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经据典妙语连珠的毛泽东
孟红
毛泽东语言艺术极高，在很多场合同各色人等打交道交谈时抑或在大家谈论问题时，博古通今而知识渊博的他经常随意插入三五句，信手拈来地引经据典一番，妙语连珠、妙趣横生。这样一来便消除了拘谨，活跃了气氛，有利于交流，增进了了解，收到了良效，满座生春了。这一超高水平皆缘于他博学多闻，思维敏捷，情趣高尚，缘于他有诗人的情怀、哲人的深邃和睿智、史学家的广博、政治家的气度。
“你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嘛”
三湾改编后，工农革命军决定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在离开三湾的行军路上，毛泽东和各连党代表利用休息时间找战士谈心，进行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前途教育，从中物色、考察了一批积极分子。
1927年10月21日，工农革命军离开水口圩开往遂川大汾圩。在行军路上一次大休息的时候，毛泽东走到张宗逊跟前，和他打招呼。
毛泽东用帽子垫着坐在田埂上，让张宗逊坐在自己身边，随后和蔼地问张宗逊：“你是什么地方人？是怎样参加革命的？”
张宗逊回答说：“我是陕西渭南人，1924年入团，后转为党员，又入了黄埔军校……”
毛泽东听了幽默地说：“啊，你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嘛。”
此时，毛泽东把张宗逊和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姜太公连在一起，显然对张宗逊含有激励之意。
张宗逊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只报以微笑来答谢毛泽东的信任和鼓励。
毛泽东接着又说：“我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有不少陕西省籍的学生。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张宗逊心里豁亮起来。
“你很有胆识，敢从子午谷走出来”
1931年12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会见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派往中央苏区和红军总部联络的中共地下党员袁血卒。
在谈话中，毛泽东随意却是习以为常地问起了袁血卒的籍贯：“你是哪里人？”
袁血卒回答说：“陕西宁陕人。”
知识渊博的毛泽东脑子反映很快，马上毫不迟疑地抓其特点说：“噢，宁陕是个军事要地。县内有个子午谷，你知道吗？”
袁血卒笑着答道：“知道，我家就在子午谷。”
闻听此言，毛泽东兴致更大了，他引经据典娓娓动听地点评道：“《三国演义》里描写诸葛亮从汉中伐魏，魏延建议从子午谷出兵，奔袭长安。诸葛亮批评那是冒险，没有采纳。司马懿就比诸葛亮高明些。他认为，孔明先生要是从子午谷出兵，长安早就被汉家占领了。”
略作停顿，毛泽东自然地联系到眼前之人，巧妙地借古说今：“你很有胆识，敢从子午谷走出来。”
毛泽东如此道来诙谐博识的一段话，禁不住把大家都说笑了。
“拓夫既姓贾，又是宝，是我们党内的‘贾宝玉。”
贾拓夫是陕西省神木县人，曾任陕北特委共青团代理书记，陕西省团委委员兼西安市团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等职，领导开辟了渭北革命根据地。1933年下半年，他代表中共陕甘党组织一路辗转到江西瑞金找到党中央，详细汇报了陕甘根据地的情况，并出席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五中全会主席团成员。不久，他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留在中央苏区工作。
他是惟一原籍陕北参加万里长征全过程的人。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的他很自然地成为红军落脚陕北、与刘志丹部队会合的牵线人。他向中央领导随时介绍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为党中央的决策做参考，为中央工农红军的进一步行动作向导。翻过六盘山，为了尽快和陕北红军取得联系，毛泽东派贾拓夫带一连人，一部电台，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红军本部则向吴起镇进发。毛泽东得以在延安立足建立根据地，一定程度上贾拓夫立了汗马功劳。
贾拓夫做地下工作聪明机警，做民族工作具有开拓性，做经济工作稳重实干，他的才华、学识一度为毛泽东赏识，称他是“陕北的才子”。
一次，毛泽东还诙谐地说：“拓夫既姓贾，又是宝，是我们党内的‘贾宝玉。”
“蒋介石老兄，把我们说得比‘狼桃还可怕呀！”
1936年7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好奇地问斯诺：“你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到中国来？”
斯诺笑着说：“我是盲目来中国‘撞大运的，我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
毛泽东幽默地说：“我看你到我们红区里来是撞上大运啦，保准你能写出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来。”
二人在吃饭的时候，自然地谈起了正吃着的小米饭和西红柿炒辣椒，毛泽东对斯诺说：“你要习惯吃小米，不习惯吃小米，就不懂得红军；就不懂得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能以小米加步枪，对付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还能打败有优良装备的日本侵略者。”
斯诺带着一丝疑惑点点头。
毛泽东又问斯诺：“听说西红柿原来有个很可怕的名字，叫‘狼桃是吗？”
斯诺说：“对！西红柿未被发现能食用之前，就是叫‘狼桃。”
接着，毛泽东赞扬起了第一个敢于品尝西红柿的那个法国画家的冒险精神。
然后，毛泽东诙谐地说道：“你也是下定了死的决心来我们红区，准备‘品尝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喽！”
斯诺肯定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笑了起来，然后风趣地说：“蒋介石老兄，把我们说得比‘狼桃还可怕呀！”
斯诺笑着说：“我那时确实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来红区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险冒得好！你将和那个法国画家一样，会成为世界上传奇式的人物。”
“你穿的草鞋还是‘空前绝后哩！”
延安时期，有一次，朱仲丽穿了一双前头用旧毛绒扎了两个漂亮绒球的草鞋，很是好看。
有一天傍晚，她碰见了毛泽东，他的眼睛一下子被她身上这一处新奇靓丽、与众不同所吸引。
毛泽东慨叹知识分子从穿皮鞋到穿草鞋是一个变化，就幽默地调侃道：“你穿的草鞋还是‘空前绝后哩！前面露出脚趾头，是‘空前，后头看见脚后跟，是‘绝后……我们是穿着草鞋闯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路哇！”
毛泽东的亲切幽默感，给当时的朱仲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也赠你们三件法宝”
1939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陕公、延安鲁艺（院长周扬）、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冯文彬、胡乔木主持）、延安工人学校（校长张浩）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全部开赴晋东南前线。7月初，四校完成整编任务。
7月9日，延安的华北联大举行开学典礼，并准备开赴前线。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给师生作报告。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号召大家“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去前线的学员送给毛泽东一面锦旗，毛泽东在报告中回赠他们“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革命的团结。
毛泽东很风趣地引用了《封神演义》里的一段故事，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原始天尊赠予他‘杏黄旗、‘打神鞭、‘方天印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件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你们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斯大林说，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现在的革命，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武装斗争，其他就没有办法。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这是指共产党要与共产党的同情者好好地团结起来。没有革命中心的团结，别的法宝就不能使用。”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只要好好掌握和运用这‘三个法宝，就什么敌人也不怕，什么困难也能战胜。”
“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既体面又威风”
1939年初秋，毛泽东应邀去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院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特意安排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等四人前往杨家岭接毛泽东。
他们走到半路时遇到毛泽东，便说：“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
毛泽东听后，摆摆手认真地说：“这样做有点儿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还要四个人来接，要不得！要不得！”
接着，毛泽东又不乏善意警示地幽默笑言：“哦，四个人，那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既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
听了毛泽东的这悉话，大家都禁不住笑了，毛泽东也跟着乐了。
这时，毛泽东才点到正题：“那才不像话嘛，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我们要养成一种新风气，延安风气，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
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幽默地讲了一段“引言”。
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为此就需要解决文艺工作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
“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国共和平谈判期间，除了参加谈判活动外，还抓住一切机会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包括跟顽固派头目打交道。毛泽东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
为此，毛泽东不仅会见了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还提出要见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随行的同志对毛泽东的这种举动感到十分意外，认为对这些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有什么好见的呢？
可是，毛泽东并不这样看。他向表示疑惑的同志们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
有一次，毛泽东去找陈立夫，一见面，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毛泽东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毛泽东接着还谈到：“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象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就这样，在谈笑自若中，毛泽东巧妙地批评了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说明了共产党的主张，提醒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
面对毛泽东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陈立夫手忙脚乱，无言以对，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又一次，毛泽东还去访问了戴季陶。从戴府出来时，正值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小道相逢，与毛泽东迎面碰到。蒋介石问毛泽东要去哪里，毛泽东说去看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怔，随后佯装笑意，说：“好，见见好，见见好。”
“高丽参？你可要给读者补一补，不要只补自己哟！”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晋绥军区司令部接见《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当听到一位同志姓阮后，毛泽东就风趣地说：“啊，今天遇到梁山泊的阮氏英雄了。你是阮老几呀？”
当听到一位编辑叫水江后，毛泽东又幽默地说：“那你可不缺水喽。”
接着，毛泽东又握住一位叫高丽生的编辑的手，笑着说：“高丽参？哈哈，是朝鲜人，还是朝鲜产的高级补品？你可要给读者补一补，不要只补自己哟！”
“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
某些党外人士对党的政策缺乏了解，思想负担很重，加入革命阵线后顾虑重重。毛泽东就用幽默的话语，形象的比喻，淡化矛盾，消除他们心中的误会。
1949年2月21日晚上，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接见起义不久的傅作义。
将要拜见毛泽东了，傅作义的心里总是有一种负罪感，忐忑不安，拘谨沉重，不知该跟毛泽东说什么好。
但他多虑了。一见面，毛泽东就亲切地握住他的手，愉快而幽默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这就是说对他过去罪行的清算结束了，他已成为共产党的朋友、亲人。
毛泽东谈吐风趣，妙语连珠，一语道破了傅作义的心思，使他起义后一个月来积聚在心头的疑虑顿时冰消雪化。
“你‘不云，天上没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
1949年9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单独约请民主人士程星龄到住所作客。
程星龄和毛泽东是湖南二师的校友，因此他揣了一本保存了30多年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赴约。
毛泽东听说他带来一本同学录，十分高兴，立即要过来翻阅。当翻到第26页时，毛泽东笑着说：“星龄呀，你的名字在这里。你的族兄颂公字颂云（即程潜），你的别号却是‘不云，我的叫‘润之呀。你‘不云，天上没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程星龄一听，拘谨顿释，也跟着幽默起来，笑着说：“主席，您先我入一师数年，已借得洞庭云雨，滋润着一师和三湘大地。我这般云水的人，也靠了您的滋润，才有今日啊！”
毛泽东谦虚地摆了摆手说：“你也不要恭维我了，恭维奉承我的多了，我就可能会晕头转向，搞不好不是降甘露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
毛泽东兴致很浓，幽默迭出。
“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
毛泽东和李达都是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字润之，李达字鹤鸣，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两人彼此都以字相称。全国解放后，李达任武汉大学校长。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到武汉视察，两个老战友喜相逢。这时，李达想改叫“主席”，但又一下子很不习惯，一连“毛主”了好几次，“席”字还是说不出来。
见李达如此像口吃一样难为情的窘态，毛泽东幽默地缓解道：“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指中共一大中央局宣传主任）嘛，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
二人入座之后，李达说：“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引经据典地侃侃而谈：“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和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李达再次领教了毛泽东那将博学多识、形象比喻和幽默风趣完美揉合在一起的超凡才智，对毛泽东愈发由衷地折服起来。
“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
建国初期，有一天，卫士封耀松把自己默写的白居易的《卖炭翁》交给毛泽东“检查”时，毛泽东看后指着一行问：“这句怎么念？”封耀松答道：“心忧炭贱愿天寒。”毛泽东又问：“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在扰乱么。”接着毛泽东再问道：“这句怎么念？”封耀松又答道：“晓驾炭车辗冰辙。”毛泽东笑着说：“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
1958年9月，毛泽东南巡到了上海进行视察。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向市委负责人表示，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听后表示说：“好啊，我也想见见他。”
当赵超构得知毛泽东同意接见他的消息后，他心里倒觉得有些七上八下，浮想联翩，有点坐卧不安了。
1957年3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开会以前，赵超构曾提出过“软些”的办报方针。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他，并对他的“软些”方针提出了批评：“软些，软些，软到哪里去呢？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是要软中有硬。”
当时，赵超构没有完全领会到毛泽东的精神，又写了一些杂文，毛泽东读后并不满意。同年6月30日，毛泽东又召见了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的赵超构。赵超构想起自己的错误，一见面就提出辞去晚报总编一职。但是，毛泽东还像往常一样，面露微笑：“最好还是回去当总编辑吧！”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还关切地问：“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无权？”毛泽东的关心使赵超构非常激动。毛泽东还严肃地指出，“办报要分清两个阶级的办报路线。”并具体地剖析了赵超构写的那些杂文的错误，勉励他今后改正。
赵超构想到这些，心中不免生出几许不痛快来，又加之紧张，禁不住为后天的接见担心。
9月17日一大早，赵超构就来到了上海市委，一个秘书把他领进了休息室。他只好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
不一会儿，市委管文化的副书记走了进来：“老赵，走，主席在等你呢。”赵超构随他来到小会议室，一眼就看见了坐在中间沙发上的谈笑风生的毛泽东。
毛泽东也一眼看见站在门口的赵超构。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一见面毛泽东笑了笑，环顾了在座的其他人，并且诙谐亲切地向大家介绍说：“宋高宗的哥哥来了！”
顿时，整个会场的气氛更加轻松活泼，屋里的人都笑了起来，赵超构的拘谨也一下就解除了，在笑声中轻松了许多。
原来，宋朝皇帝宋高宗叫赵构，这位总编辑叫赵超构，如此看来，以“宋高宗的哥哥”来称呼这位总编辑是恰如其分了。
“这是最好的无痛分娩”
长江私营民生轮船公司经过20年的惨淡经营，由最初的一艘70多吨的“民生”小轮发展起来，成为我国内河私营航运业中最大的一家，但由于该公司是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机构臃肿庞大，经营不善，生产效率低，又经常发生事故，所以解放后18个月统计亏损1300多万元，加上负债累累，内外债高达800多万元，面临垮台的危险，人民政府虽然不断贷款维持，但因公司本身没有从根本上改革，仍不能扭转亏损局面。1950年3月，老板卢作孚先生通过该公司驻京代表何顿仁先生向周总理请示要求以派代表的方式参加董事会，帮助该公司渡过难关，这事儿毛泽东是知道的。
1959年3月，毛泽东视察长江登上黄鹤楼时，问湖北的同志：“民生轮船公司现在怎么样了？”
“去年，他们派代表和中央交通部多次协商，并以董事会的名义正式提出公私合营的请求后，9月1日正式解组，政府投资1000万元，我方担任公私合营的总经理，张文昂、有文同志和童少生、张文智先生为副总经理，根据生产需要，逐步进行调整和改造，现在已经起死回生，扭亏为盈了。”
“好！”毛泽东猛地一拍大腿。这两年他一直在苦苦思考一条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听到这个情况，高兴地说：“这是最好的无痛分娩，毛毛顺利地就产下来了，这个方法值得大力推广。”
“这叫和尚打伞——无发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
1970年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拜见了毛泽东。 两位老朋友在谈到中美关系话题时毛泽东感慨万分：“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没完没了，胖的拖瘦，瘦的拖死。”“真是名副其实的马拉松会谈。”
斯诺说：“主席愿意见尼克松么？”
毛泽东幽默地伸出一个指头，放在嘴唇边作出一个“嘘”的动作：“他如果想来北京，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还是要批评他的。”
在12月底与毛泽东长谈5个小时后，斯诺问道：“主席先生，两个月前在天安门上，您曾告诉我您不满意目前的情况，您能给我解释吗？”
毛泽东坦诚地说：“其实我是非常讨厌个人崇拜的，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必要采取这种讨人嫌的做法。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我记得在1965年我采访您以后写到了这个问题，有人批评我。那么现在呢？”斯诺问道。
毛泽东说：“现在不同了，崇拜得有些过分了，一些人在那里搞形式主义。搞所谓的‘四个伟大，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讨人嫌的，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就是教员。我本来就是当教员的出身，在我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我就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称号都是要一概去掉的。”
斯诺还依然故我地持有他那种记者风格——打破沙锅问到底，他继续问道：“主席先生，俄国人害怕中国吗？”
“有人是这样说，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毛泽东伸出他的小手指说。“而俄国的原子弹有那么大。”毛泽东又伸出他的大拇指说，“俄国和美国的原子弹加起来，”毛泽东把两个拇指并在一起说，“有这么大。”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中国和俄国是谁打了第一枪呢？”斯诺问道。
“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人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后来我们叫人家修正主义。我们发表了俄国人的批评文章，但是俄国人不敢发表我们的批评文章。他们后来就派古巴人，随后又派罗马尼亚人来要求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我说，那不行。如果必要的话，要争论一万年。后来俄国人自己来了。我对他说，我只能减少一千年，但是不能再减了。”说着，毛泽东笑了。大家都笑了。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下午一点了。斯诺起身告辞，临行前他提到爱泼斯坦先生被关进了监狱，希望毛主席能关心一下。
“好，我知道了。”毛泽东站起来和斯诺手拉着手一起走出家门，“斯诺先生，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35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这时，毛泽东又想起了什么似地说，“在北京的那几位外国朋友是不是跟你谈起了个人崇拜问题呢？”
“是谈了一些，但没有您这么坦率。”斯诺说。
“他们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了话。我是无法无天。”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一句，“这叫和尚打伞——无发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
大家都被毛泽东如此谈笑风生的幽默风趣逗得开怀而笑。
就这样，斯诺结束了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斯诺夫妇乘车离开中南海时，毛泽东穿着一件毛呢大衣站在冬日午后的阳光中向他们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