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原西鹤经济小说的内涵
勾艳军
摘要：井原西鹤的“町人物”即经济类小说以近世初期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依靠勤劳智慧而发家致富的经验，总结了因奢侈游乐而倾家荡产的教训，并对中下层町人的贫困表现出深切同情，對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也有了一定的认知。井原西鹤对金钱万能、贫富分化的认知在逐渐深化，由最初的热情歌颂，发展到矛盾迷茫，最终加以调侃和质疑。尽管其质疑并未上升到明确的理论层次，但仍然为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井原西鹤；经验；教训；金钱万能；质疑
中图分类号：I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1-0075-06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1009
井原西鹤（1642年-1693年）在“好色”类浮世草子中讴歌了町人阶级（城市中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对于情爱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德川幕府高压统治的不满、以及与儒家禁欲思想相抗衡的倾向。随着阅历逐年增长和思考日渐深入，井原西鹤开始将关注焦点转向町人的经济生活和金钱观，并陆续出版了《日本永代藏》（1688年）、《世间胸算用》（1692年）等“町人物”系列小说。西鹤从积极的方面讲述了依靠才智与勤劳发家致富的经验，从消极方面指出很多因奢侈与游乐而倾家荡产的教训，写实地描绘出金钱万能的炎凉世态，并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心的种种波动和挣扎。
需要注意的是，井原西鹤不仅通过作品展现出世态人心的种种波动，同时还流露出自身的困惑与迷茫，对金钱万能的社会法则有一个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由最初的热情歌颂，发展到感觉矛盾与迷茫，最终表达出调侃和质疑。当然，由于町人阶级出身的历史局限性使然，井原西鹤的这些迷茫与质疑大都没有上升到明确的理论层次，还不能深刻意识到德川幕府对于町人资本的随意操控、大富商与幕府相互勾结是导致贫富差距的主因，也体会不到町人不具备实业、对幕藩体制具有强烈寄生性等原因，导致其无力与幕府相抗衡。尽管如此，这些经济小说仍然为理解德川初期经济社会提供了生动而富有启示意义的例证。
一、《日本永代藏》：对致富伦理的弘扬·隐约的危机意识
《日本永代藏》被视为井原西鹤“町人物”的
杰作，主要讲述了依靠才能和勤奋就能发家致富的道理，同时告诫人们不要误入奢侈与风流的歧途。
元禄时期是充满机会的资本经济上升时期，商人和手工业者都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金钱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尽管在士农工商政治体系中处于最底层，但町人可以凭借金钱获得敬仰，很多大富商甚至可以在精神上藐视武士阶级，以至于有“大阪町人一怒，天下武士皆惊”的说法。作者在一开篇就强调了金钱的无所不能：“窃以为，世上所有的心愿，除了生命，都可以依靠金银来实现”[1]4。
（一）才干·勤奋·信用·运气：上升时期的町人伦理
元禄时期，人们相信只要拥有才干、勤奋守信、把握机遇，就能够发家致富。“《日本永代藏》给人整体的印象是町人阶级的繁荣，他们拥有几乎与武家和农民完全隔绝的独立世界，只要不因疏忽而丧失家产，就能随心所欲地品尝到繁荣的果实，这是町人阶级的自负，只要有才干，世界就能提供无限的可能性”[2]79。
《日本永代藏》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依靠聪明才智发家致富的例子。一个开办漕运的人向寺院借了一大笔款项，宣称向寺院借来的钱很灵验，之后将钱转借给出海的渔民以赚取利息。渔民果然都交了好运，借贷的人纷至沓来，到了第十三年的时候，此人已经积累了八千一百九十二贯的巨额财富，不仅还清了寺院的贷款，还因为富有而受人敬仰。井原西鹤对他白手起家、依靠放贷而获利的商业头脑深表赞赏：“凡是不靠祖上遗产，仅凭一己的聪明才智挣起来的家财，够上五百贯银子的叫做财主，够到一千贯以上的叫做富翁”[1]6。
再看第三篇一个孤身女子带着儿子勤劳发家的故事。女子在码头上打扫散落的米粒勉强糊口，随着大米贸易的繁荣，女子动了牟利之心，将富余的大米积存起来拿去卖钱，并将捡到的草包等拆开来做成钱串子出售。当积攒下一定的散碎银两后，母子俩开始向熟人进行小额的短期放贷，按日计算利息，不久又干起兑换零钱的生意，最终发展成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曾经低微的出身也无人再提起。富豪将母亲当年拿过的扫米笤帚高高地供奉起来，视作传家之宝。
可以看出，女子最初的资本积累与大米贸易的繁荣息息相关。女子通过贩卖大米、编织草绳获得最初的资金后，也开始用放贷来赚取利息，并发展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作者在这里强调了金钱的力量，只要有钱便能获得尊敬和仰仗，这为町人摆脱身份等级制的束缚、获得精神上的优越感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成为新兴町人社会得到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商人不论出身，唯金银以为世系。即便是大织冠的后裔，身居市井而贫穷，还不如耍猴儿的流辈。必须生财有道，做得富翁，方是道理” [1]111。
（二）节俭本分·远离享乐：谆谆教诲
井原西鹤在《日本永代藏》中苦口婆心地劝说町人要安守“本分”。所谓的本分，就是勤奋、节俭、能干等发家致富和保值财富的品质，是町人阶级摸索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价值观念。相对应的，过分追求奢华、流连于青楼，则必将招致破产的厄运。
“节俭”是井原西鹤重点强调的町人伦理，描写了很多节俭乃至悭吝的例子。作者批判很多町人家庭逾越身份，过分追求奢华，凡事不讲究分寸，尤其在女子的衣着方面耗费过多资财。身为町人家的女子，无须学习贵族或武士阶层的琴棋书画等风雅爱好，应该踏踏实实地操持家计才对。还有的人家大兴土木、建造豪宅，目的却是为了钓得女方丰厚的陪嫁，这样动机不纯的奢侈之举，最有可能导致身败名裂的悲惨结局。
江户时代的“游郭”（烟花柳巷）异常繁荣，德川幕府为削弱各路诸侯的斗志而刻意扶植了一些享乐场所，因“参觐交替”制度而隔年居住在江户的藩主们，果然大都沉迷于此。很多富裕的町人也常常流连于此，由于身份制度的限制和封建道德的重压，蓄积的巨额资本没有正当的使用途径，因此，常将旺盛的生命力挥霍到无节制的感官享乐上。当然，在烟花柳巷的尽情挥霍必然要耗费大量金银，因为玩物丧志而陷入破产境地的町人层出不穷。因此，远离烟花柳巷成为町人世界的共识。井原西鹤从破坏家庭生计、妨碍资本积累的角度，进一步对风流享乐的弊端进行了警诫。例如，有一个父亲，一辈子勤俭节约到了悭吝的地步，继承家业的儿子却热衷于结交青楼名妓，把风流弟子的一套打扮举动全都学了来，“可是呀，毕竟世事无常。眼看他就这四五年来，把两千贯银子的家财，挥霍得纤尘不剩，灰烬无余，连糊口的能力也没有了”[1]10。
总之，井原西鹤通过大量失败破产的例子，似乎在告诉人们，依靠才华和幸运而致富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还是通过极度的吝啬或者投机来使财产增值，而且稍有不慎便有破產的可能，这其实流露出作者一种隐约的不安。因为这些聚集在城下町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主要任务就是为领主们的城市建设提供技术、经办年贡米和特产、贩卖领主使用的非自给性商品，对于幕藩体制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德川时代的町人无论如何炫耀自己的财富，其财富也不过是他们通过寄生在幕藩体制上所获得的。同样称作町人，与通过海外贸易而获得财富和实力的安土、桃山的堺或博多的町人不同”[3]78。的确，一旦幕府颁布“弃捐令”（幕府以及诸藩为了救济家臣的财政困难而要求债权人放弃债权的法令），町人们就必须得忍气吞声。所以，必须学会节约乃至悭吝，必须积攒有限的钱财来保障未知的生活，必须时刻具有危机意识。
在《日本永代藏》写作的天和、贞享年间，其实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上升时期，而是呈现出下降趋势的萧条期。幕府将军德川纲吉施行恐怖政治、颁布节俭令、衣裳法度等，对町人的生产经营带来很大打击。井原西鹤在小说中传达的乐观向上的态度，其实也是幕府高压政治下的一种明哲保身之举，同时，通过对以前经济欣欣向荣时期的赞美，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对于当今萧条世态的失望，当然，这种表达是非常隐晦和耐人寻味的。
其实在《日本永代藏》之后，井原西鹤还写过续篇《本朝町人鉴》，里面不仅收录了依靠商业头脑、节俭精神而发迹致富的例子，也有许多因奢侈而败光家财的教训。虽然名为町人借鉴，但很多例子其实并不值得嘉许。例如，有一个人夜晚在花街柳巷留宿，偶尔听到隔壁有人说某商品明天行情要大涨，赶紧起身跑去囤货，果然发了大财，这并非正面教材，只是靠小道消息投机取巧而已。井原西鹤如实记录下了这一事例，也从侧面揭示出唯利是图的混乱价值观念。
总之，《本朝町人鉴》对经济社会的消极面有了更多的揭露，字里行间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色彩也更强烈一些，通过和从前对比的方式，井原西鹤还隐约讽刺了现在虚假的繁荣，同时对于金钱、资本的力量有了深入的思考，因此具备了一定的深入。井原西鹤通过作品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本钱，那么无论他如何努力，也只是为富有者做奉献而已，尽管也有人因为慈悲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运气，但这仅为偶然的个案而已，更多的人即使拥有才华和抱负，也很难翻身发迹。不难看出，井原西鹤从早期积极地弘扬町人发家致富的伦理，逐渐意识到很多金钱万能的阴暗面。
二、《世间胸算用》：对贫富差距的认知及其局限性
《世间胸算用》（1692年刊，5卷）是由20个故事构成的短篇小说集，副标题为“除夕日一日千金”，井原西鹤选择了除夕夜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重点描写了中下层贫苦町人的生活。除夕是赊账和赊购进行总决算的一天，赊账的人为了明年的资金运转必须收回欠款；赊购的人因无力偿还而东躲西藏。彼此都在为跨越这一天而绞尽脑汁甚至不择手段，这时，所谓的“义理”“人情”已被抛诸脑后，极端的利己主义显露无疑。不过，虽然聚焦于这样一个最能体现世态炎凉的日子，但井原西鹤并没有采用特别阴郁的叙事口吻，而是以轻松且略带戏谑的笔触，绘声绘色地展现了贫苦町人笑中带泪的生活百态。
（一）对底层町人的深切同情
在小说的开篇，井原西鹤将赊欠账款、年关难过的原因，归结为平时不懂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世人过活，大抵漫不经心，错打每年一度的算盘，以致年关难过，不知所措，都由于胸无成竹之故，须知这是千金难买的一天，冬春之间的分水岭，没有钱是翻不过去的。”这也是井原西鹤一贯的观点，他认为町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还要善于保值财富，要学会勤俭节约，杜绝奢侈浪费，否则终将陷入朝不保夕的悲惨境地。
例如，井原西鹤这样劝谏一个曾经拥有遗产却最终破落、终日做着发财梦的男子，提醒他随时都不要疏忽生计，努力赚钱才是最要紧的事：“梦里毋忘营生计，乃是富翁的金言。心有所思，必见于梦…。而今之世，再也无金可拾，人皆视钱如命，各自小心的紧呢”[1]155。作者接着以同情的笔触描写了这家人的除夕，眼看着要过年了，妻子无奈去给有钱人家做奶妈贴补家用，自家的孩子哭闹不休，邻居大嫂赶来帮忙熬米粥，又议论起孩子母亲与那家雇主的亡妻模样相似，男子听后将钱原封不动地退还给雇主，宁可饿死也要带妻子回家，一家人就这样在泪眼朦胧地过了年。
像这样，井原西鹤对中下层町人的困苦生活进行了写实的描述，深切感受到贫富差距的存在，并对贫苦人家的艰辛生活表现出深深的同情。日本学者冈一男指出，该小说“精致描写了以银生银的世态，以及人们为金钱所奴役的惨状”[4]206。的确，与前一部作品《日本永代藏》的积极乐观相对照，这部小说深刻展现了严峻经济形势下人生的绝望面。
（二）对世道人心的感慨无奈
在江户时代，被置于士农工商最底层的町人，孜孜以求的唯有金银，只有发财致富、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才能获得尊重和存在感。可是，一些人为了追求金钱而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信任感和亲情渐趋淡薄，欺骗和投机等行为也屡见不鲜。“日本人的心灵都被金钱所污染了，这就是近世，而顶点就是西鹤所生活的元禄时代”。的确，井原西鹤还有一部未完成的町人小说集《世上人心》井原西鹤于1693年去世，本来计划完成町人小说三部曲，即《日本永代藏》《本朝町人鉴》和《世上 人心》。后面两部属于未完成的草稿，门人团水将它们集合起来，编成《西鹤织留》。《西鹤织留》共分5卷，前两卷来自《本朝町人鉴》，后3卷来自《世上人心》。，深刻透视了货币经济下人们种种复杂的心态。
《世上人心》描写了各种职业地位的人微妙的心理波动，整体色彩较为阴郁，很多章节记录了对于疾病、残疾、妻子早逝等的感慨，仿佛是西鹤本人晚年的心情流露。晚年西鹤笔下的世上人心，大都是无情、可怕、变幻无常、不可麻痹大意对待的人心，当顿悟到世上人心是如此这般时，绝望感、虚无感、甚至看破世事的感觉支配了西鹤。因此，文中的教训性与以前相比性质也有所不同，失去了人生的可能性和积极性，变得更具日常性和消极色彩。
在《世间胸算用》中，有些人为了获得不当收益而投机取巧，还有很多人为了逃债而绞尽脑汁，其中一些手段绝对不是正当之举。例如，一群人在除夕夜到寺院来听和尚讲经，大家都各怀心事。一个老奶奶听到一半便忏悔道，儿子因为担心债主上门，所以才将自己送进庙里暂时躲避，而他则四下嚷嚷说家里的老人走失了，央求邻居们敲锣打鼓地帮忙寻找，试图以此来蒙混过关。一个上门女婿，因为没钱没本事而遭到老婆的嫌弃，被赶出家门只得暂时借宿在寺庙。更有甚者，还有一个四处躲债并打算在寺庙顺手拿点东西的小偷儿。讲经的和尚听完大家的倾诉后，一语道破真谛：“种种恶念都起于贫。你们原秉佛心，却奈何不得这俗世啊”[1]187。
对于因金钱而变质的世态人心，井原西鹤所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谴责，不如说是感慨和无奈。其实，如何坚韧地、笑中带泪地生存下去，才是井原西鹤关注的焦点。例如，作者描写了一个即使采用不正当手段、也要顽强地生存下去的人。面对债主，他装疯卖傻、磨刀霍霍，扬言自己火性发作起来，说不定要剖腹自尽，这时偶然飞过一只长鸣鸡，他便一挥刀砍断了鸡的脖子，成群的讨债人早就吓破了胆，纷纷退避三舍不予追究，这也是年关讹债的常用手法。作者以一种略带调侃的口吻描写了町人生存的潜能，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切的同情。
（三）对金钱万能及贫富差距的迷茫心态
虽然对穷苦町人的生活深表同情，但另一方面，井原西鹤对有钱人也并不反感，甚至对金钱的力量持一种赞赏态度，这样描绘述了町人理想的人生蓝图：“世上最可喜的莫过于金银有余，万事顺利，这须是从年轻有为时的二十五岁就孜孜不倦，在年富力强的三十五岁经营积攒，在通情达理的五十岁上规模大定，六十岁之前万事付诸后嗣，抽身退闲纳福，正可出入寺院，养尊处优”[1]132。在这个时代，出身高贵与否不再特别重要，只要能够发迹，就能享受到现世的荣华。
对穷苦人的同情和对发迹之人的艳羡，折射出当时日渐悬殊的贫富差距。在《世間胸算用》中，井原西鹤通过对比的方式，揭示出贫富差距的悬殊，并指出，在“以银生银”的社会里，资本只能越来越集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例如，环山京都的人还吃着鲜鲣鱼，此地靠海的穷苦人却甘愿只吃小杂鱼。与囊中羞涩、艰难度日的底层市民不同，有钱人日进斗金：“你道世上缺少的是金银，其实比是没有见过大场面罢了。世上有的是钱。这话怎么说呢？但看近三十年来，诸国都眼看着市面越发繁华，便可知了”[1]175。可见，金钱给富人带来令人艳羡的富足生活，穷人却因为琐碎花销的超支而年关难过，这无疑就是金钱令人矛盾的地方。
不过，从文中夹杂的明显的戏谑口吻可以看出，尽管井原西鹤已经意识到了贫富差距，但并未尝试对贫富分化的深层原因进行思索，从而提出具有建设性的主张，而是始终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来打量和调侃现实，这与他出身于富裕的町人家庭、早期从事滑稽戏谑的俳谐创作不无关系，正如日本学者冈一男所指出的：“他洞悉了所有人类的罪恶和祸害都根源于社会环境，但却没有尝试从政治上或道德上对社会环境进行改造，从而将人们从不幸中拯救出来。他只是将其视作人类被赋予的命运而加以放弃，想通过对命运的达观心态，来获得洒脱的心境，或者与闲云野鹤相伴、鸟瞰浮世，或者为倏忽的本能之火所侵袭、忘我于巫山之戏，他始终只是将本应真挚对待的人生俳谐化了，这虽说是时代的影响，但也甚为可惜”[4]212。
在近世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町人阶级并不是依靠实际产业发家，而主要通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获利，因此具有不稳定性。在政治方面，町人阶级始终没有摆脱幕府将军和地方诸侯的制约，辛苦积累的资金可能会因武士阶级‘切舍御免的特权而被拖欠甚至注销。于是，一些善于投机取巧的富商为寻求保护而与幕府诸侯相勾结，从而实现对大米等重要物资的垄断，这也使得资本愈发集中少数人手中，很多中小商人难逃被吞并的厄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这些导致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深层社会原因，是出身于富有町人家庭的小说家很难意识到的。
井原西鹤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是因为他没有停留在对浮世艳情与享乐一味的赞美阶段，伴随着对社会现象和世道人心的不断观察，开始感受到很多浮华背后的阴暗面。尽管由于历史条件及阶级局限性的原因，井原西鹤还不能完全地揭示出金钱万能的弊端、贫富差距的根源等，但他通过作品向我们提供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例子，尽管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现实，很多事例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但这正是他不断的思索、迷茫和质疑的创作历程，对于了解那个时代很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井原西鹤.井原西鹤选集[M].钱稻孙，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2]ドナルド·キーン.日本文学の歴史·近世篇2[M].徳岡孝夫，译.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
[3]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M].郭连友，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4]岡一男.日本文学思潮論[M].東京：笠間書院，1973.
[责任编辑李颖]
摘要：井原西鹤的“町人物”即经济类小说以近世初期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依靠勤劳智慧而发家致富的经验，总结了因奢侈游乐而倾家荡产的教训，并对中下层町人的贫困表现出深切同情，對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也有了一定的认知。井原西鹤对金钱万能、贫富分化的认知在逐渐深化，由最初的热情歌颂，发展到矛盾迷茫，最终加以调侃和质疑。尽管其质疑并未上升到明确的理论层次，但仍然为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井原西鹤；经验；教训；金钱万能；质疑
中图分类号：I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1-0075-06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1009
井原西鹤（1642年-1693年）在“好色”类浮世草子中讴歌了町人阶级（城市中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对于情爱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德川幕府高压统治的不满、以及与儒家禁欲思想相抗衡的倾向。随着阅历逐年增长和思考日渐深入，井原西鹤开始将关注焦点转向町人的经济生活和金钱观，并陆续出版了《日本永代藏》（1688年）、《世间胸算用》（1692年）等“町人物”系列小说。西鹤从积极的方面讲述了依靠才智与勤劳发家致富的经验，从消极方面指出很多因奢侈与游乐而倾家荡产的教训，写实地描绘出金钱万能的炎凉世态，并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心的种种波动和挣扎。
需要注意的是，井原西鹤不仅通过作品展现出世态人心的种种波动，同时还流露出自身的困惑与迷茫，对金钱万能的社会法则有一个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由最初的热情歌颂，发展到感觉矛盾与迷茫，最终表达出调侃和质疑。当然，由于町人阶级出身的历史局限性使然，井原西鹤的这些迷茫与质疑大都没有上升到明确的理论层次，还不能深刻意识到德川幕府对于町人资本的随意操控、大富商与幕府相互勾结是导致贫富差距的主因，也体会不到町人不具备实业、对幕藩体制具有强烈寄生性等原因，导致其无力与幕府相抗衡。尽管如此，这些经济小说仍然为理解德川初期经济社会提供了生动而富有启示意义的例证。
一、《日本永代藏》：对致富伦理的弘扬·隐约的危机意识
《日本永代藏》被视为井原西鹤“町人物”的
杰作，主要讲述了依靠才能和勤奋就能发家致富的道理，同时告诫人们不要误入奢侈与风流的歧途。
元禄时期是充满机会的资本经济上升时期，商人和手工业者都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金钱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尽管在士农工商政治体系中处于最底层，但町人可以凭借金钱获得敬仰，很多大富商甚至可以在精神上藐视武士阶级，以至于有“大阪町人一怒，天下武士皆惊”的说法。作者在一开篇就强调了金钱的无所不能：“窃以为，世上所有的心愿，除了生命，都可以依靠金银来实现”[1]4。
（一）才干·勤奋·信用·运气：上升时期的町人伦理
元禄时期，人们相信只要拥有才干、勤奋守信、把握机遇，就能够发家致富。“《日本永代藏》给人整体的印象是町人阶级的繁荣，他们拥有几乎与武家和农民完全隔绝的独立世界，只要不因疏忽而丧失家产，就能随心所欲地品尝到繁荣的果实，这是町人阶级的自负，只要有才干，世界就能提供无限的可能性”[2]79。
《日本永代藏》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依靠聪明才智发家致富的例子。一个开办漕运的人向寺院借了一大笔款项，宣称向寺院借来的钱很灵验，之后将钱转借给出海的渔民以赚取利息。渔民果然都交了好运，借贷的人纷至沓来，到了第十三年的时候，此人已经积累了八千一百九十二贯的巨额财富，不仅还清了寺院的贷款，还因为富有而受人敬仰。井原西鹤对他白手起家、依靠放贷而获利的商业头脑深表赞赏：“凡是不靠祖上遗产，仅凭一己的聪明才智挣起来的家财，够上五百贯银子的叫做财主，够到一千贯以上的叫做富翁”[1]6。
再看第三篇一个孤身女子带着儿子勤劳发家的故事。女子在码头上打扫散落的米粒勉强糊口，随着大米贸易的繁荣，女子动了牟利之心，将富余的大米积存起来拿去卖钱，并将捡到的草包等拆开来做成钱串子出售。当积攒下一定的散碎银两后，母子俩开始向熟人进行小额的短期放贷，按日计算利息，不久又干起兑换零钱的生意，最终发展成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曾经低微的出身也无人再提起。富豪将母亲当年拿过的扫米笤帚高高地供奉起来，视作传家之宝。
可以看出，女子最初的资本积累与大米贸易的繁荣息息相关。女子通过贩卖大米、编织草绳获得最初的资金后，也开始用放贷来赚取利息，并发展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作者在这里强调了金钱的力量，只要有钱便能获得尊敬和仰仗，这为町人摆脱身份等级制的束缚、获得精神上的优越感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成为新兴町人社会得到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商人不论出身，唯金银以为世系。即便是大织冠的后裔，身居市井而贫穷，还不如耍猴儿的流辈。必须生财有道，做得富翁，方是道理” [1]111。
（二）节俭本分·远离享乐：谆谆教诲
井原西鹤在《日本永代藏》中苦口婆心地劝说町人要安守“本分”。所谓的本分，就是勤奋、节俭、能干等发家致富和保值财富的品质，是町人阶级摸索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价值观念。相对应的，过分追求奢华、流连于青楼，则必将招致破产的厄运。
“节俭”是井原西鹤重点强调的町人伦理，描写了很多节俭乃至悭吝的例子。作者批判很多町人家庭逾越身份，过分追求奢华，凡事不讲究分寸，尤其在女子的衣着方面耗费过多资财。身为町人家的女子，无须学习贵族或武士阶层的琴棋书画等风雅爱好，应该踏踏实实地操持家计才对。还有的人家大兴土木、建造豪宅，目的却是为了钓得女方丰厚的陪嫁，这样动机不纯的奢侈之举，最有可能导致身败名裂的悲惨结局。
江户时代的“游郭”（烟花柳巷）异常繁荣，德川幕府为削弱各路诸侯的斗志而刻意扶植了一些享乐场所，因“参觐交替”制度而隔年居住在江户的藩主们，果然大都沉迷于此。很多富裕的町人也常常流连于此，由于身份制度的限制和封建道德的重压，蓄积的巨额资本没有正当的使用途径，因此，常将旺盛的生命力挥霍到无节制的感官享乐上。当然，在烟花柳巷的尽情挥霍必然要耗费大量金银，因为玩物丧志而陷入破产境地的町人层出不穷。因此，远离烟花柳巷成为町人世界的共识。井原西鹤从破坏家庭生计、妨碍资本积累的角度，进一步对风流享乐的弊端进行了警诫。例如，有一个父亲，一辈子勤俭节约到了悭吝的地步，继承家业的儿子却热衷于结交青楼名妓，把风流弟子的一套打扮举动全都学了来，“可是呀，毕竟世事无常。眼看他就这四五年来，把两千贯银子的家财，挥霍得纤尘不剩，灰烬无余，连糊口的能力也没有了”[1]10。
总之，井原西鹤通过大量失败破产的例子，似乎在告诉人们，依靠才华和幸运而致富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还是通过极度的吝啬或者投机来使财产增值，而且稍有不慎便有破產的可能，这其实流露出作者一种隐约的不安。因为这些聚集在城下町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主要任务就是为领主们的城市建设提供技术、经办年贡米和特产、贩卖领主使用的非自给性商品，对于幕藩体制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德川时代的町人无论如何炫耀自己的财富，其财富也不过是他们通过寄生在幕藩体制上所获得的。同样称作町人，与通过海外贸易而获得财富和实力的安土、桃山的堺或博多的町人不同”[3]78。的确，一旦幕府颁布“弃捐令”（幕府以及诸藩为了救济家臣的财政困难而要求债权人放弃债权的法令），町人们就必须得忍气吞声。所以，必须学会节约乃至悭吝，必须积攒有限的钱财来保障未知的生活，必须时刻具有危机意识。
在《日本永代藏》写作的天和、贞享年间，其实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上升时期，而是呈现出下降趋势的萧条期。幕府将军德川纲吉施行恐怖政治、颁布节俭令、衣裳法度等，对町人的生产经营带来很大打击。井原西鹤在小说中传达的乐观向上的态度，其实也是幕府高压政治下的一种明哲保身之举，同时，通过对以前经济欣欣向荣时期的赞美，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对于当今萧条世态的失望，当然，这种表达是非常隐晦和耐人寻味的。
其实在《日本永代藏》之后，井原西鹤还写过续篇《本朝町人鉴》，里面不仅收录了依靠商业头脑、节俭精神而发迹致富的例子，也有许多因奢侈而败光家财的教训。虽然名为町人借鉴，但很多例子其实并不值得嘉许。例如，有一个人夜晚在花街柳巷留宿，偶尔听到隔壁有人说某商品明天行情要大涨，赶紧起身跑去囤货，果然发了大财，这并非正面教材，只是靠小道消息投机取巧而已。井原西鹤如实记录下了这一事例，也从侧面揭示出唯利是图的混乱价值观念。
总之，《本朝町人鉴》对经济社会的消极面有了更多的揭露，字里行间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色彩也更强烈一些，通过和从前对比的方式，井原西鹤还隐约讽刺了现在虚假的繁荣，同时对于金钱、资本的力量有了深入的思考，因此具备了一定的深入。井原西鹤通过作品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本钱，那么无论他如何努力，也只是为富有者做奉献而已，尽管也有人因为慈悲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运气，但这仅为偶然的个案而已，更多的人即使拥有才华和抱负，也很难翻身发迹。不难看出，井原西鹤从早期积极地弘扬町人发家致富的伦理，逐渐意识到很多金钱万能的阴暗面。
二、《世间胸算用》：对贫富差距的认知及其局限性
《世间胸算用》（1692年刊，5卷）是由20个故事构成的短篇小说集，副标题为“除夕日一日千金”，井原西鹤选择了除夕夜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重点描写了中下层贫苦町人的生活。除夕是赊账和赊购进行总决算的一天，赊账的人为了明年的资金运转必须收回欠款；赊购的人因无力偿还而东躲西藏。彼此都在为跨越这一天而绞尽脑汁甚至不择手段，这时，所谓的“义理”“人情”已被抛诸脑后，极端的利己主义显露无疑。不过，虽然聚焦于这样一个最能体现世态炎凉的日子，但井原西鹤并没有采用特别阴郁的叙事口吻，而是以轻松且略带戏谑的笔触，绘声绘色地展现了贫苦町人笑中带泪的生活百态。
（一）对底层町人的深切同情
在小说的开篇，井原西鹤将赊欠账款、年关难过的原因，归结为平时不懂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世人过活，大抵漫不经心，错打每年一度的算盘，以致年关难过，不知所措，都由于胸无成竹之故，须知这是千金难买的一天，冬春之间的分水岭，没有钱是翻不过去的。”这也是井原西鹤一贯的观点，他认为町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还要善于保值财富，要学会勤俭节约，杜绝奢侈浪费，否则终将陷入朝不保夕的悲惨境地。
例如，井原西鹤这样劝谏一个曾经拥有遗产却最终破落、终日做着发财梦的男子，提醒他随时都不要疏忽生计，努力赚钱才是最要紧的事：“梦里毋忘营生计，乃是富翁的金言。心有所思，必见于梦…。而今之世，再也无金可拾，人皆视钱如命，各自小心的紧呢”[1]155。作者接着以同情的笔触描写了这家人的除夕，眼看着要过年了，妻子无奈去给有钱人家做奶妈贴补家用，自家的孩子哭闹不休，邻居大嫂赶来帮忙熬米粥，又议论起孩子母亲与那家雇主的亡妻模样相似，男子听后将钱原封不动地退还给雇主，宁可饿死也要带妻子回家，一家人就这样在泪眼朦胧地过了年。
像这样，井原西鹤对中下层町人的困苦生活进行了写实的描述，深切感受到贫富差距的存在，并对贫苦人家的艰辛生活表现出深深的同情。日本学者冈一男指出，该小说“精致描写了以银生银的世态，以及人们为金钱所奴役的惨状”[4]206。的确，与前一部作品《日本永代藏》的积极乐观相对照，这部小说深刻展现了严峻经济形势下人生的绝望面。
（二）对世道人心的感慨无奈
在江户时代，被置于士农工商最底层的町人，孜孜以求的唯有金银，只有发财致富、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才能获得尊重和存在感。可是，一些人为了追求金钱而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信任感和亲情渐趋淡薄，欺骗和投机等行为也屡见不鲜。“日本人的心灵都被金钱所污染了，这就是近世，而顶点就是西鹤所生活的元禄时代”。的确，井原西鹤还有一部未完成的町人小说集《世上人心》井原西鹤于1693年去世，本来计划完成町人小说三部曲，即《日本永代藏》《本朝町人鉴》和《世上 人心》。后面两部属于未完成的草稿，门人团水将它们集合起来，编成《西鹤织留》。《西鹤织留》共分5卷，前两卷来自《本朝町人鉴》，后3卷来自《世上人心》。，深刻透视了货币经济下人们种种复杂的心态。
《世上人心》描写了各种职业地位的人微妙的心理波动，整体色彩较为阴郁，很多章节记录了对于疾病、残疾、妻子早逝等的感慨，仿佛是西鹤本人晚年的心情流露。晚年西鹤笔下的世上人心，大都是无情、可怕、变幻无常、不可麻痹大意对待的人心，当顿悟到世上人心是如此这般时，绝望感、虚无感、甚至看破世事的感觉支配了西鹤。因此，文中的教训性与以前相比性质也有所不同，失去了人生的可能性和积极性，变得更具日常性和消极色彩。
在《世间胸算用》中，有些人为了获得不当收益而投机取巧，还有很多人为了逃债而绞尽脑汁，其中一些手段绝对不是正当之举。例如，一群人在除夕夜到寺院来听和尚讲经，大家都各怀心事。一个老奶奶听到一半便忏悔道，儿子因为担心债主上门，所以才将自己送进庙里暂时躲避，而他则四下嚷嚷说家里的老人走失了，央求邻居们敲锣打鼓地帮忙寻找，试图以此来蒙混过关。一个上门女婿，因为没钱没本事而遭到老婆的嫌弃，被赶出家门只得暂时借宿在寺庙。更有甚者，还有一个四处躲债并打算在寺庙顺手拿点东西的小偷儿。讲经的和尚听完大家的倾诉后，一语道破真谛：“种种恶念都起于贫。你们原秉佛心，却奈何不得这俗世啊”[1]187。
对于因金钱而变质的世态人心，井原西鹤所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谴责，不如说是感慨和无奈。其实，如何坚韧地、笑中带泪地生存下去，才是井原西鹤关注的焦点。例如，作者描写了一个即使采用不正当手段、也要顽强地生存下去的人。面对债主，他装疯卖傻、磨刀霍霍，扬言自己火性发作起来，说不定要剖腹自尽，这时偶然飞过一只长鸣鸡，他便一挥刀砍断了鸡的脖子，成群的讨债人早就吓破了胆，纷纷退避三舍不予追究，这也是年关讹债的常用手法。作者以一种略带调侃的口吻描写了町人生存的潜能，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切的同情。
（三）对金钱万能及贫富差距的迷茫心态
虽然对穷苦町人的生活深表同情，但另一方面，井原西鹤对有钱人也并不反感，甚至对金钱的力量持一种赞赏态度，这样描绘述了町人理想的人生蓝图：“世上最可喜的莫过于金银有余，万事顺利，这须是从年轻有为时的二十五岁就孜孜不倦，在年富力强的三十五岁经营积攒，在通情达理的五十岁上规模大定，六十岁之前万事付诸后嗣，抽身退闲纳福，正可出入寺院，养尊处优”[1]132。在这个时代，出身高贵与否不再特别重要，只要能够发迹，就能享受到现世的荣华。
对穷苦人的同情和对发迹之人的艳羡，折射出当时日渐悬殊的贫富差距。在《世間胸算用》中，井原西鹤通过对比的方式，揭示出贫富差距的悬殊，并指出，在“以银生银”的社会里，资本只能越来越集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例如，环山京都的人还吃着鲜鲣鱼，此地靠海的穷苦人却甘愿只吃小杂鱼。与囊中羞涩、艰难度日的底层市民不同，有钱人日进斗金：“你道世上缺少的是金银，其实比是没有见过大场面罢了。世上有的是钱。这话怎么说呢？但看近三十年来，诸国都眼看着市面越发繁华，便可知了”[1]175。可见，金钱给富人带来令人艳羡的富足生活，穷人却因为琐碎花销的超支而年关难过，这无疑就是金钱令人矛盾的地方。
不过，从文中夹杂的明显的戏谑口吻可以看出，尽管井原西鹤已经意识到了贫富差距，但并未尝试对贫富分化的深层原因进行思索，从而提出具有建设性的主张，而是始终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来打量和调侃现实，这与他出身于富裕的町人家庭、早期从事滑稽戏谑的俳谐创作不无关系，正如日本学者冈一男所指出的：“他洞悉了所有人类的罪恶和祸害都根源于社会环境，但却没有尝试从政治上或道德上对社会环境进行改造，从而将人们从不幸中拯救出来。他只是将其视作人类被赋予的命运而加以放弃，想通过对命运的达观心态，来获得洒脱的心境，或者与闲云野鹤相伴、鸟瞰浮世，或者为倏忽的本能之火所侵袭、忘我于巫山之戏，他始终只是将本应真挚对待的人生俳谐化了，这虽说是时代的影响，但也甚为可惜”[4]212。
在近世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町人阶级并不是依靠实际产业发家，而主要通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获利，因此具有不稳定性。在政治方面，町人阶级始终没有摆脱幕府将军和地方诸侯的制约，辛苦积累的资金可能会因武士阶级‘切舍御免的特权而被拖欠甚至注销。于是，一些善于投机取巧的富商为寻求保护而与幕府诸侯相勾结，从而实现对大米等重要物资的垄断，这也使得资本愈发集中少数人手中，很多中小商人难逃被吞并的厄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这些导致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深层社会原因，是出身于富有町人家庭的小说家很难意识到的。
井原西鹤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是因为他没有停留在对浮世艳情与享乐一味的赞美阶段，伴随着对社会现象和世道人心的不断观察，开始感受到很多浮华背后的阴暗面。尽管由于历史条件及阶级局限性的原因，井原西鹤还不能完全地揭示出金钱万能的弊端、贫富差距的根源等，但他通过作品向我们提供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例子，尽管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现实，很多事例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但这正是他不断的思索、迷茫和质疑的创作历程，对于了解那个时代很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井原西鹤.井原西鹤选集[M].钱稻孙，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2]ドナルド·キーン.日本文学の歴史·近世篇2[M].徳岡孝夫，译.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
[3]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M].郭连友，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4]岡一男.日本文学思潮論[M].東京：笠間書院，1973.
[责任编辑李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