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ODA—ADB框架下的开发援助及其启示
张磊 崔岩
摘要：日本是参与政府开发援助（ODA）的重要国家之一，也是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实际领导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已经建立了成熟的ODAADB框架模式，无论作为双边援助体系中的援助国，还是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下的领导者，日本都在不断追逐自身利益并推进国家战略。通过近年来日本在南亚地区，尤其是在印度的开发援助活动可以发现，两种貌似不同的援助方式，实则指导思想别无二致。日本在南亚地区开发援助的信念与实践充分反映了二者从属于同一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并彰显其意欲扩大地区性影响力的政治与经济企图。
关键词：政府开发援助；亚洲开发银行；ODAADB框架；南亚地区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1-0021-09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1003
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属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AC）主导下进行的，是面向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提供的一种经济援助，形式上包括：有偿资金援助、无偿资金援助以及技术援助等。目前，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的ODA资金来自于DAC成员国，而日本一直以来是DAC的主要成员国之一。日本在大力推进由本国政府主导的ODA之外，还组建了由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该行作为多边开发体系下的金融机构，是基于区域性政府间开发合作的国际金融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开发援助，帮助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体消除贫困，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ODA主要是通过双边援助的手段，在国与国之间建立经济援助关系；而以ADB为代表的区域性开发银行主要是通过多边合作的方法，打通融资渠道，在某一国主导下形成的系统性的国际政府间融资平台。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通过政府开发援助和亚洲开发银行两种方式，逐渐形成了ODAADB框架体系，为其追求国家利益、实现战略意图打下了坚实基础。近年来，这一开发援助框架体系又在南亚地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空间。在经济外交和基于人道主义援助的旗帜下，日本将ODAADB框架作为一类战略工具，不仅为真正实现南亚地区的脱困与发展做出切实努力，同时也攫取了更多的权力资源以及政治经济的话语权，扩大了日本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一、日本ODA—ADB框架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在推进ODA之初，便将开发援助的对象定位在南亚与东南亚地区。一方面，这些地区国家自身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客观上具备了接受援助的条件；另一方面，日本在积极配合美国辐辏均势策略的同时，意欲重新树立在亚洲各国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同时还能够满足本国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以及实现日元的国际化。因此，无论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实现政治大国的意图方面，均可谓一举多得。
（一）战后日本ODA—ADB框架的形成
二战后，以“马歇尔计划”为标志，ODA这一援助机制在诞生之初便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并表现为一国与他国之间的双边援助关系。日本最初是以受援国的身份参与政府开发援助项目的。其中，美国是对日援助的第一大国，在農业发展、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日本巨大的资金援助。以1958年为转折点，日本着手与印度签署日元贷款协议，宣告日本正式成为ODA的援助国，以经济腾飞为契机完成了在国际开发援助方面的角色转变。
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初，吉田茂时代的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构想并积极寻求多边的亚洲区域经济开发合作的可能。与ODA方向选择类似，日本将多边开发援助的目光也投向了南亚与东南亚地区。虽然在1954年提出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计划”遭到了美国的反对，但是日本政府的努力并未就此停止。20世纪60年代，日本建立多边开发合作体系的设想最终得以实现，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于1966年正式挂牌成立，ADB的设立宗旨是在帮助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体消除贫困，其性质是区域性政府间的国际金融组织，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至此，由ODA所代表的双边援助体系与ADB所代表的多边援助体系建立起来，日本对外援助的ODAADB框架正式形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对外开发援助体系已经日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战略构架和日臻完善的管理体制。截至2014年，日本ODA所覆盖国家及地区数量已经达到190个[1]，而ADB的成员体数量已经发展到67个，其中48个来自亚太地区，另外19个来自其它地区[2]。
（二）近年日本ODAADB框架的发展
1992年，日本初步制定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明确了其开发援助的基本理念，确立了中长期的规划目标。2003年，日本政府对其进行了修订。2015年2月，在岸田文雄外务大臣的倡议下，日本又重新制定了新版的“开发协力大纲”。此次大纲的再次修订是在政府开发援助60周年背景下进行的，强调新时期下ODA对于普世价值观（Universal Value）的构筑，更加重视包括法治精神、公共管理、人权保障、民主化以及反恐等诸多问题。
在2015年版的“开发协力大纲”中，日本ODA的最新理念包括：（1）开发援助资金用于非军事目的以促进和平与繁荣，强调了日本作为和平国家而存在；（2）推进人类的安全保障，将安全保障作为开发援助的根本指导理念，同时促进维护人权以及女性的权力；（3）基于日本的经验巩固援助双方的对话与合作，同时更加注重自发性努力，推动受援国在人力资源、经济社会基础以及规制建设等方面的发展[3]。
在援助形式上，日本的ODA多采用政府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3种方式。在日本看来，政府贷款是构建援助国与受援国长期稳定关系的基础，也是ODA中最重要的援助方式，途径是通过向受援国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帮助其解决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不足的问题。这部分针对性开发项目所提供的资金是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具体负责操作的。而无偿援助一般是通过赠予方式实现，是由受援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资金要求，申请用于生产资料采购和服务的资金。无偿援助计划需要特别符合日本外交政策的方向才能够得以实施。另外，技术援助是通过知识和技术转移的方式，对受援国进行人才培养以及技术合作开发，通过智力层面对受援国进行知识渗透；近年来，这一方式越来越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
日本在ODA方面的理念革新以及操作改革是迫于国际乃至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而进行的。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使得其ODA总额持续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长期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日本ODA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也在逐渐降低。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的ODA支出净值支出净值=支出总额-回收额（即受援国向援助国的贷款返还额）。在本世纪初也开始下降，在2007年，日本的ODA支出净值占其国民总收入（GNI）的比例首次下降到0.2%以下，在DAC成员国中所占比重也迅速跌落。
日本在逐步削减政府开发援助金额的背景下所进行的一系列ODA改革，不能不说是无奈之举，以期在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同时，更有效率地发挥ODA的作用，进一步实现其利益诉求。
在ODAADB框架中的另一端，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坚持其一贯主张，旨在帮助发展中成员体减少贫困，充分改善亚太地区人民的福祉，这也是ADB成立的初衷。为了应对未来发展的全新挑战，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制定了全新的发展战略，即《2020战略：2008—2020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以下简称《2020战略》）。它是一份具有最高权威的全行战略框架，旨在指导ADB直到2020年的业务发展方向。《2020战略》重申了亚洲开发银行的远景目标——“没有贫困的亚太地区”，并帮助发展中成员体提高人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
在此次战略改革中，ADB更新了已有的观念，更加强调通过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来达到减少贫困的目的。
为实现这些目标，《2020战略》明确了ADB在其所有业务中的变革驱动因素，包括促进私营部门发展、鼓励良好治理、支持性别平等、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以及扩展ADB与其他发展机构、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根据《2020战略》，ADB将有选择、有重点地开展业务，将其80%的业务集中于五大核心业务领域，即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区域合作及一体化、金融部门的发展和教育方面。对于医疗卫生、农业、救灾和紧急救援等其他业务领域，将有选择地予以支持[4]。2014年ADB对《2020战略》实施了中期检查（Midterm Review）。检查结果发现，在紧密围绕三大战略议程即所谓包容性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三个方面。的基础之上，在2008年-2012年间，亚洲开发银行整体业务实现了80%以上集中在上述的五大核心领域。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起到了渠道和桥梁的作用，是亚洲开发银行借以实现三大战略议程的最主要手段。
二、ODA—ADB框架下日本对南亚地区的开发援助
日本对南亚地区、尤其是对印度的开发援助主要是通过ODA的形式进行的。在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大幅削减了政府开发援助的金额，早已不再是ODA第一援助大国；然而，日本对南亚地区的开发援助并未受到ODA总额削减的过多影响，仍然保持了较为平稳的态势，并且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也常年位居日本ODA对象国援助金额的前两位。
与区域性开发銀行体系相比，ODA能够更加直接而便利地提供资金给目标国，其援助方式不容易受到他国干涉，便于日本更有效地实现在南亚地区的利益诉求。与此同时，日本以ADB为金融平台，作为向南亚地区提供开发援助的一种必要的补充。
（一）21世纪以来日本ODA总额的削减
这个世纪以来，日本政府不断削减在ODA方面的支出金额，总体上呈现下滑趋势。日本ODA支出总额在2007年同比下降超过20%，此后发生了国际性金融危机，但是日本的ODA总额不降反升，并维持了一个平稳上升的态势直至2013年。然而2014年日本的ODA支出总额再次大幅下降，同比降幅甚至超过30%（参见图1）。这或许是因为2013年“安倍经济学”付诸实施，日本政府的工作重点在于着力刺激国内经济的增长而有意削减了用于ODA的财政资金[5]。
在现有的国际开发援助体系下，与其他DAC援助大国相比，日本ODA的总额呈逐年下降趋势，已远远落后于美国，同时被德国和英国超越。
在DAC主要援助国中，美国以每年近300亿美元的支出总额独占鳌头，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仍然稳步提升。而另外两个ODA大国分别是英国和德国，从图1中可以看到，ODA支出变化趋势与美国极其相似，近年来亦在逐渐增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最近10年以来的政府开发援助支出极不稳定，且在2013年-2014年发生了断崖式下跌，这与日本国内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密不可分。
（二）日本对南亚地区开发援助的实绩与战略
在大幅削减政府开发援助开支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对南亚地区的ODA却显得十分慷慨。2014年，在接受日本开发援助资金总额排名前10名的国家中，南亚国家就占到4席根据日本外务省统计表「日本の二国間政府開発援助の供与相手国上位10か国（2014年）」；其中，越南是接受日本ODA总额最多的国家，印度紧随其后。，分别是：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它们也是日本在南亚地区ODA支出总额排名在前4位的国家（参见表1）。
南亚地区是连接东亚和中东地区的海上与陆上枢纽，对于日本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一方面，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人口众多，教育水平也相对滞后，依然受到基础医疗和贫困问题的困扰。南亚地区居住人口超过16亿，其中贫困人口约5亿左右；因此，从客观上来看，南亚地区是世界范围内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亟需资金援助。另一方面，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印度，是日本在各个领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印度是接受日元贷款最多的国家，同时在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也得到日本的巨大援助。2014年，日本政府宣布计划5年内共向印度提供35万亿日元的援助资金；2015年底，安倍首相在访问印度期间，确认了将日本新干线技术引入印度高速铁路建设的相关事宜，并且承诺向印度提供总额高达4 000亿日元的贷款，进一步推进了日印双方的经济与技术合作[6]。
尽管近年来日本ODA支出额大幅度减少，但其对南亚地区尤其是对印度的援助额却并未相应缩减。对比DAC主要援助国家分别对印度的ODA支出总额，可以发现日本ODA远远领先于美国、英国和德国（参见表2）。这表明南亚地区已经成为日本ODA的重要战略区域之一。
根据2016年3月日本制定的《对印度国别援助方针》，日本对印度开发援助基本方针是：以日印共通的价值观为基础，为尽快实现印度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提供援助。具体内容包括：首先是连结性的强化，即通过加强印度国内城市和经济圈之间的联系，实现德里——孟买产业大动脉和金奈——班加罗尔产业走廊的构想，推进印度城市间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次是产业竞争力的强化，特别是促进印度制造业的发展，通过对电力、能源以及港口等方面的开发援助，包括促进直接投资和帮助培养人才等手段；最后是实现印度的包容性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气候变化、基础性社会服务等方面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7]。
日本除通过ODA方式对南亚国家实施双边合作之外，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也积极参与其中。2015年11月，ADB针对南亚地区制定了《地区合作商业计划》，即2016年-2018年的发展纲要。这份计划提出了ADB在未来数年内在南亚地区所关注的重点：（1）促进地区连结性；（2）发展跨境贸易；（3）强化区域能源合作[8]。显然，ADB的战略规划和上述日本ODA计划存在着极大的一致性，这表明其ODA与ADB两种开发援助机制之间存在的系统性和相辅相成的构架。
2014年，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批准了《2020战略》的中期检查报告，并确定了未来的十大优先战略事项。其中，前4项内容尤为关键，是其未来工作的重点，分别为：（1）消除贫困和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即通过加大对实现快速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实现其“无贫困地区”的愿景，消除极端贫困和减少脆弱性和不平等现象；（2）环境和气候变化，即按比例增大其对气候变化适应力的支持，并继续加强对通过清洁能源和能效项目以及可持续交通来缓解环境压力的援助；（3）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即通过支持跨境基础设施投资和增强各经济中心的联系来增强区域连通性并延伸价值链，以增加贸易和商业机会；（4）基础设施建设，即通过改进项目中的部门参与、技术设计以及实施情况，强化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果[9]。
综上所述，ADB中期检查报告所确立的优先战略事项与日本ODA的《对印度国别援助方针》中所阐述的开发援助基本方针如出一辙。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日本ODA与ADB看似两种不同的援助方式，实则指导思想别无二致，日本在南亚地区开发援助的信念与实践充分反映了其ODAADB框架从属于同一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并彰显其意欲扩大地区性影响力的政治与经济企图。
（三）日本对南亚地区实施援助的影响
长期以来，日本对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度提供的援助对援助国与受援国双方均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已经超出了政治和经济的范畴，对双方未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AP瑟尔沃认为，促使援助国以优惠条件提供双边与多边援助的动机集中于人道主义、政治军事以及经济三个主要方面[10]。其中，出于某种特殊目的的行动产生相应的影响后果。具体就日本对南亚地区的援助而言，其影响效果十分明确。
首先，日本的援助对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3个方面：（1）贫困的削减；（2）连结性（交通）的强化；（3）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南亚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密集的人口，却是世界上仅次于非洲地区的贫困所在地。其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受教育人口比例不高，卫生及医疗保健制度不完善，法制也不健全。南亚地区超过16亿人口中有大约5亿人属于贫困阶层。针对南亚地区的上述特点，日本致力于削减贫困人口比例，通过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其经济活力。
以南亚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印度为例，它是世界上接受日元贷款最多的国家，日本对其援助与投资的方向主要集中于与电力、运输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2014年、2015年的两国首脑互访为契机，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及日本企业数量成倍增加。随着两国在高速铁路方面的合作日趋深入，印度的交通便利性得到强化，贫困人口数量削减并且商业环境也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始于2012年5月，计划于2023年完成的泰米尔纳德邦投资促进计划正在实施过程之中，泰米尔纳德邦人口超过7 000万，集中了汽车行业、IT产业的印度第四大城市金奈坐落于此，同时也是其他各国外资企业的活跃地区。但是落后的基础设施使得海外投资者对于该地区道路、电力和上下水管道等方面要求改善的声音十分强烈。于是，基于开发政策的日元贷款开始实施。日本的这一计划并非针对特定的某项基础设施建设，而是以泰米尔纳德邦政府为支援对象，不仅促进了基础设施的改善，同时致力于当地综合性的制度与政策的完善。
其次，日本对南亚地区的援助对日本自身利益来说绝对不可忽视。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于以下3个方面：（1）扩大政治外交渠道；（2）促进经济利益提高；（3）增进对日友好感情。
仍以印度为例，是日本眼中南亚地区最大的所谓民主主义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同时在国际社会上具备较强的影响力。印度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连接東亚和中东地区陆路和海上重要枢纽。这些在日本看来都具有无可估量的战略意义。对印度的援助可以极大地帮助日本扩大政治外交的渠道，在缺少反日历史情结的交往过程中顺利实现对日友好，以达到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除印度之外，日本在南亚其他各国活动频繁，官民投融资的规模急剧扩大。具体而言，2014年3月，岸田外务大臣访问孟加拉国，之后两国开始首脑互访，日本承诺对孟加拉国进行6 000亿日元的援助，极大地加强了两国间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2015年，在尼泊尔大地震期间，日本派遣了国际紧急援助队，并捐助紧急援助物资约合1 400万美元，并支持尼泊尔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高达26亿美元。以尼泊尔大地震为契机，日本着力深化两国关系，并取得了飞跃性进展。
由此可见，日本对南亚地区的援助绝非是仅仅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而是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实施援助，以达到其设想的效果与影响。
三、日本ODA—ADB框架下开发援助的启示
自从1954年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正式开始以及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宣告成立，迄今为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日本在国际开发援助领域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已经具备了成熟的ODAADB框架机制，使其成为DAC最主要援助国之一以及区域性开发银行体系的领导者。
日本通过其ODAADB框架，以“扶弱济贫”的人道主义为旗帜，本质上却是为了其自身战略利益服务。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在国际多边金融合作领域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并且对周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援助力度加大，针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稳步增加。中日两国在开发援助方面的战略设计的意图和导向上不可避免地有重叠之处，在区域政治经济资源的利用、国别市场份额的占有以及开发援助的策略与手段等方面，中日两国均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如何明确日本的经济与政治战略意图，并且汲取日本在开发援助领域长达60多年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未来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在寻求合作的前提下明确亚开行是亚投行最大的竞争对手，同时汲取亚开行的成功经验，师夷长技以制夷。目前，亞洲地区每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超过10 000亿美元，存在约4 500亿美元的巨大资金缺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由日本主导的亚开行将会与亚投行共享这块“蛋糕”。实际上，中日两国在亚洲，尤其是南亚与东南亚地区存在诸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竞争，因为优秀的投资项目永远是稀缺资源。例如，交通、通讯以及能源等均是两国关注的重点投资领域。自亚投行成立以来，日本便采取不合作态度，并且质疑亚投行治理的公正性，贷款的可持续性以及基础设施项目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虽然亚投行所一贯秉持的“合作共赢”理念不排斥任何一方的加入，但是由日本引领的亚开行毫无疑问是亚投行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
而亚洲开发银行在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包括自身的角色定位，科学的评估体系，独立而重视长期回报的项目分配，民主化决策和利益制衡机制等。因此，在保持政治中立的前提下，建立更加国际化和专业化的团队，更多地汲取亚洲开发银行的实践经验，引进先进的金融管理理念，才能在扩大中国对外开放平台的同时，使得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日本有针对性地在南亚地区实施的开发援助对“一带一路”战略形成负面影响。印度及其所在的南亚地区一向是日本重点关注的区域之一，也是其ODA主要的输出地。日本自1958年开始便向印度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资金。近年来，日印两国已经成为双方各自最大的ODA合作伙伴。印度自2014年至2017年5年间将从日本累计获得35兆日元规模的投资金额。
印度与中国不但存在领土争端，并且在国际性事务方面的看法也存在诸多分歧。2008年，日本终止对华ODA日元贷款，在此期间对印度等南亚国家的援助却大量增加。近年来，日本在削减其ODA总额的同时对南亚地区的援助却不降反增，这无疑给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增加了投资竞争压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因为日本针对南亚地区的援助方针效果在于外交、经济以及着力培养亲日感情三方面，同时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11]。如上文所述，在ODAADB框架下，日本将持续加强对南亚地区的援助，这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影响的弊大于利，特别是近年来中日两国在南亚地区针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同时，日本还不断在投资项目的环境和公共治理方面抹黑中国。考虑到日本在南亚这一地区的传统优势，以及印度一向对日本的友好态度，中国在南亚地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将会遭遇极大挑战。
最后，应该充分认识到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及其领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是相互配合的有机整体，是推进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日本的ODAADB框架机制可以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加以认知。
从政治策略角度来看，以美国“重返亚太”为契机，日本围绕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战略构想，打造“美日印三角”，意在构筑整个印太范围内的对华包围网，在国际贸易竞争、游戏规则制定、地区外交拉拢、开发金融合作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和系统性的活动，压缩中国崛起的空间。安倍政府近年来不断深化与南亚国家，尤其是与印度的合作，将日印关系提高到“准同盟”的高度，其中蕴含了日本对地缘政治目标的诉求。首先，在外交实力对比中，日本是占有比较优势的一方，由于印度相对贫穷落后，需要日本ODAADB框架机制所提供的大量资金援助，因此日本在采取主动策略的同时也能够获得印度的亲近感，为扩大日本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提供了基础；其次，日本强化与中等强国的联盟，目的是构建跨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体系，试图在亚太地区势力结构重建过程中掌握主动权。
从经济战略角度来看，在ODAADB框架下，日本通过两种不同援助机制的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在不断推行战略意图的同时追逐着国家的经济利益。其中，日本ODA以积极的发展态势占据着国际开发援助舞台的重要位置，以极具战略色彩的发展特征追求国家权益的增值。日本ODA一方面具备了帮助贫困国家实现发展的公共品性质，另一方面也成为日本实现其目标与野心的平台和途径。例如，在经济援助和贷款发放方面都附带一定的约束条件，在亚洲推行日本的价值体系以及倡导价值观的同一性，使得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援助和经济外交演变成攫取战略资源的工具，在追逐狭隘的本国利益的过程中背离了开发援助的应有之义[12]。此外，日本主导的ADB充分利用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高成长性的最主要特征，即高储蓄以及高投资的供给主导型（supplyled）经济，利用已掌握的区域性金融话语权，不断扩大其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影响力。
虽然ODA和ADB分别基于双边和多边开发援助体系架构，无论从理论基础、公共管理、机制建设等各方面均存在差别。但是，作为统一框架下的ODA和ADB，却是在日本政府极具前瞻性的统筹规划之下，在政治战略上相互配合，在经济政策上相互弥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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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磊.日本经济走势与经济政策分析 [J].日本研究，2016（1）：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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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冯剑.国际比较框架中的日本ODA全球战略分析 [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6）：50-58.
[责任编辑李颖]
摘要：日本是参与政府开发援助（ODA）的重要国家之一，也是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实际领导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已经建立了成熟的ODAADB框架模式，无论作为双边援助体系中的援助国，还是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下的领导者，日本都在不断追逐自身利益并推进国家战略。通过近年来日本在南亚地区，尤其是在印度的开发援助活动可以发现，两种貌似不同的援助方式，实则指导思想别无二致。日本在南亚地区开发援助的信念与实践充分反映了二者从属于同一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并彰显其意欲扩大地区性影响力的政治与经济企图。
关键词：政府开发援助；亚洲开发银行；ODAADB框架；南亚地区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1-0021-09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1003
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属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AC）主导下进行的，是面向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提供的一种经济援助，形式上包括：有偿资金援助、无偿资金援助以及技术援助等。目前，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的ODA资金来自于DAC成员国，而日本一直以来是DAC的主要成员国之一。日本在大力推进由本国政府主导的ODA之外，还组建了由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该行作为多边开发体系下的金融机构，是基于区域性政府间开发合作的国际金融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开发援助，帮助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体消除贫困，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ODA主要是通过双边援助的手段，在国与国之间建立经济援助关系；而以ADB为代表的区域性开发银行主要是通过多边合作的方法，打通融资渠道，在某一国主导下形成的系统性的国际政府间融资平台。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通过政府开发援助和亚洲开发银行两种方式，逐渐形成了ODAADB框架体系，为其追求国家利益、实现战略意图打下了坚实基础。近年来，这一开发援助框架体系又在南亚地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空间。在经济外交和基于人道主义援助的旗帜下，日本将ODAADB框架作为一类战略工具，不仅为真正实现南亚地区的脱困与发展做出切实努力，同时也攫取了更多的权力资源以及政治经济的话语权，扩大了日本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一、日本ODA—ADB框架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在推进ODA之初，便将开发援助的对象定位在南亚与东南亚地区。一方面，这些地区国家自身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客观上具备了接受援助的条件；另一方面，日本在积极配合美国辐辏均势策略的同时，意欲重新树立在亚洲各国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同时还能够满足本国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以及实现日元的国际化。因此，无论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实现政治大国的意图方面，均可谓一举多得。
（一）战后日本ODA—ADB框架的形成
二战后，以“马歇尔计划”为标志，ODA这一援助机制在诞生之初便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并表现为一国与他国之间的双边援助关系。日本最初是以受援国的身份参与政府开发援助项目的。其中，美国是对日援助的第一大国，在農业发展、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日本巨大的资金援助。以1958年为转折点，日本着手与印度签署日元贷款协议，宣告日本正式成为ODA的援助国，以经济腾飞为契机完成了在国际开发援助方面的角色转变。
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初，吉田茂时代的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构想并积极寻求多边的亚洲区域经济开发合作的可能。与ODA方向选择类似，日本将多边开发援助的目光也投向了南亚与东南亚地区。虽然在1954年提出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计划”遭到了美国的反对，但是日本政府的努力并未就此停止。20世纪60年代，日本建立多边开发合作体系的设想最终得以实现，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于1966年正式挂牌成立，ADB的设立宗旨是在帮助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体消除贫困，其性质是区域性政府间的国际金融组织，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至此，由ODA所代表的双边援助体系与ADB所代表的多边援助体系建立起来，日本对外援助的ODAADB框架正式形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对外开发援助体系已经日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战略构架和日臻完善的管理体制。截至2014年，日本ODA所覆盖国家及地区数量已经达到190个[1]，而ADB的成员体数量已经发展到67个，其中48个来自亚太地区，另外19个来自其它地区[2]。
（二）近年日本ODAADB框架的发展
1992年，日本初步制定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明确了其开发援助的基本理念，确立了中长期的规划目标。2003年，日本政府对其进行了修订。2015年2月，在岸田文雄外务大臣的倡议下，日本又重新制定了新版的“开发协力大纲”。此次大纲的再次修订是在政府开发援助60周年背景下进行的，强调新时期下ODA对于普世价值观（Universal Value）的构筑，更加重视包括法治精神、公共管理、人权保障、民主化以及反恐等诸多问题。
在2015年版的“开发协力大纲”中，日本ODA的最新理念包括：（1）开发援助资金用于非军事目的以促进和平与繁荣，强调了日本作为和平国家而存在；（2）推进人类的安全保障，将安全保障作为开发援助的根本指导理念，同时促进维护人权以及女性的权力；（3）基于日本的经验巩固援助双方的对话与合作，同时更加注重自发性努力，推动受援国在人力资源、经济社会基础以及规制建设等方面的发展[3]。
在援助形式上，日本的ODA多采用政府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3种方式。在日本看来，政府贷款是构建援助国与受援国长期稳定关系的基础，也是ODA中最重要的援助方式，途径是通过向受援国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帮助其解决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不足的问题。这部分针对性开发项目所提供的资金是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具体负责操作的。而无偿援助一般是通过赠予方式实现，是由受援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资金要求，申请用于生产资料采购和服务的资金。无偿援助计划需要特别符合日本外交政策的方向才能够得以实施。另外，技术援助是通过知识和技术转移的方式，对受援国进行人才培养以及技术合作开发，通过智力层面对受援国进行知识渗透；近年来，这一方式越来越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
日本在ODA方面的理念革新以及操作改革是迫于国际乃至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而进行的。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使得其ODA总额持续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长期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日本ODA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也在逐渐降低。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的ODA支出净值支出净值=支出总额-回收额（即受援国向援助国的贷款返还额）。在本世纪初也开始下降，在2007年，日本的ODA支出净值占其国民总收入（GNI）的比例首次下降到0.2%以下，在DAC成员国中所占比重也迅速跌落。
日本在逐步削减政府开发援助金额的背景下所进行的一系列ODA改革，不能不说是无奈之举，以期在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同时，更有效率地发挥ODA的作用，进一步实现其利益诉求。
在ODAADB框架中的另一端，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坚持其一贯主张，旨在帮助发展中成员体减少贫困，充分改善亚太地区人民的福祉，这也是ADB成立的初衷。为了应对未来发展的全新挑战，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制定了全新的发展战略，即《2020战略：2008—2020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以下简称《2020战略》）。它是一份具有最高权威的全行战略框架，旨在指导ADB直到2020年的业务发展方向。《2020战略》重申了亚洲开发银行的远景目标——“没有贫困的亚太地区”，并帮助发展中成员体提高人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
在此次战略改革中，ADB更新了已有的观念，更加强调通过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来达到减少贫困的目的。
为实现这些目标，《2020战略》明确了ADB在其所有业务中的变革驱动因素，包括促进私营部门发展、鼓励良好治理、支持性别平等、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以及扩展ADB与其他发展机构、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根据《2020战略》，ADB将有选择、有重点地开展业务，将其80%的业务集中于五大核心业务领域，即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区域合作及一体化、金融部门的发展和教育方面。对于医疗卫生、农业、救灾和紧急救援等其他业务领域，将有选择地予以支持[4]。2014年ADB对《2020战略》实施了中期检查（Midterm Review）。检查结果发现，在紧密围绕三大战略议程即所谓包容性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三个方面。的基础之上，在2008年-2012年间，亚洲开发银行整体业务实现了80%以上集中在上述的五大核心领域。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起到了渠道和桥梁的作用，是亚洲开发银行借以实现三大战略议程的最主要手段。
二、ODA—ADB框架下日本对南亚地区的开发援助
日本对南亚地区、尤其是对印度的开发援助主要是通过ODA的形式进行的。在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大幅削减了政府开发援助的金额，早已不再是ODA第一援助大国；然而，日本对南亚地区的开发援助并未受到ODA总额削减的过多影响，仍然保持了较为平稳的态势，并且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也常年位居日本ODA对象国援助金额的前两位。
与区域性开发銀行体系相比，ODA能够更加直接而便利地提供资金给目标国，其援助方式不容易受到他国干涉，便于日本更有效地实现在南亚地区的利益诉求。与此同时，日本以ADB为金融平台，作为向南亚地区提供开发援助的一种必要的补充。
（一）21世纪以来日本ODA总额的削减
这个世纪以来，日本政府不断削减在ODA方面的支出金额，总体上呈现下滑趋势。日本ODA支出总额在2007年同比下降超过20%，此后发生了国际性金融危机，但是日本的ODA总额不降反升，并维持了一个平稳上升的态势直至2013年。然而2014年日本的ODA支出总额再次大幅下降，同比降幅甚至超过30%（参见图1）。这或许是因为2013年“安倍经济学”付诸实施，日本政府的工作重点在于着力刺激国内经济的增长而有意削减了用于ODA的财政资金[5]。
在现有的国际开发援助体系下，与其他DAC援助大国相比，日本ODA的总额呈逐年下降趋势，已远远落后于美国，同时被德国和英国超越。
在DAC主要援助国中，美国以每年近300亿美元的支出总额独占鳌头，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仍然稳步提升。而另外两个ODA大国分别是英国和德国，从图1中可以看到，ODA支出变化趋势与美国极其相似，近年来亦在逐渐增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最近10年以来的政府开发援助支出极不稳定，且在2013年-2014年发生了断崖式下跌，这与日本国内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密不可分。
（二）日本对南亚地区开发援助的实绩与战略
在大幅削减政府开发援助开支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对南亚地区的ODA却显得十分慷慨。2014年，在接受日本开发援助资金总额排名前10名的国家中，南亚国家就占到4席根据日本外务省统计表「日本の二国間政府開発援助の供与相手国上位10か国（2014年）」；其中，越南是接受日本ODA总额最多的国家，印度紧随其后。，分别是：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它们也是日本在南亚地区ODA支出总额排名在前4位的国家（参见表1）。
南亚地区是连接东亚和中东地区的海上与陆上枢纽，对于日本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一方面，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人口众多，教育水平也相对滞后，依然受到基础医疗和贫困问题的困扰。南亚地区居住人口超过16亿，其中贫困人口约5亿左右；因此，从客观上来看，南亚地区是世界范围内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亟需资金援助。另一方面，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印度，是日本在各个领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印度是接受日元贷款最多的国家，同时在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也得到日本的巨大援助。2014年，日本政府宣布计划5年内共向印度提供35万亿日元的援助资金；2015年底，安倍首相在访问印度期间，确认了将日本新干线技术引入印度高速铁路建设的相关事宜，并且承诺向印度提供总额高达4 000亿日元的贷款，进一步推进了日印双方的经济与技术合作[6]。
尽管近年来日本ODA支出额大幅度减少，但其对南亚地区尤其是对印度的援助额却并未相应缩减。对比DAC主要援助国家分别对印度的ODA支出总额，可以发现日本ODA远远领先于美国、英国和德国（参见表2）。这表明南亚地区已经成为日本ODA的重要战略区域之一。
根据2016年3月日本制定的《对印度国别援助方针》，日本对印度开发援助基本方针是：以日印共通的价值观为基础，为尽快实现印度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提供援助。具体内容包括：首先是连结性的强化，即通过加强印度国内城市和经济圈之间的联系，实现德里——孟买产业大动脉和金奈——班加罗尔产业走廊的构想，推进印度城市间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次是产业竞争力的强化，特别是促进印度制造业的发展，通过对电力、能源以及港口等方面的开发援助，包括促进直接投资和帮助培养人才等手段；最后是实现印度的包容性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气候变化、基础性社会服务等方面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7]。
日本除通过ODA方式对南亚国家实施双边合作之外，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也积极参与其中。2015年11月，ADB针对南亚地区制定了《地区合作商业计划》，即2016年-2018年的发展纲要。这份计划提出了ADB在未来数年内在南亚地区所关注的重点：（1）促进地区连结性；（2）发展跨境贸易；（3）强化区域能源合作[8]。显然，ADB的战略规划和上述日本ODA计划存在着极大的一致性，这表明其ODA与ADB两种开发援助机制之间存在的系统性和相辅相成的构架。
2014年，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批准了《2020战略》的中期检查报告，并确定了未来的十大优先战略事项。其中，前4项内容尤为关键，是其未来工作的重点，分别为：（1）消除贫困和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即通过加大对实现快速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实现其“无贫困地区”的愿景，消除极端贫困和减少脆弱性和不平等现象；（2）环境和气候变化，即按比例增大其对气候变化适应力的支持，并继续加强对通过清洁能源和能效项目以及可持续交通来缓解环境压力的援助；（3）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即通过支持跨境基础设施投资和增强各经济中心的联系来增强区域连通性并延伸价值链，以增加贸易和商业机会；（4）基础设施建设，即通过改进项目中的部门参与、技术设计以及实施情况，强化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果[9]。
综上所述，ADB中期检查报告所确立的优先战略事项与日本ODA的《对印度国别援助方针》中所阐述的开发援助基本方针如出一辙。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日本ODA与ADB看似两种不同的援助方式，实则指导思想别无二致，日本在南亚地区开发援助的信念与实践充分反映了其ODAADB框架从属于同一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并彰显其意欲扩大地区性影响力的政治与经济企图。
（三）日本对南亚地区实施援助的影响
长期以来，日本对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度提供的援助对援助国与受援国双方均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已经超出了政治和经济的范畴，对双方未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AP瑟尔沃认为，促使援助国以优惠条件提供双边与多边援助的动机集中于人道主义、政治军事以及经济三个主要方面[10]。其中，出于某种特殊目的的行动产生相应的影响后果。具体就日本对南亚地区的援助而言，其影响效果十分明确。
首先，日本的援助对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3个方面：（1）贫困的削减；（2）连结性（交通）的强化；（3）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南亚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密集的人口，却是世界上仅次于非洲地区的贫困所在地。其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受教育人口比例不高，卫生及医疗保健制度不完善，法制也不健全。南亚地区超过16亿人口中有大约5亿人属于贫困阶层。针对南亚地区的上述特点，日本致力于削减贫困人口比例，通过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其经济活力。
以南亚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印度为例，它是世界上接受日元贷款最多的国家，日本对其援助与投资的方向主要集中于与电力、运输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2014年、2015年的两国首脑互访为契机，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及日本企业数量成倍增加。随着两国在高速铁路方面的合作日趋深入，印度的交通便利性得到强化，贫困人口数量削减并且商业环境也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始于2012年5月，计划于2023年完成的泰米尔纳德邦投资促进计划正在实施过程之中，泰米尔纳德邦人口超过7 000万，集中了汽车行业、IT产业的印度第四大城市金奈坐落于此，同时也是其他各国外资企业的活跃地区。但是落后的基础设施使得海外投资者对于该地区道路、电力和上下水管道等方面要求改善的声音十分强烈。于是，基于开发政策的日元贷款开始实施。日本的这一计划并非针对特定的某项基础设施建设，而是以泰米尔纳德邦政府为支援对象，不仅促进了基础设施的改善，同时致力于当地综合性的制度与政策的完善。
其次，日本对南亚地区的援助对日本自身利益来说绝对不可忽视。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于以下3个方面：（1）扩大政治外交渠道；（2）促进经济利益提高；（3）增进对日友好感情。
仍以印度为例，是日本眼中南亚地区最大的所谓民主主义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同时在国际社会上具备较强的影响力。印度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连接東亚和中东地区陆路和海上重要枢纽。这些在日本看来都具有无可估量的战略意义。对印度的援助可以极大地帮助日本扩大政治外交的渠道，在缺少反日历史情结的交往过程中顺利实现对日友好，以达到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除印度之外，日本在南亚其他各国活动频繁，官民投融资的规模急剧扩大。具体而言，2014年3月，岸田外务大臣访问孟加拉国，之后两国开始首脑互访，日本承诺对孟加拉国进行6 000亿日元的援助，极大地加强了两国间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2015年，在尼泊尔大地震期间，日本派遣了国际紧急援助队，并捐助紧急援助物资约合1 400万美元，并支持尼泊尔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高达26亿美元。以尼泊尔大地震为契机，日本着力深化两国关系，并取得了飞跃性进展。
由此可见，日本对南亚地区的援助绝非是仅仅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而是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实施援助，以达到其设想的效果与影响。
三、日本ODA—ADB框架下开发援助的启示
自从1954年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正式开始以及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宣告成立，迄今为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日本在国际开发援助领域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已经具备了成熟的ODAADB框架机制，使其成为DAC最主要援助国之一以及区域性开发银行体系的领导者。
日本通过其ODAADB框架，以“扶弱济贫”的人道主义为旗帜，本质上却是为了其自身战略利益服务。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在国际多边金融合作领域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并且对周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援助力度加大，针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稳步增加。中日两国在开发援助方面的战略设计的意图和导向上不可避免地有重叠之处，在区域政治经济资源的利用、国别市场份额的占有以及开发援助的策略与手段等方面，中日两国均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如何明确日本的经济与政治战略意图，并且汲取日本在开发援助领域长达60多年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未来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在寻求合作的前提下明确亚开行是亚投行最大的竞争对手，同时汲取亚开行的成功经验，师夷长技以制夷。目前，亞洲地区每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超过10 000亿美元，存在约4 500亿美元的巨大资金缺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由日本主导的亚开行将会与亚投行共享这块“蛋糕”。实际上，中日两国在亚洲，尤其是南亚与东南亚地区存在诸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竞争，因为优秀的投资项目永远是稀缺资源。例如，交通、通讯以及能源等均是两国关注的重点投资领域。自亚投行成立以来，日本便采取不合作态度，并且质疑亚投行治理的公正性，贷款的可持续性以及基础设施项目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虽然亚投行所一贯秉持的“合作共赢”理念不排斥任何一方的加入，但是由日本引领的亚开行毫无疑问是亚投行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
而亚洲开发银行在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包括自身的角色定位，科学的评估体系，独立而重视长期回报的项目分配，民主化决策和利益制衡机制等。因此，在保持政治中立的前提下，建立更加国际化和专业化的团队，更多地汲取亚洲开发银行的实践经验，引进先进的金融管理理念，才能在扩大中国对外开放平台的同时，使得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日本有针对性地在南亚地区实施的开发援助对“一带一路”战略形成负面影响。印度及其所在的南亚地区一向是日本重点关注的区域之一，也是其ODA主要的输出地。日本自1958年开始便向印度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资金。近年来，日印两国已经成为双方各自最大的ODA合作伙伴。印度自2014年至2017年5年间将从日本累计获得35兆日元规模的投资金额。
印度与中国不但存在领土争端，并且在国际性事务方面的看法也存在诸多分歧。2008年，日本终止对华ODA日元贷款，在此期间对印度等南亚国家的援助却大量增加。近年来，日本在削减其ODA总额的同时对南亚地区的援助却不降反增，这无疑给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增加了投资竞争压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因为日本针对南亚地区的援助方针效果在于外交、经济以及着力培养亲日感情三方面，同时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11]。如上文所述，在ODAADB框架下，日本将持续加强对南亚地区的援助，这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影响的弊大于利，特别是近年来中日两国在南亚地区针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同时，日本还不断在投资项目的环境和公共治理方面抹黑中国。考虑到日本在南亚这一地区的传统优势，以及印度一向对日本的友好态度，中国在南亚地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将会遭遇极大挑战。
最后，应该充分认识到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及其领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是相互配合的有机整体，是推进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日本的ODAADB框架机制可以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加以认知。
从政治策略角度来看，以美国“重返亚太”为契机，日本围绕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战略构想，打造“美日印三角”，意在构筑整个印太范围内的对华包围网，在国际贸易竞争、游戏规则制定、地区外交拉拢、开发金融合作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和系统性的活动，压缩中国崛起的空间。安倍政府近年来不断深化与南亚国家，尤其是与印度的合作，将日印关系提高到“准同盟”的高度，其中蕴含了日本对地缘政治目标的诉求。首先，在外交实力对比中，日本是占有比较优势的一方，由于印度相对贫穷落后，需要日本ODAADB框架机制所提供的大量资金援助，因此日本在采取主动策略的同时也能够获得印度的亲近感，为扩大日本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提供了基础；其次，日本强化与中等强国的联盟，目的是构建跨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体系，试图在亚太地区势力结构重建过程中掌握主动权。
从经济战略角度来看，在ODAADB框架下，日本通过两种不同援助机制的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在不断推行战略意图的同时追逐着国家的经济利益。其中，日本ODA以积极的发展态势占据着国际开发援助舞台的重要位置，以极具战略色彩的发展特征追求国家权益的增值。日本ODA一方面具备了帮助贫困国家实现发展的公共品性质，另一方面也成为日本实现其目标与野心的平台和途径。例如，在经济援助和贷款发放方面都附带一定的约束条件，在亚洲推行日本的价值体系以及倡导价值观的同一性，使得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援助和经济外交演变成攫取战略资源的工具，在追逐狭隘的本国利益的过程中背离了开发援助的应有之义[12]。此外，日本主导的ADB充分利用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高成长性的最主要特征，即高储蓄以及高投资的供给主导型（supplyled）经济，利用已掌握的区域性金融话语权，不断扩大其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影响力。
虽然ODA和ADB分别基于双边和多边开发援助体系架构，无论从理论基础、公共管理、机制建设等各方面均存在差别。但是，作为统一框架下的ODA和ADB，却是在日本政府极具前瞻性的统筹规划之下，在政治战略上相互配合，在经济政策上相互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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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