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黄炎培的革命情谊

    熊坤静

    一代伟人周恩来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十分注重广泛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他与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领袖、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创始人黄炎培在长期的密切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成为我党大力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光辉范例。

    团结抗战结为挚友

    1938年5月18日晚，黄炎培、周恩来应邹韬奋邀请参加了汉口生活书店举行的职工茶话会，并先后讲话。周恩来从当天徐州被日寇攻陷这件事讲起，分析了抗战形势，呼吁人们要坚持抗战到底。富有爱国思想的黄炎培，深为周恩来的远见卓识而叹服，与他一见如故，从此成为至交。

    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国民党亲日派头目汪精卫公开投敌，国民党制定了“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为它掀起的反共高潮做准备，团结抗战的前途岌岌可危。黄炎培深为忧虑，他在积极奔走呼号的同时，还大胆邀请周恩来为其主办的《国讯》杂志撰写文章，以精辟分析抗战形势，鼓舞、增强人们共御外侮的战斗意志。周恩来写的长篇文章《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被1939年2月出版的《国讯》第194～198期连载发表后，在大后方引起巨大的反响，并对国民党反动派策划的反共高潮敲响了警钟。但国民党当局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于当年6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进攻各解放区，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中国共产党在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下，领导人民给予坚决的反击，到1940年3月终于打退了国民党的此次反共高潮。期间，周恩来帮助黄炎培正确把握形势，支持其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

    当时，陪都重庆依然笼罩着浓密的反共肃杀之气。但黄炎培置个人安危于度外，诚邀周恩来到职教社主办的“青年星期讲座”作一次公开演讲。周恩来慨然允诺。因职教社事先贴出了海报，故9月29日这天，设在黄家垭口只能容千把人的“山东省立剧院实验剧场”，被提早蜂拥而至的青年人挤得水泄不通，而外面还有一批批青年正在不断涌来。当黄炎培陪着周恩来来到现场，看到这种爆满的情景时，既高兴又担心会场挤不下。经他俩商量后，当即决定将演讲场所移到张家花园巴蜀学校的操场上。面对数千名青年听众，周恩来站在操场中央的几只方凳上，以《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为题，足足讲了3个小时。他在演讲中所强调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宗旨，博得了大家如雷鸣般的掌声。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又悍然制造了“皖南事变”，以八万大军对新四军部队发动突然袭击，致使该部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针对国民党当局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除了在《新华日报》刊登他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诗，予以坚决回击外，同时还向黄炎培和各方面的民主人士通报了这一严重事件。黄炎培立刻前往位于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办公室，向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致以深切的慰问。黄炎培向他明确表示：“不管当局作何种宣传，他这样的做法，绝对错误。如果参政会讨论反共问题，我们不能奉陪。”此后，黄炎培等广大爱国民主人士不为国民党蒋介石的百般利诱所动，立场坚定地与中共并肩战斗。他们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积极协助下，以“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的三党三派，在重庆正式成立了民盟，黄炎培当选为首任主席。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民盟提出了“坚持抗日战争，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开展民主宪政运动”的政治主张。

    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的3次反共高潮，严重损害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业，导致日寇长驱直入，直叩贵州省的大门——独山。黄炎培忧心如焚，认为只有刷新政治，团结全国，才能挽救抗战危局。他牵头由64人签名，于1945年元旦发表《转捩当前局势献言》，提出9项政治主张，呼吁重开国共谈判，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真正实行民主。他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周恩来速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周恩来带领王若飞等于1月24日飞抵重庆，第二天就邀请黄炎培晤谈。周恩来给黄炎培分析了当前形势，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党派会议的意见。在与国民党当局会谈期间，周恩来经常和黄炎培见面，随时向他通报会谈情况。但随后，蒋介石却以对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很不满为借口，使国共谈判陷于僵持、停顿。此时，黄炎培读了王若飞送来的《论联合政府》一文，非常赞同其中的主张，后来他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式上，当着蒋介石的面批驳了其认为《论联合政府》“无异于分赃”的谬论。

    7月1日，为了推动国共谈判，黄炎培和褚辅成、章伯钧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邀飞抵延安。在5天的访问中，黄炎培一行不断和毛泽东、周恩来晤谈，受到很大的影响。返回重庆后，黄炎培立刻撰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中共在解放区推行的政策和政治、军事、经济上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以及解放区人民朴实、自由和健康快乐的生活作了如实报道。他还顶着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出版了该书，为共产党作宣传。

    携手并肩奔走和平

    由于中共和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终于达成了有利于抗战后和平建国大业的5项决议，但是这个较为民主的建国纲领墨迹未干，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蒋介石疯狂叫嚣“6个月消灭共产党”，调集数百万国民党军在1～8月间，共袭击中共6000余次，轰炸扫射300多次，并不顾中共的严重抗议，于10月11日攻占了解放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张家口。在如此“胜利”面前，蒋介石得意忘形地下令于11月中旬召开国民大会，以强行通过其所谓的“宪法”。国民党当局派出许多大员来拉拢民主人士参加“国大”。黄炎培更是其笼络利诱的重要目标。他就此来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一针见血地给他分析说：国民党的用心很清楚，请大家进“国大”，进政府，为的是在脸上擦粉，而把中共一脚踢开，孤立共产党，使反共内战合法化，好放手大打。我们是决不会参加“国大”的，我们对继续挨打无所畏惧，我们党就是在围剿压迫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有武装，可以同国民党周旋。而诸位将会受更严重的压迫，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白色恐怖将更严重，日子无法过，和平民主的希望也没有了。所以，只有坚持斗争。黄炎培听了这一席话，思想上豁然开朗。于是他和民盟的其他几位领袖经过慎重讨论研究后，决定和中共站在一起，宣布拒不参加伪“国大”，并对民盟内下达了告诫各位盟员不得参加“国大”、凡参加者一律开除出盟的“紧急通知”。还作出了将被拉下水参加“国大”的民社党予以开除的决定。民盟拒不参加“国大”的声明，便是黄炎培写的。

    当“国民大会”的闹剧在南京开场的这天，也即11月15日中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梅园新村宴请民盟领袖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席间，周恩来分析了今后内战不可避免的形势，说明中共代表团即将撤回延安，特地和诸位话别。饭后，黄炎培将周恩来拉到一边，忧心忡忡地说：“我很忧虑。蒋介石非打不可，这早已看清楚了，今后当然只有打了！但是，蒋毕竟有几百万军队，还有美国人在背后撑腰。打，中共的实际力量怎么样？有准备吗？打得赢吗？会吃亏吗？我们辛辛苦苦奔走和谈，一是为中国老百姓不再受战争的痛苦，二是怕中共朋友吃亏呀！”周恩来动情地说：“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这是蒋介石要打，不是共产党要打。他要打，共产党只好打了！我们只有好好地打了。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怨天，不尤人，只怪我们自己没有打好。不过，请朋友们放心，对于争取中国的和平，我们共产党是有决心的；对蒋介石打仗，我们共产党是有信心的，也是有准备的。”他俩长谈了两个多小时。黄炎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彼此获得了深切之了解，心里就踏实得多了。”此后，国民党当局又先后派陶希圣、雷震到家中苦劝黄炎培出山，参加国民政府改组，都被黄坚决拒绝了。

    肝胆相照在新中国

    在1949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黄炎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他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11日晚，周恩来亲自登门，与黄炎培长谈，动员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一职。起初，黄炎培还坚持其不做官的初衷，并述说了早年北洋政府曾两次聘请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辞不受，并公开表示自己不做官。1946年年初，旧政协协商组织联合政府，内定将由民盟7人担任国府委员、部长。大家请黄炎培考虑任职，他推辞说：“我已68岁了，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讲完这些往事，他认为自己如今已72岁，就更做不了官了。周恩来耐心地规劝他说：“这不同于旧社会的做官，现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各党派千斟万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么能不上台唱呢？” 经过两小时的恳谈，黄炎培终于被周恩来说服了。

    从此，黄炎培在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全力以赴。1957年5月初，他到南京、苏南各地视察时，接触了不少实情。返回北京后，他便在5月25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以《帮助共产党种牛痘》为题，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都坦率而尖锐地讲了出来。次日，周恩来在职教社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即以赞许的口吻提及黄炎培的这个发言，他在“开场白”后接着说：“今天来参加会，能够见见各位朋友，很高兴。共产党现在要整风，任老把整风比作种牛痘，这个比方很好。从种牛痘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到我们自己，联系到各位。职教社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从职教社所走过的道路，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爱国热情的。”他在这次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为题的长篇讲话中，既肯定了职教社的历史作用，也对其现实作用和未来前景寄予殷切的期望，并以自己的切身经验来鼓励知识分子努力改造，不断前进。

    在“反右派”运动正式发动的3天之前，也即6月5日，周恩来就专程去看望了黄炎培，向他通报了鸣放的情况和鸣放中的问题，以使其心中有数。对于周恩来的这种精心关怀和保护，黄炎培深为感激。后来，当87岁高龄的黄炎培住院作前列腺手术治疗时，周恩来又预先对手术方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对主治大夫作了妥善安排。

    晚年的黄炎培，深为他与周恩来赤诚相交近30年的革命情谊而欣慰和自豪。正如他暮年所写的诗句那样：“一队青年救国狂，手挥萤炬战昏黄。旁风上雨都经过，终见东方红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