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海洋思想的变迁
摘 要：战后日本的海洋思想在经历了由“强化对海洋资源属性的认知”向“对规范人们各种海洋活动制度认知”的变迁后，20世纪90年代再次发生了变迁。其思想变迁，以日本学者掀起的“海洋文明论”为发端，以日本政府智库举办的“海洋国家研讨班”活动及政策提案为依托，以国家制定的《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基本规划》为法律保障，最终上升为“新海洋立国战略”。这一过程，呈现出层级式递升的特点。与之相应，日本国家在发展方向的择取上，一度向以日美同盟为后盾的从属性或附属性“海上帝国”的道路迈进。
关键词：海洋文明论；海洋国家；新海洋立国；海上帝国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3-0065-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7
从海域文明的互动与共生角度观之，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而挑起的太平洋战争，实际是日美两大海上帝国对太平洋制海权的争夺，结果以日本惨败而告终。随着盟军进驻日本，日本的海洋活动一度被限制在列岛周边的近海水域。因此，对岛屿文明的重新审视，成为战后日本海洋思想的起点。换言之，根据海洋文明类型的划分①，二战后各国争相进入现代海洋文明之际，日本因其战败国身份，虽然在对海洋的利用与开发上，已采用了现代海洋文明的技术手段，但在活动范围上，战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仍处于岛屿文明阶段。
战后初期，与战前追求构建“海上帝国”的愿望及实际行动相比，日本政客所确定的国家建设目标为吉田茂政府所提倡的“海洋贸易国家”。这一目标比战前的海上帝国相对实际，并成为战后日本海洋思想的出发点。由于战后初期的日本是以战败国身份开始对海洋重新认知的，因而将认知的重点放在了海洋资源的经济价值方面②。在吉田茂内阁时期“轻军备、重经济”路线的指导下，“海洋贸易国家”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海洋思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对法西斯侵略战争进行反思的时代风潮中，部分学者对日本国家进行重新定位，开始思考日本到底是“大陆国家”还是“海洋国家”等问题。其中，京都大学国际政治学家高坂正尧在其代表作《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中提出的“海洋国家”，强调“以通商国民”的身份向广阔的海洋扩展；“以众多的细小计划增强日本无限的适应能力”[1]；从而产生出冒险精神等。这种设想仍然停留在注重海洋资源的经济属性上。
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20世纪70～90年代，随着海底资源的发现及其价值提升，各国加快了抢占海权的步伐。这一时期，战后日本的海洋思想发生了第一次变迁，由前一阶段注重日本周边近海水域，转向关注整个太平洋水域。其外在表现以学者小岛清组织的“太平洋贸易开发会议”为代表。该会议自1968在东京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起，一直坚持到1979年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召开的第十次会议。小岛清从经济层面提倡的“太平洋经济圈”[2]，直接影响到了政界的核心人物，并与政府的综合开发政策对接起来。与此同时，在西方世界，分别于1958年、1960年和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其中的第三次会议自1973年12月3日在纽约开幕后，断断续续地持续了9年，直至1982年12月10日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得以落幕。各国纷纷围绕这一国际海洋法展开认知，并利用其进行维权活动。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日本海洋思想的特点如下：扩大了海域的认知范围；主张对海域进行综合开发利用；提高海洋法意识并借助国际海洋法进行维权。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海洋思想的右倾化色彩浓重，并迎来了第二次转换期。文章拟围绕日本学界的“海洋文明论”思潮与日本政府的智库“海洋国家研讨班”等活动展开论述，客观地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海洋思想右倾化及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即梳理“新海洋立国战略”出台的思想理路，进而判断日本国家的未来走向。
一、日本海洋文明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不断受到各种右翼思潮的挑战。原早稻田大学教授、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川胜平太于1995年、1996年、1997年和2001年相继发表论文《文明的海洋史观》，出版《从海洋观察历史》《文明的海洋史观》和《海洋联邦论》等著作。2000年，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白石隆推出《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一书，与川胜平太的主张形成呼应态势，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日本海洋文明论”的学术风潮。
以川胜平太、白石隆为首的右翼学者，在20世纪90代中期所鼓吹的“文明的海洋史观”和“海洋帝国”等，是重新定位日本文明的一种尝试。从历史观的角度而言，这一文明论的特点在于：本着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东亚文明的传承和历史连续性。在压制和否定中国文明的同时，将具有地缘优势的日本推向了前台，将其确定为近代文明的发端。
例如，川胜平太在《文明的海洋史观》一书中所做的阐释，有以下三点足以引起注意：（1）在“寻求历史的影像”一章中，作者开篇即论述了“近代亚洲自海上诞生。作为对来自海洋亚洲冲击的一种反应，在日本和欧洲出现了新的文明——这就是贯穿本书的海洋史观命题。”[3]1他以美国社会经济史学家沃勒斯坦提出的以环大西洋文明的互动与共生为背景的“现代世界体系”为参照，提出了环亚洲海域的东亚近代体系。不言而喻，这一体系的核心自然就是日本了。其中，川胜平太为日本寻找的自比对象是曾经为海洋帝国的英国。因此，为了阐释日本海洋文明的合理性，他站在“唯物史观”“生态史观”等“陆地史观”的肩膀上，提出了“陆地史观”的反命题“海洋史观”。从而将“海洋史观”与“陆地史观”对立起来，以强调海洋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主场作用。尤其是，在强调亚洲太平洋地域文明的重要性时，将日本定位为“领头羊”。这成为新时代“种族优越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2）在“转之章——文明的海洋史观”中，作者又强调指出：“战后，‘海洋中国作为NISE和ASEAN的核心，开始了工业化。从文明史来看，海洋中国是日本过去历史上最久的竞争对手。海洋中国人很久以前便已在东南亚地区扎根，如今又在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环太平洋地区形成体系 。毫无疑问，21世纪将是以APEC为中坚力量的太平洋时代，而海洋中国的动向则是预测其走向的重要因素。”[3]144其义暗指，中国对海洋的关心已经引起了日本的注意，亚洲海域将成为日后中日之间纷争的主要舞台。（3）在“结之章——21世纪日本的国土构想”一章中，他放言“罗马人曾经视地中海为‘自家湖泊，近代英国人也曾把大西洋、印度洋看作内湖。21世纪，‘太平洋文明出现后，自古就善于在有限空间内共谋生存的细腻柔韧的日本文明，是否会与罗马人及英国人气魄宏大的西方文明同谋共生呢？这也将成为衡量日本胸怀的试金石。”[3]157这段文字露骨地表达了将要变太平洋为日本内湖的野心和欲求。而作者構想的“丰饶的半月弧”的“花园国家”，早已被中国学者批判为类似于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轴心论”[4]。川胜平太的学术观点与政界的保守意识产生共鸣，营造了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刺激日本政府加快了封堵中国的战略部署。
与川胜平太的海洋史观相呼应，白石隆则提出了“海洋帝国”的构想。他强调，“在亚洲，近代地域秩序是在‘海洋亚洲中诞生的。英国凭借其海军力量首先将亚洲的海洋殖民化。”[5]182183在这种将英国作为海上帝国原型加以膜拜的意识下，白石隆找到了与川胜平太的接点，即都以英国自比。而在以美国为首的GHQ的占领下，以及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实施的对共产主义各国进行封堵的政策，使得白石隆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本被划入“自由主义对象国”而带来的“自豪感”。他说，“战后美国在亚洲构筑了新的帝国主义秩序。在这里，基本是以‘陆地亚洲的农本主义秩序原理封堵中国，而在‘海洋亚洲，将日本、东南亚、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结合起来。日本这时开始成为自由主义对象国，美国以同欧美具有相同价值的日本为据点构建了亚洲地域秩序。”[5]190在具体配合美国的策略上，他还耸人听闻，强调如果美军基地全部撤离，那么中国的舰队将取代美国第七舰队在日本海—南海—印度洋上发挥作用。作为对策，他认为比起“亚洲中的日本”来说，日本应该以“日本与亚洲”的形态与亚洲结合，以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为牵引，推进东亚地域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扩大的“日本的行动自由”才是推进“亚洲中的日本”的前进道路[5]198。换言之，他将日本置于和“亚洲”同等地位上思考问题，来构筑日本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
近年来，安倍晋三的外交举措反映出，川胜平太与白石隆的思想主张已成为安倍价值观外交和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学理支撑。这充分说明，20世纪末21世纪之初，日本的海洋思想已严重右倾化。
二、“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的海洋思想
同一时期，与学者的立场稍有不同，日本政府最有影响力的智库“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于1987年3月份成立。从普通市民社会的立场，即民间、非盈利、独立、超党派的立场出发，得到会员及广大市民的支持。该机构就外交及国际问题，展开讨论、交流并提出建言活动，以围绕内外舆论展开讨论并得到启发为目的。该机构本身既不支持特定的政策，也不排斥相关政策。2011年以后，日本首相认可了该机构活动的公益性，遂改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論坛”。在理事长伊藤宪一的主持下，自1998年起至2001年举办了四次“海洋国家研讨班”。该活动有官员、学者、评论家等参加，围绕“日本的自我认同”“日本的战略：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等主题展开讨论，并出版了系列著作。这一团体自1988年3月3日至2014年8月5日共策划了37份政策提案，除了第7份和第34份成了废案外，其他35份都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影响，为制定国家层面的海洋战略提供了参考，在客观上促使日本的海洋思想再次发生变迁。
“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虽然在成立之初，宣称不支持特定政策也不否定相关政策，但是他们提出的35份政策建言书，表达了他们对国家建设及走向的真实想法。
“海洋国家日本：文明与战略”的系列专题研讨活动始于1998年。起初，该团体围绕“日本的自我认同：既非西洋又非东洋”的命题组织第一期研讨班进行讨论。参与讨论的27名会员中，引人注意的大学教授有东京大学的青木保和北冈伸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川胜平太、学习院大学的坂本多加雄、神户大学的五百旗头真以及电器通讯大学的西尾干二等；日本政府代表有前驻德大使马龙夫、参议院议员石井一二、众议院议员岩国哲人和广中和歌子；评论家有草柳大蔵、西部迈；还有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前驻英大使藤井宏昭、读卖新闻社调查研究本部主任研究员山田宽、文艺春秋出版企划局长白川浩司等[6]序67。持续近一年的第一期研讨会由四个议题构成，即“日本的自我认同：亚洲是一个整体吗，日本是东洋的一部分吗”（由西尾干二提出）、“日本的自我认同：明治以后的近代化与战后的美国化”（由西部迈提出）、“从海洋国家英国的智慧中能学到什么”（由藤井宏昭提出）以及“日本的自我认同是什么，其意义如何”（由北冈伸一提出）。
在“海洋国家日本：文明与战略”的四期研讨会中，西尾干二所做的首期第一个主题发言，给人们留下耐人寻味的思考。众所周知，西尾干二是《国民历史》的撰写者，还是“日本重新修订历史教科书委员会”会长。他的团体曾极度嚣张，将“七三一罪行”“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内容从1996年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删除，以右翼著称。在第一期的第一次讨论会上，他所做的主题发言“日本的自我认同：亚洲是一个整体吗，日本是东洋的一部分吗”，无非是《国民历史》一书中诸多内容的翻版。他在给日本的文明类型进行定位时，以中国为参照系，追溯了日本摆脱中国文明的历史过程，从而强调日本与中国的不同。他指出：“无论怎么考虑，在日本列岛都产生了和亚欧大陆所不同的独特的文明。数千年来曾经从中国向这一地域传入了高度的普遍文明。然而，（日本）于政治上在圣德太子时代、于文化上在平安—镰仓时代、于经济上在16世纪-17世纪，基本上完成了脱离中国文化圈的过程。甚而，日本以各种形态一步一步登上了凌驾于中国的阶梯。”[6]37作为结论，他认为，“以封建社会的成立为契机，近代文明在亚欧大陆的两端几于同期产生。”[6]44在探讨日本国家走向问题上，以追寻日本身份的认同为开端无可厚非。但值得玩味的是，“海洋国家日本”研讨班的目的之一在于：研讨后出版系列丛书以张扬讨论会成果的同时，“对国民意识进行启蒙”。因此可以断言，以西尾干二的首发论题来启蒙民众，必然会带来战后日本海洋思想的右倾化。
承接第一期“日本的自我认同”主题，“海洋国家研讨班”于1999年4月至2000年3月举办了第二期研讨活动，议题为“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在逻辑关联上，第一期已经指出日本文明作为独立的个体与欧亚大陆的不同，而第二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的是日本未来的“进路”是什么等问题。岛国的定位是地理环境赋予日本的特征，而如何将岛国的定位转而嫁接到海洋国家上来，是研讨班的最终目的，也是给未来日本的国家走向开具的良方。第二期由川胜平太首发提起“海洋日本的进路：日本的海洋观与海洋航行史”，再次张扬了他在《文明的海洋史观》中提出的“丰饶的半月弧”的“花园国家”构想。左近允尚敏则以“海洋空间的战略性”为题，集中讨论了马汉的海权论是一种战略，在近代日本与马汉比肩的人物是力主“海主陆从”的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左近允尚敏进而认为近代日本之所以误国殃民，原因就在于没有走海洋国家路线。五百旗头真则提出了为在太平洋地域进行自由贸易，将日美同盟打造成其安全保障体系的“海洋同盟”。而田中明彦则从“中国的抬头与东亚势力均衡变化”的视角，对未来太平洋海域的形势进行了预测，并认为不应该将中国的实力增长与“中国威胁论”联系起来[7]。上述四人的观点，或设想比较庞大，有将日本带入海上帝国建设歧途的危险性；或观点偏中性，认为日本如果走海洋国家路线有避免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可能；或认为应该将日美同盟作为日本的护身符；其中，田中明彦的看法更客观些。
经过前两期的铺垫，2000年4月至2001年3月举办的第三期“海洋国家研讨班”直奔主题，将议题设计为“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世界秩序与地域秩序”。其中的四个分论题分别是“从海洋民族的历史学什么”“信息革命时代的海洋国家构想”“东北亚地域秩序展望与日本的构想”和“海洋国家的构想：世界秩序和地域秩序”。作为结论，研讨班的成员认为：在世界秩序上构建日本国家的走向，希望日本参与解决南北问题、形成超越近代的文明等。而在地域秩序内，日本的野心在于掌控“主导权”，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强化与东盟的合作，为东亚地域的多元合作体制做贡献[8]。
从思想的连续角度进行判断，“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的“海洋国家研讨班”活动是对20世纪60年代高坂正尧的“海洋国家”构想的继承和超越。在继承方面主要包括两点：其一，继承了高坂正尧的“对内”与“对外”的对接思想作者曾经指出：战前日本在选择近代发展道路上走入歧途，是由于“日本在外部的开拓失去了对内部的联系，失去均衡所造成的”。“日本史上的两大悲剧——‘锁国与‘满洲事变的原因也在于此。”高坂正堯：『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中央公論新社，2008年，第232頁。；其二，继承了构建“海洋国家日本”基本条件的主张。在保存军事力量上，“海洋国家研讨班”的主张又超越了高坂正尧所提出的“防卫”所需的必备军事力量，暗含着鼓吹扩充军备的野心。
三、“新海洋立国”战略与海洋法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著述中，有关冷战后的日本海洋战略以及海洋法的相关成果主要有：吕耀东的《试析日本海洋战略理论及对华政策取向》（《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2期）；修斌著《日本海洋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动向》（《日本学刊》2005年第2期）、《试论日本海洋战略的几个问题》（《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高兰的《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金永明的《日本“国有化”钓鱼岛行为之要因：海洋战略与海洋法制概要》（《東方法学》2012年第6期）、《日本海洋立法新动向》（《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3期）；朱晓琦的《日本学界的海洋战略研究——核心议题与研究趋势》（《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6期）；李秀石的《日本的海洋战略对中国的影响与挑战》（《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6期）、《日本海洋战略的内涵与推进体制——兼论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的深层原因》（《日本学刊》2013年第3期）；戚文闯的《日本“新的海洋立国”战略：内涵与外延》（《党政干部学刊》2016年第2期）等。
在战略与法律的关系上，战略需要法律的保护，法律受动态发展的战略刺激而不断得到完善。随着20世纪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各国争相制定国内法以配合国际法。2007年，日本制定了《海洋基本法》，以此为依据，2008年3月出台了最初的《海洋基本计划》，与海洋相关的沿岸海域开发、利用、保护等有了相应的法律规范。时隔5年后，在实现“新的海洋立国”战略的思想认识前提下，日本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对2008年的《海洋基本计划》进行了补充与完善，使海洋战略趋于完备，并以《海洋白书2013》昭告世人。
据此，不难理解，冷战结束后，海洋战略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日本国家层面的海洋思想的发展脉络。冷战结束后，日本海洋思想的特点是重提“海洋立国”，因而被多数学者们冠以“新海洋立国”之称，即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基础，以扩大军备为后盾，以机构设置为依托，以海洋立法为法理依据的综合战略。这一“新海洋立国”战略，沿袭了战后一贯的对华围堵政策，只不过这次强调的是以大洋为媒介。具体包括以大洋为媒介进行内政与经济部署，以大洋为媒介整备军事力量，以大洋为展开外交对话的平台，以及以大洋为媒介寻找合作伙伴等。可见，冷战结束后的日本海洋战略是一种“综合性的判断和计划，与日本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等领域有密切关系”[9]。截至2017年年底，日本的离岛防御战略已成为海洋战略的有机构成。有学者指出：“该战略反映了日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变成其防御战略的主要假想敌，是美日在西太平洋海权博弈的主要对手。”[10]
作为前史，在战后初期，战败国身份以及盟军司令部的对日占领，决定了日本对海洋的认识仅限于“航海通商”，没能将对海洋的利用与开发纳入到国家战略的轨道上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稍有转机，以1961年设立的“海洋科学技术审议会”1961年在首相官邸成立，是日本首相的海洋事业咨询机构，致力于海洋开发事业。1971年更名为“海洋开发审议会”，1973年成为国家咨询机构，并首次提出《海洋开发的基本设想和基本政策》。这标志着日本的海洋开发进入了有序、有计划的发展阶段，但日本方面强调推进的是“政策”而不是“战略”。为标志，日本开始重视海洋政策。该机构隶属于首相官邸，虽然实施的“海洋立国”政策不叫战略，但已经具有战略的实质，更多地重视海洋的自然属性和经济价值，在发展国际贸易的同时，注重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11]。伴随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日本于1996年加入该公约，真正意识到海洋战略的重要性。加之，在美国、加拿大等2000年7月，作为美国的海洋政策，美国国会推出《关于设立海洋政策委员会及其他目的的法令》；2005年以制定综合海洋开发为目标，加拿大政府制定了《加拿大海洋行动计划》。相继制定本土的海洋法以配合国际海洋法行动的刺激下，日本将制定海洋基本法以构建“新海洋立国”战略提到日程上来。2007年4月3日，在第166回国会上，由众议院议员国土交通委员长提出的《海洋基本法案》获得通过后，当天提交参议院，4月20日参议院受理审议并通过，并于2007年4月27日对外公布，法律编号为33。《海洋基本法》由“总则、海洋基本计划、基本措施、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以及附则”等五部分三十八条构成。“总则”第一条阐释了制定海洋基本法的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四面环海的日本，以与海洋法相关的国际联合条约及其他国际约定为基础，在国际框架内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2）日本在海洋国际协调下，实现和平积极地开发与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环境等协调发展的“新海洋立国”；（3）确定海洋相关理念，明确中央及地方公共团体、事业者以及国民的责任和义务；（4）制定海洋基本计划，通过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有计划地推进海洋相关政策，以求日本经济社会的健全发展和国民生活的稳定提高，达到为海洋与人类的共生做贡献[12]。
其中，“国际联合条约及其他国际约定”与“国际协调下”等措辞，已经突破了传统海洋政策的范围，表明新世纪的新型海洋立国战略已经扩展为包括外交、政治等领域的庞杂的系统。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那样，“日本海洋立国战略更加重视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科技、环保等非军事因素，向综合性的海洋战略发展。 而追求‘普通国家和‘政治大国则是日本海洋战略的最终归宿和根本目的。”[13]这也是新世纪日本海洋思想的显著特点。此外，还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日本《海洋基本法》的制定，起初并非政府意志，而是在“海洋政策研究财团”2000年4月成立的民间组织，以“人类与海洋的共生”为目标，以研究海洋政策、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言以及提供信息等商卖活动为内容的研究机构。2005年4月，围绕海洋政策、海上交通、海洋安全保障、沿岸管理、海洋环境、海洋教育以及海洋技术等展开研究活动。2005年11 月提出《21世紀的海洋政策建言》，向政府建议制定海洋基本法。2006年4月，海洋基本法研究会成立，其核心成员为官僚、政客、专家和学者。同年12月，他们完成了《海洋基本法草案》和《海洋政策大纲》。2007年1月海洋政策研究财团起草了《海洋基本法》草案，4月提交国会讨论，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以多数赞成票获得通过。2015年4月与公益财团法人笹川和平财团合并更名为“笹川和平财团海洋政策研究所”。参见秋山昌广：《日本的海洋战略》，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年总第5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321页。等民间组织的主导下起草，并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以多数票赞成通过的，具有广泛的受众性。而且，《海洋基本法》规定每五年进行一次政策调整，为日本海洋思想的动态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结 论
从海洋文明类型的角度考量，战后日本在步入现代海洋文明之际，在活动海域上表现出岛屿文明的特征。从战后日本海洋思想变迁的轨迹看，日本海洋文明与战后日本海洋思想的变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海洋相关政策集中体现了国家层面海洋思想的内涵，而海洋思想是海洋文明的外在表现。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日本现代海洋文明的阶段性与战后海洋思想的变迁具有同步性。
第二，战后日本的海洋思想，在关注海域上发生了由战后初期的日本列岛周边水域，向整个太平洋水域，乃至向两洋水域（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变迁，体现了海域认知范围的扩大和对外扩张野心的膨胀。
第三，为了抢占连接两洋的海上通道，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不断在中国东海与南海制造事端，具有必然性。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以各种舆论宣传跟进，赋予“新海洋立国战略”以霸权色彩。2013年1月1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发表了题为《开放的海洋恩惠——日本外交新五原则》的演说，强调日本的国家利益“万古不易·未来永劫”，在于“彻底开放亚洲海域，追求自由与和平，以法律继续保护世界人类的公共财产”。这是安倍自2011年日本开始介入中国南海问题后，为了拉拢东盟各国所做的蛊惑性宣传。他还进一步强调，要“在两大海洋的连接地带，彻底繁荣思想、表现及言论自由等人类获得的普遍价值”[14]。
第四，在推动海洋文明的发展，提供海洋思想上，学者们以论说先行，然后对政府施以影响，将自己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政策，集中体现出政界、学界、财界的一体化。20世纪60年代的高坂正尧和小岛清、90年代的川胜平太和白石隆以及“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和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等为典型代表。
第五，由日本列岛周边海域到太平洋，再到印度洋的海域扩大，展现了日本构筑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的“海上帝国”所做的诸多努力。
综上所述，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海洋思想的变迁，能够引发我们进行连带思考的问题有以下几个：（1）如果说战前日本的“南进政策”是向海洋出发的起点，那么战后日本人在心理上是否存有对战前海洋观的历史继承？换言之，战前日本人曾经鼓吹的未来的霸权争斗在太平洋的主张稲垣満次郎：『東方策結論草案：上』、哲学書院、1892年、第237-238頁。作者认为，日本想要在东洋地区建立霸权，必须控制“南北太平洋”间的航路。即据守大岛、鹿儿岛，控制马关、津轻海峡、宗谷海峡、对州海峡，以形成地利之势。其中，在马关添置炮台，其他各处派驻海军。并进一步指出，欧人称日本海为东洋的地中海，将来英俄两国冲突，英人必占巨文岛和大岛，俄国必以乌拉潮斯德（海参崴）为海军运输的据点，日本对此一日也不可疏忽。，是否已经为战后准备好了“日本与太平洋关系”的构想框架？（2）战后吉田路线所确定的“贸易立国”以及对海上通商的重视，是对美示弱的结果还是战后日本发展路径的最佳选择？（3）由学者小岛清提倡的“太平洋经济圈”被政府采纳，并由大平正芳首相正式提出，经过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首相等继承扩大后，将日本的海洋思想嫁接到政治大国目标上来，并为麻生太郎的“美丽之弧”构想承接下来。而这一弧线构想是否与战争期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4）在战前的日美关系中，美国曾一度纵容日本搞“亚洲门罗主义”[15]，以至于在1919年以后，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在太平洋海域争霸的强劲对手，最后以美国打赢太平洋战争彻底制服日本后，两国关系进入了新时段。这样的历史记忆是否为今天日本死死抓住日美同盟而联手称霸海域提供了前车之鉴？（5）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日本所宣称的“普遍价值”是否会成为新形势下其构建“殖民话语体系”的另一种说教？[16]如果这种思考成立的话，那么未来日本国家的走向，是否可以规定为将建设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从属性的“海上帝国”为目标？（6）2006年曾有学者指出，“只有日本政府制定本国海洋发展战略时也考虑并尊重他国利益，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才能避免争端。”[17]但近年来的东亚海域争端，给人们留下的持久难题是：国际法与国际惯例是否已成为西方国家制造事端的法理依据？
思考这些问题，在中国追求海洋强国目标以及推进“一带一路”构想的时下，都具有厚重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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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
关键词：海洋文明论；海洋国家；新海洋立国；海上帝国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3-0065-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7
从海域文明的互动与共生角度观之，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而挑起的太平洋战争，实际是日美两大海上帝国对太平洋制海权的争夺，结果以日本惨败而告终。随着盟军进驻日本，日本的海洋活动一度被限制在列岛周边的近海水域。因此，对岛屿文明的重新审视，成为战后日本海洋思想的起点。换言之，根据海洋文明类型的划分①，二战后各国争相进入现代海洋文明之际，日本因其战败国身份，虽然在对海洋的利用与开发上，已采用了现代海洋文明的技术手段，但在活动范围上，战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仍处于岛屿文明阶段。
战后初期，与战前追求构建“海上帝国”的愿望及实际行动相比，日本政客所确定的国家建设目标为吉田茂政府所提倡的“海洋贸易国家”。这一目标比战前的海上帝国相对实际，并成为战后日本海洋思想的出发点。由于战后初期的日本是以战败国身份开始对海洋重新认知的，因而将认知的重点放在了海洋资源的经济价值方面②。在吉田茂内阁时期“轻军备、重经济”路线的指导下，“海洋贸易国家”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海洋思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对法西斯侵略战争进行反思的时代风潮中，部分学者对日本国家进行重新定位，开始思考日本到底是“大陆国家”还是“海洋国家”等问题。其中，京都大学国际政治学家高坂正尧在其代表作《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中提出的“海洋国家”，强调“以通商国民”的身份向广阔的海洋扩展；“以众多的细小计划增强日本无限的适应能力”[1]；从而产生出冒险精神等。这种设想仍然停留在注重海洋资源的经济属性上。
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20世纪70～90年代，随着海底资源的发现及其价值提升，各国加快了抢占海权的步伐。这一时期，战后日本的海洋思想发生了第一次变迁，由前一阶段注重日本周边近海水域，转向关注整个太平洋水域。其外在表现以学者小岛清组织的“太平洋贸易开发会议”为代表。该会议自1968在东京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起，一直坚持到1979年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召开的第十次会议。小岛清从经济层面提倡的“太平洋经济圈”[2]，直接影响到了政界的核心人物，并与政府的综合开发政策对接起来。与此同时，在西方世界，分别于1958年、1960年和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其中的第三次会议自1973年12月3日在纽约开幕后，断断续续地持续了9年，直至1982年12月10日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得以落幕。各国纷纷围绕这一国际海洋法展开认知，并利用其进行维权活动。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日本海洋思想的特点如下：扩大了海域的认知范围；主张对海域进行综合开发利用；提高海洋法意识并借助国际海洋法进行维权。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海洋思想的右倾化色彩浓重，并迎来了第二次转换期。文章拟围绕日本学界的“海洋文明论”思潮与日本政府的智库“海洋国家研讨班”等活动展开论述，客观地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海洋思想右倾化及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即梳理“新海洋立国战略”出台的思想理路，进而判断日本国家的未来走向。
一、日本海洋文明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不断受到各种右翼思潮的挑战。原早稻田大学教授、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川胜平太于1995年、1996年、1997年和2001年相继发表论文《文明的海洋史观》，出版《从海洋观察历史》《文明的海洋史观》和《海洋联邦论》等著作。2000年，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白石隆推出《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一书，与川胜平太的主张形成呼应态势，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日本海洋文明论”的学术风潮。
以川胜平太、白石隆为首的右翼学者，在20世纪90代中期所鼓吹的“文明的海洋史观”和“海洋帝国”等，是重新定位日本文明的一种尝试。从历史观的角度而言，这一文明论的特点在于：本着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东亚文明的传承和历史连续性。在压制和否定中国文明的同时，将具有地缘优势的日本推向了前台，将其确定为近代文明的发端。
例如，川胜平太在《文明的海洋史观》一书中所做的阐释，有以下三点足以引起注意：（1）在“寻求历史的影像”一章中，作者开篇即论述了“近代亚洲自海上诞生。作为对来自海洋亚洲冲击的一种反应，在日本和欧洲出现了新的文明——这就是贯穿本书的海洋史观命题。”[3]1他以美国社会经济史学家沃勒斯坦提出的以环大西洋文明的互动与共生为背景的“现代世界体系”为参照，提出了环亚洲海域的东亚近代体系。不言而喻，这一体系的核心自然就是日本了。其中，川胜平太为日本寻找的自比对象是曾经为海洋帝国的英国。因此，为了阐释日本海洋文明的合理性，他站在“唯物史观”“生态史观”等“陆地史观”的肩膀上，提出了“陆地史观”的反命题“海洋史观”。从而将“海洋史观”与“陆地史观”对立起来，以强调海洋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主场作用。尤其是，在强调亚洲太平洋地域文明的重要性时，将日本定位为“领头羊”。这成为新时代“种族优越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2）在“转之章——文明的海洋史观”中，作者又强调指出：“战后，‘海洋中国作为NISE和ASEAN的核心，开始了工业化。从文明史来看，海洋中国是日本过去历史上最久的竞争对手。海洋中国人很久以前便已在东南亚地区扎根，如今又在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环太平洋地区形成体系 。毫无疑问，21世纪将是以APEC为中坚力量的太平洋时代，而海洋中国的动向则是预测其走向的重要因素。”[3]144其义暗指，中国对海洋的关心已经引起了日本的注意，亚洲海域将成为日后中日之间纷争的主要舞台。（3）在“结之章——21世纪日本的国土构想”一章中，他放言“罗马人曾经视地中海为‘自家湖泊，近代英国人也曾把大西洋、印度洋看作内湖。21世纪，‘太平洋文明出现后，自古就善于在有限空间内共谋生存的细腻柔韧的日本文明，是否会与罗马人及英国人气魄宏大的西方文明同谋共生呢？这也将成为衡量日本胸怀的试金石。”[3]157这段文字露骨地表达了将要变太平洋为日本内湖的野心和欲求。而作者構想的“丰饶的半月弧”的“花园国家”，早已被中国学者批判为类似于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轴心论”[4]。川胜平太的学术观点与政界的保守意识产生共鸣，营造了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刺激日本政府加快了封堵中国的战略部署。
与川胜平太的海洋史观相呼应，白石隆则提出了“海洋帝国”的构想。他强调，“在亚洲，近代地域秩序是在‘海洋亚洲中诞生的。英国凭借其海军力量首先将亚洲的海洋殖民化。”[5]182183在这种将英国作为海上帝国原型加以膜拜的意识下，白石隆找到了与川胜平太的接点，即都以英国自比。而在以美国为首的GHQ的占领下，以及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实施的对共产主义各国进行封堵的政策，使得白石隆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本被划入“自由主义对象国”而带来的“自豪感”。他说，“战后美国在亚洲构筑了新的帝国主义秩序。在这里，基本是以‘陆地亚洲的农本主义秩序原理封堵中国，而在‘海洋亚洲，将日本、东南亚、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结合起来。日本这时开始成为自由主义对象国，美国以同欧美具有相同价值的日本为据点构建了亚洲地域秩序。”[5]190在具体配合美国的策略上，他还耸人听闻，强调如果美军基地全部撤离，那么中国的舰队将取代美国第七舰队在日本海—南海—印度洋上发挥作用。作为对策，他认为比起“亚洲中的日本”来说，日本应该以“日本与亚洲”的形态与亚洲结合，以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为牵引，推进东亚地域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扩大的“日本的行动自由”才是推进“亚洲中的日本”的前进道路[5]198。换言之，他将日本置于和“亚洲”同等地位上思考问题，来构筑日本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
近年来，安倍晋三的外交举措反映出，川胜平太与白石隆的思想主张已成为安倍价值观外交和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学理支撑。这充分说明，20世纪末21世纪之初，日本的海洋思想已严重右倾化。
二、“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的海洋思想
同一时期，与学者的立场稍有不同，日本政府最有影响力的智库“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于1987年3月份成立。从普通市民社会的立场，即民间、非盈利、独立、超党派的立场出发，得到会员及广大市民的支持。该机构就外交及国际问题，展开讨论、交流并提出建言活动，以围绕内外舆论展开讨论并得到启发为目的。该机构本身既不支持特定的政策，也不排斥相关政策。2011年以后，日本首相认可了该机构活动的公益性，遂改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論坛”。在理事长伊藤宪一的主持下，自1998年起至2001年举办了四次“海洋国家研讨班”。该活动有官员、学者、评论家等参加，围绕“日本的自我认同”“日本的战略：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等主题展开讨论，并出版了系列著作。这一团体自1988年3月3日至2014年8月5日共策划了37份政策提案，除了第7份和第34份成了废案外，其他35份都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影响，为制定国家层面的海洋战略提供了参考，在客观上促使日本的海洋思想再次发生变迁。
“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虽然在成立之初，宣称不支持特定政策也不否定相关政策，但是他们提出的35份政策建言书，表达了他们对国家建设及走向的真实想法。
“海洋国家日本：文明与战略”的系列专题研讨活动始于1998年。起初，该团体围绕“日本的自我认同：既非西洋又非东洋”的命题组织第一期研讨班进行讨论。参与讨论的27名会员中，引人注意的大学教授有东京大学的青木保和北冈伸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川胜平太、学习院大学的坂本多加雄、神户大学的五百旗头真以及电器通讯大学的西尾干二等；日本政府代表有前驻德大使马龙夫、参议院议员石井一二、众议院议员岩国哲人和广中和歌子；评论家有草柳大蔵、西部迈；还有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前驻英大使藤井宏昭、读卖新闻社调查研究本部主任研究员山田宽、文艺春秋出版企划局长白川浩司等[6]序67。持续近一年的第一期研讨会由四个议题构成，即“日本的自我认同：亚洲是一个整体吗，日本是东洋的一部分吗”（由西尾干二提出）、“日本的自我认同：明治以后的近代化与战后的美国化”（由西部迈提出）、“从海洋国家英国的智慧中能学到什么”（由藤井宏昭提出）以及“日本的自我认同是什么，其意义如何”（由北冈伸一提出）。
在“海洋国家日本：文明与战略”的四期研讨会中，西尾干二所做的首期第一个主题发言，给人们留下耐人寻味的思考。众所周知，西尾干二是《国民历史》的撰写者，还是“日本重新修订历史教科书委员会”会长。他的团体曾极度嚣张，将“七三一罪行”“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内容从1996年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删除，以右翼著称。在第一期的第一次讨论会上，他所做的主题发言“日本的自我认同：亚洲是一个整体吗，日本是东洋的一部分吗”，无非是《国民历史》一书中诸多内容的翻版。他在给日本的文明类型进行定位时，以中国为参照系，追溯了日本摆脱中国文明的历史过程，从而强调日本与中国的不同。他指出：“无论怎么考虑，在日本列岛都产生了和亚欧大陆所不同的独特的文明。数千年来曾经从中国向这一地域传入了高度的普遍文明。然而，（日本）于政治上在圣德太子时代、于文化上在平安—镰仓时代、于经济上在16世纪-17世纪，基本上完成了脱离中国文化圈的过程。甚而，日本以各种形态一步一步登上了凌驾于中国的阶梯。”[6]37作为结论，他认为，“以封建社会的成立为契机，近代文明在亚欧大陆的两端几于同期产生。”[6]44在探讨日本国家走向问题上，以追寻日本身份的认同为开端无可厚非。但值得玩味的是，“海洋国家日本”研讨班的目的之一在于：研讨后出版系列丛书以张扬讨论会成果的同时，“对国民意识进行启蒙”。因此可以断言，以西尾干二的首发论题来启蒙民众，必然会带来战后日本海洋思想的右倾化。
承接第一期“日本的自我认同”主题，“海洋国家研讨班”于1999年4月至2000年3月举办了第二期研讨活动，议题为“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在逻辑关联上，第一期已经指出日本文明作为独立的个体与欧亚大陆的不同，而第二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的是日本未来的“进路”是什么等问题。岛国的定位是地理环境赋予日本的特征，而如何将岛国的定位转而嫁接到海洋国家上来，是研讨班的最终目的，也是给未来日本的国家走向开具的良方。第二期由川胜平太首发提起“海洋日本的进路：日本的海洋观与海洋航行史”，再次张扬了他在《文明的海洋史观》中提出的“丰饶的半月弧”的“花园国家”构想。左近允尚敏则以“海洋空间的战略性”为题，集中讨论了马汉的海权论是一种战略，在近代日本与马汉比肩的人物是力主“海主陆从”的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左近允尚敏进而认为近代日本之所以误国殃民，原因就在于没有走海洋国家路线。五百旗头真则提出了为在太平洋地域进行自由贸易，将日美同盟打造成其安全保障体系的“海洋同盟”。而田中明彦则从“中国的抬头与东亚势力均衡变化”的视角，对未来太平洋海域的形势进行了预测，并认为不应该将中国的实力增长与“中国威胁论”联系起来[7]。上述四人的观点，或设想比较庞大，有将日本带入海上帝国建设歧途的危险性；或观点偏中性，认为日本如果走海洋国家路线有避免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可能；或认为应该将日美同盟作为日本的护身符；其中，田中明彦的看法更客观些。
经过前两期的铺垫，2000年4月至2001年3月举办的第三期“海洋国家研讨班”直奔主题，将议题设计为“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世界秩序与地域秩序”。其中的四个分论题分别是“从海洋民族的历史学什么”“信息革命时代的海洋国家构想”“东北亚地域秩序展望与日本的构想”和“海洋国家的构想：世界秩序和地域秩序”。作为结论，研讨班的成员认为：在世界秩序上构建日本国家的走向，希望日本参与解决南北问题、形成超越近代的文明等。而在地域秩序内，日本的野心在于掌控“主导权”，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强化与东盟的合作，为东亚地域的多元合作体制做贡献[8]。
从思想的连续角度进行判断，“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的“海洋国家研讨班”活动是对20世纪60年代高坂正尧的“海洋国家”构想的继承和超越。在继承方面主要包括两点：其一，继承了高坂正尧的“对内”与“对外”的对接思想作者曾经指出：战前日本在选择近代发展道路上走入歧途，是由于“日本在外部的开拓失去了对内部的联系，失去均衡所造成的”。“日本史上的两大悲剧——‘锁国与‘满洲事变的原因也在于此。”高坂正堯：『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中央公論新社，2008年，第232頁。；其二，继承了构建“海洋国家日本”基本条件的主张。在保存军事力量上，“海洋国家研讨班”的主张又超越了高坂正尧所提出的“防卫”所需的必备军事力量，暗含着鼓吹扩充军备的野心。
三、“新海洋立国”战略与海洋法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著述中，有关冷战后的日本海洋战略以及海洋法的相关成果主要有：吕耀东的《试析日本海洋战略理论及对华政策取向》（《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2期）；修斌著《日本海洋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动向》（《日本学刊》2005年第2期）、《试论日本海洋战略的几个问题》（《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高兰的《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金永明的《日本“国有化”钓鱼岛行为之要因：海洋战略与海洋法制概要》（《東方法学》2012年第6期）、《日本海洋立法新动向》（《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3期）；朱晓琦的《日本学界的海洋战略研究——核心议题与研究趋势》（《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6期）；李秀石的《日本的海洋战略对中国的影响与挑战》（《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6期）、《日本海洋战略的内涵与推进体制——兼论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的深层原因》（《日本学刊》2013年第3期）；戚文闯的《日本“新的海洋立国”战略：内涵与外延》（《党政干部学刊》2016年第2期）等。
在战略与法律的关系上，战略需要法律的保护，法律受动态发展的战略刺激而不断得到完善。随着20世纪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各国争相制定国内法以配合国际法。2007年，日本制定了《海洋基本法》，以此为依据，2008年3月出台了最初的《海洋基本计划》，与海洋相关的沿岸海域开发、利用、保护等有了相应的法律规范。时隔5年后，在实现“新的海洋立国”战略的思想认识前提下，日本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对2008年的《海洋基本计划》进行了补充与完善，使海洋战略趋于完备，并以《海洋白书2013》昭告世人。
据此，不难理解，冷战结束后，海洋战略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日本国家层面的海洋思想的发展脉络。冷战结束后，日本海洋思想的特点是重提“海洋立国”，因而被多数学者们冠以“新海洋立国”之称，即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基础，以扩大军备为后盾，以机构设置为依托，以海洋立法为法理依据的综合战略。这一“新海洋立国”战略，沿袭了战后一贯的对华围堵政策，只不过这次强调的是以大洋为媒介。具体包括以大洋为媒介进行内政与经济部署，以大洋为媒介整备军事力量，以大洋为展开外交对话的平台，以及以大洋为媒介寻找合作伙伴等。可见，冷战结束后的日本海洋战略是一种“综合性的判断和计划，与日本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等领域有密切关系”[9]。截至2017年年底，日本的离岛防御战略已成为海洋战略的有机构成。有学者指出：“该战略反映了日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变成其防御战略的主要假想敌，是美日在西太平洋海权博弈的主要对手。”[10]
作为前史，在战后初期，战败国身份以及盟军司令部的对日占领，决定了日本对海洋的认识仅限于“航海通商”，没能将对海洋的利用与开发纳入到国家战略的轨道上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稍有转机，以1961年设立的“海洋科学技术审议会”1961年在首相官邸成立，是日本首相的海洋事业咨询机构，致力于海洋开发事业。1971年更名为“海洋开发审议会”，1973年成为国家咨询机构，并首次提出《海洋开发的基本设想和基本政策》。这标志着日本的海洋开发进入了有序、有计划的发展阶段，但日本方面强调推进的是“政策”而不是“战略”。为标志，日本开始重视海洋政策。该机构隶属于首相官邸，虽然实施的“海洋立国”政策不叫战略，但已经具有战略的实质，更多地重视海洋的自然属性和经济价值，在发展国际贸易的同时，注重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11]。伴随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日本于1996年加入该公约，真正意识到海洋战略的重要性。加之，在美国、加拿大等2000年7月，作为美国的海洋政策，美国国会推出《关于设立海洋政策委员会及其他目的的法令》；2005年以制定综合海洋开发为目标，加拿大政府制定了《加拿大海洋行动计划》。相继制定本土的海洋法以配合国际海洋法行动的刺激下，日本将制定海洋基本法以构建“新海洋立国”战略提到日程上来。2007年4月3日，在第166回国会上，由众议院议员国土交通委员长提出的《海洋基本法案》获得通过后，当天提交参议院，4月20日参议院受理审议并通过，并于2007年4月27日对外公布，法律编号为33。《海洋基本法》由“总则、海洋基本计划、基本措施、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以及附则”等五部分三十八条构成。“总则”第一条阐释了制定海洋基本法的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四面环海的日本，以与海洋法相关的国际联合条约及其他国际约定为基础，在国际框架内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2）日本在海洋国际协调下，实现和平积极地开发与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环境等协调发展的“新海洋立国”；（3）确定海洋相关理念，明确中央及地方公共团体、事业者以及国民的责任和义务；（4）制定海洋基本计划，通过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有计划地推进海洋相关政策，以求日本经济社会的健全发展和国民生活的稳定提高，达到为海洋与人类的共生做贡献[12]。
其中，“国际联合条约及其他国际约定”与“国际协调下”等措辞，已经突破了传统海洋政策的范围，表明新世纪的新型海洋立国战略已经扩展为包括外交、政治等领域的庞杂的系统。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那样，“日本海洋立国战略更加重视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科技、环保等非军事因素，向综合性的海洋战略发展。 而追求‘普通国家和‘政治大国则是日本海洋战略的最终归宿和根本目的。”[13]这也是新世纪日本海洋思想的显著特点。此外，还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日本《海洋基本法》的制定，起初并非政府意志，而是在“海洋政策研究财团”2000年4月成立的民间组织，以“人类与海洋的共生”为目标，以研究海洋政策、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言以及提供信息等商卖活动为内容的研究机构。2005年4月，围绕海洋政策、海上交通、海洋安全保障、沿岸管理、海洋环境、海洋教育以及海洋技术等展开研究活动。2005年11 月提出《21世紀的海洋政策建言》，向政府建议制定海洋基本法。2006年4月，海洋基本法研究会成立，其核心成员为官僚、政客、专家和学者。同年12月，他们完成了《海洋基本法草案》和《海洋政策大纲》。2007年1月海洋政策研究财团起草了《海洋基本法》草案，4月提交国会讨论，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以多数赞成票获得通过。2015年4月与公益财团法人笹川和平财团合并更名为“笹川和平财团海洋政策研究所”。参见秋山昌广：《日本的海洋战略》，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年总第5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321页。等民间组织的主导下起草，并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以多数票赞成通过的，具有广泛的受众性。而且，《海洋基本法》规定每五年进行一次政策调整，为日本海洋思想的动态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结 论
从海洋文明类型的角度考量，战后日本在步入现代海洋文明之际，在活动海域上表现出岛屿文明的特征。从战后日本海洋思想变迁的轨迹看，日本海洋文明与战后日本海洋思想的变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海洋相关政策集中体现了国家层面海洋思想的内涵，而海洋思想是海洋文明的外在表现。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日本现代海洋文明的阶段性与战后海洋思想的变迁具有同步性。
第二，战后日本的海洋思想，在关注海域上发生了由战后初期的日本列岛周边水域，向整个太平洋水域，乃至向两洋水域（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变迁，体现了海域认知范围的扩大和对外扩张野心的膨胀。
第三，为了抢占连接两洋的海上通道，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不断在中国东海与南海制造事端，具有必然性。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以各种舆论宣传跟进，赋予“新海洋立国战略”以霸权色彩。2013年1月1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发表了题为《开放的海洋恩惠——日本外交新五原则》的演说，强调日本的国家利益“万古不易·未来永劫”，在于“彻底开放亚洲海域，追求自由与和平，以法律继续保护世界人类的公共财产”。这是安倍自2011年日本开始介入中国南海问题后，为了拉拢东盟各国所做的蛊惑性宣传。他还进一步强调，要“在两大海洋的连接地带，彻底繁荣思想、表现及言论自由等人类获得的普遍价值”[14]。
第四，在推动海洋文明的发展，提供海洋思想上，学者们以论说先行，然后对政府施以影响，将自己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政策，集中体现出政界、学界、财界的一体化。20世纪60年代的高坂正尧和小岛清、90年代的川胜平太和白石隆以及“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和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等为典型代表。
第五，由日本列岛周边海域到太平洋，再到印度洋的海域扩大，展现了日本构筑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的“海上帝国”所做的诸多努力。
综上所述，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海洋思想的变迁，能够引发我们进行连带思考的问题有以下几个：（1）如果说战前日本的“南进政策”是向海洋出发的起点，那么战后日本人在心理上是否存有对战前海洋观的历史继承？换言之，战前日本人曾经鼓吹的未来的霸权争斗在太平洋的主张稲垣満次郎：『東方策結論草案：上』、哲学書院、1892年、第237-238頁。作者认为，日本想要在东洋地区建立霸权，必须控制“南北太平洋”间的航路。即据守大岛、鹿儿岛，控制马关、津轻海峡、宗谷海峡、对州海峡，以形成地利之势。其中，在马关添置炮台，其他各处派驻海军。并进一步指出，欧人称日本海为东洋的地中海，将来英俄两国冲突，英人必占巨文岛和大岛，俄国必以乌拉潮斯德（海参崴）为海军运输的据点，日本对此一日也不可疏忽。，是否已经为战后准备好了“日本与太平洋关系”的构想框架？（2）战后吉田路线所确定的“贸易立国”以及对海上通商的重视，是对美示弱的结果还是战后日本发展路径的最佳选择？（3）由学者小岛清提倡的“太平洋经济圈”被政府采纳，并由大平正芳首相正式提出，经过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首相等继承扩大后，将日本的海洋思想嫁接到政治大国目标上来，并为麻生太郎的“美丽之弧”构想承接下来。而这一弧线构想是否与战争期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4）在战前的日美关系中，美国曾一度纵容日本搞“亚洲门罗主义”[15]，以至于在1919年以后，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在太平洋海域争霸的强劲对手，最后以美国打赢太平洋战争彻底制服日本后，两国关系进入了新时段。这样的历史记忆是否为今天日本死死抓住日美同盟而联手称霸海域提供了前车之鉴？（5）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日本所宣称的“普遍价值”是否会成为新形势下其构建“殖民话语体系”的另一种说教？[16]如果这种思考成立的话，那么未来日本国家的走向，是否可以规定为将建设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从属性的“海上帝国”为目标？（6）2006年曾有学者指出，“只有日本政府制定本国海洋发展战略时也考虑并尊重他国利益，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才能避免争端。”[17]但近年来的东亚海域争端，给人们留下的持久难题是：国际法与国际惯例是否已成为西方国家制造事端的法理依据？
思考这些问题，在中国追求海洋强国目标以及推进“一带一路”构想的时下，都具有厚重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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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