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思考
王秋菊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将其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为例，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重要性、内容和方式三个方面进行探索，希望能够为该课程的教学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融合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5.015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5-0071-04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将其思想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有益于我们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民族特色、认同感、丰厚感与感染力，也有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对历史经验的自觉借鉴，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性。”[1]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而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本文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重要性、内容和方式三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思考体会。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需要，也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效果的重要方式。
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是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需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先进文化的正确指引，而先进文化的形成需要建立在既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2]因此，社会主义新文化必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它必须要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在两者的融合中才能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种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很难形成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如历史上对佛教思想的吸收就是一个例子），这为其能够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从而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创造了条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建立在高度工业化基础之上的科学思想理论，恰好能够满足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求，只有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需要。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效果的重要方式
在今天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往往存在着思政课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文化底蘊不足、吸引力不够；脱离学生的专业实际，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忽视第二课堂，教学的亲和力感染力不足等问题。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中，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辨性和学理性较强，带有明显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因此一些学生认为这门课程远离现实、远离生活，只是空洞的说教，从而缺乏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想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就应该从他们所熟悉的、感兴趣的内容切入，而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道德修养，中华民族比其它民族有着更强烈的文化认同心理，传统文化思想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候，如果能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切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上鲜明的中国特色，用大学生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内容和话语去阐释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疑将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在动之以情的基础上去晓之以理，将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认同感，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提高教学效果。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主要方面
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其理论形式和内容上有明显的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相通相近的地方。正如有些学者所言：“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有着许多观点也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的相互呼应。”[3]正是这些相通之处，为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内容提供了契机。
1.在世界观方面，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具有相通之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源远流长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例如，汉代的王充就认为天地万物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构成的：“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论衡·言毒》）即元气是世界万物的始基、本源，万物乃至人类都是从“元气”派生出来的，而对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王充也明确指出，物质先于精神，人的精神不能离开形体单独存在，他比喻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之精？”（《论衡·论死》），他断言人死不能为鬼：“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同上），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尽管存在着直观性、猜测性和不彻底性的局限，但仍然体现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理性光辉。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理论契机。
在辩证法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丰富的内容，从《易经》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到老子提出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相反相成”，“反者道之动”，到王安石的万物“皆各有耦”，“耦之中又有耦”，到张载指出的“动非自外”，“一物两体”，“变著化渐”说以及王夫之的“推故而别致其新”，“进极于进，退者以进；退极于退，进者以退”，这些思想无不体现着深刻的辩证思维的方法。应当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辩证思维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辩证法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熏陶的毛泽东，正是看到了两者之间的相通性，撰写出《矛盾论》一文，文中所提及的孙子的军事思想，《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事例以及老子的“相反相成”思想，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论思想有联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重要理论成果。
2.在认识论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重视实践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非常重视实践的作用，要正确理解和把握认识活动，就必须联系人类的实践活动，因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它不仅产生了认识的需要，为认识提供了可能，使认识得以产生和发展，同时也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所以，认识和实践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这些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观中也有体现。先秦时期，荀子在孔子“学而知之”的基础上，强调“知之必行”，注重实践是认识的目的。而后墨子提出著名的 “三表法”思想，以过去的历史经验、人民的感觉经验和实际运用的效果来检验认识是否正确，这一思想尽管不能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思想，但其中所蕴含的一些思想，诸如生活实践和认识紧密联系、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等，还是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有相通之处。从孔子的“学而知之”，墨子的“三表法”到荀子的“知之必行”“行高于知”，从汉儒董仲舒的“知先规而后行之”，王充的“知物由学，学之乃知”到宋明理学家朱熹的“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知行互发”，心学家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从明末清初王夫之的“知行相资以为用”“知之尽，则实践之”，颜元的“知从行来”到近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知行合一、因知以进行”，这些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知行论思想都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有相通之处。
3.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有相通之处
早在殷周时期，《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进一步强调：“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提醒统治者要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汉代贾谊提出了“民无不为本”的思想：“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宋代理学家程颢提出了“下者上之本”的思想：“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则上危矣。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原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易程氏传》卷二《剥》）把儒家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明清时代的黄宗羲则进一步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明夷待访录·原君》）强调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民主思想的发端。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无疑具有相通之处。
在社会理想方面，中华民族的先贤们就一直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平等、安宁、和谐的社会。先秦时期，孔子在描述理想社会时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篇第十六》）儒家著作《礼记·礼运篇》则对未来“大同”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到了近代，康有为将传统儒家的大同思想，佛家的慈悲思想，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糅合在一起，构想了“大同”社会的前景：以人类共同劳动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以生产和社会的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大同世界。虽然，中国的先贤们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他们并没有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与共产主义理想相通的是，二者都体现了人类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超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都反对剥削和压迫，渴望平等、公平、正义、和谐的生活，正是這种一致性成为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契合点。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主要方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主要方式不仅体现在形式上的融合，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概念、范畴给予新的理论解读，以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而且体现在内容上的融合，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根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进行彻底的改造，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接纳马克思主义，丰富自己的内容，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 [4]
1.对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概念、范畴给予新的理论解读，以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
概念、范畴是理性思维的起点，也是理论建构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首先从形式上来看，就应该体现在两者在概念上的互通，要能够充分利用中华民族的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的理论解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事求是”最早出现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后来，唐朝学者颜师古将其解释为“各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研究学问要注意掌握事实根据，从中找出真实的结论。这里的“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个哲学命题，而仅仅是对严谨的治学学风的概括，。然而，毛泽东同志则根据革命实践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这一命题加以改造和提炼，指出：“‘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5]用“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的语言融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事实求是四个大字。”[6]可见，在讲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观点时，可以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家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来表述，让课程教学更接地气，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认可，这是两者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
2.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采取“辩证否定”的科学态度，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从两种不同的文化理论中抽取部分思想观点，机械地将他们结合起来。而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根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采取“辩证否定”的科学态度，以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搬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话，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人物。”[7]今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并非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传统文化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也有封建糟粕思想需要彻底批判改造，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很容易会把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等同起来，忽视两者在本质上的根本差异。如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有相通之处，但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指明的社会发展的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不是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而是进一步揭示出产生弊端的根源，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中自我否定的力量，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中孕育着新的社会因素，并以此作出对未来社会特点的预见” [8]，因而具有科学性，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大同”社会的描述，仅仅只是停留在表象上，主张以平均主义为核心，而没有找到产生不公平现象的实质和根源，因而具有空想性。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所以在两者的结合中，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为根本，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地否定，推陈出新，这是两者正确结合的根本原则。
要讲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使之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程，必须要具有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9]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增强教学的文化底蕴，提高课程的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从而提升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 王莉萍，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11）：62.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1.
[3]李影，韩喜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3）：66.
[4]张连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和逻辑[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1）：22.
[5]毛澤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8.
[7]习近平.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74.
[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责任编辑：张学玲]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将其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为例，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重要性、内容和方式三个方面进行探索，希望能够为该课程的教学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融合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5.015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5-0071-04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将其思想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有益于我们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民族特色、认同感、丰厚感与感染力，也有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对历史经验的自觉借鉴，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性。”[1]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而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本文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重要性、内容和方式三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思考体会。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需要，也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效果的重要方式。
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是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需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先进文化的正确指引，而先进文化的形成需要建立在既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2]因此，社会主义新文化必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它必须要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在两者的融合中才能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种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很难形成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如历史上对佛教思想的吸收就是一个例子），这为其能够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从而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创造了条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建立在高度工业化基础之上的科学思想理论，恰好能够满足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求，只有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需要。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效果的重要方式
在今天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往往存在着思政课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文化底蘊不足、吸引力不够；脱离学生的专业实际，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忽视第二课堂，教学的亲和力感染力不足等问题。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中，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辨性和学理性较强，带有明显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因此一些学生认为这门课程远离现实、远离生活，只是空洞的说教，从而缺乏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想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就应该从他们所熟悉的、感兴趣的内容切入，而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道德修养，中华民族比其它民族有着更强烈的文化认同心理，传统文化思想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候，如果能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切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上鲜明的中国特色，用大学生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内容和话语去阐释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疑将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在动之以情的基础上去晓之以理，将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认同感，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提高教学效果。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主要方面
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其理论形式和内容上有明显的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相通相近的地方。正如有些学者所言：“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有着许多观点也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的相互呼应。”[3]正是这些相通之处，为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内容提供了契机。
1.在世界观方面，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具有相通之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源远流长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例如，汉代的王充就认为天地万物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构成的：“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论衡·言毒》）即元气是世界万物的始基、本源，万物乃至人类都是从“元气”派生出来的，而对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王充也明确指出，物质先于精神，人的精神不能离开形体单独存在，他比喻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之精？”（《论衡·论死》），他断言人死不能为鬼：“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同上），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尽管存在着直观性、猜测性和不彻底性的局限，但仍然体现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理性光辉。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理论契机。
在辩证法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丰富的内容，从《易经》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到老子提出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相反相成”，“反者道之动”，到王安石的万物“皆各有耦”，“耦之中又有耦”，到张载指出的“动非自外”，“一物两体”，“变著化渐”说以及王夫之的“推故而别致其新”，“进极于进，退者以进；退极于退，进者以退”，这些思想无不体现着深刻的辩证思维的方法。应当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辩证思维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辩证法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熏陶的毛泽东，正是看到了两者之间的相通性，撰写出《矛盾论》一文，文中所提及的孙子的军事思想，《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事例以及老子的“相反相成”思想，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论思想有联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重要理论成果。
2.在认识论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重视实践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非常重视实践的作用，要正确理解和把握认识活动，就必须联系人类的实践活动，因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它不仅产生了认识的需要，为认识提供了可能，使认识得以产生和发展，同时也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所以，认识和实践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这些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观中也有体现。先秦时期，荀子在孔子“学而知之”的基础上，强调“知之必行”，注重实践是认识的目的。而后墨子提出著名的 “三表法”思想，以过去的历史经验、人民的感觉经验和实际运用的效果来检验认识是否正确，这一思想尽管不能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思想，但其中所蕴含的一些思想，诸如生活实践和认识紧密联系、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等，还是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有相通之处。从孔子的“学而知之”，墨子的“三表法”到荀子的“知之必行”“行高于知”，从汉儒董仲舒的“知先规而后行之”，王充的“知物由学，学之乃知”到宋明理学家朱熹的“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知行互发”，心学家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从明末清初王夫之的“知行相资以为用”“知之尽，则实践之”，颜元的“知从行来”到近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知行合一、因知以进行”，这些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知行论思想都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有相通之处。
3.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有相通之处
早在殷周时期，《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进一步强调：“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提醒统治者要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汉代贾谊提出了“民无不为本”的思想：“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宋代理学家程颢提出了“下者上之本”的思想：“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则上危矣。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原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易程氏传》卷二《剥》）把儒家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明清时代的黄宗羲则进一步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明夷待访录·原君》）强调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民主思想的发端。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无疑具有相通之处。
在社会理想方面，中华民族的先贤们就一直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平等、安宁、和谐的社会。先秦时期，孔子在描述理想社会时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篇第十六》）儒家著作《礼记·礼运篇》则对未来“大同”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到了近代，康有为将传统儒家的大同思想，佛家的慈悲思想，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糅合在一起，构想了“大同”社会的前景：以人类共同劳动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以生产和社会的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大同世界。虽然，中国的先贤们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他们并没有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与共产主义理想相通的是，二者都体现了人类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超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都反对剥削和压迫，渴望平等、公平、正义、和谐的生活，正是這种一致性成为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契合点。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主要方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主要方式不仅体现在形式上的融合，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概念、范畴给予新的理论解读，以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而且体现在内容上的融合，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根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进行彻底的改造，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接纳马克思主义，丰富自己的内容，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 [4]
1.对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概念、范畴给予新的理论解读，以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
概念、范畴是理性思维的起点，也是理论建构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首先从形式上来看，就应该体现在两者在概念上的互通，要能够充分利用中华民族的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的理论解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事求是”最早出现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后来，唐朝学者颜师古将其解释为“各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研究学问要注意掌握事实根据，从中找出真实的结论。这里的“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个哲学命题，而仅仅是对严谨的治学学风的概括，。然而，毛泽东同志则根据革命实践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这一命题加以改造和提炼，指出：“‘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5]用“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的语言融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事实求是四个大字。”[6]可见，在讲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观点时，可以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家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来表述，让课程教学更接地气，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认可，这是两者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
2.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采取“辩证否定”的科学态度，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从两种不同的文化理论中抽取部分思想观点，机械地将他们结合起来。而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根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采取“辩证否定”的科学态度，以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搬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话，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人物。”[7]今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并非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传统文化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也有封建糟粕思想需要彻底批判改造，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很容易会把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等同起来，忽视两者在本质上的根本差异。如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有相通之处，但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指明的社会发展的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不是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而是进一步揭示出产生弊端的根源，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中自我否定的力量，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中孕育着新的社会因素，并以此作出对未来社会特点的预见” [8]，因而具有科学性，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大同”社会的描述，仅仅只是停留在表象上，主张以平均主义为核心，而没有找到产生不公平现象的实质和根源，因而具有空想性。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所以在两者的结合中，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为根本，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地否定，推陈出新，这是两者正确结合的根本原则。
要讲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使之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程，必须要具有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9]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增强教学的文化底蕴，提高课程的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从而提升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 王莉萍，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11）：62.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1.
[3]李影，韩喜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3）：66.
[4]张连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和逻辑[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1）：22.
[5]毛澤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8.
[7]习近平.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74.
[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责任编辑：张学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