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原因探析

    黄曦

    【摘 要】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都明确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样的判断。实际上，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其他手稿里均未提过这点。从“总题目”到“政治生活的主题”，在文字表达上的细小差别中实际却蕴含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差别，反应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变化。本文将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总题目”到“政治生活的主题”变化的原因做出一个初步的探析，并简要叙述这种变化给中国政治生活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总题目；政治生活的主题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都明确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样的判断。但是，无论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提纲，还是《正处》正式发表版本，甚至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文集》的所有文章里中，毛泽东从来没有指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没提过“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究竟应该是什么。现行的判断，很可能来源于《正处》开头那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若仔细考察，“总题目”和“政治生活的主题”虽然文字上相似，实质上却有不同：《正处》第一段完整的表述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在此，“总题目”是针对这篇文章的十二个问题来说的，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容。显然，“总题目”的提法不等于后来所说的“政治生活的主题”。 事实上，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地提出这种判断之前，也从来没有出现类似的说法。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我们要用“政治生活的主题”来代替“总题目”的说法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原因

    （一）与党的工作重心和社会主要矛盾相适应，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新的理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转折，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①这个主要矛盾的判断实际上是对中共八大确定的主要矛盾判断的恢复。

    从《毛泽东文集》的题解中，基本可以确定《正处》原讲话的精神是同八大精神相符的。②因此就理论本质而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与八大的主要矛盾判断是最适应的。这是它能成为新时期拨乱反正重要理论工具的根本。但是，《正处》在不断修改中出现了许多与原意不同的内容，使得《正处》曾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理论基础”、① “实现总路线的重要保证”，②或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器”，③这都是事实。而无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能在《正处》中找到相应的文句为自己辩护。这正是经过反复修改后发表的《正处》在理论上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后果，是《正处》在理论上的短处。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些修改，恰恰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和我们建设经验的严重不足。对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只是有了新的思想火花，却还远未成熟。因此他只能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从不同的方面试着丰富《正处》这篇文章，这是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者的必然选择，也是给后来者出的一道考题。

    然而时过境迁，进入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高潮和挫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经相当丰富了。这时候，对《正处》的理论推陈出新，作出合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解析的条件已经成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前进道路已经明晰：首先是完成主要矛盾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已经说明，贫穷和落后不是社会主义，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充分发挥《正处》“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段论述，将当前主要矛盾的提法与《正处》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结合，将人民内部矛盾描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联系到了一起。④一方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将政治斗争紧紧限定在合法、有序的框架以内，为经济建设创造有力的社会、政治条件；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发展经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对主要矛盾，就能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下现实的物质基础，有效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历经这一番推陈出新，《正处》就与经济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而其中“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内容就很难再在政治上掀起波澜。这正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得以明确化、理论化的根本原因。

    在各条战线上实现拨乱反正，是党在新时期面临的另一项重要任务。这就要求彻底清理“左”倾错误思想，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既然“文革”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⑤因此，拨乱反正首先需要将阶级斗争限制在正确的范围内。《正处》所论述的主要问题之一，正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郑重写道：“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对《正处》思想的直接运用，也是停止“文革”式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运动，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最好理论论证。

    （二）正确总结历史，防止“非毛化”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认为，抓了“四人帮”等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等于否定了毛泽东，是最大的“非毛化”。⑥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两个凡是”被否定，拨乱反正和各种冤假错案的平反，这种说法也蔓延到党内。邓小平曾谈到，“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⑦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早已成为中共以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代表。如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被彻底否定，那势必会造成对党和社会主义本身的否定。因此，能否正确总结这一段历史，防止“非毛化”思潮的蔓延，是事关粉碎“四人帮”后安定团结的局面、中共执政合法性维持的大问题。“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①“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②

    正因如此，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心意思就是是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③当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争议虽大，但其锋芒基本是对准建国后的历史。这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大讨论中也可见一斑：“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④可见，要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防止“非毛化”，关键就是肯定毛泽东在建国后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正处》作为毛泽东建国后在理论性和影响力上首屈一指的文章，它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普遍被认为较为科学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次积极探索，还能与党在改革开放中的政策和理论相适应，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都独树一帜，在奠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方面具有其他理论难以比拟的优越性。正因为如此，《正处》作为“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被直接纳入该决议，⑤成为了“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理论源头。这样做，既总结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留下来的宝贵理论遗产；又突出了毛泽东建国以来的历史贡献，否定了“非毛化”，维护了安定团结，可谓一举多得。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得以明确化、理论化的最现实、最直接的原因。

    （三）国际背景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提出还有浓厚的国际背景。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1980年与邓小平会面时曾明确表示，在“四人帮”、林彪和毛泽东的错误等问题上，“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⑥这是当时西方心态的真实体现，也显示了国际舆论在中共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上的高度关注。邓小平对这种关注采取了高度重视的态度，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多次强调国际上对中国关注的重要性所在，“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 “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⑦这清晰地展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过程中国际背景的影响。

    此外，中国在70年代后期以来与各发达国家的外交状况明显改善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国际背景之一。自从50年代后期以来，在国内国外反修防修和反帝斗争实际上就是整个中国的全部政治内容了。这种与世界主要国家长期保持敌对关系的外交形势，显然会影响到对外国渗透和破坏的估计，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前面提到，虽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因为其模糊性也曾经与“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结合到了一起，但在根本上还是个趋向保持社会稳定的理论。在中国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交，中苏关系的最紧张状态逐渐过去的国际战略环境和更务实的、淡化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带动下，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种和缓的理论来应对国内的政治生活显然是合适的，也是历史的必然。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影响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明确提出和肯定，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给改革事业带来强大的支持。《正处》曾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⑧而从“总题目”到“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变化，更是将《正处》中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着力发展经济的见解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通过改革，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的办法，党就能不断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就是把深化改革作为解决包括人民内部矛盾在内的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

    其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奠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有序地展开了拨乱反正的工作，维持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科学性。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强调了社会上“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①因而得以从根源上约束住国内长期过火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形势，让拨乱反正工作得以顺利在全体社会安定、有序的正常状态下开展。在当时，维持这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为了迅速结束“文革”的无政府状态，以迎接马上要展开的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而当改革进一步深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产生各种矛盾冲突日益尖锐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个命题又展现出了新的影响力，给新时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带去了理论武器，提供了实践经验。

    再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还带来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起步。在《正处》中，毛泽东反复提到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采用民主的方法，但他把民主局限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里面。这个公式是在党历次整风中总结出来的，实质上是提倡采用战争年代的政治运动手段实现民主，解决建设时代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与新时期需要维持安定团结，一心一意改革发展的目标不符。因此，随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就加入了通过法律与制度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实际上就是对秩序、稳定和法制化、制度化的呼唤。正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带动下，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法制建设开始起步。

    最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明确提出和肯定，在对外层面上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前述国际舆论对中国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历史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兴趣，同时也产生很多不解或误解的地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和其他一些历史性、理论性的结论和观点，对于回应国际舆论的关注，澄清他们的误解产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同时，这一命题的确立还显示出党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上的尊重历史又创新求变的谨慎态度。这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为党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

    三、结语

    综上所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命题并非从《正处》诞生之日起就存在。在《正处》发表后，党经过二十余年的实践，将毛泽东在《正处》中迸发的思想火花化为明确的理论语言的。否定毛泽东《正处》中“总题目”的提法和关于社会建设规律的正确探索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之间的联系，是割裂历史、割裂党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延续性；但否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与《正处》中“总题目”之间的区别，直接将《正处》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标志，就是无视了从思想火花到成熟、系统的理论的区别，无视了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历程。笔者认为，这同样是有失偏颇的。从正确总结历史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以《正处》“总题目”为文字表述基础，以毛泽东关于发展生产力和处理社会矛盾的正确思想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内外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是结合了毛泽东正确探索、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和改革初期政治经济形势的产物。这样，才能厘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历史发展脉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3页，注释[1]“在这个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就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

    ①董谦：《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理论基础——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发表一周年》，《经济研究》1958年第6期。

    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实现总路线的重要保证》，《江苏教育》1958年第23期。

    ③《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期社论。

    ④张青生：《浅论邓小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页。

    ⑥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页。

    ①②⑤⑥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第298页、第295页、第344、295、297页、第295、297页。

    ③邓小平在谈到写作决议的中心意思时曾表示：“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293页。

    ④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216页。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