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芳讲述父亲任弼时的战友谊?夫妻爱?儿女情
叶介甫
今年4月30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的卓越领导人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怀着崇敬的心情，我于2013年底采访了任弼时的小女儿任远芳，她向我讲述了体现父亲战友谊夫妻爱儿女情的那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被大家亲切誉为“党内的母亲”
父亲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从不偏听偏信，倾力抵制各种“左”右倾错误，因而挽救和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免遭迫害和杀害。他在处理问题上周到细致，关心爱护干部，情系民众疾苦，待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考虑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很多同志遇到问题都愿意来找他解决，称他为“党内的母亲”。
1933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后，进一步推行“左”倾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父亲当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推波助澜。例如，当时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有位领导同志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材料送给了父亲。父亲不相信这一口供，因为他熟悉张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这不是一个“AB团”分子能做到的。因此，他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他要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指示，无疑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一次有力的抵制，因而保护了一些同志没有受到伤害。可是不久，临时中央认为他“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5月，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父亲到达湘赣边区省委以后，最为当地干部所称赞的，仍是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作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
1934年10月10日，红六军团向贵州石矸前进途中，被白崇禧的大部队截为三段，伤亡严重，情况紧急。正患疟疾的父亲，听说红军作战失利，心急如焚。他不顾警卫连连长余秋里的苦苦劝阻，坚持拄着竹竿，顶着寒冷的雨点，摸黑往指挥部赶去。父亲刚走出不远，迎面抬来了一副担架。一问情况，才知受伤的是五十二团吴营长。父亲迅速擦燃火柴，只见伤员脸色苍白，嘴唇干裂，满身尽是泥和血。他立即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轻轻地盖在担架上，一再安慰吴营长“安心养伤，不要着急”，同时嘱咐抬担架的战士：“注意抬稳一点，保证营长的生命安全。”这边，吴营长刚刚抬走，前面不远处又传来了一阵阵呻吟声。“是谁在哼？快去看看！”父亲停住脚步，焦急地对警卫员说。警卫员一打听，原来是军部收发员小刘肚子疼，屙血。父亲一听，急忙摸黑走到小刘露营的稻田里，摸了摸他的额头，问了问病情，轻言细语安慰道：“莫哭，莫哭！我看你的病和我的病差不多。我那里刚好还有一粒药丸，你吃吧，或许能有用。”说完，他就叫警卫员去取药。警卫员磨磨蹭蹭没有动身，悄悄地说：“就剩下这一粒了！给他吃了，你的病，怎么办？”“只剩下一粒，也要拿来，救病人要紧，快去！”父亲瞪了警卫员一眼，说话也带气了。小刘年纪小，很懂事。他知道政委肩上担子重，病又未好，药又难买到，因此，一再推辞，不肯吃药。父亲见来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亲自扶起小刘的头，硬是将药丸塞进他的嘴里，再给他喂水，看着他咽下去，才放心离开。药到果然病除。当天晚上，小刘的肚子就不疼了，腹泻也好多了。第二天，父亲又去看他，并且把自己的马牵来让他骑。小刘硬是不肯要，说自己的病好了，可以走了。小刘怕政委不相信，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他面前走了几步。父亲见小刘这么倔强，只好不再坚持，另外找来一根竹竿，叫他拄着走，并一再嘱咐他：“部队就要突围了。小刘，走不动时，就骑我的马啊！”
在长征途中，父亲同张国焘的错误领导进行坚决斗争，对于被张国焘关押隔离的干部，他更关怀备至，想方设法把他们解救出来。廖承志回忆自己这一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着跟着队伍向沪霍前进，谁也不敢和我打一个招呼。我也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一打招呼就会连累别人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任弼时同志会合了。那是在一个草地的小坡上。我远远看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时同志。我们队伍正从他们面前通过。弼时同志远远看见我走近了，他笑着站起来，走向我这边，和我握手。他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吗？我就是任弼时。我那个时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张国焘也很狼狈，他装起笑脸虎似的笑脸，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怎么，你认识他吗？弼时同志笑着说：‘老早认得。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这之后，我到了沪霍。我、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立即恢复了局部的自由。”
父亲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发现并负责解决了被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打击的同志的问题。他和周恩来一起，使沉冤6载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得以平反，使被“挂”了3年的原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部长吉合（张期生）和失去工作不被理睬的师哲顺利返国参加抗日战争。陈郁是工人出身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来到共产国际管辖的苏联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学习。苏联“清党”、“肃托”结束后，陈郁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化名为“彼得”，放逐到伏尔加格勒拖拉机厂做工，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为此，陈郁写了12封申诉信。1938年10月，父亲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9年初，他的秘书师哲与共产国际东方处处长马尔特维诺夫一起，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一堆档案材料，从中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才知道陈郁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父亲看了对陈郁的处分决定后，认为理由站不住脚，当即报告了共产国际干部部，并把陈郁请到莫斯科，听取了他本人的申诉，让他回厂等候共产国际的批复。1939年11月，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到莫斯科，听了父亲的汇报后，亲自与共产国际监委一起处理陈郁的问题。共产国际监委在研究陈郁的全部材料后，做出了取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组织关系，请中共代表团送其回国工作等决定。1940年2月25日，陈郁随同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蔡畅、陈琮英等一起回国。陈郁每每想起此事，都禁不住潸然泪下：“如若不是弼时，我恐怕早就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了。怪不得很多同志都称弼时同志是‘党内的妈妈，我认为，对于这个光荣的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1943年3月，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开展党的整风运动。但是，当时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却背离党的思想路线，违背党的干部政策，主观地要各机关各单位都提出几个人作为突破点，把审干变成了肃反，搞得人人自危，甚至连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党的“七大”代表也成了怀疑的对象。父亲了解这些情况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毛泽东。但康生仍继续搞扩大化，又提出了所谓“抢救失足者”，把很多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康生为了证明他的方法“正确”，还以欺骗手段，找了一些幼稚青年，让他们编造假口供，进行假坦白，然后再给大家作报告，上主席台，并给他们戴大红花，树立所谓“彻底坦白的典型”。父亲发现这些情况以后，又立即报告了毛泽东。他说：“即使真有其事，用这种形式也是错误的。”他特别不同意对“七大”代表的任意怀疑。为此，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研究过很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1943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政策。从而，使整风运动走上健康的轨道。
“指腹为婚”的恩爱革命伴侣
人们总是期盼百转回肠的爱情，希冀甜蜜如胶的婚姻。而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没有浪漫传奇，没有电闪雷鸣，没有风花雪月，可从这种不平凡的情感中，你一定能感受到一种踏实，一种厚重，一种美好，一种坚固，一种永恒。
父亲和母亲陈琮英的婚配是“指腹为婚”的，表面看，这是一种封建传统形式，但其发展却不拘泥于旧有形式。母亲到任家当童养媳时，父亲只有10岁，正在读小学。父亲好学上进、知书达理。母亲朴实淳厚，勤劳能干。俩人相处自然和谐，成了一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好朋友，而这种感情基础为他们后来步入婚姻殿堂铺垫成一层厚厚的红地毯。
1915年夏，11岁的父亲到省城长沙读书，而12岁的母亲为家计着想，来到长沙的一家小袜厂当童工，他俩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常相约见面。当母亲得知父亲的学杂费不足时，就省吃俭用地积攒起一个个铜板，悄悄送给父亲：“给你读书用吧。”父亲很受感动，学习更加刻苦。
有远大志向的父亲1920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之一，并于1921年赴莫斯科学习。他在苏联常想念家乡和母亲，就不断地给母亲写信。母亲不识字，读信要请人代劳。她可不想把父亲的信给别人看，于是就萌发了读书认字的念头，父亲也来信鼓励她，并对家人讲了她读书的事。就这样，母亲上了半天学习、半天打工的自治职业学校，苦读4年，终于过了认字关。
1924年8月，父亲回到上海，开始领导共青团的工作。1926年春，母亲到达上海，这对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举办了简朴的婚礼，在革命的道路上，开始了风雨同舟的伴侣生涯。父亲搞地下工作，常早出晚归，母亲总是等着丈夫回来，照顾好他的生活。为适应工作需要，母亲还学会了刻钢板、油印党的文件，从此，她成了党的秘密交通员。
1926年11月，父亲赴苏联参加国际会议，母亲随同前往。会议期间，母亲被安排到东方大学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文化水平。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1928年，父亲在安徽巡视工作时不幸被捕，党组织立即组织营救，并请母亲出面作证。母亲为赶时间，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一辆煤车，赶到长沙做营救准备。当敌人到长沙核对口供时，母亲巧妙应答。而狱中的父亲，面对酷刑也绝不低头，敌人查不到实据，只好放人。夫妇相见，十分惊喜，母亲悲伤地告诉他，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因染风寒而不幸夭折。
1929年冬，父亲再度被捕，他化名彭德生，机智应对敌人，母亲也立即将消息告知周恩来。在周恩来领导的特科营救下，父亲出狱了，但他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母亲摸着父亲被电刑烙下的伤疤，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1931年3月，父亲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他走后不久，上海党组织因总书记向忠发的叛变而遭到破坏，母亲被捕入狱，不到百天的姐姐也同妈妈一块关进牢房。在周恩来的再次营救下，妈妈和姐姐终于转危为安，出了监狱。根据组织安排，母亲前往苏区，因不便带姐姐，只好将她送回老家。父亲见到母亲消瘦的面庞，十分疼惜，他满怀深情地对母亲讲了一段令她终身难忘的肺腑之言：“我们是革命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党对人民的爱里的。”
长征是党和红军处于危境时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战斗之频繁，路途之艰难，生活之困苦，都是举世无双的。为了长征，父亲和母亲不得不把儿子湘赣寄放在老乡家，而从此，这个孩子就再也没有找着，成为他们夫妇的终身之憾。长征途中的父亲，要统筹全局，要指挥打仗，要做好部队工作，非常忙碌，身体也差，母亲就尽可能地照顾他。而父亲在百忙之中也关心着即将临产的妻子，吃野菜时，他专拣粗硬的吃，把嫩点的留给母亲。我的姐姐在草地上诞生，父亲为姐姐起名远征，寄托了他们的希望，也是为了纪念这次不寻常的生命之旅。父亲在草地的河流里捉鱼来给母亲补营养，用布带将女儿捆在背上，扶上产后虚弱的母亲，在茫茫草地上，在深山野岭中艰难地行进着。
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父亲赴抗日前线作战，母亲留在延安，姐姐远征被送回老家，一家人又开始了天各一方的生活，直到1938年3月，父亲赴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母亲才与他团聚，在莫斯科共同生活了两年。父亲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这对取得共产国际的有力支持，确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父母将在老家的两个姐姐接到延安，加上后来出生的哥哥远远，一家六口除我留在苏联外，终于团圆。然而，蒋介石发动的内战炮火再次使他们分离。两个姐姐随学校转移，母亲和哥哥到晋西北，父亲则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长期的紧张战斗和超负荷的工作，使父亲病倒了，母亲闻讯赶到杨家沟看他时，父亲血压很高，脸色苍白，失眠严重。可他为了安慰母亲，失眠时总是装着睡觉，令母亲很感动。
1949年，为筹备新中国的建立，父亲积极工作，他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阅兵式，又为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了长达1.2万字的报告。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父亲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当报告念到一半时，他病体难支，不得不请人代读，而他却带病坐在主席台上，坚持到会议结束。
会后，傅连璋等医生在会诊后，认为父亲必须休息。中央让父亲到玉泉山休养，母亲随行照顾。父亲休养期间，仍然关注着国内外大事，他每天让秘书给他念电报。当得知南京解放时，他异常兴奋，在地图前指指点点。怕他血压升高，母亲和医生劝告他要保持平静。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宜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父亲母亲从收音机里收听着实况，心情激动万分，父亲感慨地对母亲说：“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它呵……”随后他坐到钢琴旁，弹奏起《我们工人有力量》、《您是灯塔》等歌曲。母亲深情地望着丈夫，听他用琴曲抒发出火热的情怀。
因父亲病未见好，中央决定让他到苏联去治病。父亲在医生的陪同下，于1949年11月底赴苏联治疗。半年后，他的血压由原来的240降到160，他向中央报告要求回国。1950年5月，父亲回到了祖国，朱德、聂荣臻、我们一家一起到车站接他。站台上，融融的亲情、友情包裹住了父亲。
父亲回国时，适逢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为全面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朝鲜战争也在此时爆发。面对这些，父亲早就将苏联医生建议他休养的意见丢到脑后。他一生只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别人。他向中央报告要求工作，中央同意他参加部分工作，但要随时注意身体。父亲开始工作后，工作时间远远超过规定的4小时，有时晚间也不休息，母亲心疼地劝他注意身体，他不以为然。父亲还不愿浪费医生的时间，让陪伴他的刘医生进了天津医科大学深造，让另一位主治的苏联医生回国。母亲看到父亲忙碌的身影，超负荷的工作，劝他休息，不要熬夜，改天再做，可父亲总是摇头说：“不行啊，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呢。”可见，在父亲的心中，时刻装着革命事业，装着别人，而唯独没有他自己。
1950年10月24日，父亲看了毛泽东主席起草的关于增派志愿军出国作战等一系列电报后，晚上也没休息，在灯下查看地图，深入思考。虽然母亲和往常一样劝他休息，可他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第二天清晨，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中风失语，中央立即部署力量全力抢救，终无效果。27日，父亲溘然长逝。他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信念：能走一百步，决不走九十九步。
与父亲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共同经历过生生死死考验的母亲，肝肠欲断，悲痛万分。但她以坚强的意志挺过来了。母亲经常对我们讲：“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他那革命的一生，他那忠于党和人民的崇高思想品德，永远铭刻在我心里。”
198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中央统战部召开纪念大会，并发给每一位到会的老红军一顶红军帽作纪念。这可乐坏了母亲，她爱不释手地戴上去又摘下来，真有些不知怎么办了。会议结束回到家里，仍旧舍不得摘，还走到镜子前仔细端详戴着红军八角帽的自己，她由衷地笑了。在这之后，母亲头上始终戴着一顶缀上红星的八角帽，她对岁月的回想，对父亲的怀念，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贞，都体现在那颗闪闪的红星上。
母亲忘不了党和人民对父亲的厚爱。在《纪念任弼时》大型画册里，收藏有两幅珍贵的照片，一幅是1950年10月28日，毛泽东神情凄然地亲视父亲遗体入殓，并为他覆盖党旗。另一幅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排成两列，满面悲伤执绋前导，将父亲的灵枢移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父亲对党的事业的卓越贡献。1991年3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参观了父亲故居陈列馆，并到长沙看望了休假的母亲。
2003年5月31日，母亲也随父亲而去，享年102岁。
父亲与我爱的交响
我是父亲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时出生的，取俄文名卡佳。1940年3月，父亲奉调回国。时值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考虑到路途的艰难和国内抗战的形势，为了回国后工作便利，父亲把才刚1岁多的我留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我在国际儿童院一住就是10年。我一生中与父亲共同生活总共不超过1年。但是，父亲的爱却温暖了我一生。
我的童年是和苏联人民一起在艰苦的卫国战争中度过的。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认识父亲是我上小学四年级通过书信开始的，时间持续了近1年。从那时起，父亲走进了我的生活。
1948年8月30日，不满10岁的我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二年1月20日，我收到了父亲的第一封来信。因父亲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从这封信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被父母钟爱的感觉，第一次从照片中见到了父母、姐弟，看到了家人，第一次有了“我的家”的概念，尽管很抽象。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的亲情，对我是那么新奇，父亲盼望看看10年来未曾谋面的女儿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亲爱的卡佳：……从信中获悉你生活很好，学习也不错。我们为此而欣慰。可你为什么没给我们寄来一张你的照片呢？你大概已经长大了，我们多想看看你呀！哪怕是你的一张照片。”65年过去了，今天再读这封信，对那份溢于言表的父爱更感珍贵。
1949年8月，父亲又来信叮咛我：“亲爱的女儿，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再三询问我“这学期你考得如何？暑假你干什么？是否到哪儿过暑假了？”“我们非常想知道（你）学习和身体情况，一定要给我们寄照片来。”接了父亲这封信，我马上把照片寄回家。
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自16岁始，近30年艰苦的革命生涯摧毁了父亲的健康，才四十五六岁的他就被高血压、糖尿病折磨垮了。1949年12月初组织上让他来到莫斯科治疗。父亲先住在克里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一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在这里，才可能接我去见面。
1950年元旦，我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疗养院。我和他一起生活了仅8天，我就投入了父亲的怀抱，再也不想离开他了。这一个多星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生活。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此外，父亲还是我识汉字、说汉话的第一位老师。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更会写一手漂亮的汉字。为教我准确发音，他还在每个汉字右下角用俄文字母注明拼读。每天，在他一字一音的带读中，我学习读写这些基本语汇。
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当他看到我的记分册上各科全优的成绩时，十分高兴，称赞夸奖的同时又告诫我：不要骄傲，学习一定要踏踏实实。
一个多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时间过得太快了。我感到自己确实舍不得离开他，多么想在疗养院多呆几天啊！可是，父亲要我以学业为重，我只得回儿童院。临走的头一天，我哭了。这是我长到10多岁，第一次为离开父亲而落泪。
回到国际儿童院，我第一次体会到思念亲人、思念父亲的感觉，很深、很深。过去没有和父亲接触过，我根本不觉得，如今，我每天晚上都想父亲，老想到他那儿去，想得很苦，没有办法，就给父亲写信，差不多隔一天写一封，有时甚至天天写。父亲也很想我，我刚离开疗养院4天，在尚未收到我的来信时，父亲就先给我写信了：“你走了4天，但还没收到你的信，我估计你能按时到达。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火车上比较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卡佳你在伊凡诺沃生活好吗？11号赶到那儿了吗？功课落下了吗？落下多少？你写信告诉我。卡佳，你别忘了你说过的，每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这样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我也可以不寂寞。”最后又叮咛我一句“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两天后，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后又回信写道：“卡佳，这几天我生活照旧，就是比你在时寂寞一些。”连接这两信，我才知道父亲也很想我，他已习惯我生活在他身边了。
这一阶段父亲和我书信往返频频，特别是讨论我是否回国一事，父亲把我当作大人一样与我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其间充满了民主意识的循循善诱。
当时，我由于年龄小，对许多问题根本考虑不周，对于回国与否，全是孩子式的凭习惯和感觉：出于习惯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舍不得离开同学们，我不想走；出于和父亲的感情，我又想和他一起回国。父亲在1950年1月20日的信中帮我详细分析了回国与继续留在苏联的利弊，并建议“最好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业知识回国，”但他同时强调：“这一意见绝不是最后决定，你完全可以自己考虑对你怎样更合适。如果你坚决要回国，并像你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如果我不带你回国，你将永远哭泣、思念，而且还会影响学习，那我将在莫斯科治疗后带你一起回国。”
我保存下的父亲给我的最后一信是他从巴拉维赫疗养院去黑海疗养院后寄给我的，那已经是1950年春天了。父亲的心情很愉快，他告诉我：“我4月1日到达黑海疗养院。我们疗养院在黑海边，那里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并且可以在海里游泳。这里比莫斯科暖和，树绿了，花开了，我每天在这里散步。”随信附来一张黑海的照片。信末再次询问我：“你的学习和生活怎么样？希望你详细告诉我。”父亲恨不得我每天都向他汇报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在苏联，经过近半年的诊治与疗养，父亲的病情有所缓解，我们决定启程了。临行，父亲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买，只给我买了几本苏联小说和几本课本，给姐姐弟弟们买了一些学习用品。
自回国至进育英小学的5个多月时间，是我一生中连续生活在父亲身边最长的日子。父亲既是我的汉语教师，又是我在家中的“大翻译”。我是靠着父亲这座语言大桥和母亲、姐弟们开始了最初的交流。
父亲疼爱我，却不溺爱。每到休息时，他爱和秘书（我们称呼赖叔叔）下象棋、跳棋。后来，赖叔叔也常和我下着玩。开始，我经常因为输棋而发脾气、耍赖。父亲并不因为我年龄小就迁就我，而是严肃地批评我。这样不但纠正了我的毛病，而且促使我棋艺快速进步。不久，我的跳棋就经常能赢赖叔叔了。上小学后参加跳棋比赛我常得第一名。这当然有父亲的功劳。
病魔无情，我和父亲回国不足半年，它就残酷地夺走了父亲的生命。我曾掰着手指计算过，我12岁才见到父亲，共同生活不足一年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而得以欣慰的是，在父亲的教导下，我成长了，成熟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