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的“洛阳模式”
摘 要：“洛阳模式”是指洛阳古都发展的历程、内容和经验，在道路上体现为洛阳古都发展的道路；在制度上体现为洛阳城空间是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的“原型”；在思想上体现为以“天下之中”为核心的建都理论建构；在形象上体现为成熟的中土、仁德都城。“洛阳模式”具有开创性、整体性、集大成性、包容性、辐射性的特点。洛阳学是以洛阳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问。
关键词：洛阳学；古代都城；洛阳模式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4-0126-05
在中国数以百计的古都中，洛阳的地位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从中国古都发展史来看，洛阳都城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建都时间最早、立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多，二是古都洛阳对中国古都制度有许多重要的开创和发展之功，所体现的中国古代建都观念与都城制度对后世有重要的影响。笔者曾撰《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①，对洛阳古都空间发展特点及其与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的关系进行梳理，总结和提出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洛阳模式”新见解。本文意在旧稿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就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洛阳模式”的核心内涵及特点略述一二，为方兴未艾的洛阳学研究提供一种视角，以求教于方家指正。
一、何谓“洛阳模式”
“洛阳模式”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洛阳在中国古代建都时间早、立都时间长。在夏朝至唐朝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洛阳几乎都能成为相应王朝的都城或陪都。洛阳在都城建置上则包括了三代都城、统一的中央王朝之都、分裂时期区域性都城、少数民族建立的都城和陪都等中国古代都城的主要类别。从一定意义上说，宋以前几千年中国历史的关键事件、重大场面，许多都与洛阳这座古城有直接联系。
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历史若以都城空间规制来划分，大致包括两个时期：封闭式都城时期和开放式都城时期。前者历夏、商、周、秦、汉、隋、唐，后者含宋、辽、金、元、明、清。在空间组织形式上，中国古代都城则大致经历了单一宫城的都城（夏时期）、城郭形态的“双城制”都城（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宫城、皇城和郭城的“三城制”都城（魏晋至明清时期）等历史阶段。其空间布局也经历了各种功能区相对分散存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密封式结构（东周至两汉时期）、棋盘格形封闭式结构（曹魏至隋唐时期）和开放式街道布局（宋至明清时期）等诸种变化。洛阳作为古代一个持续为都的都城，其发展进程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前期发展史，历史延续脉络清晰。而上述空间组织形式和布局的变化，有许多是首先在洛阳形成或成熟的：如商都西亳和周都洛邑形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城郭双城制都城空间结构形态；北魏洛阳城最早奠定了由宫城、皇城、郭城构成的中国古代都城三城制的基础，并由隋唐洛阳城等加以完善和推进。虽然古代洛阳城都城的发展远非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前期的全部内容，但从都
收稿日期：2018-01-10
作者简介：李久昌，男，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教授（三门峡 472000）。
城空间发展角度看，它是一个较为完整的都城空间整体演化的历史过程，代表了相应时期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有许多可以在洛阳都城中找到其“原型”。因而，古都洛阳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开创和发展之功，其发展链条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一条鲜明主线，反映了中国古代都城前期发展史的基本特征，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乃至外域都城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地位。
可见，从夏商至隋唐的中国古代都城前期发展史上，洛阳占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其都城形制和格局的变化轨迹清晰，都城呈现不断沿承和逐渐完善的创新格局。所谓“洛阳模式”便是指这一时期洛阳都城发展的历程、内容和经验，是古都洛阳在这一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套适应历史与社会变化的都城发展战略和都城空间模式。
二、“洛陽模式”的内涵与特点
“洛阳模式”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洛阳模式”至少包括了“环境——文化”的都城选址模式、宫城制度与都城形制的持续演进模式、都城社会空间的建构与控制模式、都城经济空间的布局与调控模式、都城礼制建筑空间的布局与建设模式和“天下之中”为核心的建都理论建构、发展和指导等基本内容。
第一，“环境——文化”的都城选址模式。关于都城的选址原则，中国古代已有“择中论”“便利论”“形胜论”等②。当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总结出古都形成的自然环境、经济因素、军事因素和社会因素等特征③。洛阳屡屡被选作都城，优越的地理环境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地理环境优越，既包括从宏观上看洛阳所在的伊洛河平原在全国的地理形势，也包括从微观上看洛阳地区在伊洛河平原所独具的地理特征。④从历史的角度看，洛阳屡屡被选作都城，不仅反映了处于黄河中游伊洛河平原的洛阳具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同时也反映了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是洛阳成为帝都的文化基础和保障。洛阳是“河图”“洛书”的出现地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且是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地和包容文化的滥觞地。传统中国人在空间选择上一贯热衷的“尚中”“择中”观念，并经周公总结发展为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的建都学说——“天下之中”理论（下详）。“天下之中”所具有的“交会点”特征与深厚的文化积累结合，给洛阳罩上了一种神奇的向心力，具体化为众多王朝对洛阳空间特质所具有的“天下之中”区位和文化内涵的认知和认定，而具有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因此，洛阳虽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但洛阳都城的兴起和发展，实际上主要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天下之中”区位优势和政治早熟、三代定都带来的深厚文化积淀，文明发祥和国家形成时期所积累的综合优势和古代经济地理格局的东西与南北变化，给洛阳带来了发展契机。
第二，宫城制度与都城形制的持续演进模式。中国古代都城的演进首先表现为都城空间的嬗变。在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中，包括宫城、里坊和市场在内的这几个部分，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的基本构成要素与空间主体，它们在都城中各自的结构形态和相互位置关系的变化，决定了都城空间变化的基本态势。洛阳古代都城的演进史，正体现了这几个部分的演变轨迹，其持续的演进和不断的创新，奠定了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的基础。
宫城是古代都城的核心空间和政治中枢，也是都城空间建设与展开的原点。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宫城大体经历了“多宫城”制——“双宫城”制——“单一宫城”制的变化，而每一次变化，实际上都是都城核心空间发展和重构的过程。最早的多宫城制形成于二里头夏都斟鄩。它和它所圈围起的大型宫殿建筑，构成整个都邑的核心。多宫城制流行于商周及秦和西汉时期。都城内由若干个体的宫城组成，且排列较紧密，遍布城内的各种殿堂楼阁，鳞次栉比。东汉雒阳城则实行南北二宫为主的宫城布局形制，是古代唯一的“双宫城”制都城，可视为过渡性形态。单一宫城制是我国古代宫城制度的定型形态。近年来曹魏至北魏洛阳宫城的考古发现，证实古代都城的单一宫城制始于曹魏洛阳城，而非传统认为的始于曹魏邺北城。⑤宫城从分散的“多宫城”到相对集中的“双宫城”再到集中的“单一宫城”，使宫城在都城整体空间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反映了宫城封闭程度逐渐增强、皇权地位至高无上的整体发展过程。
由于宫城制度发生的“多宫城”——“双宫城”——“单一宫城”的变化，古代都城布局形制也经历了“单城制”——“双城制”——“三城制”的变迁。最早的“多宫城”二里头遗址，是由多座宫庙构成，四周围以宫墙的“卫君”之城，其余的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则未围筑墙垣，此时的宫城实质上就是最早的都城，都城形制呈现城宫一体化的格局。偃师商城晚期大城（即郭城）建成，始出现宫城、郭城并存的“双城制”都城。它的出现，改变了二里头以来都城仅有宫城的城宫一体化格局，都城不再仅仅是帝王和贵族们居住和施政的场所，而且也是一般百姓居住生活的地方。这是都城空间一次重大的变革与发展，并为此后很长时间内的都城规划所沿用。北魏洛阳城又最早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中涵盖宫城、内城（皇城）、外郭城的“三城制”布局。宣武帝在营建洛阳都城时，将中央官署等从宫城中整体迁出，将旧有的汉晋洛阳大城改造成内城，专门用以集中安置中央官署，形成了相对于宫城与郭城之间的内城，即隋唐以后的“皇城”。以此为中心，又在其周围新建一圈城郭，专门用于安置一般官宅、寺院、民居、手工业作坊和市场等新的城市功能区。北魏洛阳城外郭城的出现，是汉魏洛阳城形制演变中一次最重要变化，由此形成的由郭城、内城（皇城）与宫城组成的“三城制”都城形制，以后一直为历代王朝都城所遵循。
宫城从“多宫城”到“双宫城”再到“单一宫城”，也使古都的空间规划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具有明显“中轴线”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都城空间结构的阶段。古代都城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特点。早在二里头时期，二里头宫城内建筑群的中轴对称已孕育着都城中轴线布局萌芽。二里头宫城遗址的二号宫庙遗址与一号宫殿遗址并列于宫城东西，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偃师商城在早期都城中出现了目前已知最早的都城中轴线布局；东汉洛阳城前期是大朝正殿与南宫的南宫门、外郭城南城门——平城门形成南北向的都城“中轴线”，晚期是大朝正殿与北宫的南门、外郭城南城门形成南北向的都城“中轴线”，开创了最早以大朝正殿为基点，宫城轴线与都城轴线重合的新模式；魏晋洛阳城、北魏洛阳城废除了东汉以来的南北两宫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融合内城、外郭城的出现等新因素，使中轴线布局在大规模的南北向都城中得以实现，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为外城正门——宣阳门、铜驼街、宫城正门——阊阖门、大朝正殿——太极殿的中轴线，较此前的都城中轴线更为接近“居中”位置。中轴线伸展和延长了都城空间，使宫城、皇城和郭城更为紧密地结合成一体，形成帝国都城的整体空间。魏晋洛阳城、北魏洛阳城中轴线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隋大兴、唐长安城、宋开封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重要源头。
第三，都城社会空间的建构与控制模式。城与郭，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空间主要的基本单元。当时对都城居民的管理是以族属血缘组织为基础分片分等级进行的，其居民区划是以血缘为纽带的聚族而居的都城居住区划，居民区分布较为分散，片区之间往往还有较大的空疏地带，这正是都城发展尚初期的表现。作为都城内的聚居单位，“里”出现在西周时期。由原来作为农村聚居组织形式的“里”发展成为都城居民聚居形态和管理制度，契机在于这一时期出现的城市发展高潮以及“内城外郭”都城形制的实行。汉晋时期洛阳都城的里，作为一种都城内的基层行政组织的功用日益凸现，里与市在功能上相互渗透，而都城形制经过宫城制度的调整，也呈现出向平正规整方向发展的趋势，这就为里制向里坊制度过渡铺敷了契机。虽然还有学者认为整齐的里坊制都城规划始于曹魏邺北城，但比较明确的整齐的里坊制都城规划确实开始于北魏洛阳城。北魏洛阳城设置外郭城，创造性地将西周以来的里制和汉代以来出现的坊结合起来，将外郭城大规模地辟为里坊区，按新的里坊制度布局与管理外郭城，在外郭城之中建设了220个里坊（一说320或323个），⑥里坊形制整齐统一，平面呈方形，长宽各一里，四周围以墙垣，四面辟门，里坊之中设置十字街。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把都城居民的里整齐地建成。不仅将都城划分出若干方形的空间，而且对每个空间都作了适当的安置与有效的管辖。它在划分都城居民居住空间的同时，也划分了都城社会结构空间。由周代发端的古代里坊制度至此基本定型。古代都城发展也因此成为布局严整、中轴对称的封闭式里坊制城市。隋唐长安城、洛阳城沿袭了北魏洛阳城外郭城及其里坊制，而且更加整齐划一、布局严谨，在制度上和形式上达到了至极的统一和完善，使统治者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对城市严加控制达到了最高境界，代表着以社会政治功能为基础的都城聚居制度的成熟。里坊格局下所产生的人类生活和社会文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群体面貌，甚至长久地影响着中国文化传统。
第四，都城经济空间的布局与调控模式。自先秦以来，市场便是古代都城整体空间的基本要素之一。从市场分布位置来看，在中国古代都城前期发展史中，都城市场大致经历了“面朝后市”“前市后朝”两个阶段。先秦至秦汉时期，都城市场一般分布在宫城的北部，考古发现，偃师商城的宫城在都城南部，都城中部和北部则是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工商相连，都城市场的位置应当就在上述遗址区附近，宮城与市场南北排列，形成“面朝后市”格局。东周洛阳王城宫殿区位于王城西南部瞿家屯一带，王城北部分布有大量手工业作坊遗址，推测市场可能在其附近。因此，东周洛阳王城仍属于“面朝后市”格局。东汉洛阳城主要有金市、马市和南市三大市场。最主要的金市即大市，在城内南宫西北部，其与南宫的相对位置，基本仍是南北排列的形制，还属于“面朝后市”格局。但对实行南北两宫的东汉而言，金市对北宫，又在其南，已不是“面朝后市”格局。其余的马市和南市两大市场，一在城外东部，一在城外南部，这样的市场分布，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前朝后市”格局，而且还“使洛阳的市场突破了城区的空间而向城郊发展，在古代城市规划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革新的尝试”。⑦到了北魏洛阳城，创立了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垣的新都城形制，市场布局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已不在内城，被全部安排到外郭城之中。其中大市在西郭，马市和小市在东郭，四通市在南郭，四大市场均处于宫城以南的区域，先秦以来传统的“前朝后市”格局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前市后朝”制度。这一制度为以后的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所继承，并且市制与坊制紧密结合，形成坊市制度，发展更趋于繁荣。直到“安史之乱”后，才逐渐松懈、瓦解，最终进入市场的“街市”阶段。
第五，都城礼制建筑空间的布局与建设模式。礼制建筑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礼制物化的重要形式。根据文献记载，三代时期，盛行宫殿与宗庙共存于宫城之中，平面形制也基本相同。体现了当时祭政合一的国家政治结构特点。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都城宗庙建筑遗址，是二里头遗址宫城的二号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它与宫城内的一号宫殿建筑基址整体规模、布局、结构近同，后者比前者还要更规整些、严密些，封闭性更强，透露出宗庙的地位似乎还稍高一些。偃师商城继承了二里头遗址宫庙共存的传统，其宫城内的大型夯土建筑，以二、三、七号为东组，四、五号为西组，前者为宗庙建筑，后者属宫殿建筑。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传统的祭政合一的国家政治结构被打破，象征着王权和“地缘政治”物化载体的宫殿建筑地位上升，本质上属“血缘政治”物化载体的宗庙地位下降，从都城之中、宫城之内逐渐移至都城之外。在此方面，东汉和北魏洛阳城可称为一个重要节点。东汉的宗庙社稷，是按照“左祖右社”规划建设布局的，这也是秦汉以来有可靠文献记载的最早实例。⑧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即所谓“三雍”，被安排在洛陽城南郊平城门大街的左右两侧，即都城主轴线两侧。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又在辟雍之东北建立太学。三雍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地位以及东汉皇帝在三雍经常活动的影响，再加上平时太学生在太学及其周围的生活、活动，洛阳城东南事实上已成为洛阳城的新兴文化区。它的出现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后历代在都城城南的文化区的源头都可追溯至东汉。北魏洛阳城由于三城制的建立，宗庙是安置在都城和内城之中、宫城之外，这一宗庙布局制度对后世历代影响深远。而灵台、明堂、辟雍和太学的礼制性建筑仍在都城南部，后世统称之为“南郊礼制性建筑群”。这一区域是汉魏时期多个朝代举行国家祭祀等礼仪大典的重要场所。宗庙等祭祀礼制建筑失去与宫城、宫殿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人君听政居住的宫城与祭祀神鬼的礼制建筑，在空间上有了明确的划分，礼制建筑日益沦为皇权政治的附庸。这是古代王权不断发展、逐步强化、趋于极致过程的反映。
第六，“天下之中”为核心的建都理论建构、发展和指导。“洛阳模式”是由一定的思想理论促成的，“天下之中”⑨建都理论正是这一模式的理论支柱，“洛阳模式”则是“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结果。
“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构成了古代中国最初的都城观，对中国古代都城选址及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下之中”作为一种建都理论，两千年间一直是指导古都选址建都的基本理论。“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本身具有的巨大涵盖力和扩张力，还直接影响到古代都城空间及宫室布局，引申和发展出“择中立宫”和“择宫之中轴线立朝”等制度，成为历代统治者选择宫城、宫殿等位置的规划准则。
通过上面对古代洛阳都城发展的梳理，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确存在着一个“洛阳模式”。它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反映了洛阳古都发展的历程、内容和经验。“洛阳模式”具有开创性、整体性、集大成性、包容性、辐射性的特点，是洛阳历史文化中最具特色、最为闪光的亮点，也是洛阳历史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特征。
三、“洛阳模式”与洛阳学研究
洛阳学的提出，不仅为我们全面综合探讨洛阳的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新思路，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而且为我们探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那么，方兴未艾的洛阳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和地方学研究领域，洛阳学应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其存在价值是什么，如何认识洛阳学在中国历史学和地方学研究领域中的特殊存在和价值，涉及洛阳学的基本问题。
毫无疑问，洛阳学的核心是洛阳，以古都洛阳命名的洛阳学，虽然是涵盖面相当宽泛的学问，但洛阳古都无疑是其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在每一时代，均为全国士庶之所仰望，民心之所牵系，它又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此都城的确定、建设与其指挥号令的通畅无阻，往往直接关系到一代之盛衰兴亡。”因此，“都城对于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⑩“古都文化浓缩了中华文化之精髓，深入至中华文化之核心，也渗透到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通过研究古都文化，可以集中而又深入地认识与把握历史上一个王朝或一个政权的文化以及由它们统治过的一个区域的文化之内容及其特质，同时还可以通过研究古都文化推进对中华文化多个层次多个侧面的深入研究。”这些观点，虽都有各自的学科基础和视角，但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在3000多年的洛阳城市史中，2000多年的都城史，无疑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其所创造的“洛阳模式”是洛阳历史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也是洛阳历史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特征。只有对洛阳都城的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阐释清楚洛阳学的特殊存在和价值，也才具有建立洛阳学这门新的学科的价值。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洛阳学研究对象局限在都城这个范围，也不是要放弃后都城时代洛阳的研究，更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说洛阳学研究离不开洛阳都城，洛阳学应当是以洛阳都城为核心，以洛阳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促进现代城市发展的综合性学问。
注释
①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三秦出版社，2007年。
②④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13—114、138—163页；
③史念海：《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0页。
⑤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250—251页；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883页。
⑥李久昌：《北魏洛阳里坊制度及其特点》，《学术交流》2007年第7期。
⑦宋镇豪：《中国古代“集中市制”及有关方面的考察》，《考古》1990年第1期。
⑧姜波：《漢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88页。
⑨李久昌：《周公“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研究》，《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
⑩陈其泰：《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责任编辑：王 轲
The "Luoyang Mode" of Chinese Ancient Capitals
Li Jiuchang
Abstract："Luoyang mode" refers to the process， content and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uoyang as an ancient capital. In terms of course， "Luoyang mode" is reflected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uoyang as an ancient capital； On system "Luoyang mode" demonstrates that Luoyang city space is the "prototype" of Chinese ancient capitals； On ideology "Luoyang mode" embodies capital building theories based on the core thinking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On image "Luoyang mode" refers to a mature， benevolent capital in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Luoyang mode" has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ivity， integrity， epitomizing， inclusiveness and radiativity. Luoyang study is a kind of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which is based on Luoyang′s historical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s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nd mainly explores the law of Luoyang′s urban development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Key words：Luoyang study； ancient capitals； Luoyang mode
关键词：洛阳学；古代都城；洛阳模式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4-0126-05
在中国数以百计的古都中，洛阳的地位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从中国古都发展史来看，洛阳都城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建都时间最早、立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多，二是古都洛阳对中国古都制度有许多重要的开创和发展之功，所体现的中国古代建都观念与都城制度对后世有重要的影响。笔者曾撰《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①，对洛阳古都空间发展特点及其与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的关系进行梳理，总结和提出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洛阳模式”新见解。本文意在旧稿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就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洛阳模式”的核心内涵及特点略述一二，为方兴未艾的洛阳学研究提供一种视角，以求教于方家指正。
一、何谓“洛阳模式”
“洛阳模式”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洛阳在中国古代建都时间早、立都时间长。在夏朝至唐朝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洛阳几乎都能成为相应王朝的都城或陪都。洛阳在都城建置上则包括了三代都城、统一的中央王朝之都、分裂时期区域性都城、少数民族建立的都城和陪都等中国古代都城的主要类别。从一定意义上说，宋以前几千年中国历史的关键事件、重大场面，许多都与洛阳这座古城有直接联系。
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历史若以都城空间规制来划分，大致包括两个时期：封闭式都城时期和开放式都城时期。前者历夏、商、周、秦、汉、隋、唐，后者含宋、辽、金、元、明、清。在空间组织形式上，中国古代都城则大致经历了单一宫城的都城（夏时期）、城郭形态的“双城制”都城（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宫城、皇城和郭城的“三城制”都城（魏晋至明清时期）等历史阶段。其空间布局也经历了各种功能区相对分散存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密封式结构（东周至两汉时期）、棋盘格形封闭式结构（曹魏至隋唐时期）和开放式街道布局（宋至明清时期）等诸种变化。洛阳作为古代一个持续为都的都城，其发展进程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前期发展史，历史延续脉络清晰。而上述空间组织形式和布局的变化，有许多是首先在洛阳形成或成熟的：如商都西亳和周都洛邑形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城郭双城制都城空间结构形态；北魏洛阳城最早奠定了由宫城、皇城、郭城构成的中国古代都城三城制的基础，并由隋唐洛阳城等加以完善和推进。虽然古代洛阳城都城的发展远非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前期的全部内容，但从都
收稿日期：2018-01-10
作者简介：李久昌，男，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教授（三门峡 472000）。
城空间发展角度看，它是一个较为完整的都城空间整体演化的历史过程，代表了相应时期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有许多可以在洛阳都城中找到其“原型”。因而，古都洛阳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开创和发展之功，其发展链条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一条鲜明主线，反映了中国古代都城前期发展史的基本特征，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乃至外域都城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地位。
可见，从夏商至隋唐的中国古代都城前期发展史上，洛阳占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其都城形制和格局的变化轨迹清晰，都城呈现不断沿承和逐渐完善的创新格局。所谓“洛阳模式”便是指这一时期洛阳都城发展的历程、内容和经验，是古都洛阳在这一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套适应历史与社会变化的都城发展战略和都城空间模式。
二、“洛陽模式”的内涵与特点
“洛阳模式”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洛阳模式”至少包括了“环境——文化”的都城选址模式、宫城制度与都城形制的持续演进模式、都城社会空间的建构与控制模式、都城经济空间的布局与调控模式、都城礼制建筑空间的布局与建设模式和“天下之中”为核心的建都理论建构、发展和指导等基本内容。
第一，“环境——文化”的都城选址模式。关于都城的选址原则，中国古代已有“择中论”“便利论”“形胜论”等②。当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总结出古都形成的自然环境、经济因素、军事因素和社会因素等特征③。洛阳屡屡被选作都城，优越的地理环境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地理环境优越，既包括从宏观上看洛阳所在的伊洛河平原在全国的地理形势，也包括从微观上看洛阳地区在伊洛河平原所独具的地理特征。④从历史的角度看，洛阳屡屡被选作都城，不仅反映了处于黄河中游伊洛河平原的洛阳具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同时也反映了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是洛阳成为帝都的文化基础和保障。洛阳是“河图”“洛书”的出现地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且是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地和包容文化的滥觞地。传统中国人在空间选择上一贯热衷的“尚中”“择中”观念，并经周公总结发展为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的建都学说——“天下之中”理论（下详）。“天下之中”所具有的“交会点”特征与深厚的文化积累结合，给洛阳罩上了一种神奇的向心力，具体化为众多王朝对洛阳空间特质所具有的“天下之中”区位和文化内涵的认知和认定，而具有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因此，洛阳虽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但洛阳都城的兴起和发展，实际上主要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天下之中”区位优势和政治早熟、三代定都带来的深厚文化积淀，文明发祥和国家形成时期所积累的综合优势和古代经济地理格局的东西与南北变化，给洛阳带来了发展契机。
第二，宫城制度与都城形制的持续演进模式。中国古代都城的演进首先表现为都城空间的嬗变。在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中，包括宫城、里坊和市场在内的这几个部分，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的基本构成要素与空间主体，它们在都城中各自的结构形态和相互位置关系的变化，决定了都城空间变化的基本态势。洛阳古代都城的演进史，正体现了这几个部分的演变轨迹，其持续的演进和不断的创新，奠定了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的基础。
宫城是古代都城的核心空间和政治中枢，也是都城空间建设与展开的原点。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宫城大体经历了“多宫城”制——“双宫城”制——“单一宫城”制的变化，而每一次变化，实际上都是都城核心空间发展和重构的过程。最早的多宫城制形成于二里头夏都斟鄩。它和它所圈围起的大型宫殿建筑，构成整个都邑的核心。多宫城制流行于商周及秦和西汉时期。都城内由若干个体的宫城组成，且排列较紧密，遍布城内的各种殿堂楼阁，鳞次栉比。东汉雒阳城则实行南北二宫为主的宫城布局形制，是古代唯一的“双宫城”制都城，可视为过渡性形态。单一宫城制是我国古代宫城制度的定型形态。近年来曹魏至北魏洛阳宫城的考古发现，证实古代都城的单一宫城制始于曹魏洛阳城，而非传统认为的始于曹魏邺北城。⑤宫城从分散的“多宫城”到相对集中的“双宫城”再到集中的“单一宫城”，使宫城在都城整体空间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反映了宫城封闭程度逐渐增强、皇权地位至高无上的整体发展过程。
由于宫城制度发生的“多宫城”——“双宫城”——“单一宫城”的变化，古代都城布局形制也经历了“单城制”——“双城制”——“三城制”的变迁。最早的“多宫城”二里头遗址，是由多座宫庙构成，四周围以宫墙的“卫君”之城，其余的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则未围筑墙垣，此时的宫城实质上就是最早的都城，都城形制呈现城宫一体化的格局。偃师商城晚期大城（即郭城）建成，始出现宫城、郭城并存的“双城制”都城。它的出现，改变了二里头以来都城仅有宫城的城宫一体化格局，都城不再仅仅是帝王和贵族们居住和施政的场所，而且也是一般百姓居住生活的地方。这是都城空间一次重大的变革与发展，并为此后很长时间内的都城规划所沿用。北魏洛阳城又最早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中涵盖宫城、内城（皇城）、外郭城的“三城制”布局。宣武帝在营建洛阳都城时，将中央官署等从宫城中整体迁出，将旧有的汉晋洛阳大城改造成内城，专门用以集中安置中央官署，形成了相对于宫城与郭城之间的内城，即隋唐以后的“皇城”。以此为中心，又在其周围新建一圈城郭，专门用于安置一般官宅、寺院、民居、手工业作坊和市场等新的城市功能区。北魏洛阳城外郭城的出现，是汉魏洛阳城形制演变中一次最重要变化，由此形成的由郭城、内城（皇城）与宫城组成的“三城制”都城形制，以后一直为历代王朝都城所遵循。
宫城从“多宫城”到“双宫城”再到“单一宫城”，也使古都的空间规划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具有明显“中轴线”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都城空间结构的阶段。古代都城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特点。早在二里头时期，二里头宫城内建筑群的中轴对称已孕育着都城中轴线布局萌芽。二里头宫城遗址的二号宫庙遗址与一号宫殿遗址并列于宫城东西，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偃师商城在早期都城中出现了目前已知最早的都城中轴线布局；东汉洛阳城前期是大朝正殿与南宫的南宫门、外郭城南城门——平城门形成南北向的都城“中轴线”，晚期是大朝正殿与北宫的南门、外郭城南城门形成南北向的都城“中轴线”，开创了最早以大朝正殿为基点，宫城轴线与都城轴线重合的新模式；魏晋洛阳城、北魏洛阳城废除了东汉以来的南北两宫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融合内城、外郭城的出现等新因素，使中轴线布局在大规模的南北向都城中得以实现，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为外城正门——宣阳门、铜驼街、宫城正门——阊阖门、大朝正殿——太极殿的中轴线，较此前的都城中轴线更为接近“居中”位置。中轴线伸展和延长了都城空间，使宫城、皇城和郭城更为紧密地结合成一体，形成帝国都城的整体空间。魏晋洛阳城、北魏洛阳城中轴线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隋大兴、唐长安城、宋开封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重要源头。
第三，都城社会空间的建构与控制模式。城与郭，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空间主要的基本单元。当时对都城居民的管理是以族属血缘组织为基础分片分等级进行的，其居民区划是以血缘为纽带的聚族而居的都城居住区划，居民区分布较为分散，片区之间往往还有较大的空疏地带，这正是都城发展尚初期的表现。作为都城内的聚居单位，“里”出现在西周时期。由原来作为农村聚居组织形式的“里”发展成为都城居民聚居形态和管理制度，契机在于这一时期出现的城市发展高潮以及“内城外郭”都城形制的实行。汉晋时期洛阳都城的里，作为一种都城内的基层行政组织的功用日益凸现，里与市在功能上相互渗透，而都城形制经过宫城制度的调整，也呈现出向平正规整方向发展的趋势，这就为里制向里坊制度过渡铺敷了契机。虽然还有学者认为整齐的里坊制都城规划始于曹魏邺北城，但比较明确的整齐的里坊制都城规划确实开始于北魏洛阳城。北魏洛阳城设置外郭城，创造性地将西周以来的里制和汉代以来出现的坊结合起来，将外郭城大规模地辟为里坊区，按新的里坊制度布局与管理外郭城，在外郭城之中建设了220个里坊（一说320或323个），⑥里坊形制整齐统一，平面呈方形，长宽各一里，四周围以墙垣，四面辟门，里坊之中设置十字街。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把都城居民的里整齐地建成。不仅将都城划分出若干方形的空间，而且对每个空间都作了适当的安置与有效的管辖。它在划分都城居民居住空间的同时，也划分了都城社会结构空间。由周代发端的古代里坊制度至此基本定型。古代都城发展也因此成为布局严整、中轴对称的封闭式里坊制城市。隋唐长安城、洛阳城沿袭了北魏洛阳城外郭城及其里坊制，而且更加整齐划一、布局严谨，在制度上和形式上达到了至极的统一和完善，使统治者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对城市严加控制达到了最高境界，代表着以社会政治功能为基础的都城聚居制度的成熟。里坊格局下所产生的人类生活和社会文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群体面貌，甚至长久地影响着中国文化传统。
第四，都城经济空间的布局与调控模式。自先秦以来，市场便是古代都城整体空间的基本要素之一。从市场分布位置来看，在中国古代都城前期发展史中，都城市场大致经历了“面朝后市”“前市后朝”两个阶段。先秦至秦汉时期，都城市场一般分布在宫城的北部，考古发现，偃师商城的宫城在都城南部，都城中部和北部则是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工商相连，都城市场的位置应当就在上述遗址区附近，宮城与市场南北排列，形成“面朝后市”格局。东周洛阳王城宫殿区位于王城西南部瞿家屯一带，王城北部分布有大量手工业作坊遗址，推测市场可能在其附近。因此，东周洛阳王城仍属于“面朝后市”格局。东汉洛阳城主要有金市、马市和南市三大市场。最主要的金市即大市，在城内南宫西北部，其与南宫的相对位置，基本仍是南北排列的形制，还属于“面朝后市”格局。但对实行南北两宫的东汉而言，金市对北宫，又在其南，已不是“面朝后市”格局。其余的马市和南市两大市场，一在城外东部，一在城外南部，这样的市场分布，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前朝后市”格局，而且还“使洛阳的市场突破了城区的空间而向城郊发展，在古代城市规划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革新的尝试”。⑦到了北魏洛阳城，创立了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垣的新都城形制，市场布局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已不在内城，被全部安排到外郭城之中。其中大市在西郭，马市和小市在东郭，四通市在南郭，四大市场均处于宫城以南的区域，先秦以来传统的“前朝后市”格局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前市后朝”制度。这一制度为以后的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所继承，并且市制与坊制紧密结合，形成坊市制度，发展更趋于繁荣。直到“安史之乱”后，才逐渐松懈、瓦解，最终进入市场的“街市”阶段。
第五，都城礼制建筑空间的布局与建设模式。礼制建筑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礼制物化的重要形式。根据文献记载，三代时期，盛行宫殿与宗庙共存于宫城之中，平面形制也基本相同。体现了当时祭政合一的国家政治结构特点。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都城宗庙建筑遗址，是二里头遗址宫城的二号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它与宫城内的一号宫殿建筑基址整体规模、布局、结构近同，后者比前者还要更规整些、严密些，封闭性更强，透露出宗庙的地位似乎还稍高一些。偃师商城继承了二里头遗址宫庙共存的传统，其宫城内的大型夯土建筑，以二、三、七号为东组，四、五号为西组，前者为宗庙建筑，后者属宫殿建筑。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传统的祭政合一的国家政治结构被打破，象征着王权和“地缘政治”物化载体的宫殿建筑地位上升，本质上属“血缘政治”物化载体的宗庙地位下降，从都城之中、宫城之内逐渐移至都城之外。在此方面，东汉和北魏洛阳城可称为一个重要节点。东汉的宗庙社稷，是按照“左祖右社”规划建设布局的，这也是秦汉以来有可靠文献记载的最早实例。⑧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即所谓“三雍”，被安排在洛陽城南郊平城门大街的左右两侧，即都城主轴线两侧。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又在辟雍之东北建立太学。三雍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地位以及东汉皇帝在三雍经常活动的影响，再加上平时太学生在太学及其周围的生活、活动，洛阳城东南事实上已成为洛阳城的新兴文化区。它的出现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后历代在都城城南的文化区的源头都可追溯至东汉。北魏洛阳城由于三城制的建立，宗庙是安置在都城和内城之中、宫城之外，这一宗庙布局制度对后世历代影响深远。而灵台、明堂、辟雍和太学的礼制性建筑仍在都城南部，后世统称之为“南郊礼制性建筑群”。这一区域是汉魏时期多个朝代举行国家祭祀等礼仪大典的重要场所。宗庙等祭祀礼制建筑失去与宫城、宫殿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人君听政居住的宫城与祭祀神鬼的礼制建筑，在空间上有了明确的划分，礼制建筑日益沦为皇权政治的附庸。这是古代王权不断发展、逐步强化、趋于极致过程的反映。
第六，“天下之中”为核心的建都理论建构、发展和指导。“洛阳模式”是由一定的思想理论促成的，“天下之中”⑨建都理论正是这一模式的理论支柱，“洛阳模式”则是“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结果。
“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构成了古代中国最初的都城观，对中国古代都城选址及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下之中”作为一种建都理论，两千年间一直是指导古都选址建都的基本理论。“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本身具有的巨大涵盖力和扩张力，还直接影响到古代都城空间及宫室布局，引申和发展出“择中立宫”和“择宫之中轴线立朝”等制度，成为历代统治者选择宫城、宫殿等位置的规划准则。
通过上面对古代洛阳都城发展的梳理，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确存在着一个“洛阳模式”。它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反映了洛阳古都发展的历程、内容和经验。“洛阳模式”具有开创性、整体性、集大成性、包容性、辐射性的特点，是洛阳历史文化中最具特色、最为闪光的亮点，也是洛阳历史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特征。
三、“洛阳模式”与洛阳学研究
洛阳学的提出，不仅为我们全面综合探讨洛阳的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新思路，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而且为我们探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那么，方兴未艾的洛阳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和地方学研究领域，洛阳学应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其存在价值是什么，如何认识洛阳学在中国历史学和地方学研究领域中的特殊存在和价值，涉及洛阳学的基本问题。
毫无疑问，洛阳学的核心是洛阳，以古都洛阳命名的洛阳学，虽然是涵盖面相当宽泛的学问，但洛阳古都无疑是其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在每一时代，均为全国士庶之所仰望，民心之所牵系，它又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此都城的确定、建设与其指挥号令的通畅无阻，往往直接关系到一代之盛衰兴亡。”因此，“都城对于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⑩“古都文化浓缩了中华文化之精髓，深入至中华文化之核心，也渗透到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通过研究古都文化，可以集中而又深入地认识与把握历史上一个王朝或一个政权的文化以及由它们统治过的一个区域的文化之内容及其特质，同时还可以通过研究古都文化推进对中华文化多个层次多个侧面的深入研究。”这些观点，虽都有各自的学科基础和视角，但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在3000多年的洛阳城市史中，2000多年的都城史，无疑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其所创造的“洛阳模式”是洛阳历史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也是洛阳历史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特征。只有对洛阳都城的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阐释清楚洛阳学的特殊存在和价值，也才具有建立洛阳学这门新的学科的价值。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洛阳学研究对象局限在都城这个范围，也不是要放弃后都城时代洛阳的研究，更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说洛阳学研究离不开洛阳都城，洛阳学应当是以洛阳都城为核心，以洛阳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促进现代城市发展的综合性学问。
注释
①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三秦出版社，2007年。
②④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13—114、138—163页；
③史念海：《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0页。
⑤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250—251页；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883页。
⑥李久昌：《北魏洛阳里坊制度及其特点》，《学术交流》2007年第7期。
⑦宋镇豪：《中国古代“集中市制”及有关方面的考察》，《考古》1990年第1期。
⑧姜波：《漢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88页。
⑨李久昌：《周公“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研究》，《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
⑩陈其泰：《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责任编辑：王 轲
The "Luoyang Mode" of Chinese Ancient Capitals
Li Jiuchang
Abstract："Luoyang mode" refers to the process， content and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uoyang as an ancient capital. In terms of course， "Luoyang mode" is reflected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uoyang as an ancient capital； On system "Luoyang mode" demonstrates that Luoyang city space is the "prototype" of Chinese ancient capitals； On ideology "Luoyang mode" embodies capital building theories based on the core thinking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On image "Luoyang mode" refers to a mature， benevolent capital in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Luoyang mode" has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ivity， integrity， epitomizing， inclusiveness and radiativity. Luoyang study is a kind of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which is based on Luoyang′s historical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s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nd mainly explores the law of Luoyang′s urban development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Key words：Luoyang study； ancient capitals； Luoyang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