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的意识形态祛蔽：对“西方三论”的识别与跨越
王培洲 陈冬生
摘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必须建构起相应的意识形态话语。然而，当中国和平发展作为意识形态在全球化语境中积累认同时，却经常处于一种有理说不出的“被遮蔽”状态。要想为和平发展意识形态进行“祛蔽”，就必须意识到中国和平发展正遭遇着“西方三论”内嵌的三个意识形态陷阱，即“文明冲突论”下的意识形态对抗；“普世价值论”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终结论”中的话语霸权。只有识别出“西方三论”的意识形态用心才能为和平发展的意识形态祛蔽，跨越意识形态陷阱，进而使“中国和平发展论”取信于世。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意识形态；文明冲突论；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5.006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5-0024-04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以罕见的速度保持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地位明显增强，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新兴大国。当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之时，“中国威胁论”随之而起。因为西方笃信新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由来已久。当我们以“和平发展”理念善意回应之时，却遭遇了“西方三论”的意识形态陷阱，即“文明冲突论”“普世价值论”和“历史终结论”，以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从不同视角围剿“和平发展论”， 从意识形态上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球化認同基础。正如萨义德在其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论述讲到的“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1]我们必须揭露“西方三论”的意识形态陷阱之实质，为和平发展意识形态祛蔽，尽最大可能求得“中国和平发展”的全球化认同。
一、对立中西文明：“文明冲突论”下的意识形态对抗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将“文明冲突论”视为一个关于研究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并认为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让人们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政治认同。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中文版序言中反复强调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构成了一种“对抗模式”：“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2]亨廷顿根据这一范式把当代世界文明划分为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等七大文明和一个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通过对各种文明力量的对比得出结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事实上，亨廷顿表面上拒绝意识形态因素，但是在他引入文明范式的同时却承认汤因比关于文明的观点，即“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其实，亨廷顿始终没有有效剥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政治关系，他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中将文化当做一种价值观，难道价值观不正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吗？英国教授马丁·雅克在其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中通过描述中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文明所彰显价值观的异质性，更明显地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扩张”的不安。他认为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国家正“凭借经济实力来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目标”[3]，并将这种文化上的崛起视为“霸权力量的意义所在”。雅克在论述中国正在“改变”世界过程中，通过文本暗示出的真实意图却是中国正在“威胁”世界。因为雅克的意识形态前提是——历史只能是西方的历史，文化必须是原子个人式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的另一个代名词是西方。从其副标题“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就能看出：“文明冲突”作为一种实然的文化现象，被两位英美学者巧妙地嵌入了“中国威胁论”，这实质上是对国际关系的一种零和游戏的理解。“零和博弈思维主导了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现在，西方把这种思维应用到了中国。”[4]
由此可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雅克的“中国统治（威胁）论”在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倾向中得到了“会通”，将文化范式作为一颗照明弹，曝光出国家间政治意识形态的地形图，鼓吹“文明冲突论”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后冷战时代以新的话语模式唤起美欧意识形态重塑西方霸权：通过文化范式反问自己“我是谁”，通过高扬欧美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潜在地告诉你“应该站哪边”。因而“文明冲突论”以文化为话语模式，实质上表达的是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对抗性的文化帝国主义狂热。
进入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极易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即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中国势必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进而给了雅克标榜的中国威胁论“接着说”的机会。这种“中国威胁论”的建构手段正是意识形态性的：其一，通过“文明冲突论”折射出“中国威胁论”，遮蔽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刻意要把中国置于世界和平的“挑战者”的地位，为遏制中国制造意识形态借口；其二，“文明冲突论”极力突显冲突、对抗、霸权，从而明里暗里地否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亨廷顿将儒家文化视为专制主义，而忽视儒家倡导的和谐、大同、天下一家等世界观；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家长式的、排外的意识形态，妖魔化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维度上倡导的基于“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观视而不见。“文明冲突论”从经济发展把文明引入意识形态的政治深处，将中国崛起指认为一种对抗性的、冲突性的、不和平的崛起。“文明冲突论”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甚广，这种借文化绘制价值观念的做法表面上谈论的是文化问题，最后的落脚点却是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极易形成意识形态的对抗，这是当代中国和平发展必须破解的一个意识形态难题。
二、解构主流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论”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
“普世价值”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方宗教，公元395年罗马基督教两大教派之争即“普世”称号之争。后来学术界往往将普世价值指向欧洲的启蒙运动，即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统治而高扬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随着二战后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以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发生，普世价值之争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以一种政治面目出现，背后有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中文“普世价值”词条最早出现在维基百科中的时间是2006年，距今已有十余年。普世价值在中国的热炒绝非仅仅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问题，即普世价值背后有着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抱负。事实上，所谓的“普世价值”仅仅是一种代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特定区域和特定阶级的非普适观念。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统治者总是企图“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5]然而，一旦这种非普适的“普世价值”以普遍性的面貌出现，却极具迷惑性。因为，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为所有国家的价值观谋划出一个所谓“正确的”价值定向或标准，不符合这种定向或标准就一定是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出了问题。所以在西方中心主义下开出的药方只能是“西化”。
“西化”目的有三：一是试图用普世价值改造马克思主义，把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个人主义等进行价值“缝合”，普世价值则作为一个“缝合点”与各种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因素一同“构成了结构化的意义网络”[6]，合力围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而软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硬度。这就造成了一些人往往把我们自己的成功实践兑换成西方的价值和意义才自信，亦或是习惯用西方话语解构马克思主义，因此，有学者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虽然是我们在说话，但其实是西方话语（通过我们的嘴）在说话”[7]。二是试图用普世价值包装马克思主义，模糊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界限，有些西方学者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资本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在普世价值对马克思主义渗透和精心包装下，造成了“有一些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观，还有人‘分析说，十八大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普世价值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可见，与西方面对中国崛起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保持垄断、保密和小心翼翼相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术则是倾尽全力，廉价兜售，打着“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进行“再意识形态化”，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失去能见度和分辨率，从而遮蔽掉共产主义对资本逻辑的超越性。三是用“西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操控，培养西方意识形态的代理人，通过各种方式来诱导舆论，从而撕裂中国社会。我们必须承认，当今中国社会“左”与“右”难谋共识，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激进对立，贫与富的两极分化以及“两个三十年”争论等所造成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难题，除了转型社会中的自身原因，背后与“西化”意识形态的不断渗透不无关系。
可见，不论是普世价值刻意改造还是包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分辨率，这样就使“中国崛起”背后的意识形态遭到解构，中国崛起就无法通过中国故事有效地表达出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对人类文明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识别出普世价值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每一次价值伸张都借普世价值表达出试图为一切国家、民族、政党制定现代化方案的野心。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借鉴和扬弃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要有自我主张。
三、遮蔽中国道路：“历史终结论”中的话语霸权
冷战结束以后，如何评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优劣及其历史命运，成为东西方政界和学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争。如果说普世价值还只是影响到中国崛起之意识形态分辨率和能见度的话，那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内嵌“中国崩溃论”的意识形态陷阱，则是直接否定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关涉到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论前提。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出场则是对马克思未来设想的一个直接回应，即他认为西方式自由和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整体的最后形式。”[9]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之后，更加坚定了福山对“历史终结论”的自信。在福山眼里西方历史就是一部“普世史”，即不管你是否喜欢资本主义都必须接受它，不管目前和未来还有多少思潮在碰撞，最终还是无法逾越自由民主制度架构。福山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在政治设计上，如果离开了欧美中心主义下的民主自由，就没有出路。福山这种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判断，将现代性中的资本逻辑作为其“历史终结论”的经济理由，从心理学意义上将黑格尔的“主奴关系论”视为其政治哲学，为的就是把西方自由民主作为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既妖魔化未来共产主义，又否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可见，在“历史终结论”者看来，中国要么进入西方的意识形态序列被“西化”，要么就会崩溃。
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曾经发文掀起了新一波“中国崩溃论”，说“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其文一开头，就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中国体制类比中东“颜色革命”前的专制体制。这些西方理论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未能解决合法性问题，而且只要不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全盘接受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就绝不可能解决这一执政的根本问题。正是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他们认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口号，而完全无视改革开放形成的中国现行体制的生命力。当前，随着亚投行、“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国道路已经越来越多地通过准确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伸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突显出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当然，在“历史终结论”炮制出的西方文明优越论情绪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丧失了跳出“西方”看东方的能力，正如齐泽克所描述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态灾难的情况下，自由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10]
可见，“历史终结论”在逻辑上仍是沿着西方中心论的路向，但它在全球化语境中却不断形成一种文化和话语霸权。在这种话语霸权中，由“历史终结论”迁延到中国社会的症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在一些人将改革开放前后的三十年割裂开来，用一个“三十年”否定另一个“三十年”，否定来否定去最终掉入“历史终结论”预设的“中国崩溃论”意识形态陷阱，遮蔽了中国道路的自主性、历史性与合法性。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历史终结论”用其所建构起来的普世史试图终结500多年的社会主义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这种对历史的遮蔽无疑制造出了“中国崩溃论”最大的理论温床。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能否和平发展是一个历史关键扭结：一头连着未来，一头系着历史，否定历史就很难清晰地洞见到未来的出路。中国崛起必须带有历史性，这个历史性本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待中国的发展，这本身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我们必须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问题已经成为世界问题，通过“历史终结论”为中国设定一个西方价值的镜像，否定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业绩，制造“中国威胁论”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西方某些理论家的一厢情愿。
四、余论
当前，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使妖魔化异质性国家的行为已经成为其习惯性意识形态偏好，以至中国常常沦为他们丑化和攻击的对象。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将对自身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就中国现代化建设而言，其世界历史意义在于确立一种合理的现代性，即‘中国现代性。”[11]“中国现代性”的实质就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其背后有着表征“主义”鲜明的旗帜，这个“主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和价值话语。我们必须在西方话语霸权中对中国道路进行价值意义上的祛蔽，否则我们的发展就会成为西方发展道路中的一个注脚。中国和平发展是中国道路的一个鲜明指向，因此，围绕和平发展建构出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塑造出中国和平发展的意识形态期待就成了当务之急。否则，我们会逐渐丧失国际话语权，无法讲好“中国故事”，从而加深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意识形态动机的误解，我们也会付出较多的发展成本。进而言之，和平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期待”，反映出了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取得相应的理论地位。我们必须消除“和平发展”所面临的意识形态贫困格局，“真正开辟如何走向未来的理论通道”[12]，满足“和平发展”的意识形态期待。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4.
[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99.
[3]【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M].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0.
[4]郑永年.为中国辩护[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0.
[6]【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08.
[7]赵汀阳.学问中国[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4.
[8]姜胜洪.不甘寂寞的西方普世价值观[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3-24（A05）.
[9]【美】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
[10]【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11]侯才.哲学的伦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塑[J].北京大学学报，2015（3）：47.
[1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216.
[责任编辑：张学玲]
摘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必须建构起相应的意识形态话语。然而，当中国和平发展作为意识形态在全球化语境中积累认同时，却经常处于一种有理说不出的“被遮蔽”状态。要想为和平发展意识形态进行“祛蔽”，就必须意识到中国和平发展正遭遇着“西方三论”内嵌的三个意识形态陷阱，即“文明冲突论”下的意识形态对抗；“普世价值论”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终结论”中的话语霸权。只有识别出“西方三论”的意识形态用心才能为和平发展的意识形态祛蔽，跨越意识形态陷阱，进而使“中国和平发展论”取信于世。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意识形态；文明冲突论；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5.006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5-0024-04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以罕见的速度保持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地位明显增强，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新兴大国。当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之时，“中国威胁论”随之而起。因为西方笃信新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由来已久。当我们以“和平发展”理念善意回应之时，却遭遇了“西方三论”的意识形态陷阱，即“文明冲突论”“普世价值论”和“历史终结论”，以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从不同视角围剿“和平发展论”， 从意识形态上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球化認同基础。正如萨义德在其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论述讲到的“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1]我们必须揭露“西方三论”的意识形态陷阱之实质，为和平发展意识形态祛蔽，尽最大可能求得“中国和平发展”的全球化认同。
一、对立中西文明：“文明冲突论”下的意识形态对抗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将“文明冲突论”视为一个关于研究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并认为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让人们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政治认同。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中文版序言中反复强调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构成了一种“对抗模式”：“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2]亨廷顿根据这一范式把当代世界文明划分为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等七大文明和一个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通过对各种文明力量的对比得出结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事实上，亨廷顿表面上拒绝意识形态因素，但是在他引入文明范式的同时却承认汤因比关于文明的观点，即“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其实，亨廷顿始终没有有效剥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政治关系，他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中将文化当做一种价值观，难道价值观不正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吗？英国教授马丁·雅克在其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中通过描述中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文明所彰显价值观的异质性，更明显地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扩张”的不安。他认为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国家正“凭借经济实力来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目标”[3]，并将这种文化上的崛起视为“霸权力量的意义所在”。雅克在论述中国正在“改变”世界过程中，通过文本暗示出的真实意图却是中国正在“威胁”世界。因为雅克的意识形态前提是——历史只能是西方的历史，文化必须是原子个人式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的另一个代名词是西方。从其副标题“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就能看出：“文明冲突”作为一种实然的文化现象，被两位英美学者巧妙地嵌入了“中国威胁论”，这实质上是对国际关系的一种零和游戏的理解。“零和博弈思维主导了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现在，西方把这种思维应用到了中国。”[4]
由此可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雅克的“中国统治（威胁）论”在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倾向中得到了“会通”，将文化范式作为一颗照明弹，曝光出国家间政治意识形态的地形图，鼓吹“文明冲突论”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后冷战时代以新的话语模式唤起美欧意识形态重塑西方霸权：通过文化范式反问自己“我是谁”，通过高扬欧美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潜在地告诉你“应该站哪边”。因而“文明冲突论”以文化为话语模式，实质上表达的是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对抗性的文化帝国主义狂热。
进入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极易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即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中国势必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进而给了雅克标榜的中国威胁论“接着说”的机会。这种“中国威胁论”的建构手段正是意识形态性的：其一，通过“文明冲突论”折射出“中国威胁论”，遮蔽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刻意要把中国置于世界和平的“挑战者”的地位，为遏制中国制造意识形态借口；其二，“文明冲突论”极力突显冲突、对抗、霸权，从而明里暗里地否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亨廷顿将儒家文化视为专制主义，而忽视儒家倡导的和谐、大同、天下一家等世界观；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家长式的、排外的意识形态，妖魔化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维度上倡导的基于“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观视而不见。“文明冲突论”从经济发展把文明引入意识形态的政治深处，将中国崛起指认为一种对抗性的、冲突性的、不和平的崛起。“文明冲突论”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甚广，这种借文化绘制价值观念的做法表面上谈论的是文化问题，最后的落脚点却是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极易形成意识形态的对抗，这是当代中国和平发展必须破解的一个意识形态难题。
二、解构主流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论”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
“普世价值”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方宗教，公元395年罗马基督教两大教派之争即“普世”称号之争。后来学术界往往将普世价值指向欧洲的启蒙运动，即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统治而高扬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随着二战后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以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发生，普世价值之争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以一种政治面目出现，背后有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中文“普世价值”词条最早出现在维基百科中的时间是2006年，距今已有十余年。普世价值在中国的热炒绝非仅仅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问题，即普世价值背后有着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抱负。事实上，所谓的“普世价值”仅仅是一种代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特定区域和特定阶级的非普适观念。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统治者总是企图“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5]然而，一旦这种非普适的“普世价值”以普遍性的面貌出现，却极具迷惑性。因为，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为所有国家的价值观谋划出一个所谓“正确的”价值定向或标准，不符合这种定向或标准就一定是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出了问题。所以在西方中心主义下开出的药方只能是“西化”。
“西化”目的有三：一是试图用普世价值改造马克思主义，把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个人主义等进行价值“缝合”，普世价值则作为一个“缝合点”与各种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因素一同“构成了结构化的意义网络”[6]，合力围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而软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硬度。这就造成了一些人往往把我们自己的成功实践兑换成西方的价值和意义才自信，亦或是习惯用西方话语解构马克思主义，因此，有学者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虽然是我们在说话，但其实是西方话语（通过我们的嘴）在说话”[7]。二是试图用普世价值包装马克思主义，模糊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界限，有些西方学者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资本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在普世价值对马克思主义渗透和精心包装下，造成了“有一些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观，还有人‘分析说，十八大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普世价值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可见，与西方面对中国崛起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保持垄断、保密和小心翼翼相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术则是倾尽全力，廉价兜售，打着“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进行“再意识形态化”，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失去能见度和分辨率，从而遮蔽掉共产主义对资本逻辑的超越性。三是用“西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操控，培养西方意识形态的代理人，通过各种方式来诱导舆论，从而撕裂中国社会。我们必须承认，当今中国社会“左”与“右”难谋共识，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激进对立，贫与富的两极分化以及“两个三十年”争论等所造成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难题，除了转型社会中的自身原因，背后与“西化”意识形态的不断渗透不无关系。
可见，不论是普世价值刻意改造还是包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分辨率，这样就使“中国崛起”背后的意识形态遭到解构，中国崛起就无法通过中国故事有效地表达出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对人类文明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识别出普世价值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每一次价值伸张都借普世价值表达出试图为一切国家、民族、政党制定现代化方案的野心。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借鉴和扬弃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要有自我主张。
三、遮蔽中国道路：“历史终结论”中的话语霸权
冷战结束以后，如何评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优劣及其历史命运，成为东西方政界和学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争。如果说普世价值还只是影响到中国崛起之意识形态分辨率和能见度的话，那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内嵌“中国崩溃论”的意识形态陷阱，则是直接否定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关涉到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论前提。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出场则是对马克思未来设想的一个直接回应，即他认为西方式自由和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整体的最后形式。”[9]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之后，更加坚定了福山对“历史终结论”的自信。在福山眼里西方历史就是一部“普世史”，即不管你是否喜欢资本主义都必须接受它，不管目前和未来还有多少思潮在碰撞，最终还是无法逾越自由民主制度架构。福山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在政治设计上，如果离开了欧美中心主义下的民主自由，就没有出路。福山这种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判断，将现代性中的资本逻辑作为其“历史终结论”的经济理由，从心理学意义上将黑格尔的“主奴关系论”视为其政治哲学，为的就是把西方自由民主作为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既妖魔化未来共产主义，又否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可见，在“历史终结论”者看来，中国要么进入西方的意识形态序列被“西化”，要么就会崩溃。
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曾经发文掀起了新一波“中国崩溃论”，说“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其文一开头，就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中国体制类比中东“颜色革命”前的专制体制。这些西方理论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未能解决合法性问题，而且只要不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全盘接受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就绝不可能解决这一执政的根本问题。正是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他们认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口号，而完全无视改革开放形成的中国现行体制的生命力。当前，随着亚投行、“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国道路已经越来越多地通过准确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伸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突显出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当然，在“历史终结论”炮制出的西方文明优越论情绪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丧失了跳出“西方”看东方的能力，正如齐泽克所描述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态灾难的情况下，自由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10]
可见，“历史终结论”在逻辑上仍是沿着西方中心论的路向，但它在全球化语境中却不断形成一种文化和话语霸权。在这种话语霸权中，由“历史终结论”迁延到中国社会的症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在一些人将改革开放前后的三十年割裂开来，用一个“三十年”否定另一个“三十年”，否定来否定去最终掉入“历史终结论”预设的“中国崩溃论”意识形态陷阱，遮蔽了中国道路的自主性、历史性与合法性。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历史终结论”用其所建构起来的普世史试图终结500多年的社会主义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这种对历史的遮蔽无疑制造出了“中国崩溃论”最大的理论温床。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能否和平发展是一个历史关键扭结：一头连着未来，一头系着历史，否定历史就很难清晰地洞见到未来的出路。中国崛起必须带有历史性，这个历史性本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待中国的发展，这本身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我们必须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问题已经成为世界问题，通过“历史终结论”为中国设定一个西方价值的镜像，否定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业绩，制造“中国威胁论”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西方某些理论家的一厢情愿。
四、余论
当前，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使妖魔化异质性国家的行为已经成为其习惯性意识形态偏好，以至中国常常沦为他们丑化和攻击的对象。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将对自身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就中国现代化建设而言，其世界历史意义在于确立一种合理的现代性，即‘中国现代性。”[11]“中国现代性”的实质就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其背后有着表征“主义”鲜明的旗帜，这个“主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和价值话语。我们必须在西方话语霸权中对中国道路进行价值意义上的祛蔽，否则我们的发展就会成为西方发展道路中的一个注脚。中国和平发展是中国道路的一个鲜明指向，因此，围绕和平发展建构出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塑造出中国和平发展的意识形态期待就成了当务之急。否则，我们会逐渐丧失国际话语权，无法讲好“中国故事”，从而加深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意识形态动机的误解，我们也会付出较多的发展成本。进而言之，和平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期待”，反映出了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取得相应的理论地位。我们必须消除“和平发展”所面临的意识形态贫困格局，“真正开辟如何走向未来的理论通道”[12]，满足“和平发展”的意识形态期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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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