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评价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
陈金龙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正确发展方向与错误发展趋势交织,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也遭遇了严重挫折和失误。最近一段时期,社会上、学术界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因新中国前30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等曲折和失误,就罔顾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成就,盲目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应当看到,现实由历史发展而来,没有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奠基,就没有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繁荣进步;新中国前30年的曲折,是探索中的曲折、发展中的曲折。《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二卷)的出版,为科学评价新中国前30年提供了历史依据与事实支撑,也是理性评价新中国前30年的成功之作。
新中国前30年奠定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政治基础。这一时期,实现了国家统一,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完成了从失效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变;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政治基础。从广东的情况来看,1949年11月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至1950年6月,广东全境解放,全省共建立99个县(市)、557个区、2411个乡、4403个行政村、16699个自然村,形成了从省到市县、直到基层的一整套政权机构,这是当代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权基础和政权保障。同时,广东全境解放后,各县市纷纷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8月1日至14日,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广州召开,从此确立了广东最根本的政治制度。1954年,广东省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省内初步实现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新中国初期广东建立的政权、确立的制度延续至今,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地位。
新中国前30年奠定了当代中国发展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度,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大国经济的基本框架。从广东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广东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快速增长,国营经济领导地位明显增强,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经过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广东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广东改革开放就是在这一经济基础上起步的。新中国前30年奠定了当代中国发展的经济基础,也奠定了当代广东发展的经济基础。
新中国前30年奠定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思想基础。这一时期,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独立自主、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原则,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矛盾及其处理方法,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南。这些原则、方针,在广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得到了体现和反映,鼓励华侨投资办企业、国民经济的调整、右派分子摘帽、广东文化事业的发展,都蕴含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智慧。
新中国前30年拓展了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为当代中国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从广东的实际来看,正是由于新中国前30年拓展了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才有可能对中国开放、对广东开放;没有新中国前30年外交上的努力,就难有对外开放演绎的精彩乐章。
毋庸讳言,新中国前30年的曲折和失误,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仅延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些曲折和失误,同样发生在广东。反右派斗争、反地方主义、农业“大跃进”、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工业“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广东的普遍建立、“文化大革命”在广东的开展,折射了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的曲折和失误,共和国历史上发生的灾难,广东也未能幸免。应当明确的是,新中国前30年曲折和失误的发生,是国际与国内、主观与客观、认识误区与实践偏差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不能过分归罪于个人;相对于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成就而言,发展曲折和失误是支流而不是主流,不能只见支流不见主流,更不能以支流否定主流;新中国前30年的曲折和失误,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正是经历曲折、有了教训之后,才意识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才着手制定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经历曲折、有了教训之后,才知道走什么路、如何走,从而超越历史发展的曲折,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
广东是新中国历史的缩影,从《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二卷)呈现的历史脉络,可见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的成就与曲折,这从一个方面凸显了本书的学术价值。《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二卷),是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集体智慧的结晶,其编写几乎与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步。全书历史时期划分准确,历史线索清晰,史料搜罗广泛,立论审慎客观,能将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置于全国背景下来书写,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的特色,又从一个侧面勾勒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面相。《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二卷)是广东地方党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广东地方党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