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任仲夷

    王涛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任仲夷在一北一南的辽宁、广东主政长达9年，坚守思想解放，坚守放革开放，他虽未曾担任过国家级的领导职务，但却无可争议地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家，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

    一

    1972年6月，在“文革”中被批斗了2300多次的任仲夷，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6年11月，中央决定调任仲夷到辽宁工作。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派机接任仲夷进京谈话，华国锋、叶剑英等强调辽宁是受“四人帮”危害的重灾区，任仲夷使命重大。省委第一书记由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兼任，任仲夷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1977年2月10日，任仲夷随李德生抵沈阳赴任。次年9月4日，中央任命任仲夷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任仲夷毫无顾忌抓了三件大事：一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推动干部群众解放思想；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起用一大批干部；三是改革，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

    1977年7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约一年前，任仲夷在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响应邓小平提出的“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观点，并进行深入阐述。1978年6月30日，在邓小平于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开展思想大讨论的当月，任仲夷又在省委信访工作会议上做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的讲话，立场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

    真理标准大讨论发动以后，任仲夷立即表态支持。在北京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第3天，任仲夷便着手撰写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此文6月写出初稿，几次修改，8月定稿，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刊登在辽宁省委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1978年第8、第9期合刊上。该文提出针对“两个凡是”的“三个不要”：不要迷信“特殊身份”；不要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看问题；不要以政治需要为借口反对实事求是。同时，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四个必须”：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组织保证；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路线；必须承认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鉴别标准。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在那个特殊时段就能公开发表如此针对性强的文章，除了需要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头脑外，确实还需要“舍得一身剐”的勇气。很快，新华社发了通稿转发全国。《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不久，邓小平到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并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表示赞赏。

    任仲夷对提倡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束缚还有更深层的思考。他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上揭露“两个凡是”的谬论；提倡解放思想，则是从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牢笼。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因此，他从9月起着手撰写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文章，11月完成《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一文，刊登在1978年12月《红旗》杂志上。任仲夷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两个凡是”：“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

    任仲夷在大力推动辽宁大量冤假错案平反的过程中，顶住压力，绕过禁区，公开、高调为张志新平反昭雪，则是一件在全国产生了极大震撼、至今仍影响深远的大事。

    张志新是原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她在“文革”中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明确表示对林彪不信任、对江青有怀疑、对打倒和陷害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满，同时对“文革”和毛泽东的错误也坦诚地提出尖锐批评。因此，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死党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9月被捕。张志新被捕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被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长期监禁中，她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在1975年被判死刑，并于1975年4月4日被极其惨无人道的手段秘密杀害。

    1977年任仲夷到任辽宁时，张志新已牺牲近两年了。那段时间，“文革”的阴霾还没有散去，“文化大革”命尚未彻底否定。当时中央下发的文件明确规定：“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则杀之。”此时，辽宁省委要为张志新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是需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的。在这里，任仲夷起了关键性作用。

    1979年1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张志新案被揭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关注，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2月11日，任仲夷参加省革委五届三次全会，在会上他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省委宣传部有个女同志（张志新），就因为说了反对林彪、江青的话，结果遭到惨无人道的摧残，最后被迫害而死！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由于任仲夷的重视和督促，张案的复查进展得很快。

    在张志新的所谓“犯罪”档案材料中，涉及当时的一些“禁区”。复审案件的法官感到很为难，认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平反，一是冲破“禁区”（指所谓反对毛主席的言论），这在当时是不现实的；二是从张志新患有精神病方面考虑。于是，任仲夷果敢地绕过“禁区”，对张志新被害的主因避而不谈，利用张志新后期被迫害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以“模糊战术”为张案平反。任仲夷为张案平反定调：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关于张志新批评毛主席的言论，应列入神志不清时所讲，“把这些说成是她的，是不公平的”。

    3月9日复查组向省委汇报，任仲夷亲自主持汇报会。省委常委会确定省委作决定、发文，召开张志新平反昭雪大会和追悼会。在会上，任仲夷表示：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之下。我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对她的家属、子女要很好照顾，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彻底肃清。要开追悼大会。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她是很努力学习的，不学习是讲不出这么多言论的。我们现在搞解放思想，她早就思想解放了。要学习她那种“五不怕”的精神。3月31日，任仲夷主持辽宁省委召开的为张志新平反昭雪大会，号召全省党员和干部向她学习。

    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同样要冒政治风险。因为张志新对“文革”和毛泽东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坦诚地提出尖锐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属于极其敏感的政治“雷区”。任仲夷为第一书记的辽宁省委这样做，当时政界和社会上都存在异议和压力，中央高层领导中也存在不一致的声音和考虑。与此同时，在依然严峻的政治空气下，任仲夷在各种场合毫不讳言自己对张志新的赞赏和愧疚。任仲夷说，张志新的惟一“罪名”就是公开说出并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而且这些观点是对组织讲的。对他个人来说，听了觉得心中有愧。在看望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时，任仲夷坦承：“我不如志新，我不如她敢想，更不如她敢说。”

    任仲夷将张志新悲剧的元凶指向专制制度。他坦言，张志新冤案绝非孤例，倘不健全民主法治，类似悲剧还将发生。1979年7月，任仲夷参加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就张志新案件作了长篇发言，讲了四条“非常重要的教训”：

    第一，我们的专政制度，应当在法律上明确地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并把政治思想反动与有行动的刑事犯罪区分开来。人们思考问题、发表和保留意见，不应视为犯罪，而是党章和宪法都保障的基本权利。

    第二，对人专政，也要严格照法律程序办理，也要采取合法的手段。历史经验证明，对敌斗争的扩大化，在审讯中搞逼供甚至采取极不人道的法西斯手段，必然在革命队伍内部引起紧张、恐怖和人人自危，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第三，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党内生活必须正常化。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内民主空气如何，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民主风气。党规党法是否得到严格遵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法制秩序。

    第四，最根本的是必须防止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我们原来的党章、宪法也是很好的，但林彪、“四人帮”得势之后，统统“不宣而废”，毫无作用。我们必须不断地完善和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使任何少数人没有可能以任何方式强制大多数人，而只能服从大多数人，服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

    二

    一心想创办经济特区的任仲夷，终于等来了一个大展身手的机遇。1980年10月，中央决定调任仲夷到广东工作。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中央同任仲夷谈话。从10月31日至11月6日，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先后接见任仲夷和梁灵光。11月9日，中央任命任仲夷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1月中旬，任仲夷带着中央期望和重托来到广东；15日，省委在广州举行干部大会，习仲勋传达了中共中央的通知，任仲夷传达了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并表示将与广大党员干部一道，坚决贯彻中央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努力把广东的经济搞上去。

    1979、1980年中央发出50号文和41号文，让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要求两省在对外开放和改革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先行一步。此时的广东，在改革开放上已走出了开创性的一步，但在是是非非、风风雨雨中面临着如何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倒退的关键选择。主政者是否具有“杀出一条血路”的胆识、战略思维和领导才能，能否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披荆斩棘、奋勇前进，至关重要。为此，任仲夷做了大量独特的思索和艰难的开拓。

    11月18日至19日召开省委工作会议，刚到任的任仲夷要求：我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新情况，要求思想更加解放。任仲夷提出“三真”方针：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他说：“中央给了我们这样大的权力，现在就看我们敢不敢用这个权力，会不会用这个权力。我们应当大胆使用它，而且学会善于使用它。”

    后来，当人们对改革开放是收还是继续放、处于莫衷一是的时候，任仲夷又明确提出三个“更加”，即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这里的“更加”，一是说比过去更开放、更放权，一是说中央叫广东当排头兵，那就比其它省份要更加开放。怎样才能用好中央的政策呢？任仲夷主张既要“大胆地使用”，用足、用活，更要“正确地使用”。他认为中央允许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一切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办事。在政治上和总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违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因地、因时、因情况制宜。他说：可以“变通”中央的政策，“变通”就好比“变压”，各级党委、各部门，执行上级政策、指示，因情况特殊而必须“变通”时，要像“变压器”或“变电站”那样，把上面输送来的电流进行变压，使之适合本单位、本部门具体需要的电压，使机器正常运转，否则机器就会烧坏。为了落实“变通”思想，省委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些政策，如放宽进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某些规定等，需要到中央、到国务院各部门去反复汇报，做工作。有些则要自己变通解决。对特区如何放权，对广州市如何放权，对海南岛（时属广东）如何放权等大问题，任仲夷都亲自调研、开座谈会、听汇报，主持省委会议，一项一项研究解决。他的讲话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各级干部加深对中央精神的理解，消除顾虑，敢于把中央精神与本地实际结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全国实行旧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情况下，局部地区要在探索新的管理体制中先行一步，绝非易事。任仲夷提出广东要“从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着眼，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例如，广东各级领导班子对“包产到户”的认识不一，任仲夷到广东还不到两个月，就在1981年1月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强调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分清主流支流，不要把问题看得过重，甚至夸大，走回头路；又不要不重视解决，放任自流。他指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即使是搞的面大了一些，只要群众满意，又能增产，对国家贡献增多，就不要硬改过来了。政策一定要稳定下来。凡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又受群众欢迎的政策，都不要轻易变动。”在省委贯彻全国农业书记会议上他说：“农业实行联产计酬的责任制，是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场变革的意义不亚于三大改造。”他和其他领导做工作，为在省、地、市、县领导层中对“包”字之争，画上了句号。“包”字之争解决后，相继出现“富”字之争，即允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商”字之争，即允不允许农民务工经商；“股”字之争，即允不允许农民搞股份制；“雇”字之争，即允不允许农民雇工等等。这些争论的焦点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战略措施还是权宜之计。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任仲夷都顶住压力、排除干扰。

    特区初创时面临着不少指责和非议，有人给扣了三顶“黑帽子”，即搞改革开放、办经济特区是在搞“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卖国主义”。这样的责难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此，任仲夷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特区正名。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针对特区“香港化”、“特区就是租界”之说，以满腔热情肯定特区这一新事物。他说：“主权完全在我们手里，那里的政府、警察、军队都是我们的，执行我国的法律。这有什么危险呢？没什么危险！”1981年5月在省委常委会上，任仲夷大力宣传创办经济特区的重要意义，他说“建设特区，可以更多更方便地引进外资、侨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可以更好地学习外国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培养一批人才；可以更多地为国家积累四化建设所需要的外汇；可以使特区这个局部地方加速实现现代化，为全省以至全国提供现代化的借鉴。还有一个深远的意义，就是可以稳定港澳人心和促进台湾回归。”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他还指出：“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是否有损主权，是不是会‘香港化，是不是会变成殖民地？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肯定地回答：不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由于办特区而变成殖民地，没有这样的先例。恰恰相反，只有掌握主权才能办特区。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对于有的人提出特区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任仲夷公开回答特区从社会性质来说姓“社”不姓“资”。他一再强调特区一定要‘特，“特区如果不‘特，就达不到办特区的目的。”

    1980年底，中央开会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有人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的方针。任仲夷认为应该在调整中前进，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他在分组会上强调，要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他说：“我们3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把经济搞活不容易，搞死却很容易。这几年好不容易才搞活了一点，如果不注意，可能一下子又退回去。”所以，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点。他提出“在强调集中统一的前提下，凡是有利于搞活经济、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好的政策、好的措施，都应当继续坚持下去。”任仲夷回广东后，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理解和贯彻中央的调整方针。任仲夷强调：一是把经济调整和实行特殊政策结合起来；二是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三是把“退够”和“前进”统一起来。中央要求集中统一的，一定要集中统一，不能含糊；该搞活的，一定要继续搞活，不能倒退。广东先后关、停、并、转了近千家生产条件差、耗能高、效益差的小钢铁、小化工企业，把腾出来的能源和原料着重发展食品、电子、家用电器、纺织等行业，建立起具有广东特色的轻型产业结构，“广货”开始称誉全国。

    在任仲夷主政广东期间，他和省长刘田夫“二进宫”是一段不能不提的、极为紧张、极为震动的经历。

    1982年初，沿海县市走私问题多了起来。从香港走私进来的物品主要是电子表、收录机、电视机、衣袜等。（这一问题已引起省委的重视，仅1979年全省就查获走私和投机倒把案件9千多宗，1980年7月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坚决打击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的指示》，并大规模地开展打击走私贩私。）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起因是中央看到中纪委的一份简报，反映广东有极其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中央认为这是严重毁坏党的声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必须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走私现象又最多，中央专门召开了“两省会议”。广东由任仲夷带着省党政班子的大部分同志出席。这次会上，有的中央高层领导讲得很严厉，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还特别讲到珠江三角洲的干部都是不可靠的，有些问题很严重。（会后，任仲夷对身边工作的干部说：“我总的觉得珠江三角洲干部是好的，他们听省委的话，他们工作很认真，很有成效。”）因为当时中央已经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所以就讲这场打击经济犯罪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决不能手软，“要杀一批头”。当时按照刑法规定，走私构不成死罪，走私杀头不行，就提出修改刑法。修改了刑法，以前的事还得按照以前的法律，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五一”以前不自首的，按照新的刑法，就要杀头。两省会议的气氛异常严峻。任仲夷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任仲夷对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他都不传达。当时有中央领导建议要对存在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省委也没有采纳。任仲夷认为搞一次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他认为既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又要清醒地看到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成就。返回广东后，召开各市地领导干部会议进行传达贯彻，任仲夷在会上讲话，一是讲“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打击经济犯罪坚定不移”。（会后有人好心地说：“仲夷同志，到什么时候啦，还讲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最近中央报刊都不讲啦。”任仲夷说，反正中央文件的提法没改。）二是讲各地领导干部只要没往自己腰包装钱，而是按省委部署抓改革开放的，“即使出些问题，也应由省委负责，主要由我负责”。任仲夷当时的处理方式，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整干部，没有扩大化。

    这时上面传来消息，说广东对两省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不够得力。主张计划经济的人一直认为广东的改革是对计划经济的冲击，很不喜欢。不久，专叫任仲夷去北京（人称“二进宫”）。当时有人对广东的形势看得特别严重，甚至说广东已经改变了颜色，要收复失地。说过去的租界就是糊里糊涂送给外国人的，经济特区就像当年的租界。还认为广东这样的地方，资本主义熟门熟路，不应当用思想解放的人，必须用金刚钻，这个脑袋像金刚钻一样硬才行。这次，任仲夷是和省长刘田夫一同去北京的。胡耀邦说，你们这样贯彻，上面认为力量不够。又对任仲夷说：“你是不是做个检讨？”任仲夷说：“我们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怎么检讨呀？”胡耀邦又说，“总之你们要好好想想，写个检讨。”胡耀邦做了一个两手摊开的姿势，说：“我都检讨了啊！”任仲夷不得不以大局为重，回到住处，经过商量，由秘书执笔，连夜起草了一份检讨，怎么写呢？不能说瞎话，还得像个检讨的样子，就写道：我们在工作中对如何打开改革开放的局面，如何更好地引进外资、引进项目，考虑得多，而对改革开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得少，一些问题直到出现了才发现、才解决，见事迟。次日，呈送胡耀邦，得到认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也和任仲夷谈了话，强调要认真解决问题。不久前，他对广东改革开放和创办特区的成绩曾给以很高的评价，这次他说：以前的话我不收回，但也不能再说了。总之“二进宫”之后，气氛仍然紧张，广东感受的压力很大，当时还从高层传出要撤任仲夷职务这种话。

    3月1日中央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要》，后又发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过去“左”的一套仍心有余悸，产生了种种疑虑，怕改革开放的政策变。省委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一时成为上下左右关注的焦点。4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有人预测会议可能会“杀气腾腾”，有的还准备作检讨。但在会上，任仲夷首先肯定全省各级干部为国家建设和改变广东面貌所作的贡献，并为近年出现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缺点错误，主要在省委。我们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和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打击犯罪活动抓得不紧，处理不力。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从发展经济上考虑多，对政治上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少；看成绩多，看问题少；对广东如何‘先行一步想的多，从全国一盘棋想得少。”“没有及早引起足够的重视，很不清醒。”“在省委里面，又主要应当由我对这些问题负责。”他还说“只要不搞各种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他的讲话既引导大家认识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又重申实行特殊政策，必须反对“三特”（特权、特殊化和特殊党员），必须坚持“三更”（纪律更严、执法更严、管理更严），党员干部必须“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在经济上一尘不染”。后来他特别强调“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实行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也是坚定不移的；执行让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也是坚定不移的”。任仲夷在复杂的形势下，审时度势，从容面对，敢于和善于“扬弃”，既不“偏听偏信”，又不“矫枉过正”，实事求是地分清思想界限、政策界限和应负的责任。这次会议使广东干部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开得热气腾腾。在任仲夷的主持下，广东先后制定了《关于处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若干政策规定》等10个文件。依法严惩了极少数贪污受贿和严重经济犯罪人员，有效遏制了走私贩私，从而在打击经济犯罪与搞活经济两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避免了广东因为出现走私贩私歪风而错失历史发展机遇。

    1985年7月4日，任仲夷正式离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9月16日，在参加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后，任仲夷在有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王震、李德生等64人向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信上签名。9月23日，任仲夷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完成了他从一线领导工作岗位退到二线的转折。“终于安全着陆了”的任仲夷，仍然践行一个共产党员为党和国家事业奋斗终生的诺言和责任，敢于讲出逆耳忠言，为党的建设、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政治智慧和经验。

    1986年3月26日，任仲夷参加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发言谈了主流与支流的关系等。他的发言受到舆论界的重视，《人民日报》分两次刊登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经济日报》作了详细的报道，新华社还以“牙齿的哲学”为题，报道了任仲夷把前进中出现的问题比喻为幼儿换牙，旧牙去了，新牙更加坚固，风趣而富有哲理。9月，任仲夷参加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稿）》的发言中，任仲夷提出精神文明建设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些新的精辟的见解。

    1987年7月11日至16日，谷牧到广东就进一步开发海南问题分别与广东省委、省顾委、省政府及海南区党委负责人交换意见，任仲夷参加了这次调研活动，提出了一些中肯建议。这一年，任仲夷全票当选为中共十三大正式代表。1988年6月10日《羊城晚报》第一版刊登该报特约记者对任仲夷的专访，其中谈到了文艺欣赏问题，体现了领导者可以有偏爱、不可有偏向的公正原则。1989年4月上旬，《开拓者》杂志记者就“新权威主义”这一问题对任仲夷进行了专访，任仲夷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若干思想。1990年9月中旬，任仲夷会见《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记者，对“排污不排外”的论点又有新的发展，提出“对外开放，排‘外污，更要排‘内污”。

    1992年任仲夷再次高票当选为中共十四大正式代表。1994年12月27日《羊城晚报》刊登李次岩根据任仲夷的谈话整理的《任仲夷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重视和发挥“两只手”的作用》。1997年10月，已退休12年的任仲夷又一次高票当选党的十五大正式代表。中共十五大期间，《人民日报》发表《银发一丝不乱》，赞叹任仲夷是“德高望重，众望所归”。2002年，88岁高龄的任仲夷再一次高票当选党的十六大正式代表。11月，在十六大期间，任仲夷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表示：“三个代表”，一个都不能少。任仲夷认为，“三个代表”是防“左”的思想武器， 是防止和避免重犯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左”的错误的一种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晚年的任仲夷，着眼于党的事业、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运用理论联系实际和善于思考分析所积累的真知灼见，在关键时刻，及时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若干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发表切中时弊的见解。退职后的他一直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信赖和敬重，这同他的高尚品格分不开。他有大海般的广阔胸怀，一切从党和国家利益着想；他廉洁自律，敢于负责，真诚待人，平易近人；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实践、坚持真理；他的乐观、豁达、幽默和充满哲理的言谈举止和人生态度，给人们带来激励、信心、决心和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