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语境中茶礼的形成与演变
摘要：在中日韩三国语言中，都存在着表记为“茶礼”这样一个词语。但是，不仅其读音各不相同，而且其含义亦明显各异。“以茶为祭”“以茶待客”“以茶为赠”既是东亚地区自古以来用茶为礼的主要形态，亦可谓东亚茶礼文化的一个共性特点。然而，微观细究则会发现，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三种茶礼主要形态间虽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但每一茶礼形态的具体内容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尤其是在“以茶待客”这一茶礼形态方面，彼此更是有着本质性的差异。
关键词：东亚；茶礼；形态；演变；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G13/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1-0061-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1007
茶礼文化发祥于中国。早在宋代官至礼部尚书的黄裳（1043年-1139年）就曾在其著作《演山集》卷四十六中称：“茶之为物，袪积也灵，寤昏也清。宾客相见，以行爱恭之情者也。天下之人不能废茶，犹其不能废酒，非特适人之情也，礼之所在焉。”[1]3正因用茶为礼，小小的一片茶叶，才得以成为东亚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纵览古今，东亚地域各民族，无分贵贱贫富，以茶为祭、以茶待客、以茶为赠乃是其用茶为礼的主要形态。而且，每一种茶礼的形成与演变，在时间及内容特色上都不尽相同。茶礼文化在其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蕴含了大量的民族精神积淀，不仅早已发展成为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域文明圈共同的文化资源，而且也已成为增进东亚地域文明圈与欧洲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南亚佛教文明圈的连带感的共同文化财富。既有的茶礼文化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大多为对某一国家茶礼文化的各美其美式的研究，无论是基于全球视野的宏观博察，还是着眼于地域视角的微观细究，都略嫌不足。文章依据翔实的原始文献，首次全面比较研究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的茶礼文化异同及其渊源关系，既益于正本清源，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亦利于东亚各国各民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促进东亚茶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一、以茶为祭
以茶为祭，应该是最早的茶礼形态。祭礼用茶以告慰神灵，敬祖供佛，相关记录初见于中国南朝萧子显（487年-537年）《南齐书》卷三记载齐武帝遗诏称：“祭敬之典，本在因心，东邻杀牛，不如西家禴祭。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2]62其后，“以茶为祭”不仅为历代王朝所沿袭，而且
直至今天仍是民间祭礼的重要内容。如在中国广东、江西一带，清明祭祖扫墓时仍流行以“三茶六酒”（三杯茶、六杯酒）和“清茶四果”祭祀先人的礼俗[3]1517。
中国这种“以茶为祭”的礼俗也影响到了朝鲜半岛。据高丽时代普觉国师一然撰写的《三国遗事》记载，唐高宗龙朔元（661）年，朝鲜半岛新罗第三十代国王文武王即位时，举行祭祖礼仪中的祭品就有茶，“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坠。” [4]37其后，朝鲜半岛地区也一直沿袭“以茶为祭”的礼俗。例如，在现代韩国，每逢正月、中秋节及其先祖诞辰等重大节日，都要举办祭礼与茶礼合一的供养仪礼，来缅怀先人。此外，韩国人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的中国上古时代部落首领炎帝神农氏称作茶圣，并为纪念神农氏而特意编排出来一种献茶仪式，称之为“高丽五行茶礼”。
“以茶为祭”的礼俗传到日本则相对要晚一些。据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的编年体史料集《平安遗文》等文献中的饮茶记载推测，大概最晚9世纪前后也应该传到了日本[5]332374，但现存关于祭礼用茶的明确记载则最早也要等到14世纪以后了。日本高僧雪村友梅（1290年-1347年） 《宝觉真空禅师录 坤》里以茶为祭的记述，当属较早的文献记载。例如，“谨以香茗庶羞之奠”（“祭晦岩禅门”）、“聊具香茗之供、设灵筵以致祭”（“祭无相座元”）、“聊具茗果之奠”（“祭弟子琇上座”）、“谨以山茗野蔬之奠”（“祭嵩山和尚”）等等[6]831839。此外，一些日本古记录、公家日记里也可见到很多以茶为祭的记述。例如，通晓有职故实并擅和歌、书道的公卿三条西实隆（1455年-1537年），在其笔记《实隆公记》长享2（1488）年5月3日条中，详细记载了伺候天皇的女官“勾当内侍局”的丧礼情形，“内侍局今夜御葬供奉（中略），于龛前供茶汤烧香”，并在文末感慨此次丧礼进行得非常周到和顺畅，称“今夜无一事违乱”[7]6768。由此可推知，当时丧祭用茶已形成了一套严谨的仪式。这种以茶为祭的礼俗，在日本也沿袭至今，而且其礼仪规范更加完备。例如，日本佛教的天台宗、净土宗以及禅宗临济、曹洞两派的丧礼仪式上都有严格的“奠汤”“奠茶”仪式。另外，日本茶道各流派的家元，每年的最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到日本全国各地的寺院、神社等举行献茶仪式。有的，如里千家茶道家元，在访问外国时也经常会到访问地的宗教设施举行献茶式。
二、以茶待客
客来奉茶，如今在东亚地域早已是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这一待客之礼，初见于中国《晋书·列传》第四十七“陆纳传”：“谢安尝欲诣纳，而纳殊无供办。其兄子俶不敢问之，乃密为之具。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客罢，纳大怒曰 ：‘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邪！于是杖之四十。” [8]2027从现存文献记录来看，这在当时应该尚属个别的文化现象。
到了唐代，约卒于唐代贞元（785年-805年）末年的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中记载：“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713年-741年）年间，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9]51随着饮茶的蔚然成风，茶文化日趋成熟，以茶待客的礼仪亦日趋丰富并得以普及。最早的茶会记录，亦是见于唐代。《太平广记》记载，奚陟（745年-799年）“为吏部侍郎，时人方渐以茶为上味。日事修洁。陟性素奢，先为茶品一副，余公卿家未之有也。风炉越瓯，碗托角匕，甚佳妙。时已热，餐罢，因请同舍外郎就厅茶会。陟为主人，东面首坐。坐者二十余人。两瓯缓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雜以笑语，其茶益迟。陟先有痟疾，加之热乏，茶不可得，燥闷颇极。”[10]2198陆羽（732年-804年）《茶经》“六之饮”记载：“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11]107108《太平广记》与《茶经》的记载，既反映了唐代以茶待客以及专门邀客奉茶的礼仪已经日趋完备且很普及，也说明当时的茶礼仪式并未形成一个通行的规范，所以才会出现“坐者二十余人。两瓯缓行”与“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的区别。
唐代以后，宋元时期的茶书也很多，但其内容大多侧重于细化点好一碗茶的技巧方面的记述，鲜见对客人提出要求。换言之，以茶待客，更注重的是作为主人在点茶技巧方面的修为，似乎只要主人能够拥有丰富的茶知识，就自然能够为客人奉上一碗可口的茶。到了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除团茶，改制叶茶为贡[12]31433144，这不仅使自明代之后的制茶、饮茶方式及茶器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以茶待客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转变。陆羽《茶经》称茶“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11]92，可谓是对主客品行方面的一个共性规范。但到了明代，如陆树声著《茶寮记》（1570年前后撰）不仅提出了既可视为对主人品行的规范，也可视为对主客品行的共性规范，而且还单独提出了对客人的要求。“一人品煎茶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隐逸、有云霞石泉磊块胸次间者。”“六茶侣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轶世味者。” [13]145146明代茶人张源在《茶录》（1595年前后成书）中直接提出了饮茶以客少为贵的观点，“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 [13]252明代茶人许次纾（1549-1604）在其《茶疏》里还特设“论客”一节专论茶客：“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量客多少，为役之烦简。三人以下，止若一炉，如五六人，便当两鼎炉。用一童，汤方调适。若还兼作，恐有参差。客若众多，姑且罢火，不妨中茶投果，出自内局。”[13]268及至今天，高雅别致的茶馆、茶空间开遍大小城市和乡镇，丰富多彩的茶艺亦不断推陈出新，茶礼文化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鼎盛时期。
比较而言，据朝鲜史书《三国史记》记载，虽然早在善德王（？—647年）时代，茶就已经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到了兴德王（？—836年）时代，饮茶在朝鲜半岛已经很兴盛了 [14]15，但在朝鲜半岛，特别是在近代以前从未能达到过像中国唐代那种茶铺遍地“不问道俗，投钱取饮”的程度，其飲茶文化还主要局限于一些贵族阶层或寺院僧众。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朝鲜王朝的“茶礼”一直是朝鲜国王或王世子招待来自宋明朝廷使者的重要外交礼仪。世宗15（1433）年12月条甚至还明确规定：“本国大小使客勿设茶礼”[15]25。现代韩国较为流行的一些茶礼形式，如高句丽行茶法、忠谈禅师行茶法、四仙行茶法、八关会行茶法、献供弥勒三尊茶礼、献供青铜弥勒大佛茶礼、茗园八正禅茶法、朝鲜时代佳会闺秀茶礼、士人茶礼等等[16]137163，其传习者大多称创制该茶礼是依据朝鲜王朝的各类传说典故等，但由于真正能较全面准确地反应朝鲜半岛茶礼发展情况的可考文献史料相当少，所以当下流行的许多韩国茶礼形式，其实多为中国茶礼与日本茶礼要素的拼盘产品。唯一较为完整地记述了朝鲜王朝茶礼的史料，除了宋徽宗宣和6（1124）年国信使徐兢（1091年-1153年）出使高丽回国后写的见闻录《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第三十二卷“器皿三 茶俎”篇之外，大概就是朝鲜王朝世宗（1397年-1450年）时代的历史记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里收录的“宴朝廷使仪”了。据该文献记载，“宴朝廷使仪”，以“茶礼”开始，以“酒礼”结束。主持“茶礼”是朝鲜国王或王世子才拥有的特权，而且当时能够享受“茶礼”的也仅限于来自中国朝廷的使者，接待“如日本、琉球之类使者”只设酒宴招待，并无茶礼[17]4748。现代韩国流行的五花八门的茶礼形式，几乎没有参照上述两份较全面记录朝鲜半岛茶礼的可考文献。
日本的饮茶略滞后于朝鲜半岛。茶初传日本也是被视为贵重物品对待的，以茶待客的礼仪最初也仅局限于贵族阶层和富裕的寺院僧众。例如，日本后花园天皇之父贞成亲王（1371年-1456年）的日记《看闻御记》中有很多关于寺院与公家贵族间日常生活中的“茶礼”记录。《看闻御记》应永23（1416）年12月25日条：“先拈香，次诵经，次斋食，茶礼了。”[18]58应永27年4月2日条：“退藏庵坊主参，对面。于客殿有茶礼，坊主暂杂谈了，归。”[18]234应永28年正月13日条：“崇光院烧香，次于地藏殿谒见长老有茶礼。”[18]284应永32年7月8日条：“明元等参来，有茶礼。去夜连歌百韵赓了，人数同前。”[18]507室町时代中期有代表性的五山文学禅僧、东福寺住持季弘大叔著《蔗轩日录》文明17（1484）年11月1日条：“一众来贺，茶礼如常。”[19]112寺院里每逢有重大活动时都少不了茶礼待客。例如，大德寺现存的古文书记录中，宽永18（1641）年6月的“九八一 大德寺入院式掟书”记述了评选大德寺新住持及其入院仪式要求，其中规定在四个时间，即方丈评议开始时、新住持决定时、带来侍真证书时、请出法衣时都要“茶礼如常”。并且，在新住持被推举出来时举办的茶礼要伴有酒食，由简单的饭食、3次酒、5种菓子与茶构成。其他三种情况，可只有茶礼，不用上酒食[20]321323。由于日本的地理环境适合种茶的地方较多，随着各类大小茶园的开辟，茶叶的自给自足度不断增强，茶叶的质量也不断提升，饮茶风习也越发得以推广，甚至出现了很多“一服一钱茶”[21]207224的庶民卖茶摊点，以茶待客的茶礼也益发得到普及。
此外，在日本，就像高丽、朝鲜王朝迎接明朝使节时要举行“茶礼”一样，在接待中国朝廷使者时也会举办茶礼。例如，据《满济准后日记》永享6（1434）年6月5日条记载，当时室町幕府将军迎接明朝使节时亦举行了茶礼。首先，明朝使节将天子诏书放置在备好的高桌之上；然后，烧香二拜，宣读诏书，日本幕府将军接收诏书致谢；最后，日本遵循应永9（1402）年的惯例举行茶礼接待明朝使节。但由于经久不做，加之其时日本茶礼与“唐礼”（即中国茶礼）已经有所不同，负责茶礼的内官还出现了拿错建盏的失误等等[22]584。
目前，提起日本茶文化，大家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日本茶道。特别是很多日本茶道修习者，甚至还会拘泥于“茶之汤”或“侘茶”这一称呼，就连对“茶道”一词的日语读法也都不一致，有的读“ちゃどう（cyadou）”，有的读“さどう（sadou）”[23]。其实，从日本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版的一些生活百科全书及事典类书来看，直至20世纪初，更多的日本人把所谓的日本“茶道”“茶之汤”或“侘茶”都统称为“茶礼”。例如，1887年出版的生活百科全书《现今万宝新书》第118节特以“茶礼之起源”为题，阐述日本从中国移栽茶树，最早始于日本桓武天皇，茶道之礼式形成于足利义政（1436年-1490年）公之时，经珠光传授给武野绍鸥，再传至千利休得以大成，日本茶礼诸流派均出自千家[24]123。1918年刊行的《广文库》收录的《近代世事谈》（1734年）中记载：“茶礼之式始于东山义政公”，“茶礼乃仿照禅家隐遁之风体，学其朴素闲静而创”，无贵贱区隔，武士也不许带刀，主客促膝而坐，坦诚相待，闲适悠然。能阿弥、南都称名寺的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等都是非常有名的茶人[25]989。1930年刊行的《古事类苑》收录的《茶人大系谱》（1832年）介绍武野绍鸥时，称其“从宗陈宗悟二居士受茶术。（中略）时茶礼大起，传其术于千宗易”[26]603。如果按照日本人一般的理解，“茶礼”是奉行“和敬清寂”这一精神理念的“茶道”“茶之汤”或“侘茶”的别名或统称的话，那么，也就可以说，滥觞于中国唐宋时期的“茶礼”，传到日本，发展成了“和敬清寂”精神理念的主要载体。
三、以茶为赠
随着茶叶生产技术的提高，茶叶产量的增加，出现了以茶为赠品的茶礼形态。目前，茶可谓是无分中外、男女皆宜、四时无碍的最佳赠答用品。据可考文献，早在饮茶蔚然成风的中国唐代，茶就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赠答用品。从中国茶文化发展史来看，赠答用茶大体有过三种发展形态，即帝王对臣民的赐茶、文人雅士之间赠答用茶以及具有特殊含义的婚嫁礼俗赠茶。唐中期以后，茶叶进入了皇帝赐物的行列，受赐者还会上表致谢。现存文献中，可见很多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的谢赐茶之文。例如，《全唐文》卷五百七十一收录的柳宗元《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卷六百零二收录的刘禹锡《代武中丞谢赐新茶第一表》《代武中丞谢赐新茶第二表》、卷六百六十八收录的白居易《谢恩赐茶果等状》、卷七百五十收录的杜牧《又谢赐茶酒状》等等。至五代时，赐茶渐成制度。至宋代，在政府部门中已有常设的执掌赐茶的机构，如茶库、内茶纸库、内茶炭库、都茶房等。受赐茶者颇众，遍及大臣、将士、僧道、庶民和四裔[27]131149。文人雅士之间赠答用茶也很普遍，甚至还会有感而发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钱时霖等合编的《历代茶诗集成·唐代卷·宋金卷》中收集的6 080首茶诗里有很多就是关于茶赠答的诗文，其中最著名的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又称《七碗茶歌》）[28]。
无论是作为浩荡皇恩的赐茶，还是文人雅士间的赠茶，大多还是基于口腹之欲、用于满足感官享受的茶，但作为婚嫁礼俗赠茶，自宋代开始则已经脱离了一般赠答礼品的范畴，而被赋予了特殊意义，成为儒家伦理的象征。例如，明代郎瑛（1487-1566）著《七修类稿》卷46“事物类”中记载：“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義。”[29]490这种受儒家伦理观的影响，取从一而终、好女不嫁二夫之意，将给女方的聘礼称之为“茶礼”的习俗一直延续到清代。就连普通庶民的婚嫁，无论多么仓促，似乎也不能没有茶。如《清代日记会钞》收录的《历年记》中记载，康熙31（1692）年朝廷选妃，“差大学士明珠、索额图往江南、浙江及陕西、湖广、四川等处，凡系满洲旗下官员，自三品以上一品以下，凡有亲生女子，先期开报，候二大人选择进用。实与民间豪不干涉，无奈愚夫愚妇，有无谓之惊惶。十一月二十日起，十二月初十止，迎亲、并亲日夜不停。并亲者忙之甚，百物皆贵。甚至不论贫富，不计礼仪，亦不择门当户对，不管男女年纪大小，大约茶二斤、礼银四两为最，更有不费分文者”[30]142143。自宋代以来，“三茶六礼”成为举行了完整婚礼明媒正娶婚姻的代名词。所谓“三茶”，即相亲时的“吃茶”、定亲时的“下茶”或“定茶”、成亲洞房时的“合茶”；所谓“六礼”，即古代婚礼仪式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27]181。现代中国人的婚礼习俗中虽也部分地保留了“三茶六礼”的礼仪，但毋庸赘言，所谓以茶喻示“从一”的本义早已被淡化或者根本不存在了。
从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情况推测，赠答用茶的礼俗应该也很早就传入了朝鲜半岛，但限于可考文献的缺乏，朝鲜半岛的文人雅士及一般庶民间的赠答用茶礼俗情况并不是很清楚。从1451年完成的朝鲜高丽王朝（918年-1392年）纪传体官修史书《高丽史》等相关文献记载来看，朝鲜王朝时代的赠答用茶主要表现于如下三种场合，即举行册太后仪、册王妃仪、元子诞生贺仪、册王太子仪、册王子王姬仪、公主下嫁仪等“嘉礼”时，诸臣丧等“凶礼”时，及任意随时的赐茶。无论是朝鲜国王对臣子的赐茶，还是对普通庶民的赐茶，对比研读中国的相关文献可知，基本上是对中国帝王赐茶礼仪的模仿。例如，关于对年迈庶民的赐茶，宋代李焘（1115年-1184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记载天禧元（1017）年6月“壬申，德音：西京死罪囚流以下释之，父老年八十者赐茶帛，除其课役。”[31]2086卷一百记载仁宗天圣元（1023）年3月“丙子，降西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城内民八十以上，免其家徭役，赐茶人三斤，帛一疋。” [32]2318在《高丽史》中亦有类似记述。例如，卷四记载显宗12（1021）年2月“甲戌赐京城男女年九十以上者酒食茶药布帛有差”、显宗13（1022）年9月“赐京城男女年八十以上及笃癈疾者酒食茶布有差”[33]6466。另据《高丽史》卷六十七记载，在举行嘉礼之一的“公主下嫁仪”时，按照“亲迎”“同牢（新夫妇共食一牲的仪式）”“拜舅姑（向公婆行礼）”“降使”的顺序依次进行，进行到“降使”仪式，当从传诏使臣处拜迎国王诏书后，“宾主相揖就座，讫，设茶、酒。酒至，宾主俱兴献酬，讫，设食礼。”[34]400401这里的饮茶，不过是作为主人的新郎新娘对来宾的宣召使臣的一种款待而已，显非中国婚礼中用茶喻示女子从一之义。韩国茶礼研究者金明培把“公主下嫁仪”中的“吃茶”理解成了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中所言“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并据此臆断高丽王朝的婚礼用茶习俗早于中国，这显然是不求甚解的误判了[35]134135
。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朝鲜半岛，都存在帝王赐茶给臣子乃至普通庶民这种单向的赠茶现象，而在日本却鲜见日本天皇以及将军对其臣子等赐茶的情况，甚至恰恰相反，一些公家日记等古文献中，寺社僧众及臣子以谢礼、节日问候等形式向天皇或将军献茶的情况却屡见不鲜，日本的文人雅士及贵族间赠答用茶的记录也大量见于各种文献[36]143152。另据1757年成书的《长崎岁时记》记载，在日本长崎地区，旧历每年1月11日晚上，一直很忙碌的女人们才算是迎来了真正的正月。女眷们把所有家务都交给男人们打理，精心打扮一番后，携带上茶叶、茶碗、女性化妆用品、笔墨纸砚、玩具等贺礼，到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家里去拜年贺春。其中，作为贺礼的茶叶只可送给新婚的女性，不可送给尚未出嫁的姑娘。并且，对送给新媳妇的茶叶包装方法也都有具体的规定[37]773774。由此可以推知，中国古代婚礼中的茶赠答习俗也传到了日本，但究竟何时传入、影响有多深，因缺乏更多明确的文献记载目前尚不甚明了。同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本来婚礼用茶是基于儒家伦理观对女性的一种伦理要求，但在日本，自宽文10（1670）年前后，人们开始用“散茶”来指称上等娼妓、花魁，也称“散茶女郎”[38]5，“茶”亦因此被赋予了更复杂的寓意。
结语
以上，梳理了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的茶礼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彼此间的渊源关系——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
从东亚整体来看，“以茶为祭”“以茶待客”“以茶为赠”既是东亚地区自古以来用茶为礼的主要形态，亦可谓东亚茶文化的一个共性特点。然而，微观细究则会发现，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在“以茶待客”这一茶礼形态方面，彼此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在中国和朝鲜半岛地区，以茶待客，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人雅士普通民众，多是为满足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和一般人际交往需求的饮茶，而日本茶礼文化，还有一个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求道性”，把饮茶行为本身视为一种修行，而且要求奉茶者与品茶者（即主客）同修共证。
另外，中日韩三国语言中虽然共同使用“茶礼”一词，但不仅其读音各不相同，而且其含义亦明显各异。在中国，因受儒家伦理观的影响，取从一而终、好女不嫁二夫之意，自宋代开始，“茶礼”一词往往用于特指締结婚姻关系时，男方给女方的聘礼，从而使茶叶脱离了一般赠答礼品的范畴，而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在特定场合赠茶成为儒家伦理的象征。在朝鲜半岛，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茶礼”曾一直是朝鲜国王或王世子招待来自宋明朝廷使者的重要外交礼仪。这种茶礼并未得到很好的继承，韩国社会当前流行的五花八门的“茶礼”，鲜有参照较全面记录朝鲜半岛茶礼的可考文献，与古代朝鲜王朝茶礼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日本，直至20世纪初，茶礼可谓一直是涵盖了日本茶文化全部内容的总称，习茶者根据各自的喜好又会分别冠以其他的称呼以示区别，所以才会出现了“茶道”“茶之汤”或“侘茶”等称呼。从日本各界对这三种称呼的使用情况来看，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当人们特别想强调日本茶道的历史以及主客间注重感应道交的修习层面内容时，较喜欢使用“茶之汤”这个称呼；当人们想突出其作为侘寂、幽玄等日本传统美意识载体层面的作用时，则较喜欢以“侘茶”称之；当人们想突出其具有深远的哲理支撑时，则较喜欢“茶道”这个称呼。
近年来，关于“茶道”申遗问题，成为业界热点争议话题。2014年，继将端午节成功申遗之后，韩国又表示要将“茶道”作为其特色文化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2014年10月25日，中俄“万里茶道”沿线 17 座城市市长、代表，共同签署《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武汉共识》。2015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发起了将“陆羽茶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2017年，日本文化厅亦表示要把“茶道”作为其传统生活文化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国既是茶树的原产地，亦是茶礼文化的发祥地。如果中日韩三国茶礼在各美其美的同时，又能做到美美与共，不妄自尊大、混淆彼此的渊源关系和无视彼此的特色之处，那么彼此在国际社会尽力展现各自的风采，亦无可厚非。
茶叶虽小，其力量却不容小觑。如果历史允许假设，如果没有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倾茶事件引发的美国独立战争，那么即使是最擅长预测的国际政治学者，恐怕也难以推知今天的国际格局将是怎样的情形吧。因此，东亚茶礼的发展不应仅停留在中日韩三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层面，还应放眼世界，追求美美与共，努力避免用民族国家的边界来切割东亚共有文化的思路，进一步加强茶礼文化历史的研究，并与时俱进地取舍古老的茶礼文化资源，打造面向未来引领东亚乃至世界的新茶礼，使其作为未来东亚国家之间共同合作、共同生存、共同繁荣的文化资源，为新的世界秩序重构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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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
关键词：东亚；茶礼；形态；演变；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G13/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1-0061-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1007
茶礼文化发祥于中国。早在宋代官至礼部尚书的黄裳（1043年-1139年）就曾在其著作《演山集》卷四十六中称：“茶之为物，袪积也灵，寤昏也清。宾客相见，以行爱恭之情者也。天下之人不能废茶，犹其不能废酒，非特适人之情也，礼之所在焉。”[1]3正因用茶为礼，小小的一片茶叶，才得以成为东亚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纵览古今，东亚地域各民族，无分贵贱贫富，以茶为祭、以茶待客、以茶为赠乃是其用茶为礼的主要形态。而且，每一种茶礼的形成与演变，在时间及内容特色上都不尽相同。茶礼文化在其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蕴含了大量的民族精神积淀，不仅早已发展成为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域文明圈共同的文化资源，而且也已成为增进东亚地域文明圈与欧洲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南亚佛教文明圈的连带感的共同文化财富。既有的茶礼文化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大多为对某一国家茶礼文化的各美其美式的研究，无论是基于全球视野的宏观博察，还是着眼于地域视角的微观细究，都略嫌不足。文章依据翔实的原始文献，首次全面比较研究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的茶礼文化异同及其渊源关系，既益于正本清源，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亦利于东亚各国各民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促进东亚茶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一、以茶为祭
以茶为祭，应该是最早的茶礼形态。祭礼用茶以告慰神灵，敬祖供佛，相关记录初见于中国南朝萧子显（487年-537年）《南齐书》卷三记载齐武帝遗诏称：“祭敬之典，本在因心，东邻杀牛，不如西家禴祭。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2]62其后，“以茶为祭”不仅为历代王朝所沿袭，而且
直至今天仍是民间祭礼的重要内容。如在中国广东、江西一带，清明祭祖扫墓时仍流行以“三茶六酒”（三杯茶、六杯酒）和“清茶四果”祭祀先人的礼俗[3]1517。
中国这种“以茶为祭”的礼俗也影响到了朝鲜半岛。据高丽时代普觉国师一然撰写的《三国遗事》记载，唐高宗龙朔元（661）年，朝鲜半岛新罗第三十代国王文武王即位时，举行祭祖礼仪中的祭品就有茶，“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坠。” [4]37其后，朝鲜半岛地区也一直沿袭“以茶为祭”的礼俗。例如，在现代韩国，每逢正月、中秋节及其先祖诞辰等重大节日，都要举办祭礼与茶礼合一的供养仪礼，来缅怀先人。此外，韩国人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的中国上古时代部落首领炎帝神农氏称作茶圣，并为纪念神农氏而特意编排出来一种献茶仪式，称之为“高丽五行茶礼”。
“以茶为祭”的礼俗传到日本则相对要晚一些。据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的编年体史料集《平安遗文》等文献中的饮茶记载推测，大概最晚9世纪前后也应该传到了日本[5]332374，但现存关于祭礼用茶的明确记载则最早也要等到14世纪以后了。日本高僧雪村友梅（1290年-1347年） 《宝觉真空禅师录 坤》里以茶为祭的记述，当属较早的文献记载。例如，“谨以香茗庶羞之奠”（“祭晦岩禅门”）、“聊具香茗之供、设灵筵以致祭”（“祭无相座元”）、“聊具茗果之奠”（“祭弟子琇上座”）、“谨以山茗野蔬之奠”（“祭嵩山和尚”）等等[6]831839。此外，一些日本古记录、公家日记里也可见到很多以茶为祭的记述。例如，通晓有职故实并擅和歌、书道的公卿三条西实隆（1455年-1537年），在其笔记《实隆公记》长享2（1488）年5月3日条中，详细记载了伺候天皇的女官“勾当内侍局”的丧礼情形，“内侍局今夜御葬供奉（中略），于龛前供茶汤烧香”，并在文末感慨此次丧礼进行得非常周到和顺畅，称“今夜无一事违乱”[7]6768。由此可推知，当时丧祭用茶已形成了一套严谨的仪式。这种以茶为祭的礼俗，在日本也沿袭至今，而且其礼仪规范更加完备。例如，日本佛教的天台宗、净土宗以及禅宗临济、曹洞两派的丧礼仪式上都有严格的“奠汤”“奠茶”仪式。另外，日本茶道各流派的家元，每年的最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到日本全国各地的寺院、神社等举行献茶仪式。有的，如里千家茶道家元，在访问外国时也经常会到访问地的宗教设施举行献茶式。
二、以茶待客
客来奉茶，如今在东亚地域早已是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这一待客之礼，初见于中国《晋书·列传》第四十七“陆纳传”：“谢安尝欲诣纳，而纳殊无供办。其兄子俶不敢问之，乃密为之具。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客罢，纳大怒曰 ：‘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邪！于是杖之四十。” [8]2027从现存文献记录来看，这在当时应该尚属个别的文化现象。
到了唐代，约卒于唐代贞元（785年-805年）末年的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中记载：“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713年-741年）年间，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9]51随着饮茶的蔚然成风，茶文化日趋成熟，以茶待客的礼仪亦日趋丰富并得以普及。最早的茶会记录，亦是见于唐代。《太平广记》记载，奚陟（745年-799年）“为吏部侍郎，时人方渐以茶为上味。日事修洁。陟性素奢，先为茶品一副，余公卿家未之有也。风炉越瓯，碗托角匕，甚佳妙。时已热，餐罢，因请同舍外郎就厅茶会。陟为主人，东面首坐。坐者二十余人。两瓯缓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雜以笑语，其茶益迟。陟先有痟疾，加之热乏，茶不可得，燥闷颇极。”[10]2198陆羽（732年-804年）《茶经》“六之饮”记载：“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11]107108《太平广记》与《茶经》的记载，既反映了唐代以茶待客以及专门邀客奉茶的礼仪已经日趋完备且很普及，也说明当时的茶礼仪式并未形成一个通行的规范，所以才会出现“坐者二十余人。两瓯缓行”与“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的区别。
唐代以后，宋元时期的茶书也很多，但其内容大多侧重于细化点好一碗茶的技巧方面的记述，鲜见对客人提出要求。换言之，以茶待客，更注重的是作为主人在点茶技巧方面的修为，似乎只要主人能够拥有丰富的茶知识，就自然能够为客人奉上一碗可口的茶。到了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除团茶，改制叶茶为贡[12]31433144，这不仅使自明代之后的制茶、饮茶方式及茶器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以茶待客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转变。陆羽《茶经》称茶“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11]92，可谓是对主客品行方面的一个共性规范。但到了明代，如陆树声著《茶寮记》（1570年前后撰）不仅提出了既可视为对主人品行的规范，也可视为对主客品行的共性规范，而且还单独提出了对客人的要求。“一人品煎茶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隐逸、有云霞石泉磊块胸次间者。”“六茶侣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轶世味者。” [13]145146明代茶人张源在《茶录》（1595年前后成书）中直接提出了饮茶以客少为贵的观点，“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 [13]252明代茶人许次纾（1549-1604）在其《茶疏》里还特设“论客”一节专论茶客：“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量客多少，为役之烦简。三人以下，止若一炉，如五六人，便当两鼎炉。用一童，汤方调适。若还兼作，恐有参差。客若众多，姑且罢火，不妨中茶投果，出自内局。”[13]268及至今天，高雅别致的茶馆、茶空间开遍大小城市和乡镇，丰富多彩的茶艺亦不断推陈出新，茶礼文化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鼎盛时期。
比较而言，据朝鲜史书《三国史记》记载，虽然早在善德王（？—647年）时代，茶就已经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到了兴德王（？—836年）时代，饮茶在朝鲜半岛已经很兴盛了 [14]15，但在朝鲜半岛，特别是在近代以前从未能达到过像中国唐代那种茶铺遍地“不问道俗，投钱取饮”的程度，其飲茶文化还主要局限于一些贵族阶层或寺院僧众。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朝鲜王朝的“茶礼”一直是朝鲜国王或王世子招待来自宋明朝廷使者的重要外交礼仪。世宗15（1433）年12月条甚至还明确规定：“本国大小使客勿设茶礼”[15]25。现代韩国较为流行的一些茶礼形式，如高句丽行茶法、忠谈禅师行茶法、四仙行茶法、八关会行茶法、献供弥勒三尊茶礼、献供青铜弥勒大佛茶礼、茗园八正禅茶法、朝鲜时代佳会闺秀茶礼、士人茶礼等等[16]137163，其传习者大多称创制该茶礼是依据朝鲜王朝的各类传说典故等，但由于真正能较全面准确地反应朝鲜半岛茶礼发展情况的可考文献史料相当少，所以当下流行的许多韩国茶礼形式，其实多为中国茶礼与日本茶礼要素的拼盘产品。唯一较为完整地记述了朝鲜王朝茶礼的史料，除了宋徽宗宣和6（1124）年国信使徐兢（1091年-1153年）出使高丽回国后写的见闻录《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第三十二卷“器皿三 茶俎”篇之外，大概就是朝鲜王朝世宗（1397年-1450年）时代的历史记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里收录的“宴朝廷使仪”了。据该文献记载，“宴朝廷使仪”，以“茶礼”开始，以“酒礼”结束。主持“茶礼”是朝鲜国王或王世子才拥有的特权，而且当时能够享受“茶礼”的也仅限于来自中国朝廷的使者，接待“如日本、琉球之类使者”只设酒宴招待，并无茶礼[17]4748。现代韩国流行的五花八门的茶礼形式，几乎没有参照上述两份较全面记录朝鲜半岛茶礼的可考文献。
日本的饮茶略滞后于朝鲜半岛。茶初传日本也是被视为贵重物品对待的，以茶待客的礼仪最初也仅局限于贵族阶层和富裕的寺院僧众。例如，日本后花园天皇之父贞成亲王（1371年-1456年）的日记《看闻御记》中有很多关于寺院与公家贵族间日常生活中的“茶礼”记录。《看闻御记》应永23（1416）年12月25日条：“先拈香，次诵经，次斋食，茶礼了。”[18]58应永27年4月2日条：“退藏庵坊主参，对面。于客殿有茶礼，坊主暂杂谈了，归。”[18]234应永28年正月13日条：“崇光院烧香，次于地藏殿谒见长老有茶礼。”[18]284应永32年7月8日条：“明元等参来，有茶礼。去夜连歌百韵赓了，人数同前。”[18]507室町时代中期有代表性的五山文学禅僧、东福寺住持季弘大叔著《蔗轩日录》文明17（1484）年11月1日条：“一众来贺，茶礼如常。”[19]112寺院里每逢有重大活动时都少不了茶礼待客。例如，大德寺现存的古文书记录中，宽永18（1641）年6月的“九八一 大德寺入院式掟书”记述了评选大德寺新住持及其入院仪式要求，其中规定在四个时间，即方丈评议开始时、新住持决定时、带来侍真证书时、请出法衣时都要“茶礼如常”。并且，在新住持被推举出来时举办的茶礼要伴有酒食，由简单的饭食、3次酒、5种菓子与茶构成。其他三种情况，可只有茶礼，不用上酒食[20]321323。由于日本的地理环境适合种茶的地方较多，随着各类大小茶园的开辟，茶叶的自给自足度不断增强，茶叶的质量也不断提升，饮茶风习也越发得以推广，甚至出现了很多“一服一钱茶”[21]207224的庶民卖茶摊点，以茶待客的茶礼也益发得到普及。
此外，在日本，就像高丽、朝鲜王朝迎接明朝使节时要举行“茶礼”一样，在接待中国朝廷使者时也会举办茶礼。例如，据《满济准后日记》永享6（1434）年6月5日条记载，当时室町幕府将军迎接明朝使节时亦举行了茶礼。首先，明朝使节将天子诏书放置在备好的高桌之上；然后，烧香二拜，宣读诏书，日本幕府将军接收诏书致谢；最后，日本遵循应永9（1402）年的惯例举行茶礼接待明朝使节。但由于经久不做，加之其时日本茶礼与“唐礼”（即中国茶礼）已经有所不同，负责茶礼的内官还出现了拿错建盏的失误等等[22]584。
目前，提起日本茶文化，大家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日本茶道。特别是很多日本茶道修习者，甚至还会拘泥于“茶之汤”或“侘茶”这一称呼，就连对“茶道”一词的日语读法也都不一致，有的读“ちゃどう（cyadou）”，有的读“さどう（sadou）”[23]。其实，从日本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版的一些生活百科全书及事典类书来看，直至20世纪初，更多的日本人把所谓的日本“茶道”“茶之汤”或“侘茶”都统称为“茶礼”。例如，1887年出版的生活百科全书《现今万宝新书》第118节特以“茶礼之起源”为题，阐述日本从中国移栽茶树，最早始于日本桓武天皇，茶道之礼式形成于足利义政（1436年-1490年）公之时，经珠光传授给武野绍鸥，再传至千利休得以大成，日本茶礼诸流派均出自千家[24]123。1918年刊行的《广文库》收录的《近代世事谈》（1734年）中记载：“茶礼之式始于东山义政公”，“茶礼乃仿照禅家隐遁之风体，学其朴素闲静而创”，无贵贱区隔，武士也不许带刀，主客促膝而坐，坦诚相待，闲适悠然。能阿弥、南都称名寺的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等都是非常有名的茶人[25]989。1930年刊行的《古事类苑》收录的《茶人大系谱》（1832年）介绍武野绍鸥时，称其“从宗陈宗悟二居士受茶术。（中略）时茶礼大起，传其术于千宗易”[26]603。如果按照日本人一般的理解，“茶礼”是奉行“和敬清寂”这一精神理念的“茶道”“茶之汤”或“侘茶”的别名或统称的话，那么，也就可以说，滥觞于中国唐宋时期的“茶礼”，传到日本，发展成了“和敬清寂”精神理念的主要载体。
三、以茶为赠
随着茶叶生产技术的提高，茶叶产量的增加，出现了以茶为赠品的茶礼形态。目前，茶可谓是无分中外、男女皆宜、四时无碍的最佳赠答用品。据可考文献，早在饮茶蔚然成风的中国唐代，茶就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赠答用品。从中国茶文化发展史来看，赠答用茶大体有过三种发展形态，即帝王对臣民的赐茶、文人雅士之间赠答用茶以及具有特殊含义的婚嫁礼俗赠茶。唐中期以后，茶叶进入了皇帝赐物的行列，受赐者还会上表致谢。现存文献中，可见很多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的谢赐茶之文。例如，《全唐文》卷五百七十一收录的柳宗元《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卷六百零二收录的刘禹锡《代武中丞谢赐新茶第一表》《代武中丞谢赐新茶第二表》、卷六百六十八收录的白居易《谢恩赐茶果等状》、卷七百五十收录的杜牧《又谢赐茶酒状》等等。至五代时，赐茶渐成制度。至宋代，在政府部门中已有常设的执掌赐茶的机构，如茶库、内茶纸库、内茶炭库、都茶房等。受赐茶者颇众，遍及大臣、将士、僧道、庶民和四裔[27]131149。文人雅士之间赠答用茶也很普遍，甚至还会有感而发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钱时霖等合编的《历代茶诗集成·唐代卷·宋金卷》中收集的6 080首茶诗里有很多就是关于茶赠答的诗文，其中最著名的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又称《七碗茶歌》）[28]。
无论是作为浩荡皇恩的赐茶，还是文人雅士间的赠茶，大多还是基于口腹之欲、用于满足感官享受的茶，但作为婚嫁礼俗赠茶，自宋代开始则已经脱离了一般赠答礼品的范畴，而被赋予了特殊意义，成为儒家伦理的象征。例如，明代郎瑛（1487-1566）著《七修类稿》卷46“事物类”中记载：“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義。”[29]490这种受儒家伦理观的影响，取从一而终、好女不嫁二夫之意，将给女方的聘礼称之为“茶礼”的习俗一直延续到清代。就连普通庶民的婚嫁，无论多么仓促，似乎也不能没有茶。如《清代日记会钞》收录的《历年记》中记载，康熙31（1692）年朝廷选妃，“差大学士明珠、索额图往江南、浙江及陕西、湖广、四川等处，凡系满洲旗下官员，自三品以上一品以下，凡有亲生女子，先期开报，候二大人选择进用。实与民间豪不干涉，无奈愚夫愚妇，有无谓之惊惶。十一月二十日起，十二月初十止，迎亲、并亲日夜不停。并亲者忙之甚，百物皆贵。甚至不论贫富，不计礼仪，亦不择门当户对，不管男女年纪大小，大约茶二斤、礼银四两为最，更有不费分文者”[30]142143。自宋代以来，“三茶六礼”成为举行了完整婚礼明媒正娶婚姻的代名词。所谓“三茶”，即相亲时的“吃茶”、定亲时的“下茶”或“定茶”、成亲洞房时的“合茶”；所谓“六礼”，即古代婚礼仪式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27]181。现代中国人的婚礼习俗中虽也部分地保留了“三茶六礼”的礼仪，但毋庸赘言，所谓以茶喻示“从一”的本义早已被淡化或者根本不存在了。
从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情况推测，赠答用茶的礼俗应该也很早就传入了朝鲜半岛，但限于可考文献的缺乏，朝鲜半岛的文人雅士及一般庶民间的赠答用茶礼俗情况并不是很清楚。从1451年完成的朝鲜高丽王朝（918年-1392年）纪传体官修史书《高丽史》等相关文献记载来看，朝鲜王朝时代的赠答用茶主要表现于如下三种场合，即举行册太后仪、册王妃仪、元子诞生贺仪、册王太子仪、册王子王姬仪、公主下嫁仪等“嘉礼”时，诸臣丧等“凶礼”时，及任意随时的赐茶。无论是朝鲜国王对臣子的赐茶，还是对普通庶民的赐茶，对比研读中国的相关文献可知，基本上是对中国帝王赐茶礼仪的模仿。例如，关于对年迈庶民的赐茶，宋代李焘（1115年-1184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记载天禧元（1017）年6月“壬申，德音：西京死罪囚流以下释之，父老年八十者赐茶帛，除其课役。”[31]2086卷一百记载仁宗天圣元（1023）年3月“丙子，降西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城内民八十以上，免其家徭役，赐茶人三斤，帛一疋。” [32]2318在《高丽史》中亦有类似记述。例如，卷四记载显宗12（1021）年2月“甲戌赐京城男女年九十以上者酒食茶药布帛有差”、显宗13（1022）年9月“赐京城男女年八十以上及笃癈疾者酒食茶布有差”[33]6466。另据《高丽史》卷六十七记载，在举行嘉礼之一的“公主下嫁仪”时，按照“亲迎”“同牢（新夫妇共食一牲的仪式）”“拜舅姑（向公婆行礼）”“降使”的顺序依次进行，进行到“降使”仪式，当从传诏使臣处拜迎国王诏书后，“宾主相揖就座，讫，设茶、酒。酒至，宾主俱兴献酬，讫，设食礼。”[34]400401这里的饮茶，不过是作为主人的新郎新娘对来宾的宣召使臣的一种款待而已，显非中国婚礼中用茶喻示女子从一之义。韩国茶礼研究者金明培把“公主下嫁仪”中的“吃茶”理解成了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中所言“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并据此臆断高丽王朝的婚礼用茶习俗早于中国，这显然是不求甚解的误判了[35]134135
。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朝鲜半岛，都存在帝王赐茶给臣子乃至普通庶民这种单向的赠茶现象，而在日本却鲜见日本天皇以及将军对其臣子等赐茶的情况，甚至恰恰相反，一些公家日记等古文献中，寺社僧众及臣子以谢礼、节日问候等形式向天皇或将军献茶的情况却屡见不鲜，日本的文人雅士及贵族间赠答用茶的记录也大量见于各种文献[36]143152。另据1757年成书的《长崎岁时记》记载，在日本长崎地区，旧历每年1月11日晚上，一直很忙碌的女人们才算是迎来了真正的正月。女眷们把所有家务都交给男人们打理，精心打扮一番后，携带上茶叶、茶碗、女性化妆用品、笔墨纸砚、玩具等贺礼，到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家里去拜年贺春。其中，作为贺礼的茶叶只可送给新婚的女性，不可送给尚未出嫁的姑娘。并且，对送给新媳妇的茶叶包装方法也都有具体的规定[37]773774。由此可以推知，中国古代婚礼中的茶赠答习俗也传到了日本，但究竟何时传入、影响有多深，因缺乏更多明确的文献记载目前尚不甚明了。同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本来婚礼用茶是基于儒家伦理观对女性的一种伦理要求，但在日本，自宽文10（1670）年前后，人们开始用“散茶”来指称上等娼妓、花魁，也称“散茶女郎”[38]5，“茶”亦因此被赋予了更复杂的寓意。
结语
以上，梳理了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的茶礼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彼此间的渊源关系——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
从东亚整体来看，“以茶为祭”“以茶待客”“以茶为赠”既是东亚地区自古以来用茶为礼的主要形态，亦可谓东亚茶文化的一个共性特点。然而，微观细究则会发现，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在“以茶待客”这一茶礼形态方面，彼此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在中国和朝鲜半岛地区，以茶待客，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人雅士普通民众，多是为满足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和一般人际交往需求的饮茶，而日本茶礼文化，还有一个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求道性”，把饮茶行为本身视为一种修行，而且要求奉茶者与品茶者（即主客）同修共证。
另外，中日韩三国语言中虽然共同使用“茶礼”一词，但不仅其读音各不相同，而且其含义亦明显各异。在中国，因受儒家伦理观的影响，取从一而终、好女不嫁二夫之意，自宋代开始，“茶礼”一词往往用于特指締结婚姻关系时，男方给女方的聘礼，从而使茶叶脱离了一般赠答礼品的范畴，而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在特定场合赠茶成为儒家伦理的象征。在朝鲜半岛，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茶礼”曾一直是朝鲜国王或王世子招待来自宋明朝廷使者的重要外交礼仪。这种茶礼并未得到很好的继承，韩国社会当前流行的五花八门的“茶礼”，鲜有参照较全面记录朝鲜半岛茶礼的可考文献，与古代朝鲜王朝茶礼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日本，直至20世纪初，茶礼可谓一直是涵盖了日本茶文化全部内容的总称，习茶者根据各自的喜好又会分别冠以其他的称呼以示区别，所以才会出现了“茶道”“茶之汤”或“侘茶”等称呼。从日本各界对这三种称呼的使用情况来看，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当人们特别想强调日本茶道的历史以及主客间注重感应道交的修习层面内容时，较喜欢使用“茶之汤”这个称呼；当人们想突出其作为侘寂、幽玄等日本传统美意识载体层面的作用时，则较喜欢以“侘茶”称之；当人们想突出其具有深远的哲理支撑时，则较喜欢“茶道”这个称呼。
近年来，关于“茶道”申遗问题，成为业界热点争议话题。2014年，继将端午节成功申遗之后，韩国又表示要将“茶道”作为其特色文化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2014年10月25日，中俄“万里茶道”沿线 17 座城市市长、代表，共同签署《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武汉共识》。2015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发起了将“陆羽茶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2017年，日本文化厅亦表示要把“茶道”作为其传统生活文化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国既是茶树的原产地，亦是茶礼文化的发祥地。如果中日韩三国茶礼在各美其美的同时，又能做到美美与共，不妄自尊大、混淆彼此的渊源关系和无视彼此的特色之处，那么彼此在国际社会尽力展现各自的风采，亦无可厚非。
茶叶虽小，其力量却不容小觑。如果历史允许假设，如果没有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倾茶事件引发的美国独立战争，那么即使是最擅长预测的国际政治学者，恐怕也难以推知今天的国际格局将是怎样的情形吧。因此，东亚茶礼的发展不应仅停留在中日韩三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层面，还应放眼世界，追求美美与共，努力避免用民族国家的边界来切割东亚共有文化的思路，进一步加强茶礼文化历史的研究，并与时俱进地取舍古老的茶礼文化资源，打造面向未来引领东亚乃至世界的新茶礼，使其作为未来东亚国家之间共同合作、共同生存、共同繁荣的文化资源，为新的世界秩序重构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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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