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中的学生定位再思考
何深思 王英红
学生力量在高等教育中具有资源性品质
1.在思维序列中提供逆向思维的天然存在
反向思维是完成对一事物全面认识过程的必备条件，是对事物得出准确的结论和判断的重要思维过程。然而，反向思维获得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已有成形结论的前提下，任何反向思维和倾向，都会遭遇强大的成形结论的分化、虹吸、制约和反击。而在高校中，学生资源的开发却可以使各种向度的思维保持一种均衡。在教学关系中，教师和学生的思考方位天然相对：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授业和立论，而学生的主要任务则是习业和求解。面对一系列生疏的问题，学生所处的思考位置首先是怀疑者和异议者。在教师正向地立论和证实过程中，学生则会试图去废论或证伪。这种尝试极为可贵，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完成对问题的真正理解和内化；另一方面教师也会不断从反向思维中获得启示和提升。只有对学生力量加以鼓励，为各种向度的思维提供宽松持续的存在条件，才可以通过构建思维序列的科学均衡，创造大学活跃优质的学术思考秩序。
2.对成形结论保持挑战权威的常态力量
挑战权威的力量一向是学术进步的助推器，可谓弥足珍贵，而这种力量也同样十分难得，因为其必需具备足够的基础和勇气。高校大学生已积累一定的学识基础，同时学生身份又会为其带来双重解脱：一方面，明确的学生身份，可以使其完全卸去厚重的面子压力和人际负担，不懂就问，敢于质疑；另一方面，学术功底不足，也使其摆脱了既往结论对思想的捆绑和束缚，使各种想象得以无拘无束地释放和奔涌。学生的提问可能很简单、很幼稚，但也可能很直白、很锐利，可以实现从最浅显的层面，直击最深奥的塔顶，搭建不同知识结构的直接对接和多重组合。显然，这种率真和锐气，对于教育和学术都是难得的推进力量。只要加以鼓励和开发，就可以使其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激发和催化之力。对于学生来说，如果没有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就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就缺乏达到这种目标的强大动力，当然也就不会使自己迅速成长，到头来“超越权威”就会成为一句空话[1]。
3.在知识传承中建立代际头脑交互通路
教师与学生的深度交流，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代际之间头脑的对话和互动。由于教师和学生在年龄、出生背景和成长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相应地，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是非标准和认知判断存在着不同时代的印记和局限。高等教育可以通过启动学生资源，使得这些不同背景下形成的头脑，通过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多维度的思索、对话和交流，从而展现出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反映和判断，以此弥补时空变迁引发的对问题的理解不足与偏颇，使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思考，有效地经历历史的延伸、时间的考验以及多元价值的判断，从而更加趋近于真理；同时也使得优秀的思想精华得到有序地绵延发展和代际传承。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教育过程本身就可以实现这种难度较大的思想传递，并通过学生的更新不断延续，成为时代进步的可继承性推动力。
4.为学术生态环境搭建思想交集平台
优秀的理念和创新必须经过思想的交集、碰撞、萃取和提炼的全过程才能生成，而这一过程需要条件，即能够吸纳和集中这些思想的平台、场所和环境，正所谓“载道需用器”。没有这些条件，各种思想就会在零落和无着等原生状态中丢失，当然更无法实现升级。高等教育中，师生之间形成的对话、呼应、问答、辩证的学习平台，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交集的公共性平台。这一平台特点有三：一是成本低廉。依托教育过程，无需增加其他设施、费用。二是话题广泛。浅显的、深奥的，宏观的、细节的，都可以成为讨论元素。三是时时性。高校的思想平台是常设的，依托于日常教育过程，很少随意中断，为各种思想的涌流提供了常在的承接环境，不受各种客观因素变化左右、甚至不为强势力量或首长意志所禁锢。这种随时迎接、凝聚并释放思想的舒展环境，对高校、对社会来说都是重要的智慧源头。
学生资源型能量的流失分析
纵观我国实际，高校学生资源的上述品质常常被严重忽视。其原因表现为社会、历史、体制等各个方面：
1.中国传统社会中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的理念十分薄弱
早期人类社会，个人无法单独与自然抗争，因此自愿地从属于某个群体或部落，是人们生存的必然选择。在这种选择中，放弃个人主体诉求，顺从同化于整体权利是人的基本价值取向，个人的权利是完全被藐视的。在传统的中国，情况更为特殊，这一情形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推向了极致。从理论层面讲，儒学的思想从价值观上强调群体为本位、群体重于个体的价值取向。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旗之下，个人权利被过分挤压和抑制；从实践层面讲，家族及宗法关系使个人的群体性存在得到了完全的落实，个人的一切问题要由家族伦理来解决。家长对成员的全面严格控制，使个人的独立人格成长很难找到空间和机会。这种被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双重强化的群体本位思想，在中国基本上从未遭遇过其他思潮的有效冲击。至今，国民以所在单位或家庭为依托的群体存在意识仍很强烈，个人意志自觉地降于其下是多数人的选择。这种社会环境使高校中的师生关系定位及学生的自我行为确认深受影响，从而严重阻碍学生资源的有效利用。
2.传统教育观念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仍是主流
转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观念，被认为是从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的关键。传统教育以传承教育和接受教育为主，学生只能被动地、机械地接受教师讲授的知识，成为知识的容器和记录工具，这大大限制和压抑了学生原本灵动的思维个性[2]。在中国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或者以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教育共同体为中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首先，如前所述，社会传统对于这种转变缺少支持，这从大环境上阻碍着教育理念的转化速度。其次，以学生为中心，或者以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教育共同体为中心的转变，必须以学生主体意识的成熟为先决条件。而学生主体意识的成熟需要时间，也需要扶持和滋养，这同样要付出足够的耐心和持久努力。再次，转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模式，需要整个教育体系，乃至家庭教育理念的变革，很难指望成长于旧有传统教育体系中的年轻人进入大学之后，可以突然转变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之一，并在高等教育中发挥能动性作用。
3.学历社会机制将学生置于相对弱势地位
所谓学历社会，是指在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时，首先和关键的衡量标准是其学历水平的高低。学历社会一般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学历文凭在社会中被高度重视。第二，各种考试升学竞争异常激烈[3]。从这两个特点分析，我国的现实符合学历社会的特征。由于学历的重要，在学历社会中，握有文凭发放权利的一方，与希望获得学历文凭的另一方，在权利匹配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前者远远优于后者。学历发放一方是由一个强大的权利链条组成：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发放文凭的特许、学校对文凭发放规则的主导、教师对文凭发放规则的执行等多层环节。只要学生不能确认是否最终能取得学历文凭，他们必须谨小慎微地接受学校和教师的一切安排。此时，要学生坚持独立观点、敢于挑战权威，的确困难重重。即使获得了发挥作用的机会，也会因顾忌太重而结果大打折扣，使学生力量很难在高校教育中发挥最大作用。
4．教育管理行政化形成对学生的刚性束缚
我国高校管理方式较多地沿袭了行政管理理念，缺少教育活动特色。行政管理理念强调整齐划一、令行禁止，下级服从上级，标准化和程序化。而教育活动的目的是培养人才，人的个体差异，使教育活动的管理方式必须具备适合各式人才成长的差异性要求，而不能照搬其他领域的管理方式。教育活动沿用行政管理方式，使教育活动本身也变得行政色彩浓厚，背离教育活动的特殊规律。比如，各种管理规则设计出学生在校行为的统一标准，但缺少对个体学生差异特长的评价方式。很容易导致：抑制创新、鼓励服从；不倡导个性发展、只倡导步调一致；不赞赏标新立异、只赞赏接受认同，使管理规则为人才培养服务的关系出现倒置，背离了人的发展规律的要求，更阻断了学生资源在高校的开发利用。此外，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全方位控权和干预，以及对行政化管理的偏爱，也是导致高校管理方式行政化的重要原因。
推进高校学生力量的资源性转型
珍视高校宝贵的学生资源，开发和释放其应有的作用，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重视高校学生的资源性作用
如前所述，就全社会来讲，能够集结大批具备一定基础、又抱有进取愿望的青年学习者的机构，几乎只有大学。拥有这批独特的学生资源，就有义务使其发挥独特的作用，为其鲜亮的青春活力提供充足空间和引导，转而他们就可以激活和催化多层领域：他们追问教师，学者们就不敢懈怠；他们追问学术，研究则必须继续前行；他们对结论不满，会动手自己探索答案；他们感到束缚，会向不合理的规则挑战。正是在这种追问、不满、探索、挑战中，他们推进了学校的科研教学，也成就了自己的信心和能力。在经济领域，核心推动力来自于利益，而在学术领域，核心推动力则在于怀疑。这些怀疑精神最为充沛和执着的青年学生，在学术教育领域当然地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
2.实施教育体制的全面改革
应该说思想活跃、敢于怀疑等精神气质集中于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群体。如果这种精神气质在这一群体中都十分薄弱，等于整个社会这种气质的全面缺失。因此，培养和造就学生的这种气质，应该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具体需关注如下方面：其一，在所有教育环节中增加和健全鼓励学生进取向上、敢于怀疑的措施和方式，从小扶助这些品质在学生身上扎根生长。其二，清理和去除以往教育体制中，所有不利于上述精神气质成长的制度、规则和倾向，防止这些制度限制和打击学生的自信及潜能。不能因制度不当，而反向培养出一批顺从世故、胆怯消极的青年一代。其三，设计和加入促进学生合作能力和团队精神发展的规则，使其从小学会在关注他人、尊重他人的同时，实现自治自律、互相学习、共同提升。总之，将保护和培育年青一代的鲜活思想和挑战精神等品质纳入重点设计，才会使教育改革真正有所成就。
3.最大限度地为学生开辟自主空间
高校是系统教育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是培养学生的相关精神品质的重要阶段：从基础条件讲，进入高校的学生为年青的成年学习者，他们的能力有所积累、心智相对成熟，不致因教育环境的突然改革而太过无所适从；从教学内容讲，高等教育是一种相对特殊的教育，集教学科研于一身，学习中存有大量可以发挥和延展的空间和余地；从管理环境讲，高等教育中升学压力降低，细节性管理减少，各种评价体系有可能松动、调整和改善。据此，可以尝试：其一，将教学、科研、学生活动等所有空间尽量多地开放给学生参与，使其有机会释放思想，解禁观念，提升主动学习能力；其二，改善学生评价机制和考试方式，使学习者感到：即使是非常个性的努力，也同样受欢迎、被期许，并能获得肯定。考核标准要助力学生进取过程，而不是行为束缚；其三，有些活动可以连同规则的制定全部交给学生，使学生收获独自承担成功和失败的体验，激活其应对一切的内心深层创造力。
4.以权利意识激活学生实现自身能力的自觉努力
高校大学生既是成年人又是学生，这种双重身份使其拥有两个层级的权利：其一，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二，是作为受教育者的特殊社会角色的权利。后者一般可见于教育法律、行政法规、教育规章等有关规定[4]。权利意识是促使大学生完成人格转型，真正成长为“社会人”的关键性条件。一方面，权利意识是学生建立主体精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生才能清楚地认识自我、肯定自我，从而主导自我和实现自我，以主人的能动心态去积极完成学业和参与社会事务；另一方面，权利意识是学生建立责任担当的基础。从法哲学意义上讲，权利是无法单独存在的，获得权利与履行义务总是共生的双向对等关系。承担义务也同样是行使权利的另一种行为表现。如此，要为学生打开广阔的思想行为空间，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年青人特有的激情和创造力，使集中于高校的这些社会独特的人力资源，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董京泉.尊重权威 挑战权威 超越权威[J].东方论坛，2002，（4）：62
[2]陈翠玲.倡导研究性学习 回归学生主体地位[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20：（4）
[3]彭旭.我国学历社会存在的原因及其利弊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05，（9）：43
[4]陈展才.构建和谐校园师生关系[J].教育与探索，2007，（6）：146
本文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2009年度高教研究课题
（作者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于 洋]
学生力量在高等教育中具有资源性品质
1.在思维序列中提供逆向思维的天然存在
反向思维是完成对一事物全面认识过程的必备条件，是对事物得出准确的结论和判断的重要思维过程。然而，反向思维获得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已有成形结论的前提下，任何反向思维和倾向，都会遭遇强大的成形结论的分化、虹吸、制约和反击。而在高校中，学生资源的开发却可以使各种向度的思维保持一种均衡。在教学关系中，教师和学生的思考方位天然相对：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授业和立论，而学生的主要任务则是习业和求解。面对一系列生疏的问题，学生所处的思考位置首先是怀疑者和异议者。在教师正向地立论和证实过程中，学生则会试图去废论或证伪。这种尝试极为可贵，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完成对问题的真正理解和内化；另一方面教师也会不断从反向思维中获得启示和提升。只有对学生力量加以鼓励，为各种向度的思维提供宽松持续的存在条件，才可以通过构建思维序列的科学均衡，创造大学活跃优质的学术思考秩序。
2.对成形结论保持挑战权威的常态力量
挑战权威的力量一向是学术进步的助推器，可谓弥足珍贵，而这种力量也同样十分难得，因为其必需具备足够的基础和勇气。高校大学生已积累一定的学识基础，同时学生身份又会为其带来双重解脱：一方面，明确的学生身份，可以使其完全卸去厚重的面子压力和人际负担，不懂就问，敢于质疑；另一方面，学术功底不足，也使其摆脱了既往结论对思想的捆绑和束缚，使各种想象得以无拘无束地释放和奔涌。学生的提问可能很简单、很幼稚，但也可能很直白、很锐利，可以实现从最浅显的层面，直击最深奥的塔顶，搭建不同知识结构的直接对接和多重组合。显然，这种率真和锐气，对于教育和学术都是难得的推进力量。只要加以鼓励和开发，就可以使其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激发和催化之力。对于学生来说，如果没有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就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就缺乏达到这种目标的强大动力，当然也就不会使自己迅速成长，到头来“超越权威”就会成为一句空话[1]。
3.在知识传承中建立代际头脑交互通路
教师与学生的深度交流，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代际之间头脑的对话和互动。由于教师和学生在年龄、出生背景和成长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相应地，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是非标准和认知判断存在着不同时代的印记和局限。高等教育可以通过启动学生资源，使得这些不同背景下形成的头脑，通过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多维度的思索、对话和交流，从而展现出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反映和判断，以此弥补时空变迁引发的对问题的理解不足与偏颇，使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思考，有效地经历历史的延伸、时间的考验以及多元价值的判断，从而更加趋近于真理；同时也使得优秀的思想精华得到有序地绵延发展和代际传承。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教育过程本身就可以实现这种难度较大的思想传递，并通过学生的更新不断延续，成为时代进步的可继承性推动力。
4.为学术生态环境搭建思想交集平台
优秀的理念和创新必须经过思想的交集、碰撞、萃取和提炼的全过程才能生成，而这一过程需要条件，即能够吸纳和集中这些思想的平台、场所和环境，正所谓“载道需用器”。没有这些条件，各种思想就会在零落和无着等原生状态中丢失，当然更无法实现升级。高等教育中，师生之间形成的对话、呼应、问答、辩证的学习平台，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交集的公共性平台。这一平台特点有三：一是成本低廉。依托教育过程，无需增加其他设施、费用。二是话题广泛。浅显的、深奥的，宏观的、细节的，都可以成为讨论元素。三是时时性。高校的思想平台是常设的，依托于日常教育过程，很少随意中断，为各种思想的涌流提供了常在的承接环境，不受各种客观因素变化左右、甚至不为强势力量或首长意志所禁锢。这种随时迎接、凝聚并释放思想的舒展环境，对高校、对社会来说都是重要的智慧源头。
学生资源型能量的流失分析
纵观我国实际，高校学生资源的上述品质常常被严重忽视。其原因表现为社会、历史、体制等各个方面：
1.中国传统社会中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的理念十分薄弱
早期人类社会，个人无法单独与自然抗争，因此自愿地从属于某个群体或部落，是人们生存的必然选择。在这种选择中，放弃个人主体诉求，顺从同化于整体权利是人的基本价值取向，个人的权利是完全被藐视的。在传统的中国，情况更为特殊，这一情形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推向了极致。从理论层面讲，儒学的思想从价值观上强调群体为本位、群体重于个体的价值取向。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旗之下，个人权利被过分挤压和抑制；从实践层面讲，家族及宗法关系使个人的群体性存在得到了完全的落实，个人的一切问题要由家族伦理来解决。家长对成员的全面严格控制，使个人的独立人格成长很难找到空间和机会。这种被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双重强化的群体本位思想，在中国基本上从未遭遇过其他思潮的有效冲击。至今，国民以所在单位或家庭为依托的群体存在意识仍很强烈，个人意志自觉地降于其下是多数人的选择。这种社会环境使高校中的师生关系定位及学生的自我行为确认深受影响，从而严重阻碍学生资源的有效利用。
2.传统教育观念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仍是主流
转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观念，被认为是从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的关键。传统教育以传承教育和接受教育为主，学生只能被动地、机械地接受教师讲授的知识，成为知识的容器和记录工具，这大大限制和压抑了学生原本灵动的思维个性[2]。在中国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或者以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教育共同体为中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首先，如前所述，社会传统对于这种转变缺少支持，这从大环境上阻碍着教育理念的转化速度。其次，以学生为中心，或者以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教育共同体为中心的转变，必须以学生主体意识的成熟为先决条件。而学生主体意识的成熟需要时间，也需要扶持和滋养，这同样要付出足够的耐心和持久努力。再次，转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模式，需要整个教育体系，乃至家庭教育理念的变革，很难指望成长于旧有传统教育体系中的年轻人进入大学之后，可以突然转变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之一，并在高等教育中发挥能动性作用。
3.学历社会机制将学生置于相对弱势地位
所谓学历社会，是指在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时，首先和关键的衡量标准是其学历水平的高低。学历社会一般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学历文凭在社会中被高度重视。第二，各种考试升学竞争异常激烈[3]。从这两个特点分析，我国的现实符合学历社会的特征。由于学历的重要，在学历社会中，握有文凭发放权利的一方，与希望获得学历文凭的另一方，在权利匹配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前者远远优于后者。学历发放一方是由一个强大的权利链条组成：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发放文凭的特许、学校对文凭发放规则的主导、教师对文凭发放规则的执行等多层环节。只要学生不能确认是否最终能取得学历文凭，他们必须谨小慎微地接受学校和教师的一切安排。此时，要学生坚持独立观点、敢于挑战权威，的确困难重重。即使获得了发挥作用的机会，也会因顾忌太重而结果大打折扣，使学生力量很难在高校教育中发挥最大作用。
4．教育管理行政化形成对学生的刚性束缚
我国高校管理方式较多地沿袭了行政管理理念，缺少教育活动特色。行政管理理念强调整齐划一、令行禁止，下级服从上级，标准化和程序化。而教育活动的目的是培养人才，人的个体差异，使教育活动的管理方式必须具备适合各式人才成长的差异性要求，而不能照搬其他领域的管理方式。教育活动沿用行政管理方式，使教育活动本身也变得行政色彩浓厚，背离教育活动的特殊规律。比如，各种管理规则设计出学生在校行为的统一标准，但缺少对个体学生差异特长的评价方式。很容易导致：抑制创新、鼓励服从；不倡导个性发展、只倡导步调一致；不赞赏标新立异、只赞赏接受认同，使管理规则为人才培养服务的关系出现倒置，背离了人的发展规律的要求，更阻断了学生资源在高校的开发利用。此外，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全方位控权和干预，以及对行政化管理的偏爱，也是导致高校管理方式行政化的重要原因。
推进高校学生力量的资源性转型
珍视高校宝贵的学生资源，开发和释放其应有的作用，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重视高校学生的资源性作用
如前所述，就全社会来讲，能够集结大批具备一定基础、又抱有进取愿望的青年学习者的机构，几乎只有大学。拥有这批独特的学生资源，就有义务使其发挥独特的作用，为其鲜亮的青春活力提供充足空间和引导，转而他们就可以激活和催化多层领域：他们追问教师，学者们就不敢懈怠；他们追问学术，研究则必须继续前行；他们对结论不满，会动手自己探索答案；他们感到束缚，会向不合理的规则挑战。正是在这种追问、不满、探索、挑战中，他们推进了学校的科研教学，也成就了自己的信心和能力。在经济领域，核心推动力来自于利益，而在学术领域，核心推动力则在于怀疑。这些怀疑精神最为充沛和执着的青年学生，在学术教育领域当然地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
2.实施教育体制的全面改革
应该说思想活跃、敢于怀疑等精神气质集中于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群体。如果这种精神气质在这一群体中都十分薄弱，等于整个社会这种气质的全面缺失。因此，培养和造就学生的这种气质，应该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具体需关注如下方面：其一，在所有教育环节中增加和健全鼓励学生进取向上、敢于怀疑的措施和方式，从小扶助这些品质在学生身上扎根生长。其二，清理和去除以往教育体制中，所有不利于上述精神气质成长的制度、规则和倾向，防止这些制度限制和打击学生的自信及潜能。不能因制度不当，而反向培养出一批顺从世故、胆怯消极的青年一代。其三，设计和加入促进学生合作能力和团队精神发展的规则，使其从小学会在关注他人、尊重他人的同时，实现自治自律、互相学习、共同提升。总之，将保护和培育年青一代的鲜活思想和挑战精神等品质纳入重点设计，才会使教育改革真正有所成就。
3.最大限度地为学生开辟自主空间
高校是系统教育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是培养学生的相关精神品质的重要阶段：从基础条件讲，进入高校的学生为年青的成年学习者，他们的能力有所积累、心智相对成熟，不致因教育环境的突然改革而太过无所适从；从教学内容讲，高等教育是一种相对特殊的教育，集教学科研于一身，学习中存有大量可以发挥和延展的空间和余地；从管理环境讲，高等教育中升学压力降低，细节性管理减少，各种评价体系有可能松动、调整和改善。据此，可以尝试：其一，将教学、科研、学生活动等所有空间尽量多地开放给学生参与，使其有机会释放思想，解禁观念，提升主动学习能力；其二，改善学生评价机制和考试方式，使学习者感到：即使是非常个性的努力，也同样受欢迎、被期许，并能获得肯定。考核标准要助力学生进取过程，而不是行为束缚；其三，有些活动可以连同规则的制定全部交给学生，使学生收获独自承担成功和失败的体验，激活其应对一切的内心深层创造力。
4.以权利意识激活学生实现自身能力的自觉努力
高校大学生既是成年人又是学生，这种双重身份使其拥有两个层级的权利：其一，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二，是作为受教育者的特殊社会角色的权利。后者一般可见于教育法律、行政法规、教育规章等有关规定[4]。权利意识是促使大学生完成人格转型，真正成长为“社会人”的关键性条件。一方面，权利意识是学生建立主体精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生才能清楚地认识自我、肯定自我，从而主导自我和实现自我，以主人的能动心态去积极完成学业和参与社会事务；另一方面，权利意识是学生建立责任担当的基础。从法哲学意义上讲，权利是无法单独存在的，获得权利与履行义务总是共生的双向对等关系。承担义务也同样是行使权利的另一种行为表现。如此，要为学生打开广阔的思想行为空间，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年青人特有的激情和创造力，使集中于高校的这些社会独特的人力资源，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董京泉.尊重权威 挑战权威 超越权威[J].东方论坛，2002，（4）：62
[2]陈翠玲.倡导研究性学习 回归学生主体地位[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20：（4）
[3]彭旭.我国学历社会存在的原因及其利弊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05，（9）：43
[4]陈展才.构建和谐校园师生关系[J].教育与探索，2007，（6）：146
本文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2009年度高教研究课题
（作者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于 洋]
