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批判继承到创新发展
樊海源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嬗变，也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兴衰，厘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化创新的必然选择。中国传统文化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既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批判继承，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生相契，又在新的历史发展中完成了创新发展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关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必然要求中华文化的复兴。为此，一是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观，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流思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批判；继承；创新发展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5.008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5-0032-06
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涵养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蕴育了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已根深蒂固于中国人民的內心深处，凝结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智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这些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1]中国传统文化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既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批判继承，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生相契，又在新的历史发展中完成了创新发展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关键，因此，厘清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阐释传统文化从批判继承到创新发展的飞跃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关系尤为重要，既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又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注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极探索如何正确认同、传承、践行以及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1中国传统文化之历史境遇：传统与危机
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治国安邦、修身养性等方面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尤以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政思想以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盛世的出现，都印证了这一点。近代之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国力式微，民生凋敝，国人开始寻找匡时救国的道路。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并伴随“科学救国”的迫切动机，中国思想家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展开多次思想文化论战，“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论调甚嚣尘上，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纷纷睁眼看世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将中华民族的衰落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反对传统文化。而鲁迅、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则强调以传统文化教化民众，复兴传统文化。随着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批判传统文化之声再次渐起，尤以胡适为代表，反对尊孔读经与旧礼教旧道德。此后的三十年代又兴起了国学教育运动。伴随西学东渐，中国文化开始与西方文化交汇融通，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复兴还是复古，尊孔亦是反孔、批孔，都彰显了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长期浸润、不可须臾离的生生相息，也折射出不同时期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与内在超越；在每一次文化运动背后，都包含着救国救亡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追求与期待。不可否认，当时新旧文化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隔阂了由传统文化向当代文化转化的路径，但是这个过程，也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明提供了无限可能性。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此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一个民族文化的命运与民族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文化既见证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也自觉承担起拯救民族的重任，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国泰民安，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运筹帷幄、指点江山；反之，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中国传统文化释放出来的内在承载力、精神凝聚力、民族战斗力、人民抗压力，砥砺中国人民勇往直前，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没有压垮我们，皆因中华文化没有断裂；中华民族的复兴，皆因中华文化的复兴。当前我们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国家的安定团结、人民的富强和谐，仍然需要文化的凝聚力、精神推动力，这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考量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把马克思主义镌刻在党章中，囿于尚处幼年时期，共产党没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导致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先后出现了“左”倾、右倾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严重受挫，以至于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使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完成了道路自觉的抉择。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对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说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突出民族性、强调大众性、提倡实践性，以此增强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彰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能够让中国人易于接受和喜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奠定了扎实的民族积淀、深厚的文化土壤以及广大的群众基础。
历史和现实证明，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根本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救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实现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4]外敌入侵、国难当头，激发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家国情怀和“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成为取得这次伟大胜利的强大动力，这些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文化支撑起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构筑起一道无形的长城。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理论旨趣。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万物负阴而抱阳”、“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阴阳学说，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古代朴素辩证法，它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相通的；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特质，相通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和实践论。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催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即批判继承是相辅相成，相契相合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它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滋生其生长的土壤，而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能接纳包容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客观上必然完成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选择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这种批判继承使得马克思主义更易于中国人民情感所接受，更加符合中国人民的价值评判，因此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以其广博的人民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此，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深刻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5]在此，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相结合问题，并且指出传统文化不仅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而且“有重要帮助”。毛泽东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告诫人们要从传统文化中去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力量和精神财富。
在对待传统文化态度上，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6]可见，毛泽东既倡导古为今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又坚持对传统文化要辩证地看、批判继承，从这一点来说，堪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回击，他对于历史上全面肯定传统文化或是全面否定历史做出正面回答，直至今天，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此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6]毛泽东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于中国文化的阐释，为当时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他所倡导的文化民族性特质，其实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表达和时代反映，准确地突出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界定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批判地清理和继承古代文化“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并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且主张“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也就是为我所用。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发轫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揭示的是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普遍真理和一般规律，它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表现在它对于其他国家的指导和帮助。马克思主义若要在异国落地生根，势必要经历、完成与各国国情、社情、民情等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故此，马克思主义必须有其传承的根基，必须有其深厚、扎实的土壤，而中国传统文化为其客观上提供了历史的、丰厚的文化载体，形成了巨大的本土文化优势。同时，马克思主义若要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语境转换，必须用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中国人所熟悉的语言表达呈现出来，也就是在形式上赋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中国语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李泽厚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作为一种历史观与中国文化心理尊重历史经验富有历史观念历史情感，更有相互接近的地方。”[7]
张岱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和方克立提出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道路的理论本质，帮助我们正确看待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弘扬了一面文化旗帜。因此，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之“魂“，实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精神指导原则的主导性，并不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主张传统文化之“体”，实质是弘扬传统文化民族性之主体性，也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是坚持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结合起来，实现理论自信和民族自信的有机融合。
二、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新阶段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实现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的过程，它的传播与应用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传播与应用，其根本就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中国化。当前，中国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各种考验，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因此，迫切需要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
1.中国传统文化之时代价值：转化与创新
《诗经·大雅·文王》中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传》中说“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都在讲与时偕行，不断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8]，创新成为时代发展的助推器，人类进步的阶梯。滥觞于几千年前的中国传统文化，虽历史久远，却日久弥新，根源在于它既不僵化保守、也不盲目排外，而是以其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胸怀，不断完成自身的转化和创新，故此它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的。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稳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怀，它倡导求真、至善、尚德的修身理念；弘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报国志向；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取向，是其千百年来久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9]，要充分阐释中国传统文化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和充实自身的精神内涵，赋予它以发展新意和时代气息，实现传统文化的时代转换，也就是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五千年的传统，蕴含了“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彰显了文化的传承，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转化。传统文化的价值转化是为了实现创新，创新的目的是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唯有此，文化才能释放出强大的生命力、发挥出巨大的推动力，成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当前我们大力弘扬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实质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创新。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发展与挑战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哲学，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各国取得普遍胜利的重要法宝，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在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上，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色是坚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来源于实践，指导着实践，改革无止境，实践无尽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向前进的过程，也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转化和创新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10]因此，坚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同时，必须要坚持文化自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阶段的必要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11]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最终采用的国家制度、道路选择不尽相同，皆因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的不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凝练着丰富哲学思想的中华文化必然就反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上，甚至是彭丽媛出访国外以及接待外国元首访华的仪表着装服饰上，同样也能彰显出浓厚的中国意蕴。邓小平此前曾经就“古为今用”指出：“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旧形式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且其本身亦有可利用的价值。但采用旧形式必须以表现现实内容为主，方法则应是批判的有选择的利用。”[12]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旧形式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其“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所以，这种“可利用价值”是完全可以选择利用的，需要批判的选择；而新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群众所喜爱的形式呈现出来，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许多挑战和考验，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衍生了道德沦丧、信仰缺失、行为失衡、理想泛化、价值多元等问题，滋生出一系列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生态恶化等社会现象，亟需一种核心价值观、主流思想以及优秀文化去引领大众，固本清源，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涵养的治国理政、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思想，则是立德兴国、教化民众的智慧宝典。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阶段的特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主导与主流
当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努力，我们越来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此，解决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主导地位）、弘扬和践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引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思想），甚为重要。
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1世纪中国的发展引发全球关注，中国力量不可小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多元化、价值工具性等思潮不绝于耳，人们对于改善思想道德领域的呼声渐起，文化发展如何引领中国人民开启新的历史时期，引人深思，亟待解決。早在200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3]“两个巩固”的思想，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不动摇，既是解决全党全国人民的理想信念的价值问题，也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道路选择根本问题，成为引领我们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自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诞生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近几年来，西亚、北非一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国内政局不稳，人民苦不堪言；旨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宣扬普世价值，以传播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为表象，以文化渗透为手段，大搞文化侵略，成为西方对我们意识形态西化、分化的主要方式，它严重冲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旨在使中国民众摒弃马克思主义、动摇中国人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4]国内少数敌对分子，充当了西方国家在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打手，利用网络传播快、受众多等特点，大肆发表一些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实言论，甚至歪曲侮辱历史上的英雄以及全面否定改革，混淆视听，迷惑民众，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是极其残酷的，意识形态阵地的失守，必将亡党亡国，因此，必须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不动摇，坚定全体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社会主义历史观、文化观 ，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牢固筑起意识形态阵地的钢铁长城。
2.以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今世界，国家间已经由有形的经济竞争、军事对抗转移到无形的文化较量，文化竞争日益激烈，各个国家都努力提升本国的文化软实力，从而增强国家的总体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15]从宏观层面上说，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文化建设的根本，体现了国家的制度精神，规范了国家的权力运行；从中观层面上说，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的形态表现，决定了國家主流民意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共识的基础；从微观层面上说，核心价值观提升国民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规范公民道德建设的行动导向。
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具有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它是全体人民评判是非价值标准的参照系。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凝练本国文化精粹、形成符合本国利益的核心价值观，统领思想，凝聚人心，集聚力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历史上古圣先贤的思想，彰显了仁人志士的夙愿，寄托了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16]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要求，“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遵循，就是“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17]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和时代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和修身智慧，张岱年曾经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是价值观”。[18]中国先哲们探讨的价值多以相对的概念出现，如真善美与假丑恶、理性与欲念、公与私、义与利、群体与个人等，在对这些概念的论辩中，揭示出“崇义轻利”、“生命至上”、“止于至善”、“和而不同”等价值判断，尤其是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为人处世、民俗风情不无影响，这些耳熟能详的智慧哲学，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习近平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19]习总书记将古人“修身”、“齐家”、“平天下”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有机结合起来，古为今用，实现了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为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蕴理解完成了古今贯通。因此，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从而才能使核心价值观成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当前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引导广大人民“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培育、践行和遵循中提升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素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20]把它落细、落小、落实，其一就是要探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的有效方式，不断拓展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其二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经济发展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要为经济发展提供思想保障和智力支持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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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20]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2-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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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4]习近平.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光明日报， 2013-08-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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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顾海良. 培育优良品德 创造精彩人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座谈会发言摘要[N]. 光明日报， 2014-07-04（07）.
[14][18]张岱年. 文化与哲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264.
[责任编辑：张俊华]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嬗变，也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兴衰，厘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化创新的必然选择。中国传统文化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既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批判继承，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生相契，又在新的历史发展中完成了创新发展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关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必然要求中华文化的复兴。为此，一是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观，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流思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批判；继承；创新发展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5.008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5-0032-06
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涵养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蕴育了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已根深蒂固于中国人民的內心深处，凝结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智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这些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1]中国传统文化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既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批判继承，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生相契，又在新的历史发展中完成了创新发展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关键，因此，厘清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阐释传统文化从批判继承到创新发展的飞跃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关系尤为重要，既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又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注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极探索如何正确认同、传承、践行以及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1中国传统文化之历史境遇：传统与危机
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治国安邦、修身养性等方面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尤以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政思想以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盛世的出现，都印证了这一点。近代之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国力式微，民生凋敝，国人开始寻找匡时救国的道路。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并伴随“科学救国”的迫切动机，中国思想家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展开多次思想文化论战，“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论调甚嚣尘上，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纷纷睁眼看世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将中华民族的衰落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反对传统文化。而鲁迅、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则强调以传统文化教化民众，复兴传统文化。随着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批判传统文化之声再次渐起，尤以胡适为代表，反对尊孔读经与旧礼教旧道德。此后的三十年代又兴起了国学教育运动。伴随西学东渐，中国文化开始与西方文化交汇融通，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复兴还是复古，尊孔亦是反孔、批孔，都彰显了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长期浸润、不可须臾离的生生相息，也折射出不同时期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与内在超越；在每一次文化运动背后，都包含着救国救亡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追求与期待。不可否认，当时新旧文化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隔阂了由传统文化向当代文化转化的路径，但是这个过程，也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明提供了无限可能性。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此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一个民族文化的命运与民族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文化既见证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也自觉承担起拯救民族的重任，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国泰民安，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运筹帷幄、指点江山；反之，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中国传统文化释放出来的内在承载力、精神凝聚力、民族战斗力、人民抗压力，砥砺中国人民勇往直前，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没有压垮我们，皆因中华文化没有断裂；中华民族的复兴，皆因中华文化的复兴。当前我们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国家的安定团结、人民的富强和谐，仍然需要文化的凝聚力、精神推动力，这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考量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把马克思主义镌刻在党章中，囿于尚处幼年时期，共产党没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导致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先后出现了“左”倾、右倾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严重受挫，以至于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使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完成了道路自觉的抉择。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对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说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突出民族性、强调大众性、提倡实践性，以此增强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彰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能够让中国人易于接受和喜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奠定了扎实的民族积淀、深厚的文化土壤以及广大的群众基础。
历史和现实证明，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根本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救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实现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4]外敌入侵、国难当头，激发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家国情怀和“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成为取得这次伟大胜利的强大动力，这些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文化支撑起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构筑起一道无形的长城。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理论旨趣。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万物负阴而抱阳”、“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阴阳学说，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古代朴素辩证法，它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相通的；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特质，相通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和实践论。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催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即批判继承是相辅相成，相契相合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它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滋生其生长的土壤，而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能接纳包容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客观上必然完成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选择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这种批判继承使得马克思主义更易于中国人民情感所接受，更加符合中国人民的价值评判，因此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以其广博的人民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此，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深刻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5]在此，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相结合问题，并且指出传统文化不仅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而且“有重要帮助”。毛泽东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告诫人们要从传统文化中去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力量和精神财富。
在对待传统文化态度上，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6]可见，毛泽东既倡导古为今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又坚持对传统文化要辩证地看、批判继承，从这一点来说，堪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回击，他对于历史上全面肯定传统文化或是全面否定历史做出正面回答，直至今天，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此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6]毛泽东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于中国文化的阐释，为当时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他所倡导的文化民族性特质，其实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表达和时代反映，准确地突出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界定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批判地清理和继承古代文化“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并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且主张“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也就是为我所用。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发轫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揭示的是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普遍真理和一般规律，它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表现在它对于其他国家的指导和帮助。马克思主义若要在异国落地生根，势必要经历、完成与各国国情、社情、民情等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故此，马克思主义必须有其传承的根基，必须有其深厚、扎实的土壤，而中国传统文化为其客观上提供了历史的、丰厚的文化载体，形成了巨大的本土文化优势。同时，马克思主义若要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语境转换，必须用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中国人所熟悉的语言表达呈现出来，也就是在形式上赋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中国语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李泽厚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作为一种历史观与中国文化心理尊重历史经验富有历史观念历史情感，更有相互接近的地方。”[7]
张岱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和方克立提出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道路的理论本质，帮助我们正确看待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弘扬了一面文化旗帜。因此，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之“魂“，实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精神指导原则的主导性，并不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主张传统文化之“体”，实质是弘扬传统文化民族性之主体性，也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是坚持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结合起来，实现理论自信和民族自信的有机融合。
二、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新阶段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实现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的过程，它的传播与应用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传播与应用，其根本就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中国化。当前，中国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各种考验，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因此，迫切需要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
1.中国传统文化之时代价值：转化与创新
《诗经·大雅·文王》中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传》中说“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都在讲与时偕行，不断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8]，创新成为时代发展的助推器，人类进步的阶梯。滥觞于几千年前的中国传统文化，虽历史久远，却日久弥新，根源在于它既不僵化保守、也不盲目排外，而是以其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胸怀，不断完成自身的转化和创新，故此它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的。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稳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怀，它倡导求真、至善、尚德的修身理念；弘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报国志向；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取向，是其千百年来久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9]，要充分阐释中国传统文化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和充实自身的精神内涵，赋予它以发展新意和时代气息，实现传统文化的时代转换，也就是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五千年的传统，蕴含了“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彰显了文化的传承，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转化。传统文化的价值转化是为了实现创新，创新的目的是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唯有此，文化才能释放出强大的生命力、发挥出巨大的推动力，成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当前我们大力弘扬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实质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创新。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发展与挑战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哲学，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各国取得普遍胜利的重要法宝，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在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上，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色是坚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来源于实践，指导着实践，改革无止境，实践无尽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向前进的过程，也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转化和创新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10]因此，坚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同时，必须要坚持文化自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阶段的必要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11]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最终采用的国家制度、道路选择不尽相同，皆因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的不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凝练着丰富哲学思想的中华文化必然就反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上，甚至是彭丽媛出访国外以及接待外国元首访华的仪表着装服饰上，同样也能彰显出浓厚的中国意蕴。邓小平此前曾经就“古为今用”指出：“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旧形式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且其本身亦有可利用的价值。但采用旧形式必须以表现现实内容为主，方法则应是批判的有选择的利用。”[12]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旧形式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其“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所以，这种“可利用价值”是完全可以选择利用的，需要批判的选择；而新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群众所喜爱的形式呈现出来，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许多挑战和考验，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衍生了道德沦丧、信仰缺失、行为失衡、理想泛化、价值多元等问题，滋生出一系列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生态恶化等社会现象，亟需一种核心价值观、主流思想以及优秀文化去引领大众，固本清源，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涵养的治国理政、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思想，则是立德兴国、教化民众的智慧宝典。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阶段的特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主导与主流
当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努力，我们越来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此，解决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主导地位）、弘扬和践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引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思想），甚为重要。
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1世纪中国的发展引发全球关注，中国力量不可小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多元化、价值工具性等思潮不绝于耳，人们对于改善思想道德领域的呼声渐起，文化发展如何引领中国人民开启新的历史时期，引人深思，亟待解決。早在200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3]“两个巩固”的思想，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不动摇，既是解决全党全国人民的理想信念的价值问题，也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道路选择根本问题，成为引领我们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自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诞生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近几年来，西亚、北非一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国内政局不稳，人民苦不堪言；旨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宣扬普世价值，以传播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为表象，以文化渗透为手段，大搞文化侵略，成为西方对我们意识形态西化、分化的主要方式，它严重冲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旨在使中国民众摒弃马克思主义、动摇中国人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4]国内少数敌对分子，充当了西方国家在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打手，利用网络传播快、受众多等特点，大肆发表一些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实言论，甚至歪曲侮辱历史上的英雄以及全面否定改革，混淆视听，迷惑民众，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是极其残酷的，意识形态阵地的失守，必将亡党亡国，因此，必须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不动摇，坚定全体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社会主义历史观、文化观 ，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牢固筑起意识形态阵地的钢铁长城。
2.以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今世界，国家间已经由有形的经济竞争、军事对抗转移到无形的文化较量，文化竞争日益激烈，各个国家都努力提升本国的文化软实力，从而增强国家的总体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15]从宏观层面上说，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文化建设的根本，体现了国家的制度精神，规范了国家的权力运行；从中观层面上说，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的形态表现，决定了國家主流民意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共识的基础；从微观层面上说，核心价值观提升国民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规范公民道德建设的行动导向。
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具有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它是全体人民评判是非价值标准的参照系。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凝练本国文化精粹、形成符合本国利益的核心价值观，统领思想，凝聚人心，集聚力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历史上古圣先贤的思想，彰显了仁人志士的夙愿，寄托了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16]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要求，“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遵循，就是“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17]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和时代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和修身智慧，张岱年曾经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是价值观”。[18]中国先哲们探讨的价值多以相对的概念出现，如真善美与假丑恶、理性与欲念、公与私、义与利、群体与个人等，在对这些概念的论辩中，揭示出“崇义轻利”、“生命至上”、“止于至善”、“和而不同”等价值判断，尤其是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为人处世、民俗风情不无影响，这些耳熟能详的智慧哲学，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习近平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19]习总书记将古人“修身”、“齐家”、“平天下”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有机结合起来，古为今用，实现了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为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蕴理解完成了古今贯通。因此，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从而才能使核心价值观成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当前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引导广大人民“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培育、践行和遵循中提升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素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20]把它落细、落小、落实，其一就是要探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的有效方式，不断拓展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其二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经济发展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要为经济发展提供思想保障和智力支持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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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俊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