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史编纂中史论结合问题研究

    张小正

    摘 要：“史论结合”是史书的主体，编史者在记述历史事件中，反思其因果关系，总结其经验教训，探索其发展规律，是其基本任务、根本宗旨和资政功能。它与志书的“述而不论”有其严格规定和要求。结合编史实践，从史与志的不同叙述方式、评论的撰写方法等，对“史论结合”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史论结合 评述方法 探索研究

    “盛世修史，懿年纂志”。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今两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从2004年起，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启动了二轮修志工作。省、市、县（区）的交通志和水运志（篇）、公路志（篇）也同时启动。从2010年起，在交通运输部和中国航海学会统一部署下，当代中国水路交通发展史丛书、当代长江航运发展史丛书的编纂工作，也正式启动。笔者在审读已出版的和尚未出版的几部当代航运（港口）史稿中，存在着史志混杂、不伦不类、资料堆砌、有史无论等等现象，史书的存史、资政功能欠缺。因此，对史书的史论结合问题的研究，已成当务之急。

    史论结合，论述是史书的主体

    “志属史类”，史书与志书记载的都是历史事实，但史书与志书不同，志书是记史，史书是述史。志书以类记事，史书以时记事。史书可以出面评论，史论结合；志书是资料性著述，以记地、记物、记事、记言为主要对象，不需撰者出面评论功过是非，不需“以论带史”，也不夹叙夹议，必要时至多三言两语，议论与事实叙述浑然一体。

    史书主要记述历史，一般以时间、事件、人物等为线索，倾向于纵向的发展，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分析、研究，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故论述是史书的主体。编史要求史论结合，在真实地记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同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历史进行全面的考察，对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多样性、特殊性及曲折和偏差等表明正确的认识，得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

    志书使用记述文体，述而不论。要求把事物的特点、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和人物的经历如实地表述出来，将是非、功过、得失、褒贬、盛衰、成败、经验、教训等寓于记述之中，让事实说话，不妄加评论。即“寓观点于叙述之中”。这是区别史与志的叙述方法的标志。

    是史？是志？不伦不类

    现已出版和即将定稿的专业史中，史论结合的问题解决得不够好，有史无论的现象较普遍，史书的存史、资政功能欠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多是写好的。对1957年起逐渐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危害，以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害写得不够，有的更是一笔带过；如有的史稿记述“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在结尾时写到：“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样记述历史，有史无论，不能在历史中提炼出表明社会发展中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因而也就失去了为决策者提供借鉴的社会价值。有的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写得多、教训记得不全面，尤其是对各届领导班子的政绩不敢评价。因此，一些史稿看不出各届领导班子的功过是非，他们在施政其间对该地发展的兴衰起伏产生了什么作用？后任领导难以借鉴：前几届领导班子有哪些功过，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导致的，本届领导班子要如何发扬优点，纠正缺点，才能留下良好记录。史书的“资治”功能没有实现。因此，编写当代史时，不能象写志书那样只对历史进行客观记述，而应该做到史论结合。

    统一认识，恪守史德

    由于编纂当代航运发展史书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中，许多条件发生了变化，编史者对如何设计篇目、搜集资料、写好史稿存在不少想法。有的认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理论观点、政策措施、环境条件变化很大，不同年份有当时的不同情况，史书应以史实为根据，要尊重当时的档案资料，不能用现在最新的理论观点、政策规定去衡量历史。还有认为史书是官修的资料性文献，主要记述正面材料，记述曲折、教训、矛盾和负面材料要特别慎重，少写为宜，写多了审稿时不易通过。有些编史者在思想上有顾虑，怕影响领导威信，怕给本届班子抹黑。“当代修志，隔代编史”古有定例。存在这些想法和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有些合理的因素应该认真对待，正确寻求解决办法，但首先要从思想上统一认识。

    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很显然，史志一样，都具有资治借鉴的功用。笔者在编写《当代安徽航运发展史》深化航运管理体制改革一节时，就表明了这一观点。记述经济工作，既要记述发展的经验，也要记述经济过热的教训，这样才能记述清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真实。同样，在记述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既要记述体改的成功经验，也要记述体改进程中的成败得失，尤其是通过实践的检验，凸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也应如实反映，这样才能为今后妥善解决矛盾，进一步理顺体制，提供有益的借鉴。邓小平同志说过：“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教训往往比经验更可贵。记述政绩工程的同时，也要注意其是否经得起时间考验，这些都应在史书中真实反映、如实记述。

    一部史书应该对历史发展情况实事求是，有褒有贬，这是史志理论上充分肯定的观点，但现实生活中，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时还有不少阻力。在改革开放的32年历史中，伟大的成就谁也不会否定，但前进中还存在问题、矛盾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恰当地记述负面的材料，实际上只会起警示作用，真正达到以史为鉴的宗旨。应该相信，作为一个开明的领导是会正确对待工作中的功过是非的。总结前人的得失，为今人借鉴，总结今人的得失，为后人参考。这就是我们编写当代航运史的指导思想，也是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我们应该消除顾虑，排除阻力，恪守史德，直笔无隐，还历史的真实面貌，做一个真正对得起子孙后代的编史工作者。

    评论的撰写方法

    评论的撰写方法，有多种多样。现代史学家共认的评论方法主要有三种，仅以《当代安徽航运发展史》为例：

    一是叙前小议法。在叙事之前，对所叙之事提出议论。在每一章前面写有一段小序，把本章的主要史实和对工作得失予以评述。如：

    第二章 安徽航运的曲折发展

    （1966-1977年）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安徽的航运事业受到严重破坏。一是把组织搞乱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航运系统的各级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失去指挥功能。二是在理论和政策上混淆了是非，搞乱了生产秩序。客货运输无制度，无政府主义泛滥，运输生产呈现一片混乱状态。三是调度失灵，投资失控。该办的事情不能办，不该办的事被“造反派”逼着办，造成轻重倒置，缓急失序。四是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职工队伍的团结被破坏。这些方面的后果是严重的。

    另一方面，这个期间安徽航运建设在困境中排除干扰，坚持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诸如：疏浚整治航道，兴建、扩建港口码头，在水利工程建设的淠河总干渠、驷马山干渠、新汴河、茨淮新河、新白塔河等5条人工运河上进行通航配套设施，使之成为良好的航道，同时还实现了合裕航道渠化通航以及修造客货船舶等等。1971年后，邓小平倡导企业整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但在建设过程中，因为决策缺乏民主化、科学化，在没有落实全部工程包括配套工程在内的建设总方案和总投资情况下，就匆忙进行孤立的、超前的、单独立项的工程建设，结果造成一些建设项目或因资金不足而停建；或因调查不准，信息失真，虽然建成而废弃无用；或因相关的配套工程未能同步建设而不能形成生产能力。

    二是夹叙夹议法。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当以叙事为主，把对一个事件的评议，寓于叙事之中。如记述水监体制改革过程中写到：

    此次改革后，长江海事局与地方海事局各自履行管理职能，努力构建和谐海事，维护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的稳定。但是，由于存在隶属关系、机构建制、管辖范围和难易程度不同，监管设备和手段、保障设施资金投入、职工福利待遇等存在较大差异，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评论）。于是2007年，在全国海事工作会议上，部党组提出“全国海事一家人，水上监管一盘棋，行政执法一面旗”的理念，要求坚持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不搞各自为阵、自成体系。各个单位的发展要与全国海事发展总体战略相适应，局部服务全局（叙史）。

    三是叙后议事法。叙述每一件事后，对事件加以评论。如在叙述1964年长江航运实行统一管理（即托拉斯）史实后，评述道：

    试办“托拉斯”后，为后来安徽境内运力的发展和客货运输设施，创造了良好条件。它有雄厚力量承担大宗的紧急的运输任务，并且由于长航船舶用的燃料价格比地方船舶用的燃料价格约低60%，因而运价偏低，为旅客、货主节约了旅费和物资流转费用。

    但“托拉斯”后，长江航运局统得过死，集中过多，规定省属轮驳船一律不得进入长江，形成独家经营；所有货物运输过去都是就地托运，“托拉斯”后，要到长江轮船公司营运站托运，增加了物资部门托运货物的麻烦；在运力交接方面，安徽被收去70%的船舶，剩下来的船舶大部份质量很差，有的已经不能参加运营，使地方航运伤了元气，长期不能恢复。“托拉斯”后，使安徽失去南北调节的条件，没有实施“托拉斯”前，长江、淮河船舶运输，遇到季节性水位差异和货源发生不平衡时，可以在江、淮予以调节；“托拉斯”后，淮河水系枯水季节和货源发生不平衡时，不能进入长江运营，被迫到江苏、浙江一带讨货装运，远征劳师，于经营管理十分不利。

    以上几种评述方法，可根据不同情况选用，唯适是从。但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工作都是由集体领导、集体智慧做出的，因而对重大事件的评述，也都要经过集体讨论，取得共识的意见，再撰写成文，不能以笔者个人“因爱而溢其美”、“因憎而增其恶”，妄加评论。

    （作者单位：安徽省港航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