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科学教育馆对西北边疆地区科学教育的推进

    郭鉴　刘淑红

    [摘 要]受近代科學教育思潮的影响，服务于抗战建国、开发西北的目标，甘肃科学教育馆于1939年创建于兰州。自建成之日起，甘肃科学教育馆通过培训教师、开办中心实验室、巡回教学、图书公开阅览、举办学术演讲、鼓励学术研究等多种方式来增进西北边疆学校之科学教育、普及社会民众科学知识、加强科学学术研究，虽环境艰难，物力堪忧、经费短缺，但得各界襄助，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西北边疆地区科学教育落后的现状。 [关键词]甘肃科学教育馆；科学教育；社会教育；西北边疆

    [中图分类号] G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9）03-0129-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03.025

    科学教育馆简称为科教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出现的公众文化教育设施，主要承担普及社会民众科学知识，辅助各级学校科学教育的任务，并通过结合本地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开展科学调查和研究的方式来推进科学教育。在指导学校教育方面，科学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所在地的中等学校提供科学教育的实验基地，在民国时期学校科学教育特别是中学理科实验教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科学馆在近代较早普及公众科学知识的国家乃是一种平常的公共文化设施，“但在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多变、科学发展曲折艰难的背景下，科学馆被赋予了较其他国度更多的功能和使命”[2]。在这一社会背景下，1939年元旦于兰州成立的甘肃科学教育馆，有着属于自己的角色和功用，在增进西北边疆之学校科学教育、普及社会民众科学知识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甘肃科学教育馆创建的时代背景

    （一）科学教育思潮的影响

    科学教育思潮出现在近代中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完成了两次产业革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同一时期曾经在古代创造辉煌文明的中国却处于科学落后、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境。面对国势衰微的状况，爱国人士关注国家命运，对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科学教育只是被局限在学习、模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范围内，对当时的社会和教育影响甚微[3]，直到维新运动时期才真正明确提倡科学教育，其中以严复呼声最高，把科学教育提高到了救亡图存的重要地位。

    真正科学教育思潮的形成始于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一批留美学生，于1914年6月10日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立的中国科学社，翌年1月刊行《科学》杂志，这两件事标志着中国科学教育思潮进入起潮时期，形成一股颇有时势的时代潮流[4]。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两面大旗下形成了以批判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为主要标志的“五四”精神，促成科学教育思潮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推进我国的科学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学教育思潮正是在这样大的社会氛围中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些留学欧美的学生如陶行知、胡适等人提出科学教育的目的在于传授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1923年，中国科学社在杭州召开会议，任鸿隽提出该社新目标为：发行杂志，编译书籍，编订科学名词，设立科学研究所，设立各种博物馆，举办科学讲演，举办团体旅行，接受各机关之科学研究委托[5]。一批美国教育家来华讲学为中国科学教育思想注入了一股新流，促进了科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1939年成立的甘肃省科学教育馆成立，是科学教育思潮的产物，见证了我国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简单模仿到科学教育落实到实际的教学领域之中的变化。其成立之初主要目的就在于改进西北地区科学知识匮乏、科学教育落后的现状。主要通过设立博物展览、邀请中外专家举办科学讲演、发行学报、编译国外科学书籍等方式在西北边疆地区推行科学教育，基本与中国科学社规定的目标一致。

    （二）建设西北边疆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之后，应国防之需，国民政府决定开发西北，其中，发展西北文教成为基础性工作[6]，为在西北边疆地区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战事爆发后，举国施行“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1938年3月31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中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纲要中提出了“九大方针”和“十七项要点”，纲要中的九大方针指出：“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需要；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适合一切国情；对于各级学校之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求各地平均之发展……”[7]。十七项要点亦规定了在抗战时期办理社会教育的注意事项：“……确定社会教育制度，并迅速完成其机构，充分利用一切现有之组织与工具，务其于五年内普及识字教育，肃清文盲，并普及适应于建国需要之基础训练[8]”。“实施方案”对边疆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工作亦着墨甚深，成为抗战期间教育循序发展的重要原则。虽在战时，但我国的科学教育、社会教育及边疆教育的发展有了政策上的保障，在西北地区发展科学教育也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为甘肃科学教育馆的成立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在兵荒马乱之际，后方边远省份成为重要的根据地，抗战时期“年来外患日亟，边警频传，注意边疆，研究边疆，经营边疆之呼声，乃随边患之增高而增高”[9]。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西北地区就抗战而言，可以充实后方，就建国而言，可以奠定国之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开发西北亦提上日程，“国难发生以来，国人鉴于国土日削，遂将其向对沿海沿江诸省注视之目光，转而向素不经意之西北；故开发西北之声浪，高唱入云”[10]。然而这些边远地区大多贫瘠，经济建设落后，学术研究历史之浅，参考书籍缺乏，科学教育薄弱。研究人员初来开发调查西北时，“西北为一十足之畜牧及农业社会，一切均停滞于中世纪之状态下，举凡工商业农业概未加以改进，即日常生活，亦充分流露原始状态”[11]，为提升其文化与生活水平，增强其国家意识，确保各民族文化之交融，开发边疆以巩固国防，边疆教育、社会教育和科学教育事业得以大力推展。

    二、甘肃科学教育馆成立始末与组织形式

    （一）甘肃科学教育馆的成立

    自从1908年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引发庚款兴学以后，其他国家基于不同的意图或目的也都纷纷效仿美国相继退还或减免庚子赔款，同时亦设立董事会或委员会对庚款的支配用途进行管理[12]。1931年4月于南京成立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简称中英庚款董事会），利用庚款在中国推进边疆教育事业主要集中在1934—1944年间[13]。甘肃科学教育馆正是成立于这一时期，为当地及周边地区科学教育的推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36年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决议发展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四省边疆教育，并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进行调研并设计一切。考察团员有戴乐仁，郭有守及梅贻宝，他们于1936年8月开始，遍经西北四省，历时月余，结合当地实际情形，在发展西北边疆教育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在甘肃省，准备于兰州设立科学教育馆，“冀提高学校科学教学水平，希以推动全省之经济建设”[14]。由于当时国共对峙，张学良的东北军控制甘肃，此次考察所得计划未能实行[15]。1937年秋，经陶孟和、顾颉刚、王文俊等人再次先行莅甘考察，认为补助西北教育之急务在于推广科学教育。陶孟和、王文俊则在考察中认识到，与西北其他省份相比，甘肃教育相对进步些，但科学教育太落后，因此提议集中财力在该省创办一所科学教育馆[16]。至1938年春，设立甘肃科学教育馆的决议已定，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聘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梅贻宝先生为馆长。与此同时，一面由武汉购置图书仪器，运往兰州；一面在兰州选择合适的馆址，以期成立。直至1939年元旦，甘肃省科学教育馆正式举行成立典礼。成立之初，人事几经变迁，至1940年秋由袁翰青主持馆务后，稍有起色。据统计，我国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全国举办多种实验室仅有两处，一为福建省科学馆，一即甘肃省科学教育馆[17]。而且，甘肃省科学教育馆地处西北后方，其作用及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二）甘肃科学教育馆的主要职能

    西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数千年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然而年代沧桑，西北一区委为边陲，加以交通不便，风气闭塞，民智未开，其文化教育现状令人堪忧，科学教育更为孱弱。抗战以来，东南各省相继失陷之后，国人目光开始转向西北，其俨然为长期抗战理想之所，西北地区抗战建国之重要性与日俱增，国民政府于此国家民族危难之时对西北愈加关注，其中关键在于发展西北文教事业。

    鉴于西北迫切需要提高教育文化水平，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核准对西北的补助计划，并先后两次派考察人员与董事及董事会总干事等相关人员共同组成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会，设计补助西北教育一切事宜。委員会派人考察社会状况，购置图书仪器，补充师资，寻找馆址，又承社会各界襄助，科学教育馆初具规模。西北之地位今昔更迭，比寻常更为殷切需要科学教育，于兰州设立科学教育馆主要目的一为推动科学之教学；一为利用科学教育民众以谋自立更生。王文俊指出：“开发西北教育之关键，不在多立形式之学校，而在使西北青年能认识科学，了解科学，更进而运用科学。[18]”

    （三）甘肃科学教育馆的组织形式

    中英庚款董事会于1934—1937年连续4年分拨庚款，分别补助甘肃、宁夏、青海和绥远4省发展义务教育。但鉴于教育厅领到经费之后并未将其全部用于发展教育事业，自1938年起，董事会决定改用自办教育的兴学方式，在边疆地区自己设计并兴办教育事业。其中，甘肃省科学教育馆便是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于西北边疆地区兴办起来的。但是，自1943年中英签订新约、终止《辛丑条约》中有关中英的条文以后，中英庚款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其在中国创办或资助的相关文化教育事业亦相继移交国民政府管理或接办[19]。甘肃科学教育馆的相关事宜由甘肃省教育部门负责。

    在抗战时期，社会教育进入到一个积极推进时期，西北各地在原有社会教育基础上增设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等各类社会教育设施。甘肃科学教育馆主要属于社会教育，其目的在于推进西北边疆地区社会和学校的科学教育。

    甘肃科学教育馆成立之初设有自然科学组及社会科学组。自然科学组设理化、工业、生物、农业四股；社会科学组设农村经济，社会教育及营养卫生三股；总务部有文书、会计、庶务、编辑等科。梅贻宝馆长因担任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在科教馆兴办奠基之后，于1940年5月辞职，是年十一月，董事会聘袁翰青为馆长。为提高工作效率，科教馆的组织形式有所变动：将自然科学教育组分为数理化及博物两股，数理化股在调查研究化验工作之外，附设中心实验室，金木工室及制药室。生物学及地学工作由博物室组织。社会组则将原来的三股改为教育推广一股[20]。在组织形式上更为精简。

    至1945年，甘肃省科学教育馆的章程更为完善。1945年6月30日，立法院第四届第280次会议通过《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组织条例》（以下简称《组织条例》），并在1945年7月18日由国民政府公布。根据《组织条例》，甘肃科学教育馆安排了馆长及相关的工作人员，规定了甘肃科学教育馆隶属于教育部，其主要任务是办理甘肃省通俗科学教育馆，并辅导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机关推行科学教育。科教馆设有研究组、推广组、展览组、总务组四个部门 [21]。

    整体上看，科学馆的管理趋为完善，工作更加细化，推行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方式亦为丰富多样；有些事务可以根据事实需要分别或合并设置，在推行科学教育的过程中具备了一定的灵活性；只要教学中有所需要，经教育部批准后，科教馆还设置了仪器、标本、模型制造所，为实验教学提供了保障。

    三、甘肃科学教育馆对科学教育的推行

    （一）对学校科学教育的推进

    甘肃科学教育馆成立之时便希望改进西北地区的科学教育，但科学并不是普通意义的物理、化学、生物等，除此之外，还应有科学的研究对象，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工具、目的和态度[22]。因此，科教馆将培养教师、改良教法、增加教具、慎选教材、巡回教学等方式纳入到推广学校科学教育的体系中来。

    1.辅导小学教师进修。甘肃省中等教育的师资可由西北师范学院提供保障，“西北师范学院在甘设立分院，招收一年级新生，以期造就本省中等教育之师资”[23]。民国政府在全面抗战时期对小学教育颇为重视，甘肃省的小学教育也在积极推进，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充实小学师资。为提高教师水平，在庆阳、临夏等地增设省立师范学校；在原有师范上增加班级数，并办师资训练班，大量培养师资，以谋供求相应。顾颉刚在1937年对甘肃省临洮、渭源两地的教育考察之后，提出培养师资的建议，后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采纳。在以庚款设立的甘肃科学教育馆中，举办教师讲习班及对蒙、藏、回巡回施教等，成为科教馆的重要工作。科学教育馆不是师范学校，对于培养教师、改良教法这两个方面不能像普通学校那样办理，只能通过教师假期讲习会，由短期的讲习来提高教学的水平和能力。截止到 1944 年，甘肃科学教育馆利用寒暑假在兰州、天水、平凉、武都、张掖、岷县等处共大规模举办十二期小学教师讲习会。据记载，“课程及讲授时数，均如期讲完，未曾短缺，各科讲师，均系学有专攻，经验丰富之士”[24]，为甘肃省师资水平的提升做出了一定贡献。 1941年寒假，甘肃省科学教育馆在天水师范区举办小学教师寒假讲习会，从其报告书中可以了解到此次讲习会在课程设置方面，不仅讲授《小学普通教学法》《小学教育重要法令》《社会教育》《甘肃教育设施纲要》《理化教学法》《生物常识及教学法》及《社会常识及教学法》等有关近代新教育的理论知识和教学法，有意义的是，他们还开设《抗战建国纲领》《边疆问题》以及《军事常识》等发动民众支持抗战的课程。时值抗战，虽然是假期短期培训，也要聘请军事教官，对学员施行军事化管理。教师在培训期间，每周请学识丰富之人举行专题演讲，如请袁翰青讲授《科学与近代文明》，教育部第七教师服务团团长王静山先生讲授《日本之小学教育》。参观地方小学，注重实践性，并在东乡小学一、二、三、四年级试教国语、数学，晚间及时进行教学批评，旨在提升受训教师专业水准。此外，还有科学游戏、国术表演、球类比赛、魔术表演、电影、无线电等，学员或参观机关、或爬山远行，在这一系列学习活动中，“均能踊跃参加，颇觉生气蓬勃”“学员在会之精神与兴趣，亦可在此窥见一斑”[25]。学员对此次培训亦颇为满意：“教材新鲜，设备完善；讲述详明，引证准确；管理严格，生活舒适；重在提升施教方式及实习科学技能。”[26]从教师讲习会结束之后学员提交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教师在培训中受益匪浅。在教学法方面得到更深的知识，更好的适用于战时教学，在合作、生物、农林及教学等课程最有心得，“如航海之指南针有所把握”。更重要的是，课程内加进了边区藏民教育促进讨论会，学员希望老师在边区藏民应如何实施教育方面加以指导，用“佳美”教学方法服务于藏民教育，唤醒藏族同胞国家及民族至上的信念，参加战务，充实国防。

    2.设立中心实验室。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科学教育略具雏形，但各类设备不够完善，教师未尽优良，教育中科学方法的应用尚属萌芽，距离标准程度还有距离，应当力求改善。科学教育应当重视实验教学，“科学必有实验，科学教育必重实物教学，手脑并用，西北教育上最急需者也”[27]。國立甘肃科学教育馆于1940年秋由袁翰青主持馆务后，设中心实验室，以供给全兰州中等以上学校理科实验。各科实验分为初中和高中两部，高中部以学生三人至五人为一组，分组自作实验，初中部为教员作表演讲解[28]。因经费短缺，条件艰苦，科学教育馆在自身情况允许的条件下自制实验仪器及药品。仪器制造着重于高级小学及初级中学应用的示范教学仪器，制作完成后多用于补助学校。1941年8月举办的甘肃省生产展览会，科学教育馆 “深受各界赞许，并获锦标”[29]。从中可见其自制的实验仪器设备在质量方面受到广大民众好评。受时局所限，化学药品补充不易，科学教育馆特于1941年6月成立一间小规模制药室，利用土产原料，制备普通实验药物。半年以来，制得硫酸铜、碳酸钾、碳酸钠、碳酸镁、沉淀碳酸钙、纯氯化钠、纯硫酸、硝酸、盐酸，不但可为化验室自用，而且可供学校理科实验的需求。同时科学教育馆还组织人员采集与整理动植物及矿石标本，曾在兰州近郊、兴隆山、祁连山及河西各县采得植物标本1 000余件，昆虫标本4 000余件，大动物标本数十件，又搜集矿石标本150余件。标本中可以当作教材使用的，则分发给诸学校，以供学生学习观摩之用。

    3.编印挂图，组织科学论文比赛。因购买挂图价钱昂贵，因此科学教育馆组织人员自制科学挂图，方便教学，营造科学的氛围。科学挂图的编制及选材标准大部分根据1936年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并顾及各级学生的理解力与西北的自然环境。据文献记载，科学挂图分小学和中学两组，小学组50种，每种印刷300张，共15 000张，全部编辑印裱完竣后，向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各县市中班级校多的完全小学赠出150余套；中学组挂图与小学相比种类上较多，计划制印70种，共14 000张，全部完成后开始分配补助各中学[30]。

    科学教育馆为提倡西北科学教育，激发青年学生对自然科学发生兴趣起见，于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及新疆举办过科学论文比赛。规定征求科学论文比赛办法大纲，并拟定关于科学题目数种，请各省教育厅将论文比赛办法转寄所属各级中学校及师范学校，使各校学生自由参加。将收到的论文请科学专家评定甲乙等级，并对优秀科学论文做出奖励[31]。

    （二）对社会民众科学教育的推进

    除了在学校内开设相关科学课程外，甘肃科学教育馆还对一般民众思想观念进行启迪。为了补全社会民众之认知与观念差异，推行西北边疆民众科学教育，甘肃科学教育馆采用多种方式对社会民众普及科学知识，惠及西北地区。

    第一，巡回施教。甘肃科学教育馆曾派教育推广股人员赴河西一带巡回施教，并从事教育调查。历时月余，途径武威、张掖、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地，除作一般性教学辅导工作以外，还向社会民众传播科学知识。第二，编印通俗科学壁报及刊物。为启迪民众科学常识起见，编制科学壁报，每月两次，每次两份，分别在兰州城内省府门前及南郊中山林张贴，观众络绎不绝，收效颇宏；另外还编辑《通俗科学》专刊，向民众普及科学常识。第三，图书室公开阅览。甘肃科学教育馆自成立一年以来，“将馆藏各种科学参考书籍约一万册，除供该馆职员自用外，全部公开，外界人士也可按照规程借阅”[32]，藉以增进一般人士科学知识。除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图书室于星期日及放假，亦均开放，本年内共计来室阅读者3 000余人，借出书籍200余种，计2 000余册。第四，举办科学展览。为响应本届双十节科学化运动起见，将本馆之理化仪器、生物标本、科学模型以及挂图表格等件，于兰州民众教育馆陈列展览，历时3日，每日由馆派专员指导，观众络绎不绝。第五，翻译新书，购买美国畅销通俗科学读物，如《战时与平时之原子能》，以深入浅出的文笔，详尽地介绍了原子能原理及原子弹之制造。此间，由甘肃科学教育馆推广组翻译，并出版以供参考[33]。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边疆地区科学教育落后的状况。

    袁翰青担任馆长后，与兰州的化学教师、化工技术人员一道酝酿成立中国化学会甘肃分会，经驻重庆的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同意后，于1943年 3 月中旬正式成立中国化学会甘肃省分会，以此来开展学术交流活动。1944年9月，在袁翰青的积极筹备和建议下，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会、中华化学工业会在兰州召开第二届联合年会。这是甘肃科学教育馆筹办的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科学盛会，与会的许多专家对开发西北化工资源提出了建议和设想，对推动甘肃以及整个西北地区的化工事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4]。同时，甘肃省科学教育馆还大力加强倡导学术研究及科普活动，自己筹办或应各机关团体学校之请，举行科学讲演会。1943年李约瑟博士等一行人到西北考察，科教馆邀请到李约瑟作了“国际生物化学进展”学术报告；1944年，邀请曾昭伦、张洪沅、高济宇等专家作了12场科普性的专题报告[35]。鼓励科研人员研究工作，并将研究成果编入《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学报》，涉及内容广泛，涵盖农业、林业、地理、化工及教育多个方面。

    四、对甘肃科学教育馆的评析

    甘肃省科学教育馆成立之时，得社会各界及专家学者襄助，也集中了一批近代优秀的学者：首任馆长梅贻宝先生为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继任者袁翰青先生是近代著名化学家、文献学家，于1929年获得清华大学理学学士学位之后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研究所学习有机化学，193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科教馆成立之前为其奔走考察的王文俊先生，获得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学位，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有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金陵大学等研究员。甘肃省科学教育馆接待过如李约瑟博士等国外著名专家学者，举办先进的学术论坛，科学讲座……，甘肃省科学教育馆虽然起点艰难，没有良好的“天时”与“地利”，却有“人和”，况且与抗战前线相比，西北后方还算安稳，能够献研究之力，尽报国之心。

    近代中国百废待兴，“以西北交通之梗阻，战时物资之缺乏，工作推行，深感不易”[36]。有馆员在河西走廊放映影片时不禁感慨：“河西路上放映三个月，可以天天客满，可是教育部究竟能给多少钱？”[37]虽然物资匮乏，经费短缺，但是筹办者认识到甘肃省科学教育馆为西北博物馆之滥觞，决非一蹴可就之业，准备工作，必须积以岁月，不可草率了事，“倘草率了事，因陋就简，不特无教育意义可言，反予观众以科学教育不过如是之坏印象矣”[38]。因此甘肃科学教育馆在筹办期间，“广收各种有关边疆之文献实物，以为研究之中心，同时公开展览，充实一般人对于边疆之认识”[39]， “成立以来，为时不过一年，而工作方面，颇得一般社会好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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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刘 爽）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trend of modern science education， the Gansu Science Education Center was founded in Lanzhou， Gansu Province in 1939 to serve the goal of building the northwest against the war. Since the completion of the school， through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central laboratories， roving teaching， public reading of books， holding academic speeches， encourag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other means to enhance the school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popularize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of the public and strengthen science Academic research， although the environment is difficult， material resources are worrying， and funding is short， but all sectors help， to a certain extent， improve the backwardness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regions.

    Key words： Gansu Science Education Museum； science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northwest front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