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鹿素行古学著作与明修大全
摘要：江户时代儒学汉文著作的完成自然离不开中国典籍的滋养。探究域外儒学汉籍与中国典籍之间的关联，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内容，更是研究江户时期儒学者思想的基础。山鹿素行作为批判宋明理学的古学派代表人物，其古学汉文著作也脱胎于宋明理学典籍。具体而言，《山鹿语类·圣学篇》是以明修《性理大全》作為批判参考底本，《四书句读大全》则是山鹿素行对《四书大全》进行的古学式改造。
关键词：山鹿素行；性理大全；四书大全；山鹿语类；四书句读大全
中图分类号：K833/8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2-0036-0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2005
古学派是对江户时代前期到中期以复古之名反对理学，意图重定儒家义理的儒学思潮的总称。山鹿素行与伊藤仁斋、荻生徂徕是古学派的三个主要代表人物。与伊藤仁斋发明古义学、荻生徂徕发明古文辞学的反理学道路不同，山鹿素行依据其对《四书》义理的重新认识与宋明理学正面对垒，从而构筑了其古学体系。《山鹿语类》标志着山鹿素行古学思想的确立，《四书句读大全》标志着其古学体系的最终完成。《山鹿语类·圣学篇》包含山鹿素行古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四书句读大全》均为汉文表述。
以往关于《山鹿语类·圣学篇》以及《四书句读大全》的研究，多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笔者则从中日交流史的角度，将二者纳入域外汉籍的研究视域，探究其与中国汉籍之关联。通过对《山鹿语类·圣学篇》和《四书句读大全》的文本内容及体例构成考察发现，前者参考底本应是《性理大全》，后者则可视为《四书大全》在东亚世界的“展开”。
一、《性理大全》和《四书大全》
在江户前期的传播及影响明永乐十二（1414）年十一月，明成祖敕令胡广、金幼孜、杨荣等编修《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与《五经大全》，历时九个月完成，合称《御制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三书共260卷，是宋元以来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著作。其中，《五经大全》154卷，包括《周易传义大全》《书传大全》《诗传大全》《礼记集说大全》《春秋集传大全》。《性理大全》70卷，前25卷包括六个理学者的九篇著作：周敦颐《太极图》《通书》、张载《西铭》《正蒙》、邵雍《皇极经世书》、朱熹《易学启蒙》《家礼》、蔡元定《律吕新书》、蔡沈《洪范皇极内篇》，为以性理学为中心的理学丛书；后45卷是120余名程朱学派理学家关于性理学内容议论的汇编，共涵盖十三类专题：理气（卷26～27）、鬼神（卷28）、性
收稿日期：2016-1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编日本史”（13&ZD106;）
作者简介：王起（1987—），男，河南驻马店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日本思想史研究。历史研究王起：山鹿素行古学著作与明修“大全”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理（卷29～37）、道统·圣贤（卷38）、诸儒（卷39～42）、学（卷43～56）、诸子（卷57～58）、历代（卷59～64）、君道（卷65）、治道（卷66～69）以及卷70的诗、文、赋，总计一百三十余子目。《四书大全》以元代倪士毅《四书辑释》为底本，共汇集有一百余家先儒议论。其主要可分为14类：四书集注大全凡例、大学章句序、读大学法、大学章句大全、大学或问、中庸章句序、读中庸法、中庸章句大全、中庸或问、读论语孟子法、论语集注序说、论语集注大全20卷、孟子集注序说、孟子集注大全14卷。其中，《性理大全》是程朱理学道统纲要，《四书大全》为程朱理学之核心，二者地位尤其重要。直至清代前期，二书在士子读书、治学和实践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在朝鲜、越南等地，二书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闫春.《四书大全》的编纂与传播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47-50；刘宝全.明初《性理大全》的刊行及其在朝鲜的传播[J].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1（6）；张品端.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2）.。
由于资料匮乏，要想弄清楚中国典籍在日本江户时代特别是在江户前期的传播情况并不容易，而要具体考察《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二书在江户前期的传播状况无疑更为困难。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舶载书目》是正德元年中日商品贸易清单，记载了大量购入的中国汉籍，其中有“《四书大全》二十八卷六十四册……《性理大全》七十卷三十册”[1]35，这可能是关于二书传入日本有确切时间的唯一记录。然而，日本正德元年是公元1711年，这也是到了江户中期的事情。此外，华国学指出，桂庵玄树（1427年-1508年）“学成归长州主持永福寺，更加崇信朱子学，读倪士毅的《四书辑释》《四书大全》等书，深究宋学精微。后出使明朝来中国，乘机进一步钻研宋儒新注书及其著作，尤其致力于朱子学的研究”[2]399 。桂庵玄树1467年奉敕来华，并进入燕京拜谒明宪宗为皇帝赋诗，深受礼遇，于七年后返日。遗憾的是，笔者并没有找到关于此文的文献出处，若情况属实，这说明《四书大全》早在室町时代已经传入日本。又据《大日本史》元和四（1618）年七月一日 “赐土御门左传大全、诗经大全等”[3]487，和宽文九（1669）年十一月十五日 “甲戌、家纲附禁里附服部贞常上京，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二十一史、资治通鉴、朱子语类、二程全书、太平御览及伽罗”两条记载[4]，说明以《四书大全》为中心的“大全”在江户时代前期已经受到公家和幕府的重视。
在江户早期，民间已经开始刊刻《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据1702年刊《倭版书籍考》， “宽永十二（1635）年赞州大本寺主持自乾，加倭点刊行，标名官版四书大全。庆安四（1651）年鳌头评注四书大全，出惺窝，鹈饲石斋加校订。鳌头之众说失程朱之本意，落异学之误事，可著眼也。大方四书大全十八卷”[5]412，据大江文城考证，《大方四书大全》应翻刻于宽永十九（1642）年[6]152。其中又有《性理大全》条，“七十卷，补注本，永乐天子敕修三大全之一，编者同四书大全，点者熊谷立设弟子小出永安”[5]416，据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中央图书馆馆藏信息，可知其刊于承应二（1653）年，此“补注本”应为明万历三十一（1603）年的《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大方性理大全》。此外，1692年刊《广益书籍目录》是当时日本市场上所贩卖汉籍的记录，其中就包括《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这说明二书在当时的日本已经进入市场流通流域，开始作为商品广泛传播。
与朝鲜、越南等地不同，科举制并没有被德川幕府所引进。缺少了这一关键，儒学书籍在日本的传播就非常有限，多流行于对汉学有兴趣的较富裕阶层。在当时很多儒学者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性理大全》或《四书大全》的记录。如藤原惺窝（1561年-1619年）、林罗山（1583年-1657年）、中江藤树（1608年-1648年）、山崎暗斋（1619年-1682年）、伊藤仁斋（1627年-1705年）、中村惕斋（1629年-1702年）、山鹿素行等大儒，都读过《性理大全》或《四书大全》。二者作为代表宋明理学主流的集大成著作，无疑是江户儒者了解宋明儒学的重要窗口。然而，正如《广益书籍目录》所举，在当时传入日本的汉籍中，除大量羽翼朱子学之著作外，还有大量阳明学书籍以及为折衷二者或修正二者的儒学著书。江户学者在研读这些儒学书籍的过程中，也展现出不同的学术兴趣或喜好。如藤原惺窝最早就《四书大全》发表自己的见解，即《鳌头评注四书大全》之原本，这可视为《四书大全》日本化之开端；林罗山则承继了“大全”式的学风，而对《性理大全》所含的性理学内容并没有特别的关注；中江藤树最后放弃朱子学而皈依阳明学，成为被誉为“近江圣人”的日本阳明学巨儒；山崎暗斋作为狂热的朱子学信徒，其最早注意到《性理大全》和《四书大全》等明朝朱子学书籍不过是研究朱子学的二手资料，提出只有通过研习朱子原著，即《四书集注》《朱子文集》等一手资料才能真正认识朱子学，对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大全式的学风并不认可；中村惕斋则对宋明儒学中的性理学内容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关于山鹿素行研读二书的记录，最早可见于《修教要录》。《修教要录》是山鹿素行在修习朱子学时期，对宋明儒学书籍的摘抄及个人见解。书中虽然大量摘录了 “朱子曰”“或问”等朱子原话，但是并非取自《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朱子文集》《朱子语类》等朱子原著，而是出自明朝儒学书籍[7]7。除《性理大全》和《四书大全》之外，书中还引用了叶采《近思录集解》、真德秀《大学衍义》、丘浚《大学衍义补》、陈建《学蔀通辨》、郑申甫《四书知新日录》、冯柯《求是编》等明朝儒者书籍。在这一时期，《性理大全》和《四书大全》是山鹿素行认识和学习朱子学的最重要的文本。与荻生徂来的诸子研究同样，山鹿素行亦不可能“停留在单纯的语言学习上”[8]50。随着山鹿素行古学思想的确立，二书作为宋明朱子学的“完全体现”，成了山鹿素行批判宋明儒学的绝佳参考。山鹿素行的古学著作也深受二书影响，这在其汉文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山鹿语类·圣学篇》
与《性理大全》 《山鹿语类》由山鹿素行及其门人共同编辑，始于宽文三（1663）年十一月，成书于宽文五年。全书共45卷，由正编和续编构成。正编43卷又可分为三个部分：卷1～20论述人伦之道，分为君道、臣道、父子道、兄弟之序、夫妇之别、朋友之信、总论五伦之道、三伦谈八类；卷21～32论述士道，分为士道、士谈两类；卷33～43为圣学篇，论述天地万物之理，是前两部的理论基础。续编为《枕块记》（卷44、45），包含山鹿素行在其父百日忌期间的日记、追戒等内容。圣学篇采取汉文表述，并另附门人序，可独立成书。仅就《山鹿语类·圣学篇》而言，也可谓是一部大全式的巨著。卷33～35以“致知”冠名，阐述圣学实质：卷33总论圣学根本思想，卷34阐述为学方法，有为学、师教、读书三个专题，卷35总论“杂子”，分儒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兵家者流、史类、论诗、论文七目；后八卷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和“修正”，卷36题名“中·道·理·德”，卷37“仁·仁义·五常·诚·忠信·敬”，卷38论鬼神，卷39分论阴阳、五行，卷40题名“天地”，卷41～42为“性心”，卷43为“大原”。前三卷借鉴了大量《性理大全》卷38～70中的内容；后八卷则主要对应《性理大全》卷26～37的理气、鬼神、性理三类。《性理大全》卷1～45中的九部理学著作则被排除在外。
关于《性理大全》所参考的底本问题，据吾妻重二考证，其前25卷为《朱子成书》[9]121131。曾贻芬就《性理大全》后45卷的分类问题，指出其与《朱子语类》有很大关系[10]。山鹿素行著作中關于《朱子语类》的记载亦可见于其《略年谱》宽文七年46岁 “读书传习录、朱子语类”[11]38 之条记载，虽然此时《山鹿语类》已经编纂完成，但并不能否认《山鹿语类》和《朱子语类》之间存在关联的可能性。而且，仅就二者之题目而言，也确实容易引发二者之间存在关系的联想。因此，要想证明《山鹿语类·圣学篇》是以《性理大全》为批判底本，而不是以《朱子语类》为底本，则只有通过对比三者文本内容进行具体考察。笔者以下选取了理气、鬼神、性理三类，进行对照。参见表1。表1《朱子语类》《性理大全》《山鹿语类》中有关理气、鬼神、性理部分之卷目对照表《朱子语类》《性理大全》《山鹿语类》理气卷一·太极天地上
卷二·天地下卷二十六·理气一 （总论、太极、天地、天度历法附）；
卷二十七·理气二 （天文、阴阳、五行、时令、地理潮汐附）圣学十一·大原 （论道之大原、论古圣各称天地、论或问大原之说、论易有太极、辨或问太极之说、辨诸儒太极之说、论一物一太极之说、辨或问一物一太极之说、论濂溪太极图、论濂溪无极之说、辨或问无极之说、论诸说无极、论理气妙合而人物生之说、辨或问理气妙合而人物生之说、论周子太极图说主静之说、辨或问主静之说）圣学八·天地 （总论天地、天、地、辨或问天地之说、辨或问天、辨或问地、天文（八子目）、辨或问天文、天度、辨或问天度、历数、辨或问历数、地理（五子目）、辨或问地理）鬼神卷三·鬼神卷二十八·鬼神（总论、论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论祭祀祖考神祇、论祭祀神祇、论生死）圣学六 （论鬼神之说、论鬼神魂魄、论祭祀祖考、论祭祀神祇、辨或问鬼神魂魄祭祀神祇之说）性理卷四·性理一
卷五·性理二
卷六·性理三
（人物之气质之性、性情心意等名义、仁义礼智等名义）卷二十九—三十七
性理一（性命、性、人物之性）理二（气质之性）
性理三（气质之性命才附）
性理四（心）
性理五（心性情定性 情意 志气 志意 思虑附）
性理六（道、理、德）
性理七（仁）
性理八（仁义、仁义礼智）
性理九（仁义礼智信、诚、忠信、忠恕、恭敬） 圣学九·性心 （论天命之谓性、辨或问性之说、论孟子性善之说、辨或问性善之说、论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辨或问天命气质之性、论诸子说性、论人物之性、辨或问人物之性）
圣学十·性心 （论心、辨或问心之说、论心之应用、辨或问心之应用、论性心之差异、论意、论情、辨或问意之说、辨或问情之说、论志气、论思虑）圣学五·仁义、五常、诚、忠信、敬 （论仁之说、辨或问仁之说、论仁义之说、辨或问仁义之说、论仁义礼智之说、辨或问仁义礼智之说、论诚之说、辨或问诚之说、论忠信之说并忠恕、论敬之说并恭、辨或问敬之说）
据上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山鹿语类·圣学篇》对《性理大全》的借鉴和参考。前书圣学六关于鬼神的讨论，其子目与《性理大全》几乎完全相同；圣学十与《性理大全》性理四、五对应；圣学五与性理七、八、九更是完全对应；圣学九也对应性理一、二、三；圣学十则对应性理四、五。因此，就三书之间的关系而言，《朱子语类》为《性理大全》的重要参考文本，《性理大全》则是《山鹿语类·圣学篇》的参考底本，《性理大全》和《山鹿语类·圣学篇》又可视为《朱子语类》的展开或变体。
此外，通过对《山鹿语类·圣学篇》引文出处的考察，也可以验证其与《性理大全》的关系。在圣学五子目“辨或问仁之说”中，共引用有宋元明儒者言论45处。其中可见于《性理大全》性理七42条，具体为南轩张氏曰2条，程子曰2条，朱子曰28条，西山真氏曰2条，延平李氏答朱元晦书2条，延平曰2条，问明道2条，北溪陈淳曰1条，鲁斋许氏曰1条；见于性理八“问仁义礼智信”1条；见于卷四《西铭》1条；除最后所加王阳明1条议论外，全文其他44处，均可在《性理大全》中找到出处，且绝大多数集中在性理七。《性理大全》确实是编辑《山鹿语类·圣学篇》时的重要参考对象，而且是最为重要的参考文本。
当然，山鹿素行为阐明其古学思想，也对专题中子目和专题间的次序进行了有意的设计。山鹿素行读周濂溪《近思录》“无极而太极”，入“古学之兆”[12]422，开始对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明儒学展开批判。在万物生成论方面，其主张先天不可辨，反对朱子理气分论、以太极为理，认为天地万物既然由理气妙合而成，则太极亦是一物，不可与理等同，并认为理气分论之祸肇端于周濂溪之“无极而太极”。因此其在对圣学十一·大原（卷43）子目的安排上，先述道之大原出于天，次以圣人之言论证，并以或问的方式辨拆于诸儒，然后以太极为论题，对诸儒太极论，尤其对周濂溪之无极说展开批判；又从现实世界出发，论述人物之生成，并对周子由“无极而太极”之错误阐发而引发的主静修养方法展开批判。在人性论方面，山鹿素行主张性只“感通知识”，是一种知善知恶的能力，学者只有经过后天学习圣人之教并亲自应用于现实世界实践才能称善称恶，认为人性不可言明，朱子之人性分论为支离。所以在圣学九·性心（卷41）中，其先批判朱子天命之性，次指出性为“感通知识”，后辨析孟子之性善非道德之善，并对朱子分论之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诸子之说性一一辨析。山鹿素行主张圣学是日用之学、效验之学、现实之学，认为理学诸儒对诸名词概念的阐发并非圣人本意，反而使得圣学堕入高尚虚远。“予之立大原，是随世俗而欲破世俗之惑也”[13]390，山鹿素行批判宋儒性理学，是一种具有直接现实目的的行为。因此在专题次序安排上，其把原属于《朱子语类》和《性理大全》开头部分理气、太极的论述，故意设置在《山鹿语类·圣学篇》的最后。虽然山鹿素行以《性理大全》为批判参考底本，但其在文章布局、内容取舍上都下了很大工夫。
三、《四书句读大全》与《四书大全》
《四书大全》作为士子猎取功名的官定教材，影响直至清代，后世对其褒贬亦是不一。王夫之、顾炎武以及清代四书馆臣纪昀均提出过批评。其中，顾炎武愤于明朝衰亡、理学之空疏，认为自《四书大全》颁行于世，学风更加颓废，主张以经学实证理学，力主“修己治人之实学思想”，反对“明心见性之空言”[14]538。这与山鹿素行批判宋明儒学以“救经学于理学”可谓一致。山鹿素行在完成批判朱子学著作《山鹿语类》后，于第二年开始重释《四书》，历时一年，即《四书句读大全》。关于《四书大全》和《四书句读大全》的关系，实在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因此，以下主要论述《四书句读大全》相对于《四书大全》之“异”。
所谓句读，即文言文之断句，显示出山鹿素行反对朱子理学对经典“过度引申”的诠释立场。《四书句读大全》之成书，与山鹿素行“历来反对完全照搬中国的习气……只知仿效中国”[15]51之教育思想可说一脉相承。全书包括四书句读自序、读大学法、大学、读中庸法、中庸、读论语法、朱子序说、论语20卷、读孟子法、朱子序说、孟子14卷，共11个条目。就诠释内容而言，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目中均含章句、或问，分别相当于《四书大全》中的大学章句大全和大学或问、中庸章句大全和中庸或问、论语集注大全、孟子集注大全。其前朱子序说与《四书大全》中论语集注序说对应，后朱子序说与《四书大全》中孟子集注序说对应。山鹿素行还将《四书大全》中的读论语孟子法拆解，即读论语法和读孟子法二目。与《四书大全》相比，《四书句读大全》条目比较简单且一一對应，实际囊括了《四书大全》中所有条目。
在前述《修教要录》中，有山鹿素行为理解朱子《大学》经一章和《中庸》经一章而摘抄的儒者议论。其抄录文献除来自《四书大全》外，还包括《四书知新日录》《求是编》。《求是编》成于1571年，其主旨在批判阳明《传习录》，山鹿素行的阳明学认识受此书影响很大。《四书知新日录》出现许敬庵、王阳明、尤西川、高中玄、湛甘泉、罗近溪、徐匡岳、徐岩泉、焦漪园、苏紫溪、牛春宇、姚承庵、沈觉斋、李九我、钱绪山、王龙溪、黄癸峯、夏古汭、袁了凡、薛中离等二十余名儒学者，多活动于明中期以后 [16]。在《四书句读大全》中，也出现许敬菴、王阳明、蔡虚斋、高中玄、罗近溪、钱绪山等人名[17]10，15，39，这是《四书大全》所没有的。山鹿素行以古学之名反对宋明儒学，其所批判的儒者自然也包含宋儒和明儒，从其排斥汉唐宋明儒学之学问立场而言，亦可称“大全”。
《四书句读大全》与《四书大全》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采用古本《大学》，而非朱熹改本《大学》。《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按照其对《大学》的解读，析之为三纲领八条目，并以为原文有错简阙章，调整节次并增补格物致知一章，分之为一经十传。山鹿素行则认为“然乃此书无阙章，只有如错简，而亦后世不可妄改”[17]46，且“凡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之旧本也。其传来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其本无脱误可议。章次如有失其次，亦无所按据” ，因此“全从旧本”[17]3。受朱子影响，山鹿素行亦分《大学》为一经十传，然而二者对《大学》经章的划分并不相同。朱熹经一章包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山鹿素行则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之有也”和下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结合，作为《大学》致知传，以之前为经章，并自信地认为“此章文义，至天下平，无余意。至矣，尽矣。”[17]46 对于朱子改动大学，山鹿素行认为无凭无据，不得随意删补经典。
关于四书次序的安排，《四书句读大全》虽与《四书大全》相同，但含义亦有不同。朱熹认为“读书之序，须是且著力去看大学，又著力去看论语，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书了，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问人，只略略恁看多”[18]138，依此，学者在读《四书》或《四书大全》时，都是需要跳读的。而山鹿素行则认为“读书之序，须先精读大学中庸，而致知圣学之体段。而后论孟次之”[17]2。因此，如果说《四书大全》把《中庸》安排在《论语》《孟子》之前，是出于其与《大学》同出《礼记》，且篇幅都较短、较整齐的考虑的话，《四书句读大全》的节次安排则或许并非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综上所述，即便在山鹿素行批判宋明儒学的古学时期，其古学著作仍然与中国汉籍，特别是明朝儒学典籍具有重要的联系。其古学汉文著作《山鹿语类·圣学篇》和《四书句读大全》，在文本构成上分别与《性理大全》和《四书大全》有很大的相似性。对于域外汉籍，王勇认为，“随着汉字文化圈的解体与近代国家意识的高涨，域外汉籍与本土文化的血缘纽带被无情割断，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化的继承关系被弃之不顾。亦即，对中国人来说，域外汉籍属外国人的著述，因而将其纳入外国研究的范畴；对外国人来说，汉文载籍属中国语言的著述，因而将其划入中国研究的领域，于是域外汉籍便沦落为无国籍的孤儿” [19]14。山鹿素行的这两部汉文著作作为域外汉籍的成员，自然不能说是“无国籍的孤儿”，而且其不但没有被冷落，反而是属于最受“关爱”的部分之一。然而，其受到重视的原因却是建立在以朱子学为宗的亚洲诸国为“停滞”，以日本为“进步”的以西方为标准的近代进化史观的认识基础之上的[20]155159。因此，在强调古学派与朱子学之间为断裂的研究背景下，山鹿素行的汉文著作与明修二“大全”这一“失散的兄弟”也自然久久无法相认。新世纪以来，随着要求站在东亚儒学的视域，对以往日本这一夜郎自大式的古学派观进行修正的呼声越来越高，文章所举山鹿素行古学著作和明修《性理大全》和《四书大全》之间的关联，就不仅是中日文化典籍交流史上的重要内容，其对于思想史研究领域关于如何修复古学派与朱子学之联系的问题也可成为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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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
关键词：山鹿素行；性理大全；四书大全；山鹿语类；四书句读大全
中图分类号：K833/8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2-0036-0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2005
古学派是对江户时代前期到中期以复古之名反对理学，意图重定儒家义理的儒学思潮的总称。山鹿素行与伊藤仁斋、荻生徂徕是古学派的三个主要代表人物。与伊藤仁斋发明古义学、荻生徂徕发明古文辞学的反理学道路不同，山鹿素行依据其对《四书》义理的重新认识与宋明理学正面对垒，从而构筑了其古学体系。《山鹿语类》标志着山鹿素行古学思想的确立，《四书句读大全》标志着其古学体系的最终完成。《山鹿语类·圣学篇》包含山鹿素行古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四书句读大全》均为汉文表述。
以往关于《山鹿语类·圣学篇》以及《四书句读大全》的研究，多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笔者则从中日交流史的角度，将二者纳入域外汉籍的研究视域，探究其与中国汉籍之关联。通过对《山鹿语类·圣学篇》和《四书句读大全》的文本内容及体例构成考察发现，前者参考底本应是《性理大全》，后者则可视为《四书大全》在东亚世界的“展开”。
一、《性理大全》和《四书大全》
在江户前期的传播及影响明永乐十二（1414）年十一月，明成祖敕令胡广、金幼孜、杨荣等编修《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与《五经大全》，历时九个月完成，合称《御制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三书共260卷，是宋元以来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著作。其中，《五经大全》154卷，包括《周易传义大全》《书传大全》《诗传大全》《礼记集说大全》《春秋集传大全》。《性理大全》70卷，前25卷包括六个理学者的九篇著作：周敦颐《太极图》《通书》、张载《西铭》《正蒙》、邵雍《皇极经世书》、朱熹《易学启蒙》《家礼》、蔡元定《律吕新书》、蔡沈《洪范皇极内篇》，为以性理学为中心的理学丛书；后45卷是120余名程朱学派理学家关于性理学内容议论的汇编，共涵盖十三类专题：理气（卷26～27）、鬼神（卷28）、性
收稿日期：2016-1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编日本史”（13&ZD106;）
作者简介：王起（1987—），男，河南驻马店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日本思想史研究。历史研究王起：山鹿素行古学著作与明修“大全”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理（卷29～37）、道统·圣贤（卷38）、诸儒（卷39～42）、学（卷43～56）、诸子（卷57～58）、历代（卷59～64）、君道（卷65）、治道（卷66～69）以及卷70的诗、文、赋，总计一百三十余子目。《四书大全》以元代倪士毅《四书辑释》为底本，共汇集有一百余家先儒议论。其主要可分为14类：四书集注大全凡例、大学章句序、读大学法、大学章句大全、大学或问、中庸章句序、读中庸法、中庸章句大全、中庸或问、读论语孟子法、论语集注序说、论语集注大全20卷、孟子集注序说、孟子集注大全14卷。其中，《性理大全》是程朱理学道统纲要，《四书大全》为程朱理学之核心，二者地位尤其重要。直至清代前期，二书在士子读书、治学和实践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在朝鲜、越南等地，二书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闫春.《四书大全》的编纂与传播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47-50；刘宝全.明初《性理大全》的刊行及其在朝鲜的传播[J].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1（6）；张品端.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2）.。
由于资料匮乏，要想弄清楚中国典籍在日本江户时代特别是在江户前期的传播情况并不容易，而要具体考察《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二书在江户前期的传播状况无疑更为困难。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舶载书目》是正德元年中日商品贸易清单，记载了大量购入的中国汉籍，其中有“《四书大全》二十八卷六十四册……《性理大全》七十卷三十册”[1]35，这可能是关于二书传入日本有确切时间的唯一记录。然而，日本正德元年是公元1711年，这也是到了江户中期的事情。此外，华国学指出，桂庵玄树（1427年-1508年）“学成归长州主持永福寺，更加崇信朱子学，读倪士毅的《四书辑释》《四书大全》等书，深究宋学精微。后出使明朝来中国，乘机进一步钻研宋儒新注书及其著作，尤其致力于朱子学的研究”[2]399 。桂庵玄树1467年奉敕来华，并进入燕京拜谒明宪宗为皇帝赋诗，深受礼遇，于七年后返日。遗憾的是，笔者并没有找到关于此文的文献出处，若情况属实，这说明《四书大全》早在室町时代已经传入日本。又据《大日本史》元和四（1618）年七月一日 “赐土御门左传大全、诗经大全等”[3]487，和宽文九（1669）年十一月十五日 “甲戌、家纲附禁里附服部贞常上京，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二十一史、资治通鉴、朱子语类、二程全书、太平御览及伽罗”两条记载[4]，说明以《四书大全》为中心的“大全”在江户时代前期已经受到公家和幕府的重视。
在江户早期，民间已经开始刊刻《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据1702年刊《倭版书籍考》， “宽永十二（1635）年赞州大本寺主持自乾，加倭点刊行，标名官版四书大全。庆安四（1651）年鳌头评注四书大全，出惺窝，鹈饲石斋加校订。鳌头之众说失程朱之本意，落异学之误事，可著眼也。大方四书大全十八卷”[5]412，据大江文城考证，《大方四书大全》应翻刻于宽永十九（1642）年[6]152。其中又有《性理大全》条，“七十卷，补注本，永乐天子敕修三大全之一，编者同四书大全，点者熊谷立设弟子小出永安”[5]416，据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中央图书馆馆藏信息，可知其刊于承应二（1653）年，此“补注本”应为明万历三十一（1603）年的《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大方性理大全》。此外，1692年刊《广益书籍目录》是当时日本市场上所贩卖汉籍的记录，其中就包括《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这说明二书在当时的日本已经进入市场流通流域，开始作为商品广泛传播。
与朝鲜、越南等地不同，科举制并没有被德川幕府所引进。缺少了这一关键，儒学书籍在日本的传播就非常有限，多流行于对汉学有兴趣的较富裕阶层。在当时很多儒学者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性理大全》或《四书大全》的记录。如藤原惺窝（1561年-1619年）、林罗山（1583年-1657年）、中江藤树（1608年-1648年）、山崎暗斋（1619年-1682年）、伊藤仁斋（1627年-1705年）、中村惕斋（1629年-1702年）、山鹿素行等大儒，都读过《性理大全》或《四书大全》。二者作为代表宋明理学主流的集大成著作，无疑是江户儒者了解宋明儒学的重要窗口。然而，正如《广益书籍目录》所举，在当时传入日本的汉籍中，除大量羽翼朱子学之著作外，还有大量阳明学书籍以及为折衷二者或修正二者的儒学著书。江户学者在研读这些儒学书籍的过程中，也展现出不同的学术兴趣或喜好。如藤原惺窝最早就《四书大全》发表自己的见解，即《鳌头评注四书大全》之原本，这可视为《四书大全》日本化之开端；林罗山则承继了“大全”式的学风，而对《性理大全》所含的性理学内容并没有特别的关注；中江藤树最后放弃朱子学而皈依阳明学，成为被誉为“近江圣人”的日本阳明学巨儒；山崎暗斋作为狂热的朱子学信徒，其最早注意到《性理大全》和《四书大全》等明朝朱子学书籍不过是研究朱子学的二手资料，提出只有通过研习朱子原著，即《四书集注》《朱子文集》等一手资料才能真正认识朱子学，对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大全式的学风并不认可；中村惕斋则对宋明儒学中的性理学内容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关于山鹿素行研读二书的记录，最早可见于《修教要录》。《修教要录》是山鹿素行在修习朱子学时期，对宋明儒学书籍的摘抄及个人见解。书中虽然大量摘录了 “朱子曰”“或问”等朱子原话，但是并非取自《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朱子文集》《朱子语类》等朱子原著，而是出自明朝儒学书籍[7]7。除《性理大全》和《四书大全》之外，书中还引用了叶采《近思录集解》、真德秀《大学衍义》、丘浚《大学衍义补》、陈建《学蔀通辨》、郑申甫《四书知新日录》、冯柯《求是编》等明朝儒者书籍。在这一时期，《性理大全》和《四书大全》是山鹿素行认识和学习朱子学的最重要的文本。与荻生徂来的诸子研究同样，山鹿素行亦不可能“停留在单纯的语言学习上”[8]50。随着山鹿素行古学思想的确立，二书作为宋明朱子学的“完全体现”，成了山鹿素行批判宋明儒学的绝佳参考。山鹿素行的古学著作也深受二书影响，这在其汉文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山鹿语类·圣学篇》
与《性理大全》 《山鹿语类》由山鹿素行及其门人共同编辑，始于宽文三（1663）年十一月，成书于宽文五年。全书共45卷，由正编和续编构成。正编43卷又可分为三个部分：卷1～20论述人伦之道，分为君道、臣道、父子道、兄弟之序、夫妇之别、朋友之信、总论五伦之道、三伦谈八类；卷21～32论述士道，分为士道、士谈两类；卷33～43为圣学篇，论述天地万物之理，是前两部的理论基础。续编为《枕块记》（卷44、45），包含山鹿素行在其父百日忌期间的日记、追戒等内容。圣学篇采取汉文表述，并另附门人序，可独立成书。仅就《山鹿语类·圣学篇》而言，也可谓是一部大全式的巨著。卷33～35以“致知”冠名，阐述圣学实质：卷33总论圣学根本思想，卷34阐述为学方法，有为学、师教、读书三个专题，卷35总论“杂子”，分儒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兵家者流、史类、论诗、论文七目；后八卷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和“修正”，卷36题名“中·道·理·德”，卷37“仁·仁义·五常·诚·忠信·敬”，卷38论鬼神，卷39分论阴阳、五行，卷40题名“天地”，卷41～42为“性心”，卷43为“大原”。前三卷借鉴了大量《性理大全》卷38～70中的内容；后八卷则主要对应《性理大全》卷26～37的理气、鬼神、性理三类。《性理大全》卷1～45中的九部理学著作则被排除在外。
关于《性理大全》所参考的底本问题，据吾妻重二考证，其前25卷为《朱子成书》[9]121131。曾贻芬就《性理大全》后45卷的分类问题，指出其与《朱子语类》有很大关系[10]。山鹿素行著作中關于《朱子语类》的记载亦可见于其《略年谱》宽文七年46岁 “读书传习录、朱子语类”[11]38 之条记载，虽然此时《山鹿语类》已经编纂完成，但并不能否认《山鹿语类》和《朱子语类》之间存在关联的可能性。而且，仅就二者之题目而言，也确实容易引发二者之间存在关系的联想。因此，要想证明《山鹿语类·圣学篇》是以《性理大全》为批判底本，而不是以《朱子语类》为底本，则只有通过对比三者文本内容进行具体考察。笔者以下选取了理气、鬼神、性理三类，进行对照。参见表1。表1《朱子语类》《性理大全》《山鹿语类》中有关理气、鬼神、性理部分之卷目对照表《朱子语类》《性理大全》《山鹿语类》理气卷一·太极天地上
卷二·天地下卷二十六·理气一 （总论、太极、天地、天度历法附）；
卷二十七·理气二 （天文、阴阳、五行、时令、地理潮汐附）圣学十一·大原 （论道之大原、论古圣各称天地、论或问大原之说、论易有太极、辨或问太极之说、辨诸儒太极之说、论一物一太极之说、辨或问一物一太极之说、论濂溪太极图、论濂溪无极之说、辨或问无极之说、论诸说无极、论理气妙合而人物生之说、辨或问理气妙合而人物生之说、论周子太极图说主静之说、辨或问主静之说）圣学八·天地 （总论天地、天、地、辨或问天地之说、辨或问天、辨或问地、天文（八子目）、辨或问天文、天度、辨或问天度、历数、辨或问历数、地理（五子目）、辨或问地理）鬼神卷三·鬼神卷二十八·鬼神（总论、论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论祭祀祖考神祇、论祭祀神祇、论生死）圣学六 （论鬼神之说、论鬼神魂魄、论祭祀祖考、论祭祀神祇、辨或问鬼神魂魄祭祀神祇之说）性理卷四·性理一
卷五·性理二
卷六·性理三
（人物之气质之性、性情心意等名义、仁义礼智等名义）卷二十九—三十七
性理一（性命、性、人物之性）理二（气质之性）
性理三（气质之性命才附）
性理四（心）
性理五（心性情定性 情意 志气 志意 思虑附）
性理六（道、理、德）
性理七（仁）
性理八（仁义、仁义礼智）
性理九（仁义礼智信、诚、忠信、忠恕、恭敬） 圣学九·性心 （论天命之谓性、辨或问性之说、论孟子性善之说、辨或问性善之说、论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辨或问天命气质之性、论诸子说性、论人物之性、辨或问人物之性）
圣学十·性心 （论心、辨或问心之说、论心之应用、辨或问心之应用、论性心之差异、论意、论情、辨或问意之说、辨或问情之说、论志气、论思虑）圣学五·仁义、五常、诚、忠信、敬 （论仁之说、辨或问仁之说、论仁义之说、辨或问仁义之说、论仁义礼智之说、辨或问仁义礼智之说、论诚之说、辨或问诚之说、论忠信之说并忠恕、论敬之说并恭、辨或问敬之说）
据上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山鹿语类·圣学篇》对《性理大全》的借鉴和参考。前书圣学六关于鬼神的讨论，其子目与《性理大全》几乎完全相同；圣学十与《性理大全》性理四、五对应；圣学五与性理七、八、九更是完全对应；圣学九也对应性理一、二、三；圣学十则对应性理四、五。因此，就三书之间的关系而言，《朱子语类》为《性理大全》的重要参考文本，《性理大全》则是《山鹿语类·圣学篇》的参考底本，《性理大全》和《山鹿语类·圣学篇》又可视为《朱子语类》的展开或变体。
此外，通过对《山鹿语类·圣学篇》引文出处的考察，也可以验证其与《性理大全》的关系。在圣学五子目“辨或问仁之说”中，共引用有宋元明儒者言论45处。其中可见于《性理大全》性理七42条，具体为南轩张氏曰2条，程子曰2条，朱子曰28条，西山真氏曰2条，延平李氏答朱元晦书2条，延平曰2条，问明道2条，北溪陈淳曰1条，鲁斋许氏曰1条；见于性理八“问仁义礼智信”1条；见于卷四《西铭》1条；除最后所加王阳明1条议论外，全文其他44处，均可在《性理大全》中找到出处，且绝大多数集中在性理七。《性理大全》确实是编辑《山鹿语类·圣学篇》时的重要参考对象，而且是最为重要的参考文本。
当然，山鹿素行为阐明其古学思想，也对专题中子目和专题间的次序进行了有意的设计。山鹿素行读周濂溪《近思录》“无极而太极”，入“古学之兆”[12]422，开始对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明儒学展开批判。在万物生成论方面，其主张先天不可辨，反对朱子理气分论、以太极为理，认为天地万物既然由理气妙合而成，则太极亦是一物，不可与理等同，并认为理气分论之祸肇端于周濂溪之“无极而太极”。因此其在对圣学十一·大原（卷43）子目的安排上，先述道之大原出于天，次以圣人之言论证，并以或问的方式辨拆于诸儒，然后以太极为论题，对诸儒太极论，尤其对周濂溪之无极说展开批判；又从现实世界出发，论述人物之生成，并对周子由“无极而太极”之错误阐发而引发的主静修养方法展开批判。在人性论方面，山鹿素行主张性只“感通知识”，是一种知善知恶的能力，学者只有经过后天学习圣人之教并亲自应用于现实世界实践才能称善称恶，认为人性不可言明，朱子之人性分论为支离。所以在圣学九·性心（卷41）中，其先批判朱子天命之性，次指出性为“感通知识”，后辨析孟子之性善非道德之善，并对朱子分论之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诸子之说性一一辨析。山鹿素行主张圣学是日用之学、效验之学、现实之学，认为理学诸儒对诸名词概念的阐发并非圣人本意，反而使得圣学堕入高尚虚远。“予之立大原，是随世俗而欲破世俗之惑也”[13]390，山鹿素行批判宋儒性理学，是一种具有直接现实目的的行为。因此在专题次序安排上，其把原属于《朱子语类》和《性理大全》开头部分理气、太极的论述，故意设置在《山鹿语类·圣学篇》的最后。虽然山鹿素行以《性理大全》为批判参考底本，但其在文章布局、内容取舍上都下了很大工夫。
三、《四书句读大全》与《四书大全》
《四书大全》作为士子猎取功名的官定教材，影响直至清代，后世对其褒贬亦是不一。王夫之、顾炎武以及清代四书馆臣纪昀均提出过批评。其中，顾炎武愤于明朝衰亡、理学之空疏，认为自《四书大全》颁行于世，学风更加颓废，主张以经学实证理学，力主“修己治人之实学思想”，反对“明心见性之空言”[14]538。这与山鹿素行批判宋明儒学以“救经学于理学”可谓一致。山鹿素行在完成批判朱子学著作《山鹿语类》后，于第二年开始重释《四书》，历时一年，即《四书句读大全》。关于《四书大全》和《四书句读大全》的关系，实在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因此，以下主要论述《四书句读大全》相对于《四书大全》之“异”。
所谓句读，即文言文之断句，显示出山鹿素行反对朱子理学对经典“过度引申”的诠释立场。《四书句读大全》之成书，与山鹿素行“历来反对完全照搬中国的习气……只知仿效中国”[15]51之教育思想可说一脉相承。全书包括四书句读自序、读大学法、大学、读中庸法、中庸、读论语法、朱子序说、论语20卷、读孟子法、朱子序说、孟子14卷，共11个条目。就诠释内容而言，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目中均含章句、或问，分别相当于《四书大全》中的大学章句大全和大学或问、中庸章句大全和中庸或问、论语集注大全、孟子集注大全。其前朱子序说与《四书大全》中论语集注序说对应，后朱子序说与《四书大全》中孟子集注序说对应。山鹿素行还将《四书大全》中的读论语孟子法拆解，即读论语法和读孟子法二目。与《四书大全》相比，《四书句读大全》条目比较简单且一一對应，实际囊括了《四书大全》中所有条目。
在前述《修教要录》中，有山鹿素行为理解朱子《大学》经一章和《中庸》经一章而摘抄的儒者议论。其抄录文献除来自《四书大全》外，还包括《四书知新日录》《求是编》。《求是编》成于1571年，其主旨在批判阳明《传习录》，山鹿素行的阳明学认识受此书影响很大。《四书知新日录》出现许敬庵、王阳明、尤西川、高中玄、湛甘泉、罗近溪、徐匡岳、徐岩泉、焦漪园、苏紫溪、牛春宇、姚承庵、沈觉斋、李九我、钱绪山、王龙溪、黄癸峯、夏古汭、袁了凡、薛中离等二十余名儒学者，多活动于明中期以后 [16]。在《四书句读大全》中，也出现许敬菴、王阳明、蔡虚斋、高中玄、罗近溪、钱绪山等人名[17]10，15，39，这是《四书大全》所没有的。山鹿素行以古学之名反对宋明儒学，其所批判的儒者自然也包含宋儒和明儒，从其排斥汉唐宋明儒学之学问立场而言，亦可称“大全”。
《四书句读大全》与《四书大全》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采用古本《大学》，而非朱熹改本《大学》。《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按照其对《大学》的解读，析之为三纲领八条目，并以为原文有错简阙章，调整节次并增补格物致知一章，分之为一经十传。山鹿素行则认为“然乃此书无阙章，只有如错简，而亦后世不可妄改”[17]46，且“凡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之旧本也。其传来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其本无脱误可议。章次如有失其次，亦无所按据” ，因此“全从旧本”[17]3。受朱子影响，山鹿素行亦分《大学》为一经十传，然而二者对《大学》经章的划分并不相同。朱熹经一章包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山鹿素行则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之有也”和下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结合，作为《大学》致知传，以之前为经章，并自信地认为“此章文义，至天下平，无余意。至矣，尽矣。”[17]46 对于朱子改动大学，山鹿素行认为无凭无据，不得随意删补经典。
关于四书次序的安排，《四书句读大全》虽与《四书大全》相同，但含义亦有不同。朱熹认为“读书之序，须是且著力去看大学，又著力去看论语，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书了，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问人，只略略恁看多”[18]138，依此，学者在读《四书》或《四书大全》时，都是需要跳读的。而山鹿素行则认为“读书之序，须先精读大学中庸，而致知圣学之体段。而后论孟次之”[17]2。因此，如果说《四书大全》把《中庸》安排在《论语》《孟子》之前，是出于其与《大学》同出《礼记》，且篇幅都较短、较整齐的考虑的话，《四书句读大全》的节次安排则或许并非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综上所述，即便在山鹿素行批判宋明儒学的古学时期，其古学著作仍然与中国汉籍，特别是明朝儒学典籍具有重要的联系。其古学汉文著作《山鹿语类·圣学篇》和《四书句读大全》，在文本构成上分别与《性理大全》和《四书大全》有很大的相似性。对于域外汉籍，王勇认为，“随着汉字文化圈的解体与近代国家意识的高涨，域外汉籍与本土文化的血缘纽带被无情割断，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化的继承关系被弃之不顾。亦即，对中国人来说，域外汉籍属外国人的著述，因而将其纳入外国研究的范畴；对外国人来说，汉文载籍属中国语言的著述，因而将其划入中国研究的领域，于是域外汉籍便沦落为无国籍的孤儿” [19]14。山鹿素行的这两部汉文著作作为域外汉籍的成员，自然不能说是“无国籍的孤儿”，而且其不但没有被冷落，反而是属于最受“关爱”的部分之一。然而，其受到重视的原因却是建立在以朱子学为宗的亚洲诸国为“停滞”，以日本为“进步”的以西方为标准的近代进化史观的认识基础之上的[20]155159。因此，在强调古学派与朱子学之间为断裂的研究背景下，山鹿素行的汉文著作与明修二“大全”这一“失散的兄弟”也自然久久无法相认。新世纪以来，随着要求站在东亚儒学的视域，对以往日本这一夜郎自大式的古学派观进行修正的呼声越来越高，文章所举山鹿素行古学著作和明修《性理大全》和《四书大全》之间的关联，就不仅是中日文化典籍交流史上的重要内容，其对于思想史研究领域关于如何修复古学派与朱子学之联系的问题也可成为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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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