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关头抢救胡耀邦的人

    赖晨

    

    

    1929年，年仅14岁的胡耀邦正式投身革命生涯，成为一名红军战士。从此，他在艰难曲折的革命生涯中，多次遇到生命危险，但幸亏遇到“贵人”相助，最终化险为夷。其中一些遇险经历，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也许是他在拨乱反正时期，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的动力之一。

    苏区蒙冤被顾作霖救下

    1932年夏，胡耀邦奉命随部队去湘赣边做“扩红”宣传工作。由于胡耀邦宣传工作做得很扎实，这次“扩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许多青壮年纷纷参加红军，红军得到大发展。正当他返回赣西南，以一颗忠实之心，准备投入更艰巨的革命工作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到他头上了。

    1927年1月，由段锡朋、程天放等在江西建立了一个国民党右派组织——“AB 团”，所谓“AB 团”即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 反赤团”，主要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主张取消民主主义，1927年4月之后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摧毁，该组织即被解散并停止活动了。1930 年 9 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缴获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一部分材料，误判“AB 团”已大量打入中共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苏区内，中共中央作出《肃反工作决议案》，开始大规模打“AB 团”运动。

    1932年夏，湘赣省委“肃反”也如火如荼，从上到下大抓“AB团”。有人为了过关，揭发胡耀邦是“AB团”成员。就这样，胡耀邦被政治保卫局列入黑名单。名单提交湘赣省委常委会讨论时，因为没有证据，王首道等人决定先做监视考察处理。但政治保卫局效仿苏联的“契卡”，自成系统，省委的话可听可不听，而且他们认为：根据揭发人口供，胡耀邦的某位老师就是一个已被处决了的“AB团”，而且胡耀邦受其影响很大。最后，胡耀邦被打成“AB团”，经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批准，决定逮捕处决他。

    行刑前一天，在湘赣边界一带巡视检查少共工作的少共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偶然看到了准备处决的名单，其中赫然列有他认识的胡耀邦的名字。他不相信胡是反革命，于是机智地对保卫局说：“这人问题很严重，不能就这么枪毙便宜了他，我要把他带回少共中央进一步审问。”

    1933年初，胡耀邦被押到瑞金，少共苏区中央局把他送到书记顾作霖那里，准备随后送交政治保卫局。初来乍到，年仅18岁的胡耀邦举目无亲，十分委屈和恐惧，拽着顾作霖的衣袖，哭着说：“我不是‘AB团，你叫我到哪里都可以，就是不去保卫局！”他被关押在一间小屋里，听候发落，他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一定要找机会，向领导陈述冤情。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晚上，他趁看守开门送饭之机，不顾一切地冲出牢房，敲开顾作霖的门，与他彻夜长谈。顾作霖问他参加过“AB团”没有，胡耀邦问，什么是“AB团”？胡耀邦恳求顾作霖：“我就想留在少共中央局，做什么都行。我会刻钢版，可以扫地、做饭。”顾作霖被感动了，他说：“我看你这小鬼相当坚强，就留下吧！”

    瑞金的房子大多是木墙，房间之间相隔一寸厚的杉木板，那边说话这边听得很明白。一次讨论“胡耀邦问题”时，胡耀邦竖起耳朵贴着木板墙，听到顾作霖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是‘AB团呢！他连什么是‘AB团都不知道。我了解他，我可以对此负责。”另一个领导同意：“既然不是，那就放了吧。但是不能重用，要再考验一段时间。”胡耀邦一直不知道表示同意的领导是谁。翌日，胡耀邦被解除了囚禁，暂时留在少共中央局机关打杂。

    顾作霖把胡耀邦交给少共中央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张爱萍，交待他：“你们要认真审查，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坏人。”胡耀邦被派去临时主编报纸《时刻准备着》，他写文章、刻蜡版、油印，还兼买菜、烧火、做饭……什么都干。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观察，张爱萍认为胡耀邦“聪明活泼，热情能干，虚心好学，还颇有文才，对许多问题都有孔夫子‘每事问的精神，打破砂锅问到底；小小年纪就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干起工作来又是个拼命三郎”，加上张爱萍本人在这之前也曾被人怀疑是“AB团”，险遭杀头，所以对随便审查人和整人、杀人的做法很反感。考验了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就再也没有追查过胡耀邦的“AB团”问题了。

    博古从刑场上救下他

    1933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国民党的一颗炸弹落到了瑞金红军驻地附近。由于炸弹没有爆炸，红军兵工厂想把弹头取下来加以研究。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作了个硬性规定：任何人不准靠近炸弹，违者一律枪毙。

    时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的胡耀邦（19岁）、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刘英（29岁）、少共国际师政委的肖华（17岁）三位年轻人按捺不住好奇心，不顾李德的禁令，在一个晚上，悄悄地来到炸弹落下的地方，企图亲眼目睹一下这个威力无比神奇的“大家伙”。一不小心弄出了动静，被看守的政治保卫局的卫兵发现了。把三个人抓了起来。李德的命令还能违抗？不容分说，枪毙！

    三个人做梦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惶恐莫名。正当他们垂头丧气地被押向后山刑场的时候，在半山坡上迎面碰见了博古。博古问年龄较大的刘英道：“你们这是往哪里去啊？”刘英无精打采地说：“犯了纪律，要被枪毙了。”

    博古向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问清楚了原委之后，笑着说：“算了算了，还是小孩子嘛，枪毙什么呀。”见博古替胡耀邦他们三人求情，负责执行枪决的保卫局人员也就大事化无了。

    警卫员张成海多次救他

    解放战争时期，胡耀邦担任过晋察冀第四、第三纵队（军）政委，先后参加领导了大同、 张家口、石家庄等战役。几次最危险的时候，都是张成海把胡耀邦救了。

    和胡耀邦搭档的纵队司令曾思玉、郑维山，都是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胡耀邦是宣传干部出身的政委，没有带过兵，不懂军事，指挥能力不如他们，他怕别人说政委打仗不行，更怕别人说他怕死。所以，一打仗，他这个军级政委就下到一线连队，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安全。

    保北阻击战的头一天战斗，晋察冀三纵二十四团二营受到一些损失。胡耀邦来到这个营视察，他走在前面。警卫员张成海一把拉住他，说我们警卫员走前面吧。张成海警惕地走进村里，进村不远，就遭遇到敌人。足足一个营的敌人冲杀过来，枪响了。张成海手一甩，20响的盒子枪就打响了，另一个警卫员的卡宾枪也打响了。面对一个营、400多敌人，他们这6个人无异于羊入虎口。两个警卫员拉着胡耀邦就跑。凭借枪好，张成海等三人掩护着退到砖窑后面。这时，解放军一个连过来接应，把敌人打退了，胡耀邦得救了。

    石家庄战役那次也很危险。二梯队一上去，胡耀邦也就跟着上去了。刚过壕沟，国民党军的装甲车就过来了。胡耀邦无战斗经验，还在跑。张成海眼疾手快，一下子把他按在地上。紧接着，敌人的机枪响了，打在胡耀邦刚才奔跑的地上，溅起股股烟尘。幸好有这么个好警卫员，要不是他，胡耀邦不知牺牲多少回了。

    被叶剑英救回北京

    1941年延安整风时，叶剑英在延安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胡耀邦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胡耀邦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在康生一片“特务如毛”的嘈声中，他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没有冤枉一个好人。叶帅对这个年轻的小个子组织部长留下良好的印象。从此，两人建立了堪称伯乐与千里马的忘年之交。

    1964年11月，胡耀邦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社教”运动热火朝天之时。胡耀邦到陕西后发现运动过火，打击面过宽了。他和省委领导商量后，开始超前的思想、政治的改革开放——人称陕西“百日维新”。他果断地提出：暂停捕人，暂停双开，暂停面上夺权，暂停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运动，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进行复查。

    同时，他热忱地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他在1965年大年初二从西安出发，调查考察了十几个县，于2月14日发出《电话通讯》，提出：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处分；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过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要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胡耀邦的这些意见，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积极地投身于工作与生产。

    但是当时，西北局领导认为胡耀邦有四方面的错误：一、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对社教成绩肯定不够，对缺点讲得很多很具体；二、《电话通讯》中的“干部四条”很不妥当，会使许多人翻案；三、那样提倡集市贸易，说集市贸易有几条好处不妥当；四、同大家商量不够，没有很好地实行集体领导。他们向中央告了一状，然后让中央领导来批评胡耀邦，再用中央和西北局两顶大顶子来压他。

    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对胡耀邦进行了几个月的严厉批判。从1965年2月下旬开始，西北局宣传部点名批判他，西北局办公厅收集他所有的材料，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胡耀邦。3月11日至17日，西北局书记处开大会很严厉地批判他。省委所有书记都列席参加，全盘否定胡耀邦。由于受到严苛的围攻，刺激和压力使他身心俱疲，每夜失眠，感到气恼、屈辱、困顿，头痛得难以支持。17日，他终于病倒。经过两次会诊，诊断结论为因大脑神经紧张和疲劳，听力和视力严重衰退，肺部出现气肿，属于突发性大脑蜘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胡耀邦才被抢救住进了医院。但一待病情稍有缓和，他们继续对他残酷地批判不止。

    6月上旬，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批判胡耀邦的会议还在进行，在北京的叶剑英元帅同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工作”。原来叶剑英从贺龙处听说了胡耀邦因为在陕西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遭到西北局残酷批判而陷于绝境，十分震惊。

    自建国以来，叶剑英因为抵制“左”倾错误，也不断受到错误的批判——先是批判他在南方局反“地方主义”软弱无力、对华侨政策太“右”，而免去其中南局书记、广东省省长的职务，改任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后来又批判他在军事工作反教条主义中是右倾机会主义。尽管他这时挂名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职务，实际上却在北京赋闲，但他对党和国家的大事一直牵挂在心，对逐渐严重的“左”倾错误深感忧虑。当他获悉胡耀邦敢于顶风纠“左”，甚为钦佩，对他的困境深表同情。他挺身而出，约两位同行西行救助。

    叶剑英、张宗逊、张爱萍一行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就展开了交锋。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西北局和省委那些人对中央首长的表态，均呆若木鸡、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东道主们向叶剑英告辞，叶剑英说：“耀邦，你留一下。”胡耀邦单独留下后，叶剑英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胡耀邦委屈地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剑英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剑英说：“我带你走嘛！”

    胡耀邦于6月11日在陕西省委常委会议上作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知道是叶剑英要带他走，无法阻挠。6月20日，胡耀邦搭乘叶剑英的军用专机回京。临登机时，叶剑英意味深长地对送行的西北局和省委那些人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胡耀邦能够脱离“左”倾围剿的险境回到北京，可谓死里逃生。他对于叶剑英大义凛然舍己救人的感激之情是深藏于心底而没齿难忘的。两人的革命情谊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在叶剑英大力支持下，为党和国家又建立许多新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