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与地位演进研究
肖雪 牛猛
摘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日本无疑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获益者，故全面考察日本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与地位，可为中国参与GVC分工提供可靠的经验支持。文章基于附加值贸易视角，利用OECD-TIVA数据库构建了GVC参与度与GVC地位指数，并从整体和分行业视角测度日本制造业参与GVC的程度、模式以及在GVC中的地位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从GVC参与程度而言，日本制造业的GVC前、后向參与率均呈现稳中上升趋势。（2）从GVC参与模式而言，日本制造业行业主要借助于前向参与模式嵌入GVC，其GVC前向参与率远高于后向参与率。（3）从GVC地位来看，日本一直在GVC分工中位居较高的地位。但从变动趋势来看，其GVC地位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其中，中技术制造业下降幅度最为明显，低、高技术制造业次之。
关键词：附加值贸易；全球价值链；GVC参与率；GVC地位指数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1-0030-12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1004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全球运输和通
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简称GVC）分工中，在这种分工体系下，一国出口中的最终产品承接了大量的生产工序，产品的生产环节分布于各个国家（地区），多国分工、多国制造的生产局面派生出大量的中间品贸易，而中间品的多次流转使得以测度贸易总额为核心的传统贸易体系高估了真实的贸易利得，即“所见非所得”，与实际的价值增值产生了极大的偏差。例如，一部苹果手机的生产制造，从最初的生产设计，到零部件的加工组装，再到最后成品销售，这一系列的生产环节呈现出完备的价值链体系，即处在价值链下游的国家（中国）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环节，以进口的零部件作为中间投入品，经加工装配后出口至最终需求所在国，其国外价值增值来源于最终产品的生产阶段，而处在价值链上游的国家（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凭借其技术创新优势，从事高附加值的核心零部件的生产，所得的价值增值来源于中间品的生
产。由此统计出的贸易数据应该同时包含来自上下游国家的价值增值，但实际情况是传统的贸易统计
体系往往计入的是最终环节的贸易总额，而非价值增值部分，这就造成贸易利益重复计算的混乱局面。在此背景下，增加值贸易的涌现更好地还原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真实局面。日本作为东亚经济
体的“领头雁东亚经济区域合作又名“雁阵模式”，日本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显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该区域发展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习惯称之为“领头雁”。”，其制造业参与GVC分工的程度之深、地位之高，使得全面考察日本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模式与地位，可为中国参与GVC分工提供可靠的经验支持。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生产分工格局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贸易的性质也发生着深刻的改变，从完整的产业间贸易到更加细分的产品内贸易，从产品之间的比较优势到更加注重生产工序的比较优势，新型国际贸易格局的形成亟待更加准确的贸易统计方式。然而，传统的贸易统计体系无法还原各国对于GDP的实际贡献，部分增加值由于被重复计算从而高估了一国出口的贸易规模，造成了贸易总额远远高于贸易增加值的“统计幻象”。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
1.全球价值链测度研究的起步阶段。Hummels等（2001年）最早以垂直专业化指数（HIY模型）测度一国的GVC参与程度，即测算一国出口中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国外附加值），并基于行业层面测度了OECD10国和4个新兴经济体的垂直专业化指数，由于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经后期修订后又提出了前、后向垂直专业化指数（VSI、VS）[1]。随后，K.M.Yi（2003年）Hummels等（2001年）HIY模型测度了美国的垂直专业化指数，结果发现：美国贸易增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GVC所带动的垂直专业化的发展[2]。
2.全球价值链测度研究的发展阶段。事实上，HIY模型存在着诸多弊端：（1）国内消费品和出口中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相同；（2）进口投入品100%由国外提供。为规避以上问题给全球价值链测度带来的诸多困扰，近年来诸多文献试图采用附加值贸易测算一国参与GVC的程度。Daudin等（2011年）基于附加值贸易角度，运用GTAP数据库计算66个国家（地区）及55个部门出口中的进口投入品份额、出口中间品至别国经加工后再出口至第三国份额、出口至第三国再重新进口份额，从而揭示了“谁为谁生产”的问题[3]。Johnson and Noguera（2012年）利用GTAP数据库和WIOD数据库测度了一国的附加值贸易[4]。Johnson and Noguera（2012年）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出口附加值的定义，即一国出口中的增加值被最后需求所在国消耗吸收的部分，并测量了87国的增加值与总出口的比率（VAX比率），然后分别从国家、行业及双边贸易的角度进行了相关分析。Johnson and Noguera（2012年）此后结合双边贸易以及生产投入数据又对1970年-2009年间42国的出口附加值及VAX比率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VAX比率与地理位置和贸易壁垒有关[5]。
3.全球价值链测度研究的成熟阶段。尽管附加值贸易在测度全球价值链分工方面已经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可，但其仍存在着弊端（Antras，2013年）：一方面无法度量双边贸易；另一方面，VAX比率相同，原因却大不相同，显然VAX比率并不能准确反应一国在GVC中分工地位。[6]为此，Wang等（2013年）基于里昂惕夫的分解框架，采用WIOD数据库，从双边贸易角度将1995-2011年40个国家的35个部门的总出口详细分解为各部分的附加值，建立起GVC链条中各部分之间的联系。Koopman等（2010年）融合了HIY模型和部分附加值测度方法，并结合官方统计数据，进一步将总出口分解为国内增加值（DVA）、国外增加值（FVA）、国内增加值折返和重复计算部分，从而便于理解一国位于GVC的相对位置（上游与下游）和一国融入GVC的进程，同时易于呈现出一国对外贸易的模式和国家收入的分配格局。FosterMcGregor N and Stehrer R（2013年）基于WIOD 数据库和附加值贸易的角度，测度出同时包含进出口的中间品贸易的贸易利得，从而分析出GVC的参与潜力。而后，部分学者以上、下游度指标来衡量一国参与GVC的程度[7]。Antras and Davin Chor（2013年）通过测度一国出口中的下游度指数（downsreamness）来实现GVC的最优分配，并利用2002年美国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测量[6]。此外，Antras（2012年）通过构建平均上游度指数来测度一个行业距离最终需求的平均距离，并运用2002年美国的投入产出数据以及OECD数据库，测度了426个行业的平均上游度水平，又结合回归分析得出结论：一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国在GVC中的地位。[8]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
国内学者对于一国的GVC测度方法与国外学者有着相似之处。潘文卿和李根强（2014年）借鉴了现有文献中测度GVC的方法，即HIY模型和基于投入产出数据核算的增加值贸易，系统的梳理了增加值贸易和传统贸易统计体系测算之间的区别和联系[9]。孙亚轩（2013）基于增加值贸易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实证研究了日本贸易结构中的产品技术分布，结果发现高技术产品中的大多数实现了结构升级，中等技术产品却出现了动态衰退。不难发现，日本贸易中的产品急需转型，否则会在世界市场中失去持续的竞争力，同时也说明了日本虽然一直处于GVC上游，但地位有所下降[10]。黎峰（2016年）集中于对一国产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含量进行研究，并将出口中的产品分为比较收益优势产品和比较收益劣势产品，并构造出口优化度指标（EO指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一国出口中的产品结构与该国在GVC的位置呈正相关关系，此外又结合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国际分工地位、国际分工参与度分别与一国处于GVC的地位呈正、负相关关系。这也为日本贸易结构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措施[11]。随后闫云风（2016年）基于GVC视角对包含日本在内的APEC的9个主要成员国的增加值贸易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日本以出口高附加值的核心零部件位于GVC的中间环节，但依然能从上游获得较多的贸易利得。[12]
（三）文献评述
尽管现有文献在全球价值链测度研究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对于日本的增加值贸易和GVC测定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为此，文章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做出以下创新：（1）现有研究主要运用HIY模型测度一国GVC的参与程度，文章则通过构建“GVC参与率”更加具体的说明日本参与GVC的现状；（2）以往对于GVC的测度主要以中国、中日对比为主，单独深入分析日本的文献相对少见，相较于此前，文章则通过构建GVC前、后向参与率以及GVC地位指数文章对于价值链测度指标的构建是借鉴了王直、库曼等人的测量方法。，以期更加细致、精准地了解日本参与GVC的程度、模式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二、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构建
基于以往对于GVC测度方法的研究成果，文章通过构建GVC参与度与GVC地位指数两个重要指标来考察日本参与GVC的程度、地位和分工情况。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二者均以增加值贸易为基础分别从整体和行业的角度考察日本制造业嵌入GVC的现状。增加值贸易能够准确地反映出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真实利得，同时GVC参与度、GVC地位指数的提出更能直觀地解释日本是以何种模式参与GVC、融入GVC达到何种程度、在GVC中处于何种地位，并以横向、纵向两个维度考察了日本在GVC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
借鉴Koopman（2010年）的做法，首先构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 GVC_participation，具体形式如下：
GVC_participation=IVirEir+FVirEir（1）
其中，IVir代表r国i产业间接附加值出口额，即r国i产业出口的中间投入品被进口国加工后出口至第三国的国内增加值；FVir代表r国i产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即r国i产业进口国外中间品加工再出口中所包含的外国增加值，Eir代表r国i产业的总值出口。
公式（1）派生出两个衡量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的重要指标，即GVC前后向参与率和后向参与率，其指标构建如下：
VSIir=IVirEir（2）
上式为GVC前向参与率指数（前向垂直专业化率），用来反映一国出口的中间产品对国外供应链的贡献程度。
VSir=FVirEir（3）
上式为GVC后向参与率指数（后向垂直专业化率），用来反映一国进口的中间产品对国外供应链的依赖程度。
2.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标
价值链地位指数实际上与价值链参与度是密切相关的。二者本质都是以一国进口中间品还是出口中间品为出发点测度该国参与GVC的程度，只是价值链地位指数更为具体化。文章更多的借鉴Koopman（2010）构建的GVC地位指标来反映日本在GVC中的分工地位：[9]
GVC_participationir=1n（1+IVirEir）-1n（1+FVirEir）（4）
由上式可知：GVC_position越大，说明该国越位于GVC上游，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越高，反之亦然；同时也不难发现一个一般性的结论：IV>FV，该国越位于GVC上游，说明该国主要向其他经济体提供中间产品；反之亦然。
（二）数据来源
文章根据日本参与全价值链的阶段性特征，采用OECD-TIVA数据库，选取了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2011年间断性数据，并参照此前WIOD数据库对于制造业的分类方法以及OECD数据库中的研发密度准则，将1995年—2011年间断时间内的出口中的产业部门划分为33类，并将囊括的14类制造业（C3—C16）分为低、中、高三大类（见表1）。其中低技术制造业包括C3、C4、C5、C6、C7、C16，中技术制造业包括C8、C10、C11、C12，高技术制造业包括C9、C13、C14、C15。
三、测度结果与分析
（一）日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考察
1.基于整体视角
根据式（1）、（2）和（3）测算了日本的GVC参与度指数，由图1的测算结果可知，日本参与GVC的程度之深是GVC前、后向参与率共同推动的结果。1995年—2011年日本的GVC参与率逐年提高，从1995年开始，GVC参与率一直保持在45%以上，尤其在2011年达到51.12%，说明日本参与GVC的程度不断加深。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GVC参与率出现了小幅下降，说明日本对于GVC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因为GVC参与率某种意义上可以用来衡量一国出口品的对外依赖程度对GVC造成的“负面”影响。
2.基于分行业视角
1995年—2011年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参与率均有小幅提升，虽然三者相距不大，但低技术制造业始终略高于中、高技术制造业（见图2）。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结构的改革以及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高度融合，加速了日本参与GVC的步伐，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参与率均呈稳中上升趋势，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略有下降，但很快又恢复了增长，说明日本融入GVC的程度不断加深。
（二）日本参与全球价值链模式考察
1.基于整体视角
如图1所示，日本的GVC前、后向参与率大体呈上升趋势，但在变化过程中有轻微下降。总体来看，日本制造业的GVC前向参与率远远高于后向参与率，且前向参与率约占整体参与率的70%，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日本制造业整体而言主要以前向嵌入模式嵌入GVC。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出口结构由传统的“国内研发、国外生产”的二元分工模式转变为现代的“世界制造”的全球分工模式，日本出口中的最终产品囊括了世界多国的生产制造环节，每一生产工序都带来相应的价值增值，且日本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稳居于GVC上游，在GVC分工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同时，日本以其产品构造和要素禀赋优势加速了以产品内贸易为主导的国际生产分工进程，以其精益求精的生产模式、自下而上的协调方式和随机应变的处理能力，完美地衔接起了GVC的上下游，日本出口中的产品在GVC的不同层次实现了多次跨越，GVC分工越来越精细，日本出口的价值链也不断地延伸。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日本GVC前、后向参与率均出现小幅波动，但对整体变化趋势影响不大。
2.基于分行业视角
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嵌入模式各不相同，低技术制造业主要借助于后向参嵌入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技术制造业是由GVC前、后向参与率共同提升引起的，即FV和IV同时上升，兼有前、后向参与模式；高技术制造业主要通过前向嵌入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即IV（间接附加值出口）比重很大。
中技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在于中技术制成品需要技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共同参与，其生产工序覆盖了GVC的各个环节。然而，日本却一直专注于高附价值产品的生产，企图获得GVC上游的高收益，但实际上不到10%，除了销售和售后服务占据40%的比例外，制造和组装环节高达44%，所获收益最终形成了“倒微笑曲线”，可以说，中技术制造业是以前向和后向模式共同参与到GVC分工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主要由于日本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比重上升，但近年来，其创新优势逐渐丧失，电子产品等国际竞争力也随之下降，导致日本出口中的核心零部件的种类逐年减少。由此看来，中技术制造业的发展有望成为日本制造业出口结构转型和升级的主要方向，可能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心。
文章选取了2009年GVC参与率排名靠前的11个国家（地区）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进行对比分析。由图3可知，欧盟中的5个小国开放经济体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的GVC参与率远远高于大国经济开放体美国和日本，但是这并不意味这些国家在GVC中的分工要高于美、日两国。与其他四国不同的是，爱尔兰GVC后向参与率是前向参与率的两倍多，说明后向参与率抬升了爱尔兰整体的GVC参与率水平。素有“欧洲小虎”称誉的爱尔兰依赖出口贸易成为了欧盟中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主要向其他国家出口普通机械、交通运输制成品等工业化产品。“钢铁王国”卢森堡由于资源贫乏，需要大量进口国外原材料，因此GVC后向参与率要高于前向参与率。其他三国原因相似，这里不再作出解释。另外，巴西、俄罗斯和沙特主要凭借资源禀赋优势位于GVC前端，三国出口的铁矿石、自然资源以及石油，主要作为进口国家的中间投入品，导致资源密集型国家的GVC前向参与率远远高于后向参与率。再看美国和日本，两个经济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尽管GVC参与率接近，其在GVC分工中的位置可能存在差异。日本GVC参与率（49.46%）高于美国（44.16%），两国的前向参与率分别为38.28%和32.62%，如果单从数据来看，两国都位于GVC上游，且日本更具优势。然而实际情况是，日本部分高端产品已经失去了传统的比较优势，而美国却将其发展为主导产业并加大力度投入，很明显，日本的GVC地位逐渐下滑，且与美国GVC分工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指出，中国参与GVC的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GVC前向参与率开始超过后向参与率，说明中国逐渐向GVC上游攀升，原因在于中国承接的加工贸易比重减少，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成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鉴于此，中国在制定经济发展策略时，大力加强对于前沿科技的扶持力度，在考虑到国家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引导企业提高科研开发能力，以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中国时刻关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动态，在目睹了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产业变革，中国意识到应该充分重視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建设性作用，在世界经济多元化趋势加强、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这一背景下，中国结合自身制造业的发展实际，紧锣密鼓的谋划着制造业模式的变革，与《中国制造2025》指导文件相呼应。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正在部署的产业升级战略加速了向GVC上游攀升的步伐。
（三）日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考察
1.基于整体视角
日本参与GVC的程度和模式是否决定其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呢？为了进一步分析日本在GVC中所处位置，根据式（4）测算了2000年—2011年日本参与GVC的地位指数，并测算了出口贸易总额分解中的IV和FV的贡献率，以此更加详细客观地了解日本制造业在GVC中的地位变迁情况，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在表2中，日本制造业的IV贡献率大于FV贡献率，这与日本制造业以出口中间品获得高附加值的结论是相符的。同时，日本制造业GVC地位指数较高且始终为正，说明日本一直位于GVC上游，国际分工地位较高。但是IV的贡献率逐渐降低，FV的贡献率逐渐上升，且GVC地位指数有所下降，说明日本制造业在国外供应链的出口优势逐渐变小，国内供应链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加深，国际分工地位有所下降，这也不难看出日本制造业是以前向为主、后向为辅的模式参与到GVC的国际分工之中。
从变动态势来看，2000年—2011年日本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见图4）：
第一阶段为2000年—2007年，居于上游位置并逐渐下滑。2000年以前，日本经历了“平成大萧条”时期，为了弥补泡沫经济带来的巨大亏损，日本果断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从2000年开始，日本经济发展就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在非常规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引导下，日本经济发展首次出现了“回温”，2000年—2007年日本GDP的实际增速达到了2%。此外，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也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日本作为“雁行模式”中的“领头雁”，以资本、技术优势顺利攀升到GVC的上游。但是在日本实行经济扩张计划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失效以及大肆进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原本已经停滞发展的实体经济面临着更大的困境，财政赤字规模进一步扩大，主权债务负担持续升高。此外，日元的持续升值以及通货紧缩带给运行的实体经济更大的压力，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削弱，社会投资严重不足，国内需求长期疲软，使得日本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
第二阶段为2008年至今，依然位于GVC上游，GVC地位略有上调后又逐渐下降。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日本政府采取的“经济复苏”计划略显成效，但伴随着接踵而至的欧债危机、震惊世界的3.11大地震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出现剧烈的震荡。据官方统计数据，2009年日本GDP出现了二战以后最大的负增长-6.3%，继2010年GDP出现4%的增长后，2011年GDP的增长率又下滑了0.1%。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依然名列前茅，最关键在于日本拥有对于核心技术研发的自主权，加上配套的系列组织生产模式，日本能够最大限度的获取GVC上游创造的收益。然而实际上，日本获益率最高的业务环节确是制造、组装环节，约占出口附加值的44%，而一直以来具备的科技研发环节仅占8.4%。伴随着新一批国际产业转移兴起，跨国公司的数量大增，跨国区域生产合作成为了现实，日本以FDI的形式将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产业纷纷转移至东亚的其他国家，具体表现在出口中间品比重下降，而此前一枝独秀的电子产业也逐渐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因此，日本应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积极调整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继续保持住GVC中的领先地位。
2.基于分行业视角
1995年—2011年日本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地位指数均呈阶段性波动特征，这里应该以2008年为临界点，2008年以前三类技术制造业GVC地位指数不断下滑，2008年达到最低谷后，2009年缓慢上升后2010年又出现下降，呈现出“倒N型”演变特征。其中中技术制造业下降幅度最大，并与其他两类制造业有一定的差距，说明了三类技术制造业均位于GVC上游，但有向下游蔓延的趋势。
文章又选取了2009年GVC地位指数排名靠前的10个国家进一步说明一国位于GVC的分工地位。从图6看出，GVC地位指数有正有负，说明这些国家分布于GVC的上下游。具体来看，沙特、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的GVC地位指数为正，而卢森堡为负，说明资源密集度程度高的国家位于GVC上游，反之亦然。此外，日本、美国的GVC地位指数为正，墨西哥为负，说明一国经济发展程度对GVC地位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中等发达国家韩国、新加坡GVC地位指数为负，说明两国出口的加工贸易比重偏大，FV要大于IV。中国、印尼、印度的GVC地位指数均为正，说明三国有效地制定了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分工地位也逐渐提高。总的说来，发达国家的国际分工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前者位于GVC上游，地位逐渐下滑；后者位于GVC下游，地位逐渐上升。刘海云和毛海鸥（2015年）在测算2000年—2011年39个国家的GVC地位指数时再次佐证了这个观点。[13]
日本高技術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呈现出分化趋势，一方面，电脑等办公用品、自动数据处理以及电气零件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局面，另一方面，光学设备制造业、摄影制造业等产品比较优势依然显著，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但电子产品的整体竞争力有所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1）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国民经济财富遭受惨烈的损失，日元持续升值造成资产大幅缩水，使得企业后期的科研投入资金明显不足，产品更新换代严重滞后，加上受到中、美、韩等电子产品的冲击，日本电子产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国际竞争优势明显衰退。（2）日本未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优势，对于显性比较优势大、产品密集度高且具有潜在出口优势的产品投入力度不够，未能掌握好世界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未能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部署正确的战略。尽管如此，日本仍旧位于GVC上游，从2000年和2008年来看，日本的GVC参与率上升一名，GVC地位指数仍旧排名第二，说明日本国际分工地位仍然较高。美国GVC地位指数排名第一，但GVC参与率略有下降，说明了新兴经济体的分工参与对美国产生了一定冲击。再看中国、印度、墨西哥，GVC参与率排名上升，但GVC地位指数却排名靠后，说明一国的富裕程度影响了GVC的国际分工地位，也说明了中、印、墨三国一直位于GVC下游，却有向上攀升的趋势。
纺织和鞋类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前所述，日本近年来将类似的产业更多地转移至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因此中、印等国的纺织和鞋类制造业的GVC参与率排名逐渐上升，但两国GVC地位指数排名落后，说明了中、印只是通过参与GVC下游分工获取低廉的加工费用。而日、美尽管GVC参与率不高，但GVC地位指数名列前茅，说明两国更多的参与到品牌研发、科技创新等高级生产工序中。
四、结论与启示
文章基于OECD-TiVA数据库，借助于所构建的GVC测度指标，对日本整体及三类技术制造业行业的GVC参与率和GVC地位指数进行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参与GVC程度、模式和国际分工地位，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1995年—2011年日本制造业的GVC参与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且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参与率的变化趋势与整体相一致，说明日本整体及三类技术制造业融入GVC的程度不断加深。
其次，日本制造业GVC前向参与率始终高于GVC后向参与率，说明日本主要以前向模式参与GVC分工。而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参与率尽管都呈“倒N型”波动趋势，但波动的原因不尽相同。低技术制造业主要由后向参与率引起的，中技术制造业由前、后向参与率共同引起的，高技术制造业主要由后向参与率引起的。说明三者的参与模式不尽相同。
最后，日本整体及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地位指数始终为正，但呈现下滑趋势，说明其始终位于GVC上游，但国际分工地位逐渐下降，国际竞争优势随之递减。
以上分析不仅有助于客观地认识日本参与GVC的程度、模式及国际分工地位，更为中国如何发展比较优势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第一，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提高国内增加值是扭转中国对外贸易形势的关键，中国应该充分认识后向参与模式的弊端，大批量的装配生产并不能创造超额利润。尤其在知识经济成为新兴增长点的今天，中国应该立足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创新驱动战略，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推动核心技术的研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中国向前向参与模式的转变。
第二，中国应该继续保持传统制造业中依靠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获取价值增值的优势领域，同时推动技术密集型行业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突破，使其有望转变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中国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
第三，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协作，构建“互利共赢”的对外贸易格局是规避利益分配不均的有效措施。此外，中国应该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重点依托“一带一路”以及双边、多边FTA战略，加强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拓宽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为自身争取更高的话语权，逐渐提升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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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颖]
摘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日本无疑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获益者，故全面考察日本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与地位，可为中国参与GVC分工提供可靠的经验支持。文章基于附加值贸易视角，利用OECD-TIVA数据库构建了GVC参与度与GVC地位指数，并从整体和分行业视角测度日本制造业参与GVC的程度、模式以及在GVC中的地位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从GVC参与程度而言，日本制造业的GVC前、后向參与率均呈现稳中上升趋势。（2）从GVC参与模式而言，日本制造业行业主要借助于前向参与模式嵌入GVC，其GVC前向参与率远高于后向参与率。（3）从GVC地位来看，日本一直在GVC分工中位居较高的地位。但从变动趋势来看，其GVC地位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其中，中技术制造业下降幅度最为明显，低、高技术制造业次之。
关键词：附加值贸易；全球价值链；GVC参与率；GVC地位指数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1-0030-12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1004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全球运输和通
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简称GVC）分工中，在这种分工体系下，一国出口中的最终产品承接了大量的生产工序，产品的生产环节分布于各个国家（地区），多国分工、多国制造的生产局面派生出大量的中间品贸易，而中间品的多次流转使得以测度贸易总额为核心的传统贸易体系高估了真实的贸易利得，即“所见非所得”，与实际的价值增值产生了极大的偏差。例如，一部苹果手机的生产制造，从最初的生产设计，到零部件的加工组装，再到最后成品销售，这一系列的生产环节呈现出完备的价值链体系，即处在价值链下游的国家（中国）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环节，以进口的零部件作为中间投入品，经加工装配后出口至最终需求所在国，其国外价值增值来源于最终产品的生产阶段，而处在价值链上游的国家（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凭借其技术创新优势，从事高附加值的核心零部件的生产，所得的价值增值来源于中间品的生
产。由此统计出的贸易数据应该同时包含来自上下游国家的价值增值，但实际情况是传统的贸易统计
体系往往计入的是最终环节的贸易总额，而非价值增值部分，这就造成贸易利益重复计算的混乱局面。在此背景下，增加值贸易的涌现更好地还原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真实局面。日本作为东亚经济
体的“领头雁东亚经济区域合作又名“雁阵模式”，日本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显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该区域发展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习惯称之为“领头雁”。”，其制造业参与GVC分工的程度之深、地位之高，使得全面考察日本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模式与地位，可为中国参与GVC分工提供可靠的经验支持。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生产分工格局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贸易的性质也发生着深刻的改变，从完整的产业间贸易到更加细分的产品内贸易，从产品之间的比较优势到更加注重生产工序的比较优势，新型国际贸易格局的形成亟待更加准确的贸易统计方式。然而，传统的贸易统计体系无法还原各国对于GDP的实际贡献，部分增加值由于被重复计算从而高估了一国出口的贸易规模，造成了贸易总额远远高于贸易增加值的“统计幻象”。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
1.全球价值链测度研究的起步阶段。Hummels等（2001年）最早以垂直专业化指数（HIY模型）测度一国的GVC参与程度，即测算一国出口中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国外附加值），并基于行业层面测度了OECD10国和4个新兴经济体的垂直专业化指数，由于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经后期修订后又提出了前、后向垂直专业化指数（VSI、VS）[1]。随后，K.M.Yi（2003年）Hummels等（2001年）HIY模型测度了美国的垂直专业化指数，结果发现：美国贸易增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GVC所带动的垂直专业化的发展[2]。
2.全球价值链测度研究的发展阶段。事实上，HIY模型存在着诸多弊端：（1）国内消费品和出口中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相同；（2）进口投入品100%由国外提供。为规避以上问题给全球价值链测度带来的诸多困扰，近年来诸多文献试图采用附加值贸易测算一国参与GVC的程度。Daudin等（2011年）基于附加值贸易角度，运用GTAP数据库计算66个国家（地区）及55个部门出口中的进口投入品份额、出口中间品至别国经加工后再出口至第三国份额、出口至第三国再重新进口份额，从而揭示了“谁为谁生产”的问题[3]。Johnson and Noguera（2012年）利用GTAP数据库和WIOD数据库测度了一国的附加值贸易[4]。Johnson and Noguera（2012年）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出口附加值的定义，即一国出口中的增加值被最后需求所在国消耗吸收的部分，并测量了87国的增加值与总出口的比率（VAX比率），然后分别从国家、行业及双边贸易的角度进行了相关分析。Johnson and Noguera（2012年）此后结合双边贸易以及生产投入数据又对1970年-2009年间42国的出口附加值及VAX比率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VAX比率与地理位置和贸易壁垒有关[5]。
3.全球价值链测度研究的成熟阶段。尽管附加值贸易在测度全球价值链分工方面已经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可，但其仍存在着弊端（Antras，2013年）：一方面无法度量双边贸易；另一方面，VAX比率相同，原因却大不相同，显然VAX比率并不能准确反应一国在GVC中分工地位。[6]为此，Wang等（2013年）基于里昂惕夫的分解框架，采用WIOD数据库，从双边贸易角度将1995-2011年40个国家的35个部门的总出口详细分解为各部分的附加值，建立起GVC链条中各部分之间的联系。Koopman等（2010年）融合了HIY模型和部分附加值测度方法，并结合官方统计数据，进一步将总出口分解为国内增加值（DVA）、国外增加值（FVA）、国内增加值折返和重复计算部分，从而便于理解一国位于GVC的相对位置（上游与下游）和一国融入GVC的进程，同时易于呈现出一国对外贸易的模式和国家收入的分配格局。FosterMcGregor N and Stehrer R（2013年）基于WIOD 数据库和附加值贸易的角度，测度出同时包含进出口的中间品贸易的贸易利得，从而分析出GVC的参与潜力。而后，部分学者以上、下游度指标来衡量一国参与GVC的程度[7]。Antras and Davin Chor（2013年）通过测度一国出口中的下游度指数（downsreamness）来实现GVC的最优分配，并利用2002年美国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测量[6]。此外，Antras（2012年）通过构建平均上游度指数来测度一个行业距离最终需求的平均距离，并运用2002年美国的投入产出数据以及OECD数据库，测度了426个行业的平均上游度水平，又结合回归分析得出结论：一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国在GVC中的地位。[8]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
国内学者对于一国的GVC测度方法与国外学者有着相似之处。潘文卿和李根强（2014年）借鉴了现有文献中测度GVC的方法，即HIY模型和基于投入产出数据核算的增加值贸易，系统的梳理了增加值贸易和传统贸易统计体系测算之间的区别和联系[9]。孙亚轩（2013）基于增加值贸易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实证研究了日本贸易结构中的产品技术分布，结果发现高技术产品中的大多数实现了结构升级，中等技术产品却出现了动态衰退。不难发现，日本贸易中的产品急需转型，否则会在世界市场中失去持续的竞争力，同时也说明了日本虽然一直处于GVC上游，但地位有所下降[10]。黎峰（2016年）集中于对一国产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含量进行研究，并将出口中的产品分为比较收益优势产品和比较收益劣势产品，并构造出口优化度指标（EO指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一国出口中的产品结构与该国在GVC的位置呈正相关关系，此外又结合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国际分工地位、国际分工参与度分别与一国处于GVC的地位呈正、负相关关系。这也为日本贸易结构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措施[11]。随后闫云风（2016年）基于GVC视角对包含日本在内的APEC的9个主要成员国的增加值贸易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日本以出口高附加值的核心零部件位于GVC的中间环节，但依然能从上游获得较多的贸易利得。[12]
（三）文献评述
尽管现有文献在全球价值链测度研究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对于日本的增加值贸易和GVC测定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为此，文章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做出以下创新：（1）现有研究主要运用HIY模型测度一国GVC的参与程度，文章则通过构建“GVC参与率”更加具体的说明日本参与GVC的现状；（2）以往对于GVC的测度主要以中国、中日对比为主，单独深入分析日本的文献相对少见，相较于此前，文章则通过构建GVC前、后向参与率以及GVC地位指数文章对于价值链测度指标的构建是借鉴了王直、库曼等人的测量方法。，以期更加细致、精准地了解日本参与GVC的程度、模式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二、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构建
基于以往对于GVC测度方法的研究成果，文章通过构建GVC参与度与GVC地位指数两个重要指标来考察日本参与GVC的程度、地位和分工情况。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二者均以增加值贸易为基础分别从整体和行业的角度考察日本制造业嵌入GVC的现状。增加值贸易能够准确地反映出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真实利得，同时GVC参与度、GVC地位指数的提出更能直觀地解释日本是以何种模式参与GVC、融入GVC达到何种程度、在GVC中处于何种地位，并以横向、纵向两个维度考察了日本在GVC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
借鉴Koopman（2010年）的做法，首先构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 GVC_participation，具体形式如下：
GVC_participation=IVirEir+FVirEir（1）
其中，IVir代表r国i产业间接附加值出口额，即r国i产业出口的中间投入品被进口国加工后出口至第三国的国内增加值；FVir代表r国i产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即r国i产业进口国外中间品加工再出口中所包含的外国增加值，Eir代表r国i产业的总值出口。
公式（1）派生出两个衡量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的重要指标，即GVC前后向参与率和后向参与率，其指标构建如下：
VSIir=IVirEir（2）
上式为GVC前向参与率指数（前向垂直专业化率），用来反映一国出口的中间产品对国外供应链的贡献程度。
VSir=FVirEir（3）
上式为GVC后向参与率指数（后向垂直专业化率），用来反映一国进口的中间产品对国外供应链的依赖程度。
2.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标
价值链地位指数实际上与价值链参与度是密切相关的。二者本质都是以一国进口中间品还是出口中间品为出发点测度该国参与GVC的程度，只是价值链地位指数更为具体化。文章更多的借鉴Koopman（2010）构建的GVC地位指标来反映日本在GVC中的分工地位：[9]
GVC_participationir=1n（1+IVirEir）-1n（1+FVirEir）（4）
由上式可知：GVC_position越大，说明该国越位于GVC上游，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越高，反之亦然；同时也不难发现一个一般性的结论：IV>FV，该国越位于GVC上游，说明该国主要向其他经济体提供中间产品；反之亦然。
（二）数据来源
文章根据日本参与全价值链的阶段性特征，采用OECD-TIVA数据库，选取了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2011年间断性数据，并参照此前WIOD数据库对于制造业的分类方法以及OECD数据库中的研发密度准则，将1995年—2011年间断时间内的出口中的产业部门划分为33类，并将囊括的14类制造业（C3—C16）分为低、中、高三大类（见表1）。其中低技术制造业包括C3、C4、C5、C6、C7、C16，中技术制造业包括C8、C10、C11、C12，高技术制造业包括C9、C13、C14、C15。
三、测度结果与分析
（一）日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考察
1.基于整体视角
根据式（1）、（2）和（3）测算了日本的GVC参与度指数，由图1的测算结果可知，日本参与GVC的程度之深是GVC前、后向参与率共同推动的结果。1995年—2011年日本的GVC参与率逐年提高，从1995年开始，GVC参与率一直保持在45%以上，尤其在2011年达到51.12%，说明日本参与GVC的程度不断加深。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GVC参与率出现了小幅下降，说明日本对于GVC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因为GVC参与率某种意义上可以用来衡量一国出口品的对外依赖程度对GVC造成的“负面”影响。
2.基于分行业视角
1995年—2011年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参与率均有小幅提升，虽然三者相距不大，但低技术制造业始终略高于中、高技术制造业（见图2）。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结构的改革以及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高度融合，加速了日本参与GVC的步伐，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参与率均呈稳中上升趋势，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略有下降，但很快又恢复了增长，说明日本融入GVC的程度不断加深。
（二）日本参与全球价值链模式考察
1.基于整体视角
如图1所示，日本的GVC前、后向参与率大体呈上升趋势，但在变化过程中有轻微下降。总体来看，日本制造业的GVC前向参与率远远高于后向参与率，且前向参与率约占整体参与率的70%，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日本制造业整体而言主要以前向嵌入模式嵌入GVC。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出口结构由传统的“国内研发、国外生产”的二元分工模式转变为现代的“世界制造”的全球分工模式，日本出口中的最终产品囊括了世界多国的生产制造环节，每一生产工序都带来相应的价值增值，且日本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稳居于GVC上游，在GVC分工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同时，日本以其产品构造和要素禀赋优势加速了以产品内贸易为主导的国际生产分工进程，以其精益求精的生产模式、自下而上的协调方式和随机应变的处理能力，完美地衔接起了GVC的上下游，日本出口中的产品在GVC的不同层次实现了多次跨越，GVC分工越来越精细，日本出口的价值链也不断地延伸。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日本GVC前、后向参与率均出现小幅波动，但对整体变化趋势影响不大。
2.基于分行业视角
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嵌入模式各不相同，低技术制造业主要借助于后向参嵌入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技术制造业是由GVC前、后向参与率共同提升引起的，即FV和IV同时上升，兼有前、后向参与模式；高技术制造业主要通过前向嵌入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即IV（间接附加值出口）比重很大。
中技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在于中技术制成品需要技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共同参与，其生产工序覆盖了GVC的各个环节。然而，日本却一直专注于高附价值产品的生产，企图获得GVC上游的高收益，但实际上不到10%，除了销售和售后服务占据40%的比例外，制造和组装环节高达44%，所获收益最终形成了“倒微笑曲线”，可以说，中技术制造业是以前向和后向模式共同参与到GVC分工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主要由于日本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比重上升，但近年来，其创新优势逐渐丧失，电子产品等国际竞争力也随之下降，导致日本出口中的核心零部件的种类逐年减少。由此看来，中技术制造业的发展有望成为日本制造业出口结构转型和升级的主要方向，可能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心。
文章选取了2009年GVC参与率排名靠前的11个国家（地区）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进行对比分析。由图3可知，欧盟中的5个小国开放经济体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的GVC参与率远远高于大国经济开放体美国和日本，但是这并不意味这些国家在GVC中的分工要高于美、日两国。与其他四国不同的是，爱尔兰GVC后向参与率是前向参与率的两倍多，说明后向参与率抬升了爱尔兰整体的GVC参与率水平。素有“欧洲小虎”称誉的爱尔兰依赖出口贸易成为了欧盟中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主要向其他国家出口普通机械、交通运输制成品等工业化产品。“钢铁王国”卢森堡由于资源贫乏，需要大量进口国外原材料，因此GVC后向参与率要高于前向参与率。其他三国原因相似，这里不再作出解释。另外，巴西、俄罗斯和沙特主要凭借资源禀赋优势位于GVC前端，三国出口的铁矿石、自然资源以及石油，主要作为进口国家的中间投入品，导致资源密集型国家的GVC前向参与率远远高于后向参与率。再看美国和日本，两个经济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尽管GVC参与率接近，其在GVC分工中的位置可能存在差异。日本GVC参与率（49.46%）高于美国（44.16%），两国的前向参与率分别为38.28%和32.62%，如果单从数据来看，两国都位于GVC上游，且日本更具优势。然而实际情况是，日本部分高端产品已经失去了传统的比较优势，而美国却将其发展为主导产业并加大力度投入，很明显，日本的GVC地位逐渐下滑，且与美国GVC分工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指出，中国参与GVC的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GVC前向参与率开始超过后向参与率，说明中国逐渐向GVC上游攀升，原因在于中国承接的加工贸易比重减少，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成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鉴于此，中国在制定经济发展策略时，大力加强对于前沿科技的扶持力度，在考虑到国家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引导企业提高科研开发能力，以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中国时刻关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动态，在目睹了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产业变革，中国意识到应该充分重視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建设性作用，在世界经济多元化趋势加强、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这一背景下，中国结合自身制造业的发展实际，紧锣密鼓的谋划着制造业模式的变革，与《中国制造2025》指导文件相呼应。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正在部署的产业升级战略加速了向GVC上游攀升的步伐。
（三）日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考察
1.基于整体视角
日本参与GVC的程度和模式是否决定其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呢？为了进一步分析日本在GVC中所处位置，根据式（4）测算了2000年—2011年日本参与GVC的地位指数，并测算了出口贸易总额分解中的IV和FV的贡献率，以此更加详细客观地了解日本制造业在GVC中的地位变迁情况，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在表2中，日本制造业的IV贡献率大于FV贡献率，这与日本制造业以出口中间品获得高附加值的结论是相符的。同时，日本制造业GVC地位指数较高且始终为正，说明日本一直位于GVC上游，国际分工地位较高。但是IV的贡献率逐渐降低，FV的贡献率逐渐上升，且GVC地位指数有所下降，说明日本制造业在国外供应链的出口优势逐渐变小，国内供应链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加深，国际分工地位有所下降，这也不难看出日本制造业是以前向为主、后向为辅的模式参与到GVC的国际分工之中。
从变动态势来看，2000年—2011年日本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见图4）：
第一阶段为2000年—2007年，居于上游位置并逐渐下滑。2000年以前，日本经历了“平成大萧条”时期，为了弥补泡沫经济带来的巨大亏损，日本果断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从2000年开始，日本经济发展就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在非常规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引导下，日本经济发展首次出现了“回温”，2000年—2007年日本GDP的实际增速达到了2%。此外，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也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日本作为“雁行模式”中的“领头雁”，以资本、技术优势顺利攀升到GVC的上游。但是在日本实行经济扩张计划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失效以及大肆进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原本已经停滞发展的实体经济面临着更大的困境，财政赤字规模进一步扩大，主权债务负担持续升高。此外，日元的持续升值以及通货紧缩带给运行的实体经济更大的压力，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削弱，社会投资严重不足，国内需求长期疲软，使得日本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
第二阶段为2008年至今，依然位于GVC上游，GVC地位略有上调后又逐渐下降。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日本政府采取的“经济复苏”计划略显成效，但伴随着接踵而至的欧债危机、震惊世界的3.11大地震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出现剧烈的震荡。据官方统计数据，2009年日本GDP出现了二战以后最大的负增长-6.3%，继2010年GDP出现4%的增长后，2011年GDP的增长率又下滑了0.1%。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依然名列前茅，最关键在于日本拥有对于核心技术研发的自主权，加上配套的系列组织生产模式，日本能够最大限度的获取GVC上游创造的收益。然而实际上，日本获益率最高的业务环节确是制造、组装环节，约占出口附加值的44%，而一直以来具备的科技研发环节仅占8.4%。伴随着新一批国际产业转移兴起，跨国公司的数量大增，跨国区域生产合作成为了现实，日本以FDI的形式将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产业纷纷转移至东亚的其他国家，具体表现在出口中间品比重下降，而此前一枝独秀的电子产业也逐渐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因此，日本应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积极调整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继续保持住GVC中的领先地位。
2.基于分行业视角
1995年—2011年日本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地位指数均呈阶段性波动特征，这里应该以2008年为临界点，2008年以前三类技术制造业GVC地位指数不断下滑，2008年达到最低谷后，2009年缓慢上升后2010年又出现下降，呈现出“倒N型”演变特征。其中中技术制造业下降幅度最大，并与其他两类制造业有一定的差距，说明了三类技术制造业均位于GVC上游，但有向下游蔓延的趋势。
文章又选取了2009年GVC地位指数排名靠前的10个国家进一步说明一国位于GVC的分工地位。从图6看出，GVC地位指数有正有负，说明这些国家分布于GVC的上下游。具体来看，沙特、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的GVC地位指数为正，而卢森堡为负，说明资源密集度程度高的国家位于GVC上游，反之亦然。此外，日本、美国的GVC地位指数为正，墨西哥为负，说明一国经济发展程度对GVC地位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中等发达国家韩国、新加坡GVC地位指数为负，说明两国出口的加工贸易比重偏大，FV要大于IV。中国、印尼、印度的GVC地位指数均为正，说明三国有效地制定了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分工地位也逐渐提高。总的说来，发达国家的国际分工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前者位于GVC上游，地位逐渐下滑；后者位于GVC下游，地位逐渐上升。刘海云和毛海鸥（2015年）在测算2000年—2011年39个国家的GVC地位指数时再次佐证了这个观点。[13]
日本高技術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呈现出分化趋势，一方面，电脑等办公用品、自动数据处理以及电气零件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局面，另一方面，光学设备制造业、摄影制造业等产品比较优势依然显著，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但电子产品的整体竞争力有所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1）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国民经济财富遭受惨烈的损失，日元持续升值造成资产大幅缩水，使得企业后期的科研投入资金明显不足，产品更新换代严重滞后，加上受到中、美、韩等电子产品的冲击，日本电子产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国际竞争优势明显衰退。（2）日本未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优势，对于显性比较优势大、产品密集度高且具有潜在出口优势的产品投入力度不够，未能掌握好世界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未能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部署正确的战略。尽管如此，日本仍旧位于GVC上游，从2000年和2008年来看，日本的GVC参与率上升一名，GVC地位指数仍旧排名第二，说明日本国际分工地位仍然较高。美国GVC地位指数排名第一，但GVC参与率略有下降，说明了新兴经济体的分工参与对美国产生了一定冲击。再看中国、印度、墨西哥，GVC参与率排名上升，但GVC地位指数却排名靠后，说明一国的富裕程度影响了GVC的国际分工地位，也说明了中、印、墨三国一直位于GVC下游，却有向上攀升的趋势。
纺织和鞋类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前所述，日本近年来将类似的产业更多地转移至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因此中、印等国的纺织和鞋类制造业的GVC参与率排名逐渐上升，但两国GVC地位指数排名落后，说明了中、印只是通过参与GVC下游分工获取低廉的加工费用。而日、美尽管GVC参与率不高，但GVC地位指数名列前茅，说明两国更多的参与到品牌研发、科技创新等高级生产工序中。
四、结论与启示
文章基于OECD-TiVA数据库，借助于所构建的GVC测度指标，对日本整体及三类技术制造业行业的GVC参与率和GVC地位指数进行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参与GVC程度、模式和国际分工地位，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1995年—2011年日本制造业的GVC参与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且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参与率的变化趋势与整体相一致，说明日本整体及三类技术制造业融入GVC的程度不断加深。
其次，日本制造业GVC前向参与率始终高于GVC后向参与率，说明日本主要以前向模式参与GVC分工。而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参与率尽管都呈“倒N型”波动趋势，但波动的原因不尽相同。低技术制造业主要由后向参与率引起的，中技术制造业由前、后向参与率共同引起的，高技术制造业主要由后向参与率引起的。说明三者的参与模式不尽相同。
最后，日本整体及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地位指数始终为正，但呈现下滑趋势，说明其始终位于GVC上游，但国际分工地位逐渐下降，国际竞争优势随之递减。
以上分析不仅有助于客观地认识日本参与GVC的程度、模式及国际分工地位，更为中国如何发展比较优势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第一，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提高国内增加值是扭转中国对外贸易形势的关键，中国应该充分认识后向参与模式的弊端，大批量的装配生产并不能创造超额利润。尤其在知识经济成为新兴增长点的今天，中国应该立足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创新驱动战略，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推动核心技术的研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中国向前向参与模式的转变。
第二，中国应该继续保持传统制造业中依靠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获取价值增值的优势领域，同时推动技术密集型行业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突破，使其有望转变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中国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
第三，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协作，构建“互利共赢”的对外贸易格局是规避利益分配不均的有效措施。此外，中国应该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重点依托“一带一路”以及双边、多边FTA战略，加强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拓宽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为自身争取更高的话语权，逐渐提升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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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