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简《子仪》说到秦文化之“文”
宁镇疆 龚伟
摘 要：清华简《子仪》篇秦穆公歌诗温婉敦厚，颇类《诗》之《风》《雅》，此与文献中记载的早期秦文化斯文之盛恰相印证。秦自立国时起便积极向代表华夏正统的周文化靠拢，迁居周地后，又全盘接受周文化，故其斯文之盛较之中原诸国亦不稍逊。从族属上看，秦本出东方，与戎狄不同。秦虽居西陲，但“世作周卫”，是周人倚重的西方守备力量。中原诸国亦视秦为华夏的一员，并未以戎狄目之。战国时期东方六国之所以视秦为戎狄，其实源于对强秦实力的恐惧和歧视，本无关其族属。
关键词：子仪；秦风；石鼓文；秦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4-0136-06
一、清华简《子仪》所见秦穆之斯文
清华简最新公布的第六辑中有《子仪》一篇，主要内容是秦穆公面对崤之战后不利的国内外形势，意欲放归楚人子仪，达到与楚修好，共同对抗晋国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放归子仪，篇中记载秦穆公还专门为子仪举行了隆重的宾射礼，并“升琴奏镛”，歌诗以咏，其词如：“迟迟兮，委委兮，徒会所游又步里謱言雁也……”“汧兮瀰瀰，渭兮滔滔，杨柳之依依”（和歌）①，无论是写景还是状物，都可谓温婉敦厚，颇有《诗》三百之风。其中词句多能与《诗经》相证。如所谓“迟迟”“委委”，实当即《小雅·四牡》之“周道倭迟”之“倭迟”，亦即今之“逶迤”，指道路绵延长远。“汧兮瀰瀰”，可参《诗·卫风·新台》“河水瀰瀰”，“瀰瀰”乃水流貌，字又可作“沔沔”，秦人石鼓之《汧殹》云“汧殹沔沔，丞皮淖渊”，所谓“沔沔”即“瀰瀰”。另外，从语法上说，《小雅·沔水》“沔彼流水”之“沔彼”实亦“沔沔”，此为《诗经》常见表达方式。《小雅·沔水》同篇还云“鴥彼飞隼”（《小雅·采芑》亦见），“鴥彼”实即“鴥鴥”，形容鸟疾飞之貌。类似辞例还有《秦风·晨风》之“鴥彼晨风”，实亦“鴥鴥晨风”。同理，下句的“郁彼北林”也当理解为“郁郁北林”。而且，石鼓文的“沔沔”亦是描述汧水，因此清华简《子仪》所谓“汧兮瀰瀰”与石鼓文之“汧殹沔沔”可以说几乎全同。其中之“杨柳之依依”更是与著名的《小雅·采薇》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几同。前人曾谓《秦风》颇与小雅相类②，于《子仪》篇可以说又得一佳证。而整体上秦穆公“张大侯”，以行宾射之礼，此亦可与《周礼》《仪礼》等文献相参。所谓“张侯”即布设箭靶，此为射礼之前的准备工作。《周礼》服氏所掌有“射则赞张侯”的记载，射人之职亦云：“若王大射，则以貍步张三侯。”《诗·小雅·宾之初筵》亦云“大侯既抗”，毛《传》“抗，举也”，亦是此义。另外，《仪礼·乡射礼》《大射仪》两篇亦屡言为射礼所需准备的“张侯”。虽然二书所载或言“大射”，或言“乡射”，但作为射礼的通则，其于射礼之前需要张侯则是一致的。关于宾射之礼，虽然《仪礼》之书无专篇及之，但《周礼》一书又多次提到。如《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其“眡瞭”
收稿日期：2017-09-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16ZDA172）。
作者简介：宁镇疆，男，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 200444）。
龚伟，男，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上海 200444）。
之职也说：“宾射，皆奏其钟鼓”，明显为掌乐之官；而清华简《子仪》篇亦云“升琴奏镛”，“钟鼓”与“镛”，虽有差异，但就其奏乐而言，又明有相通之处。顺便说一句，据《周礼·射人》记载，古代行射礼时，天子、诸侯、大夫、士还依等级以不同的音乐节之，如天子以《驺虞》，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等等。其中除《狸首》佚失不见外，其他俱见于《召南》。从《诗经》学史上说，“二南”虽属风诗，但又是其中至雅正者③，学者或认为“二南”近雅，不知这是否能解释前面所述《子仪》篇歌诗的温柔敦厚。但无论如何，从歌诗到行宾射之礼，整个过程诚可谓周文郁郁，其礼彬彬。虽然《诗经》中有《秦风》，而且还多云“未见君子”“既见君子”“言念君子”“君子至止”，屡称“君子”（而且还“温其如玉”）；兼有“并坐鼓簧”“锦衣狐裘”“黻衣绣裳”这样的礼乐华服之盛，但长期以来，秦文化给人的主流印象却是孔武强悍、粗犷少文。该篇的问世，则给我们这样的提示：即从很早的时候起，秦的礼乐斯文之盛，丝毫不逊于正统的华夏诸国如晋卫齐鲁等，此尤需明者；而后人对秦文化尚功利、强悍粗犷的印象，则缘于战国之世秦文化的转向。而这种转型的彻底和成功，又往往误导学者“以后当先”，以为秦文化本就如此，这其实是很大的误会。
二、秦文化早期斯文之盛的文献证据
关于秦人的斯文之盛，《秦风·车邻》小序云：“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据此可知，西周厉宣时期的秦仲之世（前845—前822），秦人即已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所以郑玄《诗谱·秦谱》云：“至曾孙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秦之变风始作。”不其簋据信为最早之秦器，器主不其即秦仲嫡长子庄公。铭文记载不其为周王讨伐玁狁，“伯氏”赐不其弓、矢、臣、田（《集成》4328、4329）。据学者考证，此“伯氏”即著名的秦仲④。他能赐不其弓、矢、臣、田，反过来说明《车邻》小序所谓秦仲时“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还是可信的。这说明，至迟在周厉王、宣王时代，秦人已开启礼乐文明之路。其后，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史记·秦本纪》记载：“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不仅自己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而且襄公被封为诸侯，与他国“通使聘享之礼”。在“平王”封赏的背景下，这里的“他国”也应该多系华夏之国。秦人与他们互通“聘享之礼”，必将进一步濡染礼乐斯文之风。《诗经·秦风》多篇诗歌，据小序应与襄公有关。如《驷驖》，小序云：“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小戎》，小序云：“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终南》，小序云：“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之。”其中《驷驖》小序称“始命”、《终南》小序称“始为诸侯，受显服”，均有明显的受周命而立国之背景，尤其是《终南》之诗称“锦衣狐裘”“黻衣绣裳，佩玉将将”。这表明此时秦人的礼文华服之盛，已经丝毫不亚于中原华夏诸国了。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秦风·蒹葭》。该篇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爱情诗，尤其是其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最易惑人。因此，历来对《蒹葭》小序所谓“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不当回事儿。其实，《小雅·伐木》云“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小雅·白驹》云“所谓伊人，于焉逍遥”“所谓伊人，于焉嘉客”，俱称“伊人”而无关爱情诗。《魏风·汾沮洳》云“彼汾一方”、秦人石鼓文之“霝雨”章云“极深以□，□于水一方”⑤，甚至毛公鼎亦有“命如亟一方”（集成2841），俱言“一方”或“水一方”，而同样无关爱情诗。这说明《蒹葭》小序的说法还是值得重视的。近代林义光先生独具只眼：“按詩中伊人以比所欲求之事，其下则以违礼而求与循礼而求分言之……诗中虽似怀念故人之语，然章末以溯回、溯游分，言则必非漫无所指矣。”⑥论者或曰“未能用周礼”不是秦人濡染礼乐文化的反正吗？非也。我们可以设想，自秦仲开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这些物质层面的变化并不可能一下子就影响其精神、行为方式。换言之，秦人通向礼乐文明之路也是渐进、长期的过程，“未能用周礼”因此也只能视为秦人周礼化过程中阶段性的未尽完善处。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我们看无论是《秦风》还是秦人的石鼓文，对车制马饰之类的歌咏占了很大的篇幅。如《车邻》云“有车邻邻，有马白颠”；《驷驖》云“驷驖孔阜，六辔在手……游于北园，四马既闲。輶车鸾镳，载猃歇骄”；《小戎》云：“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游环胁驱，阴靷鋈续……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石鼓文亦有云“弓矢孔庶”（《而师》）、“马荐”（《马荐》）、“左骖騚騚，右[骖]□□”（《吾水》）、“田车孔安，鋚勒冯冯，四介既简。左骖旛旛，右骖騝騝”（《田车》）、“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角弓，弓兹以寺”（《车工》）、“□□銮车，桒□□□。□弓孔硕，彤矢□□。四马其冩，六辔骜箬”（《銮车》）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石鼓文》年代，现在据学者研究，其刻写当春秋中晚期之交的秦景公，而石鼓诗的内容则反映的是秦襄公时事，郭沫若定其为襄公八年⑧，时代是非常早的。这种对车马弓矢的津津乐道、不厌其烦地夸耀，应该反映了秦仲当初文化上之“第一桶金”对秦人的深远影响。还应该提到的是，《秦风》《石鼓文》这种对车制马饰的歌咏和夸耀，有时又与《小雅》中个别篇目绝类。如《石鼓文》之《车工》云“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角弓”，《小雅》亦有《车功》，其云：“我车既功，我马既同……田车既好”。如前所述，前人曾谓《秦风》词句每有似《小雅》处，郭沫若也说“石鼓诸诗颇为雅训”⑨，看来确非虚言。秦人诗歌从很早的时候起便向王畿之《雅》诗看齐，这是秦人之“文”的又一有力证据。
当然，秦文化之所以很早的时候就向周文化看齐，其后来掩有周之旧地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史记·秦本纪》记载：“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郑玄《诗谱·秦谱》亦云：“秦仲之孙襄公，平王之初，兴兵讨西戎以救周。平王东迁王城，乃以岐丰之地赐之，始列为诸侯，遂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正义》于《秦谱》还专门提到，很多小国之诗不录，为何专门录曾为附庸的秦？正义认为其后来掩有周地是很大的原因，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掩有周之故地，不光使秦拥有更大的发展平台，更重要的是宗周本系周人腹地，为华夏正宗，尤其是“收周余民有之”，必然导致秦全方位接受正统的周文化。周室可以东迁，但很多遗民留了下来，这些人是周文化的载体。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新秦人”，必然给秦文化打上强烈的周文化烙印。正像郭沫若所说：“……周室东迁徙之后，有一部分的太史作策之类的人员留下了，又做了秦人的官，替秦襄公司笔札，故而做出了同西周王朝格调相同的诗。”⑩而早期秦系文字如石鼓文之类与西周彝铭之间的近缘关系，已得到学界公认。另外，《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周乐，对于《秦风》，他评价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何谓“夏声”？《正义》引服虔谓“《车邻》《驷驖》《小戎》之歌，与诸夏同风，故曰夏声”“与诸夏同风”，可谓一语中的。关于掩有周之旧地对秦人之“文”的“提升”，有学者评价说：“我们读《诗经·秦风》中五首颂扬襄公的诗歌……已经沐于温文风雅的境界，试看中原各国，谁有秦人那样得天独厚的文化基础？”这里“得天独厚的文化基础”，无疑是指秦拥有周之旧地，并因此在文化上全盘接受宗周礼乐文化。因此，如果说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是秦人之“文”的“第一桶金”的话，那么掩有周之旧地，则是秦人之文的“第二桶金”。
另外，清华简《子仪》篇记载的是穆公放归子仪并因此歌诗，而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关于穆公这位春秋五霸之一的“文”也是很多的。最突出的例子，秦人虽然僻处西戎，但我们不要忘记，《尚书》中即收有《秦誓》一篇。《尚书》中内容，均是上古帝王谋议诰令之辞，其文典雅可训，向为文化渊薮。该书于尧、舜、周公等古帝先贤之辞外，更收有秦穆公的《秦誓》，应该说正反映了编者（或是孔子）对秦穆公之“文”的认同。此外，与清华简《子仪》类似，《国语》中也记载有一秦穆公赋诗的例子。《晋语四》记载重耳流亡到秦国时，穆公“享公子”，筵席上宾主各赋诗言志。秦穆公赋《小雅·采菽》，此乃天子赐诸侯命服之乐，重耳“降拜”以谦让，并赋《小雅·黍苗》，取“重耳之仰君，若黍苗之仰阴雨也”。秦穆公又赋《鸠飞》，即今《小雅·小宛》之首章“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据韦《注》这是穆公“念晋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晋之君臣也”；重耳又赋《河水》，实即今之《小雅·沔水》，取诗“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暗示自己回国后也当朝事于秦。穆公又赋《小雅·六月》取诗意“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寄望重耳将来也能匡扶王室。从这则事例看，秦穆公对《诗》非常谙熟，朝会燕享之时，运用自如，这一点丝毫不逊于正统的华夏之国、畿内诸侯晋国。关于秦穆公的《诗》学修养，《左传·文公元年》秦穆公反思殽之战之败时说：“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其诗见今《大雅·桑柔》，穆公脱口而出，而且说“周芮良夫之诗”，此亦合于小序“芮伯刺厉王也”，说明对其诗非常熟稔。二雅均为周王畿之诗，穆公对其熟稔，可见其所受周代斯文教育之深。因此，上文引傅斯年、郭沫若等学者所说《秦风》及石鼓文诗近周代雅诗也就很好理解了。这也说明秦人自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中间再经过掩有周之旧地，全盘接受周文化这样一个过程，到秦穆公这里已经是温柔敦厚、彬彬多君子之风了。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左传》不少地方还以“君子曰”的口吻，对秦穆公倍加称颂，而且这种称颂很多时候还就是引《诗》以为证，显示在作者看来，穆公之行事作风很类诗之儒雅敦厚。如《左传·文公三年》王官之战，秦人一雪殽之战耻辱，“封殽尸而还”。《左传》评价说：“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诒阙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这是把秦之君臣共事直接比附《诗经》之《召南·采蘩》《大雅·烝民》等篇。又如《左传·文公四年》楚人灭江，因江国嬴姓，属秦之同族，所以左传记载穆公的反应是“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举丧致哀可谓至矣。当“大夫谏”，穆公回答说：“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君子于此评价说：“《诗》云：‘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谓矣。”这又是以《大雅·皇矣》直接比附秦穆公。这些事例提醒我们，秦穆公作为春秋五霸之一，自然少不了开疆拓土独霸西戎的武功，但恐怕其礼乐修养及治国理政上的知人善任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说苑·尊贤》记载：“齐景公问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国小，处僻而霸，何也？对曰：‘其国小而志大，虽处僻，而其政中，其举果，其谋和，其令不偷；亲举五羖大夫于系缧之中，与之语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霸则小矣……。”从这里来看，孔子作为笃守礼乐文化的儒家一代宗师，对秦穆公评价甚高，如果秦穆公仅系孔武有力的西戎诸族，显然是无法获致孔夫子这么高的评价的。关于文献中对秦穆公的偏爱和特殊处理，《左传·文公二年》还记载：“冬，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辕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以报彭衙之役。卿不书，为穆公故，尊秦也，谓之崇德。”这条是解释《春秋》经“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的。列国讨伐例当书卿，此何为“卿不书”？即所谓“尊秦”也，已经非常明确地点出对秦的特殊处理了，而这里的“崇德”，显然也是崇穆公之“德”。
三、何以文为？——说秦人的族群与文化认同
从传统上看，学者之所以对秦文化有粗犷少文的印象，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对秦的族属误解，那就是指秦为戎狄，则粗犷少文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晚近以来，相关新材料的发现对于澄清秦的族属问题大有助益。像清华简《系年》就以非常清晰的笔触讲到秦人的族属来源：
成王伐商盖（奄），杀飞□（廉），西迁商盖（奄）之民于邾（圉），以御奴之戎，是秦之先人，（世）作周（卫）。周室（既）（卑），坪（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中（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
从这里看，秦人本系东方的“商奄”之民，广义上属于东夷的一支，只是在商周鼎革之际被迁到西方。西周銅器如询簋、师酉簋中多次出现的“秦夷”，更是秦人属于“夷”而非“戎”的有力证明。事实上，直到春秋中期的秦穆公时，我们从一件小事仍可以看出秦人的族源。如《左传·文公四年》记载“楚人灭江”，结果为这个被灭的小小的江国，秦穆公的反应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用今天的话说，简直是要披麻戴孝了。小小的江国被灭，秦穆公何至于此？因为江国嬴姓，与秦系同族，同属东夷的一支，故而穆公自己也解释说：“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这里的“同盟”，即源出同族之义，而非盟誓、会盟之“同盟”。学者并指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说如果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话，“秦将不出商奄”，同样表明秦之先出自“商奄”，也是很有道理的。而且，秦人被迁到西方的目的是“以御奴之戎”，明与“戎”相对，其与戎狄有别是显而易见的。甘肃毛家坪作为早期秦文化遗址，学者注意到：“其使用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亦与分布于其西部地区的古代文化极少相似之处”“……已知的早期秦文化遗存，尤其是西周时期秦文化的整体面貌，与位于其东方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西周文化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甚至可以称为西周文化的地方类型，而找不到可以确认其为戎人一支或其经济生活以游牧为主的证据”。这可以说是对秦人的族属问题最有力的考古学证明。
既辨明秦人非“戎”，实乃“夷”属，那是否意味着与后世的“夷狄”一样，周人对他们大加排斥，缺乏认同呢？非也。从清华简“以御奴之戎”“世作周卫”这些信息看，这批西迁的商奄之民，一方面是被征服者（成王践奄之役）；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周人倚重的边境守备力量。像不（其）簋铭说：
馭方、（玁）允（狁）廣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余來歸獻禽（擒），余命汝禦追于，女（汝）以我車宕伐（玁）允（狁）于高陶，女（汝）多折首執訊，戎大同，從追女（汝），女（汝）彶戎大□（敦）（搏）……（《集成》4328、4329）
所谓“女（汝）以我車宕伐（玁）允（狁）于高陶”“女（汝）彶戎大（敦）（搏）”都说明秦人为周戍边是很卖力的。因此，如果说齐鲁等东方大国是周人在东方的战略布点的话，而西迁商奄之民，正体现了周人在西方的战略布点和考量。学者最近称秦乃周人的战略后院，也是很准确的。既然是“战略布点”和“后院”，这也说明秦的先人虽然有“被征服”的“屈辱史”，但看来西迁之后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周人的统治——由周的敌人一变而为周人西边的拱卫力量。我们不要忘了，师酉簋、询簋中，与“秦夷”并提的，还有“西门夷”“京夷”等诸夷，而且他们多充任周的“虎臣”，这再次说明他们与周非同一般的关系。学者并举西周中期的荣有司用鼎，认为“荣有司”为赢姓，且为监国，“可见嬴姓在西周是深得周王信赖的”，秦人作为嬴姓的一支，其与周王室的关系亦可想见。尤其是，秦国公室与周王室及晋、鲁等华夏之国甚至还多有姻亲关系。周人自称华夏，他们对诸夷的倚重和亲附，也说明华夷的融合是很早的事。因此，秦夷与周的亲近关系，显然非屡次骚扰周室，甚至最终攻破镐京的西戎可比。我们不能以后世笼统的“夷狄”或“蛮夷”观念来看待彼时秦人与周的关系。
另外，考虑到秦襄公的立国受惠于护送平王东迁这样的大事，所以我们还应该充分估计“勤王”一事在秦人心目中的地位。应该说，秦人是有浓厚的“勤王”传统的。我们看秦人直到入春秋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拥护周室或与其站在一条战线上。《左传·桓公四年》：“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这是讲秦人从王师执芮伯。《左传·僖公十一年》：“夏，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秦、晋伐戎以救周。”“秦、晋伐戎以救周”依稀又让我们看到两周之际秦襄公、晋文侯护送平王东迁之举。甚至如前举《国语·晋语四》秦穆公宴重耳时，重耳为了激励穆公帮助自己，也是拿当初秦襄公匡扶王室的义举说事：“君若昭先君之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室，重耳之望也。”其中的“先君之荣”“复强周室”，其历史所指是很明显的。这里还要顺便提到《秦风·无衣》的“王于兴师，修我戈矛”。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将其中的“王”指为秦人称其君，这是有问题的。与楚不同，秦君称王其实很晚，要到战国之世。不唯如此，我们从近年发现的“秦子”器来看，秦襄公受封为诸侯之后秦君才能称“公”，此前甚至只能称“子”，并无僭越一事。所以毛传对《无衣》这两句解释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我们还是应该重视。其实，清人胡承珙于此疏解最洽诗义：“以为衰周之世，列国无有奉王命征伐者耳。不知庄公、襄公之奉王命伐西戎，皆以敌王所忾；穆公会晋纳王，事见史记，亦勤王之事。”因此，这两句诗的意思无非是说当周天子要兴师讨伐的时候，秦人也磨刀霍霍准备参战，这很形象地说明了秦人之于周室的“守卫”角色。秦人这种对周室的拥护和认同，我们从石鼓文里的一些词句同样也可以看出来。如《而师》篇云：“□□而师，弓矢孔庶。□□来乐，天子□来。嗣王始□，故我来□。”其中提到“天子”“嗣王”；《吾水》篇云：“□（吾）水既瀞（清），□（吾）道既平……嘉树则里，天子永宁”，又称“天子”，故郭沫若、裘锡圭等学者认为其所歌颂的正是襄公护送平王事。学者因此认为“周天子在当时的秦人的心目中居有很重要的地位，秦是爱戴周天子的，秦与周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我们认为是很有道理的。
总体来看，西迁的秦人通过“世作周卫”，很早就成为周室政治版图的一部分，因此很早就开启了融入正统华夏族群的过程，所以在文化认同上即使是是周人，都不视其为“异类”。正是有鉴于此，有学者才指出：“虽然地处偏远，杂处戎狄，但作为秦人自身的心理认同与文化取向，是以‘中国自居的。……而秦则一直遵循着受封之制称公，直到战国晚期惠文王时始称王。这表明，在当时秦人心目中，仍将自己置于周王室与分封诸侯间所建立的秩序中。……秦不仅与‘中国文化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本身就属于‘中国文化。”此确为至论。应该指出的是，近代钱穆先生早已指出，中原目秦为野蛮戎狄，乃是战国以来的事，盖由秦的兼并野心，本无关其种族、血统。实际上，晚近学者同样注意到：“……在春秋时代的东方诸侯心目中并没有视秦为戎狄，而是自然地视之为华夏诸国的一员。战国策士和六国统治者所说的‘秦与戎狄同俗，是‘虎狼之国‘有虎狼之心不过是对商鞅变法后秦国军事上的恐惧和政治、文化上的歧视的反映而已。”我们不能“以后当先”地将秦人混同为戎狄。既然秦人本“世作周卫”，很早就开启了融入华夏族的过程，并最终成为华夏族的一员，那么对于其文化上所表现出的斯文之“文”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注释
①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中西书局，2016年，第128页。
②傅斯年：《〈诗经〉讲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7页。
③《论语·阳货》篇载孔子于风诗独推二南：“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舆？”《诗大序》亦谓二南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④王辉：《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47页。
⑤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775页。
⑥林义光：《诗经通解》，中西书局，2012年，第138页。
⑦此上据引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一书“石鼓文字考释”章节中整理内容，参见书中第760—850页。
⑧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654页。
⑨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⑩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此为台湾张光远先生说，参见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729页。
本襄公护送平王东迁，而此仍称秦仲者，郑玄《诗谱·秦谱》正义曾举《郑语》幽王时郑桓公问史伯亦称“秦仲”，考秦仲已于宣王六年卒于戎祸，此仍称其名者，正义解释云：“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后遂為大国，以秦仲有德，故系而言之。”这一点与赵国因为崇尊先祖，多可称“赵孟”同。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11年，第141页。
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出土有铭铜钟，其铭文称“救秦戎”，似乎能支持“秦”本为“戎”的观点。但其实据学者研究，“秦戎”实当理解为“秦地之戎”，同样不能证明秦人“戎”的出身（参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711）。
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张亚初编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第89页。
李零：《西周的后院和邻居》，北京大学“金文与青铜器研讨会”，2016年5月28—29日。
辛怡华：《西周时期关中西部的“秦夷”及相关问题》，《秦文化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
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4页。不过，史先生认为目前所见青铜器中的“秦夷”还无法确认与后来秦人的关系，与本文看法不同。
《左传》《国语》未见“夷狄”一词，仅或以“蛮夷”一词与“戎狄”并称。实际上，夷非一支，他们融入华夏族的过程也非一时，秦人显然是其中较早者，他们与春秋时华夏诸国盛称的“蛮夷”显然不是一回事。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第357页。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3页。
李学勤：《“秦子”新释》，《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3页。
胡承珙：《毛诗后笺》，黄山书社，1999年，第592页。
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653页。
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653页。
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臧知非：《周秦风俗的认同与冲突》，《秦文化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责任编辑：行 健
An Argument on the Humanities Of Qin Culture by Tsinghua Bamboo Slips ZiYi
Ning Zhenjiang Gong Wei
Abstract：The poetry sung by Qin Mugong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ZiYi is very soft and gentle， consistent with Feng and Ya of the Book of Songs， which confirms the record in classics that early Qin culture is deeply refined. Qin drew closer to Zhou culture representing the orthodox of Huaxia actively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and then completely accepted Zhou culture after it entered the Zhou territory. Therefore， the refinement of Qin culture is as much as that of the central states. As to the ethnic attributes， Qin came from the east and was different from "RongDi". Furthermore， Qin was located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but acted as an important guardian of Zhou and was the western defending power depended heavily on by Zhou dynasty. Therefore， Qin was traditionally regarded as one of Huaxia groups rather than "RongDi" by the states in the central area. That the six eastern countries of Warring-states era often thought of Qin as "RongDi" is not because of the ethnic attribute， but the fear of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 powerful Qin.
Key words：ZiYi； Qin Feng； Stone Drum Inscription； Qin culture
摘 要：清华简《子仪》篇秦穆公歌诗温婉敦厚，颇类《诗》之《风》《雅》，此与文献中记载的早期秦文化斯文之盛恰相印证。秦自立国时起便积极向代表华夏正统的周文化靠拢，迁居周地后，又全盘接受周文化，故其斯文之盛较之中原诸国亦不稍逊。从族属上看，秦本出东方，与戎狄不同。秦虽居西陲，但“世作周卫”，是周人倚重的西方守备力量。中原诸国亦视秦为华夏的一员，并未以戎狄目之。战国时期东方六国之所以视秦为戎狄，其实源于对强秦实力的恐惧和歧视，本无关其族属。
关键词：子仪；秦风；石鼓文；秦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4-0136-06
一、清华简《子仪》所见秦穆之斯文
清华简最新公布的第六辑中有《子仪》一篇，主要内容是秦穆公面对崤之战后不利的国内外形势，意欲放归楚人子仪，达到与楚修好，共同对抗晋国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放归子仪，篇中记载秦穆公还专门为子仪举行了隆重的宾射礼，并“升琴奏镛”，歌诗以咏，其词如：“迟迟兮，委委兮，徒会所游又步里謱言雁也……”“汧兮瀰瀰，渭兮滔滔，杨柳之依依”（和歌）①，无论是写景还是状物，都可谓温婉敦厚，颇有《诗》三百之风。其中词句多能与《诗经》相证。如所谓“迟迟”“委委”，实当即《小雅·四牡》之“周道倭迟”之“倭迟”，亦即今之“逶迤”，指道路绵延长远。“汧兮瀰瀰”，可参《诗·卫风·新台》“河水瀰瀰”，“瀰瀰”乃水流貌，字又可作“沔沔”，秦人石鼓之《汧殹》云“汧殹沔沔，丞皮淖渊”，所谓“沔沔”即“瀰瀰”。另外，从语法上说，《小雅·沔水》“沔彼流水”之“沔彼”实亦“沔沔”，此为《诗经》常见表达方式。《小雅·沔水》同篇还云“鴥彼飞隼”（《小雅·采芑》亦见），“鴥彼”实即“鴥鴥”，形容鸟疾飞之貌。类似辞例还有《秦风·晨风》之“鴥彼晨风”，实亦“鴥鴥晨风”。同理，下句的“郁彼北林”也当理解为“郁郁北林”。而且，石鼓文的“沔沔”亦是描述汧水，因此清华简《子仪》所谓“汧兮瀰瀰”与石鼓文之“汧殹沔沔”可以说几乎全同。其中之“杨柳之依依”更是与著名的《小雅·采薇》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几同。前人曾谓《秦风》颇与小雅相类②，于《子仪》篇可以说又得一佳证。而整体上秦穆公“张大侯”，以行宾射之礼，此亦可与《周礼》《仪礼》等文献相参。所谓“张侯”即布设箭靶，此为射礼之前的准备工作。《周礼》服氏所掌有“射则赞张侯”的记载，射人之职亦云：“若王大射，则以貍步张三侯。”《诗·小雅·宾之初筵》亦云“大侯既抗”，毛《传》“抗，举也”，亦是此义。另外，《仪礼·乡射礼》《大射仪》两篇亦屡言为射礼所需准备的“张侯”。虽然二书所载或言“大射”，或言“乡射”，但作为射礼的通则，其于射礼之前需要张侯则是一致的。关于宾射之礼，虽然《仪礼》之书无专篇及之，但《周礼》一书又多次提到。如《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其“眡瞭”
收稿日期：2017-09-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16ZDA172）。
作者简介：宁镇疆，男，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 200444）。
龚伟，男，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上海 200444）。
之职也说：“宾射，皆奏其钟鼓”，明显为掌乐之官；而清华简《子仪》篇亦云“升琴奏镛”，“钟鼓”与“镛”，虽有差异，但就其奏乐而言，又明有相通之处。顺便说一句，据《周礼·射人》记载，古代行射礼时，天子、诸侯、大夫、士还依等级以不同的音乐节之，如天子以《驺虞》，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等等。其中除《狸首》佚失不见外，其他俱见于《召南》。从《诗经》学史上说，“二南”虽属风诗，但又是其中至雅正者③，学者或认为“二南”近雅，不知这是否能解释前面所述《子仪》篇歌诗的温柔敦厚。但无论如何，从歌诗到行宾射之礼，整个过程诚可谓周文郁郁，其礼彬彬。虽然《诗经》中有《秦风》，而且还多云“未见君子”“既见君子”“言念君子”“君子至止”，屡称“君子”（而且还“温其如玉”）；兼有“并坐鼓簧”“锦衣狐裘”“黻衣绣裳”这样的礼乐华服之盛，但长期以来，秦文化给人的主流印象却是孔武强悍、粗犷少文。该篇的问世，则给我们这样的提示：即从很早的时候起，秦的礼乐斯文之盛，丝毫不逊于正统的华夏诸国如晋卫齐鲁等，此尤需明者；而后人对秦文化尚功利、强悍粗犷的印象，则缘于战国之世秦文化的转向。而这种转型的彻底和成功，又往往误导学者“以后当先”，以为秦文化本就如此，这其实是很大的误会。
二、秦文化早期斯文之盛的文献证据
关于秦人的斯文之盛，《秦风·车邻》小序云：“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据此可知，西周厉宣时期的秦仲之世（前845—前822），秦人即已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所以郑玄《诗谱·秦谱》云：“至曾孙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秦之变风始作。”不其簋据信为最早之秦器，器主不其即秦仲嫡长子庄公。铭文记载不其为周王讨伐玁狁，“伯氏”赐不其弓、矢、臣、田（《集成》4328、4329）。据学者考证，此“伯氏”即著名的秦仲④。他能赐不其弓、矢、臣、田，反过来说明《车邻》小序所谓秦仲时“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还是可信的。这说明，至迟在周厉王、宣王时代，秦人已开启礼乐文明之路。其后，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史记·秦本纪》记载：“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不仅自己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而且襄公被封为诸侯，与他国“通使聘享之礼”。在“平王”封赏的背景下，这里的“他国”也应该多系华夏之国。秦人与他们互通“聘享之礼”，必将进一步濡染礼乐斯文之风。《诗经·秦风》多篇诗歌，据小序应与襄公有关。如《驷驖》，小序云：“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小戎》，小序云：“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终南》，小序云：“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之。”其中《驷驖》小序称“始命”、《终南》小序称“始为诸侯，受显服”，均有明显的受周命而立国之背景，尤其是《终南》之诗称“锦衣狐裘”“黻衣绣裳，佩玉将将”。这表明此时秦人的礼文华服之盛，已经丝毫不亚于中原华夏诸国了。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秦风·蒹葭》。该篇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爱情诗，尤其是其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最易惑人。因此，历来对《蒹葭》小序所谓“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不当回事儿。其实，《小雅·伐木》云“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小雅·白驹》云“所谓伊人，于焉逍遥”“所谓伊人，于焉嘉客”，俱称“伊人”而无关爱情诗。《魏风·汾沮洳》云“彼汾一方”、秦人石鼓文之“霝雨”章云“极深以□，□于水一方”⑤，甚至毛公鼎亦有“命如亟一方”（集成2841），俱言“一方”或“水一方”，而同样无关爱情诗。这说明《蒹葭》小序的说法还是值得重视的。近代林义光先生独具只眼：“按詩中伊人以比所欲求之事，其下则以违礼而求与循礼而求分言之……诗中虽似怀念故人之语，然章末以溯回、溯游分，言则必非漫无所指矣。”⑥论者或曰“未能用周礼”不是秦人濡染礼乐文化的反正吗？非也。我们可以设想，自秦仲开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这些物质层面的变化并不可能一下子就影响其精神、行为方式。换言之，秦人通向礼乐文明之路也是渐进、长期的过程，“未能用周礼”因此也只能视为秦人周礼化过程中阶段性的未尽完善处。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我们看无论是《秦风》还是秦人的石鼓文，对车制马饰之类的歌咏占了很大的篇幅。如《车邻》云“有车邻邻，有马白颠”；《驷驖》云“驷驖孔阜，六辔在手……游于北园，四马既闲。輶车鸾镳，载猃歇骄”；《小戎》云：“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游环胁驱，阴靷鋈续……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石鼓文亦有云“弓矢孔庶”（《而师》）、“马荐”（《马荐》）、“左骖騚騚，右[骖]□□”（《吾水》）、“田车孔安，鋚勒冯冯，四介既简。左骖旛旛，右骖騝騝”（《田车》）、“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角弓，弓兹以寺”（《车工》）、“□□銮车，桒□□□。□弓孔硕，彤矢□□。四马其冩，六辔骜箬”（《銮车》）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石鼓文》年代，现在据学者研究，其刻写当春秋中晚期之交的秦景公，而石鼓诗的内容则反映的是秦襄公时事，郭沫若定其为襄公八年⑧，时代是非常早的。这种对车马弓矢的津津乐道、不厌其烦地夸耀，应该反映了秦仲当初文化上之“第一桶金”对秦人的深远影响。还应该提到的是，《秦风》《石鼓文》这种对车制马饰的歌咏和夸耀，有时又与《小雅》中个别篇目绝类。如《石鼓文》之《车工》云“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角弓”，《小雅》亦有《车功》，其云：“我车既功，我马既同……田车既好”。如前所述，前人曾谓《秦风》词句每有似《小雅》处，郭沫若也说“石鼓诸诗颇为雅训”⑨，看来确非虚言。秦人诗歌从很早的时候起便向王畿之《雅》诗看齐，这是秦人之“文”的又一有力证据。
当然，秦文化之所以很早的时候就向周文化看齐，其后来掩有周之旧地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史记·秦本纪》记载：“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郑玄《诗谱·秦谱》亦云：“秦仲之孙襄公，平王之初，兴兵讨西戎以救周。平王东迁王城，乃以岐丰之地赐之，始列为诸侯，遂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正义》于《秦谱》还专门提到，很多小国之诗不录，为何专门录曾为附庸的秦？正义认为其后来掩有周地是很大的原因，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掩有周之故地，不光使秦拥有更大的发展平台，更重要的是宗周本系周人腹地，为华夏正宗，尤其是“收周余民有之”，必然导致秦全方位接受正统的周文化。周室可以东迁，但很多遗民留了下来，这些人是周文化的载体。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新秦人”，必然给秦文化打上强烈的周文化烙印。正像郭沫若所说：“……周室东迁徙之后，有一部分的太史作策之类的人员留下了，又做了秦人的官，替秦襄公司笔札，故而做出了同西周王朝格调相同的诗。”⑩而早期秦系文字如石鼓文之类与西周彝铭之间的近缘关系，已得到学界公认。另外，《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周乐，对于《秦风》，他评价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何谓“夏声”？《正义》引服虔谓“《车邻》《驷驖》《小戎》之歌，与诸夏同风，故曰夏声”“与诸夏同风”，可谓一语中的。关于掩有周之旧地对秦人之“文”的“提升”，有学者评价说：“我们读《诗经·秦风》中五首颂扬襄公的诗歌……已经沐于温文风雅的境界，试看中原各国，谁有秦人那样得天独厚的文化基础？”这里“得天独厚的文化基础”，无疑是指秦拥有周之旧地，并因此在文化上全盘接受宗周礼乐文化。因此，如果说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是秦人之“文”的“第一桶金”的话，那么掩有周之旧地，则是秦人之文的“第二桶金”。
另外，清华简《子仪》篇记载的是穆公放归子仪并因此歌诗，而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关于穆公这位春秋五霸之一的“文”也是很多的。最突出的例子，秦人虽然僻处西戎，但我们不要忘记，《尚书》中即收有《秦誓》一篇。《尚书》中内容，均是上古帝王谋议诰令之辞，其文典雅可训，向为文化渊薮。该书于尧、舜、周公等古帝先贤之辞外，更收有秦穆公的《秦誓》，应该说正反映了编者（或是孔子）对秦穆公之“文”的认同。此外，与清华简《子仪》类似，《国语》中也记载有一秦穆公赋诗的例子。《晋语四》记载重耳流亡到秦国时，穆公“享公子”，筵席上宾主各赋诗言志。秦穆公赋《小雅·采菽》，此乃天子赐诸侯命服之乐，重耳“降拜”以谦让，并赋《小雅·黍苗》，取“重耳之仰君，若黍苗之仰阴雨也”。秦穆公又赋《鸠飞》，即今《小雅·小宛》之首章“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据韦《注》这是穆公“念晋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晋之君臣也”；重耳又赋《河水》，实即今之《小雅·沔水》，取诗“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暗示自己回国后也当朝事于秦。穆公又赋《小雅·六月》取诗意“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寄望重耳将来也能匡扶王室。从这则事例看，秦穆公对《诗》非常谙熟，朝会燕享之时，运用自如，这一点丝毫不逊于正统的华夏之国、畿内诸侯晋国。关于秦穆公的《诗》学修养，《左传·文公元年》秦穆公反思殽之战之败时说：“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其诗见今《大雅·桑柔》，穆公脱口而出，而且说“周芮良夫之诗”，此亦合于小序“芮伯刺厉王也”，说明对其诗非常熟稔。二雅均为周王畿之诗，穆公对其熟稔，可见其所受周代斯文教育之深。因此，上文引傅斯年、郭沫若等学者所说《秦风》及石鼓文诗近周代雅诗也就很好理解了。这也说明秦人自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中间再经过掩有周之旧地，全盘接受周文化这样一个过程，到秦穆公这里已经是温柔敦厚、彬彬多君子之风了。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左传》不少地方还以“君子曰”的口吻，对秦穆公倍加称颂，而且这种称颂很多时候还就是引《诗》以为证，显示在作者看来，穆公之行事作风很类诗之儒雅敦厚。如《左传·文公三年》王官之战，秦人一雪殽之战耻辱，“封殽尸而还”。《左传》评价说：“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诒阙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这是把秦之君臣共事直接比附《诗经》之《召南·采蘩》《大雅·烝民》等篇。又如《左传·文公四年》楚人灭江，因江国嬴姓，属秦之同族，所以左传记载穆公的反应是“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举丧致哀可谓至矣。当“大夫谏”，穆公回答说：“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君子于此评价说：“《诗》云：‘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谓矣。”这又是以《大雅·皇矣》直接比附秦穆公。这些事例提醒我们，秦穆公作为春秋五霸之一，自然少不了开疆拓土独霸西戎的武功，但恐怕其礼乐修养及治国理政上的知人善任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说苑·尊贤》记载：“齐景公问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国小，处僻而霸，何也？对曰：‘其国小而志大，虽处僻，而其政中，其举果，其谋和，其令不偷；亲举五羖大夫于系缧之中，与之语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霸则小矣……。”从这里来看，孔子作为笃守礼乐文化的儒家一代宗师，对秦穆公评价甚高，如果秦穆公仅系孔武有力的西戎诸族，显然是无法获致孔夫子这么高的评价的。关于文献中对秦穆公的偏爱和特殊处理，《左传·文公二年》还记载：“冬，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辕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以报彭衙之役。卿不书，为穆公故，尊秦也，谓之崇德。”这条是解释《春秋》经“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的。列国讨伐例当书卿，此何为“卿不书”？即所谓“尊秦”也，已经非常明确地点出对秦的特殊处理了，而这里的“崇德”，显然也是崇穆公之“德”。
三、何以文为？——说秦人的族群与文化认同
从传统上看，学者之所以对秦文化有粗犷少文的印象，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对秦的族属误解，那就是指秦为戎狄，则粗犷少文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晚近以来，相关新材料的发现对于澄清秦的族属问题大有助益。像清华简《系年》就以非常清晰的笔触讲到秦人的族属来源：
成王伐商盖（奄），杀飞□（廉），西迁商盖（奄）之民于邾（圉），以御奴之戎，是秦之先人，（世）作周（卫）。周室（既）（卑），坪（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中（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
从这里看，秦人本系东方的“商奄”之民，广义上属于东夷的一支，只是在商周鼎革之际被迁到西方。西周銅器如询簋、师酉簋中多次出现的“秦夷”，更是秦人属于“夷”而非“戎”的有力证明。事实上，直到春秋中期的秦穆公时，我们从一件小事仍可以看出秦人的族源。如《左传·文公四年》记载“楚人灭江”，结果为这个被灭的小小的江国，秦穆公的反应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用今天的话说，简直是要披麻戴孝了。小小的江国被灭，秦穆公何至于此？因为江国嬴姓，与秦系同族，同属东夷的一支，故而穆公自己也解释说：“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这里的“同盟”，即源出同族之义，而非盟誓、会盟之“同盟”。学者并指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说如果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话，“秦将不出商奄”，同样表明秦之先出自“商奄”，也是很有道理的。而且，秦人被迁到西方的目的是“以御奴之戎”，明与“戎”相对，其与戎狄有别是显而易见的。甘肃毛家坪作为早期秦文化遗址，学者注意到：“其使用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亦与分布于其西部地区的古代文化极少相似之处”“……已知的早期秦文化遗存，尤其是西周时期秦文化的整体面貌，与位于其东方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西周文化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甚至可以称为西周文化的地方类型，而找不到可以确认其为戎人一支或其经济生活以游牧为主的证据”。这可以说是对秦人的族属问题最有力的考古学证明。
既辨明秦人非“戎”，实乃“夷”属，那是否意味着与后世的“夷狄”一样，周人对他们大加排斥，缺乏认同呢？非也。从清华简“以御奴之戎”“世作周卫”这些信息看，这批西迁的商奄之民，一方面是被征服者（成王践奄之役）；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周人倚重的边境守备力量。像不（其）簋铭说：
馭方、（玁）允（狁）廣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余來歸獻禽（擒），余命汝禦追于，女（汝）以我車宕伐（玁）允（狁）于高陶，女（汝）多折首執訊，戎大同，從追女（汝），女（汝）彶戎大□（敦）（搏）……（《集成》4328、4329）
所谓“女（汝）以我車宕伐（玁）允（狁）于高陶”“女（汝）彶戎大（敦）（搏）”都说明秦人为周戍边是很卖力的。因此，如果说齐鲁等东方大国是周人在东方的战略布点的话，而西迁商奄之民，正体现了周人在西方的战略布点和考量。学者最近称秦乃周人的战略后院，也是很准确的。既然是“战略布点”和“后院”，这也说明秦的先人虽然有“被征服”的“屈辱史”，但看来西迁之后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周人的统治——由周的敌人一变而为周人西边的拱卫力量。我们不要忘了，师酉簋、询簋中，与“秦夷”并提的，还有“西门夷”“京夷”等诸夷，而且他们多充任周的“虎臣”，这再次说明他们与周非同一般的关系。学者并举西周中期的荣有司用鼎，认为“荣有司”为赢姓，且为监国，“可见嬴姓在西周是深得周王信赖的”，秦人作为嬴姓的一支，其与周王室的关系亦可想见。尤其是，秦国公室与周王室及晋、鲁等华夏之国甚至还多有姻亲关系。周人自称华夏，他们对诸夷的倚重和亲附，也说明华夷的融合是很早的事。因此，秦夷与周的亲近关系，显然非屡次骚扰周室，甚至最终攻破镐京的西戎可比。我们不能以后世笼统的“夷狄”或“蛮夷”观念来看待彼时秦人与周的关系。
另外，考虑到秦襄公的立国受惠于护送平王东迁这样的大事，所以我们还应该充分估计“勤王”一事在秦人心目中的地位。应该说，秦人是有浓厚的“勤王”传统的。我们看秦人直到入春秋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拥护周室或与其站在一条战线上。《左传·桓公四年》：“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这是讲秦人从王师执芮伯。《左传·僖公十一年》：“夏，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秦、晋伐戎以救周。”“秦、晋伐戎以救周”依稀又让我们看到两周之际秦襄公、晋文侯护送平王东迁之举。甚至如前举《国语·晋语四》秦穆公宴重耳时，重耳为了激励穆公帮助自己，也是拿当初秦襄公匡扶王室的义举说事：“君若昭先君之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室，重耳之望也。”其中的“先君之荣”“复强周室”，其历史所指是很明显的。这里还要顺便提到《秦风·无衣》的“王于兴师，修我戈矛”。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将其中的“王”指为秦人称其君，这是有问题的。与楚不同，秦君称王其实很晚，要到战国之世。不唯如此，我们从近年发现的“秦子”器来看，秦襄公受封为诸侯之后秦君才能称“公”，此前甚至只能称“子”，并无僭越一事。所以毛传对《无衣》这两句解释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我们还是应该重视。其实，清人胡承珙于此疏解最洽诗义：“以为衰周之世，列国无有奉王命征伐者耳。不知庄公、襄公之奉王命伐西戎，皆以敌王所忾；穆公会晋纳王，事见史记，亦勤王之事。”因此，这两句诗的意思无非是说当周天子要兴师讨伐的时候，秦人也磨刀霍霍准备参战，这很形象地说明了秦人之于周室的“守卫”角色。秦人这种对周室的拥护和认同，我们从石鼓文里的一些词句同样也可以看出来。如《而师》篇云：“□□而师，弓矢孔庶。□□来乐，天子□来。嗣王始□，故我来□。”其中提到“天子”“嗣王”；《吾水》篇云：“□（吾）水既瀞（清），□（吾）道既平……嘉树则里，天子永宁”，又称“天子”，故郭沫若、裘锡圭等学者认为其所歌颂的正是襄公护送平王事。学者因此认为“周天子在当时的秦人的心目中居有很重要的地位，秦是爱戴周天子的，秦与周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我们认为是很有道理的。
总体来看，西迁的秦人通过“世作周卫”，很早就成为周室政治版图的一部分，因此很早就开启了融入正统华夏族群的过程，所以在文化认同上即使是是周人，都不视其为“异类”。正是有鉴于此，有学者才指出：“虽然地处偏远，杂处戎狄，但作为秦人自身的心理认同与文化取向，是以‘中国自居的。……而秦则一直遵循着受封之制称公，直到战国晚期惠文王时始称王。这表明，在当时秦人心目中，仍将自己置于周王室与分封诸侯间所建立的秩序中。……秦不仅与‘中国文化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本身就属于‘中国文化。”此确为至论。应该指出的是，近代钱穆先生早已指出，中原目秦为野蛮戎狄，乃是战国以来的事，盖由秦的兼并野心，本无关其种族、血统。实际上，晚近学者同样注意到：“……在春秋时代的东方诸侯心目中并没有视秦为戎狄，而是自然地视之为华夏诸国的一员。战国策士和六国统治者所说的‘秦与戎狄同俗，是‘虎狼之国‘有虎狼之心不过是对商鞅变法后秦国军事上的恐惧和政治、文化上的歧视的反映而已。”我们不能“以后当先”地将秦人混同为戎狄。既然秦人本“世作周卫”，很早就开启了融入华夏族的过程，并最终成为华夏族的一员，那么对于其文化上所表现出的斯文之“文”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注释
①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中西书局，2016年，第128页。
②傅斯年：《〈诗经〉讲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7页。
③《论语·阳货》篇载孔子于风诗独推二南：“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舆？”《诗大序》亦谓二南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④王辉：《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47页。
⑤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775页。
⑥林义光：《诗经通解》，中西书局，2012年，第138页。
⑦此上据引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一书“石鼓文字考释”章节中整理内容，参见书中第760—850页。
⑧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654页。
⑨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⑩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此为台湾张光远先生说，参见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729页。
本襄公护送平王东迁，而此仍称秦仲者，郑玄《诗谱·秦谱》正义曾举《郑语》幽王时郑桓公问史伯亦称“秦仲”，考秦仲已于宣王六年卒于戎祸，此仍称其名者，正义解释云：“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后遂為大国，以秦仲有德，故系而言之。”这一点与赵国因为崇尊先祖，多可称“赵孟”同。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11年，第141页。
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出土有铭铜钟，其铭文称“救秦戎”，似乎能支持“秦”本为“戎”的观点。但其实据学者研究，“秦戎”实当理解为“秦地之戎”，同样不能证明秦人“戎”的出身（参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711）。
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张亚初编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第89页。
李零：《西周的后院和邻居》，北京大学“金文与青铜器研讨会”，2016年5月28—29日。
辛怡华：《西周时期关中西部的“秦夷”及相关问题》，《秦文化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
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4页。不过，史先生认为目前所见青铜器中的“秦夷”还无法确认与后来秦人的关系，与本文看法不同。
《左传》《国语》未见“夷狄”一词，仅或以“蛮夷”一词与“戎狄”并称。实际上，夷非一支，他们融入华夏族的过程也非一时，秦人显然是其中较早者，他们与春秋时华夏诸国盛称的“蛮夷”显然不是一回事。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第357页。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3页。
李学勤：《“秦子”新释》，《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3页。
胡承珙：《毛诗后笺》，黄山书社，1999年，第592页。
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653页。
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653页。
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臧知非：《周秦风俗的认同与冲突》，《秦文化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责任编辑：行 健
An Argument on the Humanities Of Qin Culture by Tsinghua Bamboo Slips ZiYi
Ning Zhenjiang Gong Wei
Abstract：The poetry sung by Qin Mugong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ZiYi is very soft and gentle， consistent with Feng and Ya of the Book of Songs， which confirms the record in classics that early Qin culture is deeply refined. Qin drew closer to Zhou culture representing the orthodox of Huaxia actively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and then completely accepted Zhou culture after it entered the Zhou territory. Therefore， the refinement of Qin culture is as much as that of the central states. As to the ethnic attributes， Qin came from the east and was different from "RongDi". Furthermore， Qin was located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but acted as an important guardian of Zhou and was the western defending power depended heavily on by Zhou dynasty. Therefore， Qin was traditionally regarded as one of Huaxia groups rather than "RongDi" by the states in the central area. That the six eastern countries of Warring-states era often thought of Qin as "RongDi" is not because of the ethnic attribute， but the fear of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 powerful Qin.
Key words：ZiYi； Qin Feng； Stone Drum Inscription； Qin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