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青年运动领导人刘光

    邱少平

    1946年7月16日，刘光因积劳成疾在上海病逝后，重庆《新华日报》连续7天刊出刘光同志逝世的《讣告》。7月23日，《新华日报》出版《刘光同志逝世追悼特刊》，吴玉章同志题写悼词说：“刘光同志坚忍沉毅，做事踏实，生活刻苦，为群众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特别为青年群众所热爱。今不幸病逝，实为我党我国之一大损失。”在延安，新华社发表了刘光逝世消息，并叙述刘光同志革命生平。1946年8月21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刘光追悼会。会场悬挂的中共中央挽词说：“刘光同志是青年工人与学生的良友，是努力向群众学习，忠实为群众服务的模范共产党员。他对于中国青年运动的贡献，永不磨灭。”《解放日报》在追悼会的报道中，称刘光是“中国青年运动领袖”。

    从童子团走上革命道路

    刘光，原名刘普济，乳名金娃子，参加革命后曾用名刘金修（在湘鄂西苏区时）、李杏林（在苏联学习时）、刘光、刘光悌（在重庆时期），1917年8月24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今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镇。他的父亲刘运鸿（又名刘勋阁），是镇上开百货店的小商人。刘光有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1923年至1924 年间，他在泉交河慈善堂小学读书。

    1926年，当大革命风暴席卷湖南时，刘光的父亲接受了革命思想，从省城长沙带回一批新书刊，把百货店改为新书店。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县农民协会财务委员，常以家财充作公需。在父亲的影响下，刘光9岁参加童子团，为工农纠察队站岗放哨、看管土豪劣绅、张贴标语等，表现十分积极。

    “马日事变”后，反动军队大肆搜捕和枪杀革命者，悬赏捉拿刘光的父亲等革命人士，还扬言要逮捕刘光这个“小暴徒”。刘光只好随父母逃离家乡，先逃到南县乌嘴舅父家，接着又流浪到邻近的湖北石首县横沟市。他父亲在这里找到了党组织，刘光被送到新昌高小念书，仅读了一年便退学回家，参加儿童团和少先队的工作。1930年，刘光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泥巴区泥巴沱市少共支部书记和团区委执委巡视员。同年，刘光负责筹备县儿童局，很快当选为团石首县委儿童局书记，他还任团省委文书。这时，他的父亲是石首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年初，红军主力撤离洪湖革命根据地后，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刘光等人被包围在湖北东山，情况危急。突围后，为了保存力量，党决定派一批干部组成家庭到苏区以外去开展工作。这样，刘光便随父亲辗转来到上海。一时找不到组织，他只好卖水果、当小工以维持生活。接上组织关系后，刘运鸿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刘光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上海儿童局书记，并参加少共上海区委的领导工作。

    1932年“一·二八”凇沪抗战时，刘光受共青团江苏省委派遣，在民间做青年工作。他发动工厂、学校、弄堂里的青少年儿童为19路军将士募捐，在街头写标语、发传单，剪断敌人的电话线，还组织童子军团去前线慰问。由于工作出色，得到上级组织的肯定，于当年6月被派往苏联，参加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来他留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及东方大学学习，并在少共国际实习一年，以后还到工厂当过工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光于1938年初由苏联回国，不久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调到西安担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青救）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主编《青年战线》，宣传青年抗日救亡运动，介绍国际青年运动和各地青年运动的经验、动态等。刘光和宣侠父、冯文彬、胡乔木、黄华、张琴秋等发表了许多关于青年运动的重要文章。他还在泾阳县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兼任教员，讲授《国际青年运动》课程，深受学员欢迎。其讲课提纲经过整理，辑成《论青年与青年运动》一书，于1939年在延安出版。

    1939年春，刘光被中共中央调回延安，与胡乔木共同主编《中国青年》杂志，并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不久兼任《中国青年》社社长。经过党的培养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刘光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职业青年工作者。

    组织和领导大后方青年运动

    1940年5月，刘光随周恩来去重庆做大后方的青年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是蒋南翔，刘光任副书记。1941年1 月“皖南事变”后，形势发生变化，南方局青委成员大部分撤离重庆，南方局青委改为青年组，由刘光担任组长，指导国民党统治区西南各省的革命青年运动，并主编《新华日报》的《青年生活》专栏。

    当时，由于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统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大后方的青年运动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一部分青年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持悲观失望和冷漠态度，另外一部分激进青年则急于大干一场，发起成立全国性的进步青年团体，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青年运动面临许多复杂而急迫的问题：如何唤醒沉睡的青年？如何给迷惘者指明方向？怎样振奋意志消沉者的士气？怎样帮助激进者克服急躁冒进情绪？被捕的青年如何营救？有被捕危险的青年怎样安排？这都需要刘光和青年组的同志们去处理解决，以打开大后方青年运动的新局面。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刘光和战友们忠实执行和运用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深入学校、工厂进行调查研究，与青年们交友谈心，不畏天寒地冻，道路泥泞，也不怕特务盯梢，辛勤地在各处播下革命的种子。他把主编的《青年生活》专栏，作为联系、团结、教育青年的重要阵地，每期每篇文章，都要亲自修改，精心布局，反复琢磨。青年们则把《青年生活》看作自己的精神园地，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

    随着青年组联系的积极分子日益增多，原有的联系方式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刘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进步青年中建立秘密“据点”。每个“据点”由三五个或七八个进步青年骨干组成，是一种不定型、无名称、无章程的“组织”。“据点”及所联系的成员遵守秘密工作的原则，只有纵的关系，不发生横的来往。“据点”成员转移到新的单位或地区，也不转移关系，仍与原“据点”保持联系，另外发展新的“据点”。“据点”首先在重庆地区建立，1942年底，重庆地区已发展建立了沙磁区（中央大学）、北碚区（复旦大学）、朝阳学院、世界语学会、职业青年、农村青年等九个“据点”，核心成员达250多人。至1945年春，青年组在重庆地区已发展“据点”达48个，核心骨干分子近千人。刘光定期召集“据点”负责人开会，帮助他们学习理论和政策，交流工作经验。这期间，在成都、昆明、乐山、江津、宜宾、三台、遵义、赤水、城固、兰州等地， 也都有直接间接联系的“据点”或积极分子。“据点”接受南方局青年组领导，在各单位开展工作，联系更多进步青年，与反动势力周旋。在白色恐怖严重的革命低潮时期，采取这种组织形式，既便于青年组与进步青年保持经常的联系，而又使国民党特务难以捉摸，不至于遭到破坏。刘光和青年组就是通过这些“据点”，巧妙地进行党的工作，积蓄了革命力量。在四次反共高潮的前后，在许多没有中共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单位和地方，正是依靠这种“据点”而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这种适应时势的组织形式，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青年组的一种创造。在刘光和南方局青年组的艰苦努力下，大后方的青年工作已积蓄了相当大的力量。它为大后方青年运动的新高涨，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刘光和青年组感到，“据点”这种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和群众斗争的新局面。因此，根据青年和学生的迫切要求，刘光和青年组着手在“据点”基础上建立中共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从1944年底到1945年春，重庆的沙磁区以中央大学为主体，北碚区以复旦大学为主干，分别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接着，又在青年工人中成立了半公开的中国职业青年社、陪都青年联谊会。在昆明，以西南联大为主体，1945年初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在青年工人中单独成立了民主工人同盟（工盟），在职业青年中成立了新民主主义联盟（新联）。其他各地也建立了各种类似的组织。这些组织与刘光和青年组定期联系，把大后方的青年运动逐步推向高潮。

    从1944年冬天起，刘光和青年组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动员进步青年去四川农村。二是向中原解放区输送干部。以《青年生活》专刊发表文章相号召，仅几个月时间就有将近500人到达李先念部队，多数是大学生，使国民党的大学成为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

    1945年2月20日，重庆发生了特务田凯枪杀电力工人胡世合的事件，引起了广大职工的愤怒。起因是田凯等人庇护的店家窃电不让检查。事件发生后，刘光等即向周恩来、王若飞同志汇报，决定因势利导，发动一场群众斗争。在王若飞的领导下，刘光和张黎群设立了秘密指挥部，制定斗争策略，充分发动群众，终于达到枪毙特务分子田凯、抚恤胡世合遗属的目的。

    同年12月1日，抗日战争胜利后数月，昆明发生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国民党武装特务镇压各校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师生，杀害学生3人、青年教师1人，受伤25人。刘光在《青年生活》发表《纪念一二九声援昆明同学》一文，发动各地声援，并指示所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大学新闻》作了大量报道。重庆举行群众性的公祭活动声援昆明学生，其他各地也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抗议活动。这是一二九以来最大的一次青年运动，把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1946年初，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会议久拖不决，广大群众非常不满。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青年组刘光、朱语今等，以沙磁区中央大学的新青社为核心，发动了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万人大游行，直到政协会场。中大校长吴有训、重大教授马寅初等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国民政府大楼的石柱上贴满了“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标语。政协代表们当众表示支持学生们的要求。游行当晚，中大新青社负责人向刘光汇报了运动开展情况。次日，《新华日报》以较大篇幅报道了这次游行，还配发了短评。在刘光主编的《青年生活》专刊上，以《重庆学生大游行》为题发表文章说：“在广大人民表面沉默、内心焦灼的时候，首先喊出自己欲吐未吐的心声。”同时，刘光对这次运动进行了总结：“在国府所在地的陪都，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还是破例的第一次，它不仅给市民深刻的影响，而且也给国民党看看群众的力量。”

    仅仅几年时间，在刘光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大后方青年运动一度沉寂的局面被打破。青年组织发展壮大，群众运动风起云涌。

    壮志未酬身先殒

    由于长期繁重地忘我工作，刘光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胃溃疡病。

    1946年5月3日，刘光抱病随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由重庆飞往南京，随后转往上海。刘光和青年组有一个宏伟的设想，就是把上海作为领导国统区青年运动的重要基地。为了加强对青年的宣传教育，他把在重庆公开出版的《中国学生导报》、《大学新闻》、《青年知识》等青年报刊的负责人都调到上海，准备在上海复刊。还筹划出英文版《中国青年》杂志。为此，他还自学英文，随身带着英文课本和字典。

    刘光为青年工作殚精竭虑，兢兢业业。他每天早出晚归，在外面饥一餐饱一顿，生活很不规律，又听说国民党政府不准《新华日报》迁往南京、上海出版。对于失去《青年生活》专刊这个重要宣传阵地，他心情郁闷，非常痛苦，以至胃溃疡病复发，大口吐血，被送到附近的上海市立第四医院救治。7月16日早晨，经多方抢救无效而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志和战友，离开了妻子和刚刚满月的女儿。

    党希望刘光到上海后，能够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干，开辟青年工作的新局面，把中国青年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但是，还不满30岁的刘光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