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于“江湖”的社会学者
提到于建嵘，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个为农民代言的人。他虽是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却常与农民工呆在一起，倾听他们的呼声。他致力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他骂过很多官员，却有越来越多的官员请他去讲课。他忙得像只旋转的陀螺，以至于记者与他约的见面时间改了又改。
直到近日，他在微博上说，他回京了。于是我私信他，问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最后他定在了第二天上午，并告诉我明天来吃中午饭，随后，将详细的地址和交通方式都告诉了我。单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他是个细致、周到、体贴的人。那么，让我们走近于建嵘，听听他一路走来的足音吧！
他写过的唯一小说
按照于建嵘提供的地址，我来到他在北京宋庄的农家院。在著名的“东书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房间里的书和画，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那幅《母亲》的油画。那是以一位上访者为原型画的，生动地反映了上访者悲苦与劳累的形象。母亲头上顶着的“冤”字，触及灵魂。我的目光在那张画上停留了许久，与其说我在欣赏读那幅画，不如说我在读那位母亲，更是在读于建嵘笔下的母亲……
于建嵘与我在网上见到的照片一样，圆脸型，卷曲的头发，黑框眼镜。上身穿着一件深色的蓝色T恤，下身也是深色的蓝色休闲裤子，光着脚穿着一双黑色皮鞋。他谈话风趣幽默，始终带着微笑，偶尔发出吃吃的笑声。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我在他对面的竹椅上坐了下来，他将沏好的一壶茶给我倒上了一杯，便翻开我送给他的两本小说，最后在其中一本书上停了下来，他仔细地看了一小章。然后盯着记者说：“看文学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的内心世界，因为文学作品的表达，反映作者的思想。文学作品不像论文，论文是框架基本一样，然后就是论点、论证、论据。”
“《我的父亲是流氓》是迄今为止，我写的唯一一篇小说。”于建嵘如是说。
2000年，于建嵘正在华中师范大学“三农”学者徐勇门下攻读博士生。还有一年，于建嵘就将毕业。在于建嵘居住的博士楼对面住着攻读文学博士的周泉以及另外一个同学。
当时于建嵘正在写博士论文，周泉他们说，你这个搞社会学的人，不懂得形象思维，是写不出小说的。于建嵘不服气地说，你们瞎说。周泉他们激将他说，你有本事写个小说给我们看看。
于是于建嵘将自己关在屋子里，用了三天时间就写出了《我的父亲是流氓》的小说。小说中的父亲就是以他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
“黑人”身份的苦涩童年
于建嵘的父亲出生在湖南永州农村，他爷爷是一个裁缝，也算是本地有一点影响力的秀才。爷爷死后不久，奶奶也死了。父亲那时候才十几岁，就成了一个孤儿。他常常在外流浪，加上没有吃的，没有住的，就参加了游击队。
他身上有一股杀气，即便在“文革”时期被打倒之后，红卫兵也不敢整他，知道他杀过人。“父亲一开始为了生计而参加革命，他杀过很多人，那时候，杀人还可以立功的。”于建嵘说，“当一个人可以决定别人生死的时候，他一定会产生崇高感。”
解放之后，父亲成了老革命。母亲那个时候在团委当保姆，他们结婚之后，父亲被调到衡阳，做了一个县团级干部。他为人讲义气，经常为下属和老百姓办一些无原则的事，虽深得下属和同事的敬重，但也因此官越当越小。到后来，他只是一个地方国营企业的厂长。尽管如此，“文革”时还是靠边站，下放到车间劳动。
1967年，于建嵘的母亲下放到农村，那时的于建嵘只有六岁。母亲带走了他和姐姐。于建嵘成了没有户口、布票、粮票等基本生存保障的“黑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去粮站免费帮忙打扫卫生，或者到黑市去买红薯。打扫卫生是为了在扫地的时候搜集米袋里漏出来的米粒。有些人小时候说某样东西吃多了，现在都不吃。而我小时候主要吃红薯，现在还是特别喜欢吃。
尽管沦落底层，于建嵘的父亲还是喜欢穿着军大衣，在大街上威武地走来走去。父亲身材高大魁梧，与母亲的娇小形成了鲜明对比。年幼的于建嵘喜欢跟在父亲的后面，他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我当了八年的‘黑人，从六岁到十四岁。”于建嵘说。现在上学需要户口，那时上学也是需要户口的。没有户口的于建嵘没有资格上学，八岁时，是父亲通过各种关系，把他送进一所小学旁听。母亲没有布票，就去找人讨了一个麻袋，花几毛钱请裁缝给他做了一件衣服，那人眼睛瞎，衣服口袋一个缝在里面，一个缝在外面，但那时却是他最好的衣服，他穿着它就上学去了。班长认出了他，对别人说：“他怎么到我们班来了？他是黑人！”老师不在，他们就把他往外拖。他拽着桌子不愿意走，缝在外面的那个口袋勾住了桌子，拉扯之下，他唯一的好衣服被撕烂了。看着被撕破得不成样的衣服，他跑到学校后院的马路边痛哭起来。
智慧的父亲为了安抚于建嵘那颗受伤的心，假装办事的样子路过，用那双温暖有力的手爱抚着于建嵘的头，但却泪湿眼眶。这也是于建嵘唯一一次看到父亲的流泪。从此以后，无论如何，他都不愿意到学校里去了。
于建嵘说，因为没有户口，也没有人敢租房子给他们，他们到处流浪，到后来，全部的家当就是一个锅、两个被子，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
“黑人身份”对他来说，整整八年。这决定了他今天的许多选择及性格。有了这样的人生遭遇，也确立了于建嵘的奋斗目标。
于建嵘说：“父亲一生的朋友很多，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他的朋友。他讲义气，但没党性，在工厂当厂长，看到老百姓吃苦，他就把猪杀了分给大家吃。还有自己的一套辩解说辞。他讲简单的道理，说人家对你好，你就要对人家好，要真诚待人。他这种性情是和体制规则冲突的。在湖南只要报他的名号，大家就知道。1979年我考上大学时，第一次自己出远门到湖南长沙上学， 刚到学校操场的新生报到处，就听到高音喇叭喊着我的名字，几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人在那里等着。见此情景，我吓得不敢应声，因为自己没干坏事，怎么招徕这么多穿制服的？但最后还是回答我是于建嵘。为首的那人告诉我说他是父亲的兄弟，特意来迎接我的。大学四年，他一直给我送来吃的、穿的。不经意的时候，父亲帮助过的人会给予我各种帮助。大学快毕业时，他去世了，他们单位的人接我。他见到我后，一口血吐了出去就死了。”
于建嵘谈起童年，那些曾经非常沉重的东西在今天已然变成了一种谈资，唯有谈到父亲，去世的父亲仿佛复活了。于建嵘的父亲，一生充满着浓烈色彩，个性鲜明，对人真诚，仁义，这些贯穿了他的一生。1978年，他的父亲平反四个月后就病死了。正是这样的父亲的经历，构成了于建嵘笔下的那部小说的基本素材。
挣钱是为了自由
于建嵘大学上的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在大学里，他遇到了不少志同道合，或者有着相同生活经历的同学。也许是青春年少，也许是一腔热血，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如何改革”等一系列关乎国家命运的话题，但是出路在哪里，还是未知的。但这些打开了于建嵘的眼界，使他对一些东西有了新的认识。他发现在校园里思想是平等的，身份是平等的，没有人会因为你曾经是“黑人”而歧视你。
大学毕业后，于建嵘被分配到《衡阳日报》做记者。几年的记者生涯让于建嵘感受多多，他不满足于现状，他需要改变，也许是跟随那颗不安分的心。
“改行做律师，其实也是为了生存，是为了多挣些钱！”于建嵘说。这或多或少是童年苦涩的生活带给他的影响吧。1987年，于建嵘辞去记者工作，改行当了律师，成为了中国第一批获得律师资格证的人。
于建嵘天天帮别人打官司，到处去赚钱，几年时间下来，挣了12000块钱。那个时候，一般人一个月只挣50块钱，他有20年的工资了。手里有钱，心里不慌的于建嵘，带着这些钱去了海南。
在海南，于建嵘替人要账，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万元。他说，拿到拿笔钱，激动得一个晚上没睡觉。做了一年多，他发现钱好赚，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干，有一次给别人写一页纸的法律文书，就赚了60万。当他们赚到1000多万的时候，于建嵘不想干了，觉得没意思，坚决要分钱。最后拿到200多万的于建嵘，买了一个2万多块钱的大哥大，开着车，开始云游全国。
情系中国农村
于建嵘云游到武汉时，读了一本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很受启发，于是决定师从徐勇教授，研究中国农村问题。
于建嵘说，他考上大学离开家乡时，曾经发过誓，先解决生活问题，但他这一生的目标是：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把一个黄皮肤的孩子变成黑人；其次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后代再不这样被人变成黑人。所以他赚钱之后坚决要分钱，当年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获得自由，因为没有钱就没有自由。
于建嵘说：“1997年，我刚考上学界赫赫有名的徐勇教授的博士生。他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不准我到处走，让我老老实实待着，那一年我看了好多书。第二年，他却说你不能在学校待了，你必须去做调查。这是徐勇老师对我的两个最大的启示：第一，你必须读书；第二，你必须做调查。他还告诉我，一定要进入体制，否则你没有话语权。”
于是，于建嵘走出了校门，沿着毛泽东20世纪20年代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农村考察，并选择了“岳村”，即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作为调查点。
有过记者、律师、学者的经历，让于建嵘具有高度的职业敏感，他记录下每天在路上遇到的各种人以及乡村变化。“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于建嵘说。经过两年奔波，他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中国。2001年，于建嵘完成了轰动学界的《岳村政治》一书，他也因此名声大噪，渐入公众视野。
随后，于建嵘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随着他的不懈努力，荣誉也纷至沓来：2003年获《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2004年获《南方周末》“特别致敬人物”称号、2005年获《中国新闻周刊》“‘三农研究（专著）奖”。
于建嵘致力于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投身公益事业，他在微博上发起“随手公益”活动得到众多网友及爱心人士的支持。“随手公益”活动由“随手拍照”、“随手送书下乡”、“随手送温暖”组成，活动自发起至今已使数万弱势群体受益，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
于建嵘是一位敢于讲真话的人，当问及讲真话会不会对自己的工作带来影响时，他说，无所谓，我不怕失业，我根本也不在乎社科院怎么看，我不靠工资生活，我10年前把该赚的钱都赚了。没有生活的忧虑和恐惧，才敢说话。再说了，我是从社会最底层走出来了，也无所谓得失。
食品安全频发是利益的驱动
与于建嵘老师聊天是愉快的，可以用不设防来形容。我们想到什么聊什么，最后我们聊到食品安全的问题。
于建嵘老师说：“我们吃的食品安全与不安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市场经济中间，人们受利益驱使，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意识到危害；二是当前我国出现一些不讲诚信的行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经济发展过快，对问题本身的危害不明确，以前认为安全的食品，在多年后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现在我们一提到食品安全，好像很多是农民的问题，但是实际也有政府的责任问题。比如曾经报道的‘山东农民用剧毒农药种生姜 只卖不吃，好像这些农民唯利是图，都不注意食品安全，把不安全都转嫁到城里人身上，这是不完全对的想法。因为农民需要参与食品安全的环节，需要受到培训，需要组织。但是现在农民的收入、生活环境和状况，会制约他们做以上事情的能力。假如我们过分强调，好像就是把这种责任给农民了，我认为有点不大公平。所以我认为关心农产品的安全，和关心农民本身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同时，现在也有大量劣质产品都往农村销售，农民本身生存状况已经这么恶劣，有些农民连饭都吃不上。其实，城里很多环境污染的问题也会危及到食品安全，采矿和化工业造成的污染，使有的地方的水根本都没法吃，现在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民有时候的选择也是矛盾的选择，他们也存在困惑。”
直到近日，他在微博上说，他回京了。于是我私信他，问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最后他定在了第二天上午，并告诉我明天来吃中午饭，随后，将详细的地址和交通方式都告诉了我。单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他是个细致、周到、体贴的人。那么，让我们走近于建嵘，听听他一路走来的足音吧！
他写过的唯一小说
按照于建嵘提供的地址，我来到他在北京宋庄的农家院。在著名的“东书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房间里的书和画，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那幅《母亲》的油画。那是以一位上访者为原型画的，生动地反映了上访者悲苦与劳累的形象。母亲头上顶着的“冤”字，触及灵魂。我的目光在那张画上停留了许久，与其说我在欣赏读那幅画，不如说我在读那位母亲，更是在读于建嵘笔下的母亲……
于建嵘与我在网上见到的照片一样，圆脸型，卷曲的头发，黑框眼镜。上身穿着一件深色的蓝色T恤，下身也是深色的蓝色休闲裤子，光着脚穿着一双黑色皮鞋。他谈话风趣幽默，始终带着微笑，偶尔发出吃吃的笑声。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我在他对面的竹椅上坐了下来，他将沏好的一壶茶给我倒上了一杯，便翻开我送给他的两本小说，最后在其中一本书上停了下来，他仔细地看了一小章。然后盯着记者说：“看文学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的内心世界，因为文学作品的表达，反映作者的思想。文学作品不像论文，论文是框架基本一样，然后就是论点、论证、论据。”
“《我的父亲是流氓》是迄今为止，我写的唯一一篇小说。”于建嵘如是说。
2000年，于建嵘正在华中师范大学“三农”学者徐勇门下攻读博士生。还有一年，于建嵘就将毕业。在于建嵘居住的博士楼对面住着攻读文学博士的周泉以及另外一个同学。
当时于建嵘正在写博士论文，周泉他们说，你这个搞社会学的人，不懂得形象思维，是写不出小说的。于建嵘不服气地说，你们瞎说。周泉他们激将他说，你有本事写个小说给我们看看。
于是于建嵘将自己关在屋子里，用了三天时间就写出了《我的父亲是流氓》的小说。小说中的父亲就是以他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
“黑人”身份的苦涩童年
于建嵘的父亲出生在湖南永州农村，他爷爷是一个裁缝，也算是本地有一点影响力的秀才。爷爷死后不久，奶奶也死了。父亲那时候才十几岁，就成了一个孤儿。他常常在外流浪，加上没有吃的，没有住的，就参加了游击队。
他身上有一股杀气，即便在“文革”时期被打倒之后，红卫兵也不敢整他，知道他杀过人。“父亲一开始为了生计而参加革命，他杀过很多人，那时候，杀人还可以立功的。”于建嵘说，“当一个人可以决定别人生死的时候，他一定会产生崇高感。”
解放之后，父亲成了老革命。母亲那个时候在团委当保姆，他们结婚之后，父亲被调到衡阳，做了一个县团级干部。他为人讲义气，经常为下属和老百姓办一些无原则的事，虽深得下属和同事的敬重，但也因此官越当越小。到后来，他只是一个地方国营企业的厂长。尽管如此，“文革”时还是靠边站，下放到车间劳动。
1967年，于建嵘的母亲下放到农村，那时的于建嵘只有六岁。母亲带走了他和姐姐。于建嵘成了没有户口、布票、粮票等基本生存保障的“黑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去粮站免费帮忙打扫卫生，或者到黑市去买红薯。打扫卫生是为了在扫地的时候搜集米袋里漏出来的米粒。有些人小时候说某样东西吃多了，现在都不吃。而我小时候主要吃红薯，现在还是特别喜欢吃。
尽管沦落底层，于建嵘的父亲还是喜欢穿着军大衣，在大街上威武地走来走去。父亲身材高大魁梧，与母亲的娇小形成了鲜明对比。年幼的于建嵘喜欢跟在父亲的后面，他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我当了八年的‘黑人，从六岁到十四岁。”于建嵘说。现在上学需要户口，那时上学也是需要户口的。没有户口的于建嵘没有资格上学，八岁时，是父亲通过各种关系，把他送进一所小学旁听。母亲没有布票，就去找人讨了一个麻袋，花几毛钱请裁缝给他做了一件衣服，那人眼睛瞎，衣服口袋一个缝在里面，一个缝在外面，但那时却是他最好的衣服，他穿着它就上学去了。班长认出了他，对别人说：“他怎么到我们班来了？他是黑人！”老师不在，他们就把他往外拖。他拽着桌子不愿意走，缝在外面的那个口袋勾住了桌子，拉扯之下，他唯一的好衣服被撕烂了。看着被撕破得不成样的衣服，他跑到学校后院的马路边痛哭起来。
智慧的父亲为了安抚于建嵘那颗受伤的心，假装办事的样子路过，用那双温暖有力的手爱抚着于建嵘的头，但却泪湿眼眶。这也是于建嵘唯一一次看到父亲的流泪。从此以后，无论如何，他都不愿意到学校里去了。
于建嵘说，因为没有户口，也没有人敢租房子给他们，他们到处流浪，到后来，全部的家当就是一个锅、两个被子，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
“黑人身份”对他来说，整整八年。这决定了他今天的许多选择及性格。有了这样的人生遭遇，也确立了于建嵘的奋斗目标。
于建嵘说：“父亲一生的朋友很多，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他的朋友。他讲义气，但没党性，在工厂当厂长，看到老百姓吃苦，他就把猪杀了分给大家吃。还有自己的一套辩解说辞。他讲简单的道理，说人家对你好，你就要对人家好，要真诚待人。他这种性情是和体制规则冲突的。在湖南只要报他的名号，大家就知道。1979年我考上大学时，第一次自己出远门到湖南长沙上学， 刚到学校操场的新生报到处，就听到高音喇叭喊着我的名字，几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人在那里等着。见此情景，我吓得不敢应声，因为自己没干坏事，怎么招徕这么多穿制服的？但最后还是回答我是于建嵘。为首的那人告诉我说他是父亲的兄弟，特意来迎接我的。大学四年，他一直给我送来吃的、穿的。不经意的时候，父亲帮助过的人会给予我各种帮助。大学快毕业时，他去世了，他们单位的人接我。他见到我后，一口血吐了出去就死了。”
于建嵘谈起童年，那些曾经非常沉重的东西在今天已然变成了一种谈资，唯有谈到父亲，去世的父亲仿佛复活了。于建嵘的父亲，一生充满着浓烈色彩，个性鲜明，对人真诚，仁义，这些贯穿了他的一生。1978年，他的父亲平反四个月后就病死了。正是这样的父亲的经历，构成了于建嵘笔下的那部小说的基本素材。
挣钱是为了自由
于建嵘大学上的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在大学里，他遇到了不少志同道合，或者有着相同生活经历的同学。也许是青春年少，也许是一腔热血，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如何改革”等一系列关乎国家命运的话题，但是出路在哪里，还是未知的。但这些打开了于建嵘的眼界，使他对一些东西有了新的认识。他发现在校园里思想是平等的，身份是平等的，没有人会因为你曾经是“黑人”而歧视你。
大学毕业后，于建嵘被分配到《衡阳日报》做记者。几年的记者生涯让于建嵘感受多多，他不满足于现状，他需要改变，也许是跟随那颗不安分的心。
“改行做律师，其实也是为了生存，是为了多挣些钱！”于建嵘说。这或多或少是童年苦涩的生活带给他的影响吧。1987年，于建嵘辞去记者工作，改行当了律师，成为了中国第一批获得律师资格证的人。
于建嵘天天帮别人打官司，到处去赚钱，几年时间下来，挣了12000块钱。那个时候，一般人一个月只挣50块钱，他有20年的工资了。手里有钱，心里不慌的于建嵘，带着这些钱去了海南。
在海南，于建嵘替人要账，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万元。他说，拿到拿笔钱，激动得一个晚上没睡觉。做了一年多，他发现钱好赚，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干，有一次给别人写一页纸的法律文书，就赚了60万。当他们赚到1000多万的时候，于建嵘不想干了，觉得没意思，坚决要分钱。最后拿到200多万的于建嵘，买了一个2万多块钱的大哥大，开着车，开始云游全国。
情系中国农村
于建嵘云游到武汉时，读了一本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很受启发，于是决定师从徐勇教授，研究中国农村问题。
于建嵘说，他考上大学离开家乡时，曾经发过誓，先解决生活问题，但他这一生的目标是：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把一个黄皮肤的孩子变成黑人；其次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后代再不这样被人变成黑人。所以他赚钱之后坚决要分钱，当年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获得自由，因为没有钱就没有自由。
于建嵘说：“1997年，我刚考上学界赫赫有名的徐勇教授的博士生。他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不准我到处走，让我老老实实待着，那一年我看了好多书。第二年，他却说你不能在学校待了，你必须去做调查。这是徐勇老师对我的两个最大的启示：第一，你必须读书；第二，你必须做调查。他还告诉我，一定要进入体制，否则你没有话语权。”
于是，于建嵘走出了校门，沿着毛泽东20世纪20年代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农村考察，并选择了“岳村”，即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作为调查点。
有过记者、律师、学者的经历，让于建嵘具有高度的职业敏感，他记录下每天在路上遇到的各种人以及乡村变化。“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于建嵘说。经过两年奔波，他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中国。2001年，于建嵘完成了轰动学界的《岳村政治》一书，他也因此名声大噪，渐入公众视野。
随后，于建嵘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随着他的不懈努力，荣誉也纷至沓来：2003年获《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2004年获《南方周末》“特别致敬人物”称号、2005年获《中国新闻周刊》“‘三农研究（专著）奖”。
于建嵘致力于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投身公益事业，他在微博上发起“随手公益”活动得到众多网友及爱心人士的支持。“随手公益”活动由“随手拍照”、“随手送书下乡”、“随手送温暖”组成，活动自发起至今已使数万弱势群体受益，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
于建嵘是一位敢于讲真话的人，当问及讲真话会不会对自己的工作带来影响时，他说，无所谓，我不怕失业，我根本也不在乎社科院怎么看，我不靠工资生活，我10年前把该赚的钱都赚了。没有生活的忧虑和恐惧，才敢说话。再说了，我是从社会最底层走出来了，也无所谓得失。
食品安全频发是利益的驱动
与于建嵘老师聊天是愉快的，可以用不设防来形容。我们想到什么聊什么，最后我们聊到食品安全的问题。
于建嵘老师说：“我们吃的食品安全与不安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市场经济中间，人们受利益驱使，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意识到危害；二是当前我国出现一些不讲诚信的行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经济发展过快，对问题本身的危害不明确，以前认为安全的食品，在多年后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现在我们一提到食品安全，好像很多是农民的问题，但是实际也有政府的责任问题。比如曾经报道的‘山东农民用剧毒农药种生姜 只卖不吃，好像这些农民唯利是图，都不注意食品安全，把不安全都转嫁到城里人身上，这是不完全对的想法。因为农民需要参与食品安全的环节，需要受到培训，需要组织。但是现在农民的收入、生活环境和状况，会制约他们做以上事情的能力。假如我们过分强调，好像就是把这种责任给农民了，我认为有点不大公平。所以我认为关心农产品的安全，和关心农民本身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同时，现在也有大量劣质产品都往农村销售，农民本身生存状况已经这么恶劣，有些农民连饭都吃不上。其实，城里很多环境污染的问题也会危及到食品安全，采矿和化工业造成的污染，使有的地方的水根本都没法吃，现在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民有时候的选择也是矛盾的选择，他们也存在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