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助理论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内容摘要：本文从勒弗菲尔的赞助理论入手重新审视中国文学“走出去”当下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该困境的破解之道。笔者结合佛经翻译史和中国文学外译优秀案例，提出破解中国文学外译困境需协调赞助的三个基础成分即意识形态、经济与社会地位，其中译者需挑选有助于国家形象树立的小说外译，并以目标语读者为导向保证译文的流畅性与可读性;国家需要为小说外译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利用财政支持中国文学译介;在国家支持下的出版社可借助恰当的营销手段，培养一系列译者品牌。

    关键词：勒弗菲尔 赞助理论 中国文学外译

    赞助理论由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在《翻译、重写及文学名声之操纵》提出，他认为赞助含有三个基础成分即意识形态、经济与社会地位，并将翻译赞助分为“可分型”（differentiated）和“不可分型”（undifferentiated），“可分型”是指三个基础成分由不同的赞助人给予，“不可分型”是指三个基础成分由同一赞助人给予，赞助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协会、机构、政府、出版商、宗教教派等群体组织（Munday，2016： 195）。赞助行为对译者产生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譯技巧等方面。笔者想就三个基础成分分别谈谈勒弗菲尔的赞助理论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与意义。

    1.意识形态

    勒弗菲尔认为意识形态限制了翻译题材主题的选取和表现主题的形式，意识形态操控人们的行为习惯和信仰，并甚至比较含糊地包括宗教、哲学等（同上），在某一时候，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会起主导作用。中国翻译活动的第一次高潮为佛经翻译，而由私译转为官译正是因为统治者发现佛教义符合当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皇帝的态度决定翻译选材。比如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武帝选择舍弃道教，皈依佛教，鼓励甚至主动参与佛经翻译。而北魏拓跋焘因其改信道教、听信大臣奸佞之言、回收佛教寺院占取的土地发起了灭佛运动，佛经翻译成为泡影（谢路军，2013：214-215）。由两位皇帝对待佛教截然相反的态度可见，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命运可以有决定性影响。

    追溯历史，放眼现在，当今中国文学能否走出国门与意识形态紧连，启示可体现为两方面，其一，我们应选择什么样的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其二，国家应构建怎样的主流意识形态助推中国文学译介。

    就译介作品内容而言，大量中国文学均可供我们译介。莫言凭借《蛙》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中国文坛为之振奋，这足以表明中国文学是能被世界所接受的。因为，占据主流的典籍翻译已不能满足世界需求（辛红娟，2014：57），选择充满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进行译介更能帮助中国树立好国际形象。例如《红高粱家族》所传达出的民族血性和百折不挠的民族形象足以让其成为当代小说走向国际的成功典范。

    国家已经逐渐意识到帮助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有助于建立中国的文化自信。纵观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典籍外译相关课题越来越多（张梓辰、张政，2018：20），这体现中国政府正极力促成适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舆论环境。从意识形态入手，国家刺激社会力量主动觉醒，投身于中国文学国际化的进程。对于译者来说，意识形态赞助是远远不够的，经济赞助同样推动着翻译实践的进行。

    2.经济

    勒弗菲尔指出经济赞助行为涉及到译者的报酬（Munday， 2016：195）。笔者认为，译本的装帧设计、营销手段也属于该范畴，报酬是支撑译者的生活基石，而营销会影响译本销量。比如林纾的翻译工作得到了时任商务印书馆老总张元济的极大支持，除了高于平均市场水平的报酬，所有林纾译作被汇编成《林译丛书》，林译品牌得以树立。可以说，林纾的成功离不开张元济的经济资助及其营销手段。《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可谓是中国文学销量最高的作品之一，让葛浩文登上了翻译事业的高峰，这本Red Sorghum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封面图画取自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封底是莫言的照片以及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评语。基于《红高粱》成功影视作品的装帧设计配合恰当的营销时机及名家评论便是极佳的包装手段，因此体系化的营销手段是可以提高译本销量。

    这启示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不仅要有经济基石，而且营销要确保精准。而作为经济赞助的主导力量，国内外出版社的出版模式和营销策略会极大的影响译作销量，但这并非意味着模仿以往做法，虽然此前有《熊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两次大规模的译介活动，大量财力、物力、人力被投入，但是收效甚微（谢天振，2014）。笔者认为问题是这些投入没有自成体系，营销手段并没有因地制宜，例如影视化呈现与作品推介没有同步，模仿前人出版系列作品虽可取，但是国内出版社本身在国外影响力就有限，加之翻译作品在美国并不受欢迎（葛浩文，2014：226），加大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难度。其实，我们可以将这些工作交给更熟悉当地市场的国外出版社，或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推介，以此更顺应市场需求，帮助树立译者品牌，进而实现中国文学经翻译后的营销效果加成。除了经济赞助和意识形态赞助，翻译及译本的社会地位对于译者的影响同样也需考量。

    3.社会地位

    勒弗菲尔认为社会地位赞助体现为多种形式，资助人或者出版社提供经济报酬，而译者也不得不听从于他们的旨意，并按要求办事。同时，勒弗菲尔在谈及主流诗学时，认为专业人士会利用社会地位对译者施压，使其行文风格靠近某种处于主流文学派别或诗学形态（Munday，2016： 193-195）。例如佛经初入中国，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要想顺利进入士大夫阶层，必须以他们熟悉的方式才能传播出去，支谦提倡格义的做法，所谓格义即将佛法以道教概念形式呈现，但佛教与道教并不相通，长此以往造成佛道不分的情况，但这也是无奈之举，另外，前文提及的林纾，其译作语言隽永、细节盎然、寄世感叹、流畅平易，符合当下主流的桐城派语言特点。

    透过上述例子，我们不难发现译者语言总会不自觉地靠近主流诗学，启示译者需要以目标语读者喜爱的语言风格翻译中国文学。上文提及的成功案例中译者既知晓中国文化，又熟练掌握母语，比如《红楼梦》霍克斯译本较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要有要高的欢迎程度，主要原因便是译作语言风格。牛江、李颖玉（2018）认为《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的语言特点完全符合美式英语，在译文流畅程度和原作意旨再现程度上都达到较高水平。在中国文学的国际认可程度还未很高的情况下，保障译文的可读性和流畅性显得尤为关键。

    4.结语

    综上所述，勒弗菲尔的贊助理论既关注外部环境，又注意内部因素，这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有着重要启示，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需挑选有助于国家形象树立的小说外译，国家应为小说外译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在经济方面，国家借助财政手段支持小说译介，促使出版社运用恰当的营销手段，进而培养一系列译者品牌，以提高销量。在社会地位方面，作为中国小说外译的中介，译者应保证目标语读者能流畅阅读译文。赞助理论让笔者关注到破解中国文学“走出去”困境即需译者的努力，也应充分利用外部环境中的各个因素，使得这些因素自成体系、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1]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6.

    [2]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

    [3]葛浩文.葛浩文随笔[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

    [4]牛江，李颖玉.基于语料库的葛浩文翻译风格研究[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34-138.

    [5]谢路军.中国佛教脉络[M].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

    [6]辛红娟，张越，陆宣鸣.从葛浩文英译看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以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为蓝本[J].当代外语研究，2014（2）： 53-57.

    [7]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中国比较文学，2014（1）：2.

    [8]张梓辰，张政.翻译研究的热点与展望：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分析（2013—2017）[J].上海翻译，2018（1）： 17-21+95.

    本文系宁波大学2019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地理空间的翻译转换与重构——以葛浩文英译《红高粱家族》为例”（项目编号：G19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孙今怡，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