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刍论
摘要：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明治时期的“国权主义”所具有的从维护到扩张的阶段性特点。在自由民权期，板垣退助将民权手段化，主张为维护国权就必先伸张民权；而在日俄战争前后，却无视、践踏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正当权益，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将日本的对外扩张行为正当化。同时，又在专制与立宪的二元对立操作中标榜“和平主义”，并顺应近代日本社会的变化将此与反对等级制度、人种差别意识结合了起来。
关键词：国权主义；板垣退助；国权；民权；和平主义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1-0051-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1006
板垣退助（1837年-1919年）领导的“自由民权运动”（1874年-1889年）为近代日本确立立宪政治作出了世所公认的贡献。但在其“民权”“自由”等标签的背后，又表现出了强烈的、极具特色的“国权主义”侧面。对此，学界尚无专题研究成果①。文稿拟在界定“国权”概念的基础上对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进行探讨，以图丰富此一历史人物的相关形象，加深对于近代日本的相关认识。
一、“国权”概念的界定
如学者[1]13所指出，在明治时代，知识分子对“nationalism”一词的翻译和称呼比较混乱。大西祝、山路爱山等人称之为“国家主义”，而福泽谕吉等称之为“国权主义”。之外，还有“国体主义”的说法②。笔者认为，这一混乱源自彼时“国权”概念的多层性，因为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并表述。而且，在当时，此一概念在内涵上也并未形成普遍共识。比如，当时出版的号称日本最早的近代国语辞典《言海》（大槻文彦，1889年-1891年）虽然收录了“民权”一词，却并没有收录“国权”一词，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
而上述所谓的“国权”概念的多层性，是指其语义所指涉的阶段性。酒田正敏将导致“国权”的微妙语意差异的“使用阶段”分为：“确立国权”或“恢复国权”、“伸张国权”或“扩张国权”、在
讨论国内政治制度以及构成原理时等三个阶段邢雪艳的博士学位论文：《日本明治时期民权与国权的冲突及其归宿》（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对此有较详细说明。。故而，第一阶段的“国权”表示国家的“自主权”“独立权”，是在早期修改不平等条约、对外维护国家的体面等时使用。而第二阶段是在讨论从作为独立国家的权威的增大，到对朝鲜、中国、东亚等国家和地区乃至是对全世界的影响力的增大，政治经济的扩张等时候使用。此时“国权”所表示的意义非常微妙。有时指“权益”，有时又指“权威”，而有时也可以表示“权力”的意思[2]5。
实际上，在板垣退助曾任总理的自由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1884年9月30日的社论中，就出现了自由党内部对于“国权”具有“恢复（收复）”和“扩张”的阶段性的明确表述。如：
……如果考虑现今我国权于条约上被毁损，其它仍存在有时还不免受到他们的轻侮的情况，保全我独立权达到彼我同等虽是国权之扩张，然而，此与其称之为“国权之扩张”，还不如说是“国权之收复”更为妥当。因为独立国家者，其权利必定与其它之独立国家同等，绝不会劣于。曾经偶然之势使我邦陷入如今之地位，而现在是要主动致力于恢复独立国本来之状态。……不可称恢复曾遭欧美邦国损害的国权为国权扩张……[3]155156
显然，明治时期的民权派是以欧美“文明国”为参照系，来看待日本這个国家的“国权”的。故而，综合而言，“国权”一词所表示的是：以它“国”为参照系，对本“国”所应具有的“权”的一种相对的、动态的认识。在强烈的“对峙”（对等）意识下，其“国权”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强调恢复因不平等条约等而损害的“国权”再到逐步向朝鲜半岛、中国、东亚甚至是全世界扩张“国权”的过程之所以说“向全世界扩张”，是因为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已经对向南洋、美洲大陆等地“殖民”有了明确的认识。通过殖民增强国家利益的思想可视为广义上的民族主义。但是，文稿并不打算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所以，“国权”和“国权主义”都是近代才产生的历史概念。当然，对其各阶段进行明确分期是困难的。酒田氏的观点是以1887年为界，区分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2]7。
二、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
基于上述界定，文稿将在明治的“国权主义”是经由“恢复国权”或“确立国权”再到“扩张国权”的视角下，来探讨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其中，板垣退助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强行吞并朝鲜前后及其退出政界后的晚年所体现出来的态度、行动选择等方面，无疑都值得考察。但是，在“自由民权运动”末期，特别是“大同团结运动”后，星享势力崛起，加之板垣退助所在的民权派政党内部分裂，他的政治领导力极大衰退。虽然处于政治生涯晚期的他并没有放弃“对于政治的热情”[4]，但囿于诸种情势，甲午战争前后的板垣退助发声很少，除赞同“扩张海军”[5]8396之外，并未留存多少可供检视的文本。另外，在《“征韩论”与板垣退助晚年的对韩认识》一文中，笔者已对板垣退助在日本1910年强行吞并朝鲜前后的“国权主义”进行了考察。故而，文稿将主要聚焦于自由民权运动期及晚年期。
（一）自由民权运动期：要维护国权需先扩张民权
自由民权运动期（1874年-1889年）基本上处于前述的“恢复国权”的阶段。囿于这一阶段的特点，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更多地体现在如何恢复国权上。其中，最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待修改不平等条约（即“条约改正”）的态度以及民权与国权的关系逻辑上。
众所周知，明治政府自成立以来到明治宪法颁布，前后多次试图修改自幕末以来对外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如明治初年的岩仓使节团第一次尝试、1878年前后寺道宗则任外务卿时的第二次修约、1880年前后井上馨任外务卿时的第三次修约以及外务大臣井上馨1886年前后及继任者大隈重信1889年前后的第四次修约等），但都没有取得实际性成果[6]4059。而这为民权派反对政府提供了方便的口实。其中，井上馨主导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后由大隈重信继承）修约尝试。井上馨自1882年开始筹备修约。为配合此次修约，1884年以后明治政府实行“欧化政略”（即“鹿鸣馆外交”），大肆模仿西洋；1885年底还改革官制，实行内阁制度。1886年5月，修约谈判正式展开。在这期间，受多种因素影响，自由党被解散，各地相继爆发激进的暴动，自由民权运动遭遇开展以来的最低潮。而恰恰是在此低潮时期，反对政府的民权人士将反对的矛头由对内转向对外，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行动。
就板垣退助而言，1882年11月11日，在后藤象二郎等人陪伴下启程赴欧洲考察，次年6月回国。回国后，同年8月还乡土佐（今高知）。途中，经过大阪，受到越前、近江、长崎、名古屋、大阪等十几个地方的志士的欢迎。20日，在大阪召开的“关西大恳亲会”（实际上为政治联谊会）上，板垣退助应邀发表讲话。此讲话笔记经整理后，分五次发表在《日本立宪政党新闻》该文原连载于《日本立宪政党新闻》（1883年8月22、23、24、28、29日），1883年9月，高知县士族前野茂久次以《板垣退助君演舌》为书名结册出版。上。其中，谈到“条约改正”时，言称如下：
……那么，我条约改正如何办才可得而行之？余意以为，寻常之策非所可为，必不得不依靠非常之英明决断。何为英明决断？……即文明国之先例，若政治、法律、学术皆进步发达，即可舍其短而取其长。是以作非常之改正，或建立足可使欧人吃惊赞叹之政体，且制定可使彼等放弃治外法权亦不遗憾之至善至美之法律；如若不然，则必须扩张海军使彼等胆寒，确立拥有一旦与邻国开启战端时可使彼等结城下之盟的武力。若非行此文武其中之一的非常之英明决断，余认为，我国之条约改正到底不可得而为之。[7]318333
可见，在板垣退助的认知当中，“武”（扩张海军）和“文”（建立完美之政体、制定善美之法律）皆是达到“条约改正”这一目的的“非常之英明决断”。也就是说，“立宪政体”或是“民权”最终也不过是寻求国权的一种手段。在尔后的历史曲折中，板垣退助也一贯坚持了这种将“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一体化与“国际主义”的关系主要是指他对朝鲜事务的极大关心，同时，板垣退助也是“征韩论”的倡导者。相关请参见拙稿：《“征韩论”与板垣退助晚年的对韩认识》，《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另，远山茂树就在自由民权运动是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提下，认为“更确切而言，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国际主义，不外乎乃是反封建斗争的三个侧面”。参见远山茂树：《自由民权与现代》，筑摩书房1985年版，第247页。的逻辑。
另外，如前所述，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井上馨主导了1886年前后的第三次修约。自1886年5月1日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以来，到1887年7月18日，外务省与英、美、法、德、俄等十二国在一年多的時间内总共举行了多达二十九次修约谈判。此后的12月1日还计划举行第三十次谈判。但是，却遭到了时任农商务大臣谷干城、胜安房等人的反对。谷干城更是因为其提出的“意见书”没被采纳而于7月26日辞职下野。另外，内阁法律顾问博瓦索纳德Gustave Emile Boissonade（1825-1910），一译：布瓦索纳德。法国法学家，1873年来日。被明治政府聘为法律顾问。起草了日本最早的刑法、民法法典等，为完善日本的近代法作出了贡献。在其任期结束回国之前，就条约修正草案中的裁判权，向内阁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其专业而又击中要害的意见被公布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此一期间，原本陷入低潮的自由民权运动在星享、后藤象二郎等人的组织下，借此机会打着“挽回外交失策”的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大建白（建言）”活动。而板垣退助也深陷“辞爵风波”（5月9日被授予伯爵爵位，中间两次辞爵皆未果，7月15日最终被迫接受爵位）笔者将另文考察。。在此次反对修约的运动中，板垣退助亦于1887年8月12日上奏天皇。其在奏章中洋洋洒洒地列举了十条时弊，抨击政府“有司”。其中，在“外交策略”一弊之中，板垣退助说：
与列国相比，我外交之事果真足以体现出独立的体面？（我国）常仰外国之鼻息，卜其喜怒而采取措施以便应对得当，此实在让人深叹不已。（其它）如应对彼等有司忌惮的十九世纪之气运的法律亦无法抗拒，虽也稍有模仿其文明之表象，但是在内却又畏惧民权之畅达，踌躇不知所为。见其（如此）丑态又让人不堪悯笑。最终（有司）不省大体之所在。漫然使国权受辱、邦国遭蹂躏而不知耻，（反而）搪塞掩盖。向外卑辞俯首，极力阿谀迎合，向内则抗辩，强压暴戾。以是观之，不得不说今日之外交实在是让人不堪言说。[8]265
从上述所引内容可以看出，板垣退助在批评政府对外软弱的同时，也指出政府对内残酷打压民权，措辞相当严厉。其大的历史背景，简单概括而言，就是在明治政府极力打压下，自由民权陷入低潮；同时，民权派亦在酝酿“三大建白”活动以图再起；政府担心民众反对而大肆笼络收买民权首脑（如授予板垣退助与后藤象二郎等人伯爵爵位）。其之所以将政府的对外软弱与对内打压民权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他认为：
盖我国有司…之所以不能识大体、扩张国权，无外乎（有司）欲徇一人之私，欲成就一人之荣誉。为防止其搪塞之形迹被他人看穿，常顾内而不能对外，所以欲将天下之人民纳入恐吓、笼络之范围；而万一对外事端行将开启，马上又担心会对其地位产生危险，以至因循偷安，专作弥缝之计划。[8]265
所以，其隐然的逻辑就是：“有司”为维持专制，所以才害怕、打压民权，所以才对外软弱而不能伸张国权。而为了维护国权就必须伸张民权。这样，民权及民权运动也就手段化了。而这又是板垣退助以及土佐民权派一贯的认知。
（二）日俄战争前后：为扩张行动正名以维护国家利益
以上，笔者考察了板垣退助在“维护国权”阶段的国权主义，以下从“扩张国权”阶段的角度加以探讨。严格而言，维护与扩张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抛开因性质的差异而涉及到的评价问题，本稿的观察视角是：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采取了何种对待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态度。而时间分界则限定在日俄战争（1904年2月-1905年9月）前后。
诚如有学者所言，日俄战争是近代日本“民族主义（nationalism）形态发生变化的划时代事件”[9]44。在日俄战争前后，板垣退助对于“东亚问题”（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认识板垣退助的对韩认识请参见拙稿：《“征韩论”与板垣退助晚年的对韩认识》，《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此节重点讨论中国东北地区。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权意识，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在外交上如何因应西方列强，特别是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另一个则是在通过日俄战争确立了对俄优势以及打败俄国后，如何对待清政府以及处理中国东北地区的问题。
对于前者，实际上，在日俄战争爆发前，板垣退助与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一直以来都是将列强东侵视为黄白人种的竞争。但是，基于力量的悬殊，他并不主张与西方正面冲突，建议应该“韬晦其锋芒”，倡导“我帝国在主张新博爱的人道之同时，于清国亦使之如此主张，以诉诸欧美有识者之舆论，隐然充当间接之自我防卫”[10]108109。而对于人种竞争对手的西方列强在东亚邻国“清国”的扩张，其虽然表示出了强烈的忧虑，但却展示出一种合作的态度，积极建议“帝国”应该参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瓜分。
“若一朝对岸之清国完全沦为列强分割之处，如果任由彼等垄断军事上及经济上之利便，则我帝国将不得不置于完全孤立之地位，这实在令人为之担忧。故而，宜与列强携手合作商议，以对其垄断有所牵制，以不懈怠分割联盟之利益。”[10]110
但对于同为列强的沙皇俄国，板垣退助的态度极为不同。认为，俄国在“满洲”、朝鲜的势力扩张关系“帝国之存亡安危”，所以在日俄开战前主张“必须竭尽全力妨碍俄国之满洲经营”，“宜使其在长城以北无宁日”，从而使其无暇伸手朝鲜，以便争取十数年的缓冲时间[10]112113。
同时，对于清朝的作用，板垣退助极为重视。认为：
原本清国民众地广宇内无可匹敌，尤其是购买力强大，于我国乃是无尽之宝库。古语曰，己欲达先达人。清国之革新乃是我国之一大保障。（只不过）为启发诱导清国的官民而加以政权之干涉，非得外交上策之宜。（此）亦唯在利用同文同种、贸易教育、给予我社会之新感化。且清国人长于货殖，其资本用于发展我工业绰绰有余，（故而）我帝国始终都要优待清国民，今后不得不有赖其利。[10]110111
但是，其话锋急转，接着言称到：
如若他日清国再生变乱，土崩瓦解，复至不可收拾之日，我帝国并不必袖手旁观。或与列强结为分割之伙伴，盖势所难免之处。然而，届时我帝国（应）深刻认识前途长远之利害，不可采取妄图指望清国灭亡之迂策。毋宁说，应该诱掖清国民使之主动把握独立恢复之机。即在我新版图之地方致力发布公明仁恕之政令，加强利用所谓的同文同种，以使其四亿民心归向于我。又，使新版图之都府成为新国民之社会教育的模范，使其成为四方志士之自由避难所，启发、鼓舞，使彼志士等以取得革新独立恢復之成功为其目的。试以清国之幅员测算矣。以列强之兵力亦不能轻易征服清国，否，虽一时征服亦因左支右吾叛乱不断，最终军事上破产。故而，清国虽可征服，其民族却不可剿灭。[10]111
所以，他建议对待“清国”，唯在“逐步制其大势于己，利用所谓的自然的同情，即同文同种，使之他日成为我帝国之一大保障，以牵制列强东渐之压力于对岸之邻邦”[10]112。虽然板垣退助的野心还没有达到“灭亡清国”的程度，但是“分割”的建议却是言之凿凿，振振有辞，完全立于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向政府建议。可见，这种“国权”主义早已超越了维护本国主权的应有界限。
同时，也要注意到，板垣退助因应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朝鲜半岛的扩张的主张是异常强硬的。除前述的在战前“竭尽全力妨碍俄国之满洲经营”的主张之外，到了后来则完全是强调“诉诸干戈之外别无它法”[11]126。其背后的逻辑就在于他视“满洲”和朝鲜为日本国家独立、安全保障的屏障。其有言如下：
至于满洲，其位于清、韩两国之上游，军事上颇占形胜（地利）之位置。是故，俄国永久占有此地，驻屯大兵，陆上利用铁道交通之便利，海上控制海上之权力，岂不纵横自在、任意驱驰。其结果，不仅开启清国分割之端绪，亦制朝鲜之死命妨碍其独立，进而危害我国之生存。以我国之自卫视之、清韩两国之独立及领土保全视之、或是远东之和平视之，皆一日亦不可容忍。即可以说满洲于我独立之必要，乃与朝鲜于我独立之必要为同一程度。[11]124
依据这一逻辑，他自然而然地认为，使用武力对待俄国乃是“防卫本国之独立”的“自卫”。他还言称道：“
要而言之，满洲既已不保，则清韩之独立与领土保全不可得望。清韩之独立与领土之保全不可得望，则我国失去独立保障之外郭，不得不退婴于绝海之孤岛，存亡安危完全仰仗他人。此岂我国所能堪哉。故而我国基于建国之国是，为防卫本国之独立，乃至迫不得已出此举以使我国之敌兼人道、自由、文明、和平之公敌的俄国自省。”[11]124
概括前述内容，可以得出：虽然板垣退助看似重视“清国”对于日本发展的作用，但在联合列强分割中国，特别是在东北地区的利益争夺上态度明确。他视“满州”与朝鲜半岛一样，为日本国家独立和安全防卫的屏障，所以，在因应俄国势力的扩张上态度强硬，主张“诉诸干戈”，通过武力解决。
而对于后一问题，即战后如何处理俄国、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问题时，板垣退助的建议就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他的“扩张国权”的本来面目。首先来看他向桂太郎内阁提议的、与俄国的“媾和条件”。在同一文章中，他说：
我国之所以与俄国宣战者如斯（指为了自卫——引者）。是故，在我制全局之胜利，达交战之目的之际，必须根据我国是之所指示（指板垣退助在该文前半部分自诩的“和平”“正义”等——引者）确定媾和之条件。即在没与俄国交战之前，虽然（我国）为了清国之领土保全和现状维持，主张开放满洲以及撤兵，设立协同警察、协同裁判之制，以欲抑制俄国之侵略。但在赌上我国之国力驱逐俄国于黑龙江外之后（即现今），已使清国防卫（俄国）之权在我，则必须进一步扩充此一主义，为恢复东洋永远之和平而得到充分的担保。
而以我辈之所见，媾和之条件及战后经营至少必须使俄国于满洲承认清国之绝对的独立及领土保全之主义，必须出于确保日本海之安全及利权、谋求清国之统一的方针。[11]127
仅从上述所引内容来看，板垣退助的建议看似冠冕堂皇，特别是“使俄国于满洲承认清国之绝对的独立及领土保全”一句，表面上看好像是在维护“清国”的利益，但其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是其所谓的“清国防卫（俄国）之权在我”。也就是说，日本通过“赌上国运”而获得“满洲”的“防卫之权”，而俄国必须绝对承认“满洲”为“清国”的领土。换句话而言，虽然“满洲”名义上是“清国”的领土，但却无力防卫，那在日本武力防卫下的“满洲”自然就变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当然，板垣退助的上述逻辑与对中国东北、朝鲜半岛的处置建议也是联动的。其中，关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处置问题，板垣退助在战争期间向欧美各国解释宣战的理由和驳斥“黄祸论”“人种论”以缓解欧美各国对日本的怀疑的《就日俄之时局表明我国之意志——寄欧美各国》（1904年）一文中，他还只是宣扬：“虽然满洲为我以武力恢复之土地，但取代俄国而领有之非我国之素志。我只在根据我国是之所示，保全清、韩两国之领土以能够巩固我外廓就足矣。若清国将来作出能够抵御俄国之侵略的防御使俄国永绝窥觎之念，则我国可安而将之归还清国”，所以建议“清国政府”宜主动“创设立宪政体”[11]127128。但是，在日本胜利在望之际，他进一步向桂太郎内阁提出“战后满洲处置等诸问题”的“预定方针”（1905年）。虽然他仍然不赞同占领，认为如果代而占领的话，“不仅仅是我国力的程度即财政不容许，还会因此招致列强之猜忌，反而有使列强同情俄国之虞”，所以提出的“良策”是“将其完全归还清国”[12]138。但是，这一充满“善意”的“归还”建议可不是白送的，是附带了“军备”和“特权”两大条件：“（一）完成我设计之满洲军备；（二）许诺我要求之一切特权”。具体而言，就是：
所谓的完成军备，是指军队不单单由我设计，还必须悉数由我士官组建关键部位，由其进行指挥训练，（使之）具备完全能够抵挡俄国攻击之防御力。所谓的特权是指授予前些年曾割让于我之全州半岛的主权。即在于使旅顺成为我海陆军在北方之据点，且收东清铁路的终点大连湾之利权于我。另外，作为战胜之结果，除获得曾属于俄国的铁路建筑物等以外，还必须向清政府要求满洲之矿山森林等特权。[12]139
另外，针对“我战胜上之影响刺激彼南清（即华南——引者）革命派，已经不无志士蹶起之兆”，而“一旦生出内乱，最先受其累者为我与英国，将再使俄国乘此间隙（加以利用），分割之祸机最终必至不可控制”[12]140，所以，板垣退助建议：
故我应与英美相谋，恳切劝告清国政府。其政府必须主动采取实施宪政之方针，以镇定南清之祸机于未然。而且，期其各省统一之形势略成之后，进而在全国实行征兵令，只在于使之将来成为有力之大陆军国。于是方可缔结日英清三国密约即攻守同盟，自其满洲一带，进而向西连接蒙古……阿富汗，确定永绝俄国窥觎心之一大长计。[12]140141
可见，在以遏制俄国为目标的战略构想中，板垣退助虽然也建议联合“清国”，但却只允许“清国”成为“大陆军国”。对于“清国海军之再兴”，板垣退助充满戒心，建议由日本独自掌控东亚的海军力量。他建议：“只不过，清国海军之再兴因为他日或有与我争夺制海权之虞，（故）东亚方面的海军应充分发挥我独自之力量来扩张。即经营旅顺、马山浦，与佐世保军港形成三面稜角，以期很好地巩固掌握我制海权的根据地。”[12]141
甚至，到后来（1909年），板垣退助还认为战后“经营”问题中“最为紧要重大，且应该最先着手”做的就是“得‘支那公使其人”，应该选择“军人出身且有文官经验者”，这甚至比“我内阁阁员的人选还重要”[13]189190。因为，在他看来，“我邦将来对于‘支那有成为其军事上的顾问的必要。至于为了保障和平，必须充分地预先作好第二作战计划”《清国之将来与立宪政体》（1909），《板垣退助全集》，第189-190页。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板垣退助让陆军军人成为中国的军事顾问的观点极具“预见性”和计划性，相关内容可参见户部良一著、金昌吉等译：《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综上所述，在日俄战争前，板垣退助视“满洲”为本国安全与独立的屏障，所以在因应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势力扩张上态度强硬。同时，在战后处理中国东北地区的问题上俨然一副战胜者的姿态，毫不讳言与英美为伍，在维护本国安全与利益的所谓的“正义”的幌子下，任意践踏他国利益。一方面将“满洲”视为依靠武力而获得的势力范围，在权衡现实后主张有条件地归还中国；另一方面，在强求各种特权利益的同时，主张有条件地发展“清国”的陆军军力，但又完全限制海军的力量。可以说是完完全全地呈现出了其“扩张国权”的狰狞面目。
（三）国权主义的另类面孔——标榜“和平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事实上，板垣退助在表现出一般意义上的、强硬的国权主义态度的同时，他又标榜“和平”和“正义”，到晚年甚至还反对“帝国主义”和提倡“人道”。而这些方面实际上属于其另一种形式的国权主义，非常值得关注。
1标榜“和平主义”。板垣退助标榜“和平”或是对“和平”的关注及认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复强调日俄战争前后日本一方或日本的行为是为了“和平”。比如，他就有“我（指日本——引者）乃东洋和平之星也”[11]132，以及“要而言之，天不造人上之人，不造人種上之人种，不分黄种人白种人都热爱世界之和平，共同享有人类之幸福此乃天地之公道也，世界之大道也，人类之正道也。而彻头彻尾地贯彻之正是我旭日帝国之国是”[11]135等表述。二者是晚年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逐步扩张辩解为“和平主义”[14]；第三则是对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会期为1907年6月15日至10月18日）的关注论及此事的学术成果有关野昭一的《论板垣退助的海牙和平会议意见书》（《国学院法学》2010年第4号）一文，但该文并没涉及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下面，对第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现存的外交文书显示，1907年5月8日，板垣退助向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林董发信，请求林董将其意见书（《寄万国和平会议论战争废止之方法之书》外务省编纂：《海牙国际和平会议 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卷）》，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5年版，第255-257页，无标题。另，《板垣退助全集》亦收录该意见书，编者加上了标题。两者的差异仅在于：前者的文字为片假名，而后者被编者改为平假名，并加上了标点。）转交出席“海牙和平会议”的日本驻荷兰大使都筑馨六，以便通过后者提交给大会主席。作为退出政界了的“民间”人士积极向国际会议发声，这种举动在当时并不常见，体现了板垣退助的国际意识及其对和平以及会议本身的关注。事实上，对于俄皇尼古拉二世呼吁召开“海牙和平会议”的真实意图，板垣退助洞若观火，因为他曾就第一次的会议指出过：“尼古拉二世陛下倡导万国和平会议（即“海牙和平会议”）只是不堪其国军费过重、财政困惫而已，非因为认清其侵略外邦之错误而排斥绝对的战争”[11]120。在该意见书中，他列举了三大导致战争的原因：侵略外邦、贸易上的锁国攘夷和排斥异人种。其中，对于“侵略外邦”，板垣退助认为：
原本建国之目的与人类共通共便之道应该相互并立。若因建国之故违反人类共通共便之道，则建其国绝非正义。而外邦侵略乃专制武断政治所产生，为自由立宪政治所罕见。盖于一国遭受战争痛苦最多者为一般人民，故而在多数情况下战争乃人民之敌。因此，在自由平等、（诸事）取决于舆论之国，和平主义常奏其效；而在无视人民之权利和利益、不尊重舆论之专制武断国家，侵略主义则常见其势力膨胀。故而不得不说，和平主义与专制主义不两立，人类共通共便之道与侵略主义不相容，举全国民之安宁幸福殉于一人之意志之政治上的形式，對于寻求国际间的和平极为不便不利。[15]150151
可见，在板垣退助的意识深处，“专制武断政治”（“专制主义”）就是“侵略主义”的代名词，几乎就等同于战争，而“立宪自由”就意味着和平。所以，其“废止战争之方法”之一就是竭力使“世界的君主专政之国采取自由立宪之政治”[15]153。该文虽然没有了战斗檄文式的语句，但思维模式却明显地带有前述《就日俄之时局表明我国之意志——寄欧美各国》（1904年）一文中将日本等于“立宪自由”等于“和平”，而俄国等于“专制”等于“侵略（战争）”的简单化操作的影子，非常符合板垣退助所谓的“自由之神”的风格和一贯的逻辑。同时也说明，其“和平主义”亦是与俄国对峙意识下的产物。
2反对“帝国主义”。板垣退助反对“帝国主义”——某种意义上是他自己所认为的“帝国主义”——是与他反对等级制度，严格而言是华族制度和黄、白人种差别意识交织在一起的。1912年，在经历了多年前的“辞爵事件”和与谷干城之间的“一代华族论战”后，他出版了《一代华族论》一书相关成果有彭桂银的硕士论文：《板垣退助<一代华族论>研究》，浙江大学，2013年。该论文就《一代华族论》中的主要观点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板垣退助的思想、该文本的社会影响、产生原因等进行了有益的考察。但作者没有厘清板垣退助从1887年的赐爵事件到1907年发表“一代华族”意见书引发板垣退助与谷干城之间的论战再到1912年出版《一代华族论》一书之间的内在脉络关系。。简单概括而言，板垣退助的立论基础是“一君万民”的思想，认为君（天皇）与民之间不必要存在阶级的藩篱——华族，因而主张“废止华族特权的世袭、华族止于一代”。该书的核心观点在于反对华族制，当然，这也是板垣退助一贯的主张，所以他在书中从多角度列出了各种反对理由。他说：“余辈所以揭等级制度之短，主张一代华族论者，不仅在于矫正本国阶级倾轧之弊，为了我邦之前途而未雨绸缪，还在于希望进而由此打破人种间的等级思想，要求人类之平等，以使人道得其所。”[16]78
而他之所以除了反对本国的等级制度华族制之外，还欲“打破人种间的等级思想”，就在于他认为“一国存在等级”，同样地“世界上亦存在人种上之等级”[16]80。而他口中所说的“人种上的等级”指的就是“欧美之白皙人种”，并强烈批评他们的人种等级观念和做法。他说：
原本彼等白皙人种虽于今日才处于得意盛满之境遇，但彼等亦非从一开始就为文明强盛之民。自始彼等为欧洲之野蛮人，其有今日，实赖彼等之祖先有气力，反抗暴政为独立自治之政。而当时彼等先进文明国民之祖先反抗专制武断之政，基于天赋人权之真理要求人民的自由时，彼等曾称“天不造人上之人”。然而反过来，今日彼等之子孙之所为果真如何？彼等尽管基于人权之宣言，成就其国之革命，以自主自由之政体为骄傲，但却以人种之感情肆意排斥亚细亚人种，不与之同等交际，甚者还肆意侵略其国土，以此为其子孙之封疆；而且还于其本国限制亚细亚人种之移居，从而妨碍世界之共通共便，使全世界归于白皙人种之私有垄断。即彼等以只有白皙人种才是人而其他（人种）不是人。此岂是主张“天不造人上之人”的白皙人种之子孙，反而是做出“天造人种上之人种”这一极大矛盾（行为）者。[16]8081
上述引用内容所体现出来的板垣退助的“人种意识”以及人种间的差别意识，实际上，在很早的时期他就已经具有了。而且，这几乎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共有意识。只不过，与早期不同，晚年的板垣退助将“白皙人种”的等级观念以及相伴随的行为视为“帝国主义”。他指出：“彼等白皙人种旁若无人，其以领土之扩张归于人种之卓越、以侵略吞并他邦并支配之为优等人种之义务。也就是说，帝国主义无外乎就是优等人种统治劣等人种之精神。有了彼等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具有支配世界的能力，或称条顿（即日耳曼）民族是文明人种中最文明者（这样的）民族自负夸张才会以其他民族为劣等人种，产生欲支配之的信念。”[16]8283
所以，他反对等级制度——特别是“白皙人种”的“人种上之等级”，逻辑上也就是反对欧美“白皙人种”的“帝国主义”。其深层的意识中存在着对欧美白皙人种差别对待其他有色人种，特别是美国排斥和限制日本人移民的不满和反抗。
板垣退助在批判“白皙人种”的“帝国主义”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行为“焉能保持长久”[16]84。其理由就是，他视“第二十世纪”为“基于德义和人道的和平主义的时代”。这一判断是基于他对“国家发达之顺序”的三个时代分期——即首先为“强者压制弱者，以门阀、等族张武威的时代”，次而为“以武力与外交上的术智计策为主的侵略时代”，进而发展为“以德义和人道为主的和平时代”——而作出的[16]79。板垣退助的这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分期与植木枝盛将社会的开化分为“腕力时代（即武力时代）、智力时代、道德时代”[17]34的观点很相似，都是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思想的翻版。所以，为维护“国际和平”，他赞同“国际仲裁”，并认为其切实可行，还呼吁“今日我国”只有走“和平主义之道路”。其理由是：
世界之大势（指和平主义的时代——引者）既已如斯。因此，我邦必须很好地顺应此一大势，基于德义与人道，以和平主义而立。为什么呢，原因是我邦既已落后于文明之潮流，如果以武力而立以侵略为国是，不仅力所不足，而且恰如大白昼里点灯——徒劳，不得不无落后时代之观。想来，往昔正值武力智略之时代，在无多大的抵抗（情况下）就能够占有广大版图的时代，为子孙获得封地亦未为不可。然而在今日，虽为寸土尺地，（欲要获得）也不得不以鲜血换取之。而且，如果（他国）以非本国之领土不可踏入，非本国之领土不可居住的话，那么（我方）即便付出多大之牺牲亦属迫不得已；但是今日却不然，时势之境遇（已经）发展，人类去任何国家皆属自由，其进退行止完全属于天赋之权利。也就是说，何苦又有何必要冒着流血之危险去侵略他国呢？[16]8687
上述所引的板垣退助的“和平主义”观点看似冠冕堂皇，但有一点值得指出，那就是他对过去“武力智略时代”“占有”他国版图的行为的赞同态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现在他之所以反对欧美白皙人种排斥日本人的“帝国主义”，主张日本走“和平主义之道路”，完全是因为“世界大势”和“时势之境遇”的变迁。确如板垣退助对世界形势的判断，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事实上已于1910年前后完成了产业革命[18]73。這个时期的日本携日俄战争胜利的余威，不仅吞并了朝鲜半岛，也确立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步入列强之列，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国家课题的转换已经不需要这个国家再去与西方列强争强斗狠了，因为想得到的都已经到手了。倒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其国内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成了最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期，他主张实现其“和平主义”理想的方法，就是将“我社会政策的和平政策”施行于中外。具体就是“在内消除贫富之倾轧，缓和资本与劳力间的竞争，打破阶级特权之制度谋求国民的一致融和，以迎来基于平等之处的和平；在外剔除国际间葛藤的原因，杜绝人类间倾轧竞争以实现世界之和平”[16]88。这样，板垣退助就将其反对等级制度、主张社会政策与“和平主义”的理想等等看似毫无矛盾地结合在了一起。
结语
对于近代日本的民权与国权的关系，正如丸山真男所评价的：“民权论因其具有近代民族主义的侧面才能在日本的土壤中扎了根”[19]51，它们之间密不可分。惟其如此，一些被目之或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民权”人士完全可视其为国权主义者，甚至是激进的国权主义者。例如福泽谕吉；比如曾主张“小国主义”，但最终也加入到帝国主义团体“国民同盟会”，转而主张打倒俄国，“进出大陆”的、被誉为“东方卢梭”的“民权运动思想家”中江兆民；还有，曾作为明治中期的思想家而广为人知，先提倡平民主义，但在甲午战争后也转向了“国家膨胀主义”的德富苏峰关于德富苏峰的“民族主义”转向，可参见安田浩著书：《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历史位置：解读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视角》（东京：大月书店，2011）第二章“论欧化民族主义的一大形态——从德富苏峰的转变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板垣退助，也是其中的典型之一。他的国权主义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面向，加以上述阶段性区分无疑有助于更细致地描述其发生变化的过程。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变化是与明治国家的命运和社会形势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总之，究明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从一个侧面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他所生活过的社会以及时代，从而以史为鉴启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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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
关键词：国权主义；板垣退助；国权；民权；和平主义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1-0051-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1006
板垣退助（1837年-1919年）领导的“自由民权运动”（1874年-1889年）为近代日本确立立宪政治作出了世所公认的贡献。但在其“民权”“自由”等标签的背后，又表现出了强烈的、极具特色的“国权主义”侧面。对此，学界尚无专题研究成果①。文稿拟在界定“国权”概念的基础上对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进行探讨，以图丰富此一历史人物的相关形象，加深对于近代日本的相关认识。
一、“国权”概念的界定
如学者[1]13所指出，在明治时代，知识分子对“nationalism”一词的翻译和称呼比较混乱。大西祝、山路爱山等人称之为“国家主义”，而福泽谕吉等称之为“国权主义”。之外，还有“国体主义”的说法②。笔者认为，这一混乱源自彼时“国权”概念的多层性，因为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并表述。而且，在当时，此一概念在内涵上也并未形成普遍共识。比如，当时出版的号称日本最早的近代国语辞典《言海》（大槻文彦，1889年-1891年）虽然收录了“民权”一词，却并没有收录“国权”一词，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
而上述所谓的“国权”概念的多层性，是指其语义所指涉的阶段性。酒田正敏将导致“国权”的微妙语意差异的“使用阶段”分为：“确立国权”或“恢复国权”、“伸张国权”或“扩张国权”、在
讨论国内政治制度以及构成原理时等三个阶段邢雪艳的博士学位论文：《日本明治时期民权与国权的冲突及其归宿》（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对此有较详细说明。。故而，第一阶段的“国权”表示国家的“自主权”“独立权”，是在早期修改不平等条约、对外维护国家的体面等时使用。而第二阶段是在讨论从作为独立国家的权威的增大，到对朝鲜、中国、东亚等国家和地区乃至是对全世界的影响力的增大，政治经济的扩张等时候使用。此时“国权”所表示的意义非常微妙。有时指“权益”，有时又指“权威”，而有时也可以表示“权力”的意思[2]5。
实际上，在板垣退助曾任总理的自由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1884年9月30日的社论中，就出现了自由党内部对于“国权”具有“恢复（收复）”和“扩张”的阶段性的明确表述。如：
……如果考虑现今我国权于条约上被毁损，其它仍存在有时还不免受到他们的轻侮的情况，保全我独立权达到彼我同等虽是国权之扩张，然而，此与其称之为“国权之扩张”，还不如说是“国权之收复”更为妥当。因为独立国家者，其权利必定与其它之独立国家同等，绝不会劣于。曾经偶然之势使我邦陷入如今之地位，而现在是要主动致力于恢复独立国本来之状态。……不可称恢复曾遭欧美邦国损害的国权为国权扩张……[3]155156
显然，明治时期的民权派是以欧美“文明国”为参照系，来看待日本這个国家的“国权”的。故而，综合而言，“国权”一词所表示的是：以它“国”为参照系，对本“国”所应具有的“权”的一种相对的、动态的认识。在强烈的“对峙”（对等）意识下，其“国权”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强调恢复因不平等条约等而损害的“国权”再到逐步向朝鲜半岛、中国、东亚甚至是全世界扩张“国权”的过程之所以说“向全世界扩张”，是因为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已经对向南洋、美洲大陆等地“殖民”有了明确的认识。通过殖民增强国家利益的思想可视为广义上的民族主义。但是，文稿并不打算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所以，“国权”和“国权主义”都是近代才产生的历史概念。当然，对其各阶段进行明确分期是困难的。酒田氏的观点是以1887年为界，区分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2]7。
二、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
基于上述界定，文稿将在明治的“国权主义”是经由“恢复国权”或“确立国权”再到“扩张国权”的视角下，来探讨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其中，板垣退助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强行吞并朝鲜前后及其退出政界后的晚年所体现出来的态度、行动选择等方面，无疑都值得考察。但是，在“自由民权运动”末期，特别是“大同团结运动”后，星享势力崛起，加之板垣退助所在的民权派政党内部分裂，他的政治领导力极大衰退。虽然处于政治生涯晚期的他并没有放弃“对于政治的热情”[4]，但囿于诸种情势，甲午战争前后的板垣退助发声很少，除赞同“扩张海军”[5]8396之外，并未留存多少可供检视的文本。另外，在《“征韩论”与板垣退助晚年的对韩认识》一文中，笔者已对板垣退助在日本1910年强行吞并朝鲜前后的“国权主义”进行了考察。故而，文稿将主要聚焦于自由民权运动期及晚年期。
（一）自由民权运动期：要维护国权需先扩张民权
自由民权运动期（1874年-1889年）基本上处于前述的“恢复国权”的阶段。囿于这一阶段的特点，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更多地体现在如何恢复国权上。其中，最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待修改不平等条约（即“条约改正”）的态度以及民权与国权的关系逻辑上。
众所周知，明治政府自成立以来到明治宪法颁布，前后多次试图修改自幕末以来对外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如明治初年的岩仓使节团第一次尝试、1878年前后寺道宗则任外务卿时的第二次修约、1880年前后井上馨任外务卿时的第三次修约以及外务大臣井上馨1886年前后及继任者大隈重信1889年前后的第四次修约等），但都没有取得实际性成果[6]4059。而这为民权派反对政府提供了方便的口实。其中，井上馨主导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后由大隈重信继承）修约尝试。井上馨自1882年开始筹备修约。为配合此次修约，1884年以后明治政府实行“欧化政略”（即“鹿鸣馆外交”），大肆模仿西洋；1885年底还改革官制，实行内阁制度。1886年5月，修约谈判正式展开。在这期间，受多种因素影响，自由党被解散，各地相继爆发激进的暴动，自由民权运动遭遇开展以来的最低潮。而恰恰是在此低潮时期，反对政府的民权人士将反对的矛头由对内转向对外，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行动。
就板垣退助而言，1882年11月11日，在后藤象二郎等人陪伴下启程赴欧洲考察，次年6月回国。回国后，同年8月还乡土佐（今高知）。途中，经过大阪，受到越前、近江、长崎、名古屋、大阪等十几个地方的志士的欢迎。20日，在大阪召开的“关西大恳亲会”（实际上为政治联谊会）上，板垣退助应邀发表讲话。此讲话笔记经整理后，分五次发表在《日本立宪政党新闻》该文原连载于《日本立宪政党新闻》（1883年8月22、23、24、28、29日），1883年9月，高知县士族前野茂久次以《板垣退助君演舌》为书名结册出版。上。其中，谈到“条约改正”时，言称如下：
……那么，我条约改正如何办才可得而行之？余意以为，寻常之策非所可为，必不得不依靠非常之英明决断。何为英明决断？……即文明国之先例，若政治、法律、学术皆进步发达，即可舍其短而取其长。是以作非常之改正，或建立足可使欧人吃惊赞叹之政体，且制定可使彼等放弃治外法权亦不遗憾之至善至美之法律；如若不然，则必须扩张海军使彼等胆寒，确立拥有一旦与邻国开启战端时可使彼等结城下之盟的武力。若非行此文武其中之一的非常之英明决断，余认为，我国之条约改正到底不可得而为之。[7]318333
可见，在板垣退助的认知当中，“武”（扩张海军）和“文”（建立完美之政体、制定善美之法律）皆是达到“条约改正”这一目的的“非常之英明决断”。也就是说，“立宪政体”或是“民权”最终也不过是寻求国权的一种手段。在尔后的历史曲折中，板垣退助也一贯坚持了这种将“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一体化与“国际主义”的关系主要是指他对朝鲜事务的极大关心，同时，板垣退助也是“征韩论”的倡导者。相关请参见拙稿：《“征韩论”与板垣退助晚年的对韩认识》，《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另，远山茂树就在自由民权运动是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提下，认为“更确切而言，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国际主义，不外乎乃是反封建斗争的三个侧面”。参见远山茂树：《自由民权与现代》，筑摩书房1985年版，第247页。的逻辑。
另外，如前所述，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井上馨主导了1886年前后的第三次修约。自1886年5月1日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以来，到1887年7月18日，外务省与英、美、法、德、俄等十二国在一年多的時间内总共举行了多达二十九次修约谈判。此后的12月1日还计划举行第三十次谈判。但是，却遭到了时任农商务大臣谷干城、胜安房等人的反对。谷干城更是因为其提出的“意见书”没被采纳而于7月26日辞职下野。另外，内阁法律顾问博瓦索纳德Gustave Emile Boissonade（1825-1910），一译：布瓦索纳德。法国法学家，1873年来日。被明治政府聘为法律顾问。起草了日本最早的刑法、民法法典等，为完善日本的近代法作出了贡献。在其任期结束回国之前，就条约修正草案中的裁判权，向内阁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其专业而又击中要害的意见被公布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此一期间，原本陷入低潮的自由民权运动在星享、后藤象二郎等人的组织下，借此机会打着“挽回外交失策”的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大建白（建言）”活动。而板垣退助也深陷“辞爵风波”（5月9日被授予伯爵爵位，中间两次辞爵皆未果，7月15日最终被迫接受爵位）笔者将另文考察。。在此次反对修约的运动中，板垣退助亦于1887年8月12日上奏天皇。其在奏章中洋洋洒洒地列举了十条时弊，抨击政府“有司”。其中，在“外交策略”一弊之中，板垣退助说：
与列国相比，我外交之事果真足以体现出独立的体面？（我国）常仰外国之鼻息，卜其喜怒而采取措施以便应对得当，此实在让人深叹不已。（其它）如应对彼等有司忌惮的十九世纪之气运的法律亦无法抗拒，虽也稍有模仿其文明之表象，但是在内却又畏惧民权之畅达，踌躇不知所为。见其（如此）丑态又让人不堪悯笑。最终（有司）不省大体之所在。漫然使国权受辱、邦国遭蹂躏而不知耻，（反而）搪塞掩盖。向外卑辞俯首，极力阿谀迎合，向内则抗辩，强压暴戾。以是观之，不得不说今日之外交实在是让人不堪言说。[8]265
从上述所引内容可以看出，板垣退助在批评政府对外软弱的同时，也指出政府对内残酷打压民权，措辞相当严厉。其大的历史背景，简单概括而言，就是在明治政府极力打压下，自由民权陷入低潮；同时，民权派亦在酝酿“三大建白”活动以图再起；政府担心民众反对而大肆笼络收买民权首脑（如授予板垣退助与后藤象二郎等人伯爵爵位）。其之所以将政府的对外软弱与对内打压民权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他认为：
盖我国有司…之所以不能识大体、扩张国权，无外乎（有司）欲徇一人之私，欲成就一人之荣誉。为防止其搪塞之形迹被他人看穿，常顾内而不能对外，所以欲将天下之人民纳入恐吓、笼络之范围；而万一对外事端行将开启，马上又担心会对其地位产生危险，以至因循偷安，专作弥缝之计划。[8]265
所以，其隐然的逻辑就是：“有司”为维持专制，所以才害怕、打压民权，所以才对外软弱而不能伸张国权。而为了维护国权就必须伸张民权。这样，民权及民权运动也就手段化了。而这又是板垣退助以及土佐民权派一贯的认知。
（二）日俄战争前后：为扩张行动正名以维护国家利益
以上，笔者考察了板垣退助在“维护国权”阶段的国权主义，以下从“扩张国权”阶段的角度加以探讨。严格而言，维护与扩张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抛开因性质的差异而涉及到的评价问题，本稿的观察视角是：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采取了何种对待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态度。而时间分界则限定在日俄战争（1904年2月-1905年9月）前后。
诚如有学者所言，日俄战争是近代日本“民族主义（nationalism）形态发生变化的划时代事件”[9]44。在日俄战争前后，板垣退助对于“东亚问题”（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认识板垣退助的对韩认识请参见拙稿：《“征韩论”与板垣退助晚年的对韩认识》，《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此节重点讨论中国东北地区。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权意识，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在外交上如何因应西方列强，特别是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另一个则是在通过日俄战争确立了对俄优势以及打败俄国后，如何对待清政府以及处理中国东北地区的问题。
对于前者，实际上，在日俄战争爆发前，板垣退助与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一直以来都是将列强东侵视为黄白人种的竞争。但是，基于力量的悬殊，他并不主张与西方正面冲突，建议应该“韬晦其锋芒”，倡导“我帝国在主张新博爱的人道之同时，于清国亦使之如此主张，以诉诸欧美有识者之舆论，隐然充当间接之自我防卫”[10]108109。而对于人种竞争对手的西方列强在东亚邻国“清国”的扩张，其虽然表示出了强烈的忧虑，但却展示出一种合作的态度，积极建议“帝国”应该参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瓜分。
“若一朝对岸之清国完全沦为列强分割之处，如果任由彼等垄断军事上及经济上之利便，则我帝国将不得不置于完全孤立之地位，这实在令人为之担忧。故而，宜与列强携手合作商议，以对其垄断有所牵制，以不懈怠分割联盟之利益。”[10]110
但对于同为列强的沙皇俄国，板垣退助的态度极为不同。认为，俄国在“满洲”、朝鲜的势力扩张关系“帝国之存亡安危”，所以在日俄开战前主张“必须竭尽全力妨碍俄国之满洲经营”，“宜使其在长城以北无宁日”，从而使其无暇伸手朝鲜，以便争取十数年的缓冲时间[10]112113。
同时，对于清朝的作用，板垣退助极为重视。认为：
原本清国民众地广宇内无可匹敌，尤其是购买力强大，于我国乃是无尽之宝库。古语曰，己欲达先达人。清国之革新乃是我国之一大保障。（只不过）为启发诱导清国的官民而加以政权之干涉，非得外交上策之宜。（此）亦唯在利用同文同种、贸易教育、给予我社会之新感化。且清国人长于货殖，其资本用于发展我工业绰绰有余，（故而）我帝国始终都要优待清国民，今后不得不有赖其利。[10]110111
但是，其话锋急转，接着言称到：
如若他日清国再生变乱，土崩瓦解，复至不可收拾之日，我帝国并不必袖手旁观。或与列强结为分割之伙伴，盖势所难免之处。然而，届时我帝国（应）深刻认识前途长远之利害，不可采取妄图指望清国灭亡之迂策。毋宁说，应该诱掖清国民使之主动把握独立恢复之机。即在我新版图之地方致力发布公明仁恕之政令，加强利用所谓的同文同种，以使其四亿民心归向于我。又，使新版图之都府成为新国民之社会教育的模范，使其成为四方志士之自由避难所，启发、鼓舞，使彼志士等以取得革新独立恢復之成功为其目的。试以清国之幅员测算矣。以列强之兵力亦不能轻易征服清国，否，虽一时征服亦因左支右吾叛乱不断，最终军事上破产。故而，清国虽可征服，其民族却不可剿灭。[10]111
所以，他建议对待“清国”，唯在“逐步制其大势于己，利用所谓的自然的同情，即同文同种，使之他日成为我帝国之一大保障，以牵制列强东渐之压力于对岸之邻邦”[10]112。虽然板垣退助的野心还没有达到“灭亡清国”的程度，但是“分割”的建议却是言之凿凿，振振有辞，完全立于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向政府建议。可见，这种“国权”主义早已超越了维护本国主权的应有界限。
同时，也要注意到，板垣退助因应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朝鲜半岛的扩张的主张是异常强硬的。除前述的在战前“竭尽全力妨碍俄国之满洲经营”的主张之外，到了后来则完全是强调“诉诸干戈之外别无它法”[11]126。其背后的逻辑就在于他视“满洲”和朝鲜为日本国家独立、安全保障的屏障。其有言如下：
至于满洲，其位于清、韩两国之上游，军事上颇占形胜（地利）之位置。是故，俄国永久占有此地，驻屯大兵，陆上利用铁道交通之便利，海上控制海上之权力，岂不纵横自在、任意驱驰。其结果，不仅开启清国分割之端绪，亦制朝鲜之死命妨碍其独立，进而危害我国之生存。以我国之自卫视之、清韩两国之独立及领土保全视之、或是远东之和平视之，皆一日亦不可容忍。即可以说满洲于我独立之必要，乃与朝鲜于我独立之必要为同一程度。[11]124
依据这一逻辑，他自然而然地认为，使用武力对待俄国乃是“防卫本国之独立”的“自卫”。他还言称道：“
要而言之，满洲既已不保，则清韩之独立与领土保全不可得望。清韩之独立与领土之保全不可得望，则我国失去独立保障之外郭，不得不退婴于绝海之孤岛，存亡安危完全仰仗他人。此岂我国所能堪哉。故而我国基于建国之国是，为防卫本国之独立，乃至迫不得已出此举以使我国之敌兼人道、自由、文明、和平之公敌的俄国自省。”[11]124
概括前述内容，可以得出：虽然板垣退助看似重视“清国”对于日本发展的作用，但在联合列强分割中国，特别是在东北地区的利益争夺上态度明确。他视“满州”与朝鲜半岛一样，为日本国家独立和安全防卫的屏障，所以，在因应俄国势力的扩张上态度强硬，主张“诉诸干戈”，通过武力解决。
而对于后一问题，即战后如何处理俄国、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问题时，板垣退助的建议就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他的“扩张国权”的本来面目。首先来看他向桂太郎内阁提议的、与俄国的“媾和条件”。在同一文章中，他说：
我国之所以与俄国宣战者如斯（指为了自卫——引者）。是故，在我制全局之胜利，达交战之目的之际，必须根据我国是之所指示（指板垣退助在该文前半部分自诩的“和平”“正义”等——引者）确定媾和之条件。即在没与俄国交战之前，虽然（我国）为了清国之领土保全和现状维持，主张开放满洲以及撤兵，设立协同警察、协同裁判之制，以欲抑制俄国之侵略。但在赌上我国之国力驱逐俄国于黑龙江外之后（即现今），已使清国防卫（俄国）之权在我，则必须进一步扩充此一主义，为恢复东洋永远之和平而得到充分的担保。
而以我辈之所见，媾和之条件及战后经营至少必须使俄国于满洲承认清国之绝对的独立及领土保全之主义，必须出于确保日本海之安全及利权、谋求清国之统一的方针。[11]127
仅从上述所引内容来看，板垣退助的建议看似冠冕堂皇，特别是“使俄国于满洲承认清国之绝对的独立及领土保全”一句，表面上看好像是在维护“清国”的利益，但其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是其所谓的“清国防卫（俄国）之权在我”。也就是说，日本通过“赌上国运”而获得“满洲”的“防卫之权”，而俄国必须绝对承认“满洲”为“清国”的领土。换句话而言，虽然“满洲”名义上是“清国”的领土，但却无力防卫，那在日本武力防卫下的“满洲”自然就变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当然，板垣退助的上述逻辑与对中国东北、朝鲜半岛的处置建议也是联动的。其中，关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处置问题，板垣退助在战争期间向欧美各国解释宣战的理由和驳斥“黄祸论”“人种论”以缓解欧美各国对日本的怀疑的《就日俄之时局表明我国之意志——寄欧美各国》（1904年）一文中，他还只是宣扬：“虽然满洲为我以武力恢复之土地，但取代俄国而领有之非我国之素志。我只在根据我国是之所示，保全清、韩两国之领土以能够巩固我外廓就足矣。若清国将来作出能够抵御俄国之侵略的防御使俄国永绝窥觎之念，则我国可安而将之归还清国”，所以建议“清国政府”宜主动“创设立宪政体”[11]127128。但是，在日本胜利在望之际，他进一步向桂太郎内阁提出“战后满洲处置等诸问题”的“预定方针”（1905年）。虽然他仍然不赞同占领，认为如果代而占领的话，“不仅仅是我国力的程度即财政不容许，还会因此招致列强之猜忌，反而有使列强同情俄国之虞”，所以提出的“良策”是“将其完全归还清国”[12]138。但是，这一充满“善意”的“归还”建议可不是白送的，是附带了“军备”和“特权”两大条件：“（一）完成我设计之满洲军备；（二）许诺我要求之一切特权”。具体而言，就是：
所谓的完成军备，是指军队不单单由我设计，还必须悉数由我士官组建关键部位，由其进行指挥训练，（使之）具备完全能够抵挡俄国攻击之防御力。所谓的特权是指授予前些年曾割让于我之全州半岛的主权。即在于使旅顺成为我海陆军在北方之据点，且收东清铁路的终点大连湾之利权于我。另外，作为战胜之结果，除获得曾属于俄国的铁路建筑物等以外，还必须向清政府要求满洲之矿山森林等特权。[12]139
另外，针对“我战胜上之影响刺激彼南清（即华南——引者）革命派，已经不无志士蹶起之兆”，而“一旦生出内乱，最先受其累者为我与英国，将再使俄国乘此间隙（加以利用），分割之祸机最终必至不可控制”[12]140，所以，板垣退助建议：
故我应与英美相谋，恳切劝告清国政府。其政府必须主动采取实施宪政之方针，以镇定南清之祸机于未然。而且，期其各省统一之形势略成之后，进而在全国实行征兵令，只在于使之将来成为有力之大陆军国。于是方可缔结日英清三国密约即攻守同盟，自其满洲一带，进而向西连接蒙古……阿富汗，确定永绝俄国窥觎心之一大长计。[12]140141
可见，在以遏制俄国为目标的战略构想中，板垣退助虽然也建议联合“清国”，但却只允许“清国”成为“大陆军国”。对于“清国海军之再兴”，板垣退助充满戒心，建议由日本独自掌控东亚的海军力量。他建议：“只不过，清国海军之再兴因为他日或有与我争夺制海权之虞，（故）东亚方面的海军应充分发挥我独自之力量来扩张。即经营旅顺、马山浦，与佐世保军港形成三面稜角，以期很好地巩固掌握我制海权的根据地。”[12]141
甚至，到后来（1909年），板垣退助还认为战后“经营”问题中“最为紧要重大，且应该最先着手”做的就是“得‘支那公使其人”，应该选择“军人出身且有文官经验者”，这甚至比“我内阁阁员的人选还重要”[13]189190。因为，在他看来，“我邦将来对于‘支那有成为其军事上的顾问的必要。至于为了保障和平，必须充分地预先作好第二作战计划”《清国之将来与立宪政体》（1909），《板垣退助全集》，第189-190页。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板垣退助让陆军军人成为中国的军事顾问的观点极具“预见性”和计划性，相关内容可参见户部良一著、金昌吉等译：《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综上所述，在日俄战争前，板垣退助视“满洲”为本国安全与独立的屏障，所以在因应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势力扩张上态度强硬。同时，在战后处理中国东北地区的问题上俨然一副战胜者的姿态，毫不讳言与英美为伍，在维护本国安全与利益的所谓的“正义”的幌子下，任意践踏他国利益。一方面将“满洲”视为依靠武力而获得的势力范围，在权衡现实后主张有条件地归还中国；另一方面，在强求各种特权利益的同时，主张有条件地发展“清国”的陆军军力，但又完全限制海军的力量。可以说是完完全全地呈现出了其“扩张国权”的狰狞面目。
（三）国权主义的另类面孔——标榜“和平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事实上，板垣退助在表现出一般意义上的、强硬的国权主义态度的同时，他又标榜“和平”和“正义”，到晚年甚至还反对“帝国主义”和提倡“人道”。而这些方面实际上属于其另一种形式的国权主义，非常值得关注。
1标榜“和平主义”。板垣退助标榜“和平”或是对“和平”的关注及认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复强调日俄战争前后日本一方或日本的行为是为了“和平”。比如，他就有“我（指日本——引者）乃东洋和平之星也”[11]132，以及“要而言之，天不造人上之人，不造人種上之人种，不分黄种人白种人都热爱世界之和平，共同享有人类之幸福此乃天地之公道也，世界之大道也，人类之正道也。而彻头彻尾地贯彻之正是我旭日帝国之国是”[11]135等表述。二者是晚年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逐步扩张辩解为“和平主义”[14]；第三则是对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会期为1907年6月15日至10月18日）的关注论及此事的学术成果有关野昭一的《论板垣退助的海牙和平会议意见书》（《国学院法学》2010年第4号）一文，但该文并没涉及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下面，对第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现存的外交文书显示，1907年5月8日，板垣退助向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林董发信，请求林董将其意见书（《寄万国和平会议论战争废止之方法之书》外务省编纂：《海牙国际和平会议 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卷）》，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5年版，第255-257页，无标题。另，《板垣退助全集》亦收录该意见书，编者加上了标题。两者的差异仅在于：前者的文字为片假名，而后者被编者改为平假名，并加上了标点。）转交出席“海牙和平会议”的日本驻荷兰大使都筑馨六，以便通过后者提交给大会主席。作为退出政界了的“民间”人士积极向国际会议发声，这种举动在当时并不常见，体现了板垣退助的国际意识及其对和平以及会议本身的关注。事实上，对于俄皇尼古拉二世呼吁召开“海牙和平会议”的真实意图，板垣退助洞若观火，因为他曾就第一次的会议指出过：“尼古拉二世陛下倡导万国和平会议（即“海牙和平会议”）只是不堪其国军费过重、财政困惫而已，非因为认清其侵略外邦之错误而排斥绝对的战争”[11]120。在该意见书中，他列举了三大导致战争的原因：侵略外邦、贸易上的锁国攘夷和排斥异人种。其中，对于“侵略外邦”，板垣退助认为：
原本建国之目的与人类共通共便之道应该相互并立。若因建国之故违反人类共通共便之道，则建其国绝非正义。而外邦侵略乃专制武断政治所产生，为自由立宪政治所罕见。盖于一国遭受战争痛苦最多者为一般人民，故而在多数情况下战争乃人民之敌。因此，在自由平等、（诸事）取决于舆论之国，和平主义常奏其效；而在无视人民之权利和利益、不尊重舆论之专制武断国家，侵略主义则常见其势力膨胀。故而不得不说，和平主义与专制主义不两立，人类共通共便之道与侵略主义不相容，举全国民之安宁幸福殉于一人之意志之政治上的形式，對于寻求国际间的和平极为不便不利。[15]150151
可见，在板垣退助的意识深处，“专制武断政治”（“专制主义”）就是“侵略主义”的代名词，几乎就等同于战争，而“立宪自由”就意味着和平。所以，其“废止战争之方法”之一就是竭力使“世界的君主专政之国采取自由立宪之政治”[15]153。该文虽然没有了战斗檄文式的语句，但思维模式却明显地带有前述《就日俄之时局表明我国之意志——寄欧美各国》（1904年）一文中将日本等于“立宪自由”等于“和平”，而俄国等于“专制”等于“侵略（战争）”的简单化操作的影子，非常符合板垣退助所谓的“自由之神”的风格和一贯的逻辑。同时也说明，其“和平主义”亦是与俄国对峙意识下的产物。
2反对“帝国主义”。板垣退助反对“帝国主义”——某种意义上是他自己所认为的“帝国主义”——是与他反对等级制度，严格而言是华族制度和黄、白人种差别意识交织在一起的。1912年，在经历了多年前的“辞爵事件”和与谷干城之间的“一代华族论战”后，他出版了《一代华族论》一书相关成果有彭桂银的硕士论文：《板垣退助<一代华族论>研究》，浙江大学，2013年。该论文就《一代华族论》中的主要观点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板垣退助的思想、该文本的社会影响、产生原因等进行了有益的考察。但作者没有厘清板垣退助从1887年的赐爵事件到1907年发表“一代华族”意见书引发板垣退助与谷干城之间的论战再到1912年出版《一代华族论》一书之间的内在脉络关系。。简单概括而言，板垣退助的立论基础是“一君万民”的思想，认为君（天皇）与民之间不必要存在阶级的藩篱——华族，因而主张“废止华族特权的世袭、华族止于一代”。该书的核心观点在于反对华族制，当然，这也是板垣退助一贯的主张，所以他在书中从多角度列出了各种反对理由。他说：“余辈所以揭等级制度之短，主张一代华族论者，不仅在于矫正本国阶级倾轧之弊，为了我邦之前途而未雨绸缪，还在于希望进而由此打破人种间的等级思想，要求人类之平等，以使人道得其所。”[16]78
而他之所以除了反对本国的等级制度华族制之外，还欲“打破人种间的等级思想”，就在于他认为“一国存在等级”，同样地“世界上亦存在人种上之等级”[16]80。而他口中所说的“人种上的等级”指的就是“欧美之白皙人种”，并强烈批评他们的人种等级观念和做法。他说：
原本彼等白皙人种虽于今日才处于得意盛满之境遇，但彼等亦非从一开始就为文明强盛之民。自始彼等为欧洲之野蛮人，其有今日，实赖彼等之祖先有气力，反抗暴政为独立自治之政。而当时彼等先进文明国民之祖先反抗专制武断之政，基于天赋人权之真理要求人民的自由时，彼等曾称“天不造人上之人”。然而反过来，今日彼等之子孙之所为果真如何？彼等尽管基于人权之宣言，成就其国之革命，以自主自由之政体为骄傲，但却以人种之感情肆意排斥亚细亚人种，不与之同等交际，甚者还肆意侵略其国土，以此为其子孙之封疆；而且还于其本国限制亚细亚人种之移居，从而妨碍世界之共通共便，使全世界归于白皙人种之私有垄断。即彼等以只有白皙人种才是人而其他（人种）不是人。此岂是主张“天不造人上之人”的白皙人种之子孙，反而是做出“天造人种上之人种”这一极大矛盾（行为）者。[16]8081
上述引用内容所体现出来的板垣退助的“人种意识”以及人种间的差别意识，实际上，在很早的时期他就已经具有了。而且，这几乎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共有意识。只不过，与早期不同，晚年的板垣退助将“白皙人种”的等级观念以及相伴随的行为视为“帝国主义”。他指出：“彼等白皙人种旁若无人，其以领土之扩张归于人种之卓越、以侵略吞并他邦并支配之为优等人种之义务。也就是说，帝国主义无外乎就是优等人种统治劣等人种之精神。有了彼等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具有支配世界的能力，或称条顿（即日耳曼）民族是文明人种中最文明者（这样的）民族自负夸张才会以其他民族为劣等人种，产生欲支配之的信念。”[16]8283
所以，他反对等级制度——特别是“白皙人种”的“人种上之等级”，逻辑上也就是反对欧美“白皙人种”的“帝国主义”。其深层的意识中存在着对欧美白皙人种差别对待其他有色人种，特别是美国排斥和限制日本人移民的不满和反抗。
板垣退助在批判“白皙人种”的“帝国主义”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行为“焉能保持长久”[16]84。其理由就是，他视“第二十世纪”为“基于德义和人道的和平主义的时代”。这一判断是基于他对“国家发达之顺序”的三个时代分期——即首先为“强者压制弱者，以门阀、等族张武威的时代”，次而为“以武力与外交上的术智计策为主的侵略时代”，进而发展为“以德义和人道为主的和平时代”——而作出的[16]79。板垣退助的这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分期与植木枝盛将社会的开化分为“腕力时代（即武力时代）、智力时代、道德时代”[17]34的观点很相似，都是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思想的翻版。所以，为维护“国际和平”，他赞同“国际仲裁”，并认为其切实可行，还呼吁“今日我国”只有走“和平主义之道路”。其理由是：
世界之大势（指和平主义的时代——引者）既已如斯。因此，我邦必须很好地顺应此一大势，基于德义与人道，以和平主义而立。为什么呢，原因是我邦既已落后于文明之潮流，如果以武力而立以侵略为国是，不仅力所不足，而且恰如大白昼里点灯——徒劳，不得不无落后时代之观。想来，往昔正值武力智略之时代，在无多大的抵抗（情况下）就能够占有广大版图的时代，为子孙获得封地亦未为不可。然而在今日，虽为寸土尺地，（欲要获得）也不得不以鲜血换取之。而且，如果（他国）以非本国之领土不可踏入，非本国之领土不可居住的话，那么（我方）即便付出多大之牺牲亦属迫不得已；但是今日却不然，时势之境遇（已经）发展，人类去任何国家皆属自由，其进退行止完全属于天赋之权利。也就是说，何苦又有何必要冒着流血之危险去侵略他国呢？[16]8687
上述所引的板垣退助的“和平主义”观点看似冠冕堂皇，但有一点值得指出，那就是他对过去“武力智略时代”“占有”他国版图的行为的赞同态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现在他之所以反对欧美白皙人种排斥日本人的“帝国主义”，主张日本走“和平主义之道路”，完全是因为“世界大势”和“时势之境遇”的变迁。确如板垣退助对世界形势的判断，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事实上已于1910年前后完成了产业革命[18]73。這个时期的日本携日俄战争胜利的余威，不仅吞并了朝鲜半岛，也确立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步入列强之列，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国家课题的转换已经不需要这个国家再去与西方列强争强斗狠了，因为想得到的都已经到手了。倒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其国内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成了最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期，他主张实现其“和平主义”理想的方法，就是将“我社会政策的和平政策”施行于中外。具体就是“在内消除贫富之倾轧，缓和资本与劳力间的竞争，打破阶级特权之制度谋求国民的一致融和，以迎来基于平等之处的和平；在外剔除国际间葛藤的原因，杜绝人类间倾轧竞争以实现世界之和平”[16]88。这样，板垣退助就将其反对等级制度、主张社会政策与“和平主义”的理想等等看似毫无矛盾地结合在了一起。
结语
对于近代日本的民权与国权的关系，正如丸山真男所评价的：“民权论因其具有近代民族主义的侧面才能在日本的土壤中扎了根”[19]51，它们之间密不可分。惟其如此，一些被目之或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民权”人士完全可视其为国权主义者，甚至是激进的国权主义者。例如福泽谕吉；比如曾主张“小国主义”，但最终也加入到帝国主义团体“国民同盟会”，转而主张打倒俄国，“进出大陆”的、被誉为“东方卢梭”的“民权运动思想家”中江兆民；还有，曾作为明治中期的思想家而广为人知，先提倡平民主义，但在甲午战争后也转向了“国家膨胀主义”的德富苏峰关于德富苏峰的“民族主义”转向，可参见安田浩著书：《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历史位置：解读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视角》（东京：大月书店，2011）第二章“论欧化民族主义的一大形态——从德富苏峰的转变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板垣退助，也是其中的典型之一。他的国权主义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面向，加以上述阶段性区分无疑有助于更细致地描述其发生变化的过程。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变化是与明治国家的命运和社会形势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总之，究明板垣退助的国权主义，从一个侧面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他所生活过的社会以及时代，从而以史为鉴启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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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