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资助制度的多维度成效评价体系构建与启示

    李航

    

    [摘 要] 基于我国资助制度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现状，分析目前资助制度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构建由贡献度、引领度与满意度3个一级指标及9个二级指标组成的“C—L—S”多维度成效评价体系，对资助制度的绩效考核指标进行梳理和全方位的监测评估，为教育行政部门、高等教育培养单位制订和落实资助政策提供客观、有效的参考。同时，建议资助制度发展应从资助效率的反馈分析和发挥杠杆调节作用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挖掘，促进内涵式发展。

    [关键词]研究生资助制度;多维度;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9）04-0137-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04.025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研究生体量日趋庞大，资助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截至2017年，我国在学研究生总数达263.96万人，其中博士36.20万人、硕士227.76万人;培养单位共815个，其中普通高校578所、科研院所237所;研究生指导教师40.31万人。研究生资助体系改革是我国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高等学校等培养机构多渠道筹措经费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重要改革，是国家对研究生教育实施综合改革的重要环节。为激励研究生潜心学习和做科研，高校不断建立完善奖、助、勤、贷、补以及医疗帮困等资助体系，不仅为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提供经济保障，也努力通过资助更好地实践育人功能。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完善资助政策，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建立国家助学金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建立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开展10余年来，已逐步走向完善，对于操作层面的分析已经很成熟，但尚未形成一套统一、完整、公认的评价体系。对于资助制度进行评价分析，涉及多主体、多责任、多需求、多目标的综合考量，必须在深入挖掘资助制度内涵和发展路径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系统的能够全面衡量资助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构建了由贡献度（Contribution Index）、引领度（Leading Index）和满意度（Satisfaction Index）3个一级指标及9个二级指标组成的“C—L—S”多维度成效评价模型，通过分析现行制度实施效果与评价目标的差距来查找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方向。

    一、现阶段研究生资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对资助效果期望过高，改革后劲不足

    2006年，我国开始在部分高校试行培养机制改革，以研究生资助体系改革为突破口，以统筹和优化资源配置为手段，全面推进研究生招生机制、培养模式和导师队伍建设等变革，使研究生教育、结构和质量协调发展，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改革之初，已确立通过资助制度实现推动多部门联动、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各高校不断探索资助制度的意义，也逐步意识到资助工作绝非纯粹的资金统筹与管理，其改革也不仅仅是资助力度和资助方式的变化，而是如同杠杆一般，对招生、培养、德育、学科建设等方面工作有着全面的影响，改革越深入，影响越巨大[1]。

    全社会对研究生资助工作寄予厚望，实现高等教育投入多元化、资源合理配置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实际上存在资金来源仍以国家资助为主、考核机制科学性不足、后期跟踪评价机制不完善、信息平台不健全等众多问题。很多高校的资助管理工作已变为其他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下游环节，开展起来阻碍重重，离预期的杠杆调节职能相去甚远。

    （二）重视外延式发展，忽视内涵式发展目前，对于资助制度的分析大都围绕经费数量、受益面、科研成果数量等指标，过于强调“量”而忽视“质”。政策推广初期，需要尽快推进数量增长、规模扩张，以实现迅速布局。过去的10年间，我国研究生奖助制度基本建立完成，阶段性成效显著，但后续阶段资助制度应挖掘内涵、深入发展。如何看待资助工作中的公平和效率？奖助学金是否能够提高学生的科研积极性？如何考察奖助学金的激励效率？对不同类型和来源的学生是否需要制订差异化的管理办法，依据是什么？导师和研究生在资助体系中的角色定位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还有待研究和讨论。

    于是，同济大学对1502名博士研究生展开了资助体系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20%的博士研究生认为自己是“准科研人员”，有33%的博士生认为自己是“学生”，有42%的博士生认为自己二者都是。对“博士研究生的身份认定”和“导师是否有权根据科研情况发放助研酬金”进行交叉分析可知， 认为自己是“准科研人员”的博士生更认可导师按劳发放酬金的方式;对“博士研究生的家庭所在地”和“对助学金金额是否满意”进行交叉分析可知，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博士生满意度最低，来自农村的博士生满意度最高。由此得出，研究生的基本信息和认知定位会影响到对资助制度的评价以及实施效果。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资助制度也要向“精、准、深”探索，对现有情况进行深入剖析，对症下药。

    二、“C—L—S”多维度成效评价体系构建

    通过深入挖掘资助制度的内涵、分析参与教育成本分担的多个主体的利益关系，以及围绕建立“双一流”高校目标，制定了一套综合、全面的多维度成效评价体系（如图1）。

    （一）贡献度 （Contribution Index）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是高校的5大职能。研究生资助制度为高校职能的实现做出的贡献程度，称为贡献度，可划分为育人贡献、学术贡献、文化贡献3个二级指标。

    1.育人贡献。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通过资助，让贫寒学子能上学，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让人民得到红利，这是教育的历史使命，也是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资助项目的评价过程中，及时地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引导学生心态平稳、合理竞争，正确看待成败得失，协助建立正确的人生目标。通过多次阶段性的考核，制订目标、分步实现、稳扎稳打、从弱变强。通过树立典型、评优奖优，让学生从看到差距到缩小差距，形成你追我赶、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2]。

    2.学术贡献。在对研究生进行考核时，科研成果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论文、专著、奖项还是专利，都需要研究生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付出辛劳才能获得。资助评审需要学术成果评价作为支撑，可以通过制订资助细则，引导学生科学研究的方向、方式和方法。大量优质的学术成果的产出是评价高等教育水平的标准之一。

    3.文化贡献。高校通过多渠道宣传资助政策的方式来输出学校文化，提升知名度，从而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通过对困难学生减免学费和办理助学贷款的方式来缓解贫困学子筹措学费的困境，传递国家和社会对学生的关爱;企业团体可以通过设置专项奖学金、与高校举办合作活动、举办宣讲会等方式来宣传企業文化，扩大声誉，锁定优秀人才，同时提升自身成员的获得感和荣誉感。资助制度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表层是提要求和列条件，深层是期望和激励，本质是人文关怀和责任感，是社会职能的体现。

    （二）引领度 （Leading Index）

    培养机制改革10年来，资助制度与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关系存在着微妙的变化，从开始的被动适应到现在的主动导向，从经济扶持、辅助教育，逐步形成了以国家意志和树立榜样为主的思想引领;以学术标准和道德标准为主的标准引领;以学科发展、资源调配、就业风向为主的制度引领3个方面的引领功能。

    1.思想引领。通过国家的设立引导（如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励志奖学金等），显示国家对贫困学子的关爱和人才的重视与投入。优秀奖学金获得者是一种榜样的引领，树立优秀标杆，促进学生潜心向学、努力科研，就像是求学路上的一面旗帜，引领和激励学子前行。

    2.标准引领。高等教育对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自我价值的意识和发掘具有重要意义。资助体系涉及范围广泛，无论是否贫困、是否优秀，无论学科专业，所有全日制研究生都涵盖其中。研究生资助制度一方面通过确立学术价值的衡量标准，引导研究生学习和科研;另一方面，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建立健全个人价值观。通过资助制度构建完善、全面的，对于德、智、体、美、劳多方面考核的评价体系，引领和塑造德才兼备的国家栋梁之才。

    3.制度引领。制度规范行为，制度引领行为。资助体系的构建需要完善的资助制度，有利于资助体系的有序化和规范化，也对实现资助制度的长效机制和人才培养的长效目标起到促进作用。在国家宏观的资助制度下，各高校都已经形成适合本校校情的管理办法，如对弱势学科、新进高端人才导师提供扶持;不同学科设立资助金分类指导方案;对不同来源的学生提供不同的资助金组合;搭建从学校到企业的沟通桥梁等。

    （三）满意度（Satisfaction Index）

    满意度是一种心理感受，研究生的满意度是衡量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维度[3]。凡是参与教育成本分担的所有角色，都有权参与满意度评价。

    1.以政府和社会为主体的顶层满意度。在高等教育多元的投资体系中，政府（国家）仍然是投资的主体。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满意度体现在，通过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能否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能否为人才强国战略提供强大的科技和服务的支撑。社会和企业团体对教育成本的参与体现在提供奖助学金、与高校合作投资以及各种渠道的捐赠方面，他们对于成本分担的追求目标是提升曝光量、增强影响力、获得社会认可，从而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

    2. 以高校和导师为主体的中层满意度。在政府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力度不足的情况下，学校和导师需要从学校财政预算划拨填补，既有公平型的基本助学金，也有效率型的评优奖学金;既有针对贫困学生的困难补助和贷款，也有育人资助双重职能的“三助酬金”，这类资助更为灵活，且具有针对性。高校和导师对研究生的资助，短期期望是使研究生学习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激励他们产出更多优质的学术成果;长期期望是引导他们树立远大目标，逐步成长为优秀人才。

    3.以学生和家长为主体的基层满意度。学生作为受教育方，需要以家庭为单位支付学费，弥补高校办学经费的不足，参与教育成本分担，而他们和其家庭投入精力和金钱，则是希望收获知识、能力和部分经济报偿。《2018年我国研究生满意度调查》中指出，研究生对奖学金制度、“三助”岗位、学生管理等方面的满意率仅高于60%，总体满意度偏低[4]。研究生对于资助政策的满意度已经成为影响他们学习和科研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更影响到研究生的生源质量[5]。

    高等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要符合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原理，所有投资方都期望获取最高收益，那么资助体系如何在育人过程中促使多方收益最大化，就是衡量满意度的关键。

    三、资助体系的使命和前景

    （一）重视资助效率的信息反馈，反思资助体系的过程管理

    资助制度集全国及全社会之力支持高等教育发展，落脚点应该在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只有通过资助效率的信息反馈，才能评价现有的资助制度是否完善，从而通过优化过程管理进行改进。那么，如何评价资助效率呢？

    2002年，英国成立了研究理事会（RCUK），负责协调“教育与科学部”“研究理事会”与其他各理事会、高校相衔接的研究生资助管理体系，每年对资金使用情况及其成果进行详细说明，确保资金有效、高效地使用[6]。

    北京大学张林通过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得出，不同资助类型和资助力度对研究生的学习行为模式与学生发展的潜在影响机制[7];向兴华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分析研究生对于资助体系的满意度，结果表明：不同培养层次、不同奖学金来源主体、不同的高校来源都会导致研究生满意度的差异[8]。

    传统的以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为标准的评价体系存在数据滞后、影响因素过多等原因，无法建立统一的分析模型。目前，采用最多的资助体系评价方式还是问卷调查，以学生基本情况、认知定位等信息为自变量，以主观满意度结合客观学业发展情况为因变量，建立模型分析，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得出二者的内在关系，从而追溯到资助体系的规则设置和过程管理，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但是这种评价方式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注重主观感受，弱化客观规律;关注短期效应，忽视学术发展的长期性规律;助学金和奖学金混为一谈，不利于分析资助体系的公平性和效率等。

    资助制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多渠道收集资助效率信息，建立评价模型，反思过程管理，及时进行调整，达到“实行—反馈—优化—再实行”的良性循环。

    （二）深入挖掘导向作用和杠杆作用，引导资源配置和人才流向

    李文长等教育研究者认为，资源配置是影响或决定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本因素，是调整和引导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9];叶青松、陆莹提出，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决定了高校的竞争地位和运转绩效，决定了高校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10]。

    通过对“高层次人才强军计划”和“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政策倾斜，支持国家军队和中西部民族地区人才培养战略;通过对弱势学科、新兴学科和新晋导师的资金补贴，扶持学科和人才发展，维持学术生态平衡;通过对不同学科导师出资金额的差异化指导，引入竞争机制，促使导师队伍良性发展;对于一些重要但水平薄弱、就业难的学科，加大资助力度来吸引生源、缓解矛盾。

    北京大学所有奖助学金和“三助酬金”统筹为3类岗位奖学金，校级研究生奖助委员会和工作专业委员会负责协调和监督，学院成立领导小组，负责具體细则的制订和实施，学院有权统筹使用学校划拨预算，并可增加资金投入，提高资助水平。北京大学开展这样的管理思路，其依据之一是学校从上到下的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奖助工作可以作为杠杆调节资源配置，学院是最有能力综合学科、导师、学生、财务等多方面因素整合实施的主体;依据之二是学院有足够的管理能力，能完成从规则制订到落实、信息宣传到反馈的关键任务。完善的资助体系对于学科建设和高校发展具有重要的杠杆调节作用。

    但现阶段部分高校资助制度的杠杆调节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放权力度不够。资源调配，既需要钱又需要人。一是要建立健全院校两级财务配置，在充分划分责权利的基础上，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还权给学院，突出学院办学的主体责任，提高办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活力，最终提高核心竞争力;二是要加强学院对导师的人事管理责任和研究生的招生责任，建立导师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赋予学院对于招生名额和导师分配的管理权，在学院内部进行市场化资源流动，从而达到最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1]刘明利，杨虎，张林等.论资助工作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的调控功能——以北京大学研究生资助工作为例[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2（5）：25-29.

    [2]章琳.高校研究生“资助·思政”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研究[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6）：18-22.

    [3]韩晓峰，周文辉，王铭.研究生满意度理论基础与指标构建[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3（6）：37-41.

    [4]周文辉，黄欢，付鸿飞等.2018年我国研究生满意度调查[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8）：33-41.

    [5][8]向兴华，肖秋霜，施亚玲等.基于满意度调查的研究生资助体系分析与改进建议[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6）：63-69.

    [6]方晓乐，刘春荣，邱化民.英国研究生资助体系对我国的启示[J].北京教育（高教版），2017（6）：90-93.

    [7]张林，游蠡，于津民等.资助制度促进了研究生的学业表现吗？ ——一项基于北京大学的校本调查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2）：51-57.

    [9]李文长.高校资源配置模式与绩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0]叶青松，陆莹.关于高校内部资源配置有关问题的探讨[J].教育财会研究， 2007（4）：22-25.

    （责任编辑：申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