事力量、科技水平开始全面增强，远超东亚国家 。欧美国家在获取茶叶、生丝与工业纺织品乃至鸦片贸易丰厚利润的过程中，展开对东亚新一轮的冲击。以1840年-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标志，欧美列强通过与中国和日本、琉球、朝鲜等东亚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将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关注东亚局势最新动向的马克思，在1858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11]
英国对华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刺激。1841年-1843年，首席老中水野忠邦推行以巩固国防为中心的天保改革。虽遭失败，但开启了自强应对外衅的改革基本思路。1853年培理舰队的“黑船”来航，成为翌年阿部正弘启动安政改革的直接契机。自1854年缔结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到1858年一口气与美荷俄英法等五个国家签订修好通商的“安政五国条约”，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率制度等不平等条款，损害日本的主权独立。至1866年，《江户改税协定》规定欧美进口商品一律值百抽五，日本进一步沦为欧美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黄金被欧美大量套购，引发国内各种矛盾，面临跌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民族危机。若任由庆应改革期间亲法幕僚擅自作为，日本沦为法国附庸国的前景不啻洞若观火。
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始终伴随着幕末改革的过程，但幕府只管避战缔约而无意修改条约。明治政府施政不久，就将修改不平等条约提上日程。自1868年12月向欧美驻日公使表态修改条约以来，泽宣嘉、副岛种臣、寺岛宗则、井上馨、大隈重信、陆奥宗光等历任外相颇费尽心思，提出多个改约方案。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即1894年7月，修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方废除领事裁判权，关税适度增加。再至1911年另订新约，日本完全收回海关主权，实现了幕末以来“与万国并立”的国家目标。回顾明治维新，此一国家目标并非偶然地一再得到重申，表明外压之下民族意识的超越性，构成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国际背景中外在的历史逻辑。
2近代化进程的内在历史逻辑。西力东渐之下，东亚国家要图存救亡，就必须实现近代化。概括起来看，日本近代化始于开港后的幕末改革（1854年-1867年），大规模展开于明治年间（1868年-1912年），升级于大正年间（1912年-1926年），异化并崩溃于昭和初期（1926年-1945年）。在日本近代化的全过程中，幕末改革为开篇布局的先期探索，明治维新则是全面展开。幕末和明治时期近代化指导方针的演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期探索与全面展开等两个阶段的互动关系。
在幕末以来的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重振民族精神与以欧美为师的矛盾。围绕着此组矛盾，不同时期的日本人采用了不同的理念。在幕末近代化探索时期，表述为儒学伦理的“东洋道德”与欧美技术的“西洋艺术”并行不悖，两者相辅相成，减缓上述矛盾。1854年，受门徒吉田松阴偷渡美国事件的牵连，松代藩改革派人士佐久间象山在接受软禁处分期间，著《省諐录》。其中，谈到“君子有五乐”，即第一乐“一门知理义，骨肉无衅隙”；第二乐“取予不苟，廉洁自养”；第三乐“讲明圣学，心识大道”；第四乐“生乎西人启理窟之后，而知古圣贤所未尝识之理”；第五乐“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顾，因以泽民物，报国恩”。[12]可见，其前三乐源自儒学的传统道德，后两乐则与研修兰学、洋学有关，展示了其思想的多姿多彩。尤其是第五乐的“东道西艺论”，其眼光与格局不可谓不大。
明治維新期间，政府提出激活传统皇权的“王政复古”与推进改革的“御一新”等双重任务，内以天皇“亲自经营四方”“君臣相亲”，外以“与万国对立”“宣布国威于四方”[5]83。与此相适应，明治政府在幕末“东道西艺”的基础上，推行“和魂洋才”的近代化方针。从表面上看，“和魂洋才”与中国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或朝鲜开化派的“东道西器”相类似，但在实际上，明治政府的近代化方针更加聚焦于日本精神与欧美要素的互联互动，对近代化的认知程度，远超幕末改革。众所周知，“和魂”即“大和魂”，最早见于紫式部《源氏物语·少女》篇出现“以才为本方能用于大和魂之世”[13]。与“大和魂”一词相对应的是“汉才”，强调掌握中国学问与坚持日本精神同等重要。江户中后期，国学者宣扬与“大和魂”同义的“大倭心”。开港后，吉田松阴等尊攘志士也讴歌“大和魂”，激励并鼓舞斗志。至明治时期，政府提出的近代化方针“和魂洋才”中的“和魂”，则主要指国家神道的伦理精神，也包含某些经过选择的儒学伦理碎片。
至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明治维新结束。日本近代化走过了苦练内功的前期发展阶段，决定性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鲜明的日本特色。归纳起来看，这些特色主要包括：天皇率先垂范，“一君万民”的威权体制掌握了引进欧美文物制度的全过程：活用传统，国家神道伦理发挥了超常的精神作用；安内竞外，“脱亚入欧”的路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等。以上进展为幕末改革难以望其项背，但若无幕末改革的未雨绸缪，明治维新能否不失时机地展开，日本能否搭乘上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末班车，恐怕都是问题。追根溯源，倒幕运动与维新运动构成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3主导层的历史联系。一般认为，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等是为维新“前三杰”。追根溯源，他们起步于安政年间的藩政改革，崭露头角于文久年间的政治博弈，并在庆应年间制定联合武力倒幕计谋，进兵京都、大阪，策划了勒令幕府将军辞官钠地的小御所会议，又参与东征，进军江户，武力推翻了幕府统治。离开幕末改革和主导倒幕运动，就谈不上建立王政复古的功勋，也无法奠定维新期间“前三杰”的威望与地位。
明治建政之后，“前三杰”逐渐掌握实权，大久保出任内务卿，在制定殖产兴业指导方针、引进欧美大工业和大农业技术、镇压不平士族暴动等方面，广有建树；木户孝允则在定稿《五条誓文》、促成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以及制定宪法等方面作出贡献；西乡隆盛促成江户开城投降，着力组建近代军队、任陆军大将兼近卫军都督，为地税改革、推行学制和征兵制等改革保驾护航。“前三杰”之所以在明治前十年作出上述贡献，是因为在倒幕运动期间形成众望所归政治基础，因而能在明治初期大展宏图，谱写人生的华彩乐章。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维新“后三杰”的成才历程之中。作为长州藩的下级武士，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在文久年间投身尊王攘夷运动，在庆应年间参加马关起义、长州大割据和武力倒幕运动，地位一路升迁。松方正义则追随大久保力通，活跃在财政领域。1877年木户孝允病故、西乡隆盛叛乱败亡，1878年大久保力通遇刺，“前三杰”一时俱逝。“后三杰”接过日本近代化和武力崛起的接力棒，继续维新进程。伊藤博文制定宪法、吞并韩国，山县有朋组建“皇军”、指挥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松方正义整理纸币、创建央行日本银行，为建立大日本帝国殚思极虑。总之，在倒幕运动中崛起，在维新运动中建功立业，成为前后三杰的共同特点，道出了人脉和机缘上倒幕维新之间的历史逻辑。
结论
1由于幕末三次改革幕府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不尽相同，改革的重点同中有异。富国强兵和重振幕府权威，是其不变的主题。与此同时，也显现了差异。安政年间海岸筑垒、造舰铸炮、建设海军等军事改革，是用诸于外，增强国防、抵御外压。文久改革期间，主张公武合体的幕府与尊攘派的对立不断加剧，注重陆军建设的庞大的军事改革计划与威慑反对派产生了联系。庆应改革是幕府情急之下的最后一次自救行动。建立强大的步骑炮嫡系部队，用武力剿灭以长州藩为头牌的倒幕派，成为幕府军事改革的中心课题。由于幕府始终不能超脱维护德川氏家族利益的半径，也无法驾驭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巨大社会能量，结果在改革中走向灭亡。
2开港后，幕府的近代化的先期探索，为明治维新全面推行近代化改革开篇布局。幕府因求富求强的失败而崩溃，却留下实施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近代化政策素材、改革践行的经验和成果，为明治维新更加全面、深入地开展近代化建设，提供了足资参照的思路和起步的基础。其中，庆应改革对明治政府的影响最直接，明治建政初期的总裁制，即为源自幕府，取代了老中的事务局总裁制。至于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对外开放等近代化基本国策，也无不与历次改革相关联。
3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之所以发生联结，关键在人才链条的持续发挥作用。推行维新的中坚力量来自幕末改革中涌现出来的藩士佼佼者，如大久保力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前三杰”以及由利公正、大村益次郎、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一大批革新人才，逐渐掌握实权，成为推动近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经过明治维新期间激烈的政争与残酷的淘汰，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后三杰”在政治斗争和权力分配中占据优势。面对发展资本主义和恢复国家主权等两大历史课题，新一代的维新掌门人与时俱进，及时调整近代化政策，渡过危机时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遂在东亚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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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紫式部.源氏物語·少女[M]. 東京：升龙堂，1975：447.
[責任编辑孙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