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支持力
王宇 张澍军
摘要：党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公共精神产品，共同服务于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二者是同根同源的关系，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支撑，都是实现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的推动力。党的革命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重要意义，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的支持力主要表现在从信仰高度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原动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耐挫力，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向心力。
关键词：革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5.002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5-0006-0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培育和践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重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课题。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愈加引起社会各界对价值观建设前景的深切关注和普遍期待。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天外来客，而是处于我国当代复杂的精神建设场景之下，处于各种价值观念差异竞争之中。哪些精神文化产品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支持力，是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育全局的重大问题。
一、党的革命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意义
党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社会公共精神产品，但两者形成的时代条件、历史方位又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差距，恰恰体现了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根同源，同气连枝的精神产品属性，穿越历史与现实，二者实现了相互支撑的资源合力，这就是我们说的支持力。在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还在进一步摸索规律、尝试创新，但党的革命精神已经在人民群众心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这些典型案例是有示范意义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从历史视角分析，只有进一步推动社会公众对党的革命精神的广泛认同，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培育和践行建立在坚定正确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首先是因为当前社会价值领域多样杂糅的价值生态，弘扬什么、倡导什么、鼓励什么、传承什么是关系到社会公众的精神体验、群体幸福感、价值归属感的重大议题。这就意味着，单纯依靠公众自觉已经不能解决价值观领域的冲突和矛盾，任何正确观念的塑造都需要在于错误观念的冲突中强化，而理论正确和公众认同之间有着从理论到实践的艰难飞跃。从何而起、路在何方等问题不断出现在价值观念争夺动摇的冲突现场，我们常说的主流价值观的导向性，也就必然不断面临质疑和争议。此时，党的革命精神作为历史形成的、作为经典的、高尚的精神产品，其历史优势就是其在价值观领域的功能优势。否定了革命精神的当代价值，就等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成无源之水，失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人民的宗旨情怀；否定了两者的联系，就等于割裂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的内在联系，失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小康社会建设总体目标的功能使命。
另一方面，从现实视角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借鉴吸收革命精神传承发展的实践经验，重在促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众中实现从理论向实践、从书本向生活的扩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酝酿提出到培育践行，尚处于初始阶段，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都需要坚持对认同问题的关注和建设，都需要不断充实和运用经典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革命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之根、力量之源。党的革命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是革命时期的社会精神产品，是一种由中国共产党人和千千万万革命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一种高尚的文化类型。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体系中，“文化”的本质是人化。但它并不是抽象的符号和空洞的观念，而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情感表达方式，是一种心理和精神意义上的“自我”。塞缪尔·亨廷顿曾阐述为，人们常用对他们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来表示文化认同，如：旗帜、十字架、新月等等。简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完全可以在党的革命精神中获得观念滋养和信仰支持，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影响的人们也需要依靠文化及其符号的认同来确认自己的群体归属的。同时，还应看到，仅有资源是远远不能自发实现主体认同的，公共精神产品的属性并不能直接产生社会认同的效果，其中需要坚持不懈的宣传教育、身体力行。党的革命精神所具备的资源价值，所彰显的号召力、凝聚力，是基于千千万万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革命实践才获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和践行过程中，应该珍爱宝贵资源，坚守人民情怀，坚持实践创新，其作为精神产品才能为群众所接受、所认同、所信仰。
二、革命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支持力源自二者的关系
党的革命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能够具有重要意义，是以二者同根同源但有有所差异的关系为前提的，所谓“和而不同”正是此意，如果完全同一，那固然是没有差异，但也就无法形成有力的支撑关系。
由于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社会精神产品，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阐述。精神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面生产理论的组成部分，我们所熟悉的“社会意识”、“社会精神生产”等概念就是其表述形式之一。“精神产品”一词明确提出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在《资本论》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等著作中，马克思也提出过“精神产品的生产或服务的生产”[2]等。此后，列宁的《哲学笔记》对精神产品阐述为，“是可以通过物质载体表现出来的，人们以概念、规律、范畴主观形式对自然的客观反映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产品。”[3]社会精神产品的分类比较复杂，根据清华大学林泰教授和董立人教授在《精神产品及其分类研究》中提出的精神产品划分[5]，社会精神产品所服务的社会主体范围决定了其作为精神产品的定位，也在根本意义上决定了其社会功能。社会精神产品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项就是公共精神产品，体现着国家意志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无论在哪个社会形态下，对公共精神产品的主体定位、情感视角、价值目标都是公共性而非单一的个体性的，是全局性而非割裂的局部化的，是长期的根本性的而非短期的变动性的。应该说，这是一种观念形态、一种精神產品作为公共精神产品的最基本的自身定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的革命精神同属于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精神产品，用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谓同根同源、唇亡齿寒。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党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社会公共精神产品，体现着国家意志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二者是同根同源的关系。
党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社会公共精神产品，共同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在多元文化竞争和价值观领域阵地争夺的背景下，党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面对的复杂形势、所承担的公众期待，所体现的宗旨意识都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深厚的社会性，其作为公共精神产品的地位是基于共同的历史和国情的，也是扎根于共同社会生活实践的，共同构成了社会成员精神世界的不同组成部分。
在当代哲学话语体系关于精神产品供给系统的研究中，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世界有三种存在状态：即物理状态、精神状态以及人类的精神产品状态。波普尔把物理的对象和状态称作第一世界；把包括心理素质、意识状态、主观经验等精神世界称作第二世界；把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包括客观知识和艺术作品、科学问题、科学理论、故事等作为第三世界，即精神产品。[4]可见，如果把培育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成员作为第一世界，那么成员价值观念内生于人的思想观念就构成了被称为第二世界的意识状态和主观经验部分；党的革命精神曾经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这一特定群体的实践积累而成，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过程中凝炼为自身群体的主观经验。
第二，党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支撑。
党的革命精神作为曾经和正在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影响和强烈震撼的精神力量，源自于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革命前仆后继、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实践历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塑造中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连年爆满的红色之旅，不断刷新着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地区的旅游消费市场评估，人民群众是基于对革命精神的真心向往才自主选择的。革命精神在市场经济大潮下，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发扬光大、代代传承，究其根本在于党的革命精神本身具有的强大精神力量，在于其作为公共精神产品的高尚定位。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塑造实践中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然而，在当前复杂的价值观念冲突争夺中，党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样正在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复杂挑战，处理不好就会出现价值混乱和激烈冲突。如：用“捧杀”手段使宣传教育脱离群众现实生活，用“戏说”把精神价值娱乐化，用“还原”手法颠覆经典，用“小概率偶发失误”反复测试公众的情感底线和价值宽容，用“负面才是真相”不断消解公共精神产品的本质形态等层出不穷的挑战背后，其实是当前价值观念领域从未停止的竞争和冲突。试想，内容明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备受推崇的革命精神及其载体都可以被如此这般，刚刚处于培育践行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将何以立足、何以为继？这方面，对党的革命精神或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共同或其一的攻击、背离和消解都会恶化整个社会的精神健康，不利于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发展。
第三，从党的革命精神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将社会精神产品从执政党自身向全社会精神建设领域的丰富和拓展，都是实现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的推动力。
党的革命精神是以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价值导向的，自身定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是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和信仰追求的，其依托群体为中共党员。无论哪个年代，党的革命精神都时刻体现着服务人民、为了人民、奉献人民的宗旨和情怀。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承担着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要凝心聚力，就要万众一心，如何做？从哪做起？笔者理解，为社会提供高尚的公共精神产品是执政党的社会责任，革命战争年代凝炼而成的革命精神是这种类型的精神产品，是全民族的思想补钙；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是这一类型的精神产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全体社会成员小康社会建设目标为指导的，是基于当前社会价值观念领域出现的多样共生与差异矛盾并存的局面产生的，是对价值观念建设领域现实矛盾和问题的回应，虽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更多的考虑和体现了价值领域“最大公约数”的问题，其依托群体是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在实践过程中，人民期待什么，我们就应该满足或者努力实现什么，这是一种精神产品能否最终从书本走向心灵、从讲台走进生活、从会场走向民间的关键。只有真正成为人民需要的，才能最终被社会主体认同和传承。
三、党的革命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支持力的主要表现
党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二者同根同源、同气连枝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中具有重要意义。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党的革命精神不仅不能忘怀、不能淡漠，而且必须联系当前实际深刻认识、系统阐发、挖掘其时代创新的精神实质。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党的革命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和认同的信仰保障功能，在红色精神薪火相传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传承。
1.继承和弘扬党的革命精神，才能從信仰高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观念保障，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原动力
党的革命精神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且这一历史地位并非来自于党的自我认定，而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来自于革命实践的反复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的阶级性，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党的革命精神推动下的革命实践在根本意义上实现了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体，这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6]代表人民、服务人民的革命精神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列宁也指出，“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7]面对不同价值观念的争夺较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才能体现广泛的群众性，获得群众的拥护认同和支持，才能进一步激发和带动群众实现价值观念意义上的社会和谐。
党的革命精神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的宝贵资源，从产生之初就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在漫长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党的革命精神更是领导全体党员，全国各族人民赢得胜利的原动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必须将党的革命精神这一原动力充分调动起来，使具有深刻内涵的革命精神在当前社会精神建设中发挥推动作用、使践行革命精神的党员干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发挥表率作用。
2.继承和弘扬党的革命精神，才能应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面临的复杂挑战，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耐挫力
概括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环境挑战主要两个方面。其一，在技术层面，互联网技术对自媒体条件下的精神自律和网络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提供了海量数据信息和更系统快捷的技术支持。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1月22日发布的第三十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狀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2016年我国网民规模已经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占比达95.1%，增长率连续3年超过10%。”[
Symbolx@@ ]精神产品总量丰富的前提下，社会成员对精神产品的选择和接受却少了约束，多了自主。一时间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消费什么、追求什么、关注什么，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社会成员的精神审美和道德自律。其二，价值观念领域的矛盾冲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主体作为人的复杂性对价值观念建设提出更迫切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领域中，活跃着价值观念塑造过程中的较力各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面对挑战的耐挫力。
党的革命精神深深根植于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是救亡图强的民族大义，是血浓于水的人间大爱，党经历过的革命斗争远比和平时期复杂得多、危险得多、残酷得多，革命精神中的耐挫力来源于人民对党的信任、党对人民的责任。这份信任与责任，正是当前和平环境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最需要的耐挫力，可以支撑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利益分歧面前，区域发展差距面前，群体诉求不同满足程度面前，发展的阶段性和复杂性面前，甚至是大灾大难面前、突发事件面前、境外势力渗透面前、国内别有用心分子的恶意煽动面前，坚定立场，攻坚克难。
3.继承和弘扬党的革命精神，才能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有大局意识，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向心力
在社会精神产品的供给系统中，不同精神产品之间存在着传播区位的势能关系。社会主核心价值观作为传播时间较短的精神产品，固然需要一个曲折长期的过程才能真正形成全社会高度共识的核心价值。通过国家平台、主流媒体长期保持主流精神产品的传播势能，向社会价值空间提供更丰富更优质更高尚的思想理论资源，是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扎根民众的关键。然而，在当前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空间中，互联网文化的便捷性、个体化、去中心化却对社会成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复杂影响。自我、个性、非主流早已司空见惯，人们在宣泄情绪、消费隐私、传播八卦的过程中，精神上越来越趋向短视、主观、片面，对国家民族意义上的存在则意味着削弱、消解和漠视。长此以往，全社会的价值体系就会崩裂和毁灭。
党的革命精神作为真正意义上源自中国大地、源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实践的公共精神产品，一直是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精神支柱，始终发挥着鼓舞民众，奋发图强的精神作用。加之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已经深入人心，党的革命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永载史册。只要是有良知、懂历史、有正确是非观念、善恶观念的中国人，面对党的革命精神都会由衷敬仰和深切缅怀。因此，作为同根同源的精神产品，革命精神的崇高地位有利于在多样的文化群体中突出认同，在继承经典中推动创新，在不同领域中展现拓展，在价值差异中凸显核心，这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塑造中最可宝贵的向心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1.
[3]列宁全集（第五十五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53.
[4]林泰，董立人.精神产品及其分类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53.
[5]卡尔·波普尔，舒炜光.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1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7]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7.
[8]截至2016年12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EB/OL].[2017-01-23].人民网.http：//xj.people.com.cn/n2/2017/0123/c186332-29635118.html.
[责任编辑：庞达]
摘要：党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公共精神产品，共同服务于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二者是同根同源的关系，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支撑，都是实现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的推动力。党的革命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重要意义，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的支持力主要表现在从信仰高度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原动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耐挫力，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向心力。
关键词：革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5.002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5-0006-0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培育和践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重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课题。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愈加引起社会各界对价值观建设前景的深切关注和普遍期待。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天外来客，而是处于我国当代复杂的精神建设场景之下，处于各种价值观念差异竞争之中。哪些精神文化产品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支持力，是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育全局的重大问题。
一、党的革命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意义
党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社会公共精神产品，但两者形成的时代条件、历史方位又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差距，恰恰体现了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根同源，同气连枝的精神产品属性，穿越历史与现实，二者实现了相互支撑的资源合力，这就是我们说的支持力。在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还在进一步摸索规律、尝试创新，但党的革命精神已经在人民群众心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这些典型案例是有示范意义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从历史视角分析，只有进一步推动社会公众对党的革命精神的广泛认同，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培育和践行建立在坚定正确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首先是因为当前社会价值领域多样杂糅的价值生态，弘扬什么、倡导什么、鼓励什么、传承什么是关系到社会公众的精神体验、群体幸福感、价值归属感的重大议题。这就意味着，单纯依靠公众自觉已经不能解决价值观领域的冲突和矛盾，任何正确观念的塑造都需要在于错误观念的冲突中强化，而理论正确和公众认同之间有着从理论到实践的艰难飞跃。从何而起、路在何方等问题不断出现在价值观念争夺动摇的冲突现场，我们常说的主流价值观的导向性，也就必然不断面临质疑和争议。此时，党的革命精神作为历史形成的、作为经典的、高尚的精神产品，其历史优势就是其在价值观领域的功能优势。否定了革命精神的当代价值，就等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成无源之水，失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人民的宗旨情怀；否定了两者的联系，就等于割裂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的内在联系，失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小康社会建设总体目标的功能使命。
另一方面，从现实视角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借鉴吸收革命精神传承发展的实践经验，重在促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众中实现从理论向实践、从书本向生活的扩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酝酿提出到培育践行，尚处于初始阶段，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都需要坚持对认同问题的关注和建设，都需要不断充实和运用经典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革命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之根、力量之源。党的革命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是革命时期的社会精神产品，是一种由中国共产党人和千千万万革命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一种高尚的文化类型。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体系中，“文化”的本质是人化。但它并不是抽象的符号和空洞的观念，而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情感表达方式，是一种心理和精神意义上的“自我”。塞缪尔·亨廷顿曾阐述为，人们常用对他们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来表示文化认同，如：旗帜、十字架、新月等等。简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完全可以在党的革命精神中获得观念滋养和信仰支持，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影响的人们也需要依靠文化及其符号的认同来确认自己的群体归属的。同时，还应看到，仅有资源是远远不能自发实现主体认同的，公共精神产品的属性并不能直接产生社会认同的效果，其中需要坚持不懈的宣传教育、身体力行。党的革命精神所具备的资源价值，所彰显的号召力、凝聚力，是基于千千万万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革命实践才获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和践行过程中，应该珍爱宝贵资源，坚守人民情怀，坚持实践创新，其作为精神产品才能为群众所接受、所认同、所信仰。
二、革命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支持力源自二者的关系
党的革命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能够具有重要意义，是以二者同根同源但有有所差异的关系为前提的，所谓“和而不同”正是此意，如果完全同一，那固然是没有差异，但也就无法形成有力的支撑关系。
由于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社会精神产品，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阐述。精神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面生产理论的组成部分，我们所熟悉的“社会意识”、“社会精神生产”等概念就是其表述形式之一。“精神产品”一词明确提出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在《资本论》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等著作中，马克思也提出过“精神产品的生产或服务的生产”[2]等。此后，列宁的《哲学笔记》对精神产品阐述为，“是可以通过物质载体表现出来的，人们以概念、规律、范畴主观形式对自然的客观反映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产品。”[3]社会精神产品的分类比较复杂，根据清华大学林泰教授和董立人教授在《精神产品及其分类研究》中提出的精神产品划分[5]，社会精神产品所服务的社会主体范围决定了其作为精神产品的定位，也在根本意义上决定了其社会功能。社会精神产品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项就是公共精神产品，体现着国家意志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无论在哪个社会形态下，对公共精神产品的主体定位、情感视角、价值目标都是公共性而非单一的个体性的，是全局性而非割裂的局部化的，是长期的根本性的而非短期的变动性的。应该说，这是一种观念形态、一种精神產品作为公共精神产品的最基本的自身定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的革命精神同属于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精神产品，用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谓同根同源、唇亡齿寒。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党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社会公共精神产品，体现着国家意志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二者是同根同源的关系。
党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社会公共精神产品，共同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在多元文化竞争和价值观领域阵地争夺的背景下，党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面对的复杂形势、所承担的公众期待，所体现的宗旨意识都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深厚的社会性，其作为公共精神产品的地位是基于共同的历史和国情的，也是扎根于共同社会生活实践的，共同构成了社会成员精神世界的不同组成部分。
在当代哲学话语体系关于精神产品供给系统的研究中，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世界有三种存在状态：即物理状态、精神状态以及人类的精神产品状态。波普尔把物理的对象和状态称作第一世界；把包括心理素质、意识状态、主观经验等精神世界称作第二世界；把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包括客观知识和艺术作品、科学问题、科学理论、故事等作为第三世界，即精神产品。[4]可见，如果把培育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成员作为第一世界，那么成员价值观念内生于人的思想观念就构成了被称为第二世界的意识状态和主观经验部分；党的革命精神曾经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这一特定群体的实践积累而成，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过程中凝炼为自身群体的主观经验。
第二，党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支撑。
党的革命精神作为曾经和正在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影响和强烈震撼的精神力量，源自于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革命前仆后继、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实践历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塑造中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连年爆满的红色之旅，不断刷新着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地区的旅游消费市场评估，人民群众是基于对革命精神的真心向往才自主选择的。革命精神在市场经济大潮下，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发扬光大、代代传承，究其根本在于党的革命精神本身具有的强大精神力量，在于其作为公共精神产品的高尚定位。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塑造实践中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然而，在当前复杂的价值观念冲突争夺中，党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样正在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复杂挑战，处理不好就会出现价值混乱和激烈冲突。如：用“捧杀”手段使宣传教育脱离群众现实生活，用“戏说”把精神价值娱乐化，用“还原”手法颠覆经典，用“小概率偶发失误”反复测试公众的情感底线和价值宽容，用“负面才是真相”不断消解公共精神产品的本质形态等层出不穷的挑战背后，其实是当前价值观念领域从未停止的竞争和冲突。试想，内容明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备受推崇的革命精神及其载体都可以被如此这般，刚刚处于培育践行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将何以立足、何以为继？这方面，对党的革命精神或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共同或其一的攻击、背离和消解都会恶化整个社会的精神健康，不利于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发展。
第三，从党的革命精神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将社会精神产品从执政党自身向全社会精神建设领域的丰富和拓展，都是实现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的推动力。
党的革命精神是以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价值导向的，自身定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是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和信仰追求的，其依托群体为中共党员。无论哪个年代，党的革命精神都时刻体现着服务人民、为了人民、奉献人民的宗旨和情怀。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承担着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要凝心聚力，就要万众一心，如何做？从哪做起？笔者理解，为社会提供高尚的公共精神产品是执政党的社会责任，革命战争年代凝炼而成的革命精神是这种类型的精神产品，是全民族的思想补钙；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是这一类型的精神产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全体社会成员小康社会建设目标为指导的，是基于当前社会价值观念领域出现的多样共生与差异矛盾并存的局面产生的，是对价值观念建设领域现实矛盾和问题的回应，虽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更多的考虑和体现了价值领域“最大公约数”的问题，其依托群体是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在实践过程中，人民期待什么，我们就应该满足或者努力实现什么，这是一种精神产品能否最终从书本走向心灵、从讲台走进生活、从会场走向民间的关键。只有真正成为人民需要的，才能最终被社会主体认同和传承。
三、党的革命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支持力的主要表现
党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二者同根同源、同气连枝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中具有重要意义。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党的革命精神不仅不能忘怀、不能淡漠，而且必须联系当前实际深刻认识、系统阐发、挖掘其时代创新的精神实质。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党的革命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和认同的信仰保障功能，在红色精神薪火相传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传承。
1.继承和弘扬党的革命精神，才能從信仰高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观念保障，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原动力
党的革命精神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且这一历史地位并非来自于党的自我认定，而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来自于革命实践的反复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的阶级性，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党的革命精神推动下的革命实践在根本意义上实现了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体，这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6]代表人民、服务人民的革命精神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列宁也指出，“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7]面对不同价值观念的争夺较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才能体现广泛的群众性，获得群众的拥护认同和支持，才能进一步激发和带动群众实现价值观念意义上的社会和谐。
党的革命精神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的宝贵资源，从产生之初就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在漫长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党的革命精神更是领导全体党员，全国各族人民赢得胜利的原动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必须将党的革命精神这一原动力充分调动起来，使具有深刻内涵的革命精神在当前社会精神建设中发挥推动作用、使践行革命精神的党员干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发挥表率作用。
2.继承和弘扬党的革命精神，才能应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面临的复杂挑战，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耐挫力
概括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环境挑战主要两个方面。其一，在技术层面，互联网技术对自媒体条件下的精神自律和网络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提供了海量数据信息和更系统快捷的技术支持。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1月22日发布的第三十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狀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2016年我国网民规模已经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占比达95.1%，增长率连续3年超过10%。”[
Symbolx@@ ]精神产品总量丰富的前提下，社会成员对精神产品的选择和接受却少了约束，多了自主。一时间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消费什么、追求什么、关注什么，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社会成员的精神审美和道德自律。其二，价值观念领域的矛盾冲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主体作为人的复杂性对价值观念建设提出更迫切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领域中，活跃着价值观念塑造过程中的较力各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面对挑战的耐挫力。
党的革命精神深深根植于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是救亡图强的民族大义，是血浓于水的人间大爱，党经历过的革命斗争远比和平时期复杂得多、危险得多、残酷得多，革命精神中的耐挫力来源于人民对党的信任、党对人民的责任。这份信任与责任，正是当前和平环境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最需要的耐挫力，可以支撑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利益分歧面前，区域发展差距面前，群体诉求不同满足程度面前，发展的阶段性和复杂性面前，甚至是大灾大难面前、突发事件面前、境外势力渗透面前、国内别有用心分子的恶意煽动面前，坚定立场，攻坚克难。
3.继承和弘扬党的革命精神，才能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有大局意识，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向心力
在社会精神产品的供给系统中，不同精神产品之间存在着传播区位的势能关系。社会主核心价值观作为传播时间较短的精神产品，固然需要一个曲折长期的过程才能真正形成全社会高度共识的核心价值。通过国家平台、主流媒体长期保持主流精神产品的传播势能，向社会价值空间提供更丰富更优质更高尚的思想理论资源，是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扎根民众的关键。然而，在当前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空间中，互联网文化的便捷性、个体化、去中心化却对社会成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复杂影响。自我、个性、非主流早已司空见惯，人们在宣泄情绪、消费隐私、传播八卦的过程中，精神上越来越趋向短视、主观、片面，对国家民族意义上的存在则意味着削弱、消解和漠视。长此以往，全社会的价值体系就会崩裂和毁灭。
党的革命精神作为真正意义上源自中国大地、源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实践的公共精神产品，一直是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精神支柱，始终发挥着鼓舞民众，奋发图强的精神作用。加之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已经深入人心，党的革命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永载史册。只要是有良知、懂历史、有正确是非观念、善恶观念的中国人，面对党的革命精神都会由衷敬仰和深切缅怀。因此，作为同根同源的精神产品，革命精神的崇高地位有利于在多样的文化群体中突出认同，在继承经典中推动创新，在不同领域中展现拓展，在价值差异中凸显核心，这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塑造中最可宝贵的向心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1.
[3]列宁全集（第五十五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53.
[4]林泰，董立人.精神产品及其分类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53.
[5]卡尔·波普尔，舒炜光.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1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7]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7.
[8]截至2016年12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EB/OL].[2017-01-23].人民网.http：//xj.people.com.cn/n2/2017/0123/c186332-296351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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