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校长学术治理理念研究
盛军开
[摘 要]芝加哥大学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与校长的卓越领导密不可分。作为一所闻名遐迩的学术性大学，其校长的学术治理理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体现在办学实践上，即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本文对首任校长哈珀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赫钦斯的学术治理理念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我国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拓展科学研究路径、有效服务社会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芝加哥大学；校长学术治理理念；哈珀；赫钦斯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9）03-0150-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03.029
提到芝加哥大学，首先想到的是闻名遐迩的“芝加哥学派”及其极具特色的经济学、社会学、物理学、数学等学科。无论从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来看，芝加哥大学都无愧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称谓。“建校25周年的盛大校园庆典标志着芝加哥大学的真正崛起和早期创办者们雄伟抱负的实现”[1]。纵观世界名校的发展历程，都有着几位影响至深的校长。譬如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之于柏林大学、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之于哈佛大学、范海斯（Charles Van Hise）之于威斯康星大学、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等等。校长是大学的标志与象征，是大学发展的引路人。校长的学术治理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并决定着大学的发展方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十九大提出“到2035 年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在距离该目标实现不到20年的时间里，研究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任期时间最长的校长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1929—1951）的学术治理理念，无疑对我国的高教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学术治理理念的内涵与外延
何谓理念，《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其解释为“认定和追求的某种目标、原则和方法等具有行业性和学科性的词汇”。从词源学的角度讲，“理念”一词是从西方演变而来的。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提出，他指出，理念是在一切情况下思想到的，并有着自身同一性东西[2]。苏格拉底从唯心的角度解释了理念的內涵，即理念和思想是相互依存的。他的学生柏拉图曾说“理念是人通过理性，把感知觉联系在一起来认识的”[3]。
有关学术治理在教育领域中的解释并不多见，且少有文章针对学术治理进行过具体的概念界定。治理一词最初源于拉丁文Governance，译为管理、统治、支配方式。学术治理理念是着重付诸于实践的思想观点，即人们对于高深知识的理性认识，并将其应用于实践的思想观念体系。人们对于高深知识的理性认识指对高深知识的获取和选择，即哪些是高深知识；理想追求指运用知识所存在的价值，即知识如何在头脑中形成的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并思考如何发展高深知识；从大学的发展角度来讲，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应用于实践分别对应人才培养、发展科学、服务社会。因此本文将校长学术治理理念的外延划分为人才培养理念、发展科学理念和服务社会理念。
二、大学校长的人才培养理念
培养人才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职能。芝加哥大学的首任校长和第五任校长在培养人才的理念上，虽然所处时期和文化背景不同，但二者都能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从注重效率到强调理性
“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以及效率观念的深入人心，促使高等教育不断地通过提高办学效率的方式给予回应。”[4]为了能够最大化地利用校舍、操场、图书馆、实验室和各种设备，哈珀在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期间，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学季制”（quarter system）。学季制是将一年分为四个学期，每年10月、1月、4月、7月的第一天分别是秋冬春夏的开学之日，每12周以授予学位的毕业典礼的形式结束[5]。自增添了夏季学期后，学生出勤人数达到整学年中所有学期之最。从学生结构分布来看，汇集了来自全国各个州的莘莘学子，这些都证明该计划是成功的[6]。新方案的实施使学生可以利用自己的时间规划学习进度，不必拘泥于学校毕业制度的条条框框，只要达到规定要求，即可在一年中四个学期的任一个学期毕业。此外，教师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教学和研究时间，教师的假期可以累积，如果愿意，他们可以半年在学校教书，另外半年用于调研或出国交流以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学季制的推行加快了人才培养的速度，满足了当时亟待解决的人才需求问题。
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历了工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繁荣、人口膨胀、经济大萧条等各种机遇与困难，快速发展的美国社会和所涌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让美国的大学对培养什么样的人产生了迷茫。赫钦斯主张，不能只发展这种浅近的功利性的教育，大学在培养人方面，应该坚持培养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如果只是单纯的学习如何就业，那么很可能在快速发展的时代被淘汰。他举例说：“对于新闻专业而言，一切都可以通过一个良好的教育和做报业工作学到。对于教学专业而言，一切可以通过一个良好的教育和做一名教师学到。对公共行政专业而言，一切都可以通过获得一个良好的教育和做一名公务员学到。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所说的：‘可以发现同样的教育和同样的习惯能够造就一个优秀的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和国王。”[7]职业教育或许随时间的流逝而不符合时代的发展，但是理性思考的能力会伴随整个人的一生。所以，大学应该回到最原始的问题，教会学生如何思考基本问题，培养为了研究而研究的纯粹精神，而不是一开始就指向如何面对今后所从事的职业问题。每个学院应该关注的是理智遗产，而正是理智遗产将会给学生带来比实际教他们现成的方法更有效果的帮助。赫钦斯将这种传授普遍理论的教育称为普通教育或是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种教育方式是纽曼提出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的一种演变，但都强调教会学生普遍通用的知识，而不是单纯地抱着职业的目的。
（二）从职业发展到启迪心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高等教育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受工业化和自由经济的影响，人们纷纷在思考如何完善高等教育的结构类型，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和斯坦福大學的乔丹（DS Jordan）及加利福尼亚的兰格（A.Lange）等高等教育改革家纷纷撰文，提出将有意在今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学生与仅满足于一般教育的学生分隔开。让为职业做准备的学生到大学之外的地方学习，而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8]。根据哈珀校长1891年4月在官方公报第二期提出的初期建校计划，在大学中分别设立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和高级学院（Senior College）。哈珀希望通过这种“二分制”的方法使接受完初级学院教育后谋求工作的学生与继续从事钻研工作的学生都能够有良好的发展规划，这样既能满足不愿从事研究工作的学生体面的毕业，而且同时也能给渴望继续从事研究的学生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初级学院的设立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社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其学期短、收费低、带有一定职业性的目的，从而缓和了市场对大批量人才的需求，此举深受当时平民阶层的热爱。哈珀的“二分制”思想对美国学位制度及社区学院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划分思想反映了哈珀加快人才培养的实用主义思想理念。
在培养人才方面，赫钦斯极力反对当时实用主义“重人力，轻人性”的培养，并认为一定时期内大批量的培养人才固然符合当时饥饿的市场，但如果无休止地迎合社会需求，大学便成了纯粹的“文凭加工厂”，这种过分注重未来职业的教育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赫钦斯指出，“时至今日，世界已经出现人力过剩的症结，但教育机构仍在拼命制造更多的人力。世界正在走向四海一家的社会，但教育机构仍然在造就人力，以求国家的富强与威望。教育机构拒绝回应社会渴望智慧的需求，反而更加努力，供应逐渐背时的需要”[9]。这种“背时需要”（ill-timed needs）受当时盛行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影响，认为上大学的目的就在于将来自己的谋生。对此，赫钦斯深感忧虑并表示，教育应该启迪人的心智而不是满足当下功利的标准造就人才，应该使知识分子成为具有批评团体的功能，而不是为技术效劳[10]。
（三）从实施专业教育到落实普通教育
对学术研究而言，实施普通教育与实施专业教育并不矛盾，二者相互配合下反而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果效。正如赫钦斯所言，大学固然需要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但当大家齐聚一堂时，需要有相同的基本教育，这种基本教育不单要具有相通的语言，更需要在知识方面有共同的兴趣点和基本观念[11]。
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一些传统专业（医生、律师、牧师）人才的培养已由学徒制（Apprenticeship）为主转变为以学院教育（College Education）为主，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类教育的水平相当于本科生一级，少数专业学院（如哈佛医学院和法学院）在招收条件上必须满足是本科毕业生且必须在校持续学习三年。由于受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学生难以达到相应要求，且生源不足，因此这类学院只得降低招收标准。南北战争之后整个社会越来越多的行业向着专业化和知识化的方向前进。在这种情形下，旧的专业教育必须提高质量以适应新的需求。“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College）的建立是‘哈珀计划（Harper Plan）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期官方公报详细刊载了组建未来神学、法学、医学、工程、美术、教育和音乐专门学院的设想。哈珀还希望创建一个实用的工艺大学生院，专门为学生讲授商业方面的实用知识和技巧。但在哈珀有生之年，只有神学院（Divinity School）、教育学院（School of Education）、法学院（Law School）正式成立。商学院（School of Business）是在哈珀去世之后按照哈珀的设想建立起来的。其他专业学院却始终未能实现”[12]。专业学院的创建既弥补了初级学院的学生文化水平不高的现象，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能力的高学历人才。
为了使教育达到启迪心智的目的，赫钦斯开始在大学推行普通教育课程。他指出普通教育的功效不能以现实利益来衡量，其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13]。在芝加哥大学，他通过实施“名著课程” 传授给学生普通教育的内容。“赫钦斯校长提倡将西方传统的经典著作作为普通教育的主要教材，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著作的钻研精神。这种新型教育方式，提升了学生的知识内涵和品格素质，使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具有极高的辨识度，甚至从言谈举止就可以辨别出哪些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当时哈佛大学普通教育委员会主任肯尼迪·默多克（Kenneth Murdock）曾作过这样的精辟评价：哈佛和芝加哥大学的普通教育的最大区别在于每个哈佛学生读‘Moby Dick（白鲸记），而芝加哥大学学生则读‘Thucydides（修昔底德）”[14]。这种通才教育的培养方式，使学生的理智得到了训练，把人培养成了真正的自己，进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自我。无论是继续攻读学位的学生还是直接进入社会的学生；不论将来过思辨的生活还是过日常的生活，都能够受益终生。
三、大学校长的发展科学理念
芝加哥大学办学初始就秉承着“益智厚生”（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的校训，即提升知识，充实人生。哈珀校长更是在建校伊始就把芝加哥大学的发展定位成一所集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学，为后续芝加哥大学营造良好的科学研究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历任校长都秉承着发展科学的理念，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一）学术自由是发展科学的基本保障
哈珀认为，发展科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学术和言论的自由。他在芝加哥大学建校10周年讲话中强调，“首先，无论其他兄弟院校采取什么措施，在芝加哥大学里，无论是董事会成员、校长或是其他任何一名学校官员都不能以任何形式强迫教授对所发表的公开言论做出解释。其次，学校捐助者无一例外地不能拥有这样的权力，诸如左右董事会来指责某一教员的教学。再次，我还建议捐助者，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干涉学校安排教员授课的计划。无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如果学校制度或各院系的授课随着资助者的改变而变化，或者因为大家的政治或宗教喜好的改变就辞退某位教员，那么这所大学就已经不能被称作为真正的大学了”。给予教授言论以完全的自由，可以保证学者在思想上不受干扰，专心学术。“只有得到这种保障的学者才能专心科研从而最大程度地造福全人类。”[15]该演讲上，哈珀让听众记住了芝加哥大学学术自由第一位的重要意义。
在维护学术自由方面，赫钦斯与哈珀校长的想法达到了高度一致，他不怕得罪权贵势力，即使影响学校收入。在一次董事、教师宴会上，赫钦斯告诉大家，“优秀大学的两个先决条件——一定数量的资金和遴选教员方面的大量投入。当然，至少还有两个条件也很重要，那就是学术自由和明智的管理。但是，如果问我上面那四个先决条件中哪个是最重要的，我将首选学术自由和遴选教授的鉴别力。经费少一点，或者管理混乱一点，一所大学仍能争取成为最好的。而没有了自由，大学就死去了，就像德国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大学一样。只有一批平庸的教员，大学也将无法存在。我们作为这所大学的优良传统的继承者，作为这个大陆上呼吸着最自由空气的人们，必须保证随着时间的流逝，芝加哥大学的传统决不动摇”[16]。由此可见，芝加哥大学之所以在科研成果方面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与大学为学者提供的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二）卓越师资是发展科学的力量源泉
科研的发展离不开优秀的师资力量。早在芝加哥大学筹备期间，哈珀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兵买马，他所坚持的理论是“任何学校花大力气挖走其他学校员工的做法都不算是出格的。大型学府中大家普遍认为只要真正符合个体的最大利益，最终会有利于整个教育；学校绝不会剥夺学者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机会，只有在一些小的科研单位才会认同这种观点”[17]。哈珀的才情与胸怀吸引了许多学者纷纷来到芝加哥大学。“哈珀校长邀请著名的地质学家托马斯·C.张伯伦（Thomas C. Chamberlin）来芝加哥大学执教，当时的张伯伦是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曾因威斯康星学院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而声名鹊起，但很快他欣然接受哈珀校长的邀请，创建了芝加哥大学地质系（Department of Geology）。随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同事罗林D.索尔兹伯里（Rollin D.Salisburg）。1903年索尔兹伯里组建了地理系（Department of Geography），并长期担任系主任。张伯伦来到地质系后不久就着手创办系刊《地质学杂志》（Geological Magazine），该杂志为地质系教师提供详细而有用的辅助教材，受到了教员们的一致称赞”[18]。在当时哈珀甚至把克拉克大学生物学院的十几位教授和一半研究生全部请到芝加哥大学。通过哈珀夜以继日的忙于学校工作，并大力网罗各界优秀人才，芝加哥大学组建了一大批具有相当实力的系科，如社会哲学和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系、语言和文学系、科学系等。
此外，哈珀校长密切关注科学研究者的动态，并鼓励他们在研究上有所作为。“艾伯特·A·米切尔森（Albert A. Michelson）早在1887年因米切尔森—莫利实验就闻名于世。该试验奠定了相对论的理论基础，后受哈珀校长诚挚地邀请来到芝加哥大学。在1892—1893学年期间，米切尔森专程前往欧洲购置实验仪器和设备，第二年在赖尔森物理实验室开始上课。从米切尔森和哈珀校长的频繁通信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当初哈珀校长对米切尔森的研究进展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正是在哈珀校长多年的鼓励和支持下，米切尔森不负众望，190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此外，哈珀校长为教师的养老也提供了重要保障，“学校还尽早计划并实施养老安保政策，这样可以为在本校工作年满一定期限的教师谋利。贯彻实施这项政策还可以吸引更多优秀教授，因为这样可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20]，从而使他们能够专心于教学科研。
赫钦斯在选择优秀教师方面与哈珀持相同观点。他认为，“成为一流大学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拥有优秀教师。无论我们对那少得可叹的奖学金和研究基金抱有何种感想，我们必须承认，唯有优秀的教授，才能吸引优秀的学生”[21]。优秀的师资是大学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芝加哥大学至今仍能屹立于世界高校之林的重要原因之一。哈珀和赫钦斯知人善任的发展科学理念，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教师队伍质量是衡量大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三）合作研究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推力
哈珀校长在芝加哥大学建校初期便设立院系组织，主要包括大学本部、研究生院、艺术、文学和科学学院、预备专科院校以及其他附属学院。规范的院系组织，使学校的运行比社会上其他机构更显得井井有条。这种组织形式赋予了各个学院较大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其优点在于，经过严格划分后明确了各学院的任务，同时各学院的弱势之处更容易寻找出来。当然相对独立的学院结构在一段时间内阻礙了相关学科之间的必要合作，加重了官员之间的等级观念。然而这两个缺点很快便被克服了。在建校10周年讲话中，哈珀指出：“在建校后的三四年间，综合化进程开始了，来自不同学院的学者在保持他们各自独立性的基础上，开始坐在一起讨论他们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在这种自发结合的讨论会的基础上有了‘研讨会（workshop），直到最近才有了正式的名称‘交叉学科组（Interdisciplinary group）。”[22]交叉学科组的设立促进了院系之间的合作交流，合作精神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学校教员摈弃了小集团利益。针对研讨问题，学者派系的划分也在不断变化，在一个问题上争执不休的学者们可能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变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这种方式加强了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得不同学科之间的学者擦出了思想的火花。
赫钦斯担任校长期间，为了防止分科过细，加强学科之间的沟通交流，他对芝加哥大学的院系机构进行了重组。重组后的芝加哥大学将研究生院、高级本科学院和初级本科学院全部取消。现在的机构由人文（Humanities Division）、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Division）、自然科学（Physical Science Division）、生物科学（Biological Sciences Division）等学院和基础部组成。“重组并不是要改变现有的课程，而是为了推动现有状况的发展，芝加哥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知识的进步而且始终如此。”赫钦斯在全美大学联合会中的演讲中说道：“通过制定部门的方案，合作性的研究得到了促进，该研究是自愿的，任何试图强迫研究者加入这种合作研究的计划都将失败。任何不能为这种研究提供最充分机会的计划只能起消极作用。芝加哥大学的分组机构是由研究委员会确定的，这些研究委员会正指导着包含几个学科的或多或少的具有合作性质的研究，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生物科学。这些成员们虽然来自不同的系，却有着共同的兴趣，他们现在只是作为工作和计划单元的组成部分而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希望各部门能推动研究中的合作。”[23]
从科学研究的理念来讲，可以说芝加哥大学占据了“人和”。“人和”无外乎学生和教授的参与。学术自由是学者开展科学研究的首要保障，优秀的师资是为更好地研究提供助力，学科间的交流会迸发出思想的火花，这些资源都是为科学研究而服务的。正如此，芝加哥大学的科研成果一直位居世界各高校前列。
四、大学校长的服务社会理念
自威斯康星思想（Wisconsin Idea）奠定了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之后，大学开启了第三项重要职能。在大学的服务社会理念中，哈珀提倡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服务思想，着重大学对社区的直接服务。而赫钦斯则认为大学应致力于追求知识的进步，成为“学者的社区”。他反对大学直接服务社会，强调精英的培养以及对真理的探索。归根结底二者都在诠释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只是方式不同。
（一）引领社会，服务社区
19世纪末，世界高等教育的特点是：英国的大学注重人文教育，强调培养绅士；德国的大学则以追求纯粹知识为中心；美国大学的重心既不在人文也不在学术，而是重在服务。通过培养年轻人学习技能，从而使他们进入社会，把知识作为为各行各业“服务的工具”，新建的芝加哥大学正是美国大学的典型代表[24]。但芝加哥大学并不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型大学”，只是存在“服务性”的因素。不可否认，哈珀受美国本土文化意识的影响，当时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人们理解和改造现实世界提供方法论指导，强调理论研究与知识探索必须服务于社会发展和现实生活的需要。因此在创建初期，哈珀的定位就是将研究放在首位，通过大学所从事的创造性研究或教学来服务美国社会。
为了广泛传播知识，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哈珀首创在大学建立附设部的先例。本着不仅对大学里的学生负责，而且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针对校外人士开展培训课程，深受大众的喜爱。哈珀曾给神学院院长马修斯写信道：“普及教育难道不重要吗？不值得一试吗？”[25]“哈珀创新提出大学由本部、附设部和出版部组成，扩大了大学的教学范围，实现了为本地区社会服务的功能”[26]。大学出版社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学者们的创作热情，使他们的学术成果得以公开发表，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另外芝加哥大学还制定了一套独特的成人教育制度来为社会群众服务，这些举措增加了芝加哥大学与这座城市的联系，使大学发展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
（二）大学应是灯塔，不应是镜子
赫钦斯坚决将服务社会功能排除在大学职能之外，他认为大学应该放下对外的工具性价值，专注于探索真理。在其著作《为自由而教育》中说道：“大学是致力于高深学习（Advanced Learning）、专业教育和研究的机构。”[27]他希望大学应该首先完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职能。人们更应该明晰大学的职能及为谁服务的问题。若大学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和创造出造福社会的科学研究成果，谈何服务社会？他认为：“大学是掌握那些寻求建立理性思考的基本原理的地方。”[28]
正如赫钦斯所说：“大学的需要和公众的情感联合起来就会使大学降格成为职业学校。”[29]大学应该是一个纯净的地方，在社会组织所属的各种机构中，大学是唯一一个独立思考和批评社会的机构，如果大学一味地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而丧失了自己真正追求的目标，也就无法称之为真正的大学了。赫钦斯在30年代一度批评当时盛行的物质主义。一些大学为了追逐金钱而丧失自己真正的目标，成为了不为追求知识进步，急功近利的场所，他认为，大学应该首先完成好独立思考和批判社会职能，应该成为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灯塔，保证社会及其成员在日益纷杂的现代社会中寻觅健康文明的发展方向[30]。要始终坚持自己的本真目标，不为外界变化所动。
虽然赫钦斯抨击大学对社会的服务职能，但在危机时刻，他确能深谋远虑，以国家利益为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说：“为了赢得战争，长线行为必须为短线行为做出牺牲。教育和研究，是长线行为。国家现在需要的是职业训练和应用研究。国家需要的我们一定设法提供。”[31]赫钦斯意识到了大学对于这场战争的意义并提出“大学必须转变成为‘整个战争的工具，要求教师开设‘帮助打赢这场战争的职业课程，更重要的是‘制造打赢这场战争的工具”[32]。赫钦斯带领着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攻克了原子弹制造的关键技术，加快了二战的结束，使人类进入到原子能时代。显而易见，赫钦斯反对高等教育迎合大众，是希望大学专心致力于学术，不为外界事物干扰，能够成为“真正的学术中心”和“创造性思想的家园”。从真正意义上讲，他的这种行为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承认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职能。
通过对哈珀及赫钦斯学术治理理念的分析，尽管两者有着诸多的不同，但也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在大学与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今天，大学校长应该坚守大学本真，防止大学陷入外界的诱惑之中。校长在大学培养人才方面应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平衡实用与理性二者的关系，在探求知识的基础上将研究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平台，力求理性与实用齐头并进。就发展科学而言，芝加哥大学的校长治理理念告诉我们，维护学术自由是发展科学的首要任务，它是维护學者们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保障。此外，卓越师资是发展科学和培养人才的力量源泉，建设一批优秀的师资队伍尤为重要。注重学科间合作交流可以为发展科学注入新的活力。大学要做指引社会发展方向的灯塔，而不是做无限度满足社会需求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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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刘爽）
Abstract： Chicago University quickly became one of the worlds top universitie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sidents excellent leadership. As a wellknown academic university， its Presidents academic governance philosoph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practice of running a school， namely， cultivating talents， developing science and serving the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ademic governance concept of the first President Harper and the longest serving President Hutchins，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expa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ath， and realize the university serving th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rate” universities in China.
Key words： Chicago University； academic governance philosophy of president； William Rainey Harper；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