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来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研究述评

    谢涛

    距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已经过去20多年，经过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和理论沉淀，国内学术界对于它的研究也日益成熟，渐成规模。以2002年为界，如果前一个11年（1992年至2002年）属于打基础的阶段，后一个11年（2003年至今）则属于进一步夯实这个基础的阶段。本文以2003年来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著述（主要是论文）为分析蓝本，对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南方谈话研究的相关情况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总结，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为此课题的深入研究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一、研究概述

    从成果发表的数量来看，后一个11年较之前一个11年，虽大致相当，未出现大量增加的现象，但总体上还是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在文章方面，根据笔者的不完全检索，从1992年开始，国内各界发表的以南方谈话为篇名的各类文章超过700篇，其中，400多篇是2003年以后发表的，光2012年，就有近300篇面世。11年里面，大部分年份发表的成果为5-10篇，相对均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2004年（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2012年（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和2013年（党的十八召开）这三个特殊年份，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尤其是2012年，各大学术刊物都刊出纪念南方谈话的专版，相关文章几乎是井喷式发表，相当于平常年份的数十倍之多。在著述方面，近11年来，国内各界接连出版了多部以南方谈话为主要内容的书籍，其中，不乏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较高理论水平的精品。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南方谈话的著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媒体工作者或文史研究者所整理的亲历者、知情人的现场记忆，这里面，既有深度挖掘的文字材料，又有鲜为人知的口述史料。像陈开枝的《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陈开枝的《起点：邓小平南方之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吴松营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记录人的记述》（人民出版社2012年）、田炳新的《南方谈话亲历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牛正武的《南行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全记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另一类则是理论工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比如，毕京京的《东方风来20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理论贡献》（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和赵智奎的《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从成果发表的内容来看，2003年以来国内学者对南方谈话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大块：一是传统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南方谈话文本内容、发表背景及直接影响的研究，在这方面，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挖掘和曝光，相关的研究不断细化，研究的系统化程度和精准度不断提高，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二是重点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南方谈话理论和现实价值的研究，在这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身的不断明确和完善，学界关于南方谈话与这个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研究越来越成熟，另外，11年来，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不断发生着变化，关于如何运用南方谈话的思想精髓和理论突破来指导当下问题的解决，同样成为这段时间内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三是新兴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传统领域和重点领域研究基础上的一种开拓性研究，在这方面，主要是一些跨学科的研究，还包括一些比较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在最近的11年中，学术界还多次召开了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主题的座谈会或研讨会，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集聚一堂，专门就南方谈话展开学术探讨，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座谈会或研讨会中，比较重要的有：201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办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学术研讨会”、2012年2月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召开的“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座谈会”、2012年2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召开的“南方谈话20周年专题研讨会”、2012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联合主办的“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周年学术座谈会”、2012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和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共同召开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看改革研讨会”。

    二、传统领域不断强化

    在传统领域，研究者们对南方谈话的关注，一般是要试图解决三个基本问题，即“南方谈话主要谈了些什么内容”、“邓小平为什么要发表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发表以后产生了哪些直接影响”。基于前11年的研究积淀，2003年以来，国内学界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已不再纠结于对谈话内容文本的简单诠释和对时代背景及社会效应的背书式论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提升，总体呈现出多元、细化、不断强化的趋势。

    在“南方谈话主要谈了些什么内容”方面，研究者们除了继续关注其中蕴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社会主义本质思想、改革开放思想、发展思想、民生思想等老话题以外，还从中国模式、党的建设、顶层设计、执政党转型、中国的国家软实力、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战略思维与领导智慧等新角度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这段时间，相关研究的重要观点和创新主要包括：

    （一）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石仲泉系统地论述了“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关系，并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近20多年的历程实际上是一个发挥正面效应，遏制负面效应的过程。①卫兴华针对国内学界部分人士认为要突破“姓资姓社”、突破“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桎梏的声音，从南方谈话文本出发详细而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认为邓小平当初强调“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并不是想模糊某些概念，其本义是“不能用抽象的模糊不清的姓资姓社的争论干扰改革开放大业，何谓资，何谓社，并不是认识很清楚的。”②郑有贵将南方谈话中有关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与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结合，论述了两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关系。针对理论界有人把两者分割开来，甚至断章取义的问题，他提出了在市场手段运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三个基本不同，即市场手段的运用要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手段的运用不能否定基本经济制度、市场手段的运用不能排斥政府在发展经济中发挥作用。③

    （二）有关解决社会转型期矛盾的思想。如何通过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来解决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是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有不少研究者们将视角转向南方谈话，希望能从中找到具有指导意义的“良方”。程广鑫和武忠远的文章，立足于南方谈话的思想内涵，全面论述了南方谈话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改革的启示。①

    （三）有关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和改善民生的思想。沈宝祥将南方谈话主题概括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改善民生，他指出，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主要强调两点，即“敢闯敢试，善于总结”和“敢于碰硬，排除干扰”。②在对南方谈话中有关发展、民生思想的挖掘上，陈福荣和李爱月从南方谈话入手，系统论述了邓小平的发展观，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发展的台阶式是邓小平发展观的前进规律、发展的全面协调性是邓小平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发展的多样性是邓小平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发展的绝对性是邓小平发展观的辩证法支柱；③沈宝祥认为，南方谈话中有关改善民生的表述很突出，邓小平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本质高度，强调了改善民生的极端重要性。④

    （四）有关中国发展模式、党的建设及执政党转型、顶层设计的思想。这一时期，研究者们还把一些学界讨论的热点与南方谈话联系起来，希望能从经典文献中寻找对新论点的理论依据。在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讨论中，程伟礼认为，南方谈话紧紧围绕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章程，揭示出中国改革开放道路、制度、方针和政策的“创造性”、“时机性”、“全面性”、“关键性”及“坚定性”五大特性，这正好也是中国模式的特性，因此，中国模式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全方位改革开放”。⑤谢海军认为，从南方谈话及邓小平晚年言论中可以得知，他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天平逐步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向共同富裕倾斜，展示出他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思考和发展模式的完善及再认识。⑥在关于党的建设及执政党转型的讨论中，研究者们结合当前实际将南方谈话与党建理论和政党理论联系起来，对南方谈话中相关思想作出进一步诠释。张荣臣全面分析了南方谈话中的党建思想，认为其中蕴含了反复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性、提出正确组织路线的重要性、再次强调要实事求是、提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问题等四大方面内容。⑦杨德山认为，南方谈话是执政党转型的“关节点”，因为，南方谈话为执政党转型明确了方向，稳定了主轴，同时还促使执政党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发生巨变。⑧在关于顶层设计的讨论中，大多数研究者们都认为，南方谈话本身在理论上具有顶层设计的意义，它的这种意义对我们当前改革的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启示。黄广飞认为，南方谈话是一次成功的顶层设计，它按照从“点”到“面”，从“增量”到“存量”的路径设计出渐进改革图纸，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方面提出系统性规划。⑨檀江林和武晓妹则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单项改革和综合改革”、“决策科学和措施协调”、“全面改革和重点改革”、“目标坚定和手段可行”五个方面对南方谈话是顶层设计与群众首创精神的有机耦合进行了详细分析。⑩

    （五）有关社会主义动力与平衡机制、国家软实力提升、战略思维与领导智慧、四个“嘱托”的思想。在其他热点问题讨论中，有人由南方谈话联想到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问题，认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特别强调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其深层次含义就是在强调社会主义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关系；①有人由南方谈话联想到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认为南方谈话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而且科学总结了“什么是国家软实力，怎样提升国家软实力”这一关键问题；②有人从南方谈话联想到战略思维与领导智慧，认为南方谈话思考的是包括如何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怎样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等在内的全局性战略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过程中，邓小平采取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政治策略，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③有人还从南方谈话中总结出邓小平的四个“嘱托”，即十年转向共同富裕、二十年广东赶上亚洲“四小龙”、三十年制度定型化、一百年基本路线不动摇。④

    相比之下，在“邓小平为什么要发表南方谈话”和“南方谈话发表以后产生了那些直接影响”方面，这段时间内产生的研究成果要少一些，但也不乏亮点。张士义分析了南方谈话发表后对党的十四大产生的影响，认为正是在南方谈话精神指导下，党的十四大才得以产生三大历史性决策。⑤林一斋把研究视角放在了较少有人关注的经济外交，他通过对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对外援助进行分析之后指出，1992年后中国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并借此改变原本与世界格格不入的社会经济结构，最终得以融入世界。⑥陶宏雁和张伟分析了南方谈话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认为南方谈话对我国“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及执法和司法制度的改革产生重要推动作用。⑦程美东从政治共识的角度出发，认为南方谈话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寻找共识、利用共识、创造共识的高超政治艺术，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共识达成产生重大影响。⑧肖枫则分析了南方谈话与中国战略抉择之间的关系，回答了邓小平是出于那些因素考虑发表了南方谈话，它发表以后对中国在关键时期的战略抉择又产生了什么影响两个疑问。⑨

    三、重点领域不断深化

    对南方谈话理论和现实价值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日趋成熟和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相关研究同样处在不断充实和深化之中。

    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将南方谈话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型过程之中进行考察，将其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以此来强调和突出它的理论价值。同时，研究者们还集中对南方谈话与11年来中国共产党其他重要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加以关注。彭先兵和何鹏举立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模式的分析，指出南方谈话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互动论”路径模式的典范。⑩石仲泉认为，南方谈话集邓小平以往思想之大成，是对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作了比较全面论述的综合性著作，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孟祥林认为，南方谈话有五大创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入和具体化。①田凤香着重分析了南方谈话的大众性，认为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②李正华认为，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最终形成，是邓小平晚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③金民卿指出，南方谈话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科学回答了实践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巨大发展空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④刘金田指出，南方谈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探索，使之成为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系统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篇章。⑤陈瑞泉着重分析了邓小平理论的四大理论创新，认为其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两大最为突出的创新正是南方谈话中提出来的。⑥陈锡喜通过分析南方谈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中的理论价值之后指出，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是明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点睛之笔，而它阐述的主要观点则奠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的基本框架。⑦此外，研究者们还从不同视角出发，关注了南方谈话与其他一些具体社会主义理论、思想之间的关系。比如，石仲泉谈了南方谈话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意义，指出南方谈话中提到的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⑧又如，潘宝卿和梁贯珍通过分析量变质变、实践标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事物发展不平衡原理、全面论和重点论、两点论、抓住主要矛盾、事物发展波浪式前进等哲学命题，指出南方谈话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⑨再如，丁新宇和谢鸿昆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卡夫丁峡谷”理论与南方谈话的关系，认为列宁、毛泽东回答了第一次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邓小平通过南方谈话再次回答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⑩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南方谈话与和谐社会理论及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关系，指出了其间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

    在南方谈话的现实价值方面，这一时期，研究者们的兴趣点主要在于如何借助南方谈话的理论智慧来解决当前面临的改革、发展问题上。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变，高速发展的经济模式及相对应的政治体制面临着转型，这需要依靠进一步推进改革来实现。因此，如何继续高举改革大旗，从南方谈话中汲取关于改革能量，日益为学界所关注。巫海东认为，南方谈话体现出一种政治勇气高度性、思想意识开放性和人民利益取向性的理论品格，这种理论品格曾对中国改革开放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对我们当下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依然具有重要启示。辛向阳论述了南方谈话中的五大重要论断，结合中国当前的现实，指出南方谈话对当代中国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夏学銮认为，南方谈话具有五条思想精髓，五个现实针对性，六个方法论价值，其改革精神为中国当下改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源泉。①萧冬连探寻了南方谈话为什么在当下依然成为大家关注焦点的原因，认为中国的改革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亟需凝聚共识，寻求新的突破，需要我们从南方谈话这篇历史文献中继续继承和弘扬改革精神。②朱佳木认为南方谈话是围绕“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个核心思想展开的，指出我们重温南方谈话，必须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党中央从新的实际出发而提出的一系列新方针、制定的一系列新政策、作出的一系列新决策。③2012年2月份，国内不少报纸推出纪念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的理论专版，这些专版绝大部分将视角放在了挖掘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之上，很多重量级学者在这方面发表看法，为当前的改革“鼓与呼”。比如，2012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重温南方谈话，呼吁要以深化改革来破解改革难题。2012年2月13日《浙江日报》集中刊发迟福林、蓝蔚青、李君如、高尚全、黄挺的文章，集中火力论述了南方谈话的改革精神和时代价值。2012年2月《南方日报》推出大型访谈《风起南方——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名人谈》，通过走访聆听南方谈话的亲历者，对话成思危、高尚全、宋晓梧、周瑞金、李君如、任剑涛、王占阳、李永忠、郑永年、迟福林等知名学者，以此来凝聚改革共识，坚定开放信心，推动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

    四、新兴领域不断开拓

    南方谈话发表已经20多年，对于它的关注，研究者们除了对传统领域和重点领域不断进行强化和深化以外，还开始从新的视角，采取新的方法，运用新的学科理论来开拓新兴领域。这样一种研究趋势，应该也是南方谈话研究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毕竟，一个理论问题要想历久弥新，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充实研究内容，突破研究界限，开阔研究视阈才行。目前看来，国内学者对南方谈话研究新兴领域的开拓，主要集中于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

    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渠长根和梁艳华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对南方谈话20年文本传播历程进行分析，他们指出，南方谈话文本传播的形式主要有报告文件、论文论著、影视作品、报纸期刊文章和网络媒体文章，主题包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加快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手抓思想、搞好领导班子建设、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性等内容，正是通过这20年的文本传播，南方谈话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才得以被人们不断地学习、接受、消化和内化，真正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宣言书”。④吴红莉和王文嘉基于文献计量学的视角，对20年来南方谈话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对不同阶段南方谈话研究的特征和数量作了统计学上的解读，揭示出南方谈话文献分布与理论界学术关注趋势之间的关系。⑤此外，还有学者从语言学、个性心理学等学科视角对南方谈话进行了研究。在比较研究方面：近年来，研究者们分别把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与邓小平1978年9月的北方谈话、江泽民2000年2月的南方谈话、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1971年8月的南方谈话，甚至习近平2012年春天视察广东的讲话，作了对比和分析，从中总结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性和时代性。比如，娄胜华在比较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与邓小平“北方谈话”的诸多共性和差异之后，指出，无论是两者间的共性，还是相互间的差异，都共同印证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和统一性。⑥这些研究者的某些提法虽然有待商榷，但是，从突破学科背景，促进南方谈话研究的发展来看，这样的研究是值得鼓励的。

    五、对进一步研究的思考

    基于现有的研究水准，有关南方谈话的研究起点已经很高，要想在未来步入下一个辉煌阶段，一定要有新的突破和发展才行。这种突破和发展，不仅应该有研究内容和研究角度上的突破和发展，而且应该有研究手段和研究思维上的突破和发展。对此，笔者就南方谈话的进一步研究提出几点粗浅看法：

    一是要进一步挖掘和开发史料。目前，与南方谈话相关的历史记录虽然已经陆续发表出版了不少，当事人和亲历者也将历史现场大概披露出来了，但是，经过仔细比较，我们发现这些史料的出处仍较为单一，雷同部分较多，少数存在着刻意剪裁，过度演绎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和开发相关的史料，要扩大史料的来源，除了要加大对当事人和亲历者的挖掘力度以外，还要提高对私人回忆材料的甄别能力，多从官方档案文件、媒体报道（包括海外报道）等其他渠道来进行佐证。史料的挖掘和开发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研究的内容和角度自然也会有新的突破和发展。

    二是要继续推动新兴领域的开拓。不断开拓新兴领域，是南方谈话研究的一个趋势，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加强。在比较研究方面，当前主要还局限于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部比较，在与西方政治思想和理论体系的比较方面，做得还比较少，比如西方政治学里面的公平正义论，这将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着力开拓的。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我们当前的视阈还不够宽广，像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层理论、东西方现代化理论等与南方谈话联系紧密的领域，尚未出现相关的重量级研究成果。此外，还有研究手段和方式上的开拓。目前，我们的研究还是以文献研究为主，在实证和计量研究上做得还很不够，使用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加强对南方谈话进行相关的实证和计量研究，使之更加精细化、科学化，也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方向。

    三是对南方谈话现实价值的研究仍需深化。一个理论成果要想历久弥新，关键是要与时俱进，必须不断结合现实，回应现实诉求才行。虽然，有关南方谈话现实价值的研究已经出现不少成果，其广度和深度也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但是，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旧的矛盾一解决，新的矛盾就会出现。因此，以史鉴今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当下，我们面临着诸多的新问题，改革开放步入一个全面深化的时期，这就有必要我们继续从南方谈话这样的经典理论中汲取新的能量，如何把南方谈话与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经济转型等具体的目标联系起来，将是我们未来研究的重中之重。

    四是要加强相关研究的国际交流。现在，国际上有关南方谈话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这些研究成果或许存在着先天的意识形态偏见，或许还不太接中国的地气，但是，它们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以及对中国某些问题精辟的见解，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打破隔膜，加强与国际学界的交流，避免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式和话语体系之内，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