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案探析

    戴洪波

    【摘 要】朱德、毛泽东各自的经历不同，他们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难免意见分歧。为了解决朱、毛争论，1929年6月22日，由陈毅主持，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召开，陈毅以第三方观点客观评判朱、毛争论，大会最终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关键词】陈毅；红四军；第三方观点

    朱毛争论是红四军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事件，朱毛争论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为了解决朱毛争论问题，陈毅起草了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案，决议案以第三方观点评判朱、毛争论，为代表大会所通过。本文通过对红四军党的七大的背景和决议的研究，探讨当时陈毅的思想观点，并从一个侧面揭示当时红四军党内的思想状况。

    一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毛泽东是党内农民运动专家，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秋收起义失败后，在三湾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三湾改编后，党支部建在连队上，军队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的一切大事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毛泽东当时还不太懂军事，自称“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①可以说，他当时是以知识分子身份通过党组织来统领军队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恰恰由于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思想上也就不受旧军队条条框框的束缚和影响，能够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旧军队做彻底的改革。为了生存、发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秋收起义队伍进军井冈山，开展了工农武装割据，全方位加强党、政、军制度建设，加强对党内和军队的思想教育，做到“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

    朱德早年曾在云南讲武堂学习，在加入中共之前已经是著名的军事将领。曾到欧洲留学，又在苏联学习军事。南昌起义时担任第九军副军长，南昌起义失败后，他率领起义军余部继续坚持斗争，先后在天心圩、大庾、崇义县上堡进行整顿，整编部队，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加强党的领导。同时还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研究新的战略、战术。朱德作为职业军人，有着丰富的军事阅历，“他虽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见解，但更是一个行动家和一个军事组织家”。②他在军队中有着很高的威望，长期以来，他一直是以军事长官的身份统帅军队，这与毛泽东的领导方式不一样，这便造成朱、毛之间在领导方式上所谓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之不同。

    井冈山会师前，朱、毛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两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总结着各自的实践经验。毛泽东曾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但由于不同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经历造就了各自独特的观点和视角，从而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会师后，面对红四军遇到的问题，朱、毛之间便产生了意见分歧，两人“责任心都很重，爱多管事”，①“两个人都勇敢倔强”。②朱、毛之争实际上是两人不同思想观点发生冲突的具体表现。此外红四军内部人员成分复杂，思想不一，习惯作风不同等也是引起朱、毛争论的重要原因。

    刘安恭到红四军后，前委任命他为军委书记，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后被派到苏联学习军事，此人见多识广，其部分主张与朱德比较接近，对毛泽东的理论见解不以为然。他很想用在国外学到的理论来训练红四军，认为“红四军的规章制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要统统废除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我们要完全彻底地学习模仿，用他们的一长制建设中国红军”。③刘安恭上任后提出一些新举措，甚至在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从而引发了红四军内部激烈的争论。

    朱、毛争论从永定县湖雷前委会议开始，经上杭县白砂、连城县新泉，一直争论到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争论激烈，毛泽东甚至提出“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④争论的内容最初是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归纳为14个方面，并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是争论的主要问题。当时“大家讨论激烈，甚至连朱、毛去留的问题都提出来了”。⑤争论也由最初在朱、毛之间，扩展到各支队、纵队的干部和党员之间。毛泽东说：“白砂会议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⑥萧克回忆说：“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⑦

    朱、毛之间意见分歧将会对红军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从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以来，……在红四军党内以及主要领导者之间，即有一些不同意见，并且在行动上也常有所表现。”⑧1929年6月，“军委在小池开会部署三打龙岩的作战计划，通知谭震林同志参加，而党代表毛泽东没有接到通知。当时谭震林建议毛泽东也去参加会议，毛泽东同志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⑨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同时也反映出领导人之间的严重隔阂。由于争论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由上边领导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⑩显然，红四军内部对这种长时间无结果的争论，开始产生了一些思想情绪。此时，蒋介石又调集大军准备向红军发动进攻，因此，有必要结束这场内部争论以便团结对敌，前委决定由陈毅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以解决党内的争论问题。

    二

    陈毅当时是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在红四军中有比较高的威望，为人直爽，胸怀坦荡，深受大家信任。他是红四军中的主要领导人，与朱、毛长期共事，对朱、毛之间的争论有比较深的了解。1929年6月22日，在陈毅的主持下，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召开。陈毅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希望以此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四军内部争论。最后会议通过了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党内争论问题”；第二部分是“分兵问题”，这一部分只写一句“由新前委讨论”。红四军党的七大的目标就是要解决党内争论这一最主要问题。

    陈毅根据客观事实和党的有关精神采取了客观评判的方式，解决朱、毛争论，维护党内团结。在决议中陈毅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的工作，对朱、毛争论的重要问题经过客观分析作出结论。陈毅的观点实际上是朱、毛观点之外的第三方观点，在陈毅看来，这次朱毛之争“‘不仅是朱毛闹意见，不仅是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实由于过去党的斗争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精神（原文如此，意为僵持——引者注）着，历久不得解决，加上组织上有缺陷，及党内批评精神缺乏，造成这次争论总爆发，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思想的斗争结果”。决议最后还提出了“反对不正确的理论与思想”的口号。

    陈毅对双方的观点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使各方意见能够逐渐接近”，①他起草的决议并不是对朱、毛观点的简单折中，相反，他在解决朱、毛争论问题上带有强烈的批评精神。大会的口号是“大家努力来争论”，既然是努力争论就不可能只搞调和。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已经明确表示对争论的问题“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陈毅长期与毛共事，深知毛坚持原则的个性。因此陈毅在分析朱、毛争论原因时就认为“过去党缺乏批评精神”，由于“党内批评精神缺乏，造成这次争论总爆发”，在决议最后又提出了“增加批评精神”的口号。②带着批评精神解决朱、毛争论，这是陈毅起草的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的一个突出特点。

    陈毅担心朱、毛争论会引起红军和党的分裂，希望能够加强团结。陈毅在决议中对不利于团结的错误行为作出了严肃批评，“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的是一言堂，谁也说的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他批判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③“《决议案》认为毛泽东的缺点主要有七条：A.英雄主义；B.固执己见，过分自信；C.虚荣性重，不接受批评；D.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E.对同志有成见；F.工作态度不好；G.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决议案》为此小结说：‘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对于朱德的缺点，《决议案》也列举了七条：A.用旧军阀的手段，相信私人；B.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C.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D.工作不科学，无条件（理），无计划，马马虎虎；E.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F.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G.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决议案》同样也给朱德一个小结：‘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纪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又惯用手段拉拢部下。小团体观念极深”。④红四军党的七大还批评刘安恭、林彪不调查清楚事实即轻率发言，认为“这种轻率的工作是不对的”等等。⑤决议鉴于“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因某种观点与意见不同造成党内严重争论，给党以不好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⑥对此，决议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在七大上甚至还提出“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去”的口号。由此可见，当时党内对朱、毛的批评是极为严厉的，并无任何协调二人思想主张的意图。

    7月9日陈毅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朱、毛离开红四军去中央，请中央派人来四军主持，现在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⑦8月陈毅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谈到红四军内部问题上，他说：“中央能派一人去担任他俩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如不能同时派两人去，则先派一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暂时留下工作”。⑧陈毅在7、8月间先后两次向中央提出将朱、毛两人调离红四军，这成为陈毅彻底解决朱、毛争论问题的既简单又实际的方法，在他看来，朱、毛调离红四军，红四军内部争论自然也就会解决。

    三

    朱、毛争论历时已久，红四军党的七大只开了一天，就通过了陈毅起草的决议案，决议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争论问题，然而，“党内争论问题，自七次大会后，即告结束，虽有少数同志仍留点成见，但正确的指示，大家很诚恳地接受，消除一切成见去对付敌人”，⑨因此决议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七大是在红四军党内长时间争论、党内团结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党内争论问题，甚至还提出“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去”的口号，这一口号，显示出当时急于解决党内争论的思想情绪。陈毅在会议上采取批评精神以第三方的观点客观评判朱、毛之争，符合广大代表希望停止争论实现党内团结的愿望，这是决议得以通过的重要因素。

    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是依据客观事实作出的，这是决议为广大代表接受并通过的重要基础。决议指出党内之所以出现争论，“一是由于四军党员的经济背景复杂，思想认识不一致；二是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引起了意见纠纷；三是组织上不完备，兼职较多，责任心都很重，爱多管事；四是新的理论批评旧的习惯反响；五是过去党缺乏批评精神”。①毛泽东后来在红四军党的九大上说：“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②这一观点与陈毅分析的“经济背景复杂，思想认识不一致”实质相同。决议对引起争论原因的分析符合当时红四军的客观情况，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了客观地评判。当时毛泽东的主要支持者江华也认为“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③客观地看待与评判朱、毛争论是陈毅在七大上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为大多数代表所接受，决议也因此得以通过。但陈毅也存在就事论事的倾向，造成这种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也是红四军的一员。朱、毛争论的是谁对谁错的问题，陈毅则主要想解决如何停止朱、毛争论，这也是红四军党的七大召开的目的。因此，陈毅在解决朱、毛争论问题上，既没有站在朱德一方，也没有站在毛泽东一方，因为无论站在哪一方只能加剧争论，而无法停止争论。当时陈毅的思想认识也很难能超越朱、毛两位领导人，在朱、毛争论问题上最终只能由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加以解决，事实上朱、毛争论最终还是在中央“九月来信”后才得以彻底解决。可以说七大决议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七大会议的目标对会议的结果有着重大的影响。

    七大会议上尽管大家争论激烈，但都出于关心党和军队建设的目的，这是决议为广大代表接受并通过的根本所在。朱德答林彪的信中说：“知道你对党很忠诚，很爱党，很注意去研究党的问题，我很赞成你这种积极去讨论弄个明白的态度”。④朱德还号召“为了党的问题，请大家站在党的立场去讨论”。⑤在解决争论问题的过程中，代表们按照党的有关精神进行，比如在处理“党应不应管理一切”的问题上，因为“争论没有结果，就找中央文件”，⑥在没有找到依据的情况下，为了慎重起见，经过分析认为“‘党管一切与党的组织原则并不矛盾，因此决议就肯定这个口号，但又认为这个口号在文字方面太简单，不明显，可以引起不正确的解释，今后不要多引用，一切按中央文件的精神办”。⑦可见，会议将涉及到党的一切事项置于首要位置。

    红四军主要是由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余部组成，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广大党员形成了共同的理想目标。大家出死入生是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尽管各自所持的斗争策略和军队建设的理念不同，但都是为了党和军队能够更好地发展。七大会议的争论都是在“一切为了党和红军的发展”的框架体系解决，在决议提出的13条口号中第一条就是“拥护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⑧会后，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毛泽东认为红四军党内这次争论，虽然有不同的意见，然而，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争论的，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的。

    当时党内民主气氛极为浓厚，人人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七大决议就是在这种民主氛围中得以通过。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说，“各级党部更能无顾忌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⑨并认为“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⑩“ 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朱德称“此次的辩论不但对党没有损失，并且使党有长足的进步”，陈毅则说当时“不管你是哪一个，也可以给你框几个缺点”。萧克也说“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可以自由讨论”。从争论的全过程来看，民主气氛始终存在，大家既允许批评，也允许答辩，畅所欲言，充分调动党员同志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强了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使多数人的意见达成一致。

    （作者系宿州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