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进入19世纪，世界已被分割殆尽，地处东亚的中国、朝鲜和日本成为西方殖民者觊觎的最后一块蛋糕。然而，与朝鲜和中国的境遇不同，日本不但率先摆脱殖民危机，维护了民族独立，而且成为近代东亚唯一的“进步非常快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而又变成“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的“新兴帝国主义强国”（列宁语）。究其原因，便是此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作为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向为国际学界关注，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是在若干相关问题的评价和判断上分歧依旧，亟待找到新的突破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学者对明治维新的研究基础薄弱，但在20世纪“文革”前的十年间仍出现了第一次研究热潮，周一良、吴廷璆等一代学人关于明治维新性质等专题论文的发表，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研究再现高潮，万峰、尹文成、马家俊、汪淼、汤重南等学者发表的相关专著，标志着中国学界的明治维新研究进入综合研究阶段，而由吴廷璆、汪向荣、吕万和、朱守仁、张声振等学者撰写的数十篇专题论文的井喷式付梓，促进了明治维新性质、阶级关系、经济制度变迁、思想观念演变等专题研究的深化，展示了新时期老中青专业研究者的空前阵容。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90年代后的近30年，明治维新研究陷于沉寂，除了有关著述涉及到相关问题外，专题论文等研究成果寥寥。适值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这组“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专栏论文的刊载可谓恰逢其时。可以说，这组论文所探讨的以下问题，从研究视角到理论分析的观点，体现了中国明治维新研究的最新进展。
一是探讨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的关系。以往的研究中，中外学界的主流偏重于考察和评价明治政府的改革措施，而对于幕府末期的“改革”，即便实证上并不回避，评价时却往往偏低。《从幕末改革到明治维新：连续性与变异性的互动》一文，有助于修正这一偏颇。论文认为：开港后的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幕府推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政策及其实践，为明治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提供了足资参鉴的思路和基础，改革中涌现的部分革新人才，也是明治日本近代化建设的设计者和推行者。幕末改革为明治日本提供的政策、体制及人脉机缘，贯穿于倒幕维新运动的全过程，体现了“连续性”；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一批革新人才掌权后与时俱进，调整近代化政策，废旧立新，则体现了“变异性”，由此才使日本度过危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明治维新所见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一文，是从国家意识的视角探讨幕末日本与明治日本的连续性的。论文指出：“尊王攘夷”意识在日本有着久远、坚固的基础，日本学界讲座派视攘夷的武士为封建保守的看法过于武断，这种看法对西乡隆盛之流迷恋武士道“义理”者可能有效，但对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来说，有些说不通。讲座派分析“尊王攘夷”的方法，若非出于阐论观点的理论需要，便是对历史的连续性作了硬性切割。转型期的日本，國家意识与尊王意识之间并无一条清晰的界线，其思想内核是神授的大和国家不可能被蛮夷的“胫足”所欺侮。明治维新完成了“一君万民”国家的初建，强烈的国家意识在明治维新后的百余年间一直发挥着作用力。
二是探讨明治时期的外交体制和机制。《明治维新与日本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一文指出：日本的近代化不是明治维新一蹴而就，而是源自幕末的开放和改革，幕末近代外交意识的形成，外交机构的初建，外交经验的积累，以及外交人才的培养，为明治政府展开近代外交奠定了基础。日本的近代外交体制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压力下形成的，浓厚的殖民主义、侵略主义因素渗透其中。近代外交体制建立未稳，明治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利用刚刚学来的近代外交体系，吞琉球，侵台湾，掠朝鲜，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不归路。《明治政府一元外交制度的确立过程刍议》一文认为：明治时代的日本外交终结了德川幕府末期外交主体资格分散所导致的政策摇摆及政出多门所带来的对国家主权的伤害，完成了外交体系双轨制向完全的条约体系转型的使命，为日本与世界体系接轨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一外交体制自始就埋下了隐患，明治政府受皇权思想、军国主义思想掣肘，萨长藩阀长期控制的军部势力对政府的外交政策多有抵牾，甚至不时操控文官政府，令日本外交政策左右摇摆。日本浪人以其固有的反体制，批判权威的姿态，在缺乏系统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国士风格及所谓的“侠义心”在东亚大陆进行了广泛持久的政治外交活动，从而加剧了日本外交决策权与外交职能的分裂。
三是探讨明治维新形成的政治制度。与明治维新研究所不可回避的宪政、国体、皇权问题相联系，《革命的冻结与激活：明治维新中的一君万民构造》一文，触及了以往研究备受关注但结论依然不甚清晰的难点问题。论文指出：将一君万民直接归入封建专制行列，可能是一种惯性误会，它有着向近代开放的可能，内含独特的权力大众化及权力限制的理路。明治维新实现了权力革命之后，一君万民的政治构造意在将革命冻结，实施过程中立宪、政党、多数决原则等陆续登场，展现了一君与万民通过代议制的连接。然而，代议制自身有其不足，难以汲取真正的、实质的民意并达于天皇。当天皇权威被用来补足代议制和实现理想时，其行为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并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地。为消除军队的政治化倾向，维新政府在渐施军政分离的同时，避免军队与民众之力相结合，逐渐形成统帅权独立并直属天皇，但是当军政二者难以平衡、需天皇裁决时，本有冻结革命之意的统帅权独立反而造成了革命被激活。也就是说，明治维新中的一君万民制度建构，虽曾冻结了革命，同时也内含了激活革命的种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学者对明治维新的研究基础薄弱，但在20世纪“文革”前的十年间仍出现了第一次研究热潮，周一良、吴廷璆等一代学人关于明治维新性质等专题论文的发表，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研究再现高潮，万峰、尹文成、马家俊、汪淼、汤重南等学者发表的相关专著，标志着中国学界的明治维新研究进入综合研究阶段，而由吴廷璆、汪向荣、吕万和、朱守仁、张声振等学者撰写的数十篇专题论文的井喷式付梓，促进了明治维新性质、阶级关系、经济制度变迁、思想观念演变等专题研究的深化，展示了新时期老中青专业研究者的空前阵容。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90年代后的近30年，明治维新研究陷于沉寂，除了有关著述涉及到相关问题外，专题论文等研究成果寥寥。适值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这组“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专栏论文的刊载可谓恰逢其时。可以说，这组论文所探讨的以下问题，从研究视角到理论分析的观点，体现了中国明治维新研究的最新进展。
一是探讨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的关系。以往的研究中，中外学界的主流偏重于考察和评价明治政府的改革措施，而对于幕府末期的“改革”，即便实证上并不回避，评价时却往往偏低。《从幕末改革到明治维新：连续性与变异性的互动》一文，有助于修正这一偏颇。论文认为：开港后的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幕府推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政策及其实践，为明治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提供了足资参鉴的思路和基础，改革中涌现的部分革新人才，也是明治日本近代化建设的设计者和推行者。幕末改革为明治日本提供的政策、体制及人脉机缘，贯穿于倒幕维新运动的全过程，体现了“连续性”；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一批革新人才掌权后与时俱进，调整近代化政策，废旧立新，则体现了“变异性”，由此才使日本度过危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明治维新所见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一文，是从国家意识的视角探讨幕末日本与明治日本的连续性的。论文指出：“尊王攘夷”意识在日本有着久远、坚固的基础，日本学界讲座派视攘夷的武士为封建保守的看法过于武断，这种看法对西乡隆盛之流迷恋武士道“义理”者可能有效，但对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来说，有些说不通。讲座派分析“尊王攘夷”的方法，若非出于阐论观点的理论需要，便是对历史的连续性作了硬性切割。转型期的日本，國家意识与尊王意识之间并无一条清晰的界线，其思想内核是神授的大和国家不可能被蛮夷的“胫足”所欺侮。明治维新完成了“一君万民”国家的初建，强烈的国家意识在明治维新后的百余年间一直发挥着作用力。
二是探讨明治时期的外交体制和机制。《明治维新与日本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一文指出：日本的近代化不是明治维新一蹴而就，而是源自幕末的开放和改革，幕末近代外交意识的形成，外交机构的初建，外交经验的积累，以及外交人才的培养，为明治政府展开近代外交奠定了基础。日本的近代外交体制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压力下形成的，浓厚的殖民主义、侵略主义因素渗透其中。近代外交体制建立未稳，明治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利用刚刚学来的近代外交体系，吞琉球，侵台湾，掠朝鲜，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不归路。《明治政府一元外交制度的确立过程刍议》一文认为：明治时代的日本外交终结了德川幕府末期外交主体资格分散所导致的政策摇摆及政出多门所带来的对国家主权的伤害，完成了外交体系双轨制向完全的条约体系转型的使命，为日本与世界体系接轨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一外交体制自始就埋下了隐患，明治政府受皇权思想、军国主义思想掣肘，萨长藩阀长期控制的军部势力对政府的外交政策多有抵牾，甚至不时操控文官政府，令日本外交政策左右摇摆。日本浪人以其固有的反体制，批判权威的姿态，在缺乏系统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国士风格及所谓的“侠义心”在东亚大陆进行了广泛持久的政治外交活动，从而加剧了日本外交决策权与外交职能的分裂。
三是探讨明治维新形成的政治制度。与明治维新研究所不可回避的宪政、国体、皇权问题相联系，《革命的冻结与激活：明治维新中的一君万民构造》一文，触及了以往研究备受关注但结论依然不甚清晰的难点问题。论文指出：将一君万民直接归入封建专制行列，可能是一种惯性误会，它有着向近代开放的可能，内含独特的权力大众化及权力限制的理路。明治维新实现了权力革命之后，一君万民的政治构造意在将革命冻结，实施过程中立宪、政党、多数决原则等陆续登场，展现了一君与万民通过代议制的连接。然而，代议制自身有其不足，难以汲取真正的、实质的民意并达于天皇。当天皇权威被用来补足代议制和实现理想时，其行为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并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地。为消除军队的政治化倾向，维新政府在渐施军政分离的同时，避免军队与民众之力相结合，逐渐形成统帅权独立并直属天皇，但是当军政二者难以平衡、需天皇裁决时，本有冻结革命之意的统帅权独立反而造成了革命被激活。也就是说，明治维新中的一君万民制度建构，虽曾冻结了革命，同时也内含了激活革命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