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竹取物语》看日本平安时期的文化转型
张如意 刘春柳
摘要：《竹取物语》是日本最早的物语作品，它诞生于日本从“唐风文化”向“国风文化”的转型时期。在《竹取物语》的叙事风格和思想内容中，既包含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同时也具有日本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研究《竹取物语》不仅有助于了解日本物语文学的叙事特点，还能进一步认识平安时期日本文化转型的一些特征。
关键词：《竹取物语》；日本文化转型；叙事结构；中国文化元素；日本文化元素
中图分类号：G13/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2-0043-06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2006
平安时期（公元794年—1192年）是历史上日本对中国文化吸收最为旺盛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自日本大和政权建立以来，当政者重视向中国学习，通过派遣遣隋使、遣唐使等方式，积极引进并推行中国文化，尤其是日本嵯峨天皇（公元786年-842年）当政时期，极力推崇汉诗和汉文章，产生了大量的汉诗和汉文集，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汉诗文作家，致使日本在平安初期出现了一个“唐风文化”兴盛的时期。但是，自9世纪末日本终止派遣遣唐使，尤其是假名文字产生之后，出现了一种以假名为书写方法，以和歌、物语、日记、随笔等为表现形式的，具有日本本土特征的新的文化现象，即所谓的“国风文化”。从“唐风文化”兴盛到“国风文化”兴盛，是日本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文化转型，它标志着一味模仿中国文化的历史的结束和日本本土文化雏形的确立。在这一文化转型中，文学是最为重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一时期，和歌、物语、日记、随笔等具有鲜明日本特征的文学形式相继出现，打破了汉诗、汉文章垄断文坛的局面。与原来的文学作品不同，这些新的文学形式，在文字表达、语言风格、思想内容和审美情趣等方面都体现了其独特的日本性特征。研究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的转型，不但可以了解日本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明晰日本文学的产生及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还有助于认识日本文化转型的动因和机制问题。
物语是发轫于日本文化转型时期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自平安初期到室町幕府时期，延续了数个世纪，涌现出如《源氏物语》《平家物语》等众多杰出的物语作品，是日本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物语作品，无论在叙事风格还是思想内容以及审美理念等方面，都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日本自身的文化特征。《竹取物语》是日本物语作品的处女作，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不言而喻。文章以《竹取物语》为例，通过对作
收稿日期：2018-03-01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日本当代文学批评的伦理性研究”（HB16WX007）
作者简介：张如意（1965—），男，河北易县人，教育学博士，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日本文学、日本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社会文化研究张如意，等：从《竹取物语》看日本平安时期的文化转型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品的叙事风格及其作品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元素、日本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的考察，重新审视该作品并增强对日本平安时期文化转型特征的认识。
一、《竹取物语》的叙事
结构及其成因《竹取物语》是日本最早的一部物语作品。该作品产生于9世纪后半叶，作者不详。故事的内容讲述的是从前有一老翁以伐竹为生，在某一天上山砍竹子的时候，发现一棵竹子闪闪发光，砍开一看，里面有一个长约三寸的十分可爱的小姑娘。老翁膝下无子，将其带回家中，和妻子视作亲生女儿一样精心抚养。很快，小女孩成长为一个如花似玉、貌美如仙的漂亮姑娘，夫婦俩请人为她取名为辉夜姬。听说辉夜姬的美貌之后，许多大臣和皇子纷纷来求亲，但都被辉夜姬设法一一拒绝。最后，天皇听说此事也来求亲。无奈，辉夜姬只好向父母说明了自己的身世，在八月十五月圆之夜，随天使升天返回了月宫。
《竹取物语》是一部短篇，故事情节简单，人物设定也不复杂。整个故事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可以划分为如下10个部分：（1）辉夜姬的降生；（2）辉夜姬的成长；（3）贵公子的求婚；（4）石作皇子的故事；（5）库持皇子的故事；（6）天皇求婚；（7）辉夜姬的身世告白；（8）月宫来的使者；（9）辉夜姬的升天；（10）富士山顶的烟。其中主要人物有辉夜姬、伐竹翁夫妇、天皇、石作皇子和库持皇子等七八个。在整个故事当中，开始部分辉夜姬的诞生、成长及结尾部分辉夜姬的身世告白和升天返月都采用了神话性的手法，而中间部分大臣、皇子和天皇的求亲过程则采用了现实性的手法。故事高潮迭起，引人入胜，其中辉夜姬对大臣和皇子的拒婚，充满着智慧和幽默，而对天皇的拒婚以及升天返月的场面，是整个故事最高潮，耐人寻味。
《竹取物语》的这种神话与现实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开日本物语创作之先河。众所周知，日本在汉字传入之前是没有文字的，直到公元8世纪初，才出现了有文字记载即汉字书写的文学作品。成立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是目前所发现的日本最早的书籍，其后相继出现的书籍还有《日本书纪》《万叶集》和《怀风藻》等。其中，《古事记》主要是日本民族诞生的神话传说和英雄事迹；《日本书纪》是模仿中国史书的编年史；《怀风藻》是一部汉诗集；《万叶集》是一部诗集。《竹取物语》是不同于以往其它文学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它采用了新颖的叙事方式。《竹取物语》的开头描写辉夜姬出生于竹筒当中，仅用了三个月就长大成人，这是一种非现实性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不但为主人公辉夜姬的离奇身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且为其后整个故事的发展和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在故事的中间部分，详细描述了大臣、皇子和天皇的求婚以及辉夜姬的拒婚过程，尤其是天皇的求婚和辉夜姬的拒婚推动故事走向高潮。整个作品洋溢着对真善美的褒奖和渴望，也充满着对平安时代现实社会生活的批判和对人性真实的揭示。而在故事的结尾即辉夜姬升天返月的部分，又再次回归神话。
这种神话与现实手法的巧妙结合，极大地提高了《竹取物语》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月仙下凡的辉夜姬真诚、善良、美丽而且富于智慧，是真善美的象征，是超现实的存在，代表了人类的一种共同理想；勤劳而贫穷的伐竹翁夫妇因为发现并抚养她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那些王公大臣乃至天皇这些上层社会的代表人物，只是艳羡辉夜姬的美貌，想通过自己的地位、金钱或权势得到她，但最终都是机关算尽，竹篮打水一场空。《竹取物语》将辉夜姬这一美好事物的象征置于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人物和阶层面前，真诚善良的下层人物获得的是美好，而虚伪狡诈的上层人物收获的是遗憾和羞辱。对待美好的事物必须用真诚善良和美好的心，否则无论地位如何显赫，身份如何高贵，都难以得到；对勤劳善良的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对上流社会的揭露与讽刺以及对包括伐竹翁夫妇在权势面前趋炎附势的人性真实的批判，构成了《竹取物语》的核心价值判断。这也是《竹取物语》所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审美和伦理观念。通过艺术的夸张巧妙地将辉夜姬的超现实性和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现实置于同一叙事空间中，建构出一个理想和现实、即人们对理想的追求与自己所处现实之间的矛盾世界，酝酿出一种淡淡的悲伤和唯美的艺术氛围。这种表现手法正契合了文学表现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体现了《竹取物语》创作者的独具匠心。《竹取物语》之所以被其后的《源氏物语》奉为“日本物语小说之祖”，之所以千百年来不断传承并为人们所喜爱，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关于《竹取物语》作品的成因和故事题材，研究成果颇多，但由于成书年代久远且作者情况不可详考，能够形成定论的学说几乎没有。在截止到目前的一些研究中，最多的是和中国的民间传说故事如《斑竹姑娘》等所做的比较研究。《斑竹姑娘》是收录于故事集《金玉凤凰》中的故事一则[1]。20世纪60年代引起日本民俗学者的关注，并被译介到日本，为《竹取物语》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素材。及至后来，这一文学现象也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于长敏（《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将中国的民间故事《斑竹姑娘》与日本的《竹取物语》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了两个故事的相似性。刘德润（《日本古典文学赏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进一步指出了《竹取物语》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时间和路径。而且刘德润列举日本学者中西进的证言，认为在《竹取物语》受中国影响这一点上，在日本学界已经形成了共识。进入21世纪，中国国内对《竹取物语》的研究有增无减，一些研究者更进一步从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的角度，不但将《竹取物语》与《斑竹姑娘》的比较研究推向深入，而且通过与中国的嫦娥奔月等民间故事、中国的道教文化以及中国竹子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等，拓宽了研究视野，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古代文化与《竹取物语》之间所存在的诸多相似性和影响与被影响关系[2]。像这样，将《竹取物语》置于中日比较文化的视域下进行对比研究，无论对于研究《竹取物语》作品本身还是研究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受容及其变容关系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么，《竹取物语》作为处于日本重要文化转型期的第一部物语作品，是如何接受并融合中国的文化元素，又如何体现了日本独特的思想和审美呢？
二、《竹取物语》接受中国文化
的各种表征《竹取物语》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从截至目前的研究来看，包括对《斑竹姑娘》、嫦娥奔月、唐代传奇等的比较，更多的属于中国道教文化的范畴。众所周知，早在唐代之前，儒教和佛教这些构成中国文化主干的东西就已经传入日本，并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因此，作为10世纪诞生的《竹取物语》如果说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那么就不可能仅仅是道教文化，应该还包含着许多其它的诸如儒教和佛教的文化元素。关于这一点，在考察《竹取物语》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关系时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竹取物语》是如何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思想和佛教信仰的呢？
首先，《竹取物语》中包含着许多基本的儒家思想。辉夜姬与伐竹翁夫妇的恩情关系就是儒教中善恶有报思想和孝道观念的具体体现。伐竹翁在砍开的竹筒中发现了辉夜姬，将其带回家中收为义女并抚养成人。伐竹翁夫妇虽然不是辉夜姬的亲生父母，却对她心生怜惜，视同骨肉，养大成人之后还关心她的婚姻大事。另一方面，辉夜姬长大后也没有因为自己是月宫上的仙子而表现出异样，她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伐竹翁夫妇。当伐竹翁劝说她出嫁的时候，她也有种父命难为的表现，尤其是在她被迫返回月宫，向伐竹翁夫妇辞别的时候，表现的是向对亲生父母一样的依依不舍之情。辉夜姬和伐竹翁夫妇之间的这种恩情关系正是儒教中知恩图报、孝道等最基本的伦理思想。此外，在对待求婚问题上，辉夜姬虽然可以提出条件拒绝大臣和皇子的求婚，但对于天皇的求婚卻很难拒绝，最后只能通过升天这种方式求得解决，这里面不仅仅是对天皇地位和权势的敬畏，而更重要的是在辉夜姬的态度和行为中隐含着君命难违的儒教伦理纲常思想。
其次，《竹取物语》全篇贯穿着佛教的教义。譬如伐竹翁在收养辉夜姬之后，经常在砍伐的竹筒中发现黄金，从穷人变成富翁，过上了富裕生活。这说明收养辉夜姬的善行得到相应的报答，是佛教中最为常识性的善有善报思想。同样，库持皇子和仓持皇子等几个求婚的皇子，由于弄虚作假，欺骗辉夜姬，最终是鸡飞蛋打，不但求婚没有成功，而且还自取其辱，这也应了佛教恶有恶报的观念。《竹取物语》的最后，天皇的求婚也以失败告终，当辉夜姬临别将长生不老之药留给天皇时，天皇并没有吃下，而是命令手下人在富士山上将长生药焚烧。表面上看，是天皇因为得不到辉夜姬而生无可恋，但从天皇的内心深处所流露出来的是一种人生觉悟或宿命观，即对生的无奈，对生的断念。天皇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财富，虽然可以利用其权力为所欲为，但仍然不能事事如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天皇对辉夜姬的求婚失败不仅仅是对天皇权力的一种讽喻，而且也是一种佛教无常观的隐喻。另一方面，辉夜姬从天上降临人间，经受磨难然后再返回月宫，这似乎更像中国的嫦娥奔月等道家叙事，但很明显，辉夜姬的这种从天上到凡间、再到天上的空间转换和身份变化，实际也暗示着佛教的轮回观。
如果说《竹取物语》在创作形式和风格上受到了《斑竹姑娘》、嫦娥奔月、唐代传奇等中国民间传说的影响，那么，在思想内容上受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或许可以说儒释道的价值观基本构成了《竹取物语》作品的思想主干。这也充分说明，古代尤其是平安初期，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之大。但是，在注重《竹取物语》对中国文化吸收的同时，也应认识到：构成《竹取物语》的并非全部是中国的文化元素或神话叙事，其中一些具有日本审美情趣和思维特征的文化元素也在文本中有明显的体现。
三、《竹取物语》中的
日本审美及文化特征说起日本人的审美，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平安时代的“物哀美”、中世时期的“幽玄”和“无常观”以及近世的“劝善惩恶”等等，这些既是日本代表性的审美情趣，同时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但是，《竹取物语》诞生于平安时代的初期，也是日本文化从“唐风文化”向“国风文化”的转型期，上述所说的各种审美理念应该尚未成型，那么，《竹取物语》中所反映的日本人的审美情趣以及日本的文化特征又是什么呢？日本社会从公元前3世纪左右进入农耕文明时期，到了公元4世纪左右建立起了统一的国家雏形，再到《竹取物语》诞生的9世纪后半叶，历经千年，其必然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和文化。虽然在和以中国为主的大陆进行交往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与日本的自然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审美意识和文化元素并不会消亡，反而在文化转型期中，很有可能得到彰显和发扬。事实上，诸如和歌、物语等文学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已经代表着日本当时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从与中国传统审美和文化特征相比较的观点来看，《竹取物语》中至少反映出以下四点具有日本特色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1）日本人对微小事物的偏好；（2）日本人的竹子信仰；（3）日本平安时代的婚俗观；（4）富士山信仰。下面结合文本分析略作展开说明。
日本人喜欢微小事物或者说以小为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实生活中的诸种现象譬如“盆栽”“生花”“弁当”“文庫本”等自不必说，仅从日本的一些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便可窥见一斑。譬如《一寸法师》《桃太郎》等等。《一寸法师》中的主人公一寸法师的身高只有一寸左右；而《桃太郎》中的主人公桃太郎诞生于一只桃子，跟辉夜姬的形象塑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韩国学者李御宁将其概括为“日本人的缩小意识”。柳田国男从民俗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对“小人”的偏爱源自于日本的古代信仰[3]。在文学作品中对微小事物或人物的塑造和描写，无论是从创作方或欣赏方来看，无不体现了日本文化中对微小事物的偏爱。而这种偏爱，也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民族特质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关于这种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的文学表现，虽然《一寸法师》和《桃太郎》等后世作品是否受到了《竹取物语》的影响尚待考证，但至少作为日本最早的文字文学的《竹取物语》，应该是一个发端。因此，对微小事物的偏爱这种日本式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也恰恰体现了处于日本“国风文化”兴起时期的《竹取物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特色。
再有就是日本人对竹子这一植物的信仰。关于《竹取物语》的辉夜姬诞生于竹筒之中这一点，中日学者做过诸多的研究，甚至对诞生辉夜姬的竹子的品种也作了详细的考证，将其确定为金竹[4]。在此，不打算对《竹取物语》的竹子品种进行细究，仅就日本人的竹子信仰进行必要的考证。事实上，竹子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一种生长普遍，经济价值很高的植物，因此很受人们的喜爱。不仅如此，由于竹子的生长特性，还被人们赋予了许多美好的寓意，在中国竹子就经常被用来形容人的高贵品质，譬如“岁寒三友”“高风亮节”等，甚至一些文人雅士“居不可以无竹”。这些都是将竹子的一些植物性特征进行了人格化，构成了中国竹文化的一个方面和特点。中国的竹子和竹文化对日本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说日本的筷子使用、庭园中的竹子栽植，甚至是过年时候门前摆放的“门松”等，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是，除了这些与中国的竹文化近似性的方面之外，在日本，竹子还被赋予了不同于中国的特殊的文化含义。比如“七夕节”的时候，日本要在门前或院子中插上一些竹子，让孩子把写有祈祷或祝愿的纸条挂在竹子的枝头，以表达自己的心愿。虽然都叫做“七夕节”，但在内容上与中国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这里，竹子不仅仅是一般的植物和工具，而且成为了承载着儿童们愿望和希冀的载体，通过它，可以直达上苍即神的世界。再比如“端午节”，在日本也被叫做男孩节，是日本的法定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家家都要张挂“鲤鱼幡”，取“鲤鱼跳龙门”之意，为男孩子祈祷，祝愿他们尽快成长或出人头地。虽然“鲤鱼跳龙门”的典故源于中国，但在中国的端午节并没有这样的仪式或活动，而张挂“鲤鱼幡”的高杆一般也都采用细长的竹竿。可见，竹枝也好，竹竿也罢，它们都被赋予了某种神性或灵性，具有通天的能力。这也成为了日本不同于中国的一种对于竹子的文化信仰。武田祐吉[5]在《竹取物语新解》中这样说道：“从竹筒中被发现的辉夜姬，最初非常小，但迅速成长，很快就长大成人了。因为竹子在一夜之间迅速长高，古人认为作为一种植物这是不可思议的、具有神秘力量……。竹和茸都被称作‘タケ，构成了形容词‘高し词源，都是基于快速生长这一性质而命名的，从这一点看，竹子的精灵这一解释是成立的。因此可以认为像竹子这样，在中间的空洞中是藏有精灵的。”《竹取物语》中把辉夜姬的出生放在竹子当中，不但与伐竹翁这一身份要求相适应，而且契合了日本人的审美情趣和日本的文化特征。
《竹取物语》表现了日本平安时期独特的社会文化风俗。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是日本社会在完成向唐朝学习后，衍生和发展自身文化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风俗自然也会在文学作品中留下明显的烙印。平安时期的婚俗观在《竹取物语》中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譬如在向辉夜姬求婚的描写中，皇子和大臣们为了一睹辉夜姬的芳容纷纷想办法进入伐竹翁的家中，有的甚至在墙上打洞企图在夜间进行窥视；天皇也是借围猎之名，突然强行闯入辉夜姬的闺房；还有当库持皇子拿着从“蓬莱”找来的“玉枝”，满足了辉夜姬所提出的求婚要求时，伐竹翁赶忙收拾新房，准备即刻让库持皇子和辉夜姬“同房”。这些行为在今天看来都是很不道德的行为或让人不可思议的，但是，如果回到平安时代，这些也不过是一些社会风俗，属于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在平安时代，贵族男女相恋，男子一般要在晚上去女方家中拜访，然后双方在通过和歌赠答表达各自的心情。在婚姻方面实行的是走婚制，男女双方可以在女方家里完婚，而且婚后一般女子仍然在自己的娘家生活，男子晚上到妻子家中过夜，第二天再离开。这种婚姻方式反映到《竹取物语》中，就是所谓的“走婚”（妻問婚），这种婚俗在当时被认为是合情合理、不违背道德规范的。关于走婚习俗的描写在《源氏物语》中有更详细的描写，但《竹取物语》是这种日本时代文化特征最早的文学表达。
在《竹取物语》的最后部分，天皇命人将辉夜姬赠给他的长生不老之药在骏河地区离天最近的山顶焚烧，而这座山就是后来成为日本象征的富士山。虽然这种结局让人感觉有造作之嫌，损害了《竹取物语》作为优秀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但另一方面，富士山的出现，也是《竹取物语》中日本文化元素的一种重要体现。換言之，无论《竹取物语》的作者是谁，也无论其艺术价值如何，当把富士山这一日本的象征与物语创作结合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从而大大提升了富士山在日本的文化认同感。
当然，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还有一些日本文化元素也需要引起重视，比如作品中和歌的使用，在贵族和天皇向辉夜姬求婚的过程中，分别插入了相互赠答的和歌，这既是平安时代贵族男女之间的一种恋爱方式，同时也体现了日本文化的特征。
以上从《竹取物语》的叙事特征、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日本的审美和文化特征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考察。不难看出，《竹取物语》无论从创作风格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吸收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但是，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典型的日本文化元素和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或许可以说，《竹取物语》是一部融合了中国和日本各种文化元素和创作手法的杰出的物语作品。因此，在研究这部作品的时候，不但要注意与中国文学的比较，发现其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受容关系，还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变容和日本本土文化在作品中的融合与作用。这样，不但能够更好地欣赏这部作品，还能够从中看到日本文化的转型和衍生。《竹取物语》以其丰富而鲜明的日本文化和审美表征，展现了平安时期从“唐风文化”向“国风文化”的转型特征，也从侧面验证了借鉴和融合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日本平安时期的婚恋文化、日本人对微小事物的审美情趣、日本的竹子信仰等等，当它们与中国的“斑竹姑娘”“嫦娥奔月”等神话故事以及儒释道等文化元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放出异样的光彩。另一方面，有些问题也需要做进一步思考，比如《竹取物语》中的不同文化元素的结合，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还是一种人为的有意识的行为？这个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对日本平安时期文化转型的认识。也就是说从“唐风文化”到“国风文化”是文化自身规律性的发展趋势呢，亦或是包含着人的有意识的干预因素呢？这其中或许隐含着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日本文化中对中国的吸收和“去中国化”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参考文献]
[1]刘德润，张文宏，王磊.日本古典文学赏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12）：49.
[2]唐植君.中日“竹子姑娘”传说对比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6（29）.
[3]川田稔.柳田国男描绘的日本[M].郭连友，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46-47.
[4]任敬军.《竹取物语》主人公化生竹种考[J].世界竹藤通讯，2010（4）：47.
[5]张如意.日本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46.
[责任编辑孙丽]
摘要：《竹取物语》是日本最早的物语作品，它诞生于日本从“唐风文化”向“国风文化”的转型时期。在《竹取物语》的叙事风格和思想内容中，既包含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同时也具有日本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研究《竹取物语》不仅有助于了解日本物语文学的叙事特点，还能进一步认识平安时期日本文化转型的一些特征。
关键词：《竹取物语》；日本文化转型；叙事结构；中国文化元素；日本文化元素
中图分类号：G13/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2-0043-06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2006
平安时期（公元794年—1192年）是历史上日本对中国文化吸收最为旺盛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自日本大和政权建立以来，当政者重视向中国学习，通过派遣遣隋使、遣唐使等方式，积极引进并推行中国文化，尤其是日本嵯峨天皇（公元786年-842年）当政时期，极力推崇汉诗和汉文章，产生了大量的汉诗和汉文集，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汉诗文作家，致使日本在平安初期出现了一个“唐风文化”兴盛的时期。但是，自9世纪末日本终止派遣遣唐使，尤其是假名文字产生之后，出现了一种以假名为书写方法，以和歌、物语、日记、随笔等为表现形式的，具有日本本土特征的新的文化现象，即所谓的“国风文化”。从“唐风文化”兴盛到“国风文化”兴盛，是日本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文化转型，它标志着一味模仿中国文化的历史的结束和日本本土文化雏形的确立。在这一文化转型中，文学是最为重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一时期，和歌、物语、日记、随笔等具有鲜明日本特征的文学形式相继出现，打破了汉诗、汉文章垄断文坛的局面。与原来的文学作品不同，这些新的文学形式，在文字表达、语言风格、思想内容和审美情趣等方面都体现了其独特的日本性特征。研究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的转型，不但可以了解日本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明晰日本文学的产生及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还有助于认识日本文化转型的动因和机制问题。
物语是发轫于日本文化转型时期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自平安初期到室町幕府时期，延续了数个世纪，涌现出如《源氏物语》《平家物语》等众多杰出的物语作品，是日本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物语作品，无论在叙事风格还是思想内容以及审美理念等方面，都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日本自身的文化特征。《竹取物语》是日本物语作品的处女作，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不言而喻。文章以《竹取物语》为例，通过对作
收稿日期：2018-03-01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日本当代文学批评的伦理性研究”（HB16WX007）
作者简介：张如意（1965—），男，河北易县人，教育学博士，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日本文学、日本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社会文化研究张如意，等：从《竹取物语》看日本平安时期的文化转型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品的叙事风格及其作品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元素、日本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的考察，重新审视该作品并增强对日本平安时期文化转型特征的认识。
一、《竹取物语》的叙事
结构及其成因《竹取物语》是日本最早的一部物语作品。该作品产生于9世纪后半叶，作者不详。故事的内容讲述的是从前有一老翁以伐竹为生，在某一天上山砍竹子的时候，发现一棵竹子闪闪发光，砍开一看，里面有一个长约三寸的十分可爱的小姑娘。老翁膝下无子，将其带回家中，和妻子视作亲生女儿一样精心抚养。很快，小女孩成长为一个如花似玉、貌美如仙的漂亮姑娘，夫婦俩请人为她取名为辉夜姬。听说辉夜姬的美貌之后，许多大臣和皇子纷纷来求亲，但都被辉夜姬设法一一拒绝。最后，天皇听说此事也来求亲。无奈，辉夜姬只好向父母说明了自己的身世，在八月十五月圆之夜，随天使升天返回了月宫。
《竹取物语》是一部短篇，故事情节简单，人物设定也不复杂。整个故事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可以划分为如下10个部分：（1）辉夜姬的降生；（2）辉夜姬的成长；（3）贵公子的求婚；（4）石作皇子的故事；（5）库持皇子的故事；（6）天皇求婚；（7）辉夜姬的身世告白；（8）月宫来的使者；（9）辉夜姬的升天；（10）富士山顶的烟。其中主要人物有辉夜姬、伐竹翁夫妇、天皇、石作皇子和库持皇子等七八个。在整个故事当中，开始部分辉夜姬的诞生、成长及结尾部分辉夜姬的身世告白和升天返月都采用了神话性的手法，而中间部分大臣、皇子和天皇的求亲过程则采用了现实性的手法。故事高潮迭起，引人入胜，其中辉夜姬对大臣和皇子的拒婚，充满着智慧和幽默，而对天皇的拒婚以及升天返月的场面，是整个故事最高潮，耐人寻味。
《竹取物语》的这种神话与现实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开日本物语创作之先河。众所周知，日本在汉字传入之前是没有文字的，直到公元8世纪初，才出现了有文字记载即汉字书写的文学作品。成立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是目前所发现的日本最早的书籍，其后相继出现的书籍还有《日本书纪》《万叶集》和《怀风藻》等。其中，《古事记》主要是日本民族诞生的神话传说和英雄事迹；《日本书纪》是模仿中国史书的编年史；《怀风藻》是一部汉诗集；《万叶集》是一部诗集。《竹取物语》是不同于以往其它文学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它采用了新颖的叙事方式。《竹取物语》的开头描写辉夜姬出生于竹筒当中，仅用了三个月就长大成人，这是一种非现实性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不但为主人公辉夜姬的离奇身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且为其后整个故事的发展和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在故事的中间部分，详细描述了大臣、皇子和天皇的求婚以及辉夜姬的拒婚过程，尤其是天皇的求婚和辉夜姬的拒婚推动故事走向高潮。整个作品洋溢着对真善美的褒奖和渴望，也充满着对平安时代现实社会生活的批判和对人性真实的揭示。而在故事的结尾即辉夜姬升天返月的部分，又再次回归神话。
这种神话与现实手法的巧妙结合，极大地提高了《竹取物语》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月仙下凡的辉夜姬真诚、善良、美丽而且富于智慧，是真善美的象征，是超现实的存在，代表了人类的一种共同理想；勤劳而贫穷的伐竹翁夫妇因为发现并抚养她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那些王公大臣乃至天皇这些上层社会的代表人物，只是艳羡辉夜姬的美貌，想通过自己的地位、金钱或权势得到她，但最终都是机关算尽，竹篮打水一场空。《竹取物语》将辉夜姬这一美好事物的象征置于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人物和阶层面前，真诚善良的下层人物获得的是美好，而虚伪狡诈的上层人物收获的是遗憾和羞辱。对待美好的事物必须用真诚善良和美好的心，否则无论地位如何显赫，身份如何高贵，都难以得到；对勤劳善良的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对上流社会的揭露与讽刺以及对包括伐竹翁夫妇在权势面前趋炎附势的人性真实的批判，构成了《竹取物语》的核心价值判断。这也是《竹取物语》所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审美和伦理观念。通过艺术的夸张巧妙地将辉夜姬的超现实性和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现实置于同一叙事空间中，建构出一个理想和现实、即人们对理想的追求与自己所处现实之间的矛盾世界，酝酿出一种淡淡的悲伤和唯美的艺术氛围。这种表现手法正契合了文学表现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体现了《竹取物语》创作者的独具匠心。《竹取物语》之所以被其后的《源氏物语》奉为“日本物语小说之祖”，之所以千百年来不断传承并为人们所喜爱，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关于《竹取物语》作品的成因和故事题材，研究成果颇多，但由于成书年代久远且作者情况不可详考，能够形成定论的学说几乎没有。在截止到目前的一些研究中，最多的是和中国的民间传说故事如《斑竹姑娘》等所做的比较研究。《斑竹姑娘》是收录于故事集《金玉凤凰》中的故事一则[1]。20世纪60年代引起日本民俗学者的关注，并被译介到日本，为《竹取物语》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素材。及至后来，这一文学现象也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于长敏（《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将中国的民间故事《斑竹姑娘》与日本的《竹取物语》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了两个故事的相似性。刘德润（《日本古典文学赏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进一步指出了《竹取物语》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时间和路径。而且刘德润列举日本学者中西进的证言，认为在《竹取物语》受中国影响这一点上，在日本学界已经形成了共识。进入21世纪，中国国内对《竹取物语》的研究有增无减，一些研究者更进一步从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的角度，不但将《竹取物语》与《斑竹姑娘》的比较研究推向深入，而且通过与中国的嫦娥奔月等民间故事、中国的道教文化以及中国竹子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等，拓宽了研究视野，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古代文化与《竹取物语》之间所存在的诸多相似性和影响与被影响关系[2]。像这样，将《竹取物语》置于中日比较文化的视域下进行对比研究，无论对于研究《竹取物语》作品本身还是研究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受容及其变容关系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么，《竹取物语》作为处于日本重要文化转型期的第一部物语作品，是如何接受并融合中国的文化元素，又如何体现了日本独特的思想和审美呢？
二、《竹取物语》接受中国文化
的各种表征《竹取物语》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从截至目前的研究来看，包括对《斑竹姑娘》、嫦娥奔月、唐代传奇等的比较，更多的属于中国道教文化的范畴。众所周知，早在唐代之前，儒教和佛教这些构成中国文化主干的东西就已经传入日本，并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因此，作为10世纪诞生的《竹取物语》如果说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那么就不可能仅仅是道教文化，应该还包含着许多其它的诸如儒教和佛教的文化元素。关于这一点，在考察《竹取物语》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关系时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竹取物语》是如何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思想和佛教信仰的呢？
首先，《竹取物语》中包含着许多基本的儒家思想。辉夜姬与伐竹翁夫妇的恩情关系就是儒教中善恶有报思想和孝道观念的具体体现。伐竹翁在砍开的竹筒中发现了辉夜姬，将其带回家中收为义女并抚养成人。伐竹翁夫妇虽然不是辉夜姬的亲生父母，却对她心生怜惜，视同骨肉，养大成人之后还关心她的婚姻大事。另一方面，辉夜姬长大后也没有因为自己是月宫上的仙子而表现出异样，她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伐竹翁夫妇。当伐竹翁劝说她出嫁的时候，她也有种父命难为的表现，尤其是在她被迫返回月宫，向伐竹翁夫妇辞别的时候，表现的是向对亲生父母一样的依依不舍之情。辉夜姬和伐竹翁夫妇之间的这种恩情关系正是儒教中知恩图报、孝道等最基本的伦理思想。此外，在对待求婚问题上，辉夜姬虽然可以提出条件拒绝大臣和皇子的求婚，但对于天皇的求婚卻很难拒绝，最后只能通过升天这种方式求得解决，这里面不仅仅是对天皇地位和权势的敬畏，而更重要的是在辉夜姬的态度和行为中隐含着君命难违的儒教伦理纲常思想。
其次，《竹取物语》全篇贯穿着佛教的教义。譬如伐竹翁在收养辉夜姬之后，经常在砍伐的竹筒中发现黄金，从穷人变成富翁，过上了富裕生活。这说明收养辉夜姬的善行得到相应的报答，是佛教中最为常识性的善有善报思想。同样，库持皇子和仓持皇子等几个求婚的皇子，由于弄虚作假，欺骗辉夜姬，最终是鸡飞蛋打，不但求婚没有成功，而且还自取其辱，这也应了佛教恶有恶报的观念。《竹取物语》的最后，天皇的求婚也以失败告终，当辉夜姬临别将长生不老之药留给天皇时，天皇并没有吃下，而是命令手下人在富士山上将长生药焚烧。表面上看，是天皇因为得不到辉夜姬而生无可恋，但从天皇的内心深处所流露出来的是一种人生觉悟或宿命观，即对生的无奈，对生的断念。天皇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财富，虽然可以利用其权力为所欲为，但仍然不能事事如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天皇对辉夜姬的求婚失败不仅仅是对天皇权力的一种讽喻，而且也是一种佛教无常观的隐喻。另一方面，辉夜姬从天上降临人间，经受磨难然后再返回月宫，这似乎更像中国的嫦娥奔月等道家叙事，但很明显，辉夜姬的这种从天上到凡间、再到天上的空间转换和身份变化，实际也暗示着佛教的轮回观。
如果说《竹取物语》在创作形式和风格上受到了《斑竹姑娘》、嫦娥奔月、唐代传奇等中国民间传说的影响，那么，在思想内容上受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或许可以说儒释道的价值观基本构成了《竹取物语》作品的思想主干。这也充分说明，古代尤其是平安初期，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之大。但是，在注重《竹取物语》对中国文化吸收的同时，也应认识到：构成《竹取物语》的并非全部是中国的文化元素或神话叙事，其中一些具有日本审美情趣和思维特征的文化元素也在文本中有明显的体现。
三、《竹取物语》中的
日本审美及文化特征说起日本人的审美，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平安时代的“物哀美”、中世时期的“幽玄”和“无常观”以及近世的“劝善惩恶”等等，这些既是日本代表性的审美情趣，同时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但是，《竹取物语》诞生于平安时代的初期，也是日本文化从“唐风文化”向“国风文化”的转型期，上述所说的各种审美理念应该尚未成型，那么，《竹取物语》中所反映的日本人的审美情趣以及日本的文化特征又是什么呢？日本社会从公元前3世纪左右进入农耕文明时期，到了公元4世纪左右建立起了统一的国家雏形，再到《竹取物语》诞生的9世纪后半叶，历经千年，其必然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和文化。虽然在和以中国为主的大陆进行交往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与日本的自然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审美意识和文化元素并不会消亡，反而在文化转型期中，很有可能得到彰显和发扬。事实上，诸如和歌、物语等文学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已经代表着日本当时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从与中国传统审美和文化特征相比较的观点来看，《竹取物语》中至少反映出以下四点具有日本特色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1）日本人对微小事物的偏好；（2）日本人的竹子信仰；（3）日本平安时代的婚俗观；（4）富士山信仰。下面结合文本分析略作展开说明。
日本人喜欢微小事物或者说以小为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实生活中的诸种现象譬如“盆栽”“生花”“弁当”“文庫本”等自不必说，仅从日本的一些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便可窥见一斑。譬如《一寸法师》《桃太郎》等等。《一寸法师》中的主人公一寸法师的身高只有一寸左右；而《桃太郎》中的主人公桃太郎诞生于一只桃子，跟辉夜姬的形象塑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韩国学者李御宁将其概括为“日本人的缩小意识”。柳田国男从民俗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对“小人”的偏爱源自于日本的古代信仰[3]。在文学作品中对微小事物或人物的塑造和描写，无论是从创作方或欣赏方来看，无不体现了日本文化中对微小事物的偏爱。而这种偏爱，也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民族特质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关于这种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的文学表现，虽然《一寸法师》和《桃太郎》等后世作品是否受到了《竹取物语》的影响尚待考证，但至少作为日本最早的文字文学的《竹取物语》，应该是一个发端。因此，对微小事物的偏爱这种日本式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也恰恰体现了处于日本“国风文化”兴起时期的《竹取物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特色。
再有就是日本人对竹子这一植物的信仰。关于《竹取物语》的辉夜姬诞生于竹筒之中这一点，中日学者做过诸多的研究，甚至对诞生辉夜姬的竹子的品种也作了详细的考证，将其确定为金竹[4]。在此，不打算对《竹取物语》的竹子品种进行细究，仅就日本人的竹子信仰进行必要的考证。事实上，竹子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一种生长普遍，经济价值很高的植物，因此很受人们的喜爱。不仅如此，由于竹子的生长特性，还被人们赋予了许多美好的寓意，在中国竹子就经常被用来形容人的高贵品质，譬如“岁寒三友”“高风亮节”等，甚至一些文人雅士“居不可以无竹”。这些都是将竹子的一些植物性特征进行了人格化，构成了中国竹文化的一个方面和特点。中国的竹子和竹文化对日本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说日本的筷子使用、庭园中的竹子栽植，甚至是过年时候门前摆放的“门松”等，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是，除了这些与中国的竹文化近似性的方面之外，在日本，竹子还被赋予了不同于中国的特殊的文化含义。比如“七夕节”的时候，日本要在门前或院子中插上一些竹子，让孩子把写有祈祷或祝愿的纸条挂在竹子的枝头，以表达自己的心愿。虽然都叫做“七夕节”，但在内容上与中国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这里，竹子不仅仅是一般的植物和工具，而且成为了承载着儿童们愿望和希冀的载体，通过它，可以直达上苍即神的世界。再比如“端午节”，在日本也被叫做男孩节，是日本的法定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家家都要张挂“鲤鱼幡”，取“鲤鱼跳龙门”之意，为男孩子祈祷，祝愿他们尽快成长或出人头地。虽然“鲤鱼跳龙门”的典故源于中国，但在中国的端午节并没有这样的仪式或活动，而张挂“鲤鱼幡”的高杆一般也都采用细长的竹竿。可见，竹枝也好，竹竿也罢，它们都被赋予了某种神性或灵性，具有通天的能力。这也成为了日本不同于中国的一种对于竹子的文化信仰。武田祐吉[5]在《竹取物语新解》中这样说道：“从竹筒中被发现的辉夜姬，最初非常小，但迅速成长，很快就长大成人了。因为竹子在一夜之间迅速长高，古人认为作为一种植物这是不可思议的、具有神秘力量……。竹和茸都被称作‘タケ，构成了形容词‘高し词源，都是基于快速生长这一性质而命名的，从这一点看，竹子的精灵这一解释是成立的。因此可以认为像竹子这样，在中间的空洞中是藏有精灵的。”《竹取物语》中把辉夜姬的出生放在竹子当中，不但与伐竹翁这一身份要求相适应，而且契合了日本人的审美情趣和日本的文化特征。
《竹取物语》表现了日本平安时期独特的社会文化风俗。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是日本社会在完成向唐朝学习后，衍生和发展自身文化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风俗自然也会在文学作品中留下明显的烙印。平安时期的婚俗观在《竹取物语》中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譬如在向辉夜姬求婚的描写中，皇子和大臣们为了一睹辉夜姬的芳容纷纷想办法进入伐竹翁的家中，有的甚至在墙上打洞企图在夜间进行窥视；天皇也是借围猎之名，突然强行闯入辉夜姬的闺房；还有当库持皇子拿着从“蓬莱”找来的“玉枝”，满足了辉夜姬所提出的求婚要求时，伐竹翁赶忙收拾新房，准备即刻让库持皇子和辉夜姬“同房”。这些行为在今天看来都是很不道德的行为或让人不可思议的，但是，如果回到平安时代，这些也不过是一些社会风俗，属于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在平安时代，贵族男女相恋，男子一般要在晚上去女方家中拜访，然后双方在通过和歌赠答表达各自的心情。在婚姻方面实行的是走婚制，男女双方可以在女方家里完婚，而且婚后一般女子仍然在自己的娘家生活，男子晚上到妻子家中过夜，第二天再离开。这种婚姻方式反映到《竹取物语》中，就是所谓的“走婚”（妻問婚），这种婚俗在当时被认为是合情合理、不违背道德规范的。关于走婚习俗的描写在《源氏物语》中有更详细的描写，但《竹取物语》是这种日本时代文化特征最早的文学表达。
在《竹取物语》的最后部分，天皇命人将辉夜姬赠给他的长生不老之药在骏河地区离天最近的山顶焚烧，而这座山就是后来成为日本象征的富士山。虽然这种结局让人感觉有造作之嫌，损害了《竹取物语》作为优秀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但另一方面，富士山的出现，也是《竹取物语》中日本文化元素的一种重要体现。換言之，无论《竹取物语》的作者是谁，也无论其艺术价值如何，当把富士山这一日本的象征与物语创作结合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从而大大提升了富士山在日本的文化认同感。
当然，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还有一些日本文化元素也需要引起重视，比如作品中和歌的使用，在贵族和天皇向辉夜姬求婚的过程中，分别插入了相互赠答的和歌，这既是平安时代贵族男女之间的一种恋爱方式，同时也体现了日本文化的特征。
以上从《竹取物语》的叙事特征、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日本的审美和文化特征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考察。不难看出，《竹取物语》无论从创作风格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吸收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但是，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典型的日本文化元素和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或许可以说，《竹取物语》是一部融合了中国和日本各种文化元素和创作手法的杰出的物语作品。因此，在研究这部作品的时候，不但要注意与中国文学的比较，发现其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受容关系，还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变容和日本本土文化在作品中的融合与作用。这样，不但能够更好地欣赏这部作品，还能够从中看到日本文化的转型和衍生。《竹取物语》以其丰富而鲜明的日本文化和审美表征，展现了平安时期从“唐风文化”向“国风文化”的转型特征，也从侧面验证了借鉴和融合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日本平安时期的婚恋文化、日本人对微小事物的审美情趣、日本的竹子信仰等等，当它们与中国的“斑竹姑娘”“嫦娥奔月”等神话故事以及儒释道等文化元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放出异样的光彩。另一方面，有些问题也需要做进一步思考，比如《竹取物语》中的不同文化元素的结合，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还是一种人为的有意识的行为？这个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对日本平安时期文化转型的认识。也就是说从“唐风文化”到“国风文化”是文化自身规律性的发展趋势呢，亦或是包含着人的有意识的干预因素呢？这其中或许隐含着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日本文化中对中国的吸收和“去中国化”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参考文献]
[1]刘德润，张文宏，王磊.日本古典文学赏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12）：49.
[2]唐植君.中日“竹子姑娘”传说对比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6（29）.
[3]川田稔.柳田国男描绘的日本[M].郭连友，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46-47.
[4]任敬军.《竹取物语》主人公化生竹种考[J].世界竹藤通讯，2010（4）：47.
[5]张如意.日本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46.
[责任编辑孙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