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深度交互下超智慧社会构建
方晓霞 杨丹辉 李晓华
摘要：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日本借力新科技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应对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战略布局来看，日本20多年来推进的结构性改革成效逐步释放。围绕“超智慧社会”构建，日本的制度创新机制进一步聚焦在产业再造和社会转型发展的可持续目标，并表现出更强的政策协同性。吸收日本的经验教训，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等方面，加快推动中国实现由“跟随者”向“领跑者”的跨越发展。
关键词：超智慧社会；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结构改革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1-0011-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1002
一、引言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主要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近年来，欧美国家对实体经济结构纠偏的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新科技，新产业不断涌现，世界经济经历了危机后的深度调整阶段后，迎来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蓬勃兴起，这也为日本重塑国家竞争力提供了战略机遇。借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推动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变革，加之企业对机器人、新材料、3D打印等新产业革命标志性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加大，以及所谓“安倍经济学”的强力刺激，持续低迷了20余年的日本实体经济呈现出向好的迹象，主要表现为国内设备投资复苏、就业形势逐步转好。2016年，日本完全失业率为31%，是自1994年（29%）以来的最低水平，有效求人倍率为136倍，达到自1991年（140倍）以来的最高水平。
应该看到，日本经济的回暖势头尚比较脆弱，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生产率不振等因素仍在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侵蚀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都留重人认为，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是日本“经济奇迹”发生的重要内部条件[1]。日本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已经出现了续，1956年-1973年的近20年间依旧实现了年均刘易斯拐点，但凭借后发优势以及人口红利的延845%的高速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破灭，日本劳动人口规模缩减，人口红利也
转为人口赤字，日本自此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通货紧缩之中。目前，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已经步入超老龄化社会[2]。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人口推计》，截至2016年12月1日，日本包含外国人在内的总人口同比减少013%，而65岁以上的人口3 4671万人，同比增加199%，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27%老龄化率是评价老龄化的指标，即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当这一指标达到7%时，标志着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达到14%时，说明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日本的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据日本國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算，到2030年，日本总人口将较目前减少1 000万以上，降至116亿，而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3，75岁以上的人口更是达到2 000万人，届时医疗护理的费用将高达20万亿日元。
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日本国内消费低迷，经济活力消减，税源收缩，养老、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开支剧增，日本政府的财政压力因此迅速增大。同时，老龄化也被视为是导致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根据公益财团法人日本生产率本部的估算，2014年日本制造业的名义劳动生产率 （每小时增加值）为97739美元，较2000年增长3017%，而同期美国的名义劳动生产率则由78497美元升至136941美元，增幅为7445%。日本劳动生产率在OECD成员国中的排序由2000年的第2位，快速下滑至2014年的第11位，列在英、德等欧洲国家之后[3]。除了老龄化危机之外，日本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面临着能源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老化、自然灾害频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当前，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生物医学、脑科学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催生了新的产业和商业模式，拓展了产业体系的边界，将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重大改变，这使得日本看到了新的机遇。日本意图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在提高劳动生产率、重塑本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利用智能化手段解决国内一系列困扰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对标美国实施《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中国出台《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战略，素以产业政策见长的日本自然不甘落后，在先后制定了《日本再生计划》《机器人新战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基础上，2016年1月日本推出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以下简称《第五期基本计划》），提出日本不但需要具备战略上抢先行动（前瞻性和战略性）、切实应对各种变化（多样性和灵活性）的能力，而且要在国际化、开放的创新体系中展开竞争与协调，构建最大限度发挥各创新主体能力的体制框架，以制造业为核心，灵活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在世界率先构建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同步解决的新型社会经济形态——“超智慧社会”。
文章从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视角，解析日本应对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政策工具及其影响，诠释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调整及其战略能力跟进的制度含义，为中国升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二、超智慧社会：日本迎接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布局
日本对超智慧社会的解读，是指通过最大限度的灵活利用ICT技术，构建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高度融合的社会，更加细致、精准地满足各种社会需求，使不同年龄、性别、地域或语言的人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服务，快乐舒适生活。超智慧社会是继狩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的一个新型社会经济形态，又被称为“社会50”。“社会50”体现了科技创新在社会变革中所发挥的先导性作用，是日本向未来社会发展的目标方向，也是日本政府寄予厚望的巨大项目（big project）。
与专注工业领域，意在通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实现制造业尖端化的美国《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不同（见表1），“社会50”立足于借力新科技手段解决日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痛点，选择了更广阔的视角，以新产业革命为契机，重构科技、产业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为了构建智能、便捷、舒适、有活力的社会，不仅要利用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从根本上强化产业的竞争力，而且还要通过创建新产业，开展创新型服务，提升生产生活的便捷性，并通过挖掘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女性和老年人的智慧和潜能，解决少子高龄化、资源匮乏导致的人口减少、产业竞争力低下、能源基础设施脆弱等发展难题。
超智慧社会的核心硬件是各种高质量的传感器，软件系统则涵盖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的主导技术，通过对生产、流通、销售、运输、医疗卫生、金融、公共服务等各领域积累的海量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实现跨企业、跨行业、跨领域的智能化应用，创造新价值和新服务。然而，超智慧社会需要统一协调的系统平台做支撑，不可能一蹴而就。结合国内的现实需求，日本政府对超智慧社会构建采取了战略递进的战略，提出将优先推进《科技创新综合战略2015》中确定的11 个系统的建设（见图1）。通过官产学联动，建立全社会统一的超智慧社会服务平台，实现各个服务系统之间的协调互通。
三、接点与短板：日本构建
超智慧社会的能力评估
日本曾经凭借制造业成本控制和质量改进方面的持续创新获得了国际竞争优势，缔造了“日本奇迹”，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后起国家和地区竞相研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但随着日本由“追赶者”转为“领跑者”，技术预测难度加大，加之第五代计算机研发的失败，使得当年志得意满，意欲在整个IT领域建立自己的标准，进而称霸世界的日本人遭受沉重打击。与此同时，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兴起、零部件之间界面的标准化，进一步降低了市场进入的技术壁垒，削弱了日本制造业特别是电子通讯设备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日本也明显偏于保守。
（一）构建超智慧社会的短板
商业模式创新滞后。日本企业的商业模式独特且成熟，生产者、消费者、市场等交易主体已经对这些颇具日本特色的商业模式产生了路径依赖。也正因如此，面对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挑战，日本企业在构筑新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时滞性，进展不仅落后于欧美国家，而且与国内市场快速扩张的中国相比，也处于下风。从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BI）和商业分析学（Business Analytics，BA）方面的专利数量来看，美国企业占全球的比重为83%，欧洲企业为12%，日本仅占比5%所谓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BI），又称商业智慧或商务智能，是指用现代数据仓库技术、线上分析处理技术、数据挖掘和数据展现技术进行数据分析以实现商业价值。商业分析（Business Analytics，BA），是指对于企业数据的分析过程与工具的应用，其目的是导出对商业决策和商业活动有用的信息。商业智能和商业分析学的专利主要包括经营战略制定、績效分析、经营资源配置、工作流程分析、风险管理、市场分析、预测分析、数据仓库、线上分析处理等方面。。而就构成人工智能技术核心的自然语言分析、机器学习技术等数据分析技术专利的拥有量所占份额来看，美国企业也具有压倒性优势。再就创新金融模式，特别是支付模式来看，近年来，中国第三方支付飞速发展。来自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业务达25710亿笔，金额15755万亿元，同比分别大幅增长8582%和4559%。其中，非银行支付机构（例如支付宝、微信）累计发生网络支付金额高达9927万亿。中国移动支付规模已经超日本GDP总量的规模，是美国的近50倍，高居全球第1位。
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的人才规模和最新成果与欧美及中国相比处于劣势。目前，日本约有IT技术人员100万人，仅相当于美国的1/3，中国的1/2[4]。其中，硬件设备领域的人才日本有13万，约为美国的一半，不足欧洲的1/3。特别是在应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和绩效的“服务科学”领域，日本的研究人员仅有233人，而美国则有5 216人，欧洲有7 575人[5]。在相关领域的科研成果方面，日本也明显落后于欧美国家。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论文数占全球177%，德国占44%，而日本仅占34%。另从人工智能学术论文篇数的国别和地区分布来看，欧洲超过3成，美国、中国超过20%，日本论文数则不到2%。在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申请件数的国家和地区分布中，美国国籍占近一半，中国国籍占181%、日本的申请件数占比为15%左右（见图2）。
四、机制创新及其效果：
日本推进超智慧社会的重点举措
（一）实施机制创新与协同效应释放
为了最大限度挖掘科技创新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力，把日本建成“世界最适宜创新的国家”，日本加快推进科技政策、创新政策、经济政策的集成和一体化进程。在体制层面，将“综合科学技术会议（CSTP）”进一步改组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由首相担任议长，作为日本科学技术的最高决策机构——“司令塔”，站在高于政府省厅的立场，规划、制定前瞻性、机动性、跨部门的科技引导政策，编制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从而大大强化科学技术创新的推进功能。在具体实施层面，作为“超智慧社会”的重要支柱，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推出了两个国家级重点计划：一是战略性创新推进计划”（Crossministerial Strategic Innovation Promotion Program，简称SIP），重点支持跨越省厅、学科及产业边界的横向联合型项目。年度预算为325亿日元；另一个是“创新性研究开发推进计划”（Impulsing Paradigm Change through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Program， 简称ImPACT），重点支持能够给产业和社会带来巨大变化，产生更多高风险、高影响力、挑战性、非连续性的创新项目。同时，为推动跨领域创新、融合创新，进一步促进协同效应的释放，日本打破以往文部科学省负责基础研究、经济产业省主导应用研究的界限，在“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下设立了跨省厅的专门“会议”，统一协调推动新产业的发展以及前沿技术的开发。例如，日本成立了由学术振兴会理事长担任议长的“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议”，作为最高指挥部来集中管理、协调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的研发活动，并将上述3个部门的研发成果统一提供给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大学等科研机构，集成官、产、学的智慧，共同推进人工智能等领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二） 战略纵深与政策循环演进
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的强项，凭借这方面的经验和优势，自2015年以来，日本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战略措施，试图强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下日本的竞争优势。如，日本内阁新修订的《日本再生战略》中，重点探讨物联网（IOT）、大数据、人工智能引发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革，提出在确保网络安全的基础上，推进IT的灵活利用。与此同时，在修订颁布的《创建世界最尖端IT国家宣言》该宣言最早发布于2013年6月，主要阐述了2013年-2020年期间以发展开放公共数据和大数据为核心的日本新IT国家战略，提出要把日本建设成为具有“世界最高水准的广泛运用信息产业技术的社会”。中，将IT产业定位于增长战略的支柱及经济发展的引擎，提出利用IOT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构筑“问题解决型IT活用模型”，实现国民能切实感受到的真正富裕生活。在此基础上，日本又出台了《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提出了创建安全的IOT系统、加强人才培养的支撑性计划。随着一系列战略的推出，日本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脉络逐渐清晰，并进一步向超智慧社会构建的目标聚焦，即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服务于产业再造和社会转型（见表3）。
政策的连续性是实施效果的重要保障。日本采取中长期基本计划与年度综合战略联动的方式，通过PDCA政策循环所谓PDCA政策循环由计划（Plan）、实施（Do）、评估（Check）和改进（Action）4个环节构成。，确保政策实施的效果。具体而言，为期5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确定未来战略发展的目标方向，分年度制定的《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则根据每年的实际情况，对政策实施重点做出微调，落实项目预算，细化政府投入方案。
此外，针对当下日本经济社会法律等各个层面中存在的不利于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推广的规则障碍，日本政府对涉及构建“超智慧社会”重点领域的既有制度、规制措施进行重新评估，适时修改妨碍创新的规制（见表4）。在积极的改革舉措下，日本面向超智慧社会的决策、服务和监管体系初步成型（见图3），新体制将采取设立国家战略特区、综合特区和结构改革特区等方式，着力推进规制改革的试点实施。
（三）人才培育与国民能力提升
日本一贯重视人才培养。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下实现产业再造和社会转型，富有创造性、开阔知识面、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更是不可或缺。然而，曾经创造了日本制造业辉煌的优秀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多数已进入退休阶段，而舒适、安逸、便利的生活使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缺乏冒险精神，同时，经济持续低迷也使整个日本社会的进取意识衰退，年轻人探索新科技、学习理工科的兴趣明显下降。为扭转人才短缺的局面，日本提出要在重点培养人工智能技术人才、数据科学家、网络安全人才、创业人才的同时，加快提升国民在超智慧社会下工作生活的资质和能力。为此，文部科学省修改了教学大纲，要求在中学阶段就着手培养超智慧社会所需的各类人才，在大学阶段则注重开阔学生的知识面，实现文理科并修兼容，打开知识通道，激发创造力。对于已经进入就业大军的劳动者来说，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机器人等应用将对其就业稳定性带来冲击，未来全球范围内都将需要更多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劳动者。面对新科技对劳动技能和知识储备带来的挑战，文部科学省在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在降低大学人材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错配的同时，与厚生劳动省共同推出了一揽子人才培养措施，从而更好地帮助现有劳动者弥补知识缺陷，建立终身自主学习机制，这些措施包括建立“职业实践力培养计划 （BP） ”“职业实践力培养计划” （BP） 设立于2015年7月，是由文部科学大臣负责认定的职业教育制度，同年12月对123项课程实施了第1次认定。该计划旨在使社会成员重新学习的方案可视化，提高大学课程的吸引力，增加企业的理解。厚生劳动省则通过教育训练给付金（津贴）制度配合促进社会成员的重新学习。，充实大学实习制度；推进“实用性职业教育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制度化；构筑专科学校与产业界合作的教育体制；强化专业技术学院培养高水平专业人才的功能。
五、启示与借鉴
二战以后，日本以追赶欧美为目标，以“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进和工艺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利用国际贸易为国家创造财富”作为发展路径，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破灭，投资机会减少，加之出生率降低、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国内市场收缩，经济活力衰退，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难以保持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经济转速换挡，从“辉煌”走向“失落”，引发了日本对科技、经济、社会走向的深度思考，开启了长达20多年的“结构性改革”。虽然这期间日本经历了较为频繁的政府更迭，但以“促增长、惠民生”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始终未发生动摇，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结构性改革强烈的共识和期待。时至今日，日本社会经济结构与20年前已大不相同，那些有关日本经济社会的刻板印象以及观察日本经济增长绩效的传统视角也有必要做出更新和修正。其中，桥本内阁推行的日本版“金融大爆炸”使曾经为高速增长立下汗马功劳、具有典型“日本特质”的主银行制和企业间相互持股早成明日黄花，而小泉内阁力推的“没有禁区”的改革，则从根基上动摇了日本人曾引以为傲的“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等雇佣制度和劳资关系。在这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作用下，日本经济增长虽然持续低速徘徊，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却并未停滞，实现了“没有增长或低增长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吕政研究员认为，过去20余年，尽管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但其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却仍在持续推进，这种较为独特的发展现象可以视为“没有增长的发展”。。在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深度交互的形势下，对于有效应对能源短缺、老龄化社会、自然灾害、安全保障等复杂的全球性挑战，科技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由此可见，日本推出“超智慧社会”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既是对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呼应，也是其20余年来结构改革的成效固化和路径深化，促使新科技新产业服务于增进日本后工业化时期的全民福利，而非单纯拉动经济增长提速的目标导向更加清晰，政策工具的选择趋于理性，重大战略决策的透明度及其实施成本均有改善的倾向。
近年来，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对日本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做出了重新考量和评估，而越来越多的观点对日本过去20余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开始由负面转为更为中性的判断[7]。对于经济进入新常态，处在增速换挡期、转型关键期的中国而言，如何克服转型中的风险和障碍，成功实现由“跟随者”到“领跑者”的跨越，日本的经验教训仍具有汲取和借鉴的价值。首先，结构性改革往往是漫长且充满波折的复杂博弈过程。在顶层设计之下，需要自上而下的动员，以凝聚自下而上的共识。而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年多以来各地政策运用的进展来看，长期以来，不少地方政府显然更习惯于且擅长在投资和出口拉动等需求侧发力。干预经济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地方政府更热衷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短期目标，难以形成可持续的高质量供给。应该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场攻坚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必须要有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机制转换、培育新动能的决心和定力，有序开展长期的制度创新；其次，随着“不以GDP论英雄”的考核导向转变，一些政府官员在经济转型中失去动力和方向，束手缚脚，由过度作为转为不作为、懒作为。从日本政府推进结构改革的战略递进来看，对于一个更加现代化、智能化的经济社会体系而言，增长的目标终将被发展的理念所替代，而这一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甚至要付出相当长时间的努力。现阶段，日本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型无疑尚未取得全面成功，新问题新矛盾还会出现，但在精准识别国家利益和改革焦点方面，日本政府显然已经掌握了更多的经验。此外，日本强化重大战略协同效应的作法同样具有启发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有步骤地整合现有分散在各部门的政策措施，提高政策和规范性，逐步构建有利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合理分工、良性共生的组织结构和产业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都留重人.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M].马成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
[2]内閣府.科学技術イノベーション総合戦略2016[R].東京：経済産業調査会，2016-05-24.
[3]経済産業省，厚生労働省，文部科学省.2017年版ものづくり白書[R].東京：経済産業調査会，2017-08-10.
[4]経済産業省，厚生労働省，文部科学省.2015年版ものづくり白書[R].東京：経済産業調査会，2015-08-24.
[5]文部科学省.平成28年版科学技術白書[R].東京：日経印刷，2016-06-01.
[6]ロボット革命実現会議.ロボット新戦略[EB/OL].[2015-01-23].http：//www.meti.go.jp/press/2014/01/20150123004/20150123004b.pdf.
[7]張季风.日本平成经济通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5.
[8]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未来产业研究组.影响未来的新科技新产业[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9]方晓霞，杨丹辉，李晓华.日本应对工业4.0：竞争优势重构与产业政策的角色[J].经济管理，2015（11）：20-31.
[10]杨丹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产业政策创新[J].区域经济评论，2017（4）：7-9.
[11]池田信夫.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M].胡文静，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12]汤之上隆.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M].林曌，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13]内閣府.科学技術イノベーション総合戦略2015[R].東京：経済産業調査会，2015-06-19.
[14]内閣府.科学技術基本計画[R].東京：経済産業調査会，2016-01-22.
[15]経済産業省，厚生労働省，文部科学省.2016年版ものづくり白書[R].東京：経済産業調査会，2016-07-28.
[责任编辑李颖]
摘要：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日本借力新科技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应对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战略布局来看，日本20多年来推进的结构性改革成效逐步释放。围绕“超智慧社会”构建，日本的制度创新机制进一步聚焦在产业再造和社会转型发展的可持续目标，并表现出更强的政策协同性。吸收日本的经验教训，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等方面，加快推动中国实现由“跟随者”向“领跑者”的跨越发展。
关键词：超智慧社会；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结构改革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1-0011-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1002
一、引言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主要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近年来，欧美国家对实体经济结构纠偏的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新科技，新产业不断涌现，世界经济经历了危机后的深度调整阶段后，迎来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蓬勃兴起，这也为日本重塑国家竞争力提供了战略机遇。借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推动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变革，加之企业对机器人、新材料、3D打印等新产业革命标志性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加大，以及所谓“安倍经济学”的强力刺激，持续低迷了20余年的日本实体经济呈现出向好的迹象，主要表现为国内设备投资复苏、就业形势逐步转好。2016年，日本完全失业率为31%，是自1994年（29%）以来的最低水平，有效求人倍率为136倍，达到自1991年（140倍）以来的最高水平。
应该看到，日本经济的回暖势头尚比较脆弱，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生产率不振等因素仍在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侵蚀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都留重人认为，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是日本“经济奇迹”发生的重要内部条件[1]。日本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已经出现了续，1956年-1973年的近20年间依旧实现了年均刘易斯拐点，但凭借后发优势以及人口红利的延845%的高速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破灭，日本劳动人口规模缩减，人口红利也
转为人口赤字，日本自此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通货紧缩之中。目前，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已经步入超老龄化社会[2]。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人口推计》，截至2016年12月1日，日本包含外国人在内的总人口同比减少013%，而65岁以上的人口3 4671万人，同比增加199%，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27%老龄化率是评价老龄化的指标，即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当这一指标达到7%时，标志着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达到14%时，说明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日本的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据日本國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算，到2030年，日本总人口将较目前减少1 000万以上，降至116亿，而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3，75岁以上的人口更是达到2 000万人，届时医疗护理的费用将高达20万亿日元。
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日本国内消费低迷，经济活力消减，税源收缩，养老、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开支剧增，日本政府的财政压力因此迅速增大。同时，老龄化也被视为是导致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根据公益财团法人日本生产率本部的估算，2014年日本制造业的名义劳动生产率 （每小时增加值）为97739美元，较2000年增长3017%，而同期美国的名义劳动生产率则由78497美元升至136941美元，增幅为7445%。日本劳动生产率在OECD成员国中的排序由2000年的第2位，快速下滑至2014年的第11位，列在英、德等欧洲国家之后[3]。除了老龄化危机之外，日本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面临着能源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老化、自然灾害频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当前，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生物医学、脑科学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催生了新的产业和商业模式，拓展了产业体系的边界，将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重大改变，这使得日本看到了新的机遇。日本意图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在提高劳动生产率、重塑本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利用智能化手段解决国内一系列困扰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对标美国实施《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中国出台《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战略，素以产业政策见长的日本自然不甘落后，在先后制定了《日本再生计划》《机器人新战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基础上，2016年1月日本推出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以下简称《第五期基本计划》），提出日本不但需要具备战略上抢先行动（前瞻性和战略性）、切实应对各种变化（多样性和灵活性）的能力，而且要在国际化、开放的创新体系中展开竞争与协调，构建最大限度发挥各创新主体能力的体制框架，以制造业为核心，灵活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在世界率先构建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同步解决的新型社会经济形态——“超智慧社会”。
文章从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视角，解析日本应对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政策工具及其影响，诠释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调整及其战略能力跟进的制度含义，为中国升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二、超智慧社会：日本迎接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布局
日本对超智慧社会的解读，是指通过最大限度的灵活利用ICT技术，构建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高度融合的社会，更加细致、精准地满足各种社会需求，使不同年龄、性别、地域或语言的人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服务，快乐舒适生活。超智慧社会是继狩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的一个新型社会经济形态，又被称为“社会50”。“社会50”体现了科技创新在社会变革中所发挥的先导性作用，是日本向未来社会发展的目标方向，也是日本政府寄予厚望的巨大项目（big project）。
与专注工业领域，意在通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实现制造业尖端化的美国《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不同（见表1），“社会50”立足于借力新科技手段解决日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痛点，选择了更广阔的视角，以新产业革命为契机，重构科技、产业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为了构建智能、便捷、舒适、有活力的社会，不仅要利用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从根本上强化产业的竞争力，而且还要通过创建新产业，开展创新型服务，提升生产生活的便捷性，并通过挖掘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女性和老年人的智慧和潜能，解决少子高龄化、资源匮乏导致的人口减少、产业竞争力低下、能源基础设施脆弱等发展难题。
超智慧社会的核心硬件是各种高质量的传感器，软件系统则涵盖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的主导技术，通过对生产、流通、销售、运输、医疗卫生、金融、公共服务等各领域积累的海量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实现跨企业、跨行业、跨领域的智能化应用，创造新价值和新服务。然而，超智慧社会需要统一协调的系统平台做支撑，不可能一蹴而就。结合国内的现实需求，日本政府对超智慧社会构建采取了战略递进的战略，提出将优先推进《科技创新综合战略2015》中确定的11 个系统的建设（见图1）。通过官产学联动，建立全社会统一的超智慧社会服务平台，实现各个服务系统之间的协调互通。
三、接点与短板：日本构建
超智慧社会的能力评估
日本曾经凭借制造业成本控制和质量改进方面的持续创新获得了国际竞争优势，缔造了“日本奇迹”，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后起国家和地区竞相研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但随着日本由“追赶者”转为“领跑者”，技术预测难度加大，加之第五代计算机研发的失败，使得当年志得意满，意欲在整个IT领域建立自己的标准，进而称霸世界的日本人遭受沉重打击。与此同时，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兴起、零部件之间界面的标准化，进一步降低了市场进入的技术壁垒，削弱了日本制造业特别是电子通讯设备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日本也明显偏于保守。
（一）构建超智慧社会的短板
商业模式创新滞后。日本企业的商业模式独特且成熟，生产者、消费者、市场等交易主体已经对这些颇具日本特色的商业模式产生了路径依赖。也正因如此，面对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挑战，日本企业在构筑新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时滞性，进展不仅落后于欧美国家，而且与国内市场快速扩张的中国相比，也处于下风。从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BI）和商业分析学（Business Analytics，BA）方面的专利数量来看，美国企业占全球的比重为83%，欧洲企业为12%，日本仅占比5%所谓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BI），又称商业智慧或商务智能，是指用现代数据仓库技术、线上分析处理技术、数据挖掘和数据展现技术进行数据分析以实现商业价值。商业分析（Business Analytics，BA），是指对于企业数据的分析过程与工具的应用，其目的是导出对商业决策和商业活动有用的信息。商业智能和商业分析学的专利主要包括经营战略制定、績效分析、经营资源配置、工作流程分析、风险管理、市场分析、预测分析、数据仓库、线上分析处理等方面。。而就构成人工智能技术核心的自然语言分析、机器学习技术等数据分析技术专利的拥有量所占份额来看，美国企业也具有压倒性优势。再就创新金融模式，特别是支付模式来看，近年来，中国第三方支付飞速发展。来自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业务达25710亿笔，金额15755万亿元，同比分别大幅增长8582%和4559%。其中，非银行支付机构（例如支付宝、微信）累计发生网络支付金额高达9927万亿。中国移动支付规模已经超日本GDP总量的规模，是美国的近50倍，高居全球第1位。
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的人才规模和最新成果与欧美及中国相比处于劣势。目前，日本约有IT技术人员100万人，仅相当于美国的1/3，中国的1/2[4]。其中，硬件设备领域的人才日本有13万，约为美国的一半，不足欧洲的1/3。特别是在应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和绩效的“服务科学”领域，日本的研究人员仅有233人，而美国则有5 216人，欧洲有7 575人[5]。在相关领域的科研成果方面，日本也明显落后于欧美国家。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论文数占全球177%，德国占44%，而日本仅占34%。另从人工智能学术论文篇数的国别和地区分布来看，欧洲超过3成，美国、中国超过20%，日本论文数则不到2%。在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申请件数的国家和地区分布中，美国国籍占近一半，中国国籍占181%、日本的申请件数占比为15%左右（见图2）。
四、机制创新及其效果：
日本推进超智慧社会的重点举措
（一）实施机制创新与协同效应释放
为了最大限度挖掘科技创新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力，把日本建成“世界最适宜创新的国家”，日本加快推进科技政策、创新政策、经济政策的集成和一体化进程。在体制层面，将“综合科学技术会议（CSTP）”进一步改组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由首相担任议长，作为日本科学技术的最高决策机构——“司令塔”，站在高于政府省厅的立场，规划、制定前瞻性、机动性、跨部门的科技引导政策，编制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从而大大强化科学技术创新的推进功能。在具体实施层面，作为“超智慧社会”的重要支柱，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推出了两个国家级重点计划：一是战略性创新推进计划”（Crossministerial Strategic Innovation Promotion Program，简称SIP），重点支持跨越省厅、学科及产业边界的横向联合型项目。年度预算为325亿日元；另一个是“创新性研究开发推进计划”（Impulsing Paradigm Change through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Program， 简称ImPACT），重点支持能够给产业和社会带来巨大变化，产生更多高风险、高影响力、挑战性、非连续性的创新项目。同时，为推动跨领域创新、融合创新，进一步促进协同效应的释放，日本打破以往文部科学省负责基础研究、经济产业省主导应用研究的界限，在“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下设立了跨省厅的专门“会议”，统一协调推动新产业的发展以及前沿技术的开发。例如，日本成立了由学术振兴会理事长担任议长的“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议”，作为最高指挥部来集中管理、协调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的研发活动，并将上述3个部门的研发成果统一提供给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大学等科研机构，集成官、产、学的智慧，共同推进人工智能等领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二） 战略纵深与政策循环演进
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的强项，凭借这方面的经验和优势，自2015年以来，日本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战略措施，试图强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下日本的竞争优势。如，日本内阁新修订的《日本再生战略》中，重点探讨物联网（IOT）、大数据、人工智能引发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革，提出在确保网络安全的基础上，推进IT的灵活利用。与此同时，在修订颁布的《创建世界最尖端IT国家宣言》该宣言最早发布于2013年6月，主要阐述了2013年-2020年期间以发展开放公共数据和大数据为核心的日本新IT国家战略，提出要把日本建设成为具有“世界最高水准的广泛运用信息产业技术的社会”。中，将IT产业定位于增长战略的支柱及经济发展的引擎，提出利用IOT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构筑“问题解决型IT活用模型”，实现国民能切实感受到的真正富裕生活。在此基础上，日本又出台了《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提出了创建安全的IOT系统、加强人才培养的支撑性计划。随着一系列战略的推出，日本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脉络逐渐清晰，并进一步向超智慧社会构建的目标聚焦，即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服务于产业再造和社会转型（见表3）。
政策的连续性是实施效果的重要保障。日本采取中长期基本计划与年度综合战略联动的方式，通过PDCA政策循环所谓PDCA政策循环由计划（Plan）、实施（Do）、评估（Check）和改进（Action）4个环节构成。，确保政策实施的效果。具体而言，为期5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确定未来战略发展的目标方向，分年度制定的《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则根据每年的实际情况，对政策实施重点做出微调，落实项目预算，细化政府投入方案。
此外，针对当下日本经济社会法律等各个层面中存在的不利于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推广的规则障碍，日本政府对涉及构建“超智慧社会”重点领域的既有制度、规制措施进行重新评估，适时修改妨碍创新的规制（见表4）。在积极的改革舉措下，日本面向超智慧社会的决策、服务和监管体系初步成型（见图3），新体制将采取设立国家战略特区、综合特区和结构改革特区等方式，着力推进规制改革的试点实施。
（三）人才培育与国民能力提升
日本一贯重视人才培养。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下实现产业再造和社会转型，富有创造性、开阔知识面、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更是不可或缺。然而，曾经创造了日本制造业辉煌的优秀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多数已进入退休阶段，而舒适、安逸、便利的生活使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缺乏冒险精神，同时，经济持续低迷也使整个日本社会的进取意识衰退，年轻人探索新科技、学习理工科的兴趣明显下降。为扭转人才短缺的局面，日本提出要在重点培养人工智能技术人才、数据科学家、网络安全人才、创业人才的同时，加快提升国民在超智慧社会下工作生活的资质和能力。为此，文部科学省修改了教学大纲，要求在中学阶段就着手培养超智慧社会所需的各类人才，在大学阶段则注重开阔学生的知识面，实现文理科并修兼容，打开知识通道，激发创造力。对于已经进入就业大军的劳动者来说，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机器人等应用将对其就业稳定性带来冲击，未来全球范围内都将需要更多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劳动者。面对新科技对劳动技能和知识储备带来的挑战，文部科学省在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在降低大学人材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错配的同时，与厚生劳动省共同推出了一揽子人才培养措施，从而更好地帮助现有劳动者弥补知识缺陷，建立终身自主学习机制，这些措施包括建立“职业实践力培养计划 （BP） ”“职业实践力培养计划” （BP） 设立于2015年7月，是由文部科学大臣负责认定的职业教育制度，同年12月对123项课程实施了第1次认定。该计划旨在使社会成员重新学习的方案可视化，提高大学课程的吸引力，增加企业的理解。厚生劳动省则通过教育训练给付金（津贴）制度配合促进社会成员的重新学习。，充实大学实习制度；推进“实用性职业教育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制度化；构筑专科学校与产业界合作的教育体制；强化专业技术学院培养高水平专业人才的功能。
五、启示与借鉴
二战以后，日本以追赶欧美为目标，以“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进和工艺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利用国际贸易为国家创造财富”作为发展路径，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破灭，投资机会减少，加之出生率降低、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国内市场收缩，经济活力衰退，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难以保持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经济转速换挡，从“辉煌”走向“失落”，引发了日本对科技、经济、社会走向的深度思考，开启了长达20多年的“结构性改革”。虽然这期间日本经历了较为频繁的政府更迭，但以“促增长、惠民生”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始终未发生动摇，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结构性改革强烈的共识和期待。时至今日，日本社会经济结构与20年前已大不相同，那些有关日本经济社会的刻板印象以及观察日本经济增长绩效的传统视角也有必要做出更新和修正。其中，桥本内阁推行的日本版“金融大爆炸”使曾经为高速增长立下汗马功劳、具有典型“日本特质”的主银行制和企业间相互持股早成明日黄花，而小泉内阁力推的“没有禁区”的改革，则从根基上动摇了日本人曾引以为傲的“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等雇佣制度和劳资关系。在这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作用下，日本经济增长虽然持续低速徘徊，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却并未停滞，实现了“没有增长或低增长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吕政研究员认为，过去20余年，尽管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但其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却仍在持续推进，这种较为独特的发展现象可以视为“没有增长的发展”。。在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深度交互的形势下，对于有效应对能源短缺、老龄化社会、自然灾害、安全保障等复杂的全球性挑战，科技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由此可见，日本推出“超智慧社会”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既是对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呼应，也是其20余年来结构改革的成效固化和路径深化，促使新科技新产业服务于增进日本后工业化时期的全民福利，而非单纯拉动经济增长提速的目标导向更加清晰，政策工具的选择趋于理性，重大战略决策的透明度及其实施成本均有改善的倾向。
近年来，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对日本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做出了重新考量和评估，而越来越多的观点对日本过去20余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开始由负面转为更为中性的判断[7]。对于经济进入新常态，处在增速换挡期、转型关键期的中国而言，如何克服转型中的风险和障碍，成功实现由“跟随者”到“领跑者”的跨越，日本的经验教训仍具有汲取和借鉴的价值。首先，结构性改革往往是漫长且充满波折的复杂博弈过程。在顶层设计之下，需要自上而下的动员，以凝聚自下而上的共识。而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年多以来各地政策运用的进展来看，长期以来，不少地方政府显然更习惯于且擅长在投资和出口拉动等需求侧发力。干预经济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地方政府更热衷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短期目标，难以形成可持续的高质量供给。应该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场攻坚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必须要有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机制转换、培育新动能的决心和定力，有序开展长期的制度创新；其次，随着“不以GDP论英雄”的考核导向转变，一些政府官员在经济转型中失去动力和方向，束手缚脚，由过度作为转为不作为、懒作为。从日本政府推进结构改革的战略递进来看，对于一个更加现代化、智能化的经济社会体系而言，增长的目标终将被发展的理念所替代，而这一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甚至要付出相当长时间的努力。现阶段，日本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型无疑尚未取得全面成功，新问题新矛盾还会出现，但在精准识别国家利益和改革焦点方面，日本政府显然已经掌握了更多的经验。此外，日本强化重大战略协同效应的作法同样具有启发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有步骤地整合现有分散在各部门的政策措施，提高政策和规范性，逐步构建有利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合理分工、良性共生的组织结构和产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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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