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培养

    摘 要：文化安全是深层次的国家战略安全，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面，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文脉赓续和存亡发展。而近年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虎视眈眈，持续不断地向我国进行文化扩张。大学生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培养是大学生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大学生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培养纳入生态语言学的视野内考察，从思维最重要的载体——语言的角度对大学生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识现状及影响因子进行调查研究。

    关键词：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意识;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

    0 引言

    胡惠林在《为何要强调国家文化安全》中强调，“除了物质力量、国防力量之外，另一个能够改变国家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就是文化。”随着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冲突不断加深，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实为迫在眉睫。经过多年精心的策划部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语言优势，通过政治、经济、媒体、宗教、科技等多渠道对我国进行了极其强势的文化扩张，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大学生群体尚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阶段，且大多缺乏科学的理论体系，更易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使其缺失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文化自信，甚至形成对国家主流意識形态和民族历史的错误理解。

    作为人类思维最重要的载体，语言是文化和意识形态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国家语言安全也自然是国家文化安全重要的一部分。西方国家近些年大量输出本国语言产品，如书籍、电影、电视剧、新闻、报刊等，对我们进行着“润物细无声”式的文化渗透。大学生中不乏有语言和文化安全意识淡薄的现象，如一味崇拜西方事物，认为英语的国际声望远高于汉语，对英语学习的重视程度远高于汉语等。本文将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阐述语言之于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并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调查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现状，着重探究大学生的汉语生态状况，并分析相关影响因子，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尤其是语言安全意识培养的建议。

    1 生态语言学

    生态语言学是近几十年由生态学与语言学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它的任务是通过研究语言的生态因素和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揭示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在生态语言学领域，主要存在“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两个流派。“豪根模式”认为语言与生物一样，具备着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强调语言与自然世界的依存关系，而“韩礼德模式”则主要强调语言对生态所产生的作用。但无论是何种模式，都强调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生态的平衡。

    进入新世纪以来，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包括维持生命的各种生态语言的多样性、语言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保护濒危语言、“弱语言”问题等。语言环境的公平性对于保护语言资源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抑制文化霸权有着十分主要的意义（童珊，2014）;随着英语进入汉语语言生态，大学生在感受文化多样性和拓展视野的同时，也易受到以英语为外壳的西方文化强势输入的影响。维护语言安全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秉承“多语共生、和谐发展”的理念，在大学教育中努力创建良好的语言及文化生态环境。

    2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调查与分析

    2.1 调查问题

    （1）高校大学生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识整体状况如何？

    （2）高校大学生群体的汉语生态状况如何？

    （3）影响高校大学生汉语安全意识的因素有哪些？

    2.2 调查对象

    笔者选取的调查对象为来自河南省普通本科院校的839名大学生，涉及大学4个年级，18个专业，其中包括理工类专业和文史类专业。

    2.3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调查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课题组经过讨论及咨询相关专家，制定了一份基于生态语言学的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意识调查问卷。该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个人情况，包括性别、专业、年级、大学阶段之前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地域、家庭爱国主义教育情况、外语学习时间、外语能力、对待思政课的态度8项内容，它们将成为分析结果时要探究的影响因子。在第二部分，大学生将从传统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平等等方面对文化安全意识进行自我评估。第三部分则重点调查大学校园中的汉语生态状况，问卷从语言态度、语言格局、语言标准差异、文化输出能力等几个方面设计问题。问卷第二、三部分选项的设计和数据采集采用liker五级量表（5=完全同意，4=基本同意，3=不确定，2=不同意，1=完全不同意）。

    课题组使用SPSS2.0对问卷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该问卷信度值为0.711，说明问卷可信度较高，而后通过问卷星进行正式发放，共收到有效问卷830份。与此同时，课题组还随机选取了5名大学生和3位高校教师进行访谈。

    2.4 调查结果与讨论

    笔者根据liker五级量表进行信息采集，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的自我评估达到了平均分4.23分，但第三部分问题的平均分却只有2.45分，说明虽然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看，当代大学生具备较强的文化安全意识，但我们看到，大学校园的汉语生态已经受到了英语和其对应文化的影响。例如，68.8%的学生选择了“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汉语在全球范围内的声望高于英语。”。这说明从语言格局的角度来说，学生对汉语的态度并不够自信。81.1%的学生能够读懂或轻松读懂一段介绍西方节日的英语短文，但47.6%的学生不能够“用英语熟练地介绍自己家乡的风俗或中国历史上的某位重要人物。”，40.6%的学生选择了“不确定”。这说明学生用英语进行文化输出的能力远不如识别西方文化信息的能力。

    笔者将第一部分的结果分别作为自变量，将第二、三部分作为因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发现在所选取的大学生汉语安全意识影响因子中，一部分的影响并不明显，如专业（理工类2.46，文史类2.45）和地域（西北地区2.46，南方地区2.46，北方地区2.45）。另外6个要素则对二、三部分的数据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性别。男生的平均得分（2.55）略高于女生（2.38），说明男生具备更强的文化安全意识，尤其是语言安全意识。通过进一步访谈，学生表示可能是因为男生更喜欢关注时事、讨论时局，所以对于文化安全也就有着更多的了解和感悟。

    （2）年级。调查结果显示，大四学生的平均得分最高，大三学生次之，大一大二学生得分偏低。大一、大二的学生尚处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所以也的确更易受到外来事物的影响，但大三、大四的学生的观念已经基本形成，看待事物更加成熟，所以对于西方事物也就慢慢少了许多崇拜和向往，这也说明现阶段高校的思政教育是有明显成效的。

    （3）家庭爱国主义教育情况。在第一部分的问题中，一半学生选择了“父母经常对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另一半则选择了“这方面没有和父母过多交流”，两组同学最后的得分相差较大，前一组学生得分为3.06，后一组学生为2.32，可见虽然学生都已成年，且经过多年思政教育，但家庭教育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视，但令人欣慰的是，无人选择“父母认为在西方学习、工作或定居是成功的表现”，说明虽然存在父母不与孩子就这一话题进行交流的情况，但也并未向孩子传达西方至上的错误观念。

    （4）外語学习时间。数据显示，每周学生英语时间最长的一组（12小时以上）和最短的一组（2小时以下）的平均分最高。

    （5）外语能力。已通过六级的学生平均得分明显高于通过四级和只通过了高考的学生。由此可见，并非英语学习时间较长或水平较高的同学就会更易受到英语的影响，恰恰相反，通过访谈可知，通过六级的同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有过阅读外刊的学习经历，所以对于西方国家的宣传更加了解，对其文化侵入的野心也更为敏感。

    （6）对待思政课的态度。作为大学生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思政课对于建立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调查结果显示，仍有9%的同学认为只是为了学分而上课，而没有充分重视思政课，这部分同学的文化安全意识平均得分也自然要远低于非常重视思政课的大部分同学。

    在访谈中，教师们表示高校教师应当都对课程思政提高重视，提高自身政治素养的同时也要积极参加教学法培训，认真学习和思考课堂设计和课程思政的自然融合;根据学生的特点，灵活运用网络媒体上的信息，与学生拉近距离;教材中可以适当加入思政方面的内容等。

    3 关于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培养的建议

    第一，提高高校教师思政水平，加强课程思政与教学设计的有效融合。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思政教育不再只是思政课堂的任务，高校教师都应时刻谨记为祖国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的伟大使命。教师应提高自身思政素质，以身作则，弘扬正气。同时，如何将课程思政与教学设计进行融合也是一项重要的议题，要用潜移默化的教育，而不是单纯的宣读说教，努力让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生心中植根生长。

    第二，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弥补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缺失。如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的文化安全意识受家庭教育的影响依然明显，这就要求教师更要关爱学生，与学生多谈话，及时发现其思想上的不良倾向并进行纠正。学生思想上出现困惑时，帮助其分析事实，悉心劝导。主动与学生讨论社会热点问题，并给出正确导向。尊重学生的沟通模式，除了当面交谈，也可通过社交软件与学生交流。

    第三，推进教材思政化改革。大学生的多数教材一般仍以传达专业知识为主，在大思政背景下，教师可积极参与“思政版”教材的编写，为专业知识增添家国情怀。以大学英语精读教材为例，近些年高校常使用的大学英语精读教材一般都是只以英文原版文章为主要素材，文化方面的教学内容和目标也只是文中涉及的西方文化，鲜有教材会有相关中国文化输出或中西文化对比的版块，学生自然容易只重视英语语言本身和西方文化的学习而缺失中国文化自觉。

    第四，推进教学目标与教学评价改革。以外语教学为例，教师在设置教学目标时，应尝试在每个单元的内容中挖掘相关的中国文化方面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如学生的中国文化输出的能力，用批判性思维看待西方文化的能力等。在教学评价阶段，也应对中国文化或中西文化对比方面的内容有所体现。

    第五，重视英语教学，提高学生文化输出能力。根据调查可知，英语语言能力越好的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意识相对更强，故高校英语教师应不断思考教学方法创新，提高教学效果，增加学生语言输出训练。我们的文化自信不能靠闭门造车，而是应该进一步拓宽视野，了解世界，才能够更加理性和科学的看待问题。

    每一时期的学者都肩负着自己的历史使命，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应饱含家国情怀，努力保护中华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帮助学生提高文化安全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冯广义.论语言生态与语言国策[J].中南民族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a： 159-163

    [2]胡惠林.为何要强调国家文化安全[J].人民论坛.2013（S2）：63

    [3]马月秋.西方语言规划观的演变及对我国语言政策的思考[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1）：49-52

    [4]童珊.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文化霸权的视角马克思主义研究[J].2014，（5）：69-75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201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指导性项目“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培养”（项目编号2019-ZDJH-669）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佳（1988-），女，汉族，河南开封人，中原工学院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理论与跨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