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
陈伟
摘 要：原敬以“时势论”和“实力论”的政治理念为基础，通过访美考察，形成对美认识，这种认识对于原敬的日美关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以其对美认识为前提，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中要特别重视日美关系。针对日俄战争后日美关系之恶化，原敬强调要缓和日美关系，尤其是“满洲”政策要认真考虑美国因素之重要影响。一战期间，原敬以其政治理念，进一步阐释日美关系，强调日美间要避免战争，认为日本要解决中国问题，日英同盟或其他同盟均无助益，必须要取得美国谅解，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进而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并期望通过与美国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启两国合作之开端。原敬并非是无条件实现日美协调，而是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即日本在华传统权益，尤其是所谓“满洲”权益的基础上，以美国承认日本之特殊地位为前提。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关键词：原敬；政治理念；对美认识；日美协调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3-0073-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8
近代日本著名的政党政治家原敬于1918年9月组阁，第一次实现了由众议院中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组阁，这标志着近代日本第一届真正意义上政党内阁的诞生，并由此开启了明治宪法体制下政党内阁的惯例。原敬内阁成立伊始，即以日美协调取代日英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核心，并由此对一战以来大隈、寺内两届内阁的外交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认识日美协调政策可以从国际政治方面来进行考察。一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和平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以公开外交为特征的“新外交”，反对列强秘密缔结协约或协定的“旧外交” ①。不过，在阅读相关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原敬日美协调政策与他在一战期间提出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也有着密切关系。据笔者所知，国内学界在关于原敬日美协调外交相关研究中虽对此有所涉及[1]，但未展开论述。鉴于此，文章在回顾原敬早年政治理念的基础上，通过日俄战后日美关系之演变、原敬对美认识及日美关系认识等诸方面的考察，对一战期间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做一探讨和分析。
一
1879年，原敬投身新闻界，在报知新闻社担任评论记者之时，正值国内自由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原敬目睹其发展潮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其中“时势论”尤为值得关注。“时势论”始于原敬在1880年发表的《政体变更论》一文。在该文中，首先，原敬提出政体之变更“无常理也无常势。是以需要循时乘势，或未必需要变更，或必须进行变更。总之，是否变更政体唯在于时势之如何。”[2]14接着，原敬指出自由民权运动所体现的是依据舆论和公论，“国民正热望立宪政体之时势”[2]15。再次，原敬批评当时藩阀政府对于要求颁布宪法、开设议会的自由民权派的敌对态度，认为“原本国会请愿之徒是为时势所推动。即其徒之见识能够成为时势。夫已为时势。何问其贤不肖，何论其进退举止，孟轲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2]1617即原敬积极支持运动并非因其是当做之事，而是基于其必然产生的认识，认为促成自由民权运动的出现是由于时势的作用。最后，原敬强调不察“时势”之危害：“盖在未可变更之时势之际进行变革，则崩坏四出以至于天下复不可收拾；又若在可以变革之时势之际不进行变更，则上下乖离终至于不可维持之境地。此二者皆不可为矣。”[2]17在1881年发表的题为《知大势为官民当务之急》一文中，原敬又进一步详加阐释“时势论”，他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势者也，而治国之国莫急于察势也。今夫不知势者往往违背大势之所趋，是故祸害不旋踵而至。而能察势者，无论何人皆可乘大势之所趋，是故其所欲者不期然可以得之。……治国者安能不察其势之所趋，而事先予以处理也。”[2]3940由此，原敬认为“时势论”是治理国家者不可不关注和予以重视的普遍政治理念，并运用于其后对外关系的认识中。
“实力论”，源于原敬早期的政治实践。1882年，他因偶然的机缘结识长州元勋井上馨，并受其赏识，开始踏上仕途，进入外务省。1884年，担任驻清天津领事。1885年，被任命为巴黎公使馆副书记，1889年归国。海外的五年任职经历，对于原敬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认识方面大有裨益。自1890年起，原敬相继出任身为農商相和外相的陆奥宗光的秘书。1895年5月，原敬升任外务次官。原敬在外务省任职期间，历经条约修改和三国干涉，对于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他深刻认识到日本作为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弱国地位。1897年，随着陆奥宗光的去世，原敬离开官界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翌年，担任社长。1897年至1900年期间，原敬在《大阪每日新闻》上陆续发表社论，基于弱国认识提出“实力论”。他认为，虽然在国际关系中“各国处于对等之位置，此为国家当然具备之权利”[2]501，但“无论如何国家强弱之间必定存在差异”[2]685。而基于强国之幻想，无视日本弱国之实际，提出强硬外交之言论，在对外关系的实际上则危险之极[2]646。由此，原敬指出，日本外交应该关注欧洲列强之动向，慎重采取外交手段，为了国家利益起见，也可以与敌人采取合作之手段[2]615。总之，原敬非常重视国际政治中的实力要素，明确提出崇拜实力的“实力论”。
基于“时势论”和“实力论”，原敬认为，在当时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之下，日本作为后起之资本主义国家，在羽翼尚未丰满之际，惟有与欧洲列强在达成协议、保持协调的前提下实施“对清政略”，才能实现日本在清朝权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对清政策和与欧洲列强保持协调密切相关，即“对清政略即对欧政略”[2]350。总之，“时势论”和“实力论”作为原敬政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原敬政治观和外交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
美国自1899年发表第一次关于中国门户开放宣言，即开始逐步推行在中国扩张其势力范围的政策，主要采取经济和教育手段，增强其对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大幅接受中国留学生，通过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增加中国留美学生数量和培养留学生的亲美意识。与此同时，许多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创办学校和医院等教育机构和公共设施。在传教的同时，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支持中国的改革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1905年日俄战争之前，美国为抵制俄国在中国东北之扩张，与英国一同支持日本发动对俄战争。并在日俄之间进行斡旋，使得日俄缔结和约。1905年7月，日美签订《桂太郎-塔夫脱备忘录》，美国承认日本控制韩国，日本承认美国控制菲律宾。但战后，日本取代俄国，垄断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并“开始向东北地区大量输出资本。……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2年即1906年，日本的对华输出额达到11 777.9万日元，与日俄战争前即1903年的6 499.4万日元相比，增长了81.2%。”[3]27围绕所谓“满洲门户开放”问题，日美之间关系开始紧张。1905年末至1906年初，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意欲与日本共同经营南满铁路，起初得到时任日本首相桂太郎的同意，并签署《桂太郎-哈里曼备忘录》，但遭到刚从朴茨茅斯回国的外相小村寿太郎的强烈反对，遂通知美方宣布备忘录无效。此一事件成为日美关系恶化的转折点。与此同时，美国爆发排斥日本移民的运动。1906年3月，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关于限制日本移民的决议案。同年10月，旧金山市教育局颁布禁止日本学童与白人一起就读的命令。1907年2月，美国联邦议会两院批准新移民法案后，取消这一命令。为改善日美关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派遣陆军部长塔夫脱于1907年9月赴日，相继与日本天皇以及日本政府高层首脑会谈，谋求改善双方在移民问题上的矛盾。经过沟通，相互对对方的立场均有所谅解。随后，美国驻日大使欧伯连与日本外相林董就日本移民问题进行多次谈判，终于在1908年2月达成“日美君子协定”，以日方主动限制对美移民而使得移民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接着，3月，美国舰队在环球航行时特意停靠日本，日本也表示热烈欢迎，以营造缓和舆论。为缓和双方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矛盾，1908年11月，日本驻美大使高平与美国国务卿罗脱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实现有关太平洋方面问题的换文，即《高平-罗脱协定》。协定提出，两国须保持彼此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自由和稳定，必须在中国维护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同时，还应该保护列强在中国之共同利益。很明显，美国反对日本独霸中国之企图，重申一向主张之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坚持列强在华机会均等之原则。
原敬对于美国及日美关系的认识，始于其1908年8月至1909年2月为期6个月的漫游欧美之旅。他在1908年7月卸任内相后，赴欧美海外旅行。自1908年9月5日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西雅图至10月8日离美赴法，在为期一个月的美国之旅中，原敬广泛接触当地人群，包括日本驻美国大使高平小五郎、日本著名银行驻当地分行行长、当地日本移民领袖及侨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美联社创始人斯通、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有美国“钢铁大王”之称的卡耐基、安那康达铜公司总经理、通用电气公司社长等；参观内容也繁杂多样，但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美国产业发展，二是与美国民主政治相关的诸领域。
原敬非常关注美国的产业发展，这与其作为企业经营者的身份有密切关系。他曾于1901年经财界元老井上馨推荐，担任北浜银行董事长，直至1903年1月辞去董事长职务，但仍担任董事至1905年7月底。自1904年起，原敬接受与陆奥宗光关系密切的古河矿业公司的邀请，参与公司经营活动。1905年至1906年担任古河矿业公司副社长。他希望通过考察美国产业，对日本产业发展能有所借鉴。原敬在美国参观合众国铜矿公司、安那康达铜公司，并亲自赴伊格尔比特矿山考察[4]320。在工厂方面，原敬主要关注火车车辆的生产制造。城市建设和铁路设施也是原敬考察的一个重点。据原敬所述，“芝加哥在美国是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城市，人口约二百万，市区分为地上和地铁三段交通设施，非常热闹，目下十六层高楼为最高层。”[4]321此处所谓“三段交通设施”是指地铁、地上道路和高架桥道路。银行和交易所也为原敬所关注，其考察金门银行、日美银行等多家银行，并在纽约集中考察华尔街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所、铜交易所、交易所经纪店和“自助存款”[4]324。
原敬作为政党政治家，对美国的民主政治相关诸领域也非常关注。如原敬重视教育和新闻出版事业。这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原敬在进入政府之前做过多年新闻记者。之后，1897年至1900年，又先后担任大阪每日新闻社总编辑、社长。1903年与岩下清周联合出资购买大阪新报，并于1903年至1906年亲自担任大阪新报社社长。在芝加哥，原敬访问了芝加哥大学。在波士顿，原敬参观医科大学、哈佛大学，并由大学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宴请午餐[4]325。在华盛顿，原敬与高平大使一起谒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讲述美国排外热的变迁，实为对排日运动间接之解释[4]322。原敬还参观政府所属印刷局，据说印刷经费很多，印刷品种多样，但多为议员演讲的印刷品[4]322。对此，原敬指出，“作为民主主义国家的国情，议院相关物品不受任何限制，实在令人吃惊”[4]322。在纽约，原敬与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水野一同接受“AP”通信社（美联社）创始人斯通邀请共进午餐，随后在斯通引领下参观环球新闻社及斯通的办事处[4]324。
另外，原敬也考察当地日本移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原敬在1892年担任外务省通商局长时兼任移民课长，为保护海外移民，采取保护移民规则，并于1896年颁布移民保护法。另外，美国排日移民运动也是日美关系恶化的一个诱因。因此，原敬比较关注海外移民情况和在美国发生的排日运动。在这次美国之行中，原敬亲身感受到西雅图虽处于太平洋沿岸，但该地几乎无排日热[3]317。在奥格登，由于该地摩门教势力甚大，而且摩门教徒一般对日本人均抱有好感，故此地日本移民虽人口较多，但并无排斥热[4]320。另外，原本排日运动应该比较激烈的旧金山，排斥日本人的声浪逐渐减少[4]318。减少原因，据原敬观察，是由于当地日本移民，事业多有成功。日本移民在美国从事各种事业或工作，除种植马铃薯、栽培葡萄及生产葡萄酒、创办报纸外，还从事大学教师、牧场工人、铁路工人和自谋生计等多种职业。另外，据原敬所述，驻旧金山总领事小池“专门致力于与外国人交往，渐有人气恢复之兆，近来由我商业会议所邀请六十余位美国绅商赴日本”[4]318。对于排斥日本人的缘起，原敬认为，“其中可能有德国等美国以外移民教唆的因素在内”[4]318。
通过一个多月的美国漫游，原敬指出，“迄今为止，虽尚无亲眼观察美国的机会，但今日观察，确实是活跃之国，目下经济界虽不景气，受其影响甚多，但全国活动之形势明显可以看出，将来该国在世界之地位非常值得关注”[4]325。而且通过其后英法旅行，进一步加深了原敬的这种认识。
1908年10月15日至31日，原敬在巴黎停留两周，由于他曾在该地工作三年多，较为熟悉。但这次在法国，原敬深感法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这种“显著变化者酷似美国，……美国人非常喜欢巴黎，每年有几万人来这里散发钱财。虽然，法国人认为美国人风俗极端，并蔑视之，但安知其不是为了满足美国卑劣、迎合散发钱财者之欢心并投其嗜好，这样不知不觉地也会为其风俗所同化。……美国不仅政事经济，而且连风俗也拥有如此之潜在势力，真是令人惊讶之事。”[4]32711月1日至22日，原敬在英国游览。与美国相比，原敬感到“伦敦与去年考察当时相比并无显著差异，……与法国相比，美国人来英国较少，往返美英间的轮船为方便旅客起见多停靠法国，从风俗这一点上来看，与法国相比，英国固有风俗尚可得以维系”[4]329。在原敬看来，与作为“新世界”、正在崛起的美国相比，英国的“寂寥”之感甚为强烈，尤其是法国风俗变化甚为剧烈，而这种变化深受美国影响。以英法为代表的歐洲开始呈现衰落征象。
总之，通过对美国社会各方面的考察，原敬亲身感受到美国产业的先进，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也深有感触，目睹美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强调美国“全国甚为活跃，将来可畏者当系此国”[4]342。 同时，原敬通过欧美考察，深感 “民众力量之发展实令人惊讶”[4]342，民主政治的潮流势不可挡，而美国作为世界民主政治象征的地位尤为值得关注，指出“此等之事情在未来吾人料理国政之时亦应为大加思考之事” [4]342。由此，原敬预言随着美国实力的不断增强，未来美国必将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占有核心地位，“世界的美国化”是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指出今后日本对外关系要重点关注美国之动向，并开始认识到日美关系的重要性。
三
1909年，塔夫脱继任美国总统，与国务卿诺克斯推行“金元外交”。在东亚政策上，针对日本，提出改善在中国及中国东北地区的投资环境，试图使得美国资本进入中国东北地区。11月，诺克斯向日、俄、中、德、法、英等国提出“满洲铁路中立化”和由美英共同出资修建锦州至瑷珲铁路。日俄联合表示反对，英国态度冷淡。法国态度消极，只有德国表示赞成。因受到日俄抵制，诺克斯方案未能实现。日美矛盾更加尖锐。1910年11月，美国组成有美、英、法、德四国参加的“国际银行团”向中国东北提供贷款，来收买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意图通过银行团向东北输出资本，这样不仅同日本，而且也同俄国产生对立。日俄两国也加入银行团，最终促使银行团作出“不损害日本特殊利益”的保证。这样，美国计划受挫。日美关系进一步趋于紧张，甚至传言日美有可能开战。针对上述“满洲”地区日美的紧张关系，时为桂内阁与党的政友会领袖原敬极为担忧，他向时任内阁首相的桂太郎建议，关于“满洲”政策要充分考虑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否则对国家极为不利[5]10。1913年3月，威尔逊担任总统之后，采取与欧洲列强和日本不同的对华政策。执政伊始，即宣布退出由英、美、法、俄、德、日组成的六国对华借款团。5月，在列强中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威尔逊受到国内进步主义改革浪潮影响，将爆发辛亥革命的中国视为“姊妹共和国”，把对中国的支持看做美国的使命[6]6566。中美互为“姊妹共和国”的意识在当时的中国深入人心，与威尔逊采取对华友好的外交政策相比，日本对华强硬外交日益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感，反日运动日益激化。
日本自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即将日英同盟确立为日本外交的核心，并称之为“帝国外交之骨髓”。当时，英国为抵制俄国在远东之扩张，日本为依靠英国对俄开战，1902年1月，双方签订针对俄国的军事攻守同盟《日英协约》（第一次日英同盟条约）。在1905年日俄战争临近结束时，英国担心俄国转而侵略中亚与印度，日本为了取得英国对其自由处置韩国权利之保证，双方进行延长协约的谈判，于8月签订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鉴于日美矛盾趋于深刻，日本担心英美联合，自己受到孤立，遂于1911年4月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修改日英同盟，目的是将日英同盟适用于美国。但是，此时，英国同美国开始接近，并将对美友好确立为外交政策的核心，自然不会将美国作为日英同盟的对象。1911年7月，双方签订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最显著者为第四条规定“若缔约国之一方与第三国已缔结普遍仲裁条约时，在此仲裁条约有效期间，认为本约中无任何规定，使此缔约国负有与该第三国交战之义务。”[7]332 8月，英美签署仲裁条约。很明显，日英同盟不适用于日美战争。从日美关系上说，日英同盟已经失去效力，正在变为一具“僵尸”。日俄战后，围绕“满蒙”地区的势力范围划分以及共同对抗美国起见，日俄之间实现妥协，从1907年7月至1916年7月，先后签订四次密约。日法之间于1907年6月签订协约，法国承认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日本则保证不支持越南民族革命运动。日本希望以日俄密约作为日英同盟的有力补充，在巩固日本外交上发挥屏障作用。
1914年6月，一战爆发。8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以恪守日英同盟名义，宣布参加协约国并对德宣战，其目的是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及势力范围，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对此，时任政友会总裁的原敬通过与元老及政府高层首脑多次会面，以在野立场批评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围绕占领胶州湾问题，原敬指出，“占领胶州湾如果不归还中国的话，至少必须要做好和美国爆发战争的准备”[8]52。当原敬听到日本占领马绍尔群岛的消息后，认为“由此一来与美国的关系会愈加险恶，此点实在令人担忧”[8]55，在对外关系上，强调“对于美国需要予以充分注意，至少要致力于使得他日彼国不以我为敌才是尤为重要之事” [8]163，“在此之际，绝对不能将美国置之度外”[7]56，并进而指出“将来日英同盟不足恃，一旦与美国有事，欧洲毫不足恃。因此，应采取多少付出一些代价，务使美国对我之感情有所缓和之方针” [8]51。由此，在一战爆发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认识中必须要重视美国，缓和与美国关系，避免爆发日美战争。进而，原敬依据“时势论”和“实力论”，提出对华关系与日美关系息息相关，即所谓“对华政略即对美政略”。要解決中国问题，就必须要实现日美协调，并由此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他明确指出，“中国问题的解决不应单纯从中国一方来看，社会上有日俄同盟或俄法日英同盟等各种说法，但这些仅可维持一时，并不足以依靠，如不能的话，倒是可以和美国维持同盟，但希望渺茫，不过日美两国如果保持亲密关系，中国问题自然得到解决，中国虽然也依靠英国和德国，但动辄有依赖美国的倾向”[8]4950。对于日本来说，“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当务之急，由于这次欧洲大战打破欧洲均势，连东洋也不得不受其影响，故……要解决该问题，虽和美国建立同盟属于不可能之事，但要解决中国问题，至少要采取不与美国采取冲突的政略不可” [8]51。
1916年10月，大隈内阁下台，寺内正毅内阁成立。原敬领导的政友会对于寺内内阁站在“是则赞之，非则斥之”[9]852的立场上提供援助，实际上作为寺内内阁的友党色彩非常浓厚。1917年4月，美国参战，原敬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指出“由于美国之参战，会使大战实现和平”[8]325。针对一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原敬进一步认识到美国将会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领导地位，“美国的世界化”正在成为现实，尤其是解决所谓“中国问题”更加离不开与美国的合作，“美国应会执世界之牛耳，像中国问题重要的是要关注与美国的关系予以处理”[8]287。接着，原敬通过参加外交调查会，围绕《蓝辛—石井协定》、援段政策和西伯利亚出兵问题，进一步详细阐释其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寺内正毅为了统一国家的外交国防政策，于1917年6月成立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目的是将各政党聚集在一起，以建立举国一致体制，为此寺内正毅邀请各政党首领参加，原敬和国民党党首犬养毅同意参加。外交调查会直属天皇，对有关时局的重大事件进行讨论和决策。
一战爆发后，日本出兵中国山东。接着，又向中国提出酝酿已久的“二十一条”侵略要求，引起美国的极大反感。由于当时欧洲诸国忙于欧洲战事，无暇东顾，在远东唯一可以与日本对抗的大国只有美国。日美围绕中国的争夺虽很激烈，但双方并不愿意破裂。日本“战时经济的繁荣全靠军事工业的发展，需要从美国进口钢铁和生铁，一旦来源断绝，将遭受致命打击。”[10]497而美国于1917年4月对德宣战，在远东无力与日本对抗，为保护关岛、中途岛和菲律宾的安全，需要暂时与日本就中国问题达成妥协。于是，1917年5月，美方主动要求日本政府派遣特使赴美就中国问题进行谈判。日本派遣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为特使赴美。9月，石井菊次郎与美国国务卿蓝辛在华盛顿进行谈判。石井菊次郎在谈判中提出日本在中国，特别是接壤地区，拥有特殊地位，希望用“卓越的利害关系”一语来表达这种地位，但蓝辛为了遏制日本在中国的优越地位，主张用“基于地理地位的特殊利益”一语来表达。石井菊次郎打算取消“基于地理地位”，以“特殊利益”一语来代替达成妥协，并要求政府训示。在10月3日的外交调查会上，对此进行讨论。原敬表示“尽管不充分，但在使得美国承认我之特殊地位这一点上却有很大进步，……日美间缔结这样的协定，至少会消除中外之疑虑，又会使得中国南方派有所谅解，虽不完善，但也要使其成立”[8]321。其他委员以修改字句为条件表示同意。
1917年11月2日，日美双方公布《日本和美国关于中国的换文》，内容如下：两国“政府均承认凡领土相接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故合众国承认日本国于中国有特殊之利益，而于日本所属接壤地方，尤为其然。中国之领土主权，当然完全存在。……合众国政府及日本国政府声明毫无侵害中国之独立及侵害保全领土之目的。且声明两国政府常于中国维持所谓开放门户又对商工业机会均等之主义。”[11]105史称《蓝辛—石井协定》。但日美两国对该换文之解释有所不同。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在11月6日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指出：“美国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之特殊地位，因中日两国土地接近之故，尤以彼领土毗连之部分为特甚。” [11]107显然日本将换文中的特殊利益解释为特殊地位，从所谓“满洲”扩展至整个中国，着重强调政治含义。而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11月8日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认为“日本在中国之商工企业，曾因彼两国地理关系之故，显然对于他国公民之同一企业，占有某种利便” [11]107。美国指出，这种特殊利益仅限于工商企业，与政治无关，且地理上仅限于与朝鲜接壤之“满洲”地区。不过，通过缔结该协定，两国围绕中国问题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原敬对这次缔结的《蓝辛-石井协定》予以积极评价，指出“对于美国，要致力于使其对日本抱有好感”[8]341。
1917年7月，寺内内阁确立援助以段祺瑞为核心的北京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这其中含有寺内正毅与美国抗争的意识，他认为“既然美国在对华问题上这样处理，我方也不得不考虑采取我方之立场”[8]287。原敬站在日美协调的立场，对援段政策表示反对，认为其援助北方自然意味着压制南方派，而南方派“时常以美国为靠山”[8]318。即使迫不得已援助段祺瑞，原敬也主张，应在与“美国进行充分意思沟通之后，认为迫不得已之际再由我着手，……至少有必要阻塞南方要求美国援助之途径”[8]307。为维护与寺内内阁的良好关系，加上寺内的强烈要求，原敬以向段祺瑞出售少量武器，且声明不用于讨伐南方派为条件，表示消极同意。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2月，英、法两国向日、美两国建议，为防止储存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需物资落入德军手中，建议日、美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虽有意单独出兵，但美国反对日本单独出兵。日本本野一郎外相接到英法出兵要求后，在12月27日的外交调查会上，提出意见，建议出兵西伯利亚东部。原敬对此表示反对，指出“即使派出一兵一卒也会成为他日大战之开端”[8]349，“如果德国对我发动攻势的话（恐怕此事不会立即产生），我自然会与其对抗。但此际由我单独出兵，则会贸然陷入大规模战争之危险。”[8]349其他委员表示反对，寺内首相也并未下定决心。在1918年1月15日召开的外交调查会上，本野外相提出最近为了保护侨民，派遣兩艘军舰赴符拉迪沃斯托克。原敬指出“为了避免引起美国误会，有必要向其进行解释”[8]352。在3月9日的外交调查会上，原敬严厉指责本野外相进行单独出兵的交涉是独断专行，调查会否决了本野的出兵主张。3月17日召开外交调查会，会议指出“并非自主提议出兵西伯利亚，如果列国申请一致的话，应以慎重和诚意进行审查，帝国并无任何侵略性意思，又虽然对俄国国民抱有同情，但德国势力东渐，在需要自卫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适当之措施”[8]373。原敬在表示赞成的同时，指出“即使列国请求，不需要自卫之际，也不能立即决心出兵”[8]373。总之，原敬反对未征得美国同意，单独出兵，强调“无论如何都需要和美国保持友好”[8]376。在4月12日的内阁会议上，虽大多倾向于单独出兵，但寺内首相、后藤新平内相以未取得美国同意而反对单独出兵。本野外相因出兵主张未取得内阁会议同意，于4月22日辞职，后继外相由后藤内相转任。
由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苏俄政府宣布帝俄时代所有侵略性之条约一概无效，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日俄密约。由此，日本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希望对抗美国之屏障陷于瓦解。原敬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在对外关系上，“此际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日美关系，日美间是否保持亲密关系可以说关乎我国未来之命运，而日美间动辄疏远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在西伯利亚还是在中国都猜忌我有侵略野心，故要尽力避免采取加深其猜忌的行动，这对我国也有很多利益。”[8]406由于“战后世界属于英美……，其余诸国对此附从，……而日英有幸成为同盟国，再加上美国，即如果实现日英美三国之合作，则对于国家之未来极为有利。与此相反，日美疏远隔膜的话，则国家没有比此更危险之事。故……有必要日美实现合作”[8]412。
1918年6月29日，俄国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动叛乱。这使得日本再次提出出兵论。美国也改变以往不干涉的态度，7月，向日本提议共同出兵，提议内容是：为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美、日发表共同宣言，各出兵7千人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接着，日本政府内部围绕是否将兵力限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和是否把兵力限制在美国提议的7千人展开讨论。后藤外相和陆军企图大举出兵，占领西伯利亚东部。原敬指出“向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兵可以开启未来日美合作之开端，故表示同意，其他像保护铁路沿线也无妨，但借此机会向西伯利亚大规模出兵则万万不可” [8]412413。在7月16日召开的外交调查会上，原敬提出应将“应美国提议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出于自卫立场的出兵西伯利亚两个问题分开”[8]416，“在考虑未来日美关系时应接受其提议是为上策，……总之，可以开启未来日美合作的开端”[8]416，但“没有重大理由而出兵，会不知不觉地酿成大事，对国家非常不利，希望采取慎重态度。故此番出兵，应该只限于美国提议的救援捷克军一事，将来真正有必要时，再考虑向自卫上必要的地点出兵。”[8]417伊东根据各委员提议，亲自拟定宣言案和回答案。美国对日本宣言案和回答案的答复于27日送抵外务省，美国要求删去宣言案中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以外地区出兵的内容。原敬在30日看到后藤外相带来的美国答复案时，希望政府予以同意，并说“无视美国之意志，日本会陷入孤立之境地”[8]424。在8月1日的外交调查会上，政府在对美复函中增加“预计有必要向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外地区出兵和根据形势发展进行增兵”[8]425一语。原敬指出“总之，表示大体同意对美国之复函”[8]425，如此一来“未使得政府陷入极端错误，实为国家之大幸”[8]426。8月2日，寺内内阁发表出兵宣言。原敬虽对将出兵限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感到满意，但对陆军的动向依然很警惕。结果，陆军并未遵守政府宣言规定之范围，无视美国意向，向中国东北北部和东西伯利亚大规模出兵，至10月底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日军已达70 000多人。
总之，在西伯利亚出兵问题上，原敬一直主张未取得美国同意不能单独出兵，应充分尊重美国之意见，反对出兵西伯利亚，严格限制在美国提议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范围内，以与美国共同出兵作为实现日美协调的开端。当然，原敬并非是单纯的反对出兵论者，只是反对在未经过充分考虑，在未取得列强尤其是美国同意和要求的前提下贸然出兵，而使得日本陷入危机之境地。
结 语
综上所述，原敬以“时势论”和“实力论”的政治理念为基础，通过访美考察，形成对美认识。对美认识对于原敬的日美关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以其对美认识为前提，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中要特别重视日美关系。针对日俄战后日美关系之恶化，原敬强调要缓和日美关系，尤其是“满洲”政策要认真考虑美国因素之重要影响。一战期间，原敬以其政治理念，进一步阐释日美关系，强调日美要避免战争，认为日本要解决中国问题，日英同盟或其他同盟均无助益，必须要取得美国谅解，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进而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并期望通过与美国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开启两国合作之开端。当然，原敬并非是无条件实现日美协调，而是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即日本在华传统权益，尤其是所谓“满洲”权益的基础上，以美国承认日本之特殊地位为前提。但应该看到的是，日美协调和日本在“满洲”地区特殊地位、权益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不可调和性，势必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日美协调。
总之，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也被20世纪20年代的币原外交和二战后日本政府重新确立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对外政策所继承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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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
摘 要：原敬以“时势论”和“实力论”的政治理念为基础，通过访美考察，形成对美认识，这种认识对于原敬的日美关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以其对美认识为前提，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中要特别重视日美关系。针对日俄战争后日美关系之恶化，原敬强调要缓和日美关系，尤其是“满洲”政策要认真考虑美国因素之重要影响。一战期间，原敬以其政治理念，进一步阐释日美关系，强调日美间要避免战争，认为日本要解决中国问题，日英同盟或其他同盟均无助益，必须要取得美国谅解，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进而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并期望通过与美国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启两国合作之开端。原敬并非是无条件实现日美协调，而是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即日本在华传统权益，尤其是所谓“满洲”权益的基础上，以美国承认日本之特殊地位为前提。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关键词：原敬；政治理念；对美认识；日美协调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3-0073-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8
近代日本著名的政党政治家原敬于1918年9月组阁，第一次实现了由众议院中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组阁，这标志着近代日本第一届真正意义上政党内阁的诞生，并由此开启了明治宪法体制下政党内阁的惯例。原敬内阁成立伊始，即以日美协调取代日英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核心，并由此对一战以来大隈、寺内两届内阁的外交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认识日美协调政策可以从国际政治方面来进行考察。一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和平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以公开外交为特征的“新外交”，反对列强秘密缔结协约或协定的“旧外交” ①。不过，在阅读相关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原敬日美协调政策与他在一战期间提出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也有着密切关系。据笔者所知，国内学界在关于原敬日美协调外交相关研究中虽对此有所涉及[1]，但未展开论述。鉴于此，文章在回顾原敬早年政治理念的基础上，通过日俄战后日美关系之演变、原敬对美认识及日美关系认识等诸方面的考察，对一战期间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做一探讨和分析。
一
1879年，原敬投身新闻界，在报知新闻社担任评论记者之时，正值国内自由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原敬目睹其发展潮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其中“时势论”尤为值得关注。“时势论”始于原敬在1880年发表的《政体变更论》一文。在该文中，首先，原敬提出政体之变更“无常理也无常势。是以需要循时乘势，或未必需要变更，或必须进行变更。总之，是否变更政体唯在于时势之如何。”[2]14接着，原敬指出自由民权运动所体现的是依据舆论和公论，“国民正热望立宪政体之时势”[2]15。再次，原敬批评当时藩阀政府对于要求颁布宪法、开设议会的自由民权派的敌对态度，认为“原本国会请愿之徒是为时势所推动。即其徒之见识能够成为时势。夫已为时势。何问其贤不肖，何论其进退举止，孟轲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2]1617即原敬积极支持运动并非因其是当做之事，而是基于其必然产生的认识，认为促成自由民权运动的出现是由于时势的作用。最后，原敬强调不察“时势”之危害：“盖在未可变更之时势之际进行变革，则崩坏四出以至于天下复不可收拾；又若在可以变革之时势之际不进行变更，则上下乖离终至于不可维持之境地。此二者皆不可为矣。”[2]17在1881年发表的题为《知大势为官民当务之急》一文中，原敬又进一步详加阐释“时势论”，他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势者也，而治国之国莫急于察势也。今夫不知势者往往违背大势之所趋，是故祸害不旋踵而至。而能察势者，无论何人皆可乘大势之所趋，是故其所欲者不期然可以得之。……治国者安能不察其势之所趋，而事先予以处理也。”[2]3940由此，原敬认为“时势论”是治理国家者不可不关注和予以重视的普遍政治理念，并运用于其后对外关系的认识中。
“实力论”，源于原敬早期的政治实践。1882年，他因偶然的机缘结识长州元勋井上馨，并受其赏识，开始踏上仕途，进入外务省。1884年，担任驻清天津领事。1885年，被任命为巴黎公使馆副书记，1889年归国。海外的五年任职经历，对于原敬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认识方面大有裨益。自1890年起，原敬相继出任身为農商相和外相的陆奥宗光的秘书。1895年5月，原敬升任外务次官。原敬在外务省任职期间，历经条约修改和三国干涉，对于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他深刻认识到日本作为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弱国地位。1897年，随着陆奥宗光的去世，原敬离开官界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翌年，担任社长。1897年至1900年期间，原敬在《大阪每日新闻》上陆续发表社论，基于弱国认识提出“实力论”。他认为，虽然在国际关系中“各国处于对等之位置，此为国家当然具备之权利”[2]501，但“无论如何国家强弱之间必定存在差异”[2]685。而基于强国之幻想，无视日本弱国之实际，提出强硬外交之言论，在对外关系的实际上则危险之极[2]646。由此，原敬指出，日本外交应该关注欧洲列强之动向，慎重采取外交手段，为了国家利益起见，也可以与敌人采取合作之手段[2]615。总之，原敬非常重视国际政治中的实力要素，明确提出崇拜实力的“实力论”。
基于“时势论”和“实力论”，原敬认为，在当时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之下，日本作为后起之资本主义国家，在羽翼尚未丰满之际，惟有与欧洲列强在达成协议、保持协调的前提下实施“对清政略”，才能实现日本在清朝权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对清政策和与欧洲列强保持协调密切相关，即“对清政略即对欧政略”[2]350。总之，“时势论”和“实力论”作为原敬政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原敬政治观和外交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
美国自1899年发表第一次关于中国门户开放宣言，即开始逐步推行在中国扩张其势力范围的政策，主要采取经济和教育手段，增强其对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大幅接受中国留学生，通过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增加中国留美学生数量和培养留学生的亲美意识。与此同时，许多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创办学校和医院等教育机构和公共设施。在传教的同时，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支持中国的改革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1905年日俄战争之前，美国为抵制俄国在中国东北之扩张，与英国一同支持日本发动对俄战争。并在日俄之间进行斡旋，使得日俄缔结和约。1905年7月，日美签订《桂太郎-塔夫脱备忘录》，美国承认日本控制韩国，日本承认美国控制菲律宾。但战后，日本取代俄国，垄断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并“开始向东北地区大量输出资本。……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2年即1906年，日本的对华输出额达到11 777.9万日元，与日俄战争前即1903年的6 499.4万日元相比，增长了81.2%。”[3]27围绕所谓“满洲门户开放”问题，日美之间关系开始紧张。1905年末至1906年初，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意欲与日本共同经营南满铁路，起初得到时任日本首相桂太郎的同意，并签署《桂太郎-哈里曼备忘录》，但遭到刚从朴茨茅斯回国的外相小村寿太郎的强烈反对，遂通知美方宣布备忘录无效。此一事件成为日美关系恶化的转折点。与此同时，美国爆发排斥日本移民的运动。1906年3月，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关于限制日本移民的决议案。同年10月，旧金山市教育局颁布禁止日本学童与白人一起就读的命令。1907年2月，美国联邦议会两院批准新移民法案后，取消这一命令。为改善日美关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派遣陆军部长塔夫脱于1907年9月赴日，相继与日本天皇以及日本政府高层首脑会谈，谋求改善双方在移民问题上的矛盾。经过沟通，相互对对方的立场均有所谅解。随后，美国驻日大使欧伯连与日本外相林董就日本移民问题进行多次谈判，终于在1908年2月达成“日美君子协定”，以日方主动限制对美移民而使得移民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接着，3月，美国舰队在环球航行时特意停靠日本，日本也表示热烈欢迎，以营造缓和舆论。为缓和双方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矛盾，1908年11月，日本驻美大使高平与美国国务卿罗脱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实现有关太平洋方面问题的换文，即《高平-罗脱协定》。协定提出，两国须保持彼此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自由和稳定，必须在中国维护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同时，还应该保护列强在中国之共同利益。很明显，美国反对日本独霸中国之企图，重申一向主张之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坚持列强在华机会均等之原则。
原敬对于美国及日美关系的认识，始于其1908年8月至1909年2月为期6个月的漫游欧美之旅。他在1908年7月卸任内相后，赴欧美海外旅行。自1908年9月5日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西雅图至10月8日离美赴法，在为期一个月的美国之旅中，原敬广泛接触当地人群，包括日本驻美国大使高平小五郎、日本著名银行驻当地分行行长、当地日本移民领袖及侨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美联社创始人斯通、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有美国“钢铁大王”之称的卡耐基、安那康达铜公司总经理、通用电气公司社长等；参观内容也繁杂多样，但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美国产业发展，二是与美国民主政治相关的诸领域。
原敬非常关注美国的产业发展，这与其作为企业经营者的身份有密切关系。他曾于1901年经财界元老井上馨推荐，担任北浜银行董事长，直至1903年1月辞去董事长职务，但仍担任董事至1905年7月底。自1904年起，原敬接受与陆奥宗光关系密切的古河矿业公司的邀请，参与公司经营活动。1905年至1906年担任古河矿业公司副社长。他希望通过考察美国产业，对日本产业发展能有所借鉴。原敬在美国参观合众国铜矿公司、安那康达铜公司，并亲自赴伊格尔比特矿山考察[4]320。在工厂方面，原敬主要关注火车车辆的生产制造。城市建设和铁路设施也是原敬考察的一个重点。据原敬所述，“芝加哥在美国是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城市，人口约二百万，市区分为地上和地铁三段交通设施，非常热闹，目下十六层高楼为最高层。”[4]321此处所谓“三段交通设施”是指地铁、地上道路和高架桥道路。银行和交易所也为原敬所关注，其考察金门银行、日美银行等多家银行，并在纽约集中考察华尔街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所、铜交易所、交易所经纪店和“自助存款”[4]324。
原敬作为政党政治家，对美国的民主政治相关诸领域也非常关注。如原敬重视教育和新闻出版事业。这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原敬在进入政府之前做过多年新闻记者。之后，1897年至1900年，又先后担任大阪每日新闻社总编辑、社长。1903年与岩下清周联合出资购买大阪新报，并于1903年至1906年亲自担任大阪新报社社长。在芝加哥，原敬访问了芝加哥大学。在波士顿，原敬参观医科大学、哈佛大学，并由大学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宴请午餐[4]325。在华盛顿，原敬与高平大使一起谒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讲述美国排外热的变迁，实为对排日运动间接之解释[4]322。原敬还参观政府所属印刷局，据说印刷经费很多，印刷品种多样，但多为议员演讲的印刷品[4]322。对此，原敬指出，“作为民主主义国家的国情，议院相关物品不受任何限制，实在令人吃惊”[4]322。在纽约，原敬与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水野一同接受“AP”通信社（美联社）创始人斯通邀请共进午餐，随后在斯通引领下参观环球新闻社及斯通的办事处[4]324。
另外，原敬也考察当地日本移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原敬在1892年担任外务省通商局长时兼任移民课长，为保护海外移民，采取保护移民规则，并于1896年颁布移民保护法。另外，美国排日移民运动也是日美关系恶化的一个诱因。因此，原敬比较关注海外移民情况和在美国发生的排日运动。在这次美国之行中，原敬亲身感受到西雅图虽处于太平洋沿岸，但该地几乎无排日热[3]317。在奥格登，由于该地摩门教势力甚大，而且摩门教徒一般对日本人均抱有好感，故此地日本移民虽人口较多，但并无排斥热[4]320。另外，原本排日运动应该比较激烈的旧金山，排斥日本人的声浪逐渐减少[4]318。减少原因，据原敬观察，是由于当地日本移民，事业多有成功。日本移民在美国从事各种事业或工作，除种植马铃薯、栽培葡萄及生产葡萄酒、创办报纸外，还从事大学教师、牧场工人、铁路工人和自谋生计等多种职业。另外，据原敬所述，驻旧金山总领事小池“专门致力于与外国人交往，渐有人气恢复之兆，近来由我商业会议所邀请六十余位美国绅商赴日本”[4]318。对于排斥日本人的缘起，原敬认为，“其中可能有德国等美国以外移民教唆的因素在内”[4]318。
通过一个多月的美国漫游，原敬指出，“迄今为止，虽尚无亲眼观察美国的机会，但今日观察，确实是活跃之国，目下经济界虽不景气，受其影响甚多，但全国活动之形势明显可以看出，将来该国在世界之地位非常值得关注”[4]325。而且通过其后英法旅行，进一步加深了原敬的这种认识。
1908年10月15日至31日，原敬在巴黎停留两周，由于他曾在该地工作三年多，较为熟悉。但这次在法国，原敬深感法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这种“显著变化者酷似美国，……美国人非常喜欢巴黎，每年有几万人来这里散发钱财。虽然，法国人认为美国人风俗极端，并蔑视之，但安知其不是为了满足美国卑劣、迎合散发钱财者之欢心并投其嗜好，这样不知不觉地也会为其风俗所同化。……美国不仅政事经济，而且连风俗也拥有如此之潜在势力，真是令人惊讶之事。”[4]32711月1日至22日，原敬在英国游览。与美国相比，原敬感到“伦敦与去年考察当时相比并无显著差异，……与法国相比，美国人来英国较少，往返美英间的轮船为方便旅客起见多停靠法国，从风俗这一点上来看，与法国相比，英国固有风俗尚可得以维系”[4]329。在原敬看来，与作为“新世界”、正在崛起的美国相比，英国的“寂寥”之感甚为强烈，尤其是法国风俗变化甚为剧烈，而这种变化深受美国影响。以英法为代表的歐洲开始呈现衰落征象。
总之，通过对美国社会各方面的考察，原敬亲身感受到美国产业的先进，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也深有感触，目睹美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强调美国“全国甚为活跃，将来可畏者当系此国”[4]342。 同时，原敬通过欧美考察，深感 “民众力量之发展实令人惊讶”[4]342，民主政治的潮流势不可挡，而美国作为世界民主政治象征的地位尤为值得关注，指出“此等之事情在未来吾人料理国政之时亦应为大加思考之事” [4]342。由此，原敬预言随着美国实力的不断增强，未来美国必将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占有核心地位，“世界的美国化”是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指出今后日本对外关系要重点关注美国之动向，并开始认识到日美关系的重要性。
三
1909年，塔夫脱继任美国总统，与国务卿诺克斯推行“金元外交”。在东亚政策上，针对日本，提出改善在中国及中国东北地区的投资环境，试图使得美国资本进入中国东北地区。11月，诺克斯向日、俄、中、德、法、英等国提出“满洲铁路中立化”和由美英共同出资修建锦州至瑷珲铁路。日俄联合表示反对，英国态度冷淡。法国态度消极，只有德国表示赞成。因受到日俄抵制，诺克斯方案未能实现。日美矛盾更加尖锐。1910年11月，美国组成有美、英、法、德四国参加的“国际银行团”向中国东北提供贷款，来收买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意图通过银行团向东北输出资本，这样不仅同日本，而且也同俄国产生对立。日俄两国也加入银行团，最终促使银行团作出“不损害日本特殊利益”的保证。这样，美国计划受挫。日美关系进一步趋于紧张，甚至传言日美有可能开战。针对上述“满洲”地区日美的紧张关系，时为桂内阁与党的政友会领袖原敬极为担忧，他向时任内阁首相的桂太郎建议，关于“满洲”政策要充分考虑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否则对国家极为不利[5]10。1913年3月，威尔逊担任总统之后，采取与欧洲列强和日本不同的对华政策。执政伊始，即宣布退出由英、美、法、俄、德、日组成的六国对华借款团。5月，在列强中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威尔逊受到国内进步主义改革浪潮影响，将爆发辛亥革命的中国视为“姊妹共和国”，把对中国的支持看做美国的使命[6]6566。中美互为“姊妹共和国”的意识在当时的中国深入人心，与威尔逊采取对华友好的外交政策相比，日本对华强硬外交日益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感，反日运动日益激化。
日本自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即将日英同盟确立为日本外交的核心，并称之为“帝国外交之骨髓”。当时，英国为抵制俄国在远东之扩张，日本为依靠英国对俄开战，1902年1月，双方签订针对俄国的军事攻守同盟《日英协约》（第一次日英同盟条约）。在1905年日俄战争临近结束时，英国担心俄国转而侵略中亚与印度，日本为了取得英国对其自由处置韩国权利之保证，双方进行延长协约的谈判，于8月签订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鉴于日美矛盾趋于深刻，日本担心英美联合，自己受到孤立，遂于1911年4月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修改日英同盟，目的是将日英同盟适用于美国。但是，此时，英国同美国开始接近，并将对美友好确立为外交政策的核心，自然不会将美国作为日英同盟的对象。1911年7月，双方签订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最显著者为第四条规定“若缔约国之一方与第三国已缔结普遍仲裁条约时，在此仲裁条约有效期间，认为本约中无任何规定，使此缔约国负有与该第三国交战之义务。”[7]332 8月，英美签署仲裁条约。很明显，日英同盟不适用于日美战争。从日美关系上说，日英同盟已经失去效力，正在变为一具“僵尸”。日俄战后，围绕“满蒙”地区的势力范围划分以及共同对抗美国起见，日俄之间实现妥协，从1907年7月至1916年7月，先后签订四次密约。日法之间于1907年6月签订协约，法国承认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日本则保证不支持越南民族革命运动。日本希望以日俄密约作为日英同盟的有力补充，在巩固日本外交上发挥屏障作用。
1914年6月，一战爆发。8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以恪守日英同盟名义，宣布参加协约国并对德宣战，其目的是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及势力范围，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对此，时任政友会总裁的原敬通过与元老及政府高层首脑多次会面，以在野立场批评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围绕占领胶州湾问题，原敬指出，“占领胶州湾如果不归还中国的话，至少必须要做好和美国爆发战争的准备”[8]52。当原敬听到日本占领马绍尔群岛的消息后，认为“由此一来与美国的关系会愈加险恶，此点实在令人担忧”[8]55，在对外关系上，强调“对于美国需要予以充分注意，至少要致力于使得他日彼国不以我为敌才是尤为重要之事” [8]163，“在此之际，绝对不能将美国置之度外”[7]56，并进而指出“将来日英同盟不足恃，一旦与美国有事，欧洲毫不足恃。因此，应采取多少付出一些代价，务使美国对我之感情有所缓和之方针” [8]51。由此，在一战爆发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认识中必须要重视美国，缓和与美国关系，避免爆发日美战争。进而，原敬依据“时势论”和“实力论”，提出对华关系与日美关系息息相关，即所谓“对华政略即对美政略”。要解決中国问题，就必须要实现日美协调，并由此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他明确指出，“中国问题的解决不应单纯从中国一方来看，社会上有日俄同盟或俄法日英同盟等各种说法，但这些仅可维持一时，并不足以依靠，如不能的话，倒是可以和美国维持同盟，但希望渺茫，不过日美两国如果保持亲密关系，中国问题自然得到解决，中国虽然也依靠英国和德国，但动辄有依赖美国的倾向”[8]4950。对于日本来说，“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当务之急，由于这次欧洲大战打破欧洲均势，连东洋也不得不受其影响，故……要解决该问题，虽和美国建立同盟属于不可能之事，但要解决中国问题，至少要采取不与美国采取冲突的政略不可” [8]51。
1916年10月，大隈内阁下台，寺内正毅内阁成立。原敬领导的政友会对于寺内内阁站在“是则赞之，非则斥之”[9]852的立场上提供援助，实际上作为寺内内阁的友党色彩非常浓厚。1917年4月，美国参战，原敬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指出“由于美国之参战，会使大战实现和平”[8]325。针对一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原敬进一步认识到美国将会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领导地位，“美国的世界化”正在成为现实，尤其是解决所谓“中国问题”更加离不开与美国的合作，“美国应会执世界之牛耳，像中国问题重要的是要关注与美国的关系予以处理”[8]287。接着，原敬通过参加外交调查会，围绕《蓝辛—石井协定》、援段政策和西伯利亚出兵问题，进一步详细阐释其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寺内正毅为了统一国家的外交国防政策，于1917年6月成立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目的是将各政党聚集在一起，以建立举国一致体制，为此寺内正毅邀请各政党首领参加，原敬和国民党党首犬养毅同意参加。外交调查会直属天皇，对有关时局的重大事件进行讨论和决策。
一战爆发后，日本出兵中国山东。接着，又向中国提出酝酿已久的“二十一条”侵略要求，引起美国的极大反感。由于当时欧洲诸国忙于欧洲战事，无暇东顾，在远东唯一可以与日本对抗的大国只有美国。日美围绕中国的争夺虽很激烈，但双方并不愿意破裂。日本“战时经济的繁荣全靠军事工业的发展，需要从美国进口钢铁和生铁，一旦来源断绝，将遭受致命打击。”[10]497而美国于1917年4月对德宣战，在远东无力与日本对抗，为保护关岛、中途岛和菲律宾的安全，需要暂时与日本就中国问题达成妥协。于是，1917年5月，美方主动要求日本政府派遣特使赴美就中国问题进行谈判。日本派遣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为特使赴美。9月，石井菊次郎与美国国务卿蓝辛在华盛顿进行谈判。石井菊次郎在谈判中提出日本在中国，特别是接壤地区，拥有特殊地位，希望用“卓越的利害关系”一语来表达这种地位，但蓝辛为了遏制日本在中国的优越地位，主张用“基于地理地位的特殊利益”一语来表达。石井菊次郎打算取消“基于地理地位”，以“特殊利益”一语来代替达成妥协，并要求政府训示。在10月3日的外交调查会上，对此进行讨论。原敬表示“尽管不充分，但在使得美国承认我之特殊地位这一点上却有很大进步，……日美间缔结这样的协定，至少会消除中外之疑虑，又会使得中国南方派有所谅解，虽不完善，但也要使其成立”[8]321。其他委员以修改字句为条件表示同意。
1917年11月2日，日美双方公布《日本和美国关于中国的换文》，内容如下：两国“政府均承认凡领土相接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故合众国承认日本国于中国有特殊之利益，而于日本所属接壤地方，尤为其然。中国之领土主权，当然完全存在。……合众国政府及日本国政府声明毫无侵害中国之独立及侵害保全领土之目的。且声明两国政府常于中国维持所谓开放门户又对商工业机会均等之主义。”[11]105史称《蓝辛—石井协定》。但日美两国对该换文之解释有所不同。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在11月6日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指出：“美国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之特殊地位，因中日两国土地接近之故，尤以彼领土毗连之部分为特甚。” [11]107显然日本将换文中的特殊利益解释为特殊地位，从所谓“满洲”扩展至整个中国，着重强调政治含义。而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11月8日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认为“日本在中国之商工企业，曾因彼两国地理关系之故，显然对于他国公民之同一企业，占有某种利便” [11]107。美国指出，这种特殊利益仅限于工商企业，与政治无关，且地理上仅限于与朝鲜接壤之“满洲”地区。不过，通过缔结该协定，两国围绕中国问题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原敬对这次缔结的《蓝辛-石井协定》予以积极评价，指出“对于美国，要致力于使其对日本抱有好感”[8]341。
1917年7月，寺内内阁确立援助以段祺瑞为核心的北京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这其中含有寺内正毅与美国抗争的意识，他认为“既然美国在对华问题上这样处理，我方也不得不考虑采取我方之立场”[8]287。原敬站在日美协调的立场，对援段政策表示反对，认为其援助北方自然意味着压制南方派，而南方派“时常以美国为靠山”[8]318。即使迫不得已援助段祺瑞，原敬也主张，应在与“美国进行充分意思沟通之后，认为迫不得已之际再由我着手，……至少有必要阻塞南方要求美国援助之途径”[8]307。为维护与寺内内阁的良好关系，加上寺内的强烈要求，原敬以向段祺瑞出售少量武器，且声明不用于讨伐南方派为条件，表示消极同意。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2月，英、法两国向日、美两国建议，为防止储存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需物资落入德军手中，建议日、美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虽有意单独出兵，但美国反对日本单独出兵。日本本野一郎外相接到英法出兵要求后，在12月27日的外交调查会上，提出意见，建议出兵西伯利亚东部。原敬对此表示反对，指出“即使派出一兵一卒也会成为他日大战之开端”[8]349，“如果德国对我发动攻势的话（恐怕此事不会立即产生），我自然会与其对抗。但此际由我单独出兵，则会贸然陷入大规模战争之危险。”[8]349其他委员表示反对，寺内首相也并未下定决心。在1918年1月15日召开的外交调查会上，本野外相提出最近为了保护侨民，派遣兩艘军舰赴符拉迪沃斯托克。原敬指出“为了避免引起美国误会，有必要向其进行解释”[8]352。在3月9日的外交调查会上，原敬严厉指责本野外相进行单独出兵的交涉是独断专行，调查会否决了本野的出兵主张。3月17日召开外交调查会，会议指出“并非自主提议出兵西伯利亚，如果列国申请一致的话，应以慎重和诚意进行审查，帝国并无任何侵略性意思，又虽然对俄国国民抱有同情，但德国势力东渐，在需要自卫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适当之措施”[8]373。原敬在表示赞成的同时，指出“即使列国请求，不需要自卫之际，也不能立即决心出兵”[8]373。总之，原敬反对未征得美国同意，单独出兵，强调“无论如何都需要和美国保持友好”[8]376。在4月12日的内阁会议上，虽大多倾向于单独出兵，但寺内首相、后藤新平内相以未取得美国同意而反对单独出兵。本野外相因出兵主张未取得内阁会议同意，于4月22日辞职，后继外相由后藤内相转任。
由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苏俄政府宣布帝俄时代所有侵略性之条约一概无效，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日俄密约。由此，日本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希望对抗美国之屏障陷于瓦解。原敬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在对外关系上，“此际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日美关系，日美间是否保持亲密关系可以说关乎我国未来之命运，而日美间动辄疏远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在西伯利亚还是在中国都猜忌我有侵略野心，故要尽力避免采取加深其猜忌的行动，这对我国也有很多利益。”[8]406由于“战后世界属于英美……，其余诸国对此附从，……而日英有幸成为同盟国，再加上美国，即如果实现日英美三国之合作，则对于国家之未来极为有利。与此相反，日美疏远隔膜的话，则国家没有比此更危险之事。故……有必要日美实现合作”[8]412。
1918年6月29日，俄国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动叛乱。这使得日本再次提出出兵论。美国也改变以往不干涉的态度，7月，向日本提议共同出兵，提议内容是：为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美、日发表共同宣言，各出兵7千人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接着，日本政府内部围绕是否将兵力限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和是否把兵力限制在美国提议的7千人展开讨论。后藤外相和陆军企图大举出兵，占领西伯利亚东部。原敬指出“向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兵可以开启未来日美合作之开端，故表示同意，其他像保护铁路沿线也无妨，但借此机会向西伯利亚大规模出兵则万万不可” [8]412413。在7月16日召开的外交调查会上，原敬提出应将“应美国提议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出于自卫立场的出兵西伯利亚两个问题分开”[8]416，“在考虑未来日美关系时应接受其提议是为上策，……总之，可以开启未来日美合作的开端”[8]416，但“没有重大理由而出兵，会不知不觉地酿成大事，对国家非常不利，希望采取慎重态度。故此番出兵，应该只限于美国提议的救援捷克军一事，将来真正有必要时，再考虑向自卫上必要的地点出兵。”[8]417伊东根据各委员提议，亲自拟定宣言案和回答案。美国对日本宣言案和回答案的答复于27日送抵外务省，美国要求删去宣言案中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以外地区出兵的内容。原敬在30日看到后藤外相带来的美国答复案时，希望政府予以同意，并说“无视美国之意志，日本会陷入孤立之境地”[8]424。在8月1日的外交调查会上，政府在对美复函中增加“预计有必要向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外地区出兵和根据形势发展进行增兵”[8]425一语。原敬指出“总之，表示大体同意对美国之复函”[8]425，如此一来“未使得政府陷入极端错误，实为国家之大幸”[8]426。8月2日，寺内内阁发表出兵宣言。原敬虽对将出兵限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感到满意，但对陆军的动向依然很警惕。结果，陆军并未遵守政府宣言规定之范围，无视美国意向，向中国东北北部和东西伯利亚大规模出兵，至10月底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日军已达70 000多人。
总之，在西伯利亚出兵问题上，原敬一直主张未取得美国同意不能单独出兵，应充分尊重美国之意见，反对出兵西伯利亚，严格限制在美国提议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范围内，以与美国共同出兵作为实现日美协调的开端。当然，原敬并非是单纯的反对出兵论者，只是反对在未经过充分考虑，在未取得列强尤其是美国同意和要求的前提下贸然出兵，而使得日本陷入危机之境地。
结 语
综上所述，原敬以“时势论”和“实力论”的政治理念为基础，通过访美考察，形成对美认识。对美认识对于原敬的日美关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以其对美认识为前提，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中要特别重视日美关系。针对日俄战后日美关系之恶化，原敬强调要缓和日美关系，尤其是“满洲”政策要认真考虑美国因素之重要影响。一战期间，原敬以其政治理念，进一步阐释日美关系，强调日美要避免战争，认为日本要解决中国问题，日英同盟或其他同盟均无助益，必须要取得美国谅解，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进而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并期望通过与美国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开启两国合作之开端。当然，原敬并非是无条件实现日美协调，而是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即日本在华传统权益，尤其是所谓“满洲”权益的基础上，以美国承认日本之特殊地位为前提。但应该看到的是，日美协调和日本在“满洲”地区特殊地位、权益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不可调和性，势必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日美协调。
总之，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也被20世纪20年代的币原外交和二战后日本政府重新确立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对外政策所继承并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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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责任编辑 孙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