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台山?寻访林基路
本刊专访组
临近清明，广东的天又开始阴沉湿润，带给人们无限的惆怅与思念。在这阴雨绵绵的季节里，我们《红广角》专访组一行带着深深的思念和满满的敬意，来到生于南粤却和陈潭秋、毛泽民一起长眠天山脚下的林基路烈士的家乡——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寻访他的足迹。
劳苦大众的“林公子”
经过几个小时的奔波，我们终于来到台山市都斛镇大纲村。村口就是林基路纪念公园，金色的“林基路纪念公园”七个大字在黑色的石板上特别显眼，提醒远道而来的我们，这里就是林基路出生的村庄。纪念公园占地4亩多，2007年建成，内设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和纪念亭，园内芳草萋萋，不知名的野花这儿一簇，那儿一团。这里不仅是林基路烈士安息的好地方，也是是村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在村委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穿过几条乡村小径，我们终于来到了林基路故居。林基路故居在一条逼仄的小巷里，蓝色的砖瓦房，因为年久失修，看起来比较破旧，有些墙面上甚至长出了青苔。据工作人员介绍，林基路故居原本房屋较多，但土地改革时被没收分给了当地居民，至今未收回，致使烈士故居无法修葺。推开故居的木门，迎面看到的就是一幅林基路烈士的遗像，遗像两侧分别张贴着邓小平和陈云的题词，另两面墙则张贴着林家族系表及林基路父母、妻儿、兄弟照片。再往里走，还有一间房，陈列着一些发黄的照片及报纸等档案，简单再现了林基路的青少年时期及主要的革命活动。
和大多数台山人一样，林家也是华侨家庭。林基路的祖父林立文，中年到美国谋生，三个儿子中只有林基路的父亲林德群留在家乡。林德群曾参加康有为的戊戌维新运动，入读法律学堂，毕业后在杭州、台山等地从事律师工作，后移居香港，定居美国。林德群有5个儿女，长子林为栋，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张发奎秘书，后来定居美国；次子林为梁，1916年出生，后来为了表示革命的决心，把革命作为终生的基本道路，而改名为林基路；幼子林为干，著名微波理论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家家境殷实，家中有婢女、佣人，可是林基路经常自己洗衣服，说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别人称林基路为“林家公子”，小小年纪的他却另辟蹊径，解释为“公众之子”。他认为，如能做这样的“公子”不仅不是耻辱，而是一种荣幸。据林基路夫人陈茵素回忆，他干脆把自己的笔名叫做公子，常用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座右铭来鞭策自己，以公众之子、孺子之牛作为衡量和要求自己的尺度。
林基路从小学习成绩优异，1928年入任远中学读书，与陈洪潮、黄克洲等是同学。这所学校的不少教师是进步人士，不仅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而且传播革命思想。在任远中学的三年里，林基路勤奋好学，特别爱看鲁迅的作品和《共产党宣言》、《向导》、《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概论》等进步书刊，并联系实际思考问题，逐步萌发了革命思想。他因品学兼优而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担任校刊《骆驼》的主编，经常针砭时弊，发表有独特见解的政论文章。林基路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口才出众，曾在全校演讲比赛会上获得第一名，在全县中学生演讲比赛会上获得第二名，这些才能为他以后宣传革命、发动青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纪念这位英勇的校友，任远中学在校园里修建了一座林基路纪念亭。
1930年暑假，刚从日本回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何干之在老家台山举办台山青年学术研究班，林基路欣然参加。研究班宣传的马列主义和革命文艺理论把具有革命抱负、思想早熟的林基路引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他开始严肃思考一些社会问题。他看到许多穷人没有条件接受教育，便和一些进步的同学一起开办民众夜校，吸收工人、店员及其子女40多人来学习。林基路为夜校编写的国文课浅显易懂，他编写的《中秋节》这样写道：富人赏月，甜瓜香果，美酒佳肴；穷人赏月，番薯芋头，满腹悲愁。林基路向学员们传授知识，讲阶级压迫和剥削，激发了学员的阶级觉悟，教育了不少群众。
1931年夏，林基路考入广州中山大学高中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林基路愤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写下了铿锵有力的《只有一战》一文。有感于广州政治气氛压抑，林基路于1932年转到上海南方中学求学，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1933年初，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反帝大同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由于参加了捣毁污蔑学生抗日运动的《柴拉报》报馆行动，林基路等遭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后经地下党以及父亲、大哥的营救，三个月后才被释放。
三个月的铁窗生活并没有消磨掉林基路的革命意志，反而进一步锻炼了这个当时仅有17岁的少年。他在游览吴淞口的一张照片后面，写下了一首壮怀激烈的诗篇，充分表明了自己追求光明与进步的决心：我愿褪除一切的束缚与粉饰！我愿让我的赤诚的心儿，像狂流着的吴淞江的流水般奔放向前！我要以吴淞江的长流，来荡尽人间一切虚伪与丑恶！这首诗及照片现在还陈列在台山林基路故居。林基路的父亲怕他再出事，来信劝他放弃革命工作，他给父亲回信说：“青年人谁无感情，庸碌者用于私而优卓者用于公耳。儿虽不敏，目击社会现实情形，能无动于衷乎？年来读社会科学书，社会病原及改造之方，颇多理解，证以事实，益增信心。且儿生性刚强，意志坚定，素不因人成事，勇往直前，尽己所能尽，乃我职志。儿意以为此身能公诸社会，个人痛苦，非所敢计。”表明了要继续战斗的坚定立场。
林基路出狱后，趁暑假返回老家台山。已是共青团员的林基路和陈洪潮发挥了在青年中的领导作用，把黄新波、梅景钿、陈秋焕等台城各中学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台山剧社，排演抗日救亡的话剧。他动手编写了有关抵制日货、工厂斗争、工人苦难生活的独幕剧。他发动全家参加演剧工作，布幕原材料是他从家里取出来的，他还带弟弟林为干上台演出。演出一幕剧后，他就做一番演讲，向群众和学生宣传先进思想和抗日道理。他组织的话剧演出很受欢迎，场场满座，轰动了台山。经过几个月的演出活动，林基路成了黄新波、梅景钿一班人的知心朋友。临近开学的时候，林基路鼓励他们到气氛活跃的上海求学、闹革命，他们欣然同意了。林基路重回上海时，把黄新波、梅景钿、陈秋焕、伍仲衡、陈兆屏、陈润夫、李治平、黄克洲等一行人带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到上海后，林基路又介绍他们参加反帝大同盟，加入共青团，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东京支部的林书记
1934年春，林基路因身份暴露，不能继续在上海求学，被迫远渡日本，到有“马克思主义东方图书馆”之称的东京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林基路在东京的革命活动在他故居的展览里有所反映，通过台山党史研究室的详细介绍和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东京支部1935—1938》一书，我们对林基路筹建中共东京支部的历史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对广东人尤其台山人在中共东京支部的作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东京支部成立之前，遵照左联党团书记周扬嘱咐，在东京恢复了左联支盟，主要领导人是林焕平。林焕平是台山人，也是一位作家。到东京以后，林基路很快加入了左联支盟，并成为骨干。他按照自己的特长和兴趣，与林焕平等创办了《东流》、《留东新闻》、《杂文》等杂志，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宣传爱国主义，响应国内抗日救国，这几份杂志曾得到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支持；与官亦民、梁威林等发起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文化座谈会”，吸收进步留学生参加；又与杜宣等组织“中华留日剧人协会”，开展新戏剧活动，演出《娜拉》、《复活》、《雷雨》等剧目。1935年夏，左联支盟鉴于林焕平既是支盟书记，又是几份杂志向日本政府内务部登记的出名人，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集于一身，容易引起日本当局的注意，决定及时调整干部，改为林焕平负责杂志的公开工作，林基路担任支盟书记，专门负责秘密工作。
随着革命文化活动的深入开展，林基路深深感到需要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当时东京没有共产党的统一组织，只是有些人与国内党组织有个别联系，或与上海左联有来往。林基路特地去探访再度来到日本的原在中共上海文委宣传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何干之，恳求他出来领导。可是，何干之在国内曾遭通缉，逃到日本后不便出来活动，因而婉言推却。不过，他答应了林基路的请求，帮他写封介绍信给上海文委负责人周扬，以便汇报东京左联工作和解决入党问题。带着这封介绍信，林基路于1935年7月回到上海，住在老同学陈洪潮那里。经过多方联系，林基路终于见到周扬，向周扬详细地汇报了东京左联的活动情况，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并且在东京建立党的组织。周扬正考虑在东京留学生中建立一个核心组织，吸收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参加，将来由党接收，故对林基路说：“现在党组织遭到破坏，我和中央失去联系，目前无法解决你的入党问题。你可以在进步的留学生中建立领导核心，待我与中央恢复联系后，再来接收你们的组织关系。”带着周扬的指示，林基路即刻返回日本。当年9月，林基路邀约积极参加左联活动的共产党员官亦民和刚从上海赴日的陈洪潮等人，讨论研究周扬的意见，一致决定按照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建立党支部，当即推举林基路为支部书记，陈洪潮为支部组织委员，官亦民为支部宣传委员。
东京支部成立后，首先积极物色对象，发展党员，将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共产党，经过斗争考验的忠实可靠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东京支部先后发展党员50人左右，陈健、梁威林、李云扬、伍乃茵、侯甸、黄克洲、梅景钿等人就是在东京支部入党的。这些党员积极参与东京革命活动的领导工作，后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过长期的严峻考验，为党的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有些人甚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陈洪潮、梅景钿、黄克洲都是台山人，陈洪潮、黄克洲还是林基路在任远中学的同学，梅景钿是林基路带到上海的，他们的入党和林基路的影响密不可分。
林基路领导下的东京支部采取党团形式，分别设立学生党团、艺术党团、社会科学党团、妇女党团等，从各个领域开拓阵地。左联解散以后，东京支部对革命文化活动的领导作用日益突出。在文艺战线方面，继续出版左联所创办的杂志，还编辑出版文艺理论杂志《文艺科学》，倡导学习革命文艺理论。加强世界语方面的工作，在教授世界语的过程中，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革命理论的教育。发起成立留东妇女会，积极开展女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加强对“文化座谈会”这一培养革命骨干的群众组织的领导，使它从仅有基本成员二三十人的小型读书会，发展成七八十人的革命群众团体。通过“文化座谈会”去联系东京留学生其他群众组织，联合举办各种座谈会、报告会，举行鲁迅先生追悼大会，并邀请郭沫若致悼词。
东京支部除了通过革命团体团结、争取留学生外，还领导大家与极少数国民党反动分子在留学生中所进行的破坏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7年2月14日，在国民党政府留日学生监督处的支持下，极少数留日国民党员企图召开“中华留日同学会”成立大会，吞并东京支部领导成立的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东京支部动员各革命团体的成员二百余人参加了大会，国民党反动分子见势不妙，动手打人，引起一场武斗。林基路挺身而出，跃上主席台，宣布学联会正式成立，进而率领二百余名爱国学生前往驻日大使馆请愿，冲进驻日大使馆院子里，坐成一个大圈，迫使大使接受进步学生提出的要求。这就是轰动东京的二·一四游行。
1937年，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日本警察对他们的监视越来越严密，林基路、梁威林等第一批东京支部成员于4月撤回上海。当时周扬还在上海，立即接收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全面抗战爆发后，东京支部成员陆续回国，中组部将其组织关系转到广州。1937年9月，林基路与周扬、何干之等人同赴延安。这年，林基路才21岁，却以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干劲，成功地领导了东京支部的活动。直接领导他工作的周扬在《怀念立波》一文中，曾经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备受迫害的“林县长”
新疆是林基路从事革命活动的重地。新疆政府对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烈士”的纪念、宣传较多，乌鲁木齐燕儿窝烈士陵园内有林基路墓，库车县城有林基路街、林基路烈士纪念馆、林基路小学。“三烈士”牺牲40周年时新疆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并请邓小平、陈云、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去年新疆又举行了“三烈士”牺牲70周年纪念活动，林基路的三个儿女都受邀参加活动。相比之下，广东对林基路的宣传却略显单薄。我们专访组虽然未到新疆，却从台山党史研究室的介绍、书上、网络上了解到不少林基路在新疆的活动。
1938年初，党中央派林基路到新疆工作，他被任命为新疆学院教务长。新疆学院院长是兼任的，学校的工作实际上是林基路负责。新疆学院原来的学风很坏，学生整天逛大街、打麻将、看小说、打群架，无心向学，教育质量低劣。针对这种情况，林基路决心以延安抗大为榜样，提出“教用合一”的方针，联系当时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斗争实际，贯彻教学内容与思想教育密切结合的原则。林基路大力整顿校风，学院大唱革命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声充满校园。林基路主持学院工作一段时间后，学院面貌焕然一新，学院成为一个培养革命和建设干部的基地，培养出一批进步有为的学生。林基路向全院师生作了《生活革命化》和《新工作作风》的演讲，并据此撰写成《六大政策的工作作风》一文，这篇文章在《新疆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新疆督办盛世才也不得不表示赞赏，规定为新疆政府官员的必读文件。盛世才原本打算将新疆学院办成新疆的黄埔军校，而林基路在青年中的影响很大，引起了盛世才的忌恨。盛世才借口学院印的一本书上没有将他的照片放在前面而摆在末位，大发雷霆，给林基路记过处分。1939年1月，又将林基路调离新疆学院，转任阿克苏教育局长。临别前，新疆学院的学生们为林基路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并赠给他一枚金质纪念章。
林基路到阿克苏不久，1939年夏又被调到库车县任县长。他乘长途汽车到库车车站下了车，自己肩扛行李步行到县政府上任，此举给库车人民留下一个非常好的第一印象。林基路到任后，没有坐当“县太爷”，而是带着一名维吾尔语翻译城里乡下到处转，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一个月以后，他开始着手改革弊政。释放了一批被关押的无辜群众，惩办了欺压百姓的警察，精简机构，提拔了一批正直可靠有能力的各族职员。他关心人民疾苦，废除“包税制”，减轻农民负担，又奖励开荒，发展经济。他想方设法为各族人民办实事，发动群众修大坝，这座大坝被库车人民命名为“林基路坝”，直至今日仍发挥着作用。他重视发展库车的教育事业，在每个区、乡都建起了一两所学校。到他离开库车时，全县学校已由2所增至35所。他在库车结识了许多维吾尔族朋友，一有空就向他们学习维吾尔语。他儿子降生时，恰逢库尔班节，他便给孩子取了一个具有新疆民族色彩的名字——“库尔班阿洪”。在库车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下雨天，一位老婆婆去河里提水，水桶被冲走了，拍着手喊叫，无可奈何。这时恰巧林基路来到，他立即替她下河捞了上来，并把桶装满水送上堤岸。这个故事在群众中传颂了许久，说明他在库车两年多，深受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林基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库车的巨大影响，又引起了盛世才的恐惧。1941年，林基路被调回迪化（今乌鲁木齐）。库车人民闻之，恋恋不舍，联名上书，要挽留林县长。此时，党组织鉴于盛世才与蒋介石相勾结，破坏统一战线，就作出决定，从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和揭露。林基路根据我党驻新疆代表陈潭秋指示，连续在《新疆日报》上发表《论三国关羽》等以古喻今的文章，警告盛世才破坏统一战线绝无好下场。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轰动，盛世才则更加嫉恨林基路，1942年1月借故调他任乌什县长，半年后又调回迪化。
1942年9月，盛世才投蒋反共，将我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集中软禁。在中层干部集中的三角地软禁地，林基路领导成立了党支部，林基路任支部书记。在形势仍不太明朗的情况下，他领导的支部识破了盛世才“集中起来便于保护”的花言巧语，写抗议书、开展绝食斗争，一概不承认盛世才强加的任何罪名，和敌人坚决斗争。1943年2月7日，林基路由软禁地被捕入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审讯，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他用烟灰香烟纸等材料写下了《囚徒歌》，鼓舞难友：“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他还以夫人陈茵素和其他被囚禁女同志的心情写成《思夫曲》。他的《囚徒歌》和《思夫曲》，由陈谷音谱曲，在狱中暗暗传唱，极大鼓舞了同志们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面对林基路等共产党员的不屈不挠，盛世才无计可施，决定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9月27日，“三烈士”被秘密杀害。据说，刑前林基路慷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恼羞成怒，竟用黄裱纸浸上酒，将他的嘴巴和鼻子糊上，使他窒息。林基路牺牲时，年仅27岁。
万里追夫的陈茵素
纵览林基路的一生，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一位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即他的夫人陈茵素。陈茵素老人已经过世，他们的三个儿女都在外地，我们在江门和台山党史研究室的帮助下，采访到了林基路的侄子林充（又名林诒钧），获得意外的收获。林充是林基路长兄林为栋的儿子，虽然没见过林基路，却和婶婶陈茵素接触颇多，听婶婶讲过一些他们的故事。在台山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我们见到了陈充老人，老人已经将近80岁，从茶叶公司退休多年，精神矍铄，谈锋甚健。
林充的母亲和陈茵素都是台山斗山镇人，并且是堂姐妹，关系很好。林充母亲结婚的时候，陈茵素正放暑假，做伴娘来到林基路家，认识了林基路，但那时还没有什么交往。两人交往增多是在1933年暑假。当时，林基路回台山组织学生演剧宣传抗日，陈茵素也从广州协和师范放假回到台城，在林基路的发动下参加了演剧宣传活动。演剧结束后，林基路送陈茵素回家，两颗心慢慢靠近。回沪以后，林基路就一直跟陈茵素通信，向陈茵素宣传革命道理，讲了许多革命人物如何同封建家庭决裂，走上革命道路的感人事迹。林基路到了日本，多次寄马列主义书籍和传单给陈茵素，引导陈茵素参加革命。陈茵素把这些传单带到她读书的教会学校，同学们争相传阅，激起了不少波澜。陈茵素曾在一份回忆资料中深情地说，林基路是她冲破封建家庭羁绊、投奔革命队伍的启蒙人。
1935年2月，陈茵素追寻着林基路的脚步，同梅景钿等一起东渡日本。林基路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遭到父亲的反对，父亲来信以断绝经济接济为威胁，一定要他学法律、考学位，否则不再提供经济支援。林基路不为所动，陈茵素坚定地支持他从事革命活动，豪爽地说：没问题，我包你生活。陈茵素家里是华侨，爸爸妈妈都在美国，比较有钱。陈茵素说到做到，将金银首饰卖掉支持林基路，林基路非常感动，两人在东京结婚。陈茵素不仅支持林基路革命，自己也保管资料和文件，做点交通联络工作。林基路组织二·一四游行时，陈茵素就从大会赶回家藏好文件，应付日本便衣警察的搜查。陈茵素虽然已经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在东京时却还不是党员，到延安以后才入党。林基路在东京支部发展了那么多的党员，却未吸收自己的夫人入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林基路原则性很强。
1937年，陈茵素从东京回到上海，因为临近产期，不方便去延安，便回台山生产。9月，生下第一个女儿令婉。女儿刚满月，陈茵素便对公公说：“我匆匆忙忙回来，现在想到广州跟一些朋友交待一下。”公公怕她离家参加革命，便让她抱着孩子去广州，陈茵素答应了。陈茵素带着孩子来到广州，找到曾在东京支部活动的一些战友，决定在抗战热火朝天的时候，去延安战斗。于是在广州将女儿交给正在广雅中学教书的大哥林为栋，并帮孩子雇请了一个奶妈，请大哥将孩子和奶妈一起送回台山。回到台城那天，刚好日本飞机轰炸台城，通济桥被炸了两个大窟窿，到处都是浓烟。奶妈被吓破了胆，将令婉交给林基路父亲后离开。以后，林基路两个姐姐、嫂嫂轮番担负起照顾令婉的重任。令婉就这样在台山，和林充兄弟一起玩耍长大。革命胜利后的1950年，陈茵素回台山接女儿，全家人直到这时才知道林基路已经牺牲。陈茵素这次回台山，还跟侄儿林充兄弟讲述叔叔的革命事迹，要他们走叔叔的路。林充听从婶婶的话，不久即参军报国。令婉后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分配到福建工作，目前从地矿局退休，定居福州。
陈茵素到延安后，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为以后从事文艺工作奠定了基础。1938年，陈茵素被派到新疆工作，先在迪化，后随林基路到库车，在一所学校教书。1940年在库车生下儿子林海洪，海洪后为空军大校，现居北京。1942年，陈茵素同林基路一起被软禁，林基路经常提醒她要看清盛世才的反动本性，准备坐硬牢，准备单独作战，准备做最后的斗争。那时林基路经常自己带着儿子海洪，又设法给贫血的陈茵素买来葡萄酒代药喝，希望陈茵素健康起来，准备对付随时可能来临的残酷斗争。对于林基路被捕、他们永久离别的那个晚上，陈茵素曾有过详细回忆：一九四三年，大概是二月间的一个寒冷的漆黑的夜，朔风怒号。我们已经躺在床上，基路搂着孩子讲故事，哄孩子入睡。忽然，窗外有沙沙的脚步声。基路推推我小声说：“窗外有狗，我们可能被包围了。”即下床摸着笔记本和文件，塞进火炉，复又躺下。门外果然在喊：“起来，快起来，盛督办请你们谈话！”点头一个名字就是林基路。基路很快起身，我也随着准备起来，他示意我躺下，不要惊动孩子。他打开衣箱取出老羊皮大衣穿上，又把我和孩子穿的大衣斗蓬理好。然后到床边握着我的手，平静地说：“我们走后，你们或许也要离开，你和孩子的衣服都在这里。”接着又说：“我此一去也许不能再回来了。今后不论在什么场合，都不能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遇到问题，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做，你就怎样做。”又饱含感情地说：“挺起胸膛，不要哭，更不能气馁，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哟！”这时门外在催了：“快出来，走啦！”他又摸着孩子的头，低声说：“这是革命的后代，要设法将他抚养成人。”吻吻孩子的脸，就昂然地走出门去了。
林基路等男同志被捕入狱后，盛世才又将陈茵素等八路军留疆妇孺和老弱病残人员集中关在西河坝狱中。此后经过再三交涉和斗争，女牢获准向男牢送些食物，藉以取得初步联系。收到东西的同志都有回条，就是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三位同志没有回条。这时，陈茵素在监狱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林霉，几个在监狱出生的孩子都不起吉祥的名字，就是倒霉的“霉”，后改为“枚”，现居天津，气象局退休干部。刚刚分娩的陈茵素对林基路更加思念，给他送过几次东西，都不见回条，她悲痛地预感到他也许已经被杀害了。1944年五六月间，女牢与男牢的同志接上消息，随后就有条子来，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壮烈牺牲了。噩耗传来，陈茵素陷入无限的悲哀之中。1946年，在各方面压力下，新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中共在押人员释放出来，并派一个少将将这些人一路护送到延安。在延安，陈茵素和陈潭秋夫人王韵雪、毛泽民夫人朱旦华一起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由于在狱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解放后陈茵素随方志纯、朱旦华夫妇南下江西，在江西艺术学院当党委书记，后任江西省文联主席。
尽管生死相隔60多年，但陈茵素对林基路的思念并未曾丝毫减弱。2007年林基路纪念公园落成典礼时，年届90的陈茵素坐着轮椅来参加，并深情吟唱林基路所作的《囚徒歌》与《思夫曲》，寄托他对丈夫无尽的思念。“丈夫啊！你不要焦愁，你坚持节操，一旦光明到来，你就回来拥抱！拥抱！”当我们漫步在林基路纪念公园时，耳边分明回荡着他们的爱情绝唱……
（执笔：张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