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贯与秘密大营救

    傅茶生

    

    

    1942年春，在沦陷后的香港，发生一件引起中外注目的大事，数百名被日军搜捕的抗日爱国志士、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突然从日军的封锁下神秘地“失踪”了。几个月后，他们却安然地出现在抗日后方和根据地，敌人为之目瞪口呆，这就是被史上称为“秘密大营救”的事件。

    这场闻名中外的秘密大营救，取得完全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历史奇观。它曾被茅盾先生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场秘密大营救的胜利，我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支部队受命后，严密组织、全力以赴，不畏难、不怕牺牲，机智勇敢地护送一批又一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闯过险关，安全到达目的地，无一人受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肝胆相照、血肉相联的亲密关系。在整个秘密大营救的过程，有个重要人物跟随廖承志的身后，此人便是连贯。

    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矮子”

    连贯1906年出生在大埔县枫朗，小时候在大埔中学、梅州中学读书，1925年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广州工委领导下开展学生运动。1936年，赴香港担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区总部秘书、党组书记，后任中共香港工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港九工委委员，负责统战、侨务工作。

    1938年1月，中共中央在香港设立了以廖承志、潘汉年为代表的八路军办事处，连贯也被调过来，担任办事处的秘书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主持日常工作，成为廖承志的得力助手。考虑港英当局的所谓“中立地位”，办事处不公开挂牌，而是挂“粤华公司”的牌子，表面经营茶叶批发生意，一些半公开的工作在这里进行，而通信联络、接收和转运物资、接送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等工作则分散各处，这些工作都由连贯负责领导。当时，经常在香港九龙一些半公开的场所出现“胖子”和“矮子”，即廖承志、连贯。这个绰号是廖承志起的，他自称是“胖子”，连贯是“矮子”，潘汉年是“麻子”，乔冠华是“长子”。

    连贯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和条件，组织各界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救国会”、“读书会”，秘密发展党组织；创办刊物，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募捐财物，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动员进步青年、医务人员、汽车司机、记者等参加抗日战争；做好华侨工作，派出丁波、吴荻舟、陈夏苏等分赴东南亚各国，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募捐活动。

    1939年3月11日，港英政府查封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粤华公司”，连贯被拘留，后经宋庆龄、周恩来等人多方交涉，由廖承志出面担保，始获释放。

    二、制定营救方案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就在这一天，党中央、周恩来先后两次电示八路军驻香港负责人廖承志等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遭到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聚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广州湾（现湛江）或东江转入后方安全地区。

    这些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大多是在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来到香港的。他们原来在重庆、桂林等地结社办报，通过各种途径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因而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在“国统区”无法立足。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我党安排他们撤到香港，并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便于他们进行抗日反蒋的爱国民主活动。

    日军进攻香港前夕，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正在香港开会，张文彬、尹林平、梁广、杨康华均在香港。收到电报后，廖承志立即与他们联系，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的紧急指示，并共同研究部署了营救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方案。大家认为，对党中央和南方局电令的营救任务，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和危险，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完成。他们意识到，由于日军早已知悉香港有一批抗日进步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必将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因此，形势是严峻的，时间是紧迫的。困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危在旦夕，必须乘敌人立足未稳，情况尚不熟悉之际，以最快的速度开展营救。

    早在日军开始进攻九龙之时，廖承志已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派乔冠华、叶以群到九龙，把找到的文化界人士都送到香港，为他们寻找住处隐蔽起来。与此同时，连贯等人也通知了原住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要他们立即搬家隐蔽，等候撤退。因此，会议研究决定，分头与他们取得联系，设法把他们从香港营救到九龙，然后护送到东江游击区，再从那里转送到大后方。会议作出分工：刘少文负责香港方面的联络营救工作，尹林平负责布置九龙到东江的游击区的护送和接待工作，廖承志和连贯迅速经东江游击区到韶关和老隆布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掩护地点和交通线。

    廖承志和连贯决定，带乔冠华一起随行离开香港，因乔冠华在香港公开活动多，早已列入日侵略者的黑名单之中。同时乔有一位好朋友赵玉肩，在韶关余汉谋的十二集团军当参谋长，这个关系对营救工作有帮助。

    1942年元旦凌晨，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和张文彬、尹林平等再次召开“临战”会议，专门研究从九龙抢救到游击区和以后的接应、转送等各种问题。这时，在九龙半岛，东江游击队开辟两条路线：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进入宝安游击区陆上交通线；另一条是九龙至西贡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对这两条路线的武装护送、沿途食宿、警戒以及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们都一一作了研究，然后由尹林平向游击队进行部署。

    三、先行先试交通线

    元月2日早晨，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一行动身先行先试水上交通线，即由九龙至西贡镇，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路线。决定先行先试这条交通线的原因是他们预计到走这条交通线的人数会较多，同时这条交通线日、伪、匪、顽、特林立，比较复杂险恶。通过先行先试，以便发现问题，纠正不足，总结经验，保证民主和文化界人士顺利安全到达。

    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一行混在难民队伍里，在李健行的秘密护送下，出了旺角来到蒲岗圩口。李健行对前来接应的港九大队大队长黄冠芳说：“任务重要，多加小心。”并示意几位护送对象，黄冠芳很机警地领会了。他看见“一个胖子，穿着黑上衣，头戴鸭舌帽；一个矮个子，穿着中式棉袍；一个高个子，戴着眼镜，斯文的知识分子”，他们就是夹在难民中的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黄冠芳从容地走了上去，把事先准备拜神用的香烛、供品等交给他们各拿一份，便大摇大摆地领着他们出了九龙城，上了观音山。

    难民队伍从观音山一直转到牛池湾。黄冠芳注意到，东江游击队手枪中队长江水率领一支武工队员已在这里接应了，就悄悄地向江水进行工作“移交”。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三人在前有短枪队员侦察开路，后有短枪队员护送的情况下，下午五时顺利赶到大环头村，准备东渡大鹏湾。

    早已做好准备工作的游击队长蔡国梁亲自到大环头来向廖承志他们汇报情况，建议晚上渡海，马上行动，廖承志同意了。凌晨三时，两条武装护航船顺利到达沙鱼涌海域，等到早晨五时，通过讯号同沙鱼涌方面取得联系之后，护航船才靠岸。这时东江游击队惠阳大队的十几位便衣人员早已在那里迎接他们了。

    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一行在东江游击队惠阳大队的大队部所在地，惠阳县田头山石桥坑，与先后来到的尹林平、张文彬一起开了一个会议。详细研究了从宝安游击区、惠阳游击区通往惠州的安全护送工作。并将香港沦陷后营救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和计划拟好电报稿，由尹林平和张文彬通过东江游击队总部的电台向党中央报告。

    1942年1月中旬，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从惠阳游击区经坪山、茶园、淡水等敌、伪、匪、顽占据的犬牙交错的复杂地区，先后又碰到过几番“险情”，才来到惠州城。

    惠州是东江的政治、经济中心，水陆交通方便，是通往内地的必经之地。那时，惠州城的处境是险恶的，日本侵略军占领惠阳、宝安广大地区后，几次到惠州城烧杀抢掠，制造白色恐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大批部队就驻在惠州北面，日军一撤离惠州城，他们就乘虚而入，到处强化保甲政权，扶植地主武装。香港沦陷后，他们知道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要经过东江回内地，就急忙调集特务，加强东江一带视察活动，并在惠州、河源、老隆等地的旅店布满了特务，还搞了一个“港九难侨登记处”，限令从港九回来的人都要亲自前往登记，同时增派水陆关卡，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这对接应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三人进入惠州城，惠阳县委负责人卢伟如在东江酒楼向他们详细汇报了惠州城内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部署和我们的应对工作。廖承志听后，对联络站的接应、护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安全措施作出了进一步的指导和部署。鉴于城内危险的处境，廖承志还规定两条纪律，一是不准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上街公开活动；二是把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笔和本子等收起来集中保管，以免暴露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连贯强调说：要提醒住在东湖酒楼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说话举动都要格外小心，警惕楼上国民党师长的怀疑，还要求为了预防万一，茅盾等重要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到惠州后，要安排到“东和行”去住，不要住在东湖酒楼。

    这时，在惠阳游击区组织领导抢救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工作的南委副书记张文彬派身边工作人员司徒炳鹤赴韶关粤北省委途经惠州，廖承志、连贯得知后，要卢伟如通知他到惠州西湖苏小小墓前秘密会面。司徒炳鹤依约前往，廖承志、连贯对如何准备接应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工作，对他作了详细指示，并委托他向粤北省委传达。此外，廖承志、连贯在惠州还要卢伟如安排约见了从香港脱险归来的胡一声同志，和他们研究了在老隆、兴梅一线护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工作。

    因为有了先行先试这条交通线的实践经验，廖承志、连贯他们更确切地知道，由于广九和粤汉铁路南段均被日军控制，他们要把从香港抢救出来的脱险者更安全地转移，则非经惠州北上老隆不可。老隆是龙川县的重镇，东江航运的终点，从老隆西可去韶关，经河南转桂、黔、川；东可去兴、梅、埔转闽西南、闽西北并辗转到皖南、苏北。此时，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三人作出分工，廖承志一人赴重庆向南方局周恩来同志汇报香港沦陷后的工作，连贯在老隆组织转运工作，乔冠华去韶关组织转运工作。

    1942年1月下旬，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三人从惠州坐船到老隆。到达老隆后，廖承志向东江后方特委党组织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安排了接应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工作后，就离开老隆，随后乔冠华也去了韶关，留下连贯组织运转工作。

    四、建立营救中转站

    惠州和老隆都是“国统区”。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已经知道有大批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从香港进入东江游击区，要经老隆到内地去，便在码头、车站设关卡和检查站，并派出特务到旅店，企图缉捕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紧紧依靠地下党组织和秘密工作的方法，是寸步难行的。连贯抓紧时机，尽快地在惠州、老隆等地建立起与韶关、兴宁、梅州都有联系的秘密中转站，确保护送工作顺利完成。这便是以廖安祥为经理的惠州“源吉行”，以及连贯亲自掌握的老隆“义孚行”和“香港汽车材料行”。

    惠州转运站由廖安祥和卢伟如负责。廖安祥是连贯的梅州同乡，是一个很有侠义精神的爱国商人，抗战前夜，与连贯相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后，成为廖承志和连贯的交通员。他在太平洋战争前，原本曾在香港办过一家“东利运输公司”，并在淡水、惠州都设有办事处，在惠州商界中有一些熟人和老股东，所以由他来办一个商行是顺理成章的。连贯与廖承志商议，决定交给廖安祥三万元，要他在“东利运输公司”的基础上办一个“源吉行”，与地下党惠州地区的负责人卢伟如的秘密联络站结合起来工作（名义上卢伟如为副经理）。因为有东江游击队的帮助，“源吉行”可以从香港采购出汽车轮胎、汽车零件和汽油等战时的紧俏物资，沿途得到东江游击队帮助押送，“源吉行”的生意很快就做得有声有色，同各个方面都有着“联系”，不但吸引了许多商家，连国民党驻在惠州的要员和部队也都争相同他们做起生意来。廖安祥还借着谈生意的机会，请国民党部队驻在惠州的师长张光琼、副师长温淑海及他们的参谋长等人到惠州西湖艇上去吃饭，并替他们在香港买东西。廖安祥与他们关系紧密，从他们那里搞到几百张“通行证”。我党从香港抢救出来准备转送内地的人士及其家属，便作为“源吉行”的客商、股东和关系人受到接待，并持有同“源吉行”关系的“通行证”而顺利通行。廖安祥同他们打交道中，有时还可以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源吉行”还赚了一些钱，正好就用作转送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经费。

    老隆是从香港撤回大后方的必经之路，老隆的中转站由连贯亲自掌握。中转站设在老隆城的“义孚行”和“香港汽车材料行”里，这两家商行的老板都和我们地下党有统战关系。连贯作为香港的客商和股东住在这里。帮助连贯工作的，主要是中共东江后方特委的一些同志，另外，还有原在香港和乔冠华一起主办“香港中国通讯社”的胡一声和郑展等同志。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从惠州乘船到了老隆，就由交通员带到这两个商行来找连贯或郑展他们，然后就以接待“香港股东”、有关系的“华侨”或“逃难家属”的名义，给他们安排食宿。因为他们一般都持有我们在惠州国民党军队那里搞到的“通行证”，所以很容易过关。但鉴于国民党特务缉捕越来越紧，为避免意外，多数人只住一至二个晚上，随即乘我们联系好的车辆再转韶关；少数人则由胡一声等护送，也是以“商行”的名义为掩护，经兴宁、梅县、大埔等前往闽西，或再转到苏北等地。

    此外，连贯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先安排柳亚子和邹韬奋在附近农村隐蔽下来，然后再护送出去。

    五、妻儿流落惠州城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连贯在老隆居然意外地接到了从香港逃难回来的妻儿三人，顿时放下了心上的一块大石头。原来，在秘密大营救工作之初，连贯考虑到千斤重担在身，恐怕顾不上妻子儿女，就给患难之妻韩雪明留下了一些钱，说“现在有很重要的任务要我去完成，不可能带你们一起走，你和三个孩子以后到老隆来找我吧。”自从连贯在铜锣湾避风塘的船上开会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里。韩雪明只好带着八岁、四岁、两岁的三个小孩，跟着难民一起逃难。隆冬时节，天寒地冻，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千辛万苦，两岁的小孩还得了重病，不久竟夭折了。沿途又遭日本飞机的轰炸，险些遇害。最不幸的是，快到惠州时，又遭到土匪抢劫，抢去了所有财物。母子几人身无分文，在惠州举目无亲，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恰好遇到邹韬奋等一批被护送的“文化人”，要坐船到老隆去。韩雪明硬着头皮向他们表明身份，恳求坐他们的船去老隆找连贯。邹韬奋等人好生奇怪，连贯他们组织大营救，安排得那样周到，每站都有专人接送，而他的家属怎么会流落街头？哪有这样不合逻辑的事？这种情况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又看到这母子几人确实可怜，就算是骗子，也不忍心见死不救，反正船上还有地方，于是就让他们上了船。船到了老隆，见到连贯，这才证实这母子真是连贯的家属，他们无不叹服，深受感动。

    1942年6月，秘密大营救接近尾声，先后发生“粤北事件”和“南委事件”，廖承志、张文彬先后被国民党逮捕，连贯奉中共中央之命进入东江游击区，任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统战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负责统战工作，兼港澳工委副书记。

    建国后，连贯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北京市侨联主席，中共八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1年12月2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五岁。

    主要参考资料：

    1、《胜利大营救》，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贤者不朽——连贯同志纪念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