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遵义会议党内民主精神的历史地位

    童贤东

    【摘 要】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也是党内民主建设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拐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地位。在这次会议上，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式微；发扬党内民主的思想、作风得以确立；党内民主借此开始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并最终成就了党内民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中共八大。这次会议形成的党内民主精神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史上的一大宝贵财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关键词】遵义会议；党内民主；历史地位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成功的转折点之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开始逐步确立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的领导，这与此次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精神是分不开的。纵观中共党内民主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遵义会议在党内民主的发展方面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次会议是党内生活由过去的“家长制”和“惩办主义”方式向党内民主健康发展嬗变的关节点，开启了党内民主良性发展的新里程。

    一、战胜了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思想路线

    遵义会议是代表正确思想路线的党的领导人，在与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集权思想（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斗争中，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思想的不断积淀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引入了马列主义的民主原则，但党在成立之后的革命历程中，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干扰、传统文化的影响、革命形势的逼迫、领导人经验的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党内民主可以说一再受到影响、破坏甚至窒息。但是，另一方面，一直以来党内民主的探索也没有停息，从中共一大到五大，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时常在党内受到质疑和抵制，这种情况有时就直接体现在党内的决议或规定中，二大章程就明确规定：“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①五大建立起一系列的民主制度，尤其在民主集中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对民主集中制做了具体的制度性设计和安排，这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在党的五大上，瞿秋白代表中央对陈独秀的错误提出批评，纠正了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八七”会议上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策略，使党在后来一段时期，正确地进行了革命斗争，建立了人民军队，大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随后，由于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尚属领导革命的幼年时期，革命经验不足，因此，相继出现“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左”倾教条主义等，党内民主一直很不正常。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重要领导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屡次不被重视，甚至受到压制，进而导致党组织和革命军队数次遭受重大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共领导人，对于错误的思想政治路线不断地进行抵制、抗争，而遵义会议正是这些抗争的必然逻辑结果。

    二、树立了发扬党内民主的光辉典范

    从民主理念到民主制度运行，遵义会议都堪称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光辉典范。历史总是正确与错误的交织体，党内斗争伴随党的历史的始终，而遵义会议是正确掌握党内斗争的原则，以革命的前途为至高大局的一次党内斗争，是一次充分发扬民主的党内斗争，是一次抛弃个人利益的党内斗争，是发扬党内民主精神的一次光辉的典范，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典范

    周恩来作为党内军事上的主要负责人，“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在会上主动做出自我批评，主动承担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责任，并且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为这次会议定下了基调。接着，张闻天也从几个方面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就中央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做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批评，并且阐述了之后红军应坚持的军事路线。但这些批评不带有任何一点个人的利益色彩，而是本着为几万红军的命运，为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原则开展的。因此，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必然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最终达成了共识，明确了正确的路线方向，使革命从此转危为安。而这种舍“私”为“公”的批评精神依然是值得今天借鉴和反思的。

    2.大局意识的典范

    在遵义会议上，与会者对博古及其错误开展了严厉批评，作为党的总负责人，面对暴雨般的反对声音，他没有失态，而是虚心记笔记，耐心听取与会代表的发言。虽然他当时还有自己的想法，还不认为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但最后仍表态服从大局。李德曾在《中国纪事》中说：“博古直至最后还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表示同意对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的批评，并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的进行协作。”①会后不久，在“鸡鸣三省”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不顾凯丰的错误劝说，毅然大度地交出了中央的印章及文件箱，从此离开了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表现出以大局为重，服从中央集体的决定，虽然他在积极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思想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在军事上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但这些错误也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的错误，其本质上也是一个革命者的错误。在其错误导致红军的惨败后，博古也曾陷入深深自责中，湘江之战后由于压力太大，甚至想到自杀。面对会上的集体“问责”，他能够坦然放弃最高领导权，这种“能上能下”的风范，值得后人学习，我想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也能对博古多一份谅解，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3.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民主和集中是辨证的统一体，没有好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而这种民主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保障民主的正确导向。遵义会议可以说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正确运行一个范例，既很好地实行了民主的做法，又整合了中央领导层的正确意见，使党内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遵义会议召开的动议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因为自湘江战役惨重损失之后，红军官兵上下都对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党的军事指挥路线产生严重的质疑，而此时全军上下这种心情更甚。故此，王稼祥适时提出召开这样的一次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会议，是为众望所归。在会上，与会代表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经过了激烈的辩论和争论，最终纠正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重新恢复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指挥路线。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在党的历史上树立起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4.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出现大的分歧而最终达成党内的统一，这与毛泽东的政治智慧是分不开的，以毛泽东的政治和理论素养，不会不知道当时的中央领导层的军事路线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源于一直以来的错误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在军事上的反映。但在当时是不能提出纠正政治路线错误的，因为中央领导层大多数人都认为政治路线是没有问题的，因此，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条件是不成熟的，于是毛泽东为团结多数领导，审时度势，灵活地处理了这一问题。这也为后来逐步民主地解决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性错误留下了广阔的迂回空间。通过延安整风，最终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政治路线得到彻底纠正。这也为我们今天发展渐进式的民主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

    三、孕育了党内民主建设的第一次高潮

    自遵义会议始，党内民主渐入正常化发展轨道，党内民主不断得到整体的推进和发展，最终迎来了从延安整风到党的八大的这段党史上党内民主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期。邓小平曾高度评价遵义会议对党内民主建设的贡献，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我在前面说过，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①可以说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八大，是党史上党内民主发展不断进步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党内民主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民主政治建设也得到有效的推动。这完全可以说是遵义会议这朵小花最终结出的丰硕成果。

    1.党内民主理念逐步深入

    中共经过了两次失败和两次转折的历练，总结党建经验教训，从遵义会议到八大这段时间，在加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极其成功的经验。

    在保持党内原则性集中统一的基础上，基于过去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党内民主的做法，强调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活跃党内气氛。1937年4月15日中央曾指出，“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亦应依照各地不同的环境，采取具体方法使之活跃起来。党内民主性的扩大，自我批评的发展，集中领导的建立，都成为活跃党内生活的主要条件。”②在1937年5月召开的党的苏区全国代表会议上，博古在报告中指出：“为实现当前新的巨大的任务，要求苏区的党及每一个党员工作的积极化，活跃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发展党内的民主，而目前苏区所处的客观条件，允许我们大大地发展党内民主。所以苏区党的组织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③在1938年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剖析了过去党内民主欠缺的原因，深刻论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张闻天也对党内民主作了精辟的阐释。在党的正确的理论的指导下，党内民主得到长足发展，使我们党在第二次历史性转变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局面。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对民主集中制从组织原则的角度作了一次党内空前的权威论述，并重点阐释了民主和集中的辨证关系，他说：“党内民主的集中制，按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了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了党员个人和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了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关系。”④中共八大是遵义会议以来党内民主发展的最高峰，整个会议程序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并且，使民主集中制成为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在七大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的原则，以及如何保障党员以及党的下级组织的权利问题。八大的党内民主精神一直影响到现在。

    2.党内民主作风的逐步发扬

    遵义会议发扬党内民主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主要领导人的自我批评精神，尤其是周恩来在发言中的主动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是会议取得巨大胜利的关键因素，这一党内民主精神一直正确引领、影响着党的生活，也由于这一正确党内斗争方式，才使我党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不断地自我发现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使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1942年的延安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彻底清算党内曾经一再犯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一把利剑，使延安整风真正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路线，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达到了空前的组织团结和思想统一，也为七大的胜利召开打下了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

    遵义会议后，作为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比较虚心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以致后来毛泽东曾开玩笑地说他是个“明君”。同样作为军事的实际最高指挥者，毛泽东也善于听取来自一线红军指战员意见，他曾多次采纳彭德怀和杨尚昆等的正确意见，使红军顺利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率先垂范，从自我做起提倡民主精神、发扬民主作风，他不但在文章中论述培养党内民主精神、树立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而且经常号召共产党人主动接受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自觉地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主动提出将会议推迟两天，尽量让大家对会议报告广泛提出批评与建议。延安时期，对党内的重大事件都是充分展开讨论和争论，而后做出决定。刘少奇也十分注意培养各级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在八大政治报告中，他严肃地指出：“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讨论。”①党的领导人自觉加强民主精神的修养和民主作风的培养，使党内民主作风的实行有了保证。

    3.党内民主制度逐步健全

    从遵义会议开始，党内民主的发展不断走向更加正规渠道——从制度上推进党内民主。这就使党内民主的发展更加健康和稳定。遵义会议以前，党内民主一直没有被足够的重视，而导致党内民主意识的淡薄，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虽然在党章和党的正式文件上，明确规定了民主集中制，但由于缺乏一个有机的保障体系，尤其是缺少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往往是集权制代替民主制，“人治”大于法治，党内民主基本属于无序状态。有鉴于此，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注重了党内民主制度化、法规化的建设。由于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集体领导制度过于原则化、抽象化，因而没能制约一再出现的“左”、“右”倾思想路线，有鉴于此，党内民主建设逐步加强了具体化、程序化的条文规定，以制度保障集体领导的实现。1937年5月党的苏区代表会议规定：“苏区的党的组织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实行的方法如下：“苏区一切的党的组织，从代表会议后，即行开始选举各级委员会”；“党的委员会必须按期开会，一切重要问题必须经过全会之讨论与决定”；“常委会应该是集体的工作。在严密的分工的个人负责制的基础上，一切工作应经常委会集体讨论与决定”；“会议上应该保证讨论的自由，但在决议通过后必须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②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订了三个单项党内法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这一系列的党内法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1948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重要决定，解决了各级组织中某些个人包办、个人决策的弊端。1954年，中共七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强调：“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③1956年党的八大，总结了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系统地提出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一系列民主制度体系；增加了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的三条重要规定，正确论证了上下级的关系，并且第一次提出充分发扬民主的党代会常任制。可以说，党的八大是自遵义会议以来形成的党内民主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的最高峰。

    （作者系中共通辽市委党校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