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双重照护”的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双重照护”即“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一代既照顾老人又养育孩子之意。日本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严重少子老龄化国家之一，政府与社会团体为此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与方法。中国目前也正步入老龄化社会，再加上2016年初全面放开二孩等中国特色政策的实施，使得新时代背景下的“双重照护”问题增加了新的课题与困难。
关键词：日本；少子老龄化；“双重照护”；养老服务；育儿保障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2-0049-14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2007
“双重照护”一词最初是由日本学者于2012年创造的，日文为“ダブルケア”，英语写作“doublecare”。“ケア”狭义的意思是看护、介护，也就是提供给老年人的生活护理。这里的“双重照护”并不仅指对老年人提供的精神和身体两方面的看护，而是同时进行育儿（特指学龄前儿童）与老人看护，也就是中国人俗称的“上有老，下有小”，既照顾老人，又养育孩子。广义的“双重照护”还包括对家人、亲族等复杂亲密关系中的照护。
一、 日本“双重照护”现状
（一）日本对“双重照护”现状实施调查
日本对“双重照护”状况的调查始自2012年，主要由横滨国立大学的相马直子学者及其团队组织实施，分为问卷调查（定量调查）与访问调查。问卷调查目前共开展了7次。
第1次实施于2012年9月，得到横滨市的协助，对横滨市内三所育儿支援中心进行问卷调查，共提取559个样本。
第2次实施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在横滨、静冈、京都、香川、福冈五地向注册了育儿邮件杂志的人群进行手机、网絡调查，共提取933份样本。
第3次实施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在横滨、京都的暂时保育、学童保育、育儿支援中心进行问卷调查，共提取402份样本。
第4次实施于2015年5月至7月，以及同年9月，通过“双重照护”研究项目网页（http：//doublecare.com/project/）进行的网络调查，共提取375个样本。
第5次由横滨国立大学经济学部亚洲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与索尼生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9日至8月21日共同调查，面向全国子女年龄未满18岁的母亲进行的网络调查，内容涵盖了前四次调查的所有项目，共提取1 000份样本，这是日本首次就此课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网络调
收稿日期：2017-07-05
作者简介：林娜（1982—），女，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日本历史、日本文化研究。社会文化研究林娜：日本“双重照护”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查，调查报告是《关于“双重照护”的调查2015》（以下略称为“索2015”）[1]。
第6次由横滨国立大学经济学部亚洲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与神奈川workers collective联合会（http：//www.wcokanagawa.gr.jp/）共同调查。
第7次由横滨国立大学经济学部亚洲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与索尼生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29日至11月6日共同调查，面向全国子女年龄未满18岁的父母（父亲1 050名，母亲1 050名）进行网络调查，公布了2 100份有效样本的统计结果，调查报告是《关于“双重照护”的调查2017》（以下略称为“索2017”）[2]。
此外，内阁府委托株式会社NTT数据经营研究所于2016年开展了调查，报告为《内阁府委托调查 2015年度育儿与介护“双重照护”的实态调查报告书》。
访问调查的方式主要为面谈、电话以及邮件，一共受理了49份案例，访问内容主要是关于看护的原委、看护的内容、看护及育儿支援服务的利用状况、亲子关系及夫妻关系、“双重照护”过程中的困难和乐趣、育儿与看护的先后顺序、认为服务不周到的地方等。
期间的研究成果有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东亚介护与育儿的“双重照护”负担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基础研究B研究课题编号24310192，2012—2014年度，团队成员有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山下顺子、香港城市大学陈国康、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王永慈、韩国仁川大学宋多永。此项目中含有前三次调查的详细数据与分析研究结论。《“双重照护”责任世代间性别比较分析：自治型、内涵型地域介护体制构想》基础研究B课题编号16H03326，2016—2019年度。及其他横滨国立大学经济学部亚洲经济社会研究中心项目。
（二）日本“双重照护”现状调查结果
纵观这几次的调查结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目前“双重照护”这一社会现象在近几年的变化。
1是否听说过“双重照护”一词
“索2015”调查发现，全体1 000份问卷中，听说过“双重照护”的人只有81%，未听说过的占919%，也就是说，子女年龄未满18岁的母亲中几乎所有人都未听说过“双重照护”。具体来说，有过经验及数年后会面临这一问题的人数中听说过的占346%，而短时间内不会面临这一问题的人数中听说过该词的只有57%，说明这个词的普及程度还不是很高（见图1）。
图1是否听说过“双重照护”（“索2015”、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5.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7/nr_151222.html.通过“索2017”的调查，听说过“双重照护”的人员中，男性占125%，女性占128%，男女之间差别不大。有经验者、数年后会有此经历的和短时间内不会经历“双重照护”的人群中听说过的分别为399%、259%和95%，比2015年调查的各个状况都有所上升，说明该词的普及率正在逐步提高，越来越被人们了解和熟悉（见图2）。
图2是否听说过“双重照护”（“索2017”、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2正经历或者有过“双重照护”经验的人数
前三次的调查发现，正经历“双重照护”的家庭占大约10%，之前经历过“双重照护”的占10%，此外，数年后会进入“双重照护”模式的家庭为20%左右，总计约40%。
“索2015”调查中显示在各个年龄段中，有过“双重照护”经验及数年后会经历“双重照护”的家庭，以30～40岁的人群最多，占271%，也就是说再过10～20年，日本经历“双重照护”的情况将更加严重。总体来看，有过经验和数年后会经历“双重照护”的人数占226%，也就是说，“双重照护”逐渐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见图3）。
图3“双重照护”状况（“索2015”、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5.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7/nr_151222.html.从“索2017”总体来看，正经历与过去有过经验者为65%，有经验者与数年后会经历者合计135%（见图4）。图4“双重照护”状况（“索2017”）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3有“双重照护”经验者感受到的负担
先来看一下这两年感到负担的人数比例。“索2015”调查称，有过“双重照护”经验的82人中402%的人称强烈感到了负担，476%的人称多少有些负担，合计878%；未感到负担的只有122%，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感到了或多或少的负担或者压力（见图5）。图5“双重照护”是否让你感受到負担（“索2015”、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5.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7/nr_151222.html.“索2017”调查显示，有过“双重照护”经验的138人中只有14%称没有感到负担，其余人都或多或少感到了压力（见图6）。说明“双重照护”带给人们的压力很大，并且影响范围呈扩散趋势。
图6“双重照护”让你感受到什么负担（“索2017”、多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被调查者感受到的负担主要体现在精神、体力、经济几方面。2017年又就此问题分性别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经验者中感到“精神疲乏”的占731%，其次感到“体力不足”的有657%，比男性经验者对应的这两项要高。男性经验者在“不能充分照顾孩子”“经济的负担”与“和工作的平衡”等方面承受的压力比女性高。由此可知，男性比女性更担心与孩子的互动、经济和工作这些方面（见图6、图7）。
图7“双重照护”让你感受到什么负担（“索2017”、多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4影响“双重照护”的因素
影响“双重照护”的因素很多，主要有老人看护的程度、育儿的程度、同居·非同居·近居·远居等居住形式、是否为独生子女、就业形式、以往的亲子关系、以往的夫妻关系等，另外还有家庭经济状况、公共服务的利用状况等。
比如，“索2015”调查显示，有过“双重照护”经验的82人中，有866%的人认为公共看护服务目前不充分，有842%的人认为公共育儿支援服务目前不充分（见图8、9）。可见，援助“双重照护”者的公共看护、育儿服务的工作急需加强。
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为了实现“双重照护”和工作两不误，有“双重照护”经验及数年后会有此经历的工作者希望职场采取的应对措施以“请假更容易，以便于育儿和看护老人”和“下班时间更灵活”最多，其次是“减少加班”，再次是“允许短期工作”（见图10）。女性更希望“灵活请假”（541%）和“允许短期工作”（506%），男性更希望“减少加班”（450%）（见图11）。
图8目前政府介护服务统计（“索2015”、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5.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7/nr_151222.html.图9目前政府育儿援助服务统计（“索2015”、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5.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7/nr_151222.html.图10职场应采取的对策（多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图11职场应采取的对策（多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关于如何回答“面对双重照护需要事先做的准备工作”这一问题，在受调查的138名有“双重照护”经验的人员中也各有不同。“趁父母身体健康时商量看护的问题”这一回答占348%，居于领先地位。其次，“事先查询与双重看护有关的地区援助制度”占319%，此外，“与家人（父母、兄弟姐妹等）商量双重照护期间的责任分担”占312%。由此可以看出，需要预先与父母、亲戚商量看护的问题和事先查询相关区域支援制度的占大多数。从男女比例来看，423%的男性考虑的是“评估看护对象、看护时间带来的风险”，由此规划面临“双重照护”之后的生活工作方向。女性考虑最多的是与“双重照护”相关的经济准备，如储蓄、保险等（403%），以及与父母的前期交流（403%）（见图12）。图12面对“双重照护”需要事先做的准备工作（多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5“双重照护”带来的影响
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2015年10～12月劳动力调查报告，已婚家庭中，夫妻双方同时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比例首次达到50%。越来越多的女性结婚后已经不再退居家庭甘做专业主妇了。那么，“双重照护”现象给家庭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如何处理好看护老人、养育孩子和工作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三者的平衡发展。“索2017”调查显示，在有工作的1 547人中因看护老人或者育儿问题辞职的人有133%，其中女性占273%，男性仅为62%。而因“双重照护”原因辞过工作的女性高居378%，男性也占到了246%（见图13）。在日本现有的公司体制下，非正式员工休完产假再返回工作岗位是很难实现的。以东京为例，据“2010年东京都男女雇佣平等参与现状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一成的单位设立了明确的制度重新招收因生子或照顾老人而辞职的员工[3]302。生儿育女和家务对女性来说仍然是两座大山，女性一旦因为生儿育女或照顾老人辞职进入家庭，便很难再重新回到自己中意的工作岗位，而这也反过来给“双重照护”带来了压力和负担。由此说明“双重照护”这一问题会直接影响甚至改变家庭成员的工作、生活模式与轨迹，这种情况不容忽视。
图13是否因看护老人或育儿辞职过（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那么，“双重照护”和工作之间更优先考虑哪一项？据对有工作并且经历“双重照护”的114人进行调查得知，优先考虑“育儿和工作”两者的占333%，居最多。其次是认为自己“能处理好双重照护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的占237%。再次是优先考虑“工作”的居167%（见图14）。可以发现，理想状态肯定是三者平衡发展，但现实中并不会那么顺利，当三者起冲突的时候，优先选择育儿和工作的占多数。
图14如何平衡双重照护与工作（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关于负担“双重照护”的费用情况，据对经历“双重照护”的138人进行的调查显示，每月承担“双重照护”的费用平均达到81 848日元，其中“父母（配偶的父母）的医疗、看护相关费用（包括看护用品及移动费用）”需花费29 623日元，“孩子的保育、教育相关费用（包括上特色班、补习班的费用）”需花费33 087日元，“其他”占19 138日元（见图15）。
图15每月用于“双重照护”的平均费用（由自由回答结果计算得出）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而问到父母（配偶的父母）的医疗、看护相关费用的组成比例时，高达717%的人回答一半以上的费用都来自于父母的养老金及存款，210%的人回答全部费用出自父母的养老金及存款（见图16）。
6希望政府或民间提供的援助
前三次调查结果显示，“双重照护”者希望为其提供的援助主要包括建立与有经验者联系的网络渠道、得到社会认可、灵活方便的育儿服务、暂时保育与短时间托管、访问型“双重照护”服务、育儿·看护的联合移动服务、“双重照护”的交流窗口及信息提供。
“索2015”调查显示，在全体受访者1 000人中，有高达905%的人希望政府设立咨询“双重照护”的行政窗口。其次，811%希望“双重照护”者能面对面地交流沟通，811%希望能提供以育儿和看护老人为主题的小手册做参考，762%的人主张在所在地区成立“双重照护”者交流团体，如区域恳谈会等，667%的人希望利用网络社交平台，如facebook、Mixi等成立“双重照护”者交流群。由受访者的需求可见，开设“双重照护”的咨询场所与建立“双重照护”者的交流平台十分必要（见图17）。
图16双方父母的医疗、看护相关费用的分担比例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图17有无必要向“双重照护”者提供帮助（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5.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7/nr_151222.html.“索2017”调查显示，经历“双重照护”与数年后经历“双重照护”的人群中90%以上希望能在养老院及幼儿园增加“双重照护”方面的设施，增加提供“双重照护”的交流行政窗口。此外，建立与“双重照护”经验者的直接交流渠道以及建立区域化的联络平台等方面也占很大的比例（见图18）。图18“双重照护”者援助措施有无必要（每个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二、 日本改善“双重照护”问题
的措施与方法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少子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然而，据相马直子学者介绍，迄今为止，“双重照护”这一社会现象并未引起日本全社会及政府的重视。政府与民间一直以来关注的都是单方面的，要么只关注子女的抚养，要么只关注老人的看护，很少将两者联系起来。实际上，“双重照护”这个社会问题并非只是孩子的抚养与老人的看护二者简单地相加。如果将二者处理得当，则能给“双重照护”者带来很大的便利。如果处理不当，则会造成照护者身心疲惫，甚至导致家庭的崩溃。对于“双重照护”家庭来说，政府与民间提供的看护服务与育儿服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看护服务实际上也是育儿支援服务，因为“双重照护”者利用看护服务期间，可以陪伴孩子或者從事自己的工作，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帮助育儿的目的。反过来，育儿服务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帮助看护老人的作用。因为如果不把孩子托付给保育园等服务机构的话，则照护者没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看护老人。因此，紧急利用的暂时保育及普通的保育园对“双重照护”家庭来说，既是看护支援，也是育儿支援[4]。
（一）政府措施
日本政府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很早就采取了积极措施，不断出台保障老年人生活和养老的法律。看护保险方面，1961年，政府建立了“国民皆保险”体制，2000年全面实施的《护理保险法》（1997年制定，每3年修订一次）将护理制度从社会福利制度转变为社会保险制度。养老方式方面，1963年颁布了被称为“老年人宪章”的《老人福利法》（1990年修订），1982年出台了《老人保健法》（1986年12月修订），明确规定了国家、家庭和社区在养老护理中的职责；1986年颁布《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89年颁布《推进高龄者保健福利十年戰略》（简称“黄金计划”）和《地区老人保健福利计划》，之后又陆续出台“新黄金计划”“黄金计划21”等政策，充实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护理，导入市场机制。“尤其在社区养老方面，1989年，厚生省制定了《故乡与21世纪健康长寿的社区营造事业》，旨在打造‘长寿社区，建构地域综合关怀体系，让老年人在保有尊严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在自己习惯的环境中安度晚安。”[5]
日本政府在支援育儿方面也采取了诸多措施。为了保障女性在休完育儿假后重返工作岗位，早在1991年，政府就出台了《育儿休假法》。2012年8月，为解决日本儿童及育儿的各种问题，政府又制定了名为“儿童及育儿援助法”的一系列法律（“儿童及育儿援助法”“认定儿童园法的部分修订”“关于儿童及育儿援助法及认定儿童园法的部分修订法实施中相关法律整备等的相关规定”），统称为“儿童及育儿援助新制度”（又叫“儿童及育儿相关三法”），于2015年4月正式出台，旨在推进幼儿期的学校教育和保育工作、扩充和提高地区育儿援助的“数量”和“质量”，现在仍在不断更新修订中（最新修订时间为2017年1月）。
日本政府还针对就职企业出台了相关政策，缓解分散照护者尤其女性们的家庭负担。2007年，以内阁府为中心制定了《工作与生活协调宪章》和《推动工作与生活协调的行动指南》，企业被要求做到以下几点：完善育儿、看护方面的“休假休业制度”；在劳动时间方面，减少加班，设立可调整的工作时间段；在劳动地点方面，允许在家上班，完善“可以选择劳动方式的制度”；雇用女性制定将结婚、生育考虑进去的职业规划等的“职业规划和生活设计支援”；给予包括保育服务费用补助、企业内保育所设置等的经济支援等。另外，为所有人提供工作信息的东京工作中心还提供幼儿的托管服务，以便解决去中心求职时孩子无处安置的问题[3]162-163。
此外，日本政府在全国开展“介护福祉士”（care worker）、“介护支援专门员”（care manager）、保育士等职业资格考试，培育帮助看护老人或照顾儿童的专业人员。还在各地成立地域支援中心，设立了面向该地区的老龄者及护理者的综合性交流支援的窗口。
（二）民间团体及企业的措施
政府除了大力推进育儿服务和养老服务政策之外，还鼓励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育儿与养老服务。例如，一些民间团体在以横滨为中心的许多城市开设了“双重照护咖啡馆”（double care cafe），为经历“双重照护”的人们提供交流沟通的场所。他们同时制作了对育儿和看护都有帮助的照护者使用的小手册，还举办“双重照护”志愿者培训讲座、开发考试题目等活动。另外，为了顺应开放式创新、社会改革的潮流，这些民间团体还和当地的企业共同合作开展新型“双重照护”活动。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养老和育儿的服务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为身体不好的独居老人开办送餐业务；派遣社区志愿者陪独居老人聊天；针对护理困难的家庭开设“托老所”“日间照护中心”等。一些非营利组织针对有育儿负担的双职工家庭，在社区设立育儿沙龙，提供图书借阅和育儿咨询服务。一些非营利组织为那些因怀孕、生产、养育子女、看护老年人等原因辞职的女性提供就业信息，支援她们的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兼顾。一些非营利组织利用学校放学后的教室、校园以及既有公共设施、民间设施，招募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社区居民作为志愿者，在课余和周末为那些双亲上班的中小学生开展各种活动，极大减轻了父母的负担。这些服务既满足了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缓解了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困境[6]。政府也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非营利组织设立这些福利机构。
有些企业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帮助员工处理工作与“双重照护”兼顾之间的矛盾。如在东京，越来越多的企业制定并实施了短时间勤务制度和免上夜班等劳动时间方面的制度，以便职工，尤其女性职工能更加灵活机动地育儿或照顾老人。另外，“在家工作”这一新型工作方式也被许多企业采用并推广，为女性提供了兼顾家庭和工作的社会氛围。
三、 中国“双重照护”现状
及面临的问题（一）中国“双重照护”的情况
中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双重照护”现象进行的数据调查，但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窥探“双重照护”的现状。
1.老龄化加剧。根据联合国的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的社会被称为老龄化社会，比重超过21%的则被称为超老龄化社会。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7]，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且，由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可知，2014年的65岁及以上人口已上升至1007%[8]，老龄化进程急速加快。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中国人口长寿化现象日益显著。但与此同时，养老服务、老年护理等问题凸显。
2.结婚年龄、生育年龄延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年轻人结婚的平均年龄为2498岁，其中男性为2641岁，女性为2371岁[7]。2015年最新统计得出中国平均结婚年龄为26岁，男性比女性高23岁。四分之三的男性在25～34岁之间结婚，超过九成的女性在30岁之前结婚[9]。结婚年龄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晚婚化成为常态。另外，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可知，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2913岁，比2000年推迟了282岁[7]。由于现代社会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自主意识增强，加之担心生育后面对的生活工作压力增大等因素，晚育现象十分普遍，而且还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晚婚晚育家庭将要面对的“双重照护”问题会更加突出。
3“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残存。《2015年中国幸福婚姻家庭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关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仍有433%的女性受访者赞同这种看法[9]。从受访者对男女两性在婚姻中的角色期待来看，女方承担大部分家务，而男方承担大部分消费的观念相对凸出。如此一来，抚养孩子和照顾老人的“双重照护”工作大多仍是女方负责，女性无法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参与社会劳动，只能选择辞职或在短期及时间灵活的劳动行业做兼职，这样很难获得较高的报酬。中国于2016年底发布的《2016年中国性别薪酬差异报告》指出，现在的中国女性平均月薪仅为男性的77%。其中，一線城市的男女薪酬差异最小，三四线城市差异拉大[10]。
（二）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
虽然中国的家庭模式一直以来都是中间一代照顾老人和孩子，但在当前新时代下，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家庭结构又出现了不同的特点。
第一，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实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导致在此之后出现了一大批独生子女。随着这一代80后人群进入婚育年龄，“4-2-1”（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家庭模式开始呈现出主流倾向，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急剧老年化，独生子女赡养负担加重的社会现象。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使得80后及少数90后人群进入“4-2-2”的家庭模式。作为家庭的支柱和职场的主力，这部分人不得不承受上有四老、下有二小的双重压力，直面育儿养老带来的住房、教育、医疗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现实，使他们感到力不从心。2011年的一项调查就显示，597%的人感觉自己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大，“靠子养老”的传统家庭功能已日渐式微[11]。
第二，中国虽然自古以来重视传统的血缘关系，强调血浓于水的亲情，但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加速，许多农村人靠自己的打拼在城市扎根定居，与农村大家族的联系逐渐淡薄。同时，钢筋水泥结构的高层建筑的增加逐渐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使互为邻居也不相往来。因此，传统的亲戚邻里之间互相帮助照看老人和孩子的现象极少出现，这又给“双重照护”者带来了更多的负担与压力。
第三，针对2016年初实施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腾讯网“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报告”[12]结果显示，近三成70后人群有生二孩的计划，而且男性生育欲望超过女性。那么，这些女性毫无疑问会成为高龄产妇。根据这份调查，中年夫妻大多自己抚养二孩，无法得到年迈父母的帮助，也不愿意雇请保姆[12]。因此，这类家庭不仅需要育儿，还需照顾高龄的父母（包括因疾病需要全天看护的老人）。另外，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也进一步加大了女性就业的难度。许多工作单位因担心女性就职之后就休产假，在招聘时会刻意排斥女性，优先录用男性。有报告显示，超八成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存在性别歧视，其中超两成女性认为在就业中性别歧视严重[13]。女性就业困难，反过来又会增加“双重照护”的经济压力。
第四，养老服务机构和护理人员缺乏。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全国养老服务机构还保持在48万个，但2013年降为42万个，2014年减为33万个，2015年更降到28万个，呈逐年递减的趋势[14]。更甚的是，养老机构现有的总床位数与社会需求的床位数呈反比例的态势发展，2010年平均每100位老人才能拥有15张床位，如今这个比例更低。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的公办养老机构供不应求，同时民办养老事业发展缓慢，服务方式单一，难以满足老人的多元需求。造成这种局面有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职能错位及资金短缺[15]。在养老公共服务方面，中国依然步履维艰。除了养老服务机构匮乏之外，专业的护理人员也十分短缺。据2011年发布的《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指导性收费标准》规定，护理自理老人的全职保姆月薪在1 600～1 800元，护理失能老人的全职保姆月薪在1 800～2 500元之间。某家保姆中介公司介绍说，2000年该公司注册保姆3万人，10年后的2010年，公司的注册保姆为6 000人，而到2010年只剩下3 000人。需要养老的人越来越多，但劳动力供给越来越少[16]。护理工作强度大，收入较低，导致护理人才流失十分严重。
第五，中国传统观念导致老年人不愿意去养老机构养老。中国自古以来延续的传统家庭观念是倡导以孝为先，部分人认为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是一种不孝的行为，舆论使有这种需求的子女和老人存在诸多思想顾虑。
四、 日本解决“双重照护”措施
对中国的启示
借鉴日本在“双重照护”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目前中国“双重照护”面临的问题。
第一，加速健全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养老补贴制度，提高养老金的数额与比例。增加养老看护机构的数量，不仅要依靠政府与社区，也要依靠社会资本，由政府出面监管并给予政策支持，禁止将养老机构挪为他用。同时，大力发展社区照护和上门照护，加快实现养老社会化与专业化。
第二，加速健全育儿保障体系。政府给予家庭育儿补贴。以社区或街道为单位提供托儿的服务，增加保育园、托管中心的数量，帮助此区域内的企业员工缓解育儿方面的压力。同时鼓励一些社会企业、更多的社会组织提供这方面的设施和条件，无论办托儿所，还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可以有公益性的，也可以有市场化的。
第三，健全更人性化的工作制度。鼓励企业为女性制定更加灵活的劳动政策，比如工作时间有弹性、可以在家工作，延长女性的产假等。为男性延长陪产假的时间，减少加班频率。设立带薪护理育儿制度。
第四，落实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强化生育养老的社会责任。政府可以给民营企业等体制外的单位相应的补助，比如在税务上为雇用“双重照护”者的企业提供一些减免等。改变本应由全社会共同承担的生育养老成本转嫁给了用人单位、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育养老成本压到女性肩头的现状。
第五，彻底改变传统家庭观念。最根本、最彻底的解决措施应该是逐渐改变国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观念，提高国人对男女性别平等观念的认知，加大性别文明的宣传力度。使男女共同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改变视老人去养老机构为不孝的观念，改善养老机构的各方面条件，使老人进入养老机构能够舒适、安心地度过晚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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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腾讯网.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报告[EB/OL].[2016-04-03].http：//news.qq.com/zt2016/2childr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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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傅琳.民办养老机构：困境与出路[D].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6]凤凰网.李浩：老龄化大潮袭来 中国的情况将非常严重[EB/OL].[20111107].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yanglao/detail_2011_11/07/10475804_0.shtml.[责任编辑孙丽]
关键词：日本；少子老龄化；“双重照护”；养老服务；育儿保障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2-0049-14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2007
“双重照护”一词最初是由日本学者于2012年创造的，日文为“ダブルケア”，英语写作“doublecare”。“ケア”狭义的意思是看护、介护，也就是提供给老年人的生活护理。这里的“双重照护”并不仅指对老年人提供的精神和身体两方面的看护，而是同时进行育儿（特指学龄前儿童）与老人看护，也就是中国人俗称的“上有老，下有小”，既照顾老人，又养育孩子。广义的“双重照护”还包括对家人、亲族等复杂亲密关系中的照护。
一、 日本“双重照护”现状
（一）日本对“双重照护”现状实施调查
日本对“双重照护”状况的调查始自2012年，主要由横滨国立大学的相马直子学者及其团队组织实施，分为问卷调查（定量调查）与访问调查。问卷调查目前共开展了7次。
第1次实施于2012年9月，得到横滨市的协助，对横滨市内三所育儿支援中心进行问卷调查，共提取559个样本。
第2次实施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在横滨、静冈、京都、香川、福冈五地向注册了育儿邮件杂志的人群进行手机、网絡调查，共提取933份样本。
第3次实施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在横滨、京都的暂时保育、学童保育、育儿支援中心进行问卷调查，共提取402份样本。
第4次实施于2015年5月至7月，以及同年9月，通过“双重照护”研究项目网页（http：//doublecare.com/project/）进行的网络调查，共提取375个样本。
第5次由横滨国立大学经济学部亚洲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与索尼生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9日至8月21日共同调查，面向全国子女年龄未满18岁的母亲进行的网络调查，内容涵盖了前四次调查的所有项目，共提取1 000份样本，这是日本首次就此课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网络调
收稿日期：2017-07-05
作者简介：林娜（1982—），女，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日本历史、日本文化研究。社会文化研究林娜：日本“双重照护”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查，调查报告是《关于“双重照护”的调查2015》（以下略称为“索2015”）[1]。
第6次由横滨国立大学经济学部亚洲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与神奈川workers collective联合会（http：//www.wcokanagawa.gr.jp/）共同调查。
第7次由横滨国立大学经济学部亚洲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与索尼生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29日至11月6日共同调查，面向全国子女年龄未满18岁的父母（父亲1 050名，母亲1 050名）进行网络调查，公布了2 100份有效样本的统计结果，调查报告是《关于“双重照护”的调查2017》（以下略称为“索2017”）[2]。
此外，内阁府委托株式会社NTT数据经营研究所于2016年开展了调查，报告为《内阁府委托调查 2015年度育儿与介护“双重照护”的实态调查报告书》。
访问调查的方式主要为面谈、电话以及邮件，一共受理了49份案例，访问内容主要是关于看护的原委、看护的内容、看护及育儿支援服务的利用状况、亲子关系及夫妻关系、“双重照护”过程中的困难和乐趣、育儿与看护的先后顺序、认为服务不周到的地方等。
期间的研究成果有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东亚介护与育儿的“双重照护”负担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基础研究B研究课题编号24310192，2012—2014年度，团队成员有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山下顺子、香港城市大学陈国康、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王永慈、韩国仁川大学宋多永。此项目中含有前三次调查的详细数据与分析研究结论。《“双重照护”责任世代间性别比较分析：自治型、内涵型地域介护体制构想》基础研究B课题编号16H03326，2016—2019年度。及其他横滨国立大学经济学部亚洲经济社会研究中心项目。
（二）日本“双重照护”现状调查结果
纵观这几次的调查结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目前“双重照护”这一社会现象在近几年的变化。
1是否听说过“双重照护”一词
“索2015”调查发现，全体1 000份问卷中，听说过“双重照护”的人只有81%，未听说过的占919%，也就是说，子女年龄未满18岁的母亲中几乎所有人都未听说过“双重照护”。具体来说，有过经验及数年后会面临这一问题的人数中听说过的占346%，而短时间内不会面临这一问题的人数中听说过该词的只有57%，说明这个词的普及程度还不是很高（见图1）。
图1是否听说过“双重照护”（“索2015”、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5.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7/nr_151222.html.通过“索2017”的调查，听说过“双重照护”的人员中，男性占125%，女性占128%，男女之间差别不大。有经验者、数年后会有此经历的和短时间内不会经历“双重照护”的人群中听说过的分别为399%、259%和95%，比2015年调查的各个状况都有所上升，说明该词的普及率正在逐步提高，越来越被人们了解和熟悉（见图2）。
图2是否听说过“双重照护”（“索2017”、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2正经历或者有过“双重照护”经验的人数
前三次的调查发现，正经历“双重照护”的家庭占大约10%，之前经历过“双重照护”的占10%，此外，数年后会进入“双重照护”模式的家庭为20%左右，总计约40%。
“索2015”调查中显示在各个年龄段中，有过“双重照护”经验及数年后会经历“双重照护”的家庭，以30～40岁的人群最多，占271%，也就是说再过10～20年，日本经历“双重照护”的情况将更加严重。总体来看，有过经验和数年后会经历“双重照护”的人数占226%，也就是说，“双重照护”逐渐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见图3）。
图3“双重照护”状况（“索2015”、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5.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7/nr_151222.html.从“索2017”总体来看，正经历与过去有过经验者为65%，有经验者与数年后会经历者合计135%（见图4）。图4“双重照护”状况（“索2017”）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3有“双重照护”经验者感受到的负担
先来看一下这两年感到负担的人数比例。“索2015”调查称，有过“双重照护”经验的82人中402%的人称强烈感到了负担，476%的人称多少有些负担，合计878%；未感到负担的只有122%，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感到了或多或少的负担或者压力（见图5）。图5“双重照护”是否让你感受到負担（“索2015”、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5.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7/nr_151222.html.“索2017”调查显示，有过“双重照护”经验的138人中只有14%称没有感到负担，其余人都或多或少感到了压力（见图6）。说明“双重照护”带给人们的压力很大，并且影响范围呈扩散趋势。
图6“双重照护”让你感受到什么负担（“索2017”、多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被调查者感受到的负担主要体现在精神、体力、经济几方面。2017年又就此问题分性别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经验者中感到“精神疲乏”的占731%，其次感到“体力不足”的有657%，比男性经验者对应的这两项要高。男性经验者在“不能充分照顾孩子”“经济的负担”与“和工作的平衡”等方面承受的压力比女性高。由此可知，男性比女性更担心与孩子的互动、经济和工作这些方面（见图6、图7）。
图7“双重照护”让你感受到什么负担（“索2017”、多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4影响“双重照护”的因素
影响“双重照护”的因素很多，主要有老人看护的程度、育儿的程度、同居·非同居·近居·远居等居住形式、是否为独生子女、就业形式、以往的亲子关系、以往的夫妻关系等，另外还有家庭经济状况、公共服务的利用状况等。
比如，“索2015”调查显示，有过“双重照护”经验的82人中，有866%的人认为公共看护服务目前不充分，有842%的人认为公共育儿支援服务目前不充分（见图8、9）。可见，援助“双重照护”者的公共看护、育儿服务的工作急需加强。
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为了实现“双重照护”和工作两不误，有“双重照护”经验及数年后会有此经历的工作者希望职场采取的应对措施以“请假更容易，以便于育儿和看护老人”和“下班时间更灵活”最多，其次是“减少加班”，再次是“允许短期工作”（见图10）。女性更希望“灵活请假”（541%）和“允许短期工作”（506%），男性更希望“减少加班”（450%）（见图11）。
图8目前政府介护服务统计（“索2015”、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5.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7/nr_151222.html.图9目前政府育儿援助服务统计（“索2015”、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5.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7/nr_151222.html.图10职场应采取的对策（多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图11职场应采取的对策（多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关于如何回答“面对双重照护需要事先做的准备工作”这一问题，在受调查的138名有“双重照护”经验的人员中也各有不同。“趁父母身体健康时商量看护的问题”这一回答占348%，居于领先地位。其次，“事先查询与双重看护有关的地区援助制度”占319%，此外，“与家人（父母、兄弟姐妹等）商量双重照护期间的责任分担”占312%。由此可以看出，需要预先与父母、亲戚商量看护的问题和事先查询相关区域支援制度的占大多数。从男女比例来看，423%的男性考虑的是“评估看护对象、看护时间带来的风险”，由此规划面临“双重照护”之后的生活工作方向。女性考虑最多的是与“双重照护”相关的经济准备，如储蓄、保险等（403%），以及与父母的前期交流（403%）（见图12）。图12面对“双重照护”需要事先做的准备工作（多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5“双重照护”带来的影响
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2015年10～12月劳动力调查报告，已婚家庭中，夫妻双方同时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比例首次达到50%。越来越多的女性结婚后已经不再退居家庭甘做专业主妇了。那么，“双重照护”现象给家庭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如何处理好看护老人、养育孩子和工作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三者的平衡发展。“索2017”调查显示，在有工作的1 547人中因看护老人或者育儿问题辞职的人有133%，其中女性占273%，男性仅为62%。而因“双重照护”原因辞过工作的女性高居378%，男性也占到了246%（见图13）。在日本现有的公司体制下，非正式员工休完产假再返回工作岗位是很难实现的。以东京为例，据“2010年东京都男女雇佣平等参与现状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一成的单位设立了明确的制度重新招收因生子或照顾老人而辞职的员工[3]302。生儿育女和家务对女性来说仍然是两座大山，女性一旦因为生儿育女或照顾老人辞职进入家庭，便很难再重新回到自己中意的工作岗位，而这也反过来给“双重照护”带来了压力和负担。由此说明“双重照护”这一问题会直接影响甚至改变家庭成员的工作、生活模式与轨迹，这种情况不容忽视。
图13是否因看护老人或育儿辞职过（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那么，“双重照护”和工作之间更优先考虑哪一项？据对有工作并且经历“双重照护”的114人进行调查得知，优先考虑“育儿和工作”两者的占333%，居最多。其次是认为自己“能处理好双重照护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的占237%。再次是优先考虑“工作”的居167%（见图14）。可以发现，理想状态肯定是三者平衡发展，但现实中并不会那么顺利，当三者起冲突的时候，优先选择育儿和工作的占多数。
图14如何平衡双重照护与工作（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关于负担“双重照护”的费用情况，据对经历“双重照护”的138人进行的调查显示，每月承担“双重照护”的费用平均达到81 848日元，其中“父母（配偶的父母）的医疗、看护相关费用（包括看护用品及移动费用）”需花费29 623日元，“孩子的保育、教育相关费用（包括上特色班、补习班的费用）”需花费33 087日元，“其他”占19 138日元（见图15）。
图15每月用于“双重照护”的平均费用（由自由回答结果计算得出）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而问到父母（配偶的父母）的医疗、看护相关费用的组成比例时，高达717%的人回答一半以上的费用都来自于父母的养老金及存款，210%的人回答全部费用出自父母的养老金及存款（见图16）。
6希望政府或民间提供的援助
前三次调查结果显示，“双重照护”者希望为其提供的援助主要包括建立与有经验者联系的网络渠道、得到社会认可、灵活方便的育儿服务、暂时保育与短时间托管、访问型“双重照护”服务、育儿·看护的联合移动服务、“双重照护”的交流窗口及信息提供。
“索2015”调查显示，在全体受访者1 000人中，有高达905%的人希望政府设立咨询“双重照护”的行政窗口。其次，811%希望“双重照护”者能面对面地交流沟通，811%希望能提供以育儿和看护老人为主题的小手册做参考，762%的人主张在所在地区成立“双重照护”者交流团体，如区域恳谈会等，667%的人希望利用网络社交平台，如facebook、Mixi等成立“双重照护”者交流群。由受访者的需求可见，开设“双重照护”的咨询场所与建立“双重照护”者的交流平台十分必要（见图17）。
图16双方父母的医疗、看护相关费用的分担比例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图17有无必要向“双重照护”者提供帮助（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5.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7/nr_151222.html.“索2017”调查显示，经历“双重照护”与数年后经历“双重照护”的人群中90%以上希望能在养老院及幼儿园增加“双重照护”方面的设施，增加提供“双重照护”的交流行政窗口。此外，建立与“双重照护”经验者的直接交流渠道以及建立区域化的联络平台等方面也占很大的比例（见图18）。图18“双重照护”者援助措施有无必要（每个单选）资料来源：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二、 日本改善“双重照护”问题
的措施与方法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少子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然而，据相马直子学者介绍，迄今为止，“双重照护”这一社会现象并未引起日本全社会及政府的重视。政府与民间一直以来关注的都是单方面的，要么只关注子女的抚养，要么只关注老人的看护，很少将两者联系起来。实际上，“双重照护”这个社会问题并非只是孩子的抚养与老人的看护二者简单地相加。如果将二者处理得当，则能给“双重照护”者带来很大的便利。如果处理不当，则会造成照护者身心疲惫，甚至导致家庭的崩溃。对于“双重照护”家庭来说，政府与民间提供的看护服务与育儿服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看护服务实际上也是育儿支援服务，因为“双重照护”者利用看护服务期间，可以陪伴孩子或者從事自己的工作，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帮助育儿的目的。反过来，育儿服务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帮助看护老人的作用。因为如果不把孩子托付给保育园等服务机构的话，则照护者没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看护老人。因此，紧急利用的暂时保育及普通的保育园对“双重照护”家庭来说，既是看护支援，也是育儿支援[4]。
（一）政府措施
日本政府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很早就采取了积极措施，不断出台保障老年人生活和养老的法律。看护保险方面，1961年，政府建立了“国民皆保险”体制，2000年全面实施的《护理保险法》（1997年制定，每3年修订一次）将护理制度从社会福利制度转变为社会保险制度。养老方式方面，1963年颁布了被称为“老年人宪章”的《老人福利法》（1990年修订），1982年出台了《老人保健法》（1986年12月修订），明确规定了国家、家庭和社区在养老护理中的职责；1986年颁布《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89年颁布《推进高龄者保健福利十年戰略》（简称“黄金计划”）和《地区老人保健福利计划》，之后又陆续出台“新黄金计划”“黄金计划21”等政策，充实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护理，导入市场机制。“尤其在社区养老方面，1989年，厚生省制定了《故乡与21世纪健康长寿的社区营造事业》，旨在打造‘长寿社区，建构地域综合关怀体系，让老年人在保有尊严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在自己习惯的环境中安度晚安。”[5]
日本政府在支援育儿方面也采取了诸多措施。为了保障女性在休完育儿假后重返工作岗位，早在1991年，政府就出台了《育儿休假法》。2012年8月，为解决日本儿童及育儿的各种问题，政府又制定了名为“儿童及育儿援助法”的一系列法律（“儿童及育儿援助法”“认定儿童园法的部分修订”“关于儿童及育儿援助法及认定儿童园法的部分修订法实施中相关法律整备等的相关规定”），统称为“儿童及育儿援助新制度”（又叫“儿童及育儿相关三法”），于2015年4月正式出台，旨在推进幼儿期的学校教育和保育工作、扩充和提高地区育儿援助的“数量”和“质量”，现在仍在不断更新修订中（最新修订时间为2017年1月）。
日本政府还针对就职企业出台了相关政策，缓解分散照护者尤其女性们的家庭负担。2007年，以内阁府为中心制定了《工作与生活协调宪章》和《推动工作与生活协调的行动指南》，企业被要求做到以下几点：完善育儿、看护方面的“休假休业制度”；在劳动时间方面，减少加班，设立可调整的工作时间段；在劳动地点方面，允许在家上班，完善“可以选择劳动方式的制度”；雇用女性制定将结婚、生育考虑进去的职业规划等的“职业规划和生活设计支援”；给予包括保育服务费用补助、企业内保育所设置等的经济支援等。另外，为所有人提供工作信息的东京工作中心还提供幼儿的托管服务，以便解决去中心求职时孩子无处安置的问题[3]162-163。
此外，日本政府在全国开展“介护福祉士”（care worker）、“介护支援专门员”（care manager）、保育士等职业资格考试，培育帮助看护老人或照顾儿童的专业人员。还在各地成立地域支援中心，设立了面向该地区的老龄者及护理者的综合性交流支援的窗口。
（二）民间团体及企业的措施
政府除了大力推进育儿服务和养老服务政策之外，还鼓励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育儿与养老服务。例如，一些民间团体在以横滨为中心的许多城市开设了“双重照护咖啡馆”（double care cafe），为经历“双重照护”的人们提供交流沟通的场所。他们同时制作了对育儿和看护都有帮助的照护者使用的小手册，还举办“双重照护”志愿者培训讲座、开发考试题目等活动。另外，为了顺应开放式创新、社会改革的潮流，这些民间团体还和当地的企业共同合作开展新型“双重照护”活动。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养老和育儿的服务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为身体不好的独居老人开办送餐业务；派遣社区志愿者陪独居老人聊天；针对护理困难的家庭开设“托老所”“日间照护中心”等。一些非营利组织针对有育儿负担的双职工家庭，在社区设立育儿沙龙，提供图书借阅和育儿咨询服务。一些非营利组织为那些因怀孕、生产、养育子女、看护老年人等原因辞职的女性提供就业信息，支援她们的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兼顾。一些非营利组织利用学校放学后的教室、校园以及既有公共设施、民间设施，招募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社区居民作为志愿者，在课余和周末为那些双亲上班的中小学生开展各种活动，极大减轻了父母的负担。这些服务既满足了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缓解了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困境[6]。政府也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非营利组织设立这些福利机构。
有些企业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帮助员工处理工作与“双重照护”兼顾之间的矛盾。如在东京，越来越多的企业制定并实施了短时间勤务制度和免上夜班等劳动时间方面的制度，以便职工，尤其女性职工能更加灵活机动地育儿或照顾老人。另外，“在家工作”这一新型工作方式也被许多企业采用并推广，为女性提供了兼顾家庭和工作的社会氛围。
三、 中国“双重照护”现状
及面临的问题（一）中国“双重照护”的情况
中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双重照护”现象进行的数据调查，但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窥探“双重照护”的现状。
1.老龄化加剧。根据联合国的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的社会被称为老龄化社会，比重超过21%的则被称为超老龄化社会。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7]，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且，由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可知，2014年的65岁及以上人口已上升至1007%[8]，老龄化进程急速加快。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中国人口长寿化现象日益显著。但与此同时，养老服务、老年护理等问题凸显。
2.结婚年龄、生育年龄延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年轻人结婚的平均年龄为2498岁，其中男性为2641岁，女性为2371岁[7]。2015年最新统计得出中国平均结婚年龄为26岁，男性比女性高23岁。四分之三的男性在25～34岁之间结婚，超过九成的女性在30岁之前结婚[9]。结婚年龄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晚婚化成为常态。另外，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可知，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2913岁，比2000年推迟了282岁[7]。由于现代社会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自主意识增强，加之担心生育后面对的生活工作压力增大等因素，晚育现象十分普遍，而且还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晚婚晚育家庭将要面对的“双重照护”问题会更加突出。
3“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残存。《2015年中国幸福婚姻家庭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关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仍有433%的女性受访者赞同这种看法[9]。从受访者对男女两性在婚姻中的角色期待来看，女方承担大部分家务，而男方承担大部分消费的观念相对凸出。如此一来，抚养孩子和照顾老人的“双重照护”工作大多仍是女方负责，女性无法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参与社会劳动，只能选择辞职或在短期及时间灵活的劳动行业做兼职，这样很难获得较高的报酬。中国于2016年底发布的《2016年中国性别薪酬差异报告》指出，现在的中国女性平均月薪仅为男性的77%。其中，一線城市的男女薪酬差异最小，三四线城市差异拉大[10]。
（二）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
虽然中国的家庭模式一直以来都是中间一代照顾老人和孩子，但在当前新时代下，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家庭结构又出现了不同的特点。
第一，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实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导致在此之后出现了一大批独生子女。随着这一代80后人群进入婚育年龄，“4-2-1”（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家庭模式开始呈现出主流倾向，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急剧老年化，独生子女赡养负担加重的社会现象。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使得80后及少数90后人群进入“4-2-2”的家庭模式。作为家庭的支柱和职场的主力，这部分人不得不承受上有四老、下有二小的双重压力，直面育儿养老带来的住房、教育、医疗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现实，使他们感到力不从心。2011年的一项调查就显示，597%的人感觉自己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大，“靠子养老”的传统家庭功能已日渐式微[11]。
第二，中国虽然自古以来重视传统的血缘关系，强调血浓于水的亲情，但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加速，许多农村人靠自己的打拼在城市扎根定居，与农村大家族的联系逐渐淡薄。同时，钢筋水泥结构的高层建筑的增加逐渐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使互为邻居也不相往来。因此，传统的亲戚邻里之间互相帮助照看老人和孩子的现象极少出现，这又给“双重照护”者带来了更多的负担与压力。
第三，针对2016年初实施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腾讯网“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报告”[12]结果显示，近三成70后人群有生二孩的计划，而且男性生育欲望超过女性。那么，这些女性毫无疑问会成为高龄产妇。根据这份调查，中年夫妻大多自己抚养二孩，无法得到年迈父母的帮助，也不愿意雇请保姆[12]。因此，这类家庭不仅需要育儿，还需照顾高龄的父母（包括因疾病需要全天看护的老人）。另外，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也进一步加大了女性就业的难度。许多工作单位因担心女性就职之后就休产假，在招聘时会刻意排斥女性，优先录用男性。有报告显示，超八成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存在性别歧视，其中超两成女性认为在就业中性别歧视严重[13]。女性就业困难，反过来又会增加“双重照护”的经济压力。
第四，养老服务机构和护理人员缺乏。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全国养老服务机构还保持在48万个，但2013年降为42万个，2014年减为33万个，2015年更降到28万个，呈逐年递减的趋势[14]。更甚的是，养老机构现有的总床位数与社会需求的床位数呈反比例的态势发展，2010年平均每100位老人才能拥有15张床位，如今这个比例更低。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的公办养老机构供不应求，同时民办养老事业发展缓慢，服务方式单一，难以满足老人的多元需求。造成这种局面有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职能错位及资金短缺[15]。在养老公共服务方面，中国依然步履维艰。除了养老服务机构匮乏之外，专业的护理人员也十分短缺。据2011年发布的《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指导性收费标准》规定，护理自理老人的全职保姆月薪在1 600～1 800元，护理失能老人的全职保姆月薪在1 800～2 500元之间。某家保姆中介公司介绍说，2000年该公司注册保姆3万人，10年后的2010年，公司的注册保姆为6 000人，而到2010年只剩下3 000人。需要养老的人越来越多，但劳动力供给越来越少[16]。护理工作强度大，收入较低，导致护理人才流失十分严重。
第五，中国传统观念导致老年人不愿意去养老机构养老。中国自古以来延续的传统家庭观念是倡导以孝为先，部分人认为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是一种不孝的行为，舆论使有这种需求的子女和老人存在诸多思想顾虑。
四、 日本解决“双重照护”措施
对中国的启示
借鉴日本在“双重照护”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目前中国“双重照护”面临的问题。
第一，加速健全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养老补贴制度，提高养老金的数额与比例。增加养老看护机构的数量，不仅要依靠政府与社区，也要依靠社会资本，由政府出面监管并给予政策支持，禁止将养老机构挪为他用。同时，大力发展社区照护和上门照护，加快实现养老社会化与专业化。
第二，加速健全育儿保障体系。政府给予家庭育儿补贴。以社区或街道为单位提供托儿的服务，增加保育园、托管中心的数量，帮助此区域内的企业员工缓解育儿方面的压力。同时鼓励一些社会企业、更多的社会组织提供这方面的设施和条件，无论办托儿所，还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可以有公益性的，也可以有市场化的。
第三，健全更人性化的工作制度。鼓励企业为女性制定更加灵活的劳动政策，比如工作时间有弹性、可以在家工作，延长女性的产假等。为男性延长陪产假的时间，减少加班频率。设立带薪护理育儿制度。
第四，落实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强化生育养老的社会责任。政府可以给民营企业等体制外的单位相应的补助，比如在税务上为雇用“双重照护”者的企业提供一些减免等。改变本应由全社会共同承担的生育养老成本转嫁给了用人单位、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育养老成本压到女性肩头的现状。
第五，彻底改变传统家庭观念。最根本、最彻底的解决措施应该是逐渐改变国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观念，提高国人对男女性别平等观念的认知，加大性别文明的宣传力度。使男女共同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改变视老人去养老机构为不孝的观念，改善养老机构的各方面条件，使老人进入养老机构能够舒适、安心地度过晚年。
[参考文献]
[1]ソニー生命保険株式会社.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5[EB/OL].[2015-12-22].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7/nr_151222.html.
[2]ソニー生命保険株式会社.ダブルケアに関する調査2017[EB/OL].[2017-03-17].http：//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8/nr_170317.html.
[3]赵津芳，金莉. 世界城市妇女发展状况比较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相馬直子，山下順子.ダブルケアとは何か[J]. 調査季報，2016（178）：24.
[5]胡澎.日本“长寿社区营造”及其实践[J].日本问题研究，2017（4）：50-60.
[6]胡澎.从“中央集权”到“官民共治”——日本社会治理的新走向[J].国家治理，2014（23）：25.
[7]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EB/OL].[2011-07-23].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8]国家统计局.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EB/OL].[2015-10-30].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5/indexch.htm.
[9]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中国幸福婚姻家庭抽样调查报告[EB/OL].[2015-12-01]. http：//www.cssn.cn/dybg/gqdy_sh/201512/t20151201_2721837.shtml.
[10]搜狐网.2016年中国性别薪酬差异报告[EB/OL].[2016-11-11].http：//news.sohu.com/20161111/n472866777.shtml.
[11]凤凰网.以房养老，梦想为何照不进现实[EB/OL].[2011-11-08].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yanglao/.
[12]腾讯网.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报告[EB/OL].[2016-04-03].http：//news.qq.com/zt2016/2children/index.htm.
[13]中國财经.二孩放开女性就业更难了？[EB/OL].[20170419].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70419/4180758.shtml.
[14]国家统计局.全国养老服务机构[EB/OL].[2017.0307].http：//data.stats.gov.cn/swf.htm？m=turnto&id;=531.
[15]傅琳.民办养老机构：困境与出路[D].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6]凤凰网.李浩：老龄化大潮袭来 中国的情况将非常严重[EB/OL].[20111107].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yanglao/detail_2011_11/07/10475804_0.shtml.[责任编辑孙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