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经济衰退
林秀梅 李青召
摘要：文章利用Baker等发布的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研究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特征。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明显的“政党色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日本频繁的政治选举密切相关。此外，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持续时间较长。基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数据，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最终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冲击。从而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身是导致衰退的重要驱动力，这为解释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处于衰退提供了新的解释。
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衰退；最终需求；MS-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1-0001-0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1001
一、引言
战后日本采取经济赶超战略，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兴建基础设施政策、高投资和高出口政策等来发展经济，并在上世纪8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对英美发达国家的追赶。但随着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日元升值，大量过剩资本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导致经济泡沫产生。90年代初经济泡沫的破灭，使得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自民党政府拿不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政策，导致经济增长缓慢，银行不良债和政府负债扩大。进入新世紀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得到一定改善，但整体乏善可陈。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日本经济复苏之路显得尤为漫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的是经济主体无法确切预知政府何时改变现行经济政策（ Gulen & Ion2013）[1]。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长期处于高位（见图1）。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009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2013年）均指出美国和欧洲的财政、监管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了2008年-2009年经济的下滑并导致经济复苏缓慢。此外，经济政策在发布时间、内容和影响上具有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会延缓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投资和消费），使得经济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身就是经济衰退的重要驱动力Bloom（2009年），Benati（2014年）[23]。而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后，经济长期处于衰退，复苏之路漫漫无期。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至今，20多年间，日本政府先后经历 21任17位首相，频繁更换政府内阁首相，加剧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反过来作用于宏观经济，延缓了日本经济的复苏。
考虑到日本的政治体制和政党选举制度，对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体制密切相关的结论。政府及其背后的政治体制是影响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而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和自民党派阀政治是影响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的重要因素。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周期与日本首相选举高度相关，频繁的首相选举和首相任期过短是造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的重要原因。利用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构建VAR模型，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最终需求的影响，结果发现，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会对最终需求产生负向影响，这为解释日本经济长期衰退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由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没有直接可以测度的变量，寻找衡量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成为关键。国外学者早些时候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替代指标的计算主要有标准差法（Driver & Moreton，1991年）[4]和条件方差（Baum et al，2006年；Bredin&Fountas;，2009年；Talavera et al，2012年）[5]。近期测度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新的进展主要Jurado，Ludvigson & Ng（2015年）和Baker，Bloom & Davis（2016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6]。当出现较大宏观不确定性时，Jurado，Ludvigson & Ng测度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缺乏连续性。而Baker，Bloom & Davis则通过基于报纸消息包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关键词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保证了指数的连续性。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研究，因Baker等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而大量涌现（依据Baker等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的研究可参考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research.html）。Karnizova&Li;（2014年）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美国的衰退具有很好的预测性[7]。Benati（2014年）的研究则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衰退，利用随机波动的贝叶斯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在大衰退背景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美国、欧元区、英国和加拿大的影响。Baker，Bloom and Davis（2016年）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给出了详细的解释说明，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阐述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利用公司层面的数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股票的波动，降低投资，减少就业。宏观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抑制投资、降低产出和增加失业。Bordo等（2016年）研究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信贷渠道的关系，从总体和银行层面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银行的信贷水平，意味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银行信贷渠道进而影响经济复苏[8]。
日本学者基于不同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测度，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Masao Tsuri（2005年）研究了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日本消费的影响，指出公共支出的不确定性会直接导致劳动收入的不确定性，并将使未来税负发生不可测的变化。利用1970年-2000年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表明，日本中央政府实际公共支出的波动对个人消费有显著的负影响[9]。Sagiri（2016年）利用数值模拟分析了日本政策不确定性对当前老龄化社会经济和福利的影响，认为在当前日本由于人口和财政的挑战，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经济活动和福利。Masayuki（2016年）基于公司层面的原始调查数据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管理的影响以及企业对政府有关经济政策目标的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日本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障制度、税收政策、财政支出和国际贸易政策上，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到管理决策，尤其是设备投资和雇佣普通员工。与政府经济政策相关的中长期数值目标通常被认为是难以实现的[10]。
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以及执政党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等存在很大差异，加之外部冲击影响的大小和自身抵抗能力的不同，不同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各有自身特点。正如Bloom（2009年），Benati（2014年），Baker，Bloom and Davis（2016年）等所揭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有关日本经济衰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冲击（江瑞平2009年），零利率和通货紧缩（张谊浩2004年），结构性问题（吉野直行等2016年），经济政治因素（刘力臻2016年）等方面[1114]。上述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针对Baker等编制的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重点分析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特征，对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最终需求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并针对结果给出了解释。
二、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特征
为了对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量化分析，选取Baker等发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所以选取该指数作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是因为：第一，该指数具有权威性，在当前有关经济政策不确定的研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学者利用Baker等发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量化政策不确定性的替代指标。第二，该指数在时间上按照月度发布，具有良好的连续性，便于对日本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一）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1.文中所使用的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由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发布的月度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衡量日本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该指数以日本两家最大的日语新闻报纸——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分析对象。识别包含日语“不确定”“不确定性”，“经济的”“经济”，以及一个或多个政策短语的文章，并将识别的文章数量除以当月刊发的文章总数，再将得到每月指数以1988年6月至2013年12月这一区间标准化，然后乘以100，得到最终的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具体的构建可参考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japan_monthly.html）。
图1描述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月度变化和相关事件相关事件参考Baker S R， Bloom N， Davis S J.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J]. Cep Discussion Papers， 2015附录中Figure A7： Index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for Japan。。从该图中可以发现：（1）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日本国内政治密切相关。自1988年6月至2015年12月，日本经历了17位24任首相，其中6位首相来自于自民党以外的政党。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政治是造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图1中标示的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15处高企点中11处，与新首相就任、选举改革、国会解散和大选有关。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1955体制”面临重大的挑战，并导致日本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由原来的中选举制改为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1955年11月，日本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即自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在议会中形成稳定多数，连续执政长达38年，而其他党长期处于在野状态，多党制形同虚设，这种局面被称为“1955年体制”。。选举制度的改革打破了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同时也造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在90年代初期高企。由表1历任日本内阁首相在任时间可以看出，政府内阁首相的交替时间节点往往是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高企点，无论是执政党更替还是自民党内部更换总裁。各政党执政理念的不同，毫无疑问会造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自民党内部“通过定期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及首相选举），国家政权便民主地由一个派系转移到另外一个派系，政党间的竞争被政党内的派阀斗争所取代。同时， 由于自民党总裁实行公选制度，派阀政治日益制度化”[15]。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是日本政党政治的一大特色，推高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表1中还可以看出，首相在位时间相对较短，从竹下登内阁到野田内阁，在位平均时长541天。最短的羽田孜政府仅64天，最长的小泉内阁1 980天。从政府制定相关经济政策纲要，到具体实施，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而日本政府频繁更换内阁首相，大大增加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2.石油是造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另一重要因素。两次海湾战争均造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高企。日本是世界上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发达国家，绝大部分自然资源依赖于进口。海湾战争导致石油价格高企，这对严重依赖进口石油资源的日本产生很大冲击。第1次石油危机作为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的转折点，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深远。作为工业原料最主要的石油资源，一旦出现较大的价格波动，日本经济受到的打击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工业国家。因此，油价高低会影响到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方方面面。
3.全球和区域性经济危机是影响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外部事件冲击尤其是经济危机冲击，会加剧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1997年下半年和1998全年都在高位运行，期间更是发生了山一证券公司倒闭事件。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由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高企。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以及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日本央行为提振日本经济，于2010年9月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外部經济危机的冲击是导致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2007年-2014年间长期高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二）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区制特征
利用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走势图，可以比较直观地对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分析，但如果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比如，对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高低与相关事件进行分析，需要利用更高深的计量方法。
自Hamilton（1989年）提出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经济周期以来，利用该模型研究区制转换问题得到极快发展[16]。考虑到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存在高低两个区制。通过建立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MS-AR模型，可以确定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低两个区制及其所处区制时间，便于进一步分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特征。
参考HansMartin Krolzig（1998年）给出的MSAR估计方法，利用OX软件和Givewin软件对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进行区制分析。经过分析选择模型结构、滞后阶数和区制状态确定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为MSIH（2）-AR（6），具体结果见表2。从表2模型统计量的估计结果来看，LR检验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模型是线性的原假设，说明该AR模型中确实存在显著地非线性情况；同时非线性模型的对数似然值明显大于线性模型，说明MSAR模型参数拟合效果优于线性AR模型；最后从模型滞后阶数是否为最优的AIC准则、HQ准则和SC准则来看，根据越小越好的原则，非线性模型明显优于线性模型。
从图2中可以看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确实存在显著的两区制特征，并且是表现稳定的两区制特征。主要表现为各区制的平滑概率较高，除了区制转换部分，其余部分的平滑概率基本都在08以上，甚至接近于1的概率水平。结合图2中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可以看出，高低区制区间基本上与不确定性指数的高低相吻合。
表3给出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区制转换概率和持续期的估计结果。从区制转换概率来看，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MSAR模型回归得到的两区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系统维持在区制1的概率为0920 8，由区制1转移到区制2的概率为0079 2；系统维持在区制2的概率为0896 6，由区制2转移到区制1的概率为0103 4。从选取的样本看，停留在区制1的样本数量为1804个月，平均持续期1263月；停留在区制2的样本数量为1446个月，平均持续期为967个月。结合图2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趋势，可以看出，区制1是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间区间，区制2是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时间区间。因此，区制1可以称为高不确定性区制，区制2可以称为低不确定性区制。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制具有明显的“高长低短”的特征，即高不确定性区制持续时间较长，而低不确定性区制持续时间较短。
表4给出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制时间划分。从高不确定性区制（区制1）的时间划分中可以看出以下特点：（1）MSAR模型可以灵敏捕捉到由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区制转换。从高不确定性区制所包含的时间区间并结合图1中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高企的历史事件，可以发现，图1中所罗列的15次事件冲击所导致的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升高均包含在高不确定性区制中。（2）内忧外患是导致日本2007年9月至2014年2月长达6年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在这6年多的时间，日本共经历了6位首相，平均任期1年。频繁更换国家元首和不同政党轮流执政导致经济政策不能始终如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局部和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均对日本宏观经济产生冲击，导致日本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产生较大不确定性。
三、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最终需求的冲击影响
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高不确定性区制持续时间大于低不确定性区制持续时间、政党色彩严重等等。Bloom（2009年）的研究认为经济衰退时会伴有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且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身是经济衰退的重要驱动力。日本经济自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衰退，前文的研究揭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泡沫经济破灭后表现出高不确定性区制较长的特征。借鉴Bloom（2009年），Baker等（2016年）的方法，利用VAR模型来检验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冲击影响。
搜集了关于日本最终需求的相关变量作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冲击的代表性变量，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和出口，数据来源于OECD统计数据库。由于OECD统计数据库有关日本最终需求的变量均为季度数据，且起始时间为1994年第1季度，为此，VAR模型中样本数据的时间为1994Q1—2015Q4。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是月度数据，采用近月赋予较大权重，而远月赋予较小权重的方法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转换成季度数据。
显而易见，利用VAR模型来进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推断存在一定的问题，部分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反映了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状况格兰杰因果检验是检验依赖于过去某些时点上的信息而非当前和未来。。但利用VAR模型可以揭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反映变量间的动态冲击效应。VAR模型的动态分析一般采用正交脉冲响应函数来实现，而正交化需要由Cholesky分解完成，但Cholesky分解的结果严格依赖于模型中变量的顺序。因此，变量顺序的选择对VAR模型冲击的效果有直接的关系。为此，VAR模型中给定变量的顺序依次是：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出口、投资、政府消费、个人消费。参考Bloom（2009年）的做法，将上述变量取自然对数后，利用HP滤波进行去趋势处理。由于变量均为季度数据，HP滤波所选用的波长=1 600
图3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最终需求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图。从图3中可以看出，首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擊对出口的整体影响为负，给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出口会在第1期达到负向最大-0685%。随后冲击会迅速减弱，并在第8期由负向转为正向，但正向冲击非常微弱并最终趋向于零。可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会引发国外进口商的决策，延迟进口，给出口商带来负向影响，整体上会降低日本的出口。其次，经济政策不确定对投资有负向冲击影响。由于投资具有不可逆性，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时，企业会因为实物期权效应，延迟投资。从脉冲响应图中可以看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使投资在第2期产生最大负向冲击，随后这种负向冲击会逐渐减弱，并最终趋向于零。最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政府消费先产生负向冲击，随后转为正向，并最终衰减为零。再次，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首先会迅速降低政府消费的支出，并在第1期达到负向最大，随后这种负向冲击会迅速减弱，并在第5期由负向冲击转为正向冲击，在第8期达到正向最大后逐渐减弱并最终趋于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会首先引发政府消费降低，随后增加政府消费的想象，原因在于政府消费作为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政策不确定性构成的一部分，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政府消费本身会首先减少，随着不确定性的深入，政府为减弱社会公众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会增加消费来稳定经济。最后，经济政策不确定冲击会对私人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在冲击发生的当期，会首先对消费产生正向影响，随后这种影响会迅速减弱，并在第2期达到负向冲击最大。随后冲击会逐渐减弱并最终趋于零。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日本最终需求影响的结果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整体上对最终需求中的出口、投资、政府消费和私人消费的影响均为负，只是在冲击路径和冲击强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图3 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最终需求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图。从图3中可以看出，首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出口的整体影响为负，给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出口会在第1期达到负向最大-0685%。随后冲击会迅速减弱，并在第8期由负向转为正向，但正向冲击非常微弱并最终趋向于零。可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会引发国外进口商的决策，延迟进口，给出口商带来负向影响，整体上会降低日本的出口。其次，经济政策不确定对投资有负向冲击影响。由于投资具有不可逆性，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时，企业会因为实物期权效应，延迟投资。从脉冲响应图中可以看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使投资在第2期产生最大负向冲击，随后这种负向冲击会逐渐减弱，并最终趋向于零。最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政府消费先产生负向冲击，随后转为正向，并最终衰减为零。再次，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首先会迅速降低政府消费的支出，并在第1期达到负向最大，随后这种负向冲击会迅速減弱，并在第5期由负向冲击转为正向冲击，在第8期达到正向最大后逐渐减弱并最终趋于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会首先引发政府消费降低，随后增加政府消费的想象，原因在于政府消费作为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政策不确定性构成的一部分，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政府消费本身会首先减少，随着不确定性的深入，政府为减弱社会公众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会增加消费来稳定经济。最后，经济政策不确定冲击会对私人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在冲击发生的当期，会首先对消费产生正向影响，随后这种影响会迅速减弱，并在第2期达到负向冲击最大。随后冲击会逐渐减弱并最终趋于零。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日本最终需求影响的结果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整体上对最终需求中的出口、投资、政府消费和私人消费的影响均为负，只是在冲击路径和冲击强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四、结论和启示
文中对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从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走势图和相关事件分析来看，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日本的政党选举密切相关，外部事件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是影响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通过MSAR模型分析，发现样本时间内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处于高不确定性的时长要大于处于低不确定性的时长，高低不确定性区制的时间划分与引发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的事件相吻合。利用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最终需求数据建立VAR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对最终需求产生负向影响，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会削减出口，减少投资，降低消费（含政府消费和家庭消费）。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身是诱发日本经济衰退的重要推动力，这也为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处于衰退提供了新的解释。
针对以上结果，有以下启示：第一，不同于其他学者对日本经济衰退的分析，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角度出发，得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重要驱动力。并且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泡沫经济破灭性表现出高不确定性时期长于低不确定时期的特征。因此，保持经济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和透明性，都将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冲击，有利于日本经济复苏。第二，导致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的重要原因是日本的政治选举和政党制度。自民党一党优势执政的终结以及自民党派阀政治是导致日本首相频繁换届的主要原因，而首相频繁选举导致经济政策不能够保持持续稳定，从而加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此，确保内阁政府和首相的任期是保证经济政策持续稳定的基础，而日本政治选举和政党制度改革是达到这一目的必由之路。
第三，从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衰退之间的关系中可以得到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即保持经济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和透明性，对重大经济政策决策，要保持渠道畅通，让经济主体形成良好的理性预期，尽可能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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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颖]
摘要：文章利用Baker等发布的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研究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特征。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明显的“政党色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日本频繁的政治选举密切相关。此外，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持续时间较长。基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数据，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最终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冲击。从而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身是导致衰退的重要驱动力，这为解释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处于衰退提供了新的解释。
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衰退；最终需求；MS-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1-0001-0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1001
一、引言
战后日本采取经济赶超战略，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兴建基础设施政策、高投资和高出口政策等来发展经济，并在上世纪8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对英美发达国家的追赶。但随着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日元升值，大量过剩资本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导致经济泡沫产生。90年代初经济泡沫的破灭，使得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自民党政府拿不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政策，导致经济增长缓慢，银行不良债和政府负债扩大。进入新世紀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得到一定改善，但整体乏善可陈。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日本经济复苏之路显得尤为漫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的是经济主体无法确切预知政府何时改变现行经济政策（ Gulen & Ion2013）[1]。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长期处于高位（见图1）。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009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2013年）均指出美国和欧洲的财政、监管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了2008年-2009年经济的下滑并导致经济复苏缓慢。此外，经济政策在发布时间、内容和影响上具有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会延缓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投资和消费），使得经济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身就是经济衰退的重要驱动力Bloom（2009年），Benati（2014年）[23]。而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后，经济长期处于衰退，复苏之路漫漫无期。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至今，20多年间，日本政府先后经历 21任17位首相，频繁更换政府内阁首相，加剧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反过来作用于宏观经济，延缓了日本经济的复苏。
考虑到日本的政治体制和政党选举制度，对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体制密切相关的结论。政府及其背后的政治体制是影响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而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和自民党派阀政治是影响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的重要因素。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周期与日本首相选举高度相关，频繁的首相选举和首相任期过短是造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的重要原因。利用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构建VAR模型，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最终需求的影响，结果发现，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会对最终需求产生负向影响，这为解释日本经济长期衰退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由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没有直接可以测度的变量，寻找衡量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成为关键。国外学者早些时候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替代指标的计算主要有标准差法（Driver & Moreton，1991年）[4]和条件方差（Baum et al，2006年；Bredin&Fountas;，2009年；Talavera et al，2012年）[5]。近期测度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新的进展主要Jurado，Ludvigson & Ng（2015年）和Baker，Bloom & Davis（2016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6]。当出现较大宏观不确定性时，Jurado，Ludvigson & Ng测度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缺乏连续性。而Baker，Bloom & Davis则通过基于报纸消息包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关键词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保证了指数的连续性。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研究，因Baker等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而大量涌现（依据Baker等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的研究可参考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research.html）。Karnizova&Li;（2014年）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美国的衰退具有很好的预测性[7]。Benati（2014年）的研究则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衰退，利用随机波动的贝叶斯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在大衰退背景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美国、欧元区、英国和加拿大的影响。Baker，Bloom and Davis（2016年）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给出了详细的解释说明，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阐述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利用公司层面的数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股票的波动，降低投资，减少就业。宏观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抑制投资、降低产出和增加失业。Bordo等（2016年）研究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信贷渠道的关系，从总体和银行层面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银行的信贷水平，意味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银行信贷渠道进而影响经济复苏[8]。
日本学者基于不同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测度，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Masao Tsuri（2005年）研究了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日本消费的影响，指出公共支出的不确定性会直接导致劳动收入的不确定性，并将使未来税负发生不可测的变化。利用1970年-2000年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表明，日本中央政府实际公共支出的波动对个人消费有显著的负影响[9]。Sagiri（2016年）利用数值模拟分析了日本政策不确定性对当前老龄化社会经济和福利的影响，认为在当前日本由于人口和财政的挑战，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经济活动和福利。Masayuki（2016年）基于公司层面的原始调查数据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管理的影响以及企业对政府有关经济政策目标的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日本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障制度、税收政策、财政支出和国际贸易政策上，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到管理决策，尤其是设备投资和雇佣普通员工。与政府经济政策相关的中长期数值目标通常被认为是难以实现的[10]。
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以及执政党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等存在很大差异，加之外部冲击影响的大小和自身抵抗能力的不同，不同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各有自身特点。正如Bloom（2009年），Benati（2014年），Baker，Bloom and Davis（2016年）等所揭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有关日本经济衰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冲击（江瑞平2009年），零利率和通货紧缩（张谊浩2004年），结构性问题（吉野直行等2016年），经济政治因素（刘力臻2016年）等方面[1114]。上述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针对Baker等编制的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重点分析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特征，对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最终需求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并针对结果给出了解释。
二、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特征
为了对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量化分析，选取Baker等发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所以选取该指数作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是因为：第一，该指数具有权威性，在当前有关经济政策不确定的研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学者利用Baker等发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量化政策不确定性的替代指标。第二，该指数在时间上按照月度发布，具有良好的连续性，便于对日本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一）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1.文中所使用的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由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发布的月度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衡量日本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该指数以日本两家最大的日语新闻报纸——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分析对象。识别包含日语“不确定”“不确定性”，“经济的”“经济”，以及一个或多个政策短语的文章，并将识别的文章数量除以当月刊发的文章总数，再将得到每月指数以1988年6月至2013年12月这一区间标准化，然后乘以100，得到最终的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具体的构建可参考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japan_monthly.html）。
图1描述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月度变化和相关事件相关事件参考Baker S R， Bloom N， Davis S J.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J]. Cep Discussion Papers， 2015附录中Figure A7： Index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for Japan。。从该图中可以发现：（1）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日本国内政治密切相关。自1988年6月至2015年12月，日本经历了17位24任首相，其中6位首相来自于自民党以外的政党。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政治是造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图1中标示的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15处高企点中11处，与新首相就任、选举改革、国会解散和大选有关。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1955体制”面临重大的挑战，并导致日本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由原来的中选举制改为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1955年11月，日本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即自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在议会中形成稳定多数，连续执政长达38年，而其他党长期处于在野状态，多党制形同虚设，这种局面被称为“1955年体制”。。选举制度的改革打破了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同时也造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在90年代初期高企。由表1历任日本内阁首相在任时间可以看出，政府内阁首相的交替时间节点往往是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高企点，无论是执政党更替还是自民党内部更换总裁。各政党执政理念的不同，毫无疑问会造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自民党内部“通过定期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及首相选举），国家政权便民主地由一个派系转移到另外一个派系，政党间的竞争被政党内的派阀斗争所取代。同时， 由于自民党总裁实行公选制度，派阀政治日益制度化”[15]。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是日本政党政治的一大特色，推高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表1中还可以看出，首相在位时间相对较短，从竹下登内阁到野田内阁，在位平均时长541天。最短的羽田孜政府仅64天，最长的小泉内阁1 980天。从政府制定相关经济政策纲要，到具体实施，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而日本政府频繁更换内阁首相，大大增加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2.石油是造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另一重要因素。两次海湾战争均造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高企。日本是世界上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发达国家，绝大部分自然资源依赖于进口。海湾战争导致石油价格高企，这对严重依赖进口石油资源的日本产生很大冲击。第1次石油危机作为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的转折点，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深远。作为工业原料最主要的石油资源，一旦出现较大的价格波动，日本经济受到的打击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工业国家。因此，油价高低会影响到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方方面面。
3.全球和区域性经济危机是影响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外部事件冲击尤其是经济危机冲击，会加剧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1997年下半年和1998全年都在高位运行，期间更是发生了山一证券公司倒闭事件。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由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高企。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以及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日本央行为提振日本经济，于2010年9月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外部經济危机的冲击是导致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2007年-2014年间长期高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二）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区制特征
利用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走势图，可以比较直观地对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分析，但如果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比如，对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高低与相关事件进行分析，需要利用更高深的计量方法。
自Hamilton（1989年）提出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经济周期以来，利用该模型研究区制转换问题得到极快发展[16]。考虑到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存在高低两个区制。通过建立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MS-AR模型，可以确定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低两个区制及其所处区制时间，便于进一步分析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特征。
参考HansMartin Krolzig（1998年）给出的MSAR估计方法，利用OX软件和Givewin软件对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进行区制分析。经过分析选择模型结构、滞后阶数和区制状态确定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为MSIH（2）-AR（6），具体结果见表2。从表2模型统计量的估计结果来看，LR检验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模型是线性的原假设，说明该AR模型中确实存在显著地非线性情况；同时非线性模型的对数似然值明显大于线性模型，说明MSAR模型参数拟合效果优于线性AR模型；最后从模型滞后阶数是否为最优的AIC准则、HQ准则和SC准则来看，根据越小越好的原则，非线性模型明显优于线性模型。
从图2中可以看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确实存在显著的两区制特征，并且是表现稳定的两区制特征。主要表现为各区制的平滑概率较高，除了区制转换部分，其余部分的平滑概率基本都在08以上，甚至接近于1的概率水平。结合图2中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可以看出，高低区制区间基本上与不确定性指数的高低相吻合。
表3给出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区制转换概率和持续期的估计结果。从区制转换概率来看，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MSAR模型回归得到的两区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系统维持在区制1的概率为0920 8，由区制1转移到区制2的概率为0079 2；系统维持在区制2的概率为0896 6，由区制2转移到区制1的概率为0103 4。从选取的样本看，停留在区制1的样本数量为1804个月，平均持续期1263月；停留在区制2的样本数量为1446个月，平均持续期为967个月。结合图2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趋势，可以看出，区制1是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间区间，区制2是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时间区间。因此，区制1可以称为高不确定性区制，区制2可以称为低不确定性区制。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制具有明显的“高长低短”的特征，即高不确定性区制持续时间较长，而低不确定性区制持续时间较短。
表4给出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制时间划分。从高不确定性区制（区制1）的时间划分中可以看出以下特点：（1）MSAR模型可以灵敏捕捉到由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区制转换。从高不确定性区制所包含的时间区间并结合图1中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高企的历史事件，可以发现，图1中所罗列的15次事件冲击所导致的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升高均包含在高不确定性区制中。（2）内忧外患是导致日本2007年9月至2014年2月长达6年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在这6年多的时间，日本共经历了6位首相，平均任期1年。频繁更换国家元首和不同政党轮流执政导致经济政策不能始终如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局部和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均对日本宏观经济产生冲击，导致日本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产生较大不确定性。
三、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最终需求的冲击影响
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高不确定性区制持续时间大于低不确定性区制持续时间、政党色彩严重等等。Bloom（2009年）的研究认为经济衰退时会伴有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且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身是经济衰退的重要驱动力。日本经济自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衰退，前文的研究揭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泡沫经济破灭后表现出高不确定性区制较长的特征。借鉴Bloom（2009年），Baker等（2016年）的方法，利用VAR模型来检验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冲击影响。
搜集了关于日本最终需求的相关变量作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冲击的代表性变量，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和出口，数据来源于OECD统计数据库。由于OECD统计数据库有关日本最终需求的变量均为季度数据，且起始时间为1994年第1季度，为此，VAR模型中样本数据的时间为1994Q1—2015Q4。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是月度数据，采用近月赋予较大权重，而远月赋予较小权重的方法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转换成季度数据。
显而易见，利用VAR模型来进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推断存在一定的问题，部分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反映了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状况格兰杰因果检验是检验依赖于过去某些时点上的信息而非当前和未来。。但利用VAR模型可以揭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反映变量间的动态冲击效应。VAR模型的动态分析一般采用正交脉冲响应函数来实现，而正交化需要由Cholesky分解完成，但Cholesky分解的结果严格依赖于模型中变量的顺序。因此，变量顺序的选择对VAR模型冲击的效果有直接的关系。为此，VAR模型中给定变量的顺序依次是：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出口、投资、政府消费、个人消费。参考Bloom（2009年）的做法，将上述变量取自然对数后，利用HP滤波进行去趋势处理。由于变量均为季度数据，HP滤波所选用的波长=1 600
图3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最终需求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图。从图3中可以看出，首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擊对出口的整体影响为负，给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出口会在第1期达到负向最大-0685%。随后冲击会迅速减弱，并在第8期由负向转为正向，但正向冲击非常微弱并最终趋向于零。可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会引发国外进口商的决策，延迟进口，给出口商带来负向影响，整体上会降低日本的出口。其次，经济政策不确定对投资有负向冲击影响。由于投资具有不可逆性，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时，企业会因为实物期权效应，延迟投资。从脉冲响应图中可以看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使投资在第2期产生最大负向冲击，随后这种负向冲击会逐渐减弱，并最终趋向于零。最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政府消费先产生负向冲击，随后转为正向，并最终衰减为零。再次，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首先会迅速降低政府消费的支出，并在第1期达到负向最大，随后这种负向冲击会迅速减弱，并在第5期由负向冲击转为正向冲击，在第8期达到正向最大后逐渐减弱并最终趋于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会首先引发政府消费降低，随后增加政府消费的想象，原因在于政府消费作为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政策不确定性构成的一部分，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政府消费本身会首先减少，随着不确定性的深入，政府为减弱社会公众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会增加消费来稳定经济。最后，经济政策不确定冲击会对私人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在冲击发生的当期，会首先对消费产生正向影响，随后这种影响会迅速减弱，并在第2期达到负向冲击最大。随后冲击会逐渐减弱并最终趋于零。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日本最终需求影响的结果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整体上对最终需求中的出口、投资、政府消费和私人消费的影响均为负，只是在冲击路径和冲击强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图3 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最终需求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图。从图3中可以看出，首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出口的整体影响为负，给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出口会在第1期达到负向最大-0685%。随后冲击会迅速减弱，并在第8期由负向转为正向，但正向冲击非常微弱并最终趋向于零。可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会引发国外进口商的决策，延迟进口，给出口商带来负向影响，整体上会降低日本的出口。其次，经济政策不确定对投资有负向冲击影响。由于投资具有不可逆性，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时，企业会因为实物期权效应，延迟投资。从脉冲响应图中可以看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使投资在第2期产生最大负向冲击，随后这种负向冲击会逐渐减弱，并最终趋向于零。最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政府消费先产生负向冲击，随后转为正向，并最终衰减为零。再次，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首先会迅速降低政府消费的支出，并在第1期达到负向最大，随后这种负向冲击会迅速減弱，并在第5期由负向冲击转为正向冲击，在第8期达到正向最大后逐渐减弱并最终趋于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会首先引发政府消费降低，随后增加政府消费的想象，原因在于政府消费作为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政策不确定性构成的一部分，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政府消费本身会首先减少，随着不确定性的深入，政府为减弱社会公众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会增加消费来稳定经济。最后，经济政策不确定冲击会对私人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在冲击发生的当期，会首先对消费产生正向影响，随后这种影响会迅速减弱，并在第2期达到负向冲击最大。随后冲击会逐渐减弱并最终趋于零。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日本最终需求影响的结果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整体上对最终需求中的出口、投资、政府消费和私人消费的影响均为负，只是在冲击路径和冲击强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四、结论和启示
文中对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从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走势图和相关事件分析来看，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日本的政党选举密切相关，外部事件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是影响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通过MSAR模型分析，发现样本时间内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处于高不确定性的时长要大于处于低不确定性的时长，高低不确定性区制的时间划分与引发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的事件相吻合。利用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最终需求数据建立VAR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对最终需求产生负向影响，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会削减出口，减少投资，降低消费（含政府消费和家庭消费）。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身是诱发日本经济衰退的重要推动力，这也为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处于衰退提供了新的解释。
针对以上结果，有以下启示：第一，不同于其他学者对日本经济衰退的分析，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角度出发，得出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重要驱动力。并且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泡沫经济破灭性表现出高不确定性时期长于低不确定时期的特征。因此，保持经济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和透明性，都将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冲击，有利于日本经济复苏。第二，导致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企的重要原因是日本的政治选举和政党制度。自民党一党优势执政的终结以及自民党派阀政治是导致日本首相频繁换届的主要原因，而首相频繁选举导致经济政策不能够保持持续稳定，从而加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此，确保内阁政府和首相的任期是保证经济政策持续稳定的基础，而日本政治选举和政党制度改革是达到这一目的必由之路。
第三，从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衰退之间的关系中可以得到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即保持经济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和透明性，对重大经济政策决策，要保持渠道畅通，让经济主体形成良好的理性预期，尽可能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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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